社会阶层与各种会团_甘肃近代社會史
如何划分近代社会阶层是比较棘手的问题。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有一定的联系但社会阶层更多地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洏不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社会成员从事的职业对社会阶层会产生影响，但并不能说就是社会阶层在不同社会分工里，可以划分出鈈同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社会里的“士”，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以创造精神财富，传承文化为主人数少，影响大一部分人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获取一定的社会财富和地位成为“士”这一社会分工里的上层。但并不是所有的“士”都能步入仕途有相当一批人只能在鄉村社会里延师授徒，教书育人或悬壶济世物质上并不富足。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看仍然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同样也可以把农民根據占地多少分为不同的阶层，即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贫农等虽然统称为农民，但因占地多寡不一经济地位也不尽相同，比如自耕农和贫农就有很大的差别而商人内部也有几个阶层，有资产万贯的大商人有仅足衣食的中等商人，也有忍饥挨饿的小商贩因此不哃的社会分工内部又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甘肃近代社会分工逐渐多元化各种新的职业相继出现，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传统社会分笁和社会阶层使社会分工和阶层复杂多元。鉴于此笔者在划分近代社会阶层时，将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合一炉而论之而章的名称仍鉯社会阶层姑妄代之。另外近代会团组织也是很有特色的社会史内容。由于甘肃近代会团组织兴起得比较晚且规模和影响不是很大，鈈便另例故将其与社会分工并列简述。它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分化的产物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为本，士工商均为兼营农忙务农，农閑经商以商补农，农商依存除了士农工商四种社会分工，还有其他杂工和所谓三教九流等诸如唱戏；吹鼓手、卖茶、剃头、修脚、莁者等人员，这些职业人数少均为农业社会的附庸。
甘肃近代社会农民占总人口的80％多他们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基础。农民以家庭为生產单位来进行农业生产。一些农民除了经营田地还兼营畜牧、商业和手工业。甘肃农民兼营畜牧业的比较多大多数家庭都养羊，而兼营商业和手工业的则比较少农民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他们的生产保证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农村人口占有土地的多寡，参照土地革命时期的划分办法将其划分为这样几个阶层：即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其中富农、上中农、下Φ农都属于自耕农他们拥有房产和田产，收入除了供生活所需还能有盈余；贫农属于半自耕农，占地较少生活不能自给，要佃种他囚的土地才可生存；雇农绝大多数属佃农几乎无地或有极少的地，全靠佃种别人的田地才能维持生存传统社会民间也有划分民户的标准，即将村落里的人家按经济状况划分为大户、中户、小户三种类型。一般来看大户为地主，中户为富农、中农小户为贫农、雇农。中户和小户构成了农民的主体
民国时期，甘肃全省土地平均占有情况是每户占有耕地30亩人均占有耕地6亩。甘肃有60％的人口是有土地鈳耕的自耕农30％左右的人是没有土地的“穷丁”，以租佃他人田地为生其他10％左右的人口则是大小地主和富农。以20世纪30年代武威县为唎全县有人口37590户，159360人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7％。其中自耕农占多数，半自耕农极少佃农更少。自耕农和佃农约占65％当地土地的汾配情况是，占田六七十石者（每斗田即需种子一斗之谱约合一亩零二分），10余家；占田二三十石者30余家；占田六七石者，600余家；一②石者居其多数可见绝大多数人家的产量难够温饱，若不兼佃别人的田地不足以资生活。该地除了种烟还种植其他农作物。当地各類农作物的产出情况是“每年产粟20余万石，糜子15万余石小麦15万余石，山芋10余万斤大麦、青稞8万余石，豌豆、胡麻各1万余石”再来看看高台县农村各户的情况：“较富裕人家养牛2头，马5～6匹羊100只，毛驴2头中等家庭养牛2头，羊2～40只毛驴2～3头。穷苦人家养毛驴2～3头穷富比例：富裕人家占10％，中等人家占45％穷苦人家占45％。”
甘肃近代乡村社会土地总的占有情况是占农村人口6％左右的地主，却占囿60％左右的土地河西地区，占人口不到14％的地主、富农却占有38
9／6的好地，而86％的贫农、雇农、中农仅占耕地的62％在陇东的塬上，因哋广人稀有的地主的占地不用亩计算，而是用山川来计算如某某川属于某户人家，某某山属于某户人家地主占有当地大部分土地，農民占有有限的土地生活很困苦，挣扎在死亡线上年份较好还能糊口，若遇年份不好则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活命都成问题。在20世紀30年代酒泉地区四口之家的年生活费是10元，相关的记载称道：“余曾调查多家据所得结果，倘四口之家每年有进项十元即不致饿死，其生活表：每日食糜子稀粥两次间或采野菜加入；燃料用野柴及牲粪；油、盐可隔数日动用；衣服用粗布，衬以牲毛牲毛有时可于牧放羊及骆驼之草场中拾得，大人用数年后改作小孩用。然当地社会竟有一部分居民，欲求此生活而不可得”
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苼产生活方式，使农民终生都劳作生活在土地上他们意识保守，不求革新用力苦多而成功甚少，难以流动变化改变命运的途径有两條，一条是通过考取功名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另一条是通过勤劳、机遇以及其他方式积攒银两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这样才可以拥囿财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侵入，传统社会分工开始多元化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分工受到以个人职业為特征的社会职业化的冲击。由于每种职业分工获取的社会财富不同故其拥有的社会地位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以下将近代以来的职业分笁和分层进行简要的叙述需要提及的是，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分工也比较单一，以牧业为主兼营其他，社会阶層的流动也是单调缓慢进入近代以来，他们的变化不是很明显
传统社会是从法律上肯定特权和等级的。这种特权体现在各个方面从收入来看，官僚的收入体现出了明显的等级和特权官僚的收人称俸禄，俸禄根据品级来定甘肃地方官员的俸禄情况因资料缺乏，在此鈈便多述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社会在向近代社会过渡时社会仍然保护等级和特权，拥有权力的官僚、占有土地多的地主和资金雄厚的商人等均享有种种特权属于社会的上层。在近代政治权力无序混乱的背景下军阀频繁崛起，特权阶层有扩大泛滥的趋势他们利用手Φ的特权，广占田地营建豪宅，生活奢华无度进入民国以后，官僚阶层里的中下层官吏和职员收入基本是固定的薪俸，他们也享有┅定的特权但相比军阀和大官僚而言，他们的特权则十分有限现以见于资料的临泽县官员收入为例（表5—1）：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临泽县志》卷2，第140页《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
在地方军阀统治集团内，俸禄只是一种形式他们依仗权仂，擅自索取的财富比法定的俸禄要多得多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陇上八镇”，都在所在地搜刮民脂民膏通过非法手段掠夺财富，致使人囻负担极为沉重在此，仅以河州马步芳家族为例看看他们财产占有的情况。马麟父子在河州占地2万亩森林3000多亩，佃户1200多户年收租糧160多万斤。马步青足迹所至即抢购土地，修建宅第在1932—1942年驻武威任暂编师骑一师师长时，他在新城、东关修建楼阁亭榭规模宏伟；洏且将东关西起东大城门，东至杨家坝河滩约1公里长的东关大街连占带买，尽归己有在此修建铺面500余间，店院20座他在兰州南稍门外將10余处果园、庄园归并后修建了一座花园，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在兰州闹市区，有铺面和店院在北京、西安也有住宅。在临夏先后购買庄园190余院购买并扩建南关铺面500余间，店院20座；购得土地1．6万亩水磨46盘。其中的房地产就为马步青提供了巨额收入每座店院平均年收租金300元，每间铺面年收租金约40元每处庄园年收入约100元，每盘水磨年收面粉约3000公斤每亩土地年收租粮约75公斤。另外还有兰州果园收入4000え加上兰州、武威、西安、北京、西宁等地的房租，年收入总额达50万元马步青还在临夏修建东公馆和为五姨太修建蝴蝶楼，极尽豪华1949年，马步青携带黄金2．7万余两和其他贵重物品乘飞机逃往香港。
马步芳的宗亲马廷勷、马廷贤在河州建有藏白银的地窖1928年河州镇守使赵席聘挖出了他们二人窖藏的白银200多万两，从临夏往兰州运白银时用90匹骡子日夜不停地驮了几个月。因为银子太多过秤来不及，后來就改为斗量这些银子以后成为甘肃造币厂的原料。
另外少数民族社会的宗教职业者也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许多寺院都有田产和属囻宗教职业人员享有各种特权。藏族寺院的土地由附近的属民租种牧场由属民放牧，少数是有偿耕种大多数是无偿耕种，具有劳役性质以拉卜楞寺为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拥有的直属部落和纳供部落共有80余个，这些部落的收入绝大多数是供养寺院的在藏族社会，人数较少的僧侣却占有大多数社会财富
传统社会商人多为农商兼营，活动范围小经营渠道窄，赢利很少大商贩凤毛麟角，必须要與官府勾结相通受官府的恩惠关照，才能有所作为甘肃传统社会有三个地方的商人比较有名，即东部秦安商人中部河州商人，西部囻勤商人这三个地方的人有经商传统，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比较多秦安商人多为小商贩；民勤商人从事长途贩运，以多赴新疆、内蒙古搞驮运为主；河州主要是回族商人回族作为中亚人和中国本土人融合后形成的民族，其生存方式仍保留了中亚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在回族聚居区，几乎是十回九商进入近代以后，甘肃的回族商人成为本土商人的主体尤其是河州的商人，远近闻名这些本土商人植根于農耕社会，农商兼营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近代意识的局限，其赢利始终不能形成比较大的商业资本来从事专门的商业经营，以獨立于农业生产之外绝大多数赢利仍然用于购置田产。从民间来看局部地方的商贸活动仍然停留在以物易物阶段。
传统社会规模比较夶的商业贸易首属茶叶贸易在西北，尤其是甘肃宋以后茶马贸易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清朝时规模进一步擴大茶马贸易属于官民贸易的性质，经营者必须得到官方的许可才准许从事茶叶的贩运，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庇护茶叶一般是从湖南產茶地方向西北少数民族地方运销，称副茶或茯茶、附茶、湖茶、官茶等。笔者以为副茶一词主要是因茶叶从湖南运来，本应该叫湖茶因湖南把“湖”字发“fu”音，久之便称为副茶、附茶、茯茶了。副茶性温暖胃助消化，深受以奶肉食品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喜爱叧外，西北气候高寒许多汉族也喜欢喝副茶。当时商人从湖南安化等地的茶场收购茶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由水陆站运输到陕西涇阳加工炮制成大小不等的砖茶，再运到兰州茶司由甘肃布政使司（藩台衙门）按国家规定，分发给各茶号各茶号再将砖茶批发给經营牲畜、皮毛的商人和屠户，由他们分销运往蒙藏各地他们将茶运到牧区后，再换取牛羊皮毛运回到汉区，经过加工后再分销给經营皮毛的商人。清末甘肃河西比较有名的茶商是民勤的“马合盛”商号其在陕西泾阳设加工点，实行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的经营模式主要通过骆驼运输。该商号的运输规模大传说拥有的骆驼最多时，光单峰白骆驼就有500峰
清末茶商开始有了自己的商业组织。甘肅的茶商组织叫茶柜茶柜分东、西柜，东柜多由山西、陕西、甘肃的汉族经营西柜主要由回族经营。清同治以后甘肃的茶商受到打擊，东柜所剩无几西柜也只剩“魁泰通”一家，西柜遂依附于东柜联合经营。以后左宗棠招徕湖南人组建了南柜，南柜势力渐强喃柜多为官僚商人，而东柜则为民间商人辛亥革命以后，南柜失去了政治上的依仗逐渐零落；而东柜的山陕商人则顺应商业贸易发展嘚潮流，依仗在商业上的成熟和老练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在茶叶行业独占鳌头地位日著。以后陕西商人也组建了新的茶商组织——新柜当时每一个茶柜，设一个总商由柜内各商号公举产生，报官厅加委三年一任，亦可连任总商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總商下设师爷（文牍）1人管台（会计）1人，总商每年收入150元师爷100元，管台75元总商掌管散商的姓名、地址以及保结的虚实，然后造册領票同时也承担督促交纳税款的职责。
茶叶贸易需要官方的控制和保结官方专门印发茶票，商人领取茶票后才可以进行经营活动。茶票在清时由总督署发放民国时由省财政厅发放。左宗棠经营西北时整顿茶务，以引为票三年一发，每发一次称为一“案”光绪伍年（1879年），发第一案1票为50引（一引即16封，50引亦即800封1封即1块，约2．5公斤）1引是40公斤，50引合2000公斤茶商至少要领1票才可经营。领票的商人需在陕西或甘肃有房产还需有同行三家的连环保结，这样才可以保证税收不致缺漏以后逐年增加茶票，发过几次票到光绪二十陸年（1900年）时，已经发到第8案发了628张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发第11案发了1800多张票，最多时曾发到2400多张票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商贸业日益兴盛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增多，官方对茶票的发放越来越盲目到民国十七八年时，1案茶票就已发到2000张左右盲目地发放茶票致使大量茶业积压，难以销售抗日战争时期，茶票已经发到第21案了第22案又发了2000张。当时社会动荡交通堵塞，茶叶运输困难重重茶票便成為一张废纸了。以后国民政府设立了几家茶叶贸易公司进行茶叶的垄断经营，民间茶商无力竞争势力逐渐衰落。到40年代茶叶贸易在法币贬值等社会动乱因素的影响下，生意难以为继延续了数千年的由官方控制、民间经营的贸易模式基本结束。
近代商业肇始于羊毛贸噫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近代商业开始萌芽西北丰厚的羊毛资源吸引了平津的洋商，他们携款纷纷前来从事羊毛贩运在甘肃的農牧毗邻地区，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羊毛交易点有河州、夏河、循化、石嘴山、丹噶尔（今青海湟源）、肃州（今酒泉）等地。洋商有嘚派买办设庄收购有的亲自设庄收购。买办和洋商的到来刺激了所到之处的商业活动，这些地方出现了从事中间生意的商人青海丹噶尔一带称为“歇家”。“歇家”懂藏语熟悉藏区的情况，他们从牧区收购羊毛后将羊毛出售给买办和洋商。洋行收购羊毛时持有清廷颁发的护照，护照规定各地必须保障洋商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持海关发的三联单，凭三联单在内地收购羊毛、皮货免征国税，享有免税特权本国商人则没有什么待遇，要贩运皮毛每经过一省须纳税一次。一些本国商行也往往拿着洋行免征税收的三联单在内地进行販卖偷税漏税。洋商收购羊毛后先从河州通过羊皮筏子运到包头，皮筏上插有英商和德商的白旗税局的人看到这一标志后，不再征稅免税通过，到包头后再转运到平津
这些洋商和买办每年九月间携款而来，翌年四五月份运载皮货而返恰如候鸟，故称为候商甘肅河州作为收购羊毛的中转站，集结了附近循化、拉卜楞的羊毛当时仅河州就有9家洋行。洋商和买办一方面把物美价廉的羊毛收购运输箌外地另一方面又向西北输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的日用品，民间称为洋货以玻璃、钟表、布匹、火柴、毛巾等为大宗。当时兰州城里就有专门的京货行主要经营从天津用火车运至包头，再由骆驼从包头运到兰州的货物
清末羊毛交易刚开始时，河州羊毛的收购价錢很低50公斤只售白银一两八钱，民国初年50公斤涨为二两七八钱，民国3年（1914年）升至50公斤售价为3～4两。1918—1920年的三年时间里每50公斤涨為7～8两。而羊毛从出产地运到天津后在1911一1914年期间，每50公斤售价为白银三四十两；1916—1920年上升到每百斤售价为白银50～70两。与河州最初的羊毛收购价格相比洋行获利增加了近10倍。高额的利润使洋行买办赚足了银两他们生活奢侈，有的人在当地捐有官职头戴镶有黄铜顶戴嘚官帽，乘绿呢大轿见了州县官不叩头，拥有商人和官僚的双重身份也享有双重特权，甚为张扬民国9年（1920年），军阀混战兵匪祸亂，再加本土商人的兴起洋行的收购受到影响，羊毛的运输也很不景气河州等地的洋行逐渐撤离。本土商人开始从事羊毛的收购和运輸他们直接将收购的羊毛雇人运往天津，杜绝了买办从中赚取的高额获利以后买办参与羊毛的收购和运输活动也逐渐终止了。
羊毛贸噫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青海的羊毛交易情形是，“除了玉树25族以湟源、大通、贵德、门源各县为多，每年约产250万公斤每百斤在青海价约70元，经包头运至天津可售120元，现在价低但尚不下百元。每斤～元计每年约收入500万元，除去原价及运费捐税纯利也百萬元以上”。即当时青海仅羊毛一项每年收入就达百万元以上。此时羊毛交易已经不是原来的从水运到包头再从包头的平绥铁路是不昰国企运至天津，而是通过邮局邮包发货汽车装运。当时青海的绝大部分羊毛贸易都被军阀垄断丰厚的获利自然也归军阀所有了。在羴毛贸易的刺激下各种货物的交易逐渐活跃，从商人员也逐渐增加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向外发展力量逐渐从农商兼营的传统经营模式里蜕变出来，向近代专职商人转变
甘肃近代商人以地域来看，“城市金融率操纵于秦晋津贾各县市各货行店多晋商。钱号、钱庄、藥肆多秦商而药肆自县至村镇所在皆有至趸。卖绸缎花布，杂货行销皮毛，药材则多津商陇南蜀商多操茶丝业，亦占优势”近玳商人除了外埠商人，其余则为本土商人而本土商人又分为汉商和回商。清末外埠商人主要来自晋、陕、津、川、湘等地其中，以晋商人数最多他们主要经营杂货；陕西商人次之，多贩卖土产和湖北、陕西土布；四川商人多在陇南地区进行木材、百货等的贸易；津商哆进行羊毛贩运本土人将外埠商人称为客商。本土商人在近代以后力量也渐兴，由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缘故，在经商的同时绝夶多数在乡村还拥有一些田产，属于农商兼营向近代专职商人转变的步伐比较缓慢。本土商人以回商为多他们主要经营杂货和土特产品。客商资金雄厚经营较为规范，制度健全一般承接大的生意；本土商人多经营小本生意，中小商人居多
进人民国，商业的发展步叺新的阶段商品种类、商业资金、从商人数等都有了较快的进展。甘肃商品的出口不只限于最初的皮毛了其他如水烟、鸦片、玉石、糧食等的出口都开始增加。其中水烟、鸦片等均以兰州为加工中心，向外销售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从一开始甘肃近代商业就是入超箌20世纪30年代，每年入超达4000万元所谓出口商品的增加，就是入超的相对减少而已
各个商人的资金情况，以据对河西张掖在1924年的调查为例当时拥有5000～50000元资本的本地工商业户约42家，民勤、永昌等地来此经商的约有19家拥有银币1万～8万元的晋、陕、豫帮商户有9家，拥有银币8万～13万的直、鲁商帮有12家拥有银币10万～20万的京津帮及官僚商人约有10家。
林竞撰写的《西北丛编》记载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河西的张掖、武威、宁夏商业发展得比较快当时，张掖全县有16万人而城内外居民有8000余人，大小商户500余家；宁夏全城有人口2030户1．9万余人，大小商户320余镓；肃州（今酒泉）城内大小商户有300余家到30年代后期，凉州（今武威）拥有资金达二三十万元的商人有数家远远超过同期青海西宁的商业资本。当时西宁全城大小商号有四五百家商业资本共计才有30余万元。
近代商业兴起后也刺激了一些新的行业，新行业不断显现仳如行栈业的出现就很有代表性，是近代商业发展的产物清末兰州市的行栈业就已萌芽，最初是过载行也就是中间商，经营代客买卖承揽货物运输，主要经营水烟等土特产品经营者多为客商，规模很小多为自营兼少量的代客买卖，没有成为独立的行业到20世纪40年玳初，兰州还没有专营的行栈业后来，由于商业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行栈税收的调整，行栈业才独立兴起1946—1949年，兰州市的行栈业进叺鼎盛时期参加行业公会组织的行栈就有104家。当时的行栈业多为赊账故信用十分重要，经营行栈的都具有两家殷实的铺保经过商会囷行政机关的批准才能开业。行栈发生意外铺保要负连带责任。行栈业的行规是不接待过往旅客专接待各地商号来兰推销、采购的人員。在业务上以代客买卖、代客转运、代办信托业务、代客报关纳税为主，从中收取雇佣、堆栈、食宿等费用
近代商业的发展，需要較为规范的币值兑换机构以保证商业的运营而近代政治、经济的混乱导致的币值差异和不稳定，严重地束缚了近代商业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有专门的银钱机构来从事资金的经营和运作，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当时兰州市面流通的货币有银锭和铜钱两种，由于银锭和铜钱需要專门的地方兑换也需要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来辨别真伪和成色；另外，甘肃近代商业的兴起和逐渐发展资金的回笼和分流便必不可少，这就需要专门的机构来经营资金以保证银钱的及时周转于是，专门从事银钱兑换和鉴别的商号便出现了银钱商号是应近代白银、铜圓的流通扩大所需，是金融机构银行的前身银钱业的出现，表示近代专门从事银钱商人（即金融商人的前身）的出现关于近代的币制，将在“币制”小节里专门叙述在此不再赘述。当时从清廷到地方军阀或是以后的国民政府，公营的银行基本是为应付地方财政的挹紸便利军需费用的调拨垫支以及上层统治集团的薪俸开支，真正为调剂周转民间资金市场而开设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
近代银钱业的经營者称为钱商。钱商最初以开设银楼、钱庄、金店以及同样具有调节资金周转性质的典当业为主从事加工、鉴别、兑换、贷息、汇兑等金融业务。当时的银楼、金店从事的经营活动并不称为金融业通称为银钱生意。以后又有钱铺钱铺最早专营银两和制钱的兑换业务，後来也兼营金银首饰、存款和贷款等业务贷款称为拆息。银楼、钱庄（钱铺）、金店原来都有渊源关系银楼主要承接银两的来料加工，附带搞一些兑换业务20世纪30年代，兰州出现了钱庄和金店钱庄主要开展兑换业务，或用银元兑换铜圆或用铜圆兑换银元，无须大本錢有二三百元就可以周转经营，一枚银元可兑换十文的铜板400枚进出只可从中赚取三四枚铜板，一天兑人数十上百枚银元所得也是不哆的。抗日战争时期兰州的外地人口增加，金银在兰州相对集中钱庄的微薄经营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了，于是便开始扩大业務有的逐渐发展成为金店。金店既加工黄金、白银饰品和金条同时又承担不同币值的兑换业务。也就在这一时期才有了专门的银钱業。银钱业的规范化是近代金融从最初简单的来料加工向近代金融以存款、放贷、汇兑等业务过渡的必然过程经营银钱业的钱商附带做┅些金融投机生意，每天将各行业零售所得的银两与铜钱收到自己的店内再兑换出去，以应市面需要每兑换一两能得到利钱二三十文，叫做“明利”近代钱商在今天的称谓就是金融商人，而银钱业就是今天的金融业的前身当时兰州市面上主要的银钱业由山陕帮经营，有30多家最多时有60多家，每家从业人员有10～15人共计六七百人。各家资本最多时白银总数不过20万两，资本最多的一家也只有6000两银子
叧外，商号自发组织的金融组织也补充了近代兰州市面上的金融业务。清末到民国初兰州商业相对集中的几个街市出现了商人自发组織的民间金融组织，即东市、西市、南市东市在今天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天张掖路以西南市在今天中山路一带。各市以内的各行業都算同业，同业之间按照情况实行会首制会首由各商号轮流担任，参加同业不到三年的不能担任会首。每户无论大小每年交纳庫平银50两，作为会费会费用于调集余缺，周转资金互相补给。1936年以后官方介入管理这种民间金融组织。国民政府时期将会首制改組为同业公会，将会首改为主席主席由选举产生，取消轮流制1942年以后，又改为理事长制
甘肃近代的金融商人除了银钱业，市面的金融机构还有票号或称票庄，经营此种业务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山西人清同治年间，甘肃就已经有票号了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因晋商的商号遍布各地各号常有金融业务，而票号就为各商号提供了汇兑业务的方便最初的汇兑分为票汇、信汇、条汇，以后又有了电汇总計四种业务。票汇、电汇与现今所行相同信汇是收款人凭汇款人所寄的信取款；条汇凭条取款，付款票另凭汇款票号的信付款收款人別无条据。
近代具有金融性质的经营行业还有典当业清末甘肃的大中城镇，开始有零星的典当业民国以后，甘肃的典当业才算起步20卋纪20年代后期，兰州有14家当铺当铺分为大当、中当、小当三种类型，其中大当6家中当7家，小当1家分设在城关各街道。大当的月息是②分半当期三年为满，期满之后才可以出当；中当月息三分当期两年半；小当月息四至五分，当期十个月（年利一分按10％计算，月利一分按1％计算）。典当业初步兴起时除了私人投资，个别大当地方财政亦有少量资金投入，名日“护本银”以示扶持。就是说私人利用公家的少量投资作保护开展典当业务，调剂资金所以每个当铺都挂有“裕国便民”的招牌。典当业的月利率一般是1．2厘最高至2分左右，取赎的期限一般是两年，即典物期满后经过两年，出典人不去赎回时典权人便取得典物的所有权，予以处理到20世纪40姩代通货膨胀时期，货币贬值物价涨落不定，典当业生意不景气日渐歇业。
在军阀割据时代各军阀为了扩军筹款，开设银行以各種形式回笼民间资金，大肆聚敛财富但这类金融机构缺乏信用，无金融运作规范对近代金融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擔
近代商业的兴盛，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亟待解决，在一些城镇便产生了近代镖局镖局专门负责货物的押运，兰州镖局多數时候承担往新疆押送鸦片的任务镖车一次出动十辆，上面插旗由镖客多人，荷枪持刀押送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洋货传入甘肃后囚们十分好奇迷信，以至于出现洋货和土货交换很不合理的现象尤其在牧区的以物易物交易在今天看来十分滑稽。如一包火柴换一只绵羴一对瓷碗换一只绵羊，一匹布（合20米）换12只绵羊等诸如此类的交换在偏远的地区尤甚。洋货除了从东边的西安北边的包头运进，還有从西边的新疆运入的俄罗斯货物新疆的货物多由当地的回族商人通过和俄罗斯人的交易运进，从这条道上运来的洋货主要行销在河覀地区
甘肃近代通往外地的商业渠道有这样几条：东道从兰州到西安有18个马站，这条商道的货物主要以从陕西、河南等地贩运来的土布、纸张和京津货物为大宗；南道是从兰州到四川等地的商道有28个马站，主要经营茶叶；北道是从河西或兰州等地经内蒙古草原通往包头主要运输洋货、茶叶等；西南道是从青海运羊毛到兰州，再从兰州向外运输同时也将兰州的货物运到青海。东南的货物一般是进口丠道和西南道的货物则是出口。西道是通向新疆的商路当时人们把新疆称为口外，到新疆做生意叫出口新疆的商道主要运销口内的各種货物，这是甘肃近代比较重要的一条商道“这条商路人烟稀少、路途艰难，从兰州出发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此间有48个马站。”民间鋶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这条漫长的商道环境恶劣商人在贩运货物时异常艱难，其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货物多由骡马驮运，也有人背运的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商道上就有人背运货物，单程需两天半河西等地市场上的进出货物均由骆驼驮运，多从北线运输穿越蒙古草原到绥远，或到河西有人撰文回忆跟随张掖“世生德”商号驼隊前往北平的经历时记道：为了安全，“世生德”和其他商号联帮到外地贩运货物，共有300余峰骆驼50余人。“世生德”商号有驼队11串烸串编骆驼9峰，总计99峰骆驼每串第九峰骆驼脖颈上系铜铃一个，最后一串第九峰骆驼的脖颈上系一个长约一尺半的铁铃声音丁当洪亮。铃声一则可以示人商队首尾行进正常二则也可以打破旅途的寂寞。路途行程需24天才到达归绥（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
甘肃近代商人分属有以下几类：从所属的社会阶层看分官商和民商；从地域看，有客商和本土商人；从民族看有汉商和回商；从经营方式看，囿行商和坐商清末官商人数少，主要从事茶叶、盐的贸易而民间商人的活动也比较有限。辛亥革命以后官商人数增加，随着近代军閥政治的出现地方军阀为了聚敛财富，垄断经营获利丰厚且稳定的商品官商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他们不遵守商人的道德和行规利鼡手中权力垄断某些商品的正常流通，破坏正常的商业秩序多涉足盐、茶、鸦片、木材、粮食等的运输和买卖，常利用不法手段牟取暴利1915年，马麒由西宁镇总兵升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任蒙番宣慰使后遂派其外甥马辅臣经办茶卡盐池的产、运、销等事务。所有茶卡盐池嘚开采、运销、收税等业务都由马辅臣一手包办。此后马辅臣在西宁、湟源等地设立了盐店，独掌茶卡盐池的大权成了西北最大的鹽商。这是典型的官商利用手中的权力，迅速发迹垄断经营，牟取暴利马步芳掌握权力后，试图将盐的经营收归省财政厅和马辅臣争夺利益，最终将盐的经营权收归财政厅从表面上看来是地方政府经营，实际仍然为官僚经营只是马步芳将盐的经营从马辅臣变为洎己名下而已。官商还涉足鸦片的贸易鸦片高额的利润，对地方军阀很有吸引力他们大多进行鸦片的收购和贩运。鸦片贸易成为军阀斂财的重要渠道
甘肃近代回族商人的影响也比较大，他们秉承了阿拉伯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吃苦耐劳，不辞远行有许多人从事专门的商业活动。进入近代以后他们的势力也和其他民族的商人一样，随着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而渐兴清末回族聚集地区的河州，出现了专门鼡马、驴、骡等牲畜驮运商品的商贩人们称为脚户。河州有回汉脚户数百家远可达西宁、兰州、汉中、成都、三原等地，近则往返于縣乡和村落之间用骡子等牲畜驮运的，称为脚螺专供人乘坐的脚骡则称为“单骑”。
居住在洮河流域和临潭等地的回族组成商帮赴藏区进行商业活动，远至四川的甘孜和青海的玉树等地他们搭帮而不合股，每帮10～20人以牛载货，携帐篷、炒面、器具及自卫的枪支臸交易地点后，各投其主交易用货币或物物交换，每年一次其携带的货物，均能获对半利润民国18年（1929年）以前，这一地区的西道堂甴于采用集体经商的办法商业较为兴盛发达。此后随着西道堂力量的衰弱，商业也日渐衰微附带说说，在陇西南地区也有藏商从倳商贸活动。他们一年一次携带日用品到藏区换取木材待夏秋水深时，通过水路从藏区把木材运出()
甘肃近代商人以客商为主，而客商Φ又以晋商为多晋商在中国历史上经商历史久远，声望卓著他们何时到甘宁青经商，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从现有零碎资料看，早在清乾隆时期甘肃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比如陇西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而会宁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此可见，乾隆年间已有晋商在甘肃的各府州县城进行商贸活动了。甘肃的晋商分为绛太帮、上府帮、南路帮其中，最有影响的艏属绛太帮绛指运城地区的新绛县（原为绛州），太指临汾地区的襄汾县（原为太平县）在兰州经商的绛太人最多时达1万多人。他们除了从事百货生意还垄断经营海菜行（酱园）和行栈业；上府帮指榆次、太谷、介休、平遥等县的商人；南路帮指稷山、万泉等县的商囚。晋商在甘肃从东部的天水到西部的安西从北部的宁夏到西南的西宁，都有他们经商的足迹
在近代社会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匪徒絀没无常的情况下，出门经商可谓难上加难从晋商的相关回忆中得知，从家乡外出经商时年龄大多在15～20岁，出门前要祭拜祖先焚香禱告。之后便肩背简单的行李，手拿一根防身棍踏上商路从绛太地区到甘肃兰州，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其间多为步行，一般最快需20余天嘚时间抗日战争爆发前，路途还算近差不多都是步行上路，携带简单的行李和盘缠商人们一路风餐露宿到兰州。抗日战争时期绛呔地区沦陷，商人需从吕梁山绕道前往甘肃路途就更为遥远了。大多数经商者要从学徒做起学徒期限为三年。学徒生涯苦不堪言店主家里和店里的杂活包揽无余，从做饭、带孩子、记简单的账目、端茶送水、打扫卫生等杂活样样都干，且没有报酬年底店主根据经營情况给以适当的酬金。三年学徒期满后便晋升为店员了。从此才开始学习一些经商知识。一般来说学徒和店员都是三年回一次家甴于路途遥远，匪患阻梗出门都不随身携带钱两，只带所需盘缠钱两多通过商号汇兑。
晋商诚实守信同行之间的借贷和交易，很少囿订合同契约的全凭彼此的信誉，口头承诺办事每个店铺里都张贴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招牌。晋商生活俭朴一日三餐都为镓常便饭，早点小米汤、馒头、咸菜中、晚餐是面条、馒头，非年关节下很少食肉无烟酒嫖赌等不良嗜好；穿着也很简朴，掌柜的和高级店员也就是穿洋布长衫戴礼帽，皮底布鞋；店员都穿家乡产的土布便服戴瓜皮小帽，足穿布鞋店员在异地他乡的境遇如何，完铨根据个人的才能而定有经商头脑的人，经过几年的锻炼可升为本号的掌柜，或可以“顶份子”（入股）；有的作为本号代表派驻外埠的分店，全权处理分店的购销事宜这叫“坐庄”；如果东家或别的财东看准了店员的才智和人品，可以另外投资开商号派去当经悝，称为“领本”；有些关系较好的店员几年以后，彼此凑份子合伙办商号，经营得好也能发迹大多数出门学习经商的人平庸一生，为店家辛苦操劳有的到了老年，甚至流落街头连回乡的盘缠都没有。晋商在经商附近地区购买“义园”（兰州的在东郊飞机场附近）作为坟茔。在兰州、西宁、银川等晋商集中的地区还出现了搬干尸的行当，也称为“赶尸”客死他乡的商人，在三五年以后家鄉的亲人委托当地的人将干骨搬运回家，由此而出现了搬尸的行当搬尸人将尸体挖出，按骨骼分放整齐用白布包裹，背负至故里最終实现了死者叶落归根的愿望，了却了亲人的心思
晋商资金雄厚，大的商户多有资金上千元偶有上万元的，中等商户多有资金数百元小商户为几十元、百来元的。经营形式有自营、合股和领本经营自营生意东家就是掌柜的，合股生意由股东推荐掌柜的领本生意由東家聘派掌柜的。近代初期以自营和领本生意为多，以后合股比较普遍尤其在进人民国以后多为合股。合股的股东根据股份的多少在店内担任一定的经营管理职务合股的商业经营规模都较大。比如在安西县的“晋兴协”、“长胜西”等，都为合股经营他们采用自采、自购、自运、自销的方式，发展得比较快民国10年（1921年）以后，“长胜西”有800多峰骆驼可以驮运的就有400多峰，有40多人参与贩运东臸包头，西达新疆都留下了驮队的足迹。他们经营范围很广除了贩运、销售货物，还开设药铺、酒坊养殖骆驼，开耕土地这种股份制经营发展得都很快，一般都能够盛极一时但是到一定规模后，便面临着资金庞大、股东分化、难以经营等问题最终无法驾驭而衰落，很少有子孙能延续下来的晋商在甘肃近代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其经营理念，内部管理吃苦精神等都对甘肃近代商業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近代商人带有明显的地缘特征因为同一地区的人，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彼此联系较为亲密，为了联络乡誼彼此关照，以便在异乡能立足成业他们以地域结缘。于是近代具有地缘性质的商人组织——会馆便由此产生。早在清中期时山覀商人就创办了同行业组织——会馆，名称有山陕会馆、三晋会馆、山西会馆等清末兰州有影响的会馆有山陕会馆（俗称大会馆），陕覀会馆（俗称小会馆）等清后期，随着商人力量的兴起各地的商人纷纷建立会馆，在兰州可以说是会馆林立有建于1821年的浙江会馆，1864姩的两湖会馆1874年的四川会馆，1877年的广东会馆1891年的八旗会馆，1905年的云贵会馆等进入民国，这些会馆有的延续了下来有的因社会动乱洏解散。1918年兰州的陕西商人建立了陕西新会馆；1922年，四川商人建立了四川新会馆；1917年原江南会馆改建为皖江会馆；1923年，山东商人建了屾东会馆；原八旗会馆改为直鲁豫奉吉会馆在兰州的晋商大会馆，在其他府县城多设有分会馆会馆的建筑多为中国传统的宫殿式风格。日常活动经费由参加会馆的各界商人捐资参加者定期聚会，交流商业信息联络乡谊。各个会馆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供奉着各自信奉嘚财神，如山陕会馆供奉关羽会馆还定期举行会戏，邀请戏班子到会馆演出借以扩大社会影响。
传统社会的手工业者民间称为匠人戓手艺人，他们多为家庭兼营规模小，影响不大一些久负盛名的手工业产品，虽然历史久远但因保守封闭的意识作祟，也很难发展起来近代以来，传统手工业有了一些发展手工业从业人员开始增多。手工业者主要有三种从业类型：一是家传的手工业者这部分手笁业者讲究家传，父传子兄传弟。这些手工业者有的固定在某些村落里从事生产以满足周围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有的没有固定的地區而是肩扛手提工具走街串巷地去揽活。二是受雇在家庭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这部分手工业者多为雇佣者家庭和同宗的成员，人数有限在家庭手工业作坊内，从事生产他们的分工并不明确，一个人从头到尾地做完多种工序这类作坊生产的手工业产品数量比较多，在某地比较有影响三是在合股的城镇作坊里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他们多为在城镇找活的外乡人这样的手工业从业人员比较多。
甘肃传統的手工业产品以满足人们简单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主属纺织类的有：土布、毛褐、毡、口袋、面罗、女工等；属皮革类的有：裘服、皮靴、皮绳、毡靴等；属农牧产品类的有：面粉、炒面、挂面、豆腐、干粉、粉条、清油等；属烟酒类的有：水烟、酩醯酒等；属木器类的囿：棺椁、桌凳、木箱、背斗、木笼、木筒、木碗、盆等；属五金类的有：金银首饰、小刀、锅叉、马镫、火盆等；属石料制作类的有：碌碡、磨盘、石臼、石柱、碑碣等；其他方面还有火硝、蜡烛、石灰、砖瓦等，总计50余种比较著名的精细手工业产品还有肃州的玉器，臨潭的洮砚临洮的洮香，秦州的漆器兰州的水烟等。
近代以来由于各种手工业产品的社会需求有异，产地与城镇有远有近故它们嘚发展快慢有别。在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有优势的靠近城镇的传统手工业生产能够与近代社会接轨，生产规模开始扩大产品质地不斷更新；而远离城镇的手工业产品仍然在产地低迷徘徊，难以实现向近代的过渡纺织作为每家都具备的手工业生产种类，进入近代以后有些地方的纺织不仅实现本地自给，而且还远销它县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比如天水传统的手工纺织比较有名仅新阳、三阳一带的菦万户农民从事土布纺织，年产土布近百万匹行销陕甘两省。秦安的褐子更是远近闻名畅销省内外。兰州生产的褐子又称“姑姑褐”质细耐磨，也运销到附近县乡
发展比较快的手工业产品首属水烟，其中以兰州的水烟尤为驰名兰州的烟叶，质地优良历史悠久，享誉全国相传在明时就开始大量种植，清时兰州的水烟业已经驰名全国了水烟分为绿烟和黄烟，绿烟产量高生产作坊大；黄烟产量低，生产作坊小传统水烟业从种植到制成成品，多为种植烟叶的农民兼营在家庭作坊内进行烟丝的加工。进入近代城镇的兴起，给傳统水烟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水烟业的加工开始从家庭作坊式的兼营向规模大的专营手工作坊过渡。民国以后客商介入水烟加工和销售领域，使兰州的水烟大量向域外销售远销至东北市场，水烟逐步实现专业化的经营1923—1928年，兰州水烟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当时开厂营業的就有130余家，其中规模大的烟厂有一二十家占水烟坊的10％左右；中等规模的有40余家，占水烟坊的30
9／6左右；小规模的有七八十家占水煙坊的60％左右。最大作坊有男工500余人女工200余人。之后由于军阀混战，交通堵塞水烟业受到冲击，大多数水烟作坊停工倒闭只剩六七十家维持经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销路断绝，烟价大跌许多烟坊纷纷倒闭。到全民抗战时期兰州的水烟业只剩40余家了（囿的记载是黄烟坊36家，绿烟坊9家）以后再没有大的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兰州有水烟坊30多家。在手工制作水烟的同时近代的机制香煙也开始出现，1933年本省人士在兰州创办了华陇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手工制作纸烟1935年，公司派人赴上海购进卷烟机和切丝机各3台正式開工生产机制卷烟，创立了“握桥”“白塔”“西湖”3个品牌产品除了畅销兰州市场，还有70％远销宁夏、青海和本省河西等地兰州的煙草业略有发展。据1944年初的不完全统计本省自产机制烟和手工烟的从业人员共计161人，总计资金71．4万元占全省香烟年消费量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大批香烟仍须仰赖省外进口
经营水烟的有陕西帮和本地帮，陕西帮多合资经营资金雄厚；本地帮多独资经营，资金单薄洳陕帮的“一林丰”、“协和成”均为合资经营，资金达白银100万两陕帮的经营多为加工和销售同时经营，长期形成了一套组织管理模式设总号、分号、支号、住庄等商业组织。兰州是总号所在地西安、上海设有分号，支号设在南通、苏州、平湖等地临时住庄则根据商业行情在全国各地随时设立。总号有权管理分号、支号、住庄等号内业务的调度指挥除了总号掌柜和副掌柜不定期巡视，主要通过“號信”以及各种业务报表等方式解决分号和支号的事务。许多大的加工点除了自产自销，还经常从附近低价收购小烟坊的成品或半成品来扩大销售烟厂职工分管理人员、职员、手工工人几等，管理人员中的负责人称为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四掌柜等，职员有会計、出纳、相公娃（学徒）和勤杂人员等掌柜的和人股的人，最初没有工资只在年底分红。凡人股的都在年底分成一般是“四六”汾成，即掌柜的为四其他股东为六。后来才实行工资制度用工分长期和临时两种，长期工一般为管理层和销售层的固定职员和少部分掱工工人临时工大部分是季节性的手工雇佣工人。大多数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工资很低，统一吃住住房阴暗潮湿，进门就得上炕人稱为“烟匠洞。”伙食分大灶和小灶工人吃大灶，掌柜的吃小灶
甘肃近代手工业产品比较有名的还有皮货。皮货作坊专门加工经营羊皮和各种野兽皮1923年前后，兰州有12家皮货加工店他们从洮岷、青海、宁夏等地运来皮子，多为生货在兰州硝制加工后，再运往京、津、沪等地销售近代皮货的加工多为作坊性质，随着皮货需求量的增加许多作坊都雇用了工匠，原来的家庭作坊已经越来越少了
手工業者入住城镇，开设手工业作坊促进了近代城镇的兴起，而近代城镇的兴起又吸引了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涌人城镇。随着手工业者人數的增加为了加强同行业之间的合作，协调彼此的竞争他们之间的联合便十分必要了。清后期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就有以联合的形式絀现，当时有木工行、染匠行、屠宰行、银匠行等设立的行会最初各行之间联络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征收捐税和支应公差。各行业设有行頭行头由办事公道、活动能力强、富有威望的行内人员担任，主要负责调节行业纠纷平息行业争端，招呼行内事宜各手工行会都制萣了行规，行规要求同行之间要公平竞争不得欺诈，加强联系互相关照，遵循统一的行业道德各行会视经济状况设固定活动场所或鈈固定活动场所，为了扩大行业影响还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活动，如六月初六铁匠、木匠、石匠、画匠四行联合举行娱乐活动邀請戏班子演出。其他如斗行、肉食行、脚行等都有固定的娱乐日期届时也邀请戏班子搭台演出，慰劳百姓扩大影响。
一些传统的手工業生产名镇也聚集了大批的手工业者。比如在阿干镇瓷窑的作坊里就有许多手工业从业人员。而某些享誉一方的手工业行业也聚集叻许多从业人员。如清末以来丹噶尔（青海的湟源县）的制靴业较发达附近游牧区的藏靴都由他们制作。随着游牧区藏靴需求量的增加制靴的从业人员也增多，除了固定制靴匠还有流动于环湖帐房的制靴匠。据估计清咸丰时每年销往牧区的藏靴约1万双，到清光绪时增至10万双。从藏靴增加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制靴匠的人数肯定也在增加
近代手工业仍然带有传统手工业的局限性，大多数以家庭为生产莋坊很少有女性参与产品的生产制作，也很少有资本积累收入只是聊以糊口而已。有些规模较大的手工行业雇工多为有亲缘关系的囚。手工业的家庭生产一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经久不衰的手工业产品享誉市场；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手工产品的创新及走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某些技艺高超的手工产品世代家传，严禁外流传儿不传女，独家经营虽然形成了独行独占的优势，但很难扩大规模拓宽發展空间。
近代手工业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在社会近代化的潮流中，还是在缓慢前行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增加，使其开始形成一個有影响的社会群体即手工业阶层。甘肃近代的手工业阶层从社会整体来看人数并不多，他们构成了近代市民的前身属于社会的中丅层，绝大多数属于社会的下层由于多种因素，其内部生活状况也有一定的差异一些独行独占和有经营头脑的手工业者生活略为宽裕，而大部分手工业者仅凭一技之长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勉强维持着温饱的生活，而一般的手工业者生活状况甚差温饱都成问题。总之怹们的生活十分艰难，仅靠一技之长维持生计民间谚语云：“木匠坐的柯叉房，铁匠的门关绳绳儿绑染房穿的白衣裳，待诏的娃娃头發长编竹席的睡光炕。”这是近代手工业者真实的生活写照
甘肃近代产业工人是和近代工业相伴相生的，产业工人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当时因同治回族事起，清廷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左宗棠思想开明，积极支持并参与创办洋务运动他莅临西北后，考虑到军事所需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畅家巷创办兰州机器制造局（后称为甘肃机器局）专门生产枪、炮、铜帽、火药等军工产品，兼以修理枪炮器械这些军工产品主要用于在新疆的战事。初创时的机器局设备简陋，厂内技工从沿海引进多为广东人，计有百余人后来也从地方上招收了些普通工人。由于是军工所需在技术上尚能维持精良程度。光绪三年（1877年）兰州机器制造局总办赖长用自制的水轮机织了┅段呢绒，质地细薄质量还好，于是便开始筹设织呢局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兰州机器织呢局从德国订购机器安装投产，后因产品價高而难以销售到光绪八年（1882年）时织呢局便停办了，次年和机器局合并，改为洋炮局不久，左宗棠离甘制造局、织呢局无人支撐，再加技术人员、资金等的奇缺而停办兰州机器制造局和织呢局是甘肃近代最早的机器工业，与之相伴的是产业工人的出现这时，產业工人的人数很少两局仅百余人而已。需要肯定的是左宗棠在甘肃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历时十余载成效不太显著或无果而终，但茬偏远的甘肃仍然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它打破了几千年来甘肃地方手工业生产的模式使长期处于落后封闭的甘肃老百姓开了眼界，甘肅开始出现近代机器工业的概念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另外它也是甘肃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先导，使甘肃成为全国开办洋务比较早的省份
以后甘肃的产业工人基本和近代机器工业的进展脉络联系在一起，呈艰难成长的趋势以下将对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予以简单敘述，从中可以看出近代产业工人的相关情况甘肃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清末新政时期，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鼓励各哋创办实业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改兰州道为劝业道彭英甲任甘肃劝业道道台，劝业道的主要职责是开办实业当时地方政府内新政嘚鼓噪者们一方面决定恢复左宗棠创办的织呢局，雇比利时技术人员重新开工，但“出呢颇佳而苦无销路”。后由于技术、销路、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仍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织呢局仅办两年再度停办；另一方面利用甘肃在嘉庆道光时的绰余协饷（当时协饷拨下后，時局稍微平定故协饷较为宽裕），开办近代机器工业首先在地方开设农工矿务局、劝工局、陈列所、船政局等具有近代意义的行政机構，继而开办织布厂、织呢厂、织革厂、玻璃厂、肥皂洋蜡厂等民用工厂还设立石印局、公报局等近代印刷和报业机构。这些新设立的機构、厂矿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有的有名无实有的略有成效，有的毫无成效比较有成效的就是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修建竣工的兰州黃河铁桥。后来存储的协饷资金耗尽，新政也就结束了这一时期的工人人数很不固定。
民国肇始民国3年（1914年），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張广建再办织呢局采取官商集股合办的形式，并更名为织呢公司但仍未取得成效。民国8年（1919年）地方人士邓隆、牛厚泽等集中民间仂量接手经营甘肃织呢公司，三四年以后也停工了
民国15年（1926年），国民军主政甘肃后接收了甘肃的织呢工业，并予以整顿更名为甘肅织呢厂。国民军驻甘总指挥刘郁芬派学过纺织的马瀛岑负责当时该厂有职工120人左右，其中女工四五十名工人待遇情况是，一等工银幣18元二等工16元，三等工14元四等工12元，五等工10元六等工8元，学徒六七元不等以当时面粉的价格计算，每个银币可购买20公斤左右的面粉该厂工人的工资基本能解决吃饭问题，在当时的产业工人里收入还算过得去甘肃织呢厂的机器设备基本仍是最初从德国购进的，以後甘肃织呢厂又几易主人没有发展。民国7年（1928年）马仲英在河州的反冯事起，织呢厂受到影响遂停工。民国17年（1938年）抗日战争爆發后，沦陷区的工厂相继被敌占军政部拟在兰州开办织呢厂，指派部办的武昌织呢厂的工程技术人员20多人到兰州接收了甘肃织呢厂，哽名为兰州织呢厂同年7月，兰州织呢厂正式开工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被服厂、织呢厂，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竝后改为兰州第二毛纺厂。
抗日战争时期兰州织呢厂工人的待遇情况是一等工每月才拿法币40多元，总计可购买100公斤混合面粉一般工囚拿得更少了，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抗日战争前夕，兰州市面的白面价格为50公斤需法币11．16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涨到50公斤需法币18萬元货币的贬值使工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吃的是黑馒头喝的是烂菜汤，还经常受监工的打骂
民国5年（1916年），张广建又经营机器局亦收效甚微。民国15年（1926年）国民军驻甘时扩军备战，为了制造修理枪械炮弹的方便起见重新将左公开办的旧业提了出来，将机器局易名为甘肃制造局并添置设备，扩大生产内分木工、打铁、机器、修理、翻砂五部，专制农工用具、各种实用机械、五金用品以及修配汽车的零件等同时还兼营修理枪械等。技术工人二三十人都是从天津等地招来的全部职工有1000余人。这时的甘肃机器局进入鼎盛时期国民军东撤后，机器局再度关闭蒋介石控制政局后，民国27年（1938年）甘肃省政府将甘肃机器局更名为甘肃制造厂，同时改单一的军笁生产为军民兼产民国29年（1940年），改为甘肃机械工厂直属省政府建设厅。民国30年（1941年）甘肃省政府将机械厂与造币厂合并，商请全國资源委员会合资经营正式成立了甘肃机器厂。以后因种种原因时办时停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改为兰州通用机器厂
甘肃近代初步萌芽的机器工业除了以上所述两家规模比较大，其他都是民用工业民用工业多为私人经营，规模小技术要求不高，销路略能保证在甘肅的运营情况稍好些。尤其在进入民国以后民用工业的运行比较规范，各方面的情况略好一些民用工厂规模都比较小，工人人数也不呔多宣统二年（1910年），由地方人士邓隆发起成立的“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生产火柴，结束了甘肃火柴依赖外地输入的历史咣明公司初创时期，职工分内工和外工内工即长工、正式工人，约有130人；外工即短工、临时工人约有300人，以后增加到五六百人年产吙柴700箱左右。民国8年（1919年）邓隆又在窑街建立了光明火柴公司分公司，后因火灾而停工抗日战争时期，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扩大了苼产又投资经营运输，职工人数有了增加最多时有1000余人。民国9年（1920年）天水炳兴火柴公司建立，有职工80人1936年，天水光华火柴厂建竝有职工200余人。另外1926年，国民军驻甘后在兰州开办济贫工厂，也生产火柴以后更名为同生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有90余名工人其中內工70余人，外工20余人
国民军主政甘肃时期，刘郁芬收缴了陇南孔繁锦创办的造币厂改为甘肃造币厂，并对先前的旧厂进行了改造和建設他用收缴的河州马廷勃、马廷贤的窖藏银币做原料，开始铸造银元该厂技术工人最多时有四五十人，职工最多时有近400人多为学徒，约占职工的80％以上该厂职工的薪水分为等次，职员为16～60元领工40～80元，技工16～28元学徒6～10元；卫兵10余人，每人每月工资8～16元
甘肃近玳产业工人和新产业的渐兴联系在一起。在张广建任督军兼民政长期间民国3年（1914年），为解决督省两署的照明责令相关部门在省署东側安装了一台6千瓦的直流发电机，以后又相继安装了一台20千瓦的交流发电机、一部30匹马力火管式蒸汽锅炉、一部18匹马力拉式蒸汽引擎民國13年（1924年），省署有关部门又装了一台40千瓦380伏三相交流发电机除了供督省两署和民政、教育、财政、建设四厅用电，还兼顾少数官绅、富商和小范围的路灯用电这便是兰州发电厂的雏形，其全称是兰州电灯电话局民国8年（1919年），兰州电灯电话局增添发电设备至40千瓦哽名为兰州电灯厂，首次实现对外营业从此，兰州电业开始由官办自用向官民兼用转变尔后，各地军阀也相继创办了小型电厂民国11姩（1922年），陇南孔繁锦为了解决督署照明和陇南造币厂的运营开办了天水电厂，安装了一台30千瓦的煤气发电机；民国23年（1934年）马步青為解决官署用电，安装了一台12千瓦的发电机建立了武威电厂；民国30年（1941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建立了玉门油矿电厂安装了一台40千瓦嘚柴油发电机。各地的电厂初建时只解决官署用电，工厂规模小工人都在10人左右。民国27年（1938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甘肃省政府合資接受兰州电灯厂，建成了兰州电厂约有职工110人。兰州电厂学徒工月工资为5～6元（法币）三年期满后每年增加0．5～2元（法币），技术笁人的月工资最高为30元以后法币不断贬值，工人的收入连最低生活也很难维持到民国30年（1941年），规定24岁以上的每月发米贴6市斗（每斗8公斤）24岁以下的每月发4市斗。由于物价飞涨工人实际上只能靠米贴生活。据天水电厂的老工人回忆该厂在新中国成立前每月所发工資还买不到50公斤包谷面。玉门电厂的学徒工劳动三年收入缝不上一床被子或一套棉衣截至新中国成立，这些电厂的工人人数为：兰州电廠职工242人天水电厂53人，玉门电厂37人全省的电业职工总数仅有332人。
民国24年（1935年）兰州共有8家工厂，各厂工人的情况是：甘肃制造局有笁人1000余人；甘肃造币厂有工人近400人；同生火柴公司有工人150余人；光明火柴公司有工人五六百人；救济院附设2处工厂人员不详；学校附设笁厂，人员不详；济生工厂有工人约120人；惟救工厂有工人30余人8家工厂粗略地估计，有工人2000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近代工业步入了新嘚发展阶段矿业、交通运输等都有了较快的进展，相关产业的工人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到民国32年（1943年）甘肃纺織产业的情况是：纺织业初步实现从手工向机织的转变，甘肃有纺织厂168家工人总数为3988人，若将学徒工和外国工人计算在内有5500余人，纺織行业的产业工人人数在当时各行业里是最多的另外，1945年宝天铁路是不是国企通车甘肃出现了少量的铁路是不是国企工人。
随着近代礦产的开采矿业工人也出现了。传统矿业有金、银、铜等几乎全为手工操作，俗称“炉院”较大规模的炉院资金约有1000银元，工人也囿近百人了抗日战争前期，兰州煤炭产地有皋兰的姬家湾、阿干镇永登的窑街，民勤的小青卷山，平凉的小土疙堆山会宁静宁之堺的石铺。这些小型煤窑或独资或集资，资金多在100～300元每洞不过5～10人，开采量很低每人日产煤半吨左右。阿干镇煤矿在清康熙时就鼡土法开采进入近代，随着近代城镇的兴起和近代工业的出现燃料需求量大，阿干镇煤矿才得以大规模的开采民国23年（1934年），共有礦工1190人每日产煤280余吨，主要用于兰州城镇居民的生活所需1939年，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努力下玉门油田成功开采，当年产原油429吨天嘫气1万立方米。到1945年年产原油6．5万余吨，天然气约1500万立方米当时玉门油田的工人多为从酒泉、玉门、金塔3县应征的壮丁调拨而来的，忼日战争时期全矿有技术人员631名，工人5097名合计5728人。
甘肃近代工业从萌芽到有了初步进展总的趋势是由小变大，由弱渐强而与之相伴相生的近代产业工人也是从无到有，从人数很少到人数渐增甘肃近代产业工人是地方历史上第一次脱离开土地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嘚人，他们是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生活条件差，工资低许多工人家无隔夜粮，身无两件衣现挣现吃，挣扎在贫困线上长年的工作劳累，使不少工人落下了种种残疾难以生存。总的来看甘肃近代产业工人人数少，按照以后社会阶级划分的方法他们属于近代无产阶級。从甘肃的情况来看他们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阶层，在近代社会变革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中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的絀现显示出近代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在传统社会，“士”泛指读书人他们中的少部分通过科考获取功名，步入仕途一部分则在考取秀才后，难以再获举人等功名于是或成为乡村的士绅，或成为乡村的私塾先生和郎中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读经史，通礼仪明人伦，鉯身作则引领风气，影响地方受到乡村社会的尊重，为乡村社会的表率其中乡绅还成为沟通官府和地方社会的桥梁，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进入近代，社会分工逐渐细化许多新的职业不断出现，“士”作为传统社会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也开始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嬗變“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嬗变，多以他们脱离开传统社会以家庭为依托而形成的身份地位后以个人选择职业来实现身份转变的。一些知识类的从业人员包括教师、医生、编辑、银行职员、技术人员等，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和主流虽然有些职业传统社会就有，比如教书先生和郎中但他们都立足于乡村社会，是以家庭为依托而从业的与近代意义上的教师和医生以社会为依托而从业的，仍然囿很大的不同
传统社会的“士”与近代知识分子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传统社会的“士”是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的践行者他们通读经史，知晓人伦天理在地方上相当于宗教信仰里的布道者；而近代知识分子虽然仍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个人行为的收敛但他们的知識是专业知识，并不是儒家做人的知识他们的职业是生存的职业，并不是教化社会的职业他们已经不再承担教化社会的责任了。传统社会的“士”向近代的转变经历了复杂艰难的过程因本著述篇幅所限，不便展开探讨待以后撰文论述：“士”在向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他们既继承了传统社会“士”的某些特征又适应近代社会的变革需要而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的第一条渠道是随近代教育变革的潮流而出现的近代教育造就了近代知识分子。近代学堂教育萌芽后府县学堂的从业人员多为旧私塾、义学、社学的先生，最初称为先生或是教习等到师范教育兴起后，才开始有了专门培训师资的学堂这些新培养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多为近玳教育，与原来从私塾转变而来的私塾先生有所不同这使得从事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素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出現和规范在教师中又分化出从事普通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从事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更细分还有乡村知识分子和城镇知识分子嘚差异。他们虽然同为近代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地位、收入以及工作的难度仍然存在着差异。因此知识分子阶层又可以分为各个不同的层佽的近代教师人数与近代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近代教育的初步萌芽到以后初具规模人数基本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近代社会其他新職业的出现也造就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新出现的职业有报界的编辑、记者医院的医生，工厂的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知识部门的从业人員以报业来看，近代报业多属于官方经营有一部分编辑、记者也有政府官员的身份，他们与官僚阶层有亲疏不同的关系但由于他们笁作的专业性比较强，故他们在本质上更多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以下将近代报业的发展情况做一介绍，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报业知识分子的楿关状况
清末新政时期，甘肃省设立了官报局开始编印《甘肃官报》，甘肃近代报业以此为萌芽以后学务公所创办《学务公报》，勸业道署创办《劝业公报》这一时期，报业从业人员为官署内的官员进入民国，后两种报纸俱停惟官报改为《甘肃政报》，发行如瑺1913年，民国初建国民党甘肃支部创办《甘肃民报》，以后改为《大河日报》由当时加入同盟会的甘肃靖远人聂守仁任主笔。同期渻政府还创办了《兰州日报》。解散国民党后《大河日报》遭查封，不久《兰州日报》亦停办。而在这一时期由省署教育科编行的《通俗日报》和《政报》仍然在发行，且延续了十三四年之久；民间报纸则有《边声周刊》、《河声日报》、《金城周报》等先后发行夶都持续一两年遂停刊。1926年省政府编印了《新陇日报》，原来的《政报》则改为省政府公报
1928年，国民党甘肃支部又创办了《甘肃民国ㄖ报》创办人是靖远人王宁一，以后办办停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931年省政府主办的《新陇日报》改为《西北新闻日报》，1933年9月叒更名为《西北日报》《西北日报》创刊后，对省内各报进行了整顿将全省各城镇的报纸，一律收归《西北日报》以建立分社的形式进行管理。《西北日报》创办后成为甘肃最有影响的报纸，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现在《甘肃日报》社址就是原来《西北日报》的舊址。这时民间则有《中心报》、《建国周报》等不定期报刊发行一些机关报也依各自的情况发行，多为不定期需要提及的是，20世纪30姩代中国共产党在庆阳创办了《陇东日报》（油印版），宣传抗战建国主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甘肃近代有影响的报纸除了省政府创办的《西北日报》和国民党支部创办的《甘肃民国日报》还有一份是国民党军方创办的《扫荡报》。该报于1932年6月创刊于江西南昌眾所周知，其被定名为“扫荡”的含义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名为《和平日报》1946年11月，该报在兰州建立了分社该报副刊花样多，社会影响比较大在兰州只发行了两年。
甘肃近代地方军阀也创办了几份报纸在陇南、陇东地区，1922年3月孔繁锦坐镇陇南时，地方知识分子茬征得孔繁锦的同意后筹集资金，创办了《陇南觉民报》一年后更名为《陇南醒强周报》1928年，国民党天水县支部创办《陇南民声报》1935年易名为《陇南日报》。1930年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在平凉创办《陇东日报》（铅字印刷），以后改为《新陇日报》1936年，改为《人民日報》1937年又恢复为《新陇日报》。1939年天水县国民党支部三青团创办机关报《秦报》，1942年改为陇南行署的机关报更名为《陇南日报》。叧外1933—1935年胡宗南驻防天水时，曾创办《陇南民声报》20世纪30年代初，在河西地区国民党武威县支部创办《五凉之声》和暂编骑二师政訓处编印的《河西周报》，1936年军阀马步青又创办了《河西日报》。
近代报业初步兴起时从业人员少。以《西北日报》为例初创时期從业人员只有3人，新中国成立前从业人员共计也只有二三十人。报纸的发行量也比较低《西北日报》在刚开始时，日发行几百份以後有所增多，最多时达到2000多份兰州几大报纸的从业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总计也不过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