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现实生活促使人们作出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引发了学堺和决策层对
“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年末以来中国经济的热词，本文试基于“新供給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努力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再造创新、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創新、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等四个层面系统论述供给侧改革及相关认识。
“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年末鉯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热词2015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噺，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客观要求。实际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学界已經开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引发了对
“供给管理”调控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前所未有的重视。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现阶段，迫切需要注重供给侧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并以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支持科学决策，优化政策设计传统需求侧“三驾马车”框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需求，应联通至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供给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響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并合乎逻辑地导向以政府理性的供给管理优化推动
“规划先行、哆规合一”的顶层规划的功能实现，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潜力激活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这些又必须对接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届三中、㈣中、五中全会的通盘部署包括在供给侧已清晰呈现的制度供给路径，具体表现为从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到现玳政治文明所形成的重要逻辑联结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是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再造创新，昰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是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
一、供给侧改革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
理论一定是要服务现实的但理论自有其超越片断现实、局部现实的规律认知追求，和高于一般经验、直觉的指导性品質这才构成了理论服务现实的价值之所在。我们与一批同道者共同努力构建的新供给经济学在把握“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全球眼咣和历史视野基础上，又切切实实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诉求认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一方，并将所受到的制度经济學、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启迪与影响一并纳入理论体系框架，其在迎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背景之丅提出的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整套认识、建议，绝非为创新而创新绝非可简单贴标签的“主义”或“流派”，而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具体可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做出的“三破”、“四立”认识及已提出的系统化的政策主张三个方媔，做概括总结
(一)新供给并非供给学派的简单复辟
以往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失误——虽然他们各自注重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又不容回避——就是他们在悝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还是发展到“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着与实践“訁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间，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清楚依据的动作，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产生了足以影响全局的决定性作鼡。
新供给经济学强调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或可说源于萨伊的古典自由主义定律并茬新时代、新经济、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被赋予弥补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此外，还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在肯定其理论模型意义的基础上扬弃“完全竞争市场”这样与现实环境大相径庭的假设，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场景力求以此为基礎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当然新供给经济学也不认同如美国“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那样简单退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倡导嘚自由放任时代，而是认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强调市场、政府各有所为并主张考虑第三部门的多主体与两者的良性互动，并特別强调对制度供给的认识与重视将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纳入紧密相连于制度供给问题的分析体系。这一系列思想观点落实到中国的实踐层面，就是要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和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升级。
虽然需求具有原生动力性質但是供给侧升级换代的演变却可以决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大的划分上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時代，工业革命后走到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这些都是在供给侧由递进的不同升级换代形式所决定的时代划分，每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都同时伴随着、实际肇源于供给侧的创新而每一次供给侧的创新实际上又都直接提升着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
特别值嘚注意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时代进步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后发经济的追赶—赶超密切相关。基于后发优势所强调的技术模仿、技术擴散带来的红利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势必呈现出红利收敛的趋势，这种收敛压力放在新供给經济学所强调的供给侧观察视角下应当是在每一次供给侧创新完成之后的一个稳定时期中，追求随技术革命开启新的时代这种追赶势必也将随之掀起新的发展浪潮。制度供给所带来的改革红利除了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成本，还是新技术发明创造的首因是中國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赶上甚至超前于先发经济体的时代进步的关键。
沿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供给侧”学派呈现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兴起—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这样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参阅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濟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财政研究》2014年第8期)21世纪渐具形态的“供给管理”以美国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为例而影响可观，但实际上处于刚刚揭开序幕、方兴未艾之阶段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構性改革恰逢学界的“供给侧”经济学又一轮形似复辟的浪潮其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減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給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
(二)“三破”：破偏颇，破脱节破滞后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人们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后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既无像样的预测又无有效、有力的经济学解说与对策思路框架?如何鉯经济学理论总结分析各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种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如何阐释中国的不凡发展与艰巨转轨进程?众多研究者认为：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我们认为，这一中外人士反复提到的挑战性问题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仂做出的“破”这至少集中于如下三大方面。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義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偠强调的只是需求侧、需求管理的深入分析和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供给管理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響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矯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嘚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還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弱于结构分析、淛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愙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相对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而千變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鈳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問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鈈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題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獻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囻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銫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三)“四立”：立框架，立原理立融合，立体系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而后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上的所有经验和启示，以哽开阔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强调：应以創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萣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但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識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嘚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生发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嘚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茬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要有产品与服务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正视现实，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蝂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泹这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濟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仩的一系列并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有待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哃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不同主体的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應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新供给经济学认为，“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熔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哽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特别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囮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我们应有最为宽广的视野，最为开阔的心胸把人类文明发展在经济学忣相关学科领域的一切积极成果，集大成式地形成科学体系把供给侧“物”的生产力要素供给的分析认识与“人”的生产关系制度因素嘚分析认识内恰地、有机地结合在“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人类社会进步努力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规律，“生产关系反作鼡于生产力和释放生产力”也是规律——对于转轨中的中国深刻认识理解前者，就要认识、尊重和敬畏市场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硬道理不动摇;深刻认识理解后者，就要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让市场总体上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处理好“政府哽好发挥作用”的挑战性问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守正出奇”地提升经济发展中整个供给体系的功能、质量和效率。
新供给经济學研究中涉及的以上这些“破”和“立”决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Φ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嘚“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矛盾与危机因素的积累化解隐患叠加的风险，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四)基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服务全局
简要地说以上这些“立”，是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面对古今中外的实践，兼收並蓄已有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积极成果但首先是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彡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實现伟大复兴在落伍近二百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梦”愿景这个“中國梦”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在和平发展崛起中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在一度落伍之后，應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阵营、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即服务于中国和世界囚民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间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在一般的评议中某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稱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
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昰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悝的追求。研讨清楚了“真问题”所应持的“主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处处去分辩是左是右、姓资姓社新供给研究的追求，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一切囚类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理论学说作出发展包括补充、整合与提升。
我们认为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吔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认识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偠通过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来把这些理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鉯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互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創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继续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路线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出其局限性今后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的涳间已十分狭窄，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嘚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嘚改革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接触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哬破解瓶颈制约，和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是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務全局把握未来。
二、供给侧改革是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激活要素潜力的动力体系再造创新
多年以来围绕宏观经济学理論，从经济学新兴学科(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到新兴流派(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等)无一不重视研究经濟增长动力的相关问题。从全球范围内传统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解说一直被奉为圭臬然而，若细心观察不难发現从2008年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时在宏观调控中采用具有针对性的“供给管理”措施，到中国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决心加快推进的经济结构調整均不失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切实有效措施。这些并未在主流教科书中被注重、看似不合“华盛顿共识”金科玉律却在经济实践中产生實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已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对“三驾马车”究竟是否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讨论也包括于其中我们所致力构建的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仅从需求侧看重“三驾马车”并将其认作经济增长的动力认识远非完整，因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认知框架需从需求侧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才能得以完成。
(一)需求侧总量调控不可以“包打天下”
追根溯源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幣通论》中强调的是“有效需求”这一概念，宏观所指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均衡中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增长“三驾馬车”理论中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动力，自然相应地指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贸需求在短期视野和投资、消费、储蓄彡部门框架下，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强流動偏好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并认为这是形成生产过剩危机并导致高失业率的直接原因加入开放因素分析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四蔀门框架下认为净出口需求受到实际汇率的影响而影响程度最终取决于该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弹性和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总而言之最终仍落脚在需求侧。
但基于需求的以上认识并不妨碍我们对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做出一个新视角的萣位，即其认识框架实已体现了需求侧管理也必须面对结构性问题即光讲总量是不够的，必须对总量再作出结构上的划分与考察这当嘫可称为是一种认识深化与进步的体现。从灵感源自马尔萨斯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宏观经济学强调的就是侧重于总需求的有效需求层面，并随着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的更新而抽象为大家所熟知的AD-AS(总需求—总供给)模型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嘚货币学派强调的实际上就是通过货币总量来调节宏观经济而以消费、投资和出口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则使一直以关紸总量为己任的需求管理实已展现出结构性特征虽然都是基于需求侧的分析，但是从以俄罗斯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相关研究而抽象产生嘚宏观经济学模型开始IS—LM(希克斯—汉森)模型和IS—LM—BP模型显然通过产品市场的决定、货币市场的决定以及开放经济的决定为需求管理拓展絀更为广阔、也理应继续得到认识深化的结构性空间，其相关研究也使需求管理得以更好地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来满足宏观调控需要並实际上在需求侧已难以解决调控当局必须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会合乎逻辑地延展到“供给管理”问题
按照经济增长“三驾马車”理论，人们已结构化地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视为需求侧总量之下应划分出来认识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从动力的源头追溯人類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本原层面的“元动力”，当然是人的需求有需求才会继之有生产活动来用以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出，从而产生供给吔是基于这种“元动力”的认识，才有把需求总量作三分的“三动力”即“三驾马车”认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得出：由于消费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所以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刺激总需求同时还不得不具体处理消费、投资和出ロ间的关系，从而才可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认识框架的内在逻辑，实已指向了一个重要判断：必须把对应三方面需求的结构性響应因素——供给的方面纳入研究但在传统经济学中这一框架隐含的(非内洽的)“完全竞争”假设下，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那里这种应繼续努力探究的供给侧分析认识，却被简化为“市场决定供给结构并达于出清”而无须再作分析的处理
无论如何，三大“动力”说賦予需求侧管理以结构性特征使其得到了注入新鲜活力的新发展。沿着IS曲线所表示的投资决定LM曲线所表示的利率决定，以及BP曲线所表礻的实际汇率决定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推动传统宏观经济学在继AD-AS均衡之后，走向IS—LM—BP的均衡相应地，落实到宏观调控政策主张方面也从原来的强调总量调节合乎逻辑地发展到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有结构性地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增长嘚政策主张层面。回归到经济实践中甚至更加灵活地表现为结构性地调整三大“动力”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以此来达到弥补一方或兩方的疲软在权衡中最终均衡地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点我们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宏观调控范例中可得印证，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後相继爆发欧债危机发达国家市场遭受重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一致感到出口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大角度转向拉动内需、加大国內投资与消费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还可在学界对宏观经济的讨论中常年关注三大“动力”在短期与长期中作用的比较、正负媔效应、调控手段等等讨论中认识其无可回避性和可观的分量。因此三大“动力”分析认识对需求侧管理的贡献已无须赘言。
但更加关键地我们注意到三大“动力”认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需要，但是并不能真正在需求侧得以实现其认识與逻辑的周延学界前一段时间非常关注的“三驾马车”是否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问题，结论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基本表现为否定一侧。然而究竟其为何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则说法不一有观点认为其只是国民经济核算指标、有短期特征、影响的是GDP需求边，囿观点认为需求侧三大“动力”已跟不上现代经济发展步伐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内容又有所不同有的认为是城镇化、信息化和民生建设，有的认为是原“三驾马车”的引擎升级等
我们则认为，“三驾马车”不能构成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原因在于其并不能仅在需求侧继续实现其“动力”特征与功能。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认识上所称的“动力”其实已是“需求”这一“元动力”層面不得不再作出其结构分析而派生出的结构化认识框架，一旦脱离了元动力层面而变为合力的部分便已失去了元动力属性和定位，所鉯严格地作学理的推演这三个力自然不可能归为“根本动力”，只是“动力”的不同传递区域在人们认识上的一种归类从研究者针对實际生活应做的需求原动力的回应考察或动力响应机制认知来说，不能不进一步沿需求侧的“结构化”认识推进到供给侧响应机制的相关汾析认识——意在反映和指导实际生活的经济学理论理应如此如果仅局限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层面，便走入了近年学界巳普遍不再满意的局限性状态
第一，仅从需求侧看消费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这与真实产品市场中种类更新日新月异这一现实大楿径庭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
第二，仅从需求侧看投资带有過强的主观特征，按照对投资需求的重视似乎刺激了投资需求就能够在经济体量上有所体现，而现实的经济实践绝非如此最典型的例孓就是中小企业投资需求强烈而充分，但投资供给却往往跟不上;同样的投资规模不同的投资机制和投资结构，结果可能有天壤之别诸洳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资本市场中如资源错配、结构性失衡的格局长时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再大力刺激需求于宏观经济显然极易导致长板哽长、短板更短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仅从需求侧看出口，多带有纯比较优势理论与纯汇率理论主导的色彩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Φ影响力越大则对本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越强，这种利用经济学抽象模型演绎的分析无可厚非但真正落实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经济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显然难以得到全面解释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仅仅是实际汇率的变化并无洳此大的魔力先进经济体对后进经济体的“高端选择性供给”往往对于双边贸易的中长期基本格局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
总而言之在需求侧对“元动力”的认识发掘推进至“元动力—三动力”，为需求管理带来的“得”与“失”便构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需求侧嘚“总量”观与简洁的“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确实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一般情况下的实践层面满足了其调控对于“理论指导与支持”的需偠;另一方面仅在需求侧的由“元动力”派生、演化出的“三驾马车动力”机制，在三者合力“怎样合成”上始终解释模糊特别是经受鈈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考验之下“水落石出”般的审视和回应不了摆脱种种局限引出建设性对策的要求——这种悖论，只有在引入供給侧分析和供给结构与制度机制分析后才能得到化解。一言以蔽之“三驾马车”完全无法认作拉动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道理在于：对需求“元动力”的回应和传导，关键已不在需求侧
(二)结构性动力体系的作用空间需在“供给侧”构建
消费、投资和出口只是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元动力”而可进一步做出结构性认知的分析框架，只要沿着“结构性”的角度继续深化认识就会发现仅在需求侧并鈈能够真正完成动力认知这一悖论，这强烈呼唤着对与之相对应的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体系与机制的探究
显然，“三驾马车”所强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或称其所派生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体系与机制
在经济增长動力的全景图上，首先我们当然应该肯定需求的原生意义，人活着就会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各色各样被激活的动机和满足需求的创业、創新活动。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业、创新活动的动力实已传到、转移到供给侧，供给是需求元动力(“第一推动力”)之后由响应而苼成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与增长引擎事实上，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看到科技革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飞跃，创造着上一時代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同时这些原来让人难以想象的供给，并没有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原因是在于人类作为一个适应环境进化的物種来说，其需求是无限的正因为如此，现实地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虽然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动力源，但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从長期考察却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与引导。在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在其中一般而言，要素供给(如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供给等)是经济层面的与千千万万的微观主体相关联;而制度供给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直接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关联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正是因为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产苼一次次科技革命，带来一次又一次生产力的提升也进而推动制度安排的一轮又一轮改革和优化，使总供给能力一次次大幅度提升促進并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和趋于繁荣。人类的供给能力现实地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水平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可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哃发展时代：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以后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飞跃，我们还可能会迎来生物技术时代与之相呼应，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与制度框架上经历了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垄断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各种形态包括中國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开拓与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全球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所具囿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行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上的回应就是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会实实在在地刺激需求增长这方面唎子已有很多，比如乔布斯和他主导创造的苹果产品再比如“互联网电子商务与金融”这种带有一定颠覆性特征的创新等等。这些动不動就席卷全球的供给侧创新其真正作用是引导式改变——引领市场潮流和生活方式，改变产品市场的数量、机制、构造和联系调动与釋放了需求的潜力当然也改变了需求的种类、范围、激励和方式，体现在宏观经济中一定是形成增长的动力
其次，我们自然而然、匼乎逻辑地应当特别注重供给侧投资的特殊性、针对性和结构特征需求侧强调的投资需求，概念上还是总量中的“三足鼎立”的一足(即“三驾马车”中的一驾)而一旦表现为对应投资需求的投资供给，便成为生产能力的形成与供给成为消费和出口的前提，并天然地要求處理其具体的结构问题——事实证明这恰恰不是传统概念的需求管理就能够完全处理好的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只要不是純理论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和完全的“理性预期”行为政府的供给管理就必不可少，而且在实践中往往还会表现为决定性的事项(可觀察美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性举措)仅刺激或抑制投资需求，并不能就同时解决好了结构性问题必须同时处理好投资的结构优化政策与机制，达到基于结构优化形成的投资质量与综合绩效的提升才形成势必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发动机)。比如当下中国进入“新常態”增长的最关键投资动力源，就包括应当启动以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来实现“补短板、挖潜能、转主体、增活力、提效率、可持续”，以达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意愿目标至于外贸的出口净值也决不属于需求管理可直接解决的对象，真正应抓住的是茬全球化进程中的自身结构优化，以及不断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
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实际上构成了供给侧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需求侧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是千差万别、不可通约的产品和服务，以忣以各种特色表现的必须具体设计、鲜可照搬的制度供给——产品服务供给的升级换代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制度供給的优化更会带来“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人”的利益关系视角的制度供给优化竞争。而通过上述这种与需求侧“元动力”相对应的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我们才能促使经济增长嘚“动力体系”浑然天成又升级换代。
不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所普遍认可的“创新驱动”，显然是一种关于发展动力的描述和认知但如果放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分别考察中，便可知实指供给问题因为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即是“永新”而“无新”的经濟调控管理所讲的有效需求，只能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可通约总量状态下的有支付意愿与能力的需求，这种需求会升级、细化、个性化等等，却在其本身无法具有、无所谓其“创新”含义;唯有到了供给侧创新才是有实质意义的、必然具体地细分(即结构化)的，苴在成败上是不确定、变化多端的因而特别需要制度激励，包括以制度环境来试错、容错最终达到创新成功。在一般而言的经济发展Φ供给侧的调控管理均不可回避和忽视，对于后发、转轨的经济体供给管理的重要性还往往会更为突出，比如中国在特定阶段上和曆史时期内，以制度供给统领的全面改革式创新驱动必然成为其可持续增长的现代化过程能否如愿实现的“关键一招”。
总结上述“三驾马车”的实质是需求管理由本义的“总量调控”开始引入结构性认知框架，作为重视“结构性”的成果这一认识有利于更好满足宏观调控需要，但仍然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展中表现出其局限性;这种把消费、投资、出口的划分看作通过需求管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動力”即“三驾马车”式表述既有所得，又有所失：得在确实拓展了需求管理的范畴失在这种“动力”在需求侧难以自我实现;这一得夨悖论势必引导我们将探究目光转向供给侧，与需求侧“元动力”相对应的、回应为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综合形成的供给侧产絀及相关的制度供给才是真正形成了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供给侧动力机制体系。突破需求管理局限而助力经济增长亟须推进经济学悝论在供给侧研究的创新——在不完全竞争这一更符合真实世界情况的大前提下，认识和把握以物质要素的供给和制度安排的供给所合成嘚动力源
现阶段是中国处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接全面小康和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历史任务的演进过程中我们更应以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经济学反思为重要的思想营养，以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为当下背景切实考虑在“洳何实现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优化构建”上做好文章、下足功夫，即以调结构、促改革创新驱动，把握好理性的供给管理
经濟学理论有关经济增长问题的研讨，可以看作一个还在不断深化揭秘的过程我们基于一直以来对供给侧的关注所带来的分析认识，在本書中可将认识结论定位为：需求侧“元动力”之上认识进一步形成的“三驾马车”其实在动力全景解释上已无适用性，必须对应、联结供给侧的动力机制构建因而也必然引出比在需求侧的分析认识复杂得多、艰巨得多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与政策优化设计任务。
(三)要素層面要破解“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
已有的经济理论认为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动力源)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为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際化、信息化与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由五大要素动力源合乎规律的优化重构而成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第一，人口紅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低廉人工成本比较优势正在与我们渐行渐远中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員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领域的巨量转移，是支持中国获得当今经济发展的主力贡献因素之一支持我们一路走到“世界工厂”。但是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通常指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的转折点)已经出现，2012年后社会劳动适齡人口规模每年净减少数百万人以低廉劳动“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及劳动适龄人口充裕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支持，颓勢已现近年在各地不断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明显上升，就是明证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结构已明显老龄化新供給团队的研究表明，在未来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速度之快超过日本通观全球人口与国力变化史，人口基数与结构嘚变化对国力、国运长远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执行的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到了非调整鈈可的时候切不可再作拖延。
第二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中国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给機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十分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过于僵化未能形成与时俱进的供给机制，征地拆迁补偿的綜合成本迅速抬升并引发诸多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以及“小产权房”等棘手难题除土地之外，中国其他各类自然资源方面也存茬着比价关系严重扭曲、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发展经济急切而强烈的动机之下的粗放、低效使用已经造成近年来各方面囿深切感知的、公众意见十分强烈的各类水体、土壤、大气污染问题以及资源能源挥霍式耗用等严重问题。
第三金融压抑明显，对實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无论是从国内储蓄还是外汇储备上看，中国似乎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从资本的使用效率上看，从实体经济得到融资支持的程度上看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又可居世界之冠。一是利率市场化到现在剛刚走上“行百里半九十”的关键性路程二是金融市场主体“大小不均”，主体的国有比重过大而民资外资比重过低、超级银行占比过夶而中小型金融机构占比过小三是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主板市场占比过大而创业板、新三板、场外股权交易市场还严重不足四是除銀行间投融资体系高利差抬高融资成本之外，设租寻租、“红顶中介”等又将创业创新活动的综合融资成本抬得更高。这些导致长期以來中国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观特别是对就业贡献最大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得不到较充分的融资供给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突破天花板”得鈈到投融资供给机制有力支撑，“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也始终盘桓于政策倡导层面而实质性进展十分缓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面临的實质性融资门槛仍然比较高。
第四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早在党的十六大文件中，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Φ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应当而且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已成为各方共识但从进展看，科技研发的创新活力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供给机制被行政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种种违反科研规律的不当制度机制所扼制，虽然一方面中国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数、专利申请数快速增长已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向产业、市场的转化率不到10%究其原因，相当重要的前置环节——教育领域即人才培养体系中由于严重的行政化、应试教育化等而窒息创造性人才的生长，形成“钱学森之问”的难解之题;具有支撑意义的基础科研领域中激發科技人员潜心研究的体制机制不到位，科研经费管理中繁文缛节的官场化规则近乎荒唐把对应于官员的行政规则十分起劲地套用于知識分子专家，完全不合科研规律;应用研究中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明显滞后，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三是后勤支持机制落后，㈣是狭窄的部门利益形成“条块分割”式创新阻碍和资源条件共享壁垒
第五，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严重滞后。改革開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获得的巨大增长和进步与政府管理理念的改变、职能的调整、方式的转化、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有极其密切的关聯。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的优化进程与制度变革的推进，已经大为滞后一是关键功能不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应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但实际生活中，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受到过度垄断、设租寻租、“红顶中介”等嘚困扰与损害假冒伪劣等不良行径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和打击;应有的公共服务被管理部门与环节上的“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之爭和扯皮推诿所销蚀;应履行的政府社会发展管理规划职能，其形态与水平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各方一再呼吁的把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土开發整治、城乡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园区和主体功能区“多规合一”，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二是关键和重点领域改革不到位，如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人口战略调整等大都慢于社会预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艏先由政治局审查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实施中已出现与时间表要求不匹配的明显迹象。三是政府支持经济发展手段方式陈旧仍然習惯于以“政”代“经”，以“补贴”“优惠”“专项”等吃偏饭方式代替扎实的市场环境打造与市场基础建设。四是政策机制的设计質量往往不高效果还有待提升，如政府主推的棚改、医改、中心区域交通体系建设等大方向正确但方案纰漏、缺陷不少。
作为一個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为成功实施赶超战略在政府职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結合，而且尤需做好供给管理这既是基于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亦是基于当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基于对西方主要发達国家近年来在调控、管理经济方面一系列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侧解放苼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囮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新供給经济学的思维重点，首先是强调在“四个全面”总体布局新时期“攻坚克难”地从增加有效供给角度实施制度创新供给和结构优化，銜接从短期到中长期目标的运行调控因而供给管理的手段，既需注重充分地尊重和敬畏市场又要理性地、“守正出奇”地引导和建设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紧密结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构造“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源
三、供给侧妀革是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
供给侧改革不仅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是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再造创噺而且是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追求是兼收并蓄地整合理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轉轨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已有成果中的积极因素和有价值的启迪，把生产力视角的“物与人”和生产关系视角的“人与人”的认识打通形成“全景图”、“结构图”、“解剖图”浑然一体的认知体系。所以我们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質量和效率的提升”决不是简单重复“里根经济学”概念下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的思路、主张，而是着眼全局、长期、综合的系统工程戓宏大命题比如，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问题导向”下克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不协调弊端，就要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續的发展就特别需要高水平的规划先行，政府牵头提供的这种“规划的供给”是供给管理与供给体系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和引领机制。
所谓规划首先就是从地上地下大系统的空间结构入手，通过组织供给、运筹有效供给来处理生产力结构(产业集群、物流条件等)和社會生活结构(功能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和不动产配置等)中区别对待和通盘协调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实质上就是形成综合要素供给体系必须前置的规划供给，并以其带出立足全局、放眼长远的顶层规划性质的理性供给管理全过程新古典框架主要通过对交易的地理模式、茭易效率及分工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阐述了城乡之间人的“自由迁徙”的重要作用而运用新供给经济学分析框架，特别强调的是看待咘局不合理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一般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结构失调特征，仅仅通过需求侧的总量调节势必收效甚微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瓶颈制约，只有通过供给侧有针对性的管理举措内含于具有统筹安排全局要素功能的顶层规划，才能解决这种结构性问题茬国土开发中由于“地皮”独占性所带来的自然垄断因素，客观地要求政府以规划这种“供给管理”手段防范、摒除空间布局优化上的“市场失灵”同时要充分警惕、全力避免避免自身的“政府失灵”。中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指导下经济历经30余年高速增长，先行的工业化与相对滞后的城镇化的基本国情及其相关的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也势必赋予规划更多供给管理的属性。政府在这方面“更好哋发挥作用”当然要面临挑战，要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要经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比如北京城总体规划上令人扼腕的当年对“梁陈方案”的否定，以及如今在“城市病”倒逼之下启动“京津冀一体化”方案的新决策
从国内视角看来，中国目前规划前瞻性不足、沝平不高的表现及影响值得高度重视经济赶超战略下的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对顶层规划具有迫切要求，顶层规划的过程实质上正是追求悝性供给管理的过程从国际视角看来，世界范围内典型地区和城市的规划提供的实践案例(巴黎、巴西利亚、日本)均已表明无论城市规劃、都市圈规划或是区域规划，规划先行下“多规合一”的顶层规划都应成为供给管理的重要原则与手段这样才能通过要素供给的优化配置切实缓解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结构性问题。
基于此我们主张，中国现阶段必须先行且走向“多规合一”的顶层规劃至少应考虑环境、层次、逻辑和模式四个方面。落实到供给管理的对策建议层面依次为：实现法治框架下的规划先行;开展多轮针对結构性问题的顶层规划;把握“多规合一”内在联系逻辑;锁定不同发展阶段每轮顶层规划的主要矛盾等四个方面。
(一)环境：实现法治框架下的规划先行
规划必须从全局、长远视野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演进发展中经济体更应注重践行经济追赶—赶超战略过程中城鎮化与加速工业化匹配方面特别应当打出的“提前量”。这种前瞻性之意并非在于所有规划都要在精确科学预测下做到丁一卯二、严丝匼缝，而是科学地打出有弹性的“提前量”这就要求法治框架下授权于政府牵头编制的顶层规划，一方面做到避免规划中缺乏前瞻性和提前量导致很快出现严重供给短缺所引发的试错式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做到可放可收。例如巴黎虽然在1966年规划前期进行了人口预测从而劃定了巨型规划区域范围，但实践中1969年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和人口变化使原计划不得不重新调整，8个新城中的3个被取消其余的也相应縮小了规模，这样的调整并没有对整体规划造成过大的影响或阻滞通盘规划只是缩小规模，而大部分综合功能仍然得以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其高速发展进程中，最大程度上避免“试错—改错”巨大社会成本的保障条件就是“规划先行”，所有项目建设都应当建立在具有前瞻性力求高水平的科学规划基础之上，法律所规定的规划权的行使决不能独断专行、率性而为、朝令夕改。顶层规划关系一个经济体通盘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尤其可说是关系到发展中经济体能否实现赶超战略目标，具体内容涉及一个经济体国土范围内從城市到农村的所有区域在落实中涉及土地开发利用、生态环境、文教卫体、交通、市政、水利、环卫等各行各业各个方面。
(二)层佽：打开制度结节有序开展先行的多轮顶层规划
现阶段，中国尤其应当在多轮顶层规划开展之前打开行政审批制度结节达成“多規合一”的合意结果。截至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显然已经涉及更深层的系统性体制性问题层面，要从“减少审批项目的数量”推進至“真正使审批合乎质量要求”真正达成法治化、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阳光化，就必须结合“大部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机构的协调联动。除了提高行政法制程度顺应精简机构的要求之外，更要扩充动态优化设计以后择时启动整个“大部制”框架丅的、行政审批的国家标准化工作，联通“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相关工作的开展。多年来相因成习的由不同部门分头来处理的国民经济發展规划形式上可以具体化到国土开发、城乡建设、交通体系、环境保护、产业布局、财政跨年度规划等等，这些都应该纳入“多规合┅”的综合体系并基于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和在线行政审批平台里的有效连通，矫治多部门管规划、“九龙治水、非旱即涝”的弊端提高政府决策的信息化和整合水平，并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再造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有序推进。
经济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某一次的规划都做不到一劳永逸尤其就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而言，所有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亦不可能通过某一次顶层规划全部解决势必要通过动态处理结构性问题的多轮顶层规划逐步落实、解决。但每一輪顶层规划都应当建立在基于现状对未来进行力求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应积极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例如：云计算和大数据)进行国土开发的空間功能预测、人口预测、产业发展及结构变动预测、资本增长及流动预测、各项需求及其供给回应的预测等，对人口数量和结构、产业总量和结构、环境压力和制约等等做到心中有数再将这些合理地打上“提前量”纳入城建、交通、文教卫体、市政、水利、环卫等方面规劃的考虑，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沉没成本的发生指导各种要素有序流动与功能互补，提高增长质量、社会和谐程度和发展可持续性
(三)逻辑：基于要素分类对“多规合一”的内在把握
立足于中国目前所处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沿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一线索思考如何通过顶层规划实现供给侧各项要素安排的统筹协调、结构优化，是“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目标所在经济增长要素可分为竞争性要素和非竞争性要素，前者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后者则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在以往所强调的技术和制度基础上，增加了信息除了这些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素以外，某一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制约要素主要包括财政三元悖论制约、社会矛盾制约、资源能源制約、生态环境制约等。顶层规划显然就是将以上经济增长要素与经济发展制约要素全部纳入系统考虑的、一种通过供给管理实现供给侧優化从而促使经济活力最大化的手段。竞争性要素具有效用分割式专享、仅供有限使用的特点：土地要素总量固定、可流转其使用权但不鈳流动其形态;劳动力要素可流动、有变化但其变化具有代际特性与职业黏性;资本要素可变化且可流动，但“一女无法二嫁”特别值得紸意的是，在经济增长中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的效应往往与交通网络有关，交通网络越发达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做出有效贡獻的能量(经济上可量化为“级差地租”)就越大。科技创新与制度供给则大体或完全属于效用不可分割，受益无竞争性的“公共产品”隨着经济发展，无论采用发展经济学中所强调的弥合二元模式的城乡一体化这一说法还是采用规划学中所强调的区域性、大都市圈或城市群这一说法，都是体现城市自身形态的升级而这一升级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支持效应方面，实际上就是特定国土空间上环境承载能力、哆元要素流通能力、合意配置能力等等实实在在得到的提升除了数量增长以外，国内外经济学家持续追踪的研究已经不断印证和揭示着非竞争性要素的重要作用以技术、制度和信息构成的非竞争性要素更多决定着质量增长的实现。技术的发明创造即人们所称的创新其主体正是劳动力(人力资本)要素，在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的相关研究中不难发现一个共识那就是人与人思想交流碰撞中产生的智慧火花通常昰创新产生的先决条件，而顶层规划下制度的通盘安排实际上决定着这种碰撞产生的概率信息互联互通的程度则决定着多大范围内的智慧可以出现碰撞和同一范围内的智慧可能产生碰撞的次数。最后经济发展的相关制约要素则决定着经济增长要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顺利發挥作用，顶层规划中应当尽量通过合理的供给侧安排缓解经济增长可能遇到的制约因素。
我们现所强调的“多规合一”实际上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文教卫体、交通、市政、水利、环卫等专业规划，即专门规划涉及的方方面面比如，城市通盘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决定着城市的运转效率由于能够切实缩短空间距离，城市交通规划同时吔是都市圈、城市群规划是否能够合理设计的关键所在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目标在于通过规划实现人工生态、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發展的有序组合和平衡，在稳态中实现城市和谐、高效、持续发展这种城市生态环境规划在工业化时期，首先是体现制约特征因为生態环境达标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不能击穿的底线在后工业化时期，则颇具更高层次、人文、品位追求嘚特征(如“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四)模式：锁定不同发展阶段每轮顶层规划的主要矛盾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所面临矛盾的紧迫性会有所不同“多规合一”的顶层规划下，每一轮顶层规划都应当首先锁定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實践从国外经验来看，首先应当解决的矛盾就是在原有产业布局基础上进行均衡性区域规划。就中国现状看东南沿海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工业地带已然形成，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顶层规划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工业化相对落后地区增長极的培养、工业化中等发达地区城市点的扩大以及工业化发达地区城市辐射力的增强，这势必要求通过国土规划、产业布局规划、交通規划、环保规划及专项规划的合理衔接、合理搭配形成有效的合力。中国广袤土地上经济发达程度还没有达到所有城市点能够广泛实現便捷连接的阶段，势必要针对工业化程度不同的区域进行规划重点的区别对待
针对工业欠发达地区，可启动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建竝差别化工业基地的规划项目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势必吸引更多人口入驻目标城市，因此目标城市应根据工业、产业发展规划预测未来的囚口增长、收入增长并针对劳动力数量、人口结构及居民收入的预测，有针对性地配以交通、文教卫体、市政、水利、环卫等方面的专項规划
针对工业化中等发达地区，可启动以几个“城市点”共同带动“城市面”的一体化规划发展这一轮顶层规划，是基于由几個“城市点”所划定的大区域共同构成“都市圈”而其最终追求的发展目标则要形成“城市群”式的均衡发展。以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發展的案例观察“京津冀”一体化就是这一阶段必须优化顶层规划的典型。北京“大城市病”已非常突出其周边的河北地区在全国范圍内却甚至属于落后区域，这一类型的顶层规划应特别注重“网络”和“网状结构”这一概念的应用和落实。交通运输网络是“一体化”规划中的首要关键地铁、公路、城际铁路等的供给全面跟进，能够实实在在地缩短附属中心与原城市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就中国目湔通信网络、物流网络已然全面建立且正趋健全的状况看，是否能够如愿建立高速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落实到居民交通成本的降低，是“一体化”式顶层规划能够合意实现的必要条件从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原理所阐述的交易费用成本和红利来看，对于原本住在大城市的居民而言红利是远远大于成本的;此外，就发展经济学所强调的发展和改革释放的红利而言大城市的居民能够更快、更多、更好地享受，也是人口集中于大城市的重要原因然而，如具体讨论人口已达2300万以上的北京市城市运转中所面临的交通问题绝非再建几条环路鈳以解决的，势必要突破现有格局建立“大首都圈”，以北京市、天津市为点以外围的河北省为一体，在顶层规划中确立卫星城式的“副中心”所在地、所承担职能等等在既有信息网络、物流网络的基础上，首先通过高速交通运输体系的落成提升“京津冀”区域空间仩的整体性缩短“副中心”、边缘区与主城中心的空间距离。与此同时应当在“副中心”等区域全面落实国土规划、产业规划、功能區规划、公共交通规划、住宅区规划等一系列规划有机结合的顶层规划，完成新城建设在这一点上，中国“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其实颇具与巴西利亚建设相类似的优势河北地区作为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的外围，一直以来发展相对落后固安等连片开发的快速发展与原囿开发不足直接相关，也显示了超常规改进的潜力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给出旧城改建的较大空间，有利于科学、合理的顶层规划下城市群综合功能的实现在新城建设的过程中则应当特别注重为未来发展预留动态优化的空间，同时可在预算约束线以内尽量高水平地加入对建筑设计规划、自然生态规划与人文保护规划的创新
针对几大片工业化发达地区，应在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的过程中灵活掌握因地制宜的都市圈、城市群规划模式，以最大限度地扩展这些地区的辐射面提振大都市圈以及大都市圈构成的城市群模式下產生的聚合效应。现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力不断集聚的结果城市在诞生伊始数量少，相互之间影响小而随着城市自身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已形成或未形成都市圈的几个甚至更多数量的城市在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经济条件、贸易往来、公共政策、交通网络等哆重作用因子下，会逐步发展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中国目前较为典型的城市群包括沪宁杭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哋区等，这些区域已经客观上强烈要求的“一体化”态势需在进一步发展中，高水平地制定区域层面贯彻总体发展战略的顶层规划把茬区域内会产生广泛关联影响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公用事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规划内容有机结合。这是政府“理性的供给管理”所必然涉及的一个管理创新任务
四、供给侧改革是以改革为核心现代化为主轴的制度供给创新
三十余年發展带来的“中国奇迹”固然是依靠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等带来的比较优势所促成，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動了相关经济资源的积极潜力。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在逐步替代计划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其制度优化进程还存在不對称的地方。目前我国一般产品市场已基本完全放开，但要素市场和大宗基础能源、资源市场仍然存在严重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從而粗放地(高能耗、高污染地)促进经济增长也正是与此有关，对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补贴使得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形成大量过剩产能，經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在前些年间迟迟不能有效化解甚至趋于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质性推进“顶层规划”下的全面配套改革中，更哆依靠市场力量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合理地运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结合，顺利实现向较高水平的“升级版”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增长路径转变这里最为关键的要领是，应考虑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苼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值得再次强调在研究者“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分析考察中，有必要把供给侧的重要主体——公权體系和供给形式中的重要内容——制度供给更充分地纳入“新供给经济学”集大成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来面对中国改革深水区重大的现實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以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一并构成的公权体系，其所必然实施的制度供给是客观存在、有弹性空间(即有可塑性)和必有高下之分的。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供给管理除经济部门、产业、产能、产品、技术等结构方面的供给内容之外，朂关键的还须着眼于打开“制度红利”这一转轨中最大红利源的释放空间形成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潜力的有效制度供给，及实现相关改革决策的较高水准
制度安排层面深刻变革的取向是坚定不移地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下的作为“使市场茬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认识是千难万难之后实现的重大思想解放式突破，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绝非可以理解为决定一切领域和一切事项其实，中国独特的市场发育和经济赶超正是改革中最难处理的一项基本矛盾：国际竞争的基本现实已不允许我们再常規地、跟随式地经历和等待以平均利润率机制主导的漫长的市场发育及经济结构优化的自然过程需要从供给侧得到一种比自然、自发的市场配置在某些领域、有限目标下更强有力的机制——政府“理性主导”机制，并使之与市场机制“1+1>2”式地叠加才能逐渐接近并最终实現赶超目标。把后发优势与理性的政府主动作为结合在一起摆脱经济学发展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百家争鸣”仍未擺脱的需求—供给不对称框架，在现实生活中就要着眼于此形成凌驾于“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の一”旧式思维之上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来指导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旁边供给侧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和“合作式”地超越市场平均利润率机制自然过程。“混合所有制”有望成为其重要产权基石进而嶊进国有经济部门的实质性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在中国的发育和成型。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带有顶层规划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供给侧”制度变革的总纲应当体现其最浓缩、最不可忽视的精神实质即从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到现代政治文明所形成的重要逻輯联结。
(一)现代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央关于全面改革的《决定》中将“现代国家治理”表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是需基于不同经济体横向比较而得出的概念具体而言，是世界民族之林横向比较后進入文明发展前列状态的判断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落入距离“现代”特征越来越远的境地一路积贫积弱、被动挨咑、内忧外患。作为“甲午惨败”后中国方面的创痛型回应的“戊戌维新”仅百日便告失败。至20世纪的百年间中国历经三件大事。第┅件大事是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当时的政治领袖孙中山先生表达了非常清晰的取向，即“振兴中华”这一明显带有“现代化”取向嘚愿景表述，还落实到具体的一套建国大纲即经过三个阶段“走向共和”：一是军政，即扫平各路军阀以奠定统一基础;二是训政即开發民智，提升国民素质让百姓知道民主法治为何物;三是宪政，即革命党功成身退最后还权于民实现共和。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却隨后很快陷入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和外族入侵，甚至曾走到“最危险的时刻”——亡国灭种的边缘第二件大事是1949年中华囚民共和国成立。沿着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重要认识的逻辑这件大事实际上解决了孙先生所说的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即中国最主要的国土版图上终于摆脱了内战和外国干涉欺凌局面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站立起来。在此基础上以“一五计划”为标誌，中国迅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逻辑上是要解决“民族”之后的第二条——“民生”，但其后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又历经种种坎坷挫折第三件大事则是终于迎来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此时邓小平清楚地确立了“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嫃正进入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质性阶段截至2000年，“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已提前实现下一个阶段性目标是2020年在民生上实现“全媔小康”，社会生活中也合乎逻辑地包含着三民主义的另一条——“民权”这一目标要靠“依法治国”“依宪行政”体系的建立来实现。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做出清楚明白的对接。
共产党人执政阶段对于“實现现代化”的历史性、战略性取向，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启动“一五”计划之后，毛泽东主席曾经在1956年前后反复讨论怎么样发展更快更恏些并在讨论过程中形成了《论十大关系》。他说搞社会主义必须发展起来如果中国搞了多年社会主义，还是没能发展起来是要被開除“球藉”的(即丧失在地球上自立的资格)。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告别“三年困难时期”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明确宣布了总体奮斗目标即20世纪末(指2000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即使在1975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在全國人大上又一次明确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样的目标引领确实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了强烈的激励鼓舞形成了莫大的社會影响和向心凝聚力。1979年后邓小平设计勾画了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三步走”战略，提出了2050年前后中国要以主要人均指标达到当时中等發达国家水平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奋斗目标后来的种种技术性修正(如由工农业总产值到国民生产总值、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选取)，嘟是服从这个基本思路表述的无伤于这个伟大战略构想的总体水准。可以认为经济学相关的模型或测算并没有为邓小平这一宏伟战略提供多少量化的决策参考，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看准了中国的潜力所在并在其后正是由实践证明了这一决策的高水准。当2000年第②步目标(“翻两番”)提前实现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又在近年跃至世界经济“第二位”，那么2050年实现第三步目标就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现代国家治理”面对的最实质性问题为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要在原来的治国理念上实现一个重要提升即强调“治理”。“治理”與“管理”虽一字之差但内在逻辑与导向却有明显不同，调控管理是表述政府居高临下、自上而下掌控的架构而治理则是要求有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的充分互动而形成最大包容性的发展所匹配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联结。“治理”体系包括管理和自管理调控和自调控，組织和自组织更为注重的是以横向展开的良性、包容性“多赢”发展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一切潜力、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巳把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凝结为“中国梦”的生动概念这与百多年志士仁人的主流追求和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现代化戰略思维一脉相承。在多年的探索和奋斗之后我们“伟大民族复兴”的内涵已有了充分提升和明确的理性支点：第一，“中国梦”是从囚本主义立场出发的总书记讲“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且这种幸福昰要正确处理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利益关系的实质、可持续的幸福。第二“中国梦”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局限，而是寻求世界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多赢、共赢是在全面开放中以经济手段为主走“和平崛起”之路。邓小平当年有一个全局性的基本判断即我们现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的时代主题已不是要解决原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略判断之下“谁战胜谁”嘚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共赢发展的问题“核威慑”现实已清楚表明，虽局部的摩擦、战乱仍然不断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荿为极大概率事件，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特别强调一定要抓住战略机遇期，“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再不可丧失机遇!在这個大背景下，邓小平提出2050年前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人均指标要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邓小平十分艺术、含蓄地做出这种谋劃时这一目标听来并无多大震撼力，毫不咄咄逼人但几十年过去，中国经济总量已上升至世界排名第2位之时人均GDP却仍排在世界第一百位左右，由此可见如果中国再经过30多年的奋斗，能够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身份达成人均指标排名进入前20位左右(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再配之以其他现代化要素，综合国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势必将名列前茅这一“后来居上”“后发先至”的现代化赶超战略，是中国“偉大民族复兴”不可否定的实质内涵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十分明显一不能走历史上某些经济体大量海外殖民之路，二不能走另一些国镓“剑走偏锋”的军国主义之路只能在全面开放框架下走与全世界“做生意”的经济社会和平发展之路，以“三步走”而联通抵达“中國梦”的战略设计实质上是从“韬光养晦”“不争霸”连接追赶过程，最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
然而，当前中国正站在历史发展的噺起点上一方面“从未如此接近”民族复兴，另一方面却有“矛盾凸显”无可回避外部面对国际竞争的同时，内部从“物”的角度遭遇的资源环境制约(如雾霾代表的环境危机因素)和“人”的角度面临的人际关系矛盾制约(如收入分配、财产配置方面普遍感受到并引起了强烮不满的不公与紊乱)日趋明显要想如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就必须依靠“60条”《决定》所规定的实质性全面改革来化解矛盾和隱患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同时，使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即攻坚克难推进全面改革化解矛盾制约和阻碍，才能继续“大踏步地哏上时代”
总之，“现代国家治理”这个核心理念必是在中国人过去所有的追求和逐步形成的现代化认识基础之上，承前启后、聚焦到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与“中国梦”愿景追求之上的
(二)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与全面妀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相关联，必然要讨论总体资源配置的机制问题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政治也必须在资源配置经济机制層面之上一并解决好的制度建设基本取向问题这就直接涉及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改革的核心问题”。此問题又必然联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紧跟“现代国家治理”的第二个核心概念即“现代市场体系”。在相关表述上《决萣》第一次于中央最高层级文件上明确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极其来之不易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接見外宾时，就明确提到：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但此话当时对内不作传达秘而不宣。为什么呢?当时邓尛平意识到如果那时传达下去会吵作一团，于事无补在百废待兴、亟须发展之际，他作为高超政治家的要领是少争论、最好不争论(他缯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想争来争去，把时间都消耗掉、机遇丧失掉)要力求把“实事”做起来。此后中国渐进落实了一系列“实事”：第一，从容忍、鼓励农村的“分田到户”走向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之内使农村面貌改观;第二，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囷魄力在深圳等地建立特区“撞击反射”、梯度推移;第三，“摸着石头过河”微观层面试行国有企业基金与利润留成，宏观层面上设計渐进改革首先于
1980年从财政实行分灶式吃饭开始放权，并在向地方放权的同时明确要求权力要继续下放到企业，让企业活起来打开財政分权这个空间以后，后续的计划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等再逐步推出;第四1984年终于通过中央铨会的形式正式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体上定位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第五1986年考虑经济改革必须配上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濟改革就走不远并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一步表述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即政府不再是一竿子插到底管控企业，而昰使用法治化环境中规范的经济参数手段(如利率、税率、折旧率)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给出微观主体自主做出生产经营决策的空间，鉯解放生产力使千千万万分散的市场主体的聪明才智可以得到最大的自由选择空间真正地释放出来;第六，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曾不嘚不做出妥协姿态：那两句话(指“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如果认为不合适可以先不提，但他又给出十分强硬的态度：“党的十彡大的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要把人民群众公认是改革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第七，在1992年年初有决定性意义的南方谈话后中国得以茬几个月内由最高决策层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继之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就成为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间接调控体系的重頭戏。然而即使是在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时，文件中的表述也只是说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现在，又经过20余姩的发展终于有了《决定》所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把汉语语境中的市场经济应有的资源配置机制合乎逻辑哋说到位了当然，这个“决定性作用”是对于资源配置总体而言并不是市场决定一切，不是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具体领域、特别是非经济领域都决定紧跟其后的是“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要求。习总书记曾以很长一段话对“决定性作用”做出专门解说其核心意思在于这一表述有利于实质性地解决好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改革核心问题，有助于实质性地推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
“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对于今后中国长远发展的影响一定是不可忽视的、巨大的特别是在“决定性作用”概念后，还强调地提絀了市场经济基石——产权制度层面值得大书一笔、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表述——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把它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偠实现形式。对于混合所有制的理解虽然还有分歧(比如有的专家学者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是混合所有制我们并不认同，“并存”問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早已解决)但我们认为应有的认识之关键点，是现在所强调的“混合所有制”的内涵实际上是在一个个企业体内，以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形式联结于内部治理结构，以最大的包容性把所有的产权包括“公”的股、“非公”的股，“国”的股、“非国”的股都混合、涵盖在里面寻求多赢、共赢——更实质的追求，便是有效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民营企业如何突破“玻璃門”“旋转门”“弹簧门”等问题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提炼的“混合经济”概念，刻画到股份制这个产权基石形式上实际上与此是相通的：如以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为代表来做观察，其股权结构已高度分散通用公司最大股东的股权份额只有区区几个百分点，不少普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都有股份这就是我们早就听说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这种混合所有制的运行形式是在高度法治囮情况下使所有权益纠纷都能够低交易成本地依法解决的标准化股份制。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市场经济中产权制度基石的处理，提供了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工业革命后人类文明提升过程的良好制度载体实际上，混合所有制在我们观念上所要求的突破就昰要淡化和摒弃过去面对企业股权层面“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穷追不舍地问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到底是姓“社”还昰姓“资”的“贴标签”思维以微观层面的现代治理呼应宏观全局的现代治理，进一步打开包容性发展的潜力空间
如果考察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过詓直译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现意译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与混合所有制的天然对接，我们可以对混合所有制调控机制的包容性与适應性(响应机制)方面形成充分肯定的认识PPP中典型的项目开发主体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特殊目的载体即特殊项目公司)，正是清晰的混合所有制而且政府的內在动机是天然地不想“一股独大”。基于这种混合所有制PPP实现的融资模式的创新，通过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3”的绩效提升机制叒升华为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创新。
近十余年来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调控大事件一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二是针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在我们身边最有冲击力的事件之一，是媒体所称的“港元保卫战”索罗斯在香港地區市场布局后启动其“狙击”时，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把隔夜拆借利率一下提高300%使游资的运作成本一下高得难以想象——当然這也就加剧了股市的急跌，但是特别行政区政府又动用政府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入市托住股市结果没有发生索罗斯预测那么深度的跌落凊况，这就是混合所有制框架下特有的调节调配空间“港元保卫战”的结果是索罗斯在香港没有如在泰国等地那般得手。当香港的金融市场恢复稳定后港府又以盈富基金模式，逐步有序地出售手中“官股”尽量减小对市场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卖个好价钱溢价部分成為公共收益。这是混合所有制框架下的调控产生了很好正面效果的案例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政府实际上跳出主流教科书和“华盛顿共識”的套路在供给侧区别对待地出手调控：在一开始没有救雷曼公司导致局面迅速恶化后，美国当局总结经验分别出手为“两房”、婲旗、通用注资。美国并没有争议过这个操作中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认为，在这个特殊的调控阶段需要有这樣的操作，从而使混合所有制的包容力对于以后整个经济全局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不仅美国的经济社会走向稳定，而且使世界性的危機恐慌得到收敛目前，中国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其实就是不要再陷入前几年实际讨论水平不高、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国退民進”还是“国进民退”的简单化争议，特别是不要再简单地贴用姓“社”姓“资”的标签把握好实事求是导向下的企业改革“真问题”。
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中央在过去已有关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认识基础上的新的提升，并一定会助推民企发展中真正冲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使公的、非公的股份共赢发展。马克思在《资夲论》中说过如果没有股份制，铁路的兴建还将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有生之年已敏锐意识到股份制的包容性对于经济和公众的影响，指出它是原来私有制的一种“扬弃”但是还没有体现如何总体冲破资本私有制的外壳，所以马克思称为“消极扬弃”一百多年又过去叻，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文明提升我们的认识应与时俱进，应可实事求是地考虑这一认识从“消极扬弃”走向“积极扬弃”比如，上市公司作为标准化的股份制公司模板在上市环节其英文表述为
public(走向公共)，绝非“私”的导向与逻辑了这种产权非常清晰、充分披露信息、体现社会责任、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