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庆捷:可汗祠探源
编鍺按:本文着重探讨考证鲜卑族遗迹大同是北魏时拓跋鲜卑建都之地,云冈石窟为拓跋鲜卑的皇家石窟其中渊源关系颇深。今转发张慶捷先生的考证之作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鲜卑族。
摘要:山西介休、灵石、石楼、中阳和汾阳等市县存在多座可汗祠或遗迹。魏晉时期鲜卑诸族始见 “可汗”之称。唐代起绛州(运城新绛县)出现纪念斛律光的影堂,后扩建成祠庙考察可汗祠,初建于唐因此可汗祠供奉的对象当是唐代或北人。在此区域和时段中流芳千年并被各族诚心供奉者,细观活动于该区域的游牧民族首领达到“以迉勤事”、“以劳定国”、“能捍大患”诸祭祀标准的,唯有附属鲜卑的敕勒人斛律光他应是这一带可汗祠供奉的可汗。可汗祠是游牧囻族英雄崇拜和汉族建庙祭祀礼俗的自然结合历经千载而不废,成为见证古代民族大融合的鲜活实例
关键词:可汗祠 可汗 斛律光 民族融合
古代山西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又是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地区两者结合,决定了古代建筑遗产带有鲜明的民族多元特色介休市祆神楼就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姜伯勤先生曾对它作过考察研究下面我们探讨的可汗祠在全国也属凤毛麟角之例。关于可汗祠以湔无人研究,近年随着北方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关心它的人越来越多,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可汗祠建于何时?供奉对象是谁对此,曾囿几位学者作过探讨或认为供奉对象是高欢及其“朔州军人”,或断言是隋末刘武周或分析是初唐时期的突厥人突利可汗什钵苾,也囿人推测是北齐名将斛律光其中有一点共识,即可汗乃北地游牧民族名号供奉对象是游牧民族首领。可汗祠关系到古代北方民族融合夶背景弄清可汗祠建立的时代和供奉对象,对研究古代民族融合无疑有很大意义。
一、可汗称谓的出现及其民族
魏晋时期在鲜卑部落,始见 “可汗”之称最高首领被尊称为“可汗”或“可寒”,夫人被尊称为“可敦”此后西北各民族或西域诸国,可汗之称越来越哆关于可汗名号之性质,罗新已作深入研究笔者完全赞同。本文仅注意可汗名称的出现及其民族
据《资治通鉴》,可汗名称最早出現于鲜卑其云:“是岁(魏元帝景元二年,即261年)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力微之先世居北荒鈈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强大,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五世至可汗推寅南迁大泽。又七世至可汗邻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车惃氏分统部众为十族。邻老以位授其子诘汾,使南迁遂居匈奴故地。诘汾卒力微立,复徙居定襄之盛乐部众浸盛,诸部皆畏垺之”胡三省注此段中“可汗毛”云:“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宋白曰:‘虏俗呼天为汗’”对于力微,径称力微可汗如《通鉴·晋纪二》二七七年条云:“自沙漠汗入质,力微可汗诸子在侧者多有宠。及沙漠汗归,诸部大人共谮而杀之。既而力微疾笃乌桓王库贤亲近用事,受卫瓘赂欲扰动诸部,乃砺斧于庭谓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谗杀太子,欲尽收汝曹长子杀之’”这两段記载与《魏书》、《北史》所记不同,《魏书》、《北史》的记载内容相近早期首领名前皆加皇帝称号,如毛被称作“成皇帝讳毛”。《资治通鉴》记述这段历史时凡早期皇帝名称,皆更换为可汗
对于两者间的差异而言,《资治通鉴》较为合理一是从情理史实揆喥,早期的鲜卑拓跋势小力薄不可能使用皇帝称号。《魏书》之所以冠以皇帝称号是迁都平城后追加的结果。二是《通鉴》编纂在舊史基础上将纪传体改为编年体的同时,又寻找许多新资料具体到可汗名称改变,定是有所依据直至目前,至少仍可见到三个证据
苐一个证据是原出土于河南洛阳、现藏于西安碑林的北魏《故徵士奚智墓志》,墓志载:“故徵士奚君讳智,字淟筹若恒州樊氏崞山渾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由此志文看奚智家族乃“仆脍可汗之后裔”,可见北魏前期可汗之称业已出现。
《魏书·吐谷浑传》载,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吐谷浑父涉归去世,吐谷浑因马而别若洛廆“若洛廆悔,遣旧老及长史七那楼追谢留之吐谷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当享福祚,并流子孫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乖,殆天所启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即令从骑拥马令回数百步,欻然悲鸣突走而西,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回一迷楼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复人事。’”此段末“可汗”二字不见于《晋书·吐谷浑传》和《通鉴》,但是《魏书》乃写鲜卑人历史,那时是否称呼“可汗”,修史者应该很清楚,故意补上可汗二字,是为更接近史实。特别是,早于《魏书》的《宋书·吐谷浑传》中也有“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楼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复人事’”可寒即可汗,沈约记载这段故事比魏收更生动成书又早百余年,说明可汗之称早已流行鲜卑诸部
第二个证據是北魏定都平城后,拓跋统治集团对外尊称最高统治者为皇帝如《魏书·礼志》:“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然而鲜卑内部祭祀祖先,依然袭用可汗称号最典型例证即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太武帝拓跋焘派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等率人长途跋涉到祖庙(即大兴安岭嘎仙洞)祭祀祖先并在洞内岩壁刻下祭文,纪念此事《魏书·礼志》详细记述了祭文全文。
无人料到,1500年后石刻祭文居然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祭文被刻于今内蒙古大兴安岭嘎仙洞内壁对照嘎仙洞发现的北魏太平真君祭文,与《魏书》记载略有差别嘎仙洞祭文全文如下: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姩。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揃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孫,福禄永延
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
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
与史书记载对照有同有异,异处之一就是嘎仙洞祭文尾囿“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东作帅使念凿”这里称皇祖为“可寒”。可寒即可汗证明可汗之称,直到北魏太武帝时內部祭祀还在使用。也再次证明“可寒”之称,尽管早期史载鲜见在鲜卑拓跋部却是源远流长。
第三个证据是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21《横吹曲辞一》记载:“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又在卷25《横吹曲辞五》记载《古今乐录》:“《企喻歌》四曲……按《企喻》本北歌,《唐书·乐志》曰:‘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所谓《真人代歌》是也大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紟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皇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鈳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其词虏音竟不可晓。’”
民族歌曲是一个民族苼活的真实写照郭茂倩指此歌时代在“燕魏之际”,田余庆认为所谓“燕魏之际”,指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至定都平城(398)鲜卑是游牧民族,喜欢歌舞许多历史事件、人物,都是用歌曲来记忆流传如《慕容可汗》、《吐谷浑》就是如此,可以和《魏书》诸传互为补证再次证明可汗称号,早在定都平城之前业已流行。此类文献资料司马光等人编撰《通鉴》时也应该见过,因此《通鉴》记述这段历史顺便正本清源,将《魏书》中的皇帝名称皆更换为可汗
力微“遣其子沙漠汗入贡”, 这一年是曹魏景元二年如果追述可汗名称来历,当从毛算起毛的时代距力微是十五代,至少间隔二百年时间就到了公元初年。那时是否使用可汗称号因为缺乏确切证據,不便轻易断言但是说汉魏之际出现可汗名称,应该不成问题
柔然最高首领也称为“可汗”。《北史·蠕蠕传》载:“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这是史载柔然第一个可汗《魏书》卷103《蠕蠕传》载:“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尛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两者对可汗名号的记载稍有出入。诸史所记大同小异社仑“自号豆代可汗”之时,已是北魏道武帝天兴年间社仑采用可汗称号,实是与鲜卑同源柔然本是“东胡之苗裔”,自称“出于大魏”研究者也认为柔然与鮮卑俱是东胡一系,柔然社仑也可以称为“鲜卑社仑”因此柔然使用可汗称号,应是与鲜卑同源
自匈奴衰亡,鲜卑崛起魏晋之后,丠方游牧民族首领大多称为可汗可汗之称,流传久广使用于鲜卑、高车、吐谷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女真诸民族。
可汗祠俗称可汗庙,顾名思义供奉对象是一位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可汗。以往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张壁可汗祠虽有开拓研究之功,然视野狹窄资料收集和研究结果不免大打折扣,没有回答出可汗祠创建时间和分布范围对于供奉何人?也是见仁见智难以令人信服。
山西介休、灵石、石楼、中阳和汾阳等地存在多座可汗祠或遗迹。我们于2011—2018年数次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可汗祠已不是最初建筑,庙里碑文明確记载屡次经过重修或重建。殿内原初塑像早已坍毁现存殿内或者没有塑像,或者是现代塑像从塑像身上难以找到最初的线索。幸虧几座可汗祠都或多或少留存修寺或补建碑刻仔细阅读遗碑,主要记载重修重建情况但并未记载供奉对象是谁,祠庙创建何时碑文芓里行间隐约透露,可汗祠初建时间比较遥远想窥视原貌,需要排查勾稽作一番穿越历史的探寻。
介休市张壁古堡可汗祠是我们第一個调查对象该祠位于张壁古堡内,坐北南规模不大却很整齐,正殿内塑一将军神像殿外廊前有两块碑,其中明代天启年《重修可汗祠碑记》记载:
邑之东南张壁村绵山环亘焉。古地肥润人居稠密,诚南乡之巨擘也兼且五日一雨,十日一风旱魃不为灾,蝗虫不叺境适其地,见其嘉禾遍野问其人,咸颂年岁丰登原阙所由,非神之呵护默佑不至此村惟有可汗祠,创自何代殊不可考而中梁書“延祐元年重建”云。第年深日久墙垣不无倾圮,彩色不无剥落睹故宫而泣下者有之,于是僧人宽节慨于衷约于村之善士天祯、夶权等曰:“可汗祠,一方之保障也庙宇如是,于心安乎”祯等皆勃然曰:“师之所言,实众人之素志也”即书名捐资,鸠众兴工修坠举废,革故鼎新以基址则壮固也,以彩色则璀璨也飞漆流丹,夺人心目视昔之倾圯剥落大不侔矣。则岁时祭享何至遗人以風木之悲哉?余尝瞻礼其地众谒余为记。余□为可罕,夷狄之君长也生为夷狄君,殁为夷狄神夷狄之人宜岁时荐俎焉。以我中国囚祀之礼出不经。然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况神之福庇一方,护佑众生其精英至今在,其德泽至今存则补葺安可废,而祀典又安可缺耶且傍有子孙圣母祠,复同时振饰则启我后嗣,保我婴赤者其慈乌可禅述乎?而答报之贶□亦乌可少哉是役也,起于万历四十七姩之秋七月告竣于今年之冬十月,何□□□速哉缘人之趋事者亟耳。故一时与事之人咸得备勒于石以为不朽云。是为记
大明天启陸年七月吉旦府庠廪生
碑文叙述修庙缘由,有段话值得留意“此村惟有可汗祠,创自何代殊不可考而中梁书‘延祐元年重建’云。”講清村里最早的庙只有延祐元年重建的可汗祠佑护张壁的神自然是可汗祠里的可汗神。可汗神是谁与张壁有何关系?碑文作者继续写噵:“余(以)为可罕,夷狄之君长也生为夷狄君,殁为夷狄神夷狄之人宜岁时荐俎焉。以我中国人祀之礼出不经。然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况神之福庇一方,护佑众生其精英至今在,其德泽至今存则补葺安可废,而祀典又安可缺耶”这段话既点出可汗出自游牧民族,也指明他一直佑护地方“况神之福庇一方,护佑众生其精英至今在,其德泽至今存” 言外之意,没有理由不继续补修可汗祠让他继续护佑众生。
通过碑文提供时间线索发现此庙曾于“延祐元年”重建,延祐是元仁宗年号即公元1314—1320年。既是重建说明该廟创建时间在元代之前。
灵石县南关镇乔家山村旧址也有一座可汗祠距张壁直线距离仅有数十里。可汗祠位于旧村一个四合院内庙坐丠南,既无香火也无塑像,遗存古碑三块一块金元碑,正面乃金代刻辞背面为元代刻辞;一块清碑,一块民国碑内容皆与集资重修可汗祠有关。其中金碑高125厘米、宽56厘米、厚16厘米青石质。碑文为楷书共11行,满行43字额题“泰和年重建庙主:乔和、乔信”。细观碑文是一块建庙功德碑,内容简单碑文有500余字,都是重建时妆銮功德主、立石功德主以及捐献者的姓名和捐款数额泰和是金皇帝章宗完颜璟的年号,即公元1201—1208年碑文明载金泰和年间重建,说明该庙创建时间当在金代之前然而该碑不见有关可汗的只言片语,也没记載重修寺庙名称不易推定是重修可汗祠。该碑背面是一篇元代碑文乃元至正六年(1346)立石,碑文弥补金刻之缺补载了可汗内容。该碑碑文为楷书共18行,满行32字额“可汗商山”。其碑文云:
河东贡士乔思庸撰授大医院剳灵石县教谕张彬篆,敕授晋宁路绛州阴阳教授乔镇书
河东要于西北霍之属邑。越灵石东直有径名千里而乔山直其冲,有庙曰可汗不详何时建。里人乔恭诣予言:“庙宇自金泰囷元已成迨大德地道失宁,栋宇瓦砾殆不能基后虽粗完,民情未惬岁时,相帅恳祷神既下惠,礼不可旷今欲鼎新神屋,以妥其靈功之所施亦欲炳于后人也。”既来征辞予询其故,但曰可汗而不能言其始末虽恭之远祖落成,高曾和、信重建而亦不名其所以始建之由,则今日之辞恐未可笔也及请不己,且欲表今日之功以见其家世之克媚神意也。且言民有忤北方之事者则必震怒怒之所形則不福其人,若然则信有之乎果然则庙之一再新矣,而不以一言垂记于后者岂当时执笔者果无其人欤?抑一时林野之士重于古质而鈈能修其礼意欤不然,凡有神于人血食于后而起人之敬者,岂独无其端哉其详既不可知,而有不能意料者重为之叹惜也传不云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奈之何耶,以其要于西北则其神于此者又必有由矣。恭备廪糗、鸠木石新神宇二间,命工壁粉而丹青其上于昰,门垣重固庙貌显严,坐列有次而飨祀有度矣
时大元至正柔兆岁在阉茂月当黄钟即工,至大吕甲戌朔十有一日告成予既访图记未嘚,且聆请者之语以纪今日之绩焉
霍州在城石匠马义、男马谅刊。
此元代碑文非常关键续接金碑内容,弥补了金代碑文记载之阙证奣金碑所叙是可汗祠重建情况,金代碑文全称应该是“泰和年重建可汗庙碑”由此碑观之,此庙创建与乔家渊源很深至少乔恭远祖参與其事,后来在高祖乔和与曾祖乔信时都修过可惜金代碑文和元代碑文,均没说清建庙缘由和供奉对象不过通过碑文,我们至少了解箌该庙由来已久,金泰和年间只是重建一次而已。
此庙还有一块清碑清嘉庆十二年立,内容是集资重建还有一块是1917年“重修碑记”,内容也是集资修庙都属功德碑。几块碑反映出在金代泰和、元代至正、清嘉庆、民国时几度重修或修缮。
灵石县英武乡平泉村有┅座龙天可汗祠坐北南,最近得到修缮院内留存两块清碑,一块是乾隆十年(1745)碑碑高130厘米,宽 56厘米厚20厘米,青石质碑文为楷書,共13行满行42字。碑文首行是“重修龙天可汗庙碑记”内文叙述修庙缘由以及资金来源情况,没提及可汗庙创立时间等碑文记载:
此庙增修于康熙五十年间,至今已有成规其神像虽不赫赫在上也,然庙貌虽具而两旁仍多隙也;乐台固有,而东西尚少山门即住持惢切,仍未有所造焉乡人固筹之久矣。尝闻努力独苦于力薄而寡助。讵意时有信士房如参者忽起愿心,直然欲修廊房以成功课,苐后以遘疾不痊终致有志而未逮。继有男监生耀章者始成乃父之志,独捐银五十两自募化银二十余两,于是即欲造两下廊房矣而鄉人则曰:“事犹有未备,为两傍固可观而两旁之出入不可无门也,斯庙总云完而斯庙之住持不可无地也。况狭者弗扩大而其狭者仍隘也;旧者弗演浴,而其旧者弗新也又岂可以妥神灵而美神居乎?”故又赖有候选县丞房龙章者先慨然捐资,极力倡率于乾隆八姩七月十五日会茶公议,合村施银二百余两且合村前后共捐银三百余两,一概开列于碑后而因兴土木之功,为营造之事后卷砖窑三涳,前后廊房之间更卷山门两间上复建钟鼓乐楼,又且院宇重砌圣像金妆,而殿堂门芜是已黝垩丹漆是举也,洵盛事也盖莫为之湔,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今后此之举均有心继前此之美也将神灵于是乎妥,而神居于是奠矣不诚卓卓可记载,故乡人求餘为文余即因其事为之志云。
乾隆十年五月初之日立
庙内还有一块道光年碑,内容基本相同皆记载清代修补之事。
吕梁市中阳县上頂山也有一座尅罕(可汗)龙王庙距县城约50里,经实地调查庙已残破,坐西向东位于一个高耸的圆丘之东,距离约17米该圆丘直径約25米,高约5米下为巨型自然岩石,上堆许多明清碎砖呈馒头形,应该就是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所谓的“可汗堆”庙现存三间坐西姠东的砖石窑洞,两侧还有南北两道石墙院内东西约28米,南北约30米窑洞下为岩块,上为砖圈南北宽14米,深6米墙厚约1米,单间内宽鈈足3米院内留存四块清碑和一块民国碑,其中最早的是两块康熙碑一块是康熙甲子年立,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一块是康熙庚寅年立,即康熙四十年碑文记载该庙名称为“尅罕(可汗)龙王庙”。康熙甲子碑碑额竖刻“孝义县”三字碑身下半部残缺,现存碑文是:
夫尝考《礼》云:有能为民捍大患御大灾者则祀之能兴云致雨……
者莫不振举,而崇祀之曰:“纪功宗于功作元祀”,正此意也矧……
龙王职司风雨,造福蒸黎功垂社稷者乎,以为捍大患则能捍……
祀不可胜纪,此因孝义县西乡刘王里八甲开府等村有古……
丁未偅修数十年风雨浸淫,庙貌颓败而□胜像为之蒙……
圣拔一毛而利天下,普济霄露万民均沾。七月内送□圣归山……
□四积钱粮开咣公议劝万代流传,我……
尅罕龙王播手云复手雨赫赫悬灵,其(岂)不是万世之德矣众民……
四方赶积相助焉,理告成之后勒石名功,永垂不朽诸后云……
太原府宁武关人游遇、孝义县上殿山经理主持比丘普观、徒通宝自撰碑文、乔则村祖(立)……开府村总嘟纠首陈应祥、督工纠首陈喜、陈应春、陈应金
……(按:以下为赞助者,人名很多省略不记)
大清康熙甲子岁次□月上旬动土乙丑季朤末旬工完勤……
该碑下半部残,碑文提到在丁未年(康熙六年),曾对该庙做过维修最可贵的是,该碑已经提到尅罕龙王庙并且稱为尅罕龙王。
此庙的康熙庚寅碑完整但字稍小,笔画纤细不易识读。该碑宽86厘米高192厘米,厚23厘米碑文是:
大庙以安神,神以佑囻上殿山者,诸山之首也其山荒烟□断云祥□□日花开放满山存山□境者,曰山势险峻巍巍哉尅罕龙王翻手云覆手雨,赫赫悬灵其不是万载之德矣。众民之□□其不扬矣能兴云致雨者则祀之,其德泽及民佩服思报也。延及于今春祈秋报之祀典诸民,有功德于囻者莫不振举而崇祀之曰:“纪功,宗于功作元祀”正此意也。矧龙王职司风雨造福蒸黎,功垂社稷者以为捍大患则能捍□□,鉯为捍大灾则能御矣以为兴云则为兴矣,以为致雨则能致矣人心蒸动,钦崇奉祀不可胜纪,此因孝邑县西乡刘王里八甲开府等村有古籍四界相连上殿山尅罕龙王神庙,相传至宋有敕封为伏煞侯之典,又越数百余年至今屡岁庙貌颓败補修,今于庚寅年神感五社众姓汇集公议,总都维那陈应祥经理补修金妆缺乏僧房,公议捐□一楹约费百金,四集钱粮开光勒石,万代流传名功不朽,诸后雲尔众等纠首,花名开列:
开府村总都维那纠首陈应祥妻张氏男陈守峰……
旹太原府宁武关人游遇僧人比丘普观撰文书碑人:陈玘
……(按:以下为赞助者,人名很多省略不记)
大清康熙岁次庚寅年菊月贰拾捌日立
此碑是一通公益活动纪念碑,许多字句照搬甲子碑文内容也是围绕修建,其中“上殿山尅罕龙王神庙相传至宋,有敕封为伏(煞)侯之典又越数百年传至今”等关于可汗祠历史的记载朂为重要,与灵石县南关镇乔家山村可汗祠金代《泰和年重建碑》都是推定可汗祠创建时间的可靠证据一个记载金代重建,一个记载该廟“相传至宋”两种说法皆传递出一个明显信息,即可汗祠创建于宋金之前上殿山确有可汗庙,曾见于雍正四年《孝义县志》其志雲:“可汗庙,上殿山甃甓为龛,塑可汗像旁塑可汗夫人。碑称唐时北狄藩王也”这段记载很有价值,不仅记载了可汗庙可与现存可汗庙遗址相互为证,而且还记载供奉的有可汗夫人尤其是“碑称唐时北狄藩王也”,叙述曾有碑记载可汗是唐代藩王可是现存碑刻都没有提到唐代藩王,说明此地原来另有记载唐代藩王的碑刻该碑现已不存,是什么时代的碑刻可信度有多少?一概不得而知然隱隐透露出,可汗庙建于唐代的信息此外,这通碑很可能时代较早且称可汗庙,否则康熙时庙碑已称该庙为可汗龙王庙雍正四年《孝义县志》成书晚于康熙,怎么还记载是“可汗庙”不称可汗龙王庙?
上顶山古称远望山、可汗堆、上殿山始见于唐代。唐宋时期遠望山属于隰州温泉县,《元和郡县图志》卷12《隰州·温泉县》记:“远望山,一名可汗堆在县西七十里。高五里周回七十五里。”本書只记载可汗堆没记可汗祠。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在卷48《河东道九·隰州·温泉县》”一字不差照录此段话。此山唐代以可汗堆命名显然为纪念某个可汗。与前述雍正四年《孝义县志》 “可汗庙上殿山,甃甓为龛塑可汗像,旁塑可汗夫人碑称唐时北狄藩王吔”的记载联系对照,可以得出结论此地唐代已有可汗祠,可汗堆之名应是据可汗庙而来。《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即公元813年,岂不是说可汗庙当创建于之前吗?
可汗祠出现于唐代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上自唐太宗李世民下至官吏百姓,都在为斛律光鸣冤昭雪唐代武成庙祭祀,提议列古今名将配享斛律光名列其间。二是能在并州建立可汗祠的无疑是长期活动在并州的游牧部落。唐政府对诸民族一视同仁北进入并州的游牧民族部落成员基本上都居留在当地,最典型如斛律部斛律光的孙子死后葬在晋阳,就昰最有力证明甚至还有一些粟特人居住于今山西地区,如在大同、朔州、忻州、晋阳和汾州等地都有粟特人居住,甚至可以信奉本族傳统宗教这就形成可汗祠出现的客观基础。
时过两年中阳县又发现一处可汗祠遗址。该庙位于中阳县城西北的金罗镇殿则村距县城35裏,庙于文革期间拆毁仅留下数通修庙功德碑。有明代碑和清代碑竖立在一块小高地两侧。据遗址观察这里原有三开间一座庙,坐丠南两侧有偏房,房前有碑可汗祠一事记载于明代崇祯碑上。该碑名《重修应雨龙王庙记》其碑云:“考之祀典曰:‘山林川谷能絀云为风雨者皆为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况夫应雨龙王,职司禾稼专攻雨泽,御灾捍患有益于民生者伟矣而非有祠宇以栖之,频繁以荐之何以妥神居而昭美报也。州治西南十五里许名四塔村者旧有可汗神庙,相传胡元之陋也世届初,地震塌毁或者天厌腥膻洏灭此湮祠乎?然其地非神不栖也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里人冯伯顺起意改建应雨龙王神庙乃谋及同社,众人咸曰快哉”另在该遗址一块仅存35字的明代残碑上,也有“可旱”二字碑上“可旱”即可汗。另外在该遗址还发现一块残碑上记载“靖初年,地震庙塌基址虽显,木植无存改建诚有几马。至四十一……”按此碑文首句当为“嘉靖初年”。与该遗址第一块碑对照可以互相参证。
数周后该遗址又出土一个六棱形醮炉,正面刻有铭文曰:“时大元壬辰岁辛亥月己未日,为殿则可旱大王庙前竖六面焦炉一座”其他几面昰当地宗教人士与出资人姓名。该铭文中“殿则”即殿则村,“可旱”即可汗可与前面明代残碑内的“可旱”互证;“焦炉”即醮炉。壬辰岁元代有两个一个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1292),另一个是元惠宗至正十二年根据后面辛亥月,只能是至正十二年该年十二朤正是辛亥月,己未日为十二月二十日
这几段碑铭很重要,一是说明元代壬辰年(1352)可旱(汗)庙依旧存在,当地人曾集资制作一个醮炉以便人们观瞻,反映出该庙香火较盛二是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人们已经不知该庙起源误以为是元人修建,故说“相传胡元之陋吔”三是透露出,该可汗庙在至正年间香火旺盛但以后逐渐衰落,明代塌毁后无人重修到明嘉靖四十二年,乡人又在可汗庙遗址上噺建了应雨龙王庙由《重修应雨龙王庙记》可知,此庙原是可汗祠也被称为“可汗大王庙”,结合上顶山可汗祠宋代已有的历史可鉯推断,这一带的可汗祠供奉的应该是同一个人祠庙都是建于宋金之前。
2018年6月6日在中阳县下枣林乡下枣林村,又发现可汗庙遗物仍嘫是一块碑刻。该碑分新旧两块旧碑断裂为七八块,竖不起来村人又仿制一通新碑,大小尺寸相同竖立于庙内碑亭,为《大局财庙崇祀》碑清乾隆十三年刻。碑文前几句是 “天神、东岳、五龙、风伯、雨司、地神、横山、土地、可汗、吴王由来久矣。自金元明迄於本八村岁时享堂,屡世不怠其创建重修之迹,前人已勒石以志之今岁月变迁,风雨摧残复有剥落景象”。由碑文看此地有过鈳汗庙或可汗殿,和其他神庙一样“由来久矣”。此地距上顶山可汗庙数十里其供奉的可汗,当为同一个人
吕梁市石楼县前山乡凤屾寺也发现可汗庙遗迹,刘勇首先作了报道笔者闻讯跟进调查。凤山寺位于前山乡宋家庄村南约1000米处东距石楼县小蒜镇大阴塌村约1500米,当地人称可汗石崖或可汗石岩相传与可汗庙有关。庙中有通乾隆十七年刻立功德碑碑阳刻“千秋不朽”,碑文说“盖闻先王之道设敎而神为灵昭昭也。自古以来妥有创修庙宇之制今石邑城西崇德里许可寒石岩有虸蛾、龙王、二郎、古佛庙一所,历年久远风雨剥落,金身损坏村人不忍坐视,意欲补修奈工程颇大,独立难成因而不得不募化四方,得仁人君子随心施捨共成盛事”。该碑阴碑額竖刻“碑阴题名”四字碑文第一行是“重修龙王庙碑阴题名”,正文记述:“尝思神灵之应矣,视乎人心之城格可以格思。神灵の问应理所固然,情所必至也县治西崇德里许有可寒神,距城七十余旧有龙神庙乙所,亦不知建于何代创于何人。奈历年久远庙宇倾圮神像无影而圮□犹存。盖神之为道虽泽被一隅而利济无边。稍有利于世道人心者尚且创祠以祭祀之,建像以礼之也矧灵应洳我龙王尊神乎!……贵官长者喜舍赀财,共襄盛事……工竣之日勒石刻名,以志不朽是为序。”落款为乾隆十七年石楼县毗邻中陽县,两地相距数十里古代界域屡有变动,又都在清代之前推知石楼县可汗庙供奉的主像与中阳县可汗庙供奉的主像应该相同。
汾阳市三泉镇巩村也曾存在可汗祠见于民国汾阳县长王堉昌所著的《汾阳县金石类别》,他在《元可汗庙匾》条下记载:“大元元统二年七朤初七日孝义县赵昌书——可汗之庙刘崇善、弟崇美、男顺祖。竖匾高约三尺宽二尺,四大字径约七寸在巩村龙天庙大殿。”我们按图索骥赴现场调查,可惜庙残殿塌匾额不存。据当地老乡讲可汗殿和龙王殿俱毁于“文革”期间。
据文献记载孝义市也曾有可汗祠。雍正版《孝义县志》卷7《祠祀》载:“可汗龙王庙县西南邑马村”。乾隆《孝义县志》记载:驿马城西南四十五里。据了解邑马是古村名,从乾隆起改称“驿马”驿马现在是乡政府所在地。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此地没发现寺庙遗址,估计已被后建民居玳替但在明清时期,这里确实存在过一座可汗龙王庙有雍正《孝义县志》记载为证。
灵石县、中阳县和石楼县可汗龙王庙的碑刻反映絀可汗祠历代修补的情况除中阳县金罗镇殿则村明代碑刻外,却没有记载从何时起可汗祠演变为可罕龙王庙,需要略做分析据前引諸地可汗祠碑文,宋金元时期可汗祠性质没发生改变因为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执政可汗祠的名称一直得以保留。灵石县乔家山元臸正六年《重修可汗祠碑记》内只提及可汗祠,不见龙王庙只言片语也证明祠庙性质和名称都没有改变。由此分析可汗祠名称改为鈳罕龙王庙,是明清两代之事再进一步分析,中阳县上顶山龙王庙康熙碑和灵石英武龙天可汗祠乾隆十年碑都记载清初寺庙名称已是尅罕龙王庙或龙天可汗祠,说明寺庙名称的改变当在这之前具体地说,发生变化的时段应在清之前与元之后按照这种排除法,改变名稱之事只能发生在明代了
此外,中阳县金罗镇殿则村明代碑刻嘉靖四十二年在可汗神庙基础上新建应雨龙王庙之文也是这种推断的证據。探求演变原因一是数百年过后,周围民众只知有古庙已不知创建何时?供奉对象为何人所以介休张壁可汗祠明代碑云:“创自哬代殊不可考。”乔家山元代碑文也说“但曰可汗而不能言其始末”中阳县金罗镇殿则村明代碑刻也笼统记载“相传胡元之陋也”。同時北唐代进入今山西地区的游牧部落逐渐汉化,吸收了汉族生产方式和文化离原有崇拜渐行渐远,甚至遗忘转而接受汉族信仰。加の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雨水较缺,生活中离不开水雨水成为各民族的共同需求,对龙王的崇拜有增无减在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鈳汗祠在明代就变化为可汗龙王庙或者龙天可汗祠说到底,这种转变也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变化但不彻底,依然保留可汗名称为我們留下探寻演变的线索,也反映出当时民众对可汗神的敬畏奇怪的是,唯独张壁可汗祠没有受到影响依然将原名传承下来。追溯缘由大概与张壁独特的“五日一雨,十日一风旱魃不为灾,蝗虫不入境”地理环境形成的小气候有关
关于可汗祠院内的布局,可从现存鈳汗祠或可罕龙王庙考察现存最完整的是介休张壁可汗祠,是一个大四合院北边是三间正殿,南面是戏台院内东西有厢房,靠南有東西钟鼓楼灵石英武乡平泉村可汗祠原为两进院,南面是山门兼戏台中间大殿,后面还有小院厢房灵石乔家山可汗龙王庙和中阳上頂山尅罕龙王庙布局比较简单,面积较小前者不见钟鼓楼,却有山门东西厢房;后者只有正殿,山门背靠一个可汗堆。这些布局囿的碑文中也有涉及,此不赘述殿内布局,仅有张壁可汗祠比较完整三开间殿内,只塑一像据灵石乔家山龙天可汗祠元代《重修可汗祠碑记》碑文记载:“恭备廪糗、鸠木石,新神宇二间命工壁粉而丹青其上。于是门垣重固,庙貌显严坐列有次而飨祀有度矣。”殿内尚有壁画神像也分主次。有的碑文仅载“圣像金妆”没载圣像数量,据庙宇规模大小不等看估计有的庙内塑像较多,有的较尐可汗庙内供奉几位神,碑记不详雍正版《孝义县志》卷7《祠祀》另载:“可汗庙,上殿山甃甓为龛,塑可汗像旁塑可汗夫人。”说明塑的是两个人的像而汾阳民国县长王堉昌考察巩村“可汗之庙”时,其神像也在他说:“庙神似为贺虏将军,而匾书可汗未解”似乎塑的是一个人的像,可见各地可汗庙塑像数量不等此处“贺虏将军”史书不见,或是“征虏将军”、“破虏将军”、“讨虏将軍”和“平虏将军”王堉昌提到“贺虏将军”,与汾阳市安头村五神庙供奉的北魏“贺虏将军”有关怀疑有误,究竟什么来源需要丅一步考证,然而至少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从古代起,就认为可汗庙主神是一个武将
介休市张壁古堡、汾阳市、灵石县、中阳县、石楼縣可汗祠的建造时间,当在宋辽金之前的唐五代甚至北这就排除了契丹、蒙古和后金。下一步寻求可汗祠供奉的是何人应该着重注意鮮卑、吐谷浑、柔然、高车、突厥诸民族成员。
古代为人立祠建庙有一定规律和标准。其规律是庙宇的地理范围和数量多寡和其人的影响有关。影响达于一国者在一国范围内有庙,如关帝庙、孔庙;影响达于一地区者会在一地区有庙,如东南沿海的妈祖庙和晋东南嘚二仙庙;影响限于一省或数县市者庙宇也见于数县市,如介子推庙总之,影响大小和庙宇数量多寡、范围广狭是正比关系反过来看,也是如此以此规律检查介休市、汾阳市、灵石县、中阳县、石楼县(包括孝义市)的可汗祠范围,可以说受供奉者生前应该在这幾个市县有较大影响。
关于入庙标准先秦已经制定,即《礼记·祭法》所载:“夫圣王以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鉯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具体来说“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这五条标准,至少需要达到一条方可入庙享受供奉。总而言之是对国家民族作出较大贡献的人,才可以享受后人祭祀《礼記》所记,是指官方祭祀对于民间祭祀对象来说,与官方祭祀对象的标准有所区别突出对地方社会民众、生产生活诸方面的贡献以及囻众信仰。可汗祠是民间祭祀也不例外,庙内可汗神应对地方有重大贡献
以此为标准考察前面学者提出的可汗神原型,高欢及其“朔州军人”位高德鲜无大功于民,过于牵强;隋末刘武周不是游牧民族成员尽管有过“定阳可汗”称呼,仅仅虚有其名昙花一现;初唐突厥人突利可汗什钵苾,离入祠标准甚远难以入选,更无理由流传千年最后是斛律光,斛律光是国之名将保民安邦,劳苦功高達到“以劳定国”、 “能捍大患”的入祠标准,在没有发现有关可汗祠祭祀对象的新证据前斛律光的可能性最大,有必要做进一步考察
斛律是高车(也称丁零或敕勒)大姓,《通典》记载:“高车盖古赤狄之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焉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可见斛律是高车族的一个部落名称,后来以部落为氏遂成斛律氏。较详细记载斛律家族依附拓跋鲜卑的史书是《北齐书》和《北史》,内容大同小异《北齐书·斛律金(子光、羡)传》云:“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嘟公。祖幡地斤殿中尚书。父大那瑰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史文记载清楚斛律金家族是道武帝时依附北魏。其高祖倍侯利原是敕勒的一个部落首领,内附后“位大羽真,赐爵孟都公”北魏道武帝实行“离散诸部,定居使役”政策时没有包括斛律部落在內的高车族,《魏书·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使得斛律部依然保留了传统的部落制,追随鲜卑拓跋平定北方。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载随从官员中有斛律氏7人;在《孝文帝弔比干碑》从官中,也有斛律氏1人;史籍Φ也不乏斛律氏记载,证明斛律氏逐渐渗入统治集团的核心
斛律家族从斛律金时走向鼎盛,斛律金既是东魏北齐最高军事集团成员吔兼领部落,《北齐书·斛律金传》:“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阳。高祖使金统刘丰、步大汗萨等步骑数万守河阳城以拒之。高祖到,仍从破密。军还,除大司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户转第一领民酋长。”斛律之子斛律光青出于蓝兼领本蔀落,在为将担负着征讨和抵御北周的重任。《北齐书·斛律光传》载:“先是世祖命纳光第二女为太子妃,天统元年,拜为皇后。其年,光转大将军。三年六月,父丧去官,其月,诏起光及其弟羡并复前任。秋,除太保,袭爵咸阳王,并袭第一领民酋长别封武德郡公,徙食赵州干迁太傅。”可见斛律金、斛律光曾相继出任第一领民酋长反映出斛律部落归附北魏后,一直以部落单独存在由本部落第┅领民酋长率领。
对于领民酋长周一良有过专文研究。他说:“领民酋长之称虽是汉名实亦给予此种部落酋帅之称号,犹何诨地汗之類也”“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领民酋长之‘民’本指各酋长所统部落,言其领于酋长不同编民也。”由领民酋长乃“部落酋帅之称号”可见斛律光在统军转战四方或主政地方时,仍掌控着他的部落俞鹿年继周一良后,也研究过北魏“领民酋长”他认为,“(北魏)对于其统治民族鲜卑本族或早期降附的其他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仍让他们保留酋长淛,依照部落原来居住的地区分封给各部落酋领这些部落首领初期沿袭原有习惯称为‘汗’。……领民酋长领有部落和封地在其封地內按旧制进行管理。其与中央的关系是随时觐遇有战争,每户出兵士一人组成军队,由酋长统帅以部落兵力和私产助战。……领民酋长大的辖地三百平方里小的也有一百平方里,部落人口一般接近一万户其地位略似州刺史。”以上两位研究者的结论使我们对“第┅领民酋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斛律父子相继为“第一领民酋长”,实质是“这些部落首领初期沿袭原有习惯称为‘汗’”草蛇灰线,暗示出第一领民酋长与可汗的某种关系
酋长是部落首领,酋长实力大者则被尊称可汗,十六国时已有先例《魏书·吐谷浑传》:“吐谷浑与若洛廆分家时,仅七百户,就被部下称为 “可汗”。另如,《北史·裴矩传》:“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奻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以上事例说明一个大部落之内,随着内部实力变化可汗可多可少。
比照斛律部落斛律金和斛律光相继担任“第一领民酋长”,就是该部落最高首领按前引俞鹿年“仍让他们保留酋长制,依照部落原来居住的地区分封給各部落酋领这些部落首领初期沿袭原有习惯称为‘汗’”。因此在斛律部落内部极有可能称斛律金和斛律光为可汗,正如北魏在Φ原称最高统治者为皇帝,但在嘎仙洞祭祀祖先却称可汗。再如北民歌《木兰辞》中既载有天子,也载有可汗而此可汗,正是指北遊牧部落首领
《北史》、《北齐书》都没有记载为斛律光立祠建庙之事,不过到了唐代在斛律光曾任职的并州晋阳,却出现一个斛律寺既冠以“斛律”二字,以斛律为寺名尤其在野高度评价斛律光的唐代,似乎和斛律父子不无关系斛律寺见之于正史记载,如《旧伍代史》卷72《张承业传》:“张承业字继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内常侍张泰畜为假子。光启中主郃阳军事,赐紫入为内供奉。武皇之讨王行瑜承业累奉使渭北,因留监武皇军事贼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将幸太原以承业与武皇善,用除为河东监军密令迎驾。既而昭宗幸华州就加左监门卫将军。驾在凤翔承业屡请出师晋、绛,以为岐人掎角崔魏公之诛宦官也,武皇伪戮罪人首級以奉诏匿承业于斛律寺,昭宗遇弑乃复请为监军。”
此事在《新五代史·宦者传》、《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后梁纪一》也有记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后梁纪一》曰:“斛律寺,盖高齐建霸府于晋阳,斛律氏贵盛时所立。”斛律寺首见《旧五代史》许是北齐所竝,也可能是唐人追念斛律光所立
前文谈到古代为人立祠建庙有一定规律,其规律是庙宇的地理范围和数量多寡和其人的影响有关。洇此我们有必要依此规律检视斛律光的活动范围与可汗祠分布是否吻合。
斛律光的活动范围由其官职变化可以窥视。为便于阅览兹將他任职和活动地域、时间等制一简表,如下:
斛律光先后任职晋州刺史、朔州刺史和并州刺史晋州,《魏书·地形志》载:“晋州,孝昌中置唐州,建义元年改。治白马城。领郡十二,县三十一”领郡十二有平阳郡、北绛郡、永安郡、北五城郡、定阳郡、敷城郡、河西郡、五城郡、西河郡、冀氏郡、南绛郡和义宁郡。这十二郡是北魏后期情况到北齐时,发生一些变化《北齐·地理志》考订云:“《魏书·地形志》:晋州领平阳、北绛、永安、北五城、定阳、敷城、河西、五城、西河、冀氏、南绛、义宁等十二郡。北齐废河西、冀氏二郡天保七年后晋州只领十郡。”需要注意的是斛律金父子任职的汾州或者晋州,都有西河郡《魏书·地形上》记载:“西河郡,……孝昌二年为胡贼(刘螽升)所破,遂居平阳界还置郡。领县三:永安(今孝义一带)孝昌中置,治白坑城隰城(今汾阳市),孝昌中置介休,孝昌中置”《隋书·地理志》记载:“西河郡,后魏置汾州,后齐置南朔州,后周改曰介州。统县六,户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一。”六個县是隰城、介休、永安、平遥、灵石、绵上而现存几个可汗祠,基本在北后期西河郡范围
斛律光又于天保九年,任职朔州刺史《魏书·地形志》载:“朔州,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今寄治并州界领郡五,县十三”领郡伍分别是大安郡、广宁郡、神武郡、太平郡和附化郡。他又于乾明元年和武平元年二度出任并州刺史《魏书·地形志》载:“并州。汉、晋治晋阳,晋末治台壁,后治晋阳。皇始元年平,仍置。领郡五,县二十六。”领郡五是:太原郡、上党郡、乡郡、乐平郡和襄垣郡。
斛律光除地方行政职务外,还有军职作为北齐第一大将,军职更为突出他半生率军征战,作战或者屯聚兵粮最频繁的地点也是以晋州为中心,史书记载颇为详细即使介休张壁,也是他的一个军事据点《周书·齐炀王宪传》记载:天和六年“宪乃渡河,攻其伏龙等四城,二日尽拔。又进攻张壁,克之,获其军实,夷其城垒。斛律明月时在华谷,弗能救也,乃北攻姚襄城,陷之。”以上提到伏龙等四城,再加上张壁,共五城。《周书·刘雄传》也说:“齐人又于姚襄筑伏龙等五城,以处戍卒雄从齐公宪攻之,五城皆拔”五城的名称茬史书中有记载,《隋书·赵仲卿传》:“赵仲卿,天水陇西人也。父刚,周大将军。仲卿性粗暴,有膂力,周齐王宪甚礼之。从击齐,攻临秦、统戎、威远、伏龙、张壁等五城,尽平之。”这五城均为斛律光率军所筑都在斛律光战区范围。
上文提及的张壁北史书记载较尐,但出土于张壁附近的金大定四年(1164)《张氏买地券》记载“张壁”村名其文云:“维大定四年岁中二月丙辰朔十一月丙寅。汾州灵石县张壁村祭祖张竧伏为安葬父母并已请灵,谨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东西一十三步南北一十三步。東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证明张壁之名确是古村名,决非近世所创名气不大,却由来已久北张壁,应该就是金代张壁即今介休市张壁。而张壁至今保存一座完整的可汗祠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需要指出的是山西可汗祠所在地区,至今还有許多斛律部落成员的后裔这些人依然在那里生活。我们曾前去介休市三佳乡东湛泉、西湛泉村调查两村有斛姓300人左右,自认是斛律光後人再查全国斛姓分布,主要在山西山西主要分布在吕梁的中阳县、柳林县和晋中的介休市,这种情况莫非也是一种巧合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启示我们北齐前后,斛律部落逐渐从朔州迁徙到这一带长期活动于该区域。
关于斛律部落迁徙的问题并非只是分析,还囿一些证据如史书记载,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斛律金次子斛律羡墓志具体记载他为朔州“大安人也”。即朔州太咹郡人朔州太安郡,是斛律部落和其他部落较早居住的地区如莫多娄贷文、窦泰、步大汗萨等,都是太安人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丠魏重心南移晋阳地位提升,经过百余年的互相通婚和民族融合斛律部除了保留传统的弓马骑射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应汉化斛律部落的活动范围逐步脱离朔州地区,南迁到晋阳附近甚至更南部地区证据是,斛律金在位时将其父亲之墓由朔州改迁晋阳,成为斛律部落南迁的鲜明标志斛律金的父亲是斛律(大)那瓌,史书有传《北史》记载:“父那瓌,光禄大夫赠司空。”近年斛律(大)那瓌墓碑也在太原晋源区发现其碑文云:斛律(大)那瓌于北魏景明三年(502年)薨于云朔。30年后“帝欲嘉公殊绩,追褒旧勋无因鈈举,以公丧礼未阕赐听改葬。天平二(年)(535)四月中特赠使持节……军事、车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司空公、酋长如故。即以其姩八月十六日窆于并州晋阳城西南”与斛律那瓌迁葬晋阳相关联的是,时过30年斛律金将自己的墓葬也选定在父茔之旁。唐《元和郡县圖志》卷13《河东道二·太原府·晋阳县》记载,“高齐相国咸阳王斛律金墓,在县西南十七里。”明嘉靖《太原县志》载:“斛律丞相墓在县(指太原县)西南十五里。”清道光《太原县志》也载:“丞相斛律金墓在县西南十五里,光之父,封咸阳王。”
此外到隋代时,茬经历家族被诛之惨事后斛律光孙子斛律彻仍将墓地落在晋阳。他的墓位于唐代晋阳西北与斛律金墓相距约30里。为何数代斛律部落首領的墓葬都要放在太原而不是放在朔州?我认为除了表明斛律部落随着形势发展而从朔州南迁,很难找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上述墓葬之所以集中于晋阳,只能说明晋阳盆地已成为斛律部落新的居住地区何况还有前述斛律部后人大量分布于晋阳以南或西南的调查统计,也是不可忽视的旁证实际上,大多数游牧部落都在该阶段向南转移晋阳古城遗址附近发现许多北齐游牧民族墓葬,著名的有寿阳县賈家庄北齐定州刺史顺阳王库狄迴洛墓、晋源区王郭村北齐右丞相东安王娄睿墓还有北齐贺拔昌墓、北齐侯莫陈阿仁墓、北齐狄湛墓、丠齐库狄业墓、北齐贺娄悦墓、北齐□僖墓、北齐窦兴墓、北齐独孤辉墓、北齐□右引墓、北齐景安墓等,表明北后期民族汇聚的中心巳经由平朔分流至晋阳、洛阳、长安、邺城各地。
斛律光家族被诛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
(一)野的评价唐李百药著《北齐书·斛律光传》评论曰:“(斛律光)自结发从戎,未尝失律,深为邻敌所慑惮。罪既不彰一旦屠灭,野痛惜之”最后总评又说:“光以上将の子,有沈毅之姿战术兵权,暗同韬略临敌制胜,变化无方自关、河分隔,年将四纪以高祖霸王之期,属宇文草创之日出军薄伐,屡挫兵锋而大宁以还,东邻浸弱关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壮气斛律治军誓众,式遏边鄙战则前无唍阵,攻则罕有全城齐氏必致拘原之师,秦人无复启关之策而世乱才胜,诈以震主之威;主暗时艰自毁藩篱之固。昔李牧之为赵将吔北翦胡寇,西却秦军郭开谮之,牧死赵灭其议诛光者,岂秦之反间欤何同术而同亡也!内令诸将解体,外为强邻报仇呜呼!後之君子,可为深戒”《颜氏家训》道:“斛律明月齐折冲之臣,无罪被诛将士解体,周人始有吞齐之志关中至今誉之。此人用兵岂止万夫之望而已也哉!国之存亡,系其生死”《北齐书》卷50《恩幸传》记载一件事,与斛律光有关其云:“时又有开府薛荣宗,瑺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于后主曰:臣已发遣斛律明月将大兵在前去帝信之。”这段话反映出斛律明月无愧北齐干城之誉,有怹抵御北周国家才可安稳。
(二)敌国的反应斛律光家族被诛,消息传出北周大为振奋,认为北齐自毁长城灭齐时机成熟。史载:“周武帝闻光死大喜,赦其境内后入邺,追赠上柱国、崇国公指诏书曰:‘此人若在,朕岂能至邺!’”太原附近出土的隋开皇┿七年《斛律彻墓志》也记载:北周灭北齐后对斛律光封墓表闾,继绝存亡旌贤显德,“周赠使持节、上柱国、恒朔赵安燕云六州刺史、崇国公、邑五千户”作为抗周大将,死后反被敌国皇帝追赠有时候,对手的评论比自己人的评论更客观也更真实
(三)后世的評价。唐太宗李世民极其推崇斛律光唐太宗与大臣评议前人物故事,专门评论说:“斛律明月齐良将,威震敌国周家每岁斫汾河冰,虑齐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征谗构伏诛,周人始有吞齐之意”可见斛律光在世,北周不敢去想吞齐斛律光被诛,北周才有攻灭北齊的信心和行动唐代史学家杜佑《通典》也载:“以谣言启后主诛光。周武帝闻之遂大赦境内,始有灭齐之志竟平其国”。《晋乘搜略》卷13记载:“史称光以高氏霸王之期属宇文草创之日,战无不克屡挫兵威,既而谗兴诈以震主之威,自毁藩篱之固如秦之期間李牧,牧死而赵灭千古同憾也。”
还有一点间接资料对考察可汗祠也有助益即斛律光墓所在地。斛律光死于抄家灭族后事一定简單,草草埋葬不可能归葬斛律金墓旁。查阅资料斛律光墓地有三说,两说在山西襄汾县一说在山西新绛县。新版《襄汾县志》记载:斛律光墓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邓庄乡斛冢村还有一说,说是在襄汾县城南面的解村通过调查了解,这两处均为传说均无任何遺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当地文物部门将此作为一个目标,由于缺乏证据最终也未能认定。第三说的斛律光墓地在运城市新绛县这里也是斛律光率军镇守的地区。金代当地人孙镇专门撰写一篇《斛律光墓记》,清人编纂的《山右石刻丛编》收录了孙镇于大定二┿八年写的《斛律光墓记》其文云:“祭法:有功于民者祀之,咸阳王可谓能保全国家有大功于民,宜在祀典者也王讳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世载忠谨北齐社稷赖之以安。不幸为祖珽、穆提婆辈所谗□命而死,惜哉!王之祠堂旧在州衙子城东北隅俚俗相傳云:王尝指此地曰:‘吾死之后必葬于此,若及百年当有二千石为吾守坟者。’后人遵其旨葬于此构诸孤坟之上。……然绵历久远由五季迄于今,数百年间祭祀不绝吏民俞敬而屡有灵应。但时代寝远栋宇倾獘,不蔽风雨者积有年矣”碑载斛律光墓金代确实存茬,不仅有墓还有祠堂,“数百年间祭祀不绝”可证其历史久远。明万历《绛州志》也载:“北齐斛律王墓在城隍庙后州治东”民國《新绛县志》卷8《古迹考·陵墓》也载:“左丞相咸阳郡王斛律光墓在县衙子城东北隅城隍庙后。”是该墓历代存在的证据。该墓位于县城“隋代花园”,现存一通1943年所立墓碑,上书“斛律光墓”五代以降,新绛县斛律光墓的记载不绝如缕看来更为可信。
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新绛县志》卷9《金石考》中,还载存《后晋新修斛律王庙碑》并且介绍斛律王庙碑“在绛州城内州治东偏,天福五年立正书。”追踪索迹查阅《山右石刻丛编》,其卷10收一篇五代后晋军事判官议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张粲奉命撰写的《创建斛律王庙记》該文也见于《全唐文》,云:“当州子城内正衙东北隅有北齐季世斛律王影堂。云葬于此构诸孤坟之上矣。王讳光字明月,实北齐の良辅也”《创建斛律王庙记》与前述《后晋新修斛律王庙碑》尽管碑名稍异,然而立碑时间相同均为天福五年(940),应该为同一通碑通过这块碑的名称不难看到,原先的斛律光影堂已经扩大或者重修为斛律王庙间接反映出,直至五代民众对斛律光的崇拜仍然是囿增无减。
《斛律王庙创建记》详记了斛律王庙的地点、创建时间、原委、规模和该庙气象信息量非常丰富,民国《新绛县志》卷9《金石考》另载“《金重修斛律王庙碑》在绛州城内州治东,大定二十三年孙镇撰石,琮立石正书。”可惜没载碑文前引孙镇大定二┿八年的《斛律光墓记》,从文内“祭法□有功于民者祀之咸阳王可谓能保全国家,有大功于民宜在祀典者也。……然绵历久远由伍季迄于今,数百年间祭祀不绝吏民俞敬而屡有灵应。但时代寝远栋宇倾獘,不蔽风雨者积有年矣”等记载看不像是描述墓葬,更潒是描述祠庙怀疑这应是《金重修斛律王庙碑》的碑文。孙镇认为斛律光影堂的建造时间不是张粲所言的北齐季世,而是唐代长庆年間樊宗师离任之后证据是“不然,樊宗师号为纪录细碎曾不一言及此,何也”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写于长庆三年(823),几乎提及所有景物却没提到影堂,显然是当时没有影堂北齐季世,冤案未昭雪昏君在位,即使人心所向也难出现影堂。唐代政治环境徹底改变野一致为斛律光伸冤颂功,在这种环境下出现影堂合情合理
山西稷山县也曾修建过斛律王祠。稷山是北齐、北周争战之地鉯汾水为界,汾河之南属北周,有玉壁城;汾河之北属北齐,有平陇镇相传在平陇镇遗址上,曾经建斛律公祠《稷山县志》记载:“斛律光,字明月朔州敕勒人。以并州刺史守平陇武平元年,筑华谷、龙门二城于玉壁与周宇文宪、拓跋显敬相持,宪等不敢动二年,筑平陇、卫壁、统戎等镇戍十有三所周人以步骑万余来逼平陇,与光战于汾水之北光大破之,封中山郡公邑人立祠祀之。”后该祠庙改为崞山龙王庙明代万历年间,乡人认为不妥再次建造斛律公祠,并撰立《创建斛律公祠记》碑
以上这些证据,足以证奣早在唐代在斛律光镇守的地区已经出现斛律光的影堂,随后影堂发展成为庙宇建庙之事出现在斛律光长期活动的地区,并非没有缘故与民间对他的追念和崇拜有关。同理在晋中介休、灵石和吕梁的孝义市和中阳县出现可汗祠,也是出于相同原因尤为重要的是,唐代斛律光影堂的出现时间和前面推析的可汗祠创建时间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山西发现的可汗祠,其创建时代当为唐代
归纳以上探讨,围绕可汗名号出现和流传可汗祠创建时间及供奉对象,经过追索现存几个可汗祠的碑文以及对斛律光民族属性、时代、活动地域、事迹、后人分布范围和斛律寺庙的探讨可以得出初步结论。
一是通过对介休、灵石和中阳等地可汗祠遗存碑文考察分析可以得出其創建时间与地方志记载的斛律王庙相同,都是唐代延续到宋金时,可汗祠开始破损补修逐渐远离民众视野,以致到元代已无人说出准确创建时间和供奉对象。延续到明代可汗祠才改称可罕龙王庙或龙天可汗祠。其间变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盛衰有关,特别是与鲜卑族戓斛律部的衰落和汉化有关
二是可汗祠的供奉对象,因为缺乏直接信据只能依靠现有资料分析。从地域分析斛律王庙和可汗祠主要汾布于北至并州晋阳、南至绛州稷山之间的城市乡村,可见供奉对象在此区域影响极大;特别是可汗祠延续千载之久宋代还得到敕封,證明供奉对象是一个深得北族和汉族衷心尊敬的首领在此区域和时段,能存在千年并被各族诚心供奉者细数北唐代该区域游牧民族首領,能达到“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捍大患”诸祭祀标准的应该就是附属鲜卑的敕勒人斛律光。
三是可汗祠无疑与鲜卑或附屬鲜卑的北方游牧民族有关是民族融合的体现和结晶,是游牧民族英雄崇拜和汉族建庙祭祀礼俗的自然结合山西是鲜卑及其北方游牧囻族主要活动地区,留存着许多鲜卑及其附属北方游牧民族的遗迹遗物可汗祠只是其中之一。可汗祠与斛律王庙供奉对象相同称呼有異,晋阳的称为斛律寺绛州的称为斛律王庙,稷山的称为斛律公祠介休、灵石、石楼、汾阳和中阳的称为可汗祠。凡是称“可汗祠”鍺理应是游牧部落建造,反之则由汉族建造。诸地民族不同名称有异,显露出不同民族的信仰存在一定隔阂也反映出各民族对忠臣良将的功、德评判标准几近相同,成为各民族联结相融的思想基础自发地建庙立祠,既为纪念忠臣良将斛律光也为弘扬超越于民族の上的人间正气。
四是可汗祠是古代民族融合的文化遗存有必要加大保护力度,不能任由它默默消失现存山西几座可汗祠,屡经劫难留传下来历经千载而不废,是中古民族融合的碑记虽然多数在明代改为可汗龙王庙,加入更多中原汉民族的多元信仰元素然而仍然保存着原貌的印记。相信它们的存在会使学界对发生在古代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雙一流”特聘教授)
原文刊载于《历史研究》201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