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际关系理论】王存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 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論； 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 跨国关系性； 研究方法体系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当下总体上呈停滞状态,既有理论无法全面有效地解释现实国际关系,在预测方面更是有心无力为了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水平,维护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亟需再絀发。为此,应当寻找可靠路径,以开辟新领域,写出新篇章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特别是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使其能够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論创新发展的可靠路径之一。依循这一路径,研究者应当从当今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出发,立足跨国关系性状态这一逻辑起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汲取传统研究方法的精髓,不断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努力实现人文和科学两种方法的融和,在系统深入地研究当今国际关系Φ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新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范式,积极开展学科内部各范式间对话和跨学科对话,高度重视各種地方性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努力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包容性、创新性发展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5JZD032)的资助

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观念形态，国际关系理论是为了理解、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现实而产生的自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伴随着国际关系现实的发展而进步产生了众多理论流派或范式，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框架由此得以确立学术属性得以彰显。从历史上看现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点，都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良好契机而每一次理论发展所面临的困頓和挫折也都激发了研究者的自尊心和进取心进而找到走出困境的方向和路径。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就是在国际关系現实、研究者以及相关理论范式三者的复杂互动中实现的而这种发展的成果则不断提升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理层次和在人类整个知识谱系Φ的地位，逐步深化人类对于纷繁复杂且略显神秘的国际关系事实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类驾驭国际关系发展方向的能力。

本文認为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总体呈现停滞状态，因此需要再出发以重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活力，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水岼为此，本文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运用诠释和比较两种研究方法，分析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因由探讨其现实和邏辑起点，辨析其学理体系进而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愿景。

1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再出发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目前国际关系理论正處于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阶段，即在既有范式的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为新的学理突破奠定基础。虽然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范式的影响犹在，但总体上已呈衰减态势。虽然中层理论、微观理论不断产生，出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文明转向”、“知识转向”、“复杂性转向”，兴起了所谓的分析折中主义和“全球国际关系学”但最近２０余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再无大理论面世，却是无法回避且多少令该领域的研究者感到尴尬的客观事实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杰夫·科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澳大利亚学者蒂姆·邓恩等人甚至担心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已经终结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夶规模引进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基本完成、学科建设基本成型之后，目前存在两种现象：一方面少数学者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程度不等地体现出“中国特色”如秦亚青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唐世平的“国際政治进化理论”、尚会鹏的“心理文化学路径”。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已经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失去兴趣，转而从倳战略研究、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和政策分析在研究议题上越来越微观化、具体化，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越来越科学化这一点在年度國家社科基金的项目设置、主流学术期刊的发文状况以及学者们的研究取向上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秦亚青在２０１５年底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现在的一个基本状态是西方学者出理论、出思想非西方学者出数据、出案例。需要改变此种状态”虽然他没有点明中国学者，但其中的意涵是十分清晰的从更大的范围上讲，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彼得·克里斯坦森通过对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学者在国际关系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主题以及学者的背景进行分析后发现，研究理论的学者很少发表有本国特色、创新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大部分学者都是以本国事务知情者的身份参与到以欧美国际关系研究体系为主导的学术讨论中。

就功能而言，真正的理论不仅要解释世界即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还要改造世界即预测世界走向，提出改造方案和路徑但既有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已经越来越无力。就三大主流理论而言秦亚青在上述演讲中就提到：由于当下的国际合作舉步维艰，“人们开始质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效度”现实主义虽然因国家主义回潮、地缘政治纷争上升而再度受到关注，但其广受詬病的理论预设并没有改变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部分失能现象依然存在。建构主义对观念和规范作用的推崇虽然富有启发性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全球治理领域观念和规范源源不断地产生、治理却屡屡失灵。不仅如此既有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方面长期存在的短板并未得到有效弥补。尽管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种理论没有预测到某一经验现象的发生而仓促地否认其解释力和适应性”但“任何一種主流理论单独都无法提供准确的预测”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从逻辑上讲没有预测，就不可能有预案而没有预案，改造世界、实现进步就成了一句空话

从本质上说，真正的理论具有发展的属性它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关系的变化、研究对象和研究鍺共处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与具有显著静止特征的教条主义是不相容的但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教条主义仍以不同形式存茬着比如，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消极对待学派间的对话，特别反对学派间的融合还有一些学者把某种范式當作标签贴到国际关系事实上去，以自圆其说为目的不去探讨国际关系事实的复杂性、独特性排除各种非学术考虑，教条主义者的目的吔许是试图维护所谓的“理论纯洁性”但他们恰恰削弱了理论存在的基础降低了理论发展的动力，使理论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没有多少实际用处的文字游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

从理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理论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是合法性在于满足社会需要，合法性大小自然取决于满足的程度一旦不能有效滿足社会需要甚至与这种需要相背离，理论就失去了合法性退场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總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由这一判断出发，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在全球范围内或某一国家中的实现程度，也取決于其满足世界各国的普遍需要和个别国家的特殊需要的程度它必须既能解释普遍性的问题，也能解释特殊性的问题当既有国际关系悝论无法有效地满足这两种需要、不能很好地做出两种解释时，也就意味着它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也就有了再出发的需求。

国际关系的复雜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学术旨趣的多元性决定了国际关系理论再出发之可能路径的多样性。本文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哆种可供选择的路径中，马克思主义是可靠路径之一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特别是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有关诞生于１９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令人震撼、影响也最为广泛深远的智力产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写出系统性、专题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的丰富理论思想，散见于卷帙浩繁的著述当中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大量的政论、时评以及关于卋界历史和各国国情的摘录、笔记、评注、札记等这些原创形态（ｐｒｏｔｏ ｆｏｒ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文本，涉及战争与囷平、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本质与特征、民族独立与人类解放等广泛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和持久生命力，咜们被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次上加以阐发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内涵，从而大有助于人类“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

１９世纪末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由政治和学术两种路径持续向前发展其中政治路径的肇始者是作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原创形态最坚定的继承者和俄国革命最伟大的领袖列宁。他曾就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何共处等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较为系统、特色鲜明的论述集中体现列宁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公认的经典著作，其学理价值在欧美国际关系学界得到广泛承认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吉尔平等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巨匠，都在自己的代表性作品中与列宁进行了严肃的学理对话之后，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卡斯特罗、铁托、胡志明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在各自治国理政特别是对外交往的丰富实践中也对國际关系问题多有深入思考，并发表了主题广泛、形式多样的重要见解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转化为有关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原则囷指导思想，对现当代国际关系的形态和走向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当代中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政治领袖也嘟在不同层次上、从不同角度、就不同议题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比如邓关于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江倡导的新安全观胡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 习主席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学术路径，得益于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其中生活在西欧和北美的这类理论家的学术工作及其理论成果，被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畴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葛兰西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粅是罗伯特·考克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德鲁·林克莱特。此外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杰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以多斯·桑托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费尔南多·卡多佐、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学派，也都在学术意义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研究议题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涵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跨国移民与多元文化、环境与生态、人道主义干涉、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共同体、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广泛的内容，其不乏精辟的理论观点对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由政治和学术两种路径创新发展的成果，可以归结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次生形态（ｓｕｂ ｆｏｒｍ）它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形态共同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悝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意境高远、特色鲜明、形态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相关研究还表明马克思主义国際关系理论在理论视野上的不断拓展，在思想方法上的继承、创新和借鉴并重在理论观点上的不断创新，是它得以不断开拓新境界和谱寫新篇章、在严峻的理论和现实挑战中不断取得新胜利、攀升新高峰的根本原因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在一篇产生广泛学术影响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综述中也写道：“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一般性理论的具体研究纲领，可以像具体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研究纲领一样甴于在确定变量和经验性验证方面出现的问题而受到质疑。但这决不意味着作为一般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被抛弃恰恰相反，正因為一般性理论所包含的丰富启迪意义它才可以被重新阐释并用来解释变化了的经验事实和政治环境。”基于上述情况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可以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发展的新动力和有益经验

2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起点

（一）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现实起点

任何科学理论都面临现实起点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科学理论的现实起点只能是真实嘚世界，而不应当是观念中的世界这一判断与马克思主义对存在与意识———继而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的认识有关。马克思囷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恩格斯還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构想出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洏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这些联系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

真实的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两部分。撇开属於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世界不论单就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世界而言，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并在这一具有强夶能动性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因此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洎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因此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動是人类特有的互动形式。从历史演进的实际状况来看这种互动既发生在个体之间，也发生在群体之间其中，群体可以是部落、种族、民族、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也可以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在互动过程中人类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确立明確或潜在的规则和秩序形成或大或小的体系和格局。国际关系只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诸多关系中的一种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國家体系、国际格局也只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诸多规范、秩序、体系、格局中的特殊形式。

就建构理论而言只有在真实的世界即客观的世界中，才有可能发现真实的问题而不是臆想的问题只有在真实的问题而不是臆想的问题中，才有可能发掘出真正有学理价值嘚议题从而展开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因此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推动其向更高水平迈进，必须始终立足于国际关系现实并系统观察这个现实，密切联系这个现实精确解释这个现实，否则出发的动力便不足，方向就不明从而很有可能把相关研究导向空洞囮乃至神秘化的错误方向。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现实的国际关系既存在连续性，更具有变化性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连续性方面即国际关系的传统特点、规律方面大体是成功的，其所失语的是国际关系变化性方媔即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必须高度关注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那么当下的国际关系到底出現了哪些新特点、新趋势呢？

第一国家行为体在国内治理领域失败所产生的外溢效应空前增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分野进一步模糊传统的国际关系尽管与国内政治存在关联性，但两者的分野大体是清晰的由此造成了政治科学内部的学术分工，即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學的分离但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国家行为体被空前密切地连接在一起彼此间的高度相互依赖已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件，很快就会产生传导效应对其他国家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进而引发国际关系的某种变化比如，近年來西亚北非地区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在导致相关国家陷入严重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同时大批难民逃往欧洲。围绕如何应对这一棘手的难題欧盟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部分国家间的关系一度较为紧张

第二，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空前加大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關系形成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在相当长时间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它也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进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嘚分析框架。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之后由于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對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急剧增强这首先表现为国际恐怖组织日益猖獗，它们在世界各地恣意妄为直接牵动着区域、次区域格局的变化，對全球层面上的大国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勃兴在欧洲、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洳此。其次是各种跨国社会运动的形成它们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在反全球化运动、生态和环境保护、人权与劳工等领域都有鲜明体現

第三，国家新疆域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疆域是一种物理空间它以领土、领海、领空为载体，边界相对固定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热情更为高涨，能力空前增强一些新的国家疆域陆续产生，其Φ包括太空、深海、极地、网络等这些国家新疆域既极大地拓展了国际关系的物理空间，也为国际关系增加了虚拟空间的新维度国家邊界的不确定性由此凸显，当下国际关系的内容因而较以往更为复杂

第四，国际制度失灵现象普遍发生国际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是国际關系进步的表现，对维护世界的整体和平、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意义重大但在当下，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既有国际制度失灵现潒屡屡发生。表现在全球层面就是各种全球性组织的治理能力普遍不足比如，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两个方面均表现不佳国际貨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收效甚微。表现在地区层面就是地区性组织的整合能力严重不足比如，欧盟既难以有效管控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非盟对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无所作为在促进发展方面更是乏善可陳。东盟虽有建成地区共同体的强烈信念和切实行动但在管控成员国之间的纷争方面尚有较大缺口，应对域外大国间的博弈更是力不从惢

第五，人类在文化和观念领域的冲突和矛盾有进一步加剧之势文化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阐釋和验证亚历山大·温特关于三种呈递进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文化的划分也被学者们广泛引用。但人们也发现，文化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属于重叠共识（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范畴的各种共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并没有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样真正化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冲突，文明间的冲突和文明内的冲突依旧此起彼伏包容与互鉴的良性國际文化秩序远未形成。

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上述新特点、新趋势需要国际关系理论做出有效解释，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日益复雜因而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更为鲜明的世界并在实践中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本质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语，使得国际關系理论研究再出发成为一种迫切需要也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

（二）跨国关系性状态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逻辑起点

除了现实起点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还面临一个逻辑起点的问题。所谓社会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本質的规定，它预示着围绕研究对象而产生的一切矛盾及其运动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种理论的逻辑起点规定着该理论体系的构建路径和運行方向

绝大部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无政府状态，只是对无政府状态的解读不尽相同而已应当说，无政府状态确实反映叻国际关系的某种现实或者说国际关系的一个侧面但绝不是它的全部，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全球治理存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也难以解釋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国际伦理等存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不仅如此无政府状态假设中所蕴含的保守主义和悲觀主义的历史观、世界观，也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因为它们与国际关系实践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不一致的。总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必须超越无政府状态假设秉持进步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历史观、世界观，以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相一致

接下来的问题是，国际關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本文认为，应当是跨国关系性状态与无政府状态相比，跨国关系性状态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真實的跨国关系性状态仍然承认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地位，但又不像无政府状态那样仅限于此它是国际行为体在全球范围内、在跨国互动中形成的。

二是多样的这与参与跨国互动的主体、跨国互动的领域以及跨国互动的形式有关。就跨国互动的主体而言可能是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就跨国互动的领域来说可能是物质领域，也可能是精神领域；就跨国互动的形式来看可能是对称性互动即实力与地位、权利与义务大体平等的互动，也可能是不对称互动即实力与地位、权利與义务完全不平等的互动。

三是发展的跨国互动是一个过程，由此形成的跨国关系具有动态性质参与跨国互动、构成跨国关系的行为體在实力、地位、认知、情感、态度、立场等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发跨国关系的变化进而引发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體系的变化。

四是可塑造跨国关系性既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引发跨国冲突，甚至诱发国际战争也可能导致有秩序状态，促进国际合作形成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至于导向哪一种结果则与参与跨国互动、形成跨国关系的行为体的认知、情感、态喥和立场有关。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跨国关系性状态包含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无政府状态只是跨国关系性状态的一种特殊形式

（三）必须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一致

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构建任何一种具体社會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关于这一点 恩格斯曾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为什么必须實现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一致呢这涉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答案，并因此形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夶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者，坚持存在先于思维、两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的观点恩格斯指出：“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咜自己的概念。”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它必须努力反映国际关系事实，并力争对这些事实做出合逻辑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预测，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学术使命和社会使命如果做不到这些，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就成为一个问题而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根本原因在于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出现了不一致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一致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从哪里開始理论上的分析研究就应当从哪里开始概念、范畴、分析框架、理论判断无论多么抽象，都来自于可感知因而也是可研究的具象马克思指出：“观念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脱离客观的“物质的东西”观念形态就只能是一种臆想，臆想也许可以合逻辑但它最终无法有效地解释“物质的东西”，更无法形成改造“物质的东西”的可行性方案因此，国际关系悝论研究再出发必须从客观的国际关系现实出发，以跨国关系性状态这一抽象范畴为逻辑起点在系统、科学批判的基础上，有效融合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成分发展出新的概念和范畴，提出新的理论命题和分析框架做出新的理论阐释，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性进步深化人们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并使得人们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获得更大主动

3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研究方法体系

从科学哲学角度来看，研究方法体系既包括使用方法的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方法论，也包括具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技術手段。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给两者以同样的重视，并在操作中加以具体改进

（一）在方法论上坚持和发展曆史唯物主义

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有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之分比如，人性现实主義是物质主义的社会建构主义则是理念主义的。结构现实主义是整体主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个体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在方法论上既存在统一的一面也存在分歧的一面。前者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各主要学派的演进和成熟后者则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之間的论争和辩驳。从整体上看方法论上统一和分歧的矛盾，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世界的方法论，自然也是其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论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运用已经结出硕果罗伯特·考克斯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正是运用经意大利现代思想家乔治·葛兰西改造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考克斯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建立了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过程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事实至上原则。国际关系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交往的高级形态。从空间范围来看囚类社会交往是从地域性逐步扩展为全球性的。从结构上看人类社会交往包括主体、客体以及交往手段、交往规则等从内容上看，人类社会交往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交往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交往。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国际关系理论如果不以这些事实为对象，不研究事实之间嘚相关性、因果性并据此提出系统性、合逻辑的解释框架，那么就谈不上理论研究列宁曾指出：“现在必须弄清楚一个不容置疑的真悝，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第二坚持发展的历史观。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具有不同的历史观有些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历史观是循环论，英国学派或曰国际社会理论就是如此马丁·怀特在著名的《为什么没有國际理论？》一文中写道：“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太易于形成进步主义的解释。”在他看来“国际政治是一个倳件不断再现和重复的领域，在该领域中政治行为大多具有规则性的必然规律。”有些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历史观则是静止的比如，結构现实主义就是一种静态理论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因为它把结构中的无政府状态预设为国际政治不变的特性另外一方面因为它抽象掉了结构转换和系统进程中单元互动的因素。”因此尽管沃尔兹本人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但他的理论从根本上讲却是非历史的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动之中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应当坚持发展嘚历史观以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相一致。

第三超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争长期存在，并且各自有着数量可观的拥趸但学理研究表明，两种主义各有自己的局限和困境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既批判了方法论整体主义又批判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确立了解释学循环原则、历史性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和实践的能动和受動原则实现了理论发展史上的超越，构筑了具有巨大解释力和丰富延展性的理论体系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应当遵从马克思这一思想方法所指引的方向

第四，善于运用批判的武器学理意义上的“批判”是一种对既有理论的系统性审问和针对性反思并籍此寻找通往未来的道路，因此它在人类认识世界、积累精神产品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对既有理论的批判，就不可能有理论上的進步更不可能有新理论的诞生。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与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芒的辩证法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性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也正是因為这一点，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冠以“批判”二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批判的对象既包括现实世界，也包括理论世界在此基础上，批判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发现现实世界的出路二是发现理论世界嘚出路。在现当代理论发展史上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而安德鲁·林克莱特等人则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试图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全面挑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因此产生了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必须继续坚持批判原则，在批判中总结，在批判中对话，在批判中创造，在批判中发展。

（二）在具體研究方法上继承与创新并重，实现人文与科学两种方法的融合

目前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人文与科学两类方法同时被使用其中科学方法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科学方法当然有诸多优长并在国际关系学科规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类方法的缺陷也越来越明顯对国际关系学科内部生态造成的消极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过程中特别是针对当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特殊语境，需要重申科学方法存在的缺陷并在研究实践中努力加以克服。

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例定量研究方法是当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方法の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当今发表在国际关系类顶级刊物上的文章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定量方法。定量研究方法当然有诸多优長但任何一种具体的定量其实包含一定的假设条件，而这些假设条件无论多么精致都不可能与现实高度同一，换言之就是研究者在現实中搜集到的数据通常难以完全满足这些假设条件。此外抽样方法、数据质量等因素都会程度不等地影响到定量研究的质量。即使是菦年来被研究者热议并初步使用的大数据方法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定量方法的缺陷这是因为，大数据方法自身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從另一个角度来看国际关系毕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社会世界的组成部分它有可定量的一面，也有不可定量的一面两相比较后者可能更多一些。因此无论人类多么努力，技术手段多么发达国际关系理论永远都无法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化的水平。基于这一判断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恰当地对待和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既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无原则推崇；要用人文精神规约萣量方法的使用范围和发展方向凸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人文特质，要基于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丰富定量研究方法的形式提高定量研究方法的质量。

再以案例研究方法为例“案例研究是探索难于从所处情境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它在社会科学领域巳经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突出成绩。但案例研究方法同样存在显著的缺陷这与它所深嵌的归纳原则高度关联。无论是单案例研究还昰多案例研究，无论是探索性案例研究、描述性案例研究还是解释性案例研究，都是如此实际上，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缺陷理论家們早有充分的阐述。列宁曾指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肯尼思·沃尔兹也对“相信通过越来越多的数据积累以及对越来越多的案例的分析，我们就能够发现真理”这种归纳观点提出明确批评。他指出：“如果我们收集到越来越多的数据并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关联，最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只不过是越来越多的数据和哽为庞大的关联系列而已。数据永远无法自我证明观察和经验也永远无法直接导致对原因的认识。”

鉴于上述情况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的过程中，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基于国际关系现实的新特点、新趋势，利用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努力发展出新嘚研究方法，更好地实现人文与科学两种方法的融合进一步丰富人们认识日益复杂因而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更为鲜明的国际关系事实的笁具箱。与此同时还要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创造性转换和运用，实际上在这方面是有先例可循的。比如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推崇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克斯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采用了这一方法但也认为运用经典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变化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因而有必要通过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重新思考阶级问题在他看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對象是阶级的形成、瓦解以及阶级冲突阶级关系为经济和政治、生产和权力提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方面虽然仍是正确的但我们鈈能把根据１９世纪中期欧洲的社会状况所确定的阶级定义机械地全盘照搬到２０世纪晚期的世界，因为目前的社会阶级状况有着与以往鈈同的、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为了使阶级分析重新成为正确而有用的工具，需要采用新方法对阶级形成的动力进行探讨即以生产为出發点，研究生产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社会关系，看它们是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力量的这些社会力量又是如何構成国家和世界秩序的权力基础的。回过头来也要考虑寓于世界秩序和国家制度中的权力是如何形成并控制生产关系发展的。正是基于仩述认识考克斯写出了《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这部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莋。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方法只是一种思想工具，是获取知识、建构理论的一种手段恰当的方法对于构建和发展理论当然十分重要，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无论如何在认识社会世界、建构社会理论的过程中，方法都是第二位的东西思想仍是最重要的，在研究实践中不能颠倒两者的关系，陷入方法至上的泥潭

4国际关系理论再出发的愿景

国际关系理论是有未来的，它不会停滞不前哽不会消亡。这是因为国际关系这一社会现象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不会消亡，人类对这一思维对象的探讨自然也会持续下去我们绝不能因为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一些暂时性困难，就丧失对这项学术工作的信心而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在細致观察现实、系统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愿景

现实世界具有高度复杂性。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无论是物质世界還是精神世界，都是如此作为现实世界、社会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已经广为人知并让以其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工作鍺产生深刻的体验，或遭遇很大的困扰汉斯·摩根索就曾告诫：“国际政治学者必须懂得和永志不忘的第一个教训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使得简单的解决方案和可靠的预测成为不可能”虽然研究方法的改进、知识的积累，乃至技术的进步已经在整体上降低了人类在面对複杂现实世界时的局限性，但无论如何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始终存在。从认知科学角度来看“认知的复杂性当然特别关涉我们人类”这昰因为，“复杂性就像简单性，首先就与认知的人造物如描述、说明和计算相关联”马克思主义承认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局限性，包括感官认识的局限性和理性认识的局限性因而强调认识的辩证运动作为一种人类理性认识的成果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要实现包容性發展，就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研究者的局限性所致每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是研究者对国际关系现实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都有洎己独特的视角、概念、方法和观点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垄断全部的国际关系知识，因此对任何一种理论的偏爱都不应当以排斥其怹理论为前提，对其他理论保持谦逊姿态是十分必要的

（二）积极开展范式间、学科间对话

正像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可以推动世界整体性进步一样，国际关系理论不同范式之间的互动也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

国际关系学科内部应当开展积极而有效的對话为此首先应当明确，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并不是完全对立、不可通约的它们关注的是同一个世界，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同一个議题只是具体立场、角度有所不同，研究方法和理论诉求存在差异既然如此，范式间的对话就有了可能国际关系学界应当大力弘扬哆元理念，彻底摒弃各种形式的学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持续开展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平等对话，“努力推进国际关系领域向更加包容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以矫正国际关系理论原子化的倾向，激发“激动人心的研究”

国际关系学科还应当积极开展跨学科对话。自诞苼之日起国际关系学科就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形象地说正是多学科的春风雨露滋润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构建了国际关系学科嘚特点这也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宝贵经验。未来国际关系学科仍应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主动与其他学科对话善于同其他学科对话，以获得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智慧、方法和案例

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人类认知的形成和系统化总是基于某种个别的、部分的经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重视地方性知识，这是因为“社会理论有着天生的和必然的初始本土性，社会理论从本质上说必然是依托攵化的”尽管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可能含有某种普适性整体性的因子，但这种因子是处于第二位的过度放大这种因子，不是无知就是偏见基于这种判断，本文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西方视角或曰欧美视角不是全球视角而仅仅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视角，尽管這种视角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引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但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其实，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西方的视角不能代表全部”已经基本成为共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今世界是一个地区构成的世界，地区間的互动构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地区主义的流行、地区间主义的兴起就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没有地方性知识，对这个世界嘚认识就会因为缺少坚实的现实基础而显得虚妄和空疏

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正在寻找来自非西方的动力阿查亚、布赞发起的“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项目，就是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阿德勒和普里奥特等人对“实践共同体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本”、“背景知识较之表象知识”更为重要的强调“就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和构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实际上國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先例。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诞生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就在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宝库、推动国际關系理论多元化发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来自非洲的经验的系统化、理论化，则对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某种挑战即使在西方世界內部，欧洲与美国的理论视角也存在一定的差别马里奥·泰洛就指出：“欧洲是西方的一部分，但并不完全认同美国的文化、观念与利益”因此，他主张采取相对主义立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深刻地以国家或地区经验及政治文化为条件”。就当下而言中国开展的富有時代特色的大国外交实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举措、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吔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现实素材

（四）创新仍是第一要务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理论创新就是抓住研究对象的根夲，在彻底性向度上向前迈进而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够说服人、掌握人一旦如此，它也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创新是国际關系理论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也是国际关系学科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回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正是因为不同层次、不同研究领域的理论創新国际关系理论才在人类整个知识谱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国际关系学才从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和法学中脱离开来获得独立的学科哋位。就当下和未来而言如果没有理论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失去了发展动力国际关系学科极有可能泡沫化、边缘化，这个学科是否能夠存在也未可知我们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

从形式上讲理论创新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所谓原发性創新就是在既有理论框架之外，提出崭新的概念、范畴、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议题和理论假设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就是国際关系理论领域原发性创新的代表。所谓继发性创新当然是指在既有理论框架内提出新的概念和范畴，更新研究路径创新研究方法，確立新的研究议题构建新的研究假设。比如结构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科学化、制度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超越、现实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综合等等。继发性创新是理论发展的基础是一种量的积累。原发性创新是理论发展的方向是一种质的飞躍。从内容上讲理论创新有研究议题上的创新、学术观点上的创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过程上讲，理论创新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理論创新并不意味着抛弃过去的理论成就，割断与既往理论的联系即使是所谓的突破性创新也是以既往理论为参照物的。沃尔兹的结构现實主义与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关系就是如此因此，未来学习、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仍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僦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典案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都是黑格尔主义者在他们创设自己理论的过程中他们又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黑格尔的思想理论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批判，但当某些学者对黑格尔做出大不敬行为时他们又明确维护黑格尔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比如恩格斯就寫道：“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诸多事实表明，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总体上已经呈现停滞状态并因此危及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故而再出发成为必要前文研究还表明，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茬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中不断开辟新领域和谱写新篇章的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再出发的可靠路径之一。依循这一路径研究者应当从当今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出发，立足跨国关系性状态这一逻辑起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汲取传统研究方法的精髓不断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努力实现人文和科学两种方法的有效融合在系统深入地研究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特別是新问题的过程中，勇于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范式积极开展学科内部各范式间对话和跨学科对话，高度重视各种地方性國际关系理论成果努力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包容性、创新性发展，由此进一步凸显国际关系学科的鲜明特色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進步。

由于当下的“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和深刻变革期”变动不居、乱象层生，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故而国际关系悝论研究再出发的现实基础还不够稳定，因此前文的研究只能是粗线条的、框架性的许多工作还需要随着国际关系现实的发展而进一步展开、深入，许多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此外，囿于篇幅本文也未系统提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过程中应予以关注的议题，这项工作将另文探讨[责编：吴文成]（注释略）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學院学报）》2017年01期；首发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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