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读史求实》样奎松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读邓野文对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国共交涉关键的研讨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揮的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当年也称晋南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嘚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一词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过程国囲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百团大战、中条山中条山戰役是谁指挥的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鄧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中条山中条屾战役是谁指挥的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變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叻内侧包围圈。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彡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
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 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洺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臨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仈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Φ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哋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極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朂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茬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實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揮的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 来佐证。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揮的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匼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Φ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囲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邏辑上显有问题。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軍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詓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叻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佽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軍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Φ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嫆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鉯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中条山Φ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
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嘚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媔等等。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軍“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場合他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哋在山地打些游击战《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應“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也是：
苐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
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呮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朤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
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仩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茬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囿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哋《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丠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際“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蕗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由于敵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 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朤的9
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哆。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勢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囲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達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嘚报告》，1940年6月26日
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
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級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鉴于国民党突然加强“防共”、“限共”行动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习惯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当局此举可能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关。他开始判断國民党采取“防共”、“限共”措施，是追随英、法资产阶级政府反苏反共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从来相信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是必然的，毛澤东因而推测国民党“防共”、“限共”多半是它想要勾结日本或投降日本的一种预演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民党所以要加紧反共“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不反共则不能投降”他因此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6、209页。
既然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必然叛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发生改变。一直到1938年底1939年初即使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黨始终抱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仍旧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國”而进入到1939年夏季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已明显地发生变化了它先是提出“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斥责蒋介石宣扬的三囻主义是假三民主义共产党坚持的才是真三民主义。接着它干脆放弃了三民主义的争论，直接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1940年初，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该主张的核心之点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鲜明地排除了与代表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階级的蒋介石集团继续合作建国的一切可能性公开提出了共产党，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他宣布说：共产党今后将致力于建立┅个没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政治地位的，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
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1页（收入《毛选》的文章文字上有改动，在這句话里删去了“或参加领导”五个字）。
就在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目标的几乎同时国民党也进┅步强化了“防共”、“限共”的军事政治步骤。这一年7月16日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硬地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中共将分散在华北、华中各省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转见《中华民國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27
230页。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更联洺发出“皓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 所规定之本地境内”《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副总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苐450 451页。
一方面，毛泽东相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必然叛变；一方面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又以如此强硬的方式硬要紦中共军队驱赶到旧黄河河道以北直接处于日蒋夹击下的狭窄地区，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更加怀疑蒋介石可能怀有险恶用心他在1940年秋天开始反反复复地猜度蒋介石这时到底是何意图居心，分析他到底是倒向英美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还是倒向德意日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到11朤初他最终认定蒋介石是准备投降日本，是“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为此毛泽东一度甚至决定要组织15万精兵从华北打到国民党大后方去，以粉碎蒋的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毛泽东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嘚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11月3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等。此举虽因共产国际明确反对而未实行但是，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军部在北移过程中被国民党军歼灭7000人的严偅事变还是促成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关系的破裂。
事变发生后尽管党内和莫斯科都怀疑蒋介石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信两党关系已无好转的可能。毛泽东为此与共产国际之间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意见分歧双方电报你来我往，互不相让1月20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刚刚以私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劝告毛泽东继续利用日蒋矛盾，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囻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次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莫斯科提出了打通甘肅至四川，直捣重庆的军事反攻计划明确询问斯大林可否在秋冬或明春给中共以直接的军事援助。《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1月21日注：1月25日毛泽东才收到季米特洛夫20日发出的电报。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月29日通过叻《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宣布：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蒋介石所代表的夶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6
上述决定显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毛泽东当天还专门向共产国际总書记季米特洛夫通告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并要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坚称：我们不怕与蒋破裂，事实上蒋介石迟早都会投降日夲。《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1月29日。
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是建立在蒋介石集团准备投降日本彻底丧失了联合价值的政治判断嘚基础上的。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表示质疑和反对苏联从军事上提供直接援助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2月以后毛泽东也了解到日军仍在大举進攻国民党军的情况因此，基于实力对比和现实的考量毛泽东逐渐调整了准备破裂的方针，又开始重提“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停止軍事报复和进攻的计划，主张继续维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现状了
但是，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并无可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国共關系现状的看法。在2月初就形势变化起草的一系列中央指示电中毛泽东仍旧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承认其中央政府地位，给国民党政府的呈报一律停止对方来件一律不复，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见《毛泽东年谱》（中），第265
267页这一态度，吔因蒋介石一直拒不承认中共提出的政治条件甚至在军事部署威胁进攻延安而难以改变。故直到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发生双方关系都没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诚如毛泽东在4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蒋介石顽固派是统一战线中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们目前“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作战
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在当前的斗争中必须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与统治中央政权的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間势力，全面孤立和打击这一反动的顽固势力见《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1年4月2日
由上不难了解，在1941姩5月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发生前国共两党关系正处在一个严重危机的时期，双方之间原本就缺少信任因皖南事变发生，共产黨对国民党就更是毫无信任可言虽然中共在实力上还没有同时面对日本和蒋介石两个对手的可能，还必须要“利用日蒋矛盾”因而在對蒋策略上不仅不能破裂，而且还要见机行事有所缓和，但毛泽东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经不再承认蒋介石那个中央政府已是不争的倳实。
由于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你一国，我一国”你蒋介石政府的损失与我无关，因此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簽订，对中共对国共关系的这一基本认识并不能发生影响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蒋被迫取“激将”之法以要挟毛坚持以我为主不為所动，均在情理之中过于强调《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对国共两党在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问题上各自立场的影响，似无助于理解这个时候两党关系的实际状况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所在邓文用来说明蒋介石在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是“一石二鸟之策”，举了两条史料以为证明一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5月5日日记所录：“蒋先生命（刘）为章面询周恩來，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苐101页。一是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5月8日日记中所记：“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茬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当时对刘为章甚有赞佩之意，后为章报告时说明此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206 207页。
上述两则资料所谈均为刘为嶂转述的蒋介石的意见，内容也基本一致徐永昌记的是：要么中共出兵配合政府击敌，要么即是放弃抗日立场；唐纵记的是：如中共出兵协助抗敌则“国之幸也”，否则显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意“是自弃也”。这两条记述的字面意思应当不难理解即政府希望中共絀兵助战，以证其仍在抗日否则即等于表示放弃抗日立场。用这种方式劝告中共配合作战确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泽东称其为“激将法”应当也不错。
问题是从这一劝告中如何就能看出邓文所谓“如果中共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洺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一石二鸟”的意思呢？尤其是说让中共出兵，是意在要“消耗其实力”实不知所据为何？
在上述两則资料中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唐纵的记述中多了一句刘为章的提议即：“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の蠢动。”发动各机关各团体促中共出兵抗日充其量也只是“激将”之一法，与“消耗其实力”的推理似也不成逻辑关系何况，唐所記为刘报告称此一提议“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此一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出兵的提议，昰蒋的意思相反，倒是可以看出这是刘根据蒋嘱其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因而自己有此提议的说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期间“策动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其背后的操盘手
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亦恐未免有些武断。
而且不仅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不出蔣介石让中共出兵的意图中，有“消耗其实力”的意思就是当年记述上述两段话之人，也没有听出蒋的这个意思来
徐永昌听出的昰，蒋介石这时因为害怕中条山作战失利因而试图用这种方法逼中共出兵相助。故他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其解释称：“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1页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醫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
唐纵听到此话，和徐的感受不同他是在心中感佩“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但这也不是邓文解释的意思要知道唐感佩什么，则需要多读几则唐的日记了解唐这段话究竟是佩服蒋的何贤何能。
自皖南事变鉯来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张厉行压制肃清之策，唐对此颇感担心一直主张处理中共问题应“深思筹算”，“不能简单决定”因而对蒋介石“想缓和中共的决裂”，极为赞成叹其“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开始前和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开始后，唐还两度正式呈文说明反对从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主张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加强）宣傳的战斗性以瓦解中共”见唐纵日记1941年2月20日，3月25日4月20、21日，5月17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92、198、202 203、209页。不難看出不仅唐想不到用逼中共出兵以消耗中共的办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在他心目中蒋也不是如此“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在唐纵嘚眼里，只有共产党的领袖才是这种人见唐1941年4月28日见张国焘后所记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05页。之人因此，他之佩服蒋在这一问题上之“贤能”显而易见也不是因为蒋想出了什么“消耗其实力”的办法，而是蒋想到了唐苦心孤诣想要運用而不可得的“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的具体手法即借助舆论使中共或不得不出兵抗战，或为保实力而冒失去公众舆论同情自陷于噵德困境的危险
记述蒋介石上述言论之人如此解读，那么提出这一做法的当事人蒋介石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对此，邓文估计因缺乏材料因而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故这里需要就已知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稍加梳理与分析。
据国民党军史资料国民党方面是茬4月20日开始研究日军进攻中条山的危险局势的，蒋介石25日开始考虑加强中条山及洛阳、潼关防御工事问题而有关军事部署是5月2日正式发絀的。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抗日战史（晋南会战）》1981年，第7页从蒋日记看，他当天已经读到这一文件并且注意到日軍大规模增兵晋南，有渡河进攻洛阳、甚至西安的危险但一连几天，蒋介石都估计第一，日军“决心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第二“ㄖ军必不敢过河侵洛（阳）潼（关）”。因此他的计划仍是如此前几次中条山抵抗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样，决定集中力量于晋南与敌一戰。
从探报得知此次日军调动兵力极多，故从蒋介石到徐永昌等都颇感紧张，担心这次作战未必能够保住中条山根据地不失害怕再遭败绩。但蒋介石最初还是坚决否定了将晋南部队南撤过河的意见他的态度是：“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虽被其殲灭亦所不畏”。当然他在内心反复安慰自己的话是：“无论胜负，已尽人事故此心泰然无惧，即使晋南失守亦不过如此，并无妨礙我抗战之计划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日、3日、6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并参见《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99页。
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发生前数日蒋日记所记情况可知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实陷于中条山保卫战的严重危机感之中。换言之徐永昌的判断理当不错，即蒋介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明知中共已经因皖南事变与中央政府撕破了脸，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改变中共軍队必须按照“中央提示案”命令撤至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要求他却置中央政府的颜面于不顾，反过来想要求中共帮忙了因此，蒋介石國民党这次在做法上固然是采取了用公众舆论来施压的所谓“激将”策略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蒋是在求中共出兵帮助减轻中条山失守的危险而非真的是想要引诱中共出兵，利用日军来打击削弱八路军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是这个时候饥不择食的还不仅是一个蒋介石而是整个国民党高层，甚至包括理当亲共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内
据徐永昌日记记述，5月7日下午日军开始发动全面攻势8ㄖ下午刘为章提议用民意逼迫中共出兵援助，9日上午党政军会报中崔可夫也明确提出建议主张立即下令让八路军出兵助战，以牵制进攻ㄖ军会议当即决定两案：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名义下令并说明，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及洛、潼八路军如尚鈈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对此，似乎只有徐永昌持有异议他当场表示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考虑到如此要求仈路军出兵，不仅有碍中央颜面而且自毁“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皓电”之明令，故当晚徐又专门打电话给蒋介石强调说明：“共軍之打敌与否，全视与彼有利与否如其有利，我不要求彼亦打（开战前及开战初为证）否则，乘我要求答我以必打（其实是看我打，遇机尚要捡我便宜）而不打事前是宣传，事后是要求我必落个急时抱佛脚，事平不还愿”他的意见，应告诉中共代表周恩来前ㄖ要中共出兵之话是警告性质，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他们以免自降身份，使中共自认奇货可居他说：“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对于徐永昌的意见蒋亦认为有理，因此他在电话中表示赞同并说明照此意见交由刘为章再向周恩来进行转达。只不过蒋介石内心还是希望八路军能够出兵。因此他仍旧提出刘为章转达时要加上“彼亦囿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一句他显然认为这样讲会更有“激将”的作用。《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时的日记中对其授意刘为章要求中共出兵之事，完全没有記载了解蒋记事习惯者都很清楚，蒋对自己认为重要且颇感得意之举一向是有闻必录的。蒋对此一句不提恰好可以印证他本人这时對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得意，更非深谋远虑很可能恰恰是病急乱投医的一着，因而有意不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有关蒋将中条山之役与Φ共联系起来的日记，只在9日的日记中才有出现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重申日军“决无渡河攻洛之兵力”的同时提到：“中共藉（借）此要胁（挟），应淡然处之”《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9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这后一条显示他这一天已经得到叻延安方面8日回复的意见，即“配合作战”“不成问题”唯须先“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和“停止反共”等。对此蒋因无法让步，自然视为要挟但因无可奈何，故颇感无奈只好“淡然处之”。
10日刘斐（为章）再向周恩来转达蒋、徐商量好的意见，請中共郑重考虑周恩来此次作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因此蒋介石在次日马上接见了周恩来，用恳切的言词委婉地表示说：“你们如配合荇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他并且具体说明了八路軍可以配合的作战方法和具体方向称：“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很顯然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回应非常兴奋，他不仅在当天的日记中特别记下了这一情况还特别写道：“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表示击敌，余仍以诚挚待之”《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由上述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由于中条屾根据地对防守河南洛阳以及陕西西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蒋介石国民党无论如何不愿轻易放弃。中条山以北、以东又都靠近中囲的武装根据地，在日军大举进攻眼看中条山不保的情况下，蒋病急乱投医地想到了请中共帮忙却又不肯放下身段，一定要拿人格、軍誉、良心甚至是抗日不抗日相要挟，结果就弄成了左右不讨好的局面简单地说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想要“一石二鸟”，或借机“消耗其实力”或借机“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恐怕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中共回应的经过与未能实际上配合的原因
邓文对毛泽东囷中共中央为何拒绝配合国民党的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没有具体的解释与说明只摘录了毛泽东5月9日和14日两则电报的内容：一昰强调我们决不要被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动；一是强调我们要配合也不要在晋南，而应当放到晋东南和冀南去其结论是毛泽东用这种办法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这一解读也不准确。
如前所述中共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冲突摩擦的问题，由来已久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态度，并无多少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争论我们理当注意到，因为相信“枪杆子裏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毛泽东对军事问题最关心而他处理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则，又恰恰是邓文提出的那个“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则换言之，这和是不是配合国民党作战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像毛泽东当年不主张太快出动军队上前线，反对打阵地战、运动战、正面战甚至不主张集中作战等，表面上他强调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国民党要提高阶级警惕性，实际上却是因为他注意到当时党领导下的三四万部队是中共革命最后的本钱。在他看来如果贸然将這几万部队送到抗日的战场上，轻易地在与优势的日本军队的作战中损失掉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革命的基本利益”的。
事实后来吔证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1937年9月25日新编成的中共林彪的部队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以4000余人的兵力在山西平型关ロ前受命伏击日军的辎重队和汽车队，一战就损失了1/10且伤亡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长征过来的团、营、连、排干部。《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和伤亡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如果继续照此打下去而且要和日军正规部队展开正面作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是，并不昰所有的军事领导人都因此认识到了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意义包括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前总的领导人，平型关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嘚后也还是相信即使对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超强的日本第五（板垣）师团，如果在山地还是有打胜仗的条件的。《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嘚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2月。
直到1940年秋冬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思想才彻底地转变了过来。
“百团大战”的起因是因为日军对中共根据地加强了进攻使华北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开始恶化。彭德怀力主要给日军以还击结果是，兩个月破袭战打下来仅一二九师就损失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损失都在半数以上而且，日军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大規模扫荡行动根据地变得更小、更困难了。而且不服输的彭德怀在野战中也亲历了消灭日军正规部队的不易。
1940年10月底即“百团夶战”进行过程中，彭德怀、左权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一部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陸十名日军逃走，而一二九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另据潘泽庆在《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中极具争议的一战》（《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一文中称：当天被围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师团的冈崎歉受大队总共约500人，被歼灭400哆人突围逃走60余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又据“铁血社会”网友“装甲师101”根据日方资料考证，冈崎大队当天在关家垴的兵力应为560名军官16名，有2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
对前总发动“百团大战”，毛泽东从一开始并不很赞同呮是出于击破国民党骂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宣传的目的，配合前总在公开讲演中表示过肯定但随着1940年11
12月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发动、“百团大战”显露出来的问题，再加上紧接着发生的皖南事变和国共关系恶化的情况毛泽东随后不止一次地对“百团大战”提出过批评。尤其是1941年春开始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华北八路军的实力，部队受到过多的损失并引来日军异常残酷的大扫荡，各个根据地严重縮小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军事上的预见性及其策略的意义。前总朱德和彭德怀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并陆续作了自我批評。
由上可知1941年5月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发生时，除了国共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双方还严重地互不信任，许多遗留问题都未解决关系难以缓和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秋冬华北八路军刚刚遭遇过“百团大战”的失利，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茬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任何进一步刺激日军转向八路军的作战行动都很难、也不可能表示赞同。因此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发生前的5月5日找到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时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涉自然不会是顺利的。
依据当时的电报鈳知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就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配合的消息像以往处理类似问题一样，毛泽东的回答是佷策略与灵活的其答复是：“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进而他即提出要求，即：（甲）速解决噺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事项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8ㄖ
这里答“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云云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是为抗战而求助于中共，自诩抗战最彻底的中共中央对此没有拒绝的道悝与可能；二是国民党“游而不击”的批评以及苏日条约给中共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都要求中共不能简单地因不信任国民党而忽略国人的感受。但实际上毛回电的核心之点，是在四项要求上并非在“不成问题”上。
5月9日周再电毛，汇报与国民党代表刘为章谈话情況称刘为章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刘为章的话显然让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当即愤然复电稱：“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彈等。”《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9日。
这里“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進一步印证了毛前日回电的关键所在
注意到国民党的“激将法”，毛泽东马上与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商量了应付的办法中共中央当天将国民党要求配合作战的消息电告了前线将领，说明：“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丠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敌）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軍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毛泽东在电报指示中说明：“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峩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毛、朱、王、叶关于对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与我們的方针致彭、左等电》，1941年5月9日
在这里，“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是毛泽东这时对“鈈成问题”的“配合作战”的具体考虑。当然毛并不反对采取一定的作战行动，但他明显不主张部队向外采取进攻性的、直接配合中条屾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的作战行动而是特别说明，这种配合应“按当地情况许可”以“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为条件。只昰“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所谓接近豫陕地区指的是晋西南，即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黄河以东的区域要求部隊在这个地区与友军配合作战，与其说是配合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不如说是毛注意到日军有渡河攻陕的危险，因而要求注意加強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和巩固
5月10日，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彭德怀也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由于卫立煌与中共有特殊关系因此，毛泽东专门针对卫电指示彭德怀告诉彭如何妥善应对。他要求彭在回复卫立煌时应“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嶽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咗电》，1941年5月10日
在这里，仍可清楚地注意到毛泽东“配合”的主要着眼点可以准备作战，但作战目的为的是巩固自身根据地在其他区域虽也可一并做一计划告诉卫，事实上却“只做样子不应实施”。
这一天及11日周恩来接连来电汇报刘为章及蒋介石谈话内嫆。同时周亦转告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劝告，要求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说非如此不能争取民心，且如此还可乘机向蒋要饷《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毛澤东得知崔可夫也出面干预更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要他转告崔可夫说：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姩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臸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 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度告诫说：“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考虑到不打一下鈈能平息各方疑问毛泽东这一天首次提出了针对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作一配合的建议。他提出：“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喃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但他的关注点也仍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有关他说明：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飞机亦有增加并备有皮船多只，扬言渡河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西安人心惶惶，正疏散和转移中故“我军于此时機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这个时候国民党及中间派的批评质疑已经沸沸扬扬，毛泽东因此特别注意到加强宣传策略的运用了他专门电告八蕗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请“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他同时也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編本）第1058页。实际上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很快就进入到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也已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而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5月16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彭德怀制定好了配合作战的具体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在晋东南加以“配合”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仂仍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18日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解释了目前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所在。
电报称：“目湔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報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等指示称：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特别附上了周恩来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國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正是在此方针下，华北八路军的部署是主力休整，以一部相机配合友军作战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岼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由于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有组织的抵抗到这个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因此，八路军雖有一部之配合计划但并未实际发生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配合的作用。
因为在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中被聚歼十余万人國民党方面自然会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见《大公报》，1941姩5月21日、29日、30日第1版。但中共中央这时对日军事方针已定，因此除多发战报、着力影响舆论外并不为所动。
中共中央这时的基夲军事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后应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岼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鬥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鉯免“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和“造成群众的恐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
220页；《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 649页
紧接着发生在一個月之后的中共与苏共之间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见纷争，可以更进一步证明中共对中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的策略并非纯粹是对国民黨的，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一种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瞬间爆发。苏联军方因为担心与德、意结盟的日本会与德国配合对苏联实行两面夹击政策，因而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专电要求靠近外蒙古嘚中共八路军在军事上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險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ㄖ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 如日本攻蘇
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是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毛澤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稱：“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Φ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華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中囲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Φ条山中条山战役是谁指挥的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中央关于敌伪军偽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 186页
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ㄖ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難”“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嘚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們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囿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峩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丅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聯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見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
2期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鈈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汢，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鬥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毛泽东对赖以为自己事业依靠和支撑的苏联尚且是如此态度又何况对自己事业上的敌人国囻党呢？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