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冈山到延安》(8)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十年来编写了一套《东方红丛书》，共有36部，约3000万字。
《东方红丛书》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完了，今后要发表的是尚未出版的电子书稿，其中有些内容虽然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些，但几年来，我又对它们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今后发表的将是最新的电子书稿，希望读者能提供意见，要是能正式出版出来，那就更好了。
我的书内有许多照片和插图，可惜读者无法看到。因为我往网上传文件时，只有文字可以显示出来，而照片和插图却无法显示。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软件，往网上上传文件时，能使照片、插图和文字都能显示出来，那就好了。
开会这几天，贺子珍的心情显得有些不安，有时可以说表现得有点儿紧张。她格外担心的是，自己的丈夫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陈述的意见，是否会被采纳？抑或还会遭到进一步的排斥！于是，她十分关注着这次会议，关注着毛泽东的命运。
本来，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还有一两个月，就要临盆啦。
开会的这几天晚上，毛泽东回来得很晚，贺子珍一直等着他，期待着知道一点儿会议的情况。但她明白党的纪律，象这样重要的会议，只要还没有作出决议，毛泽东是不会随意透露一点什么的，而她呢？也不能随意打听。
贺子珍发现，毛泽东进入遵义后，个人的生活习惯有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晚起晚睡的习惯，一天到晚显得很忙。
开会的第三天夜晚，贺子珍照样坐在那彩色的玻璃鸳鸯窗下，等着毛泽东归来。桌上马灯里细细的灯芯不知什么时候结出一朵灯花，贺子珍眼睛一亮，嫣然一笑：“灯花开，今晚有喜，润之一定会带来好的消息。”可是等呀等呀，就是不见毛泽东的影子。
贺子珍一个人在灯下坐着，不免想起她的孩子来，两颗热泪在往下滴……
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的第二年，即1928年，在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里，贺子珍在第二次打开龙岩时为毛泽东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戎马倥偬，他们无法带着小丫头闹革命，便以十五块大洋作为女儿的瞻养费，寄养在一个大嫂家。二十岁的贺子珍，第一次做妈妈只在亲生骨肉身边待了二十来天，便伤心地别离了女儿，粗糙的军衣上留下点点泪痕。不久，贺子珍又怀孕了，频繁的战争、动乱，使婴儿无法平安降生便夭亡了。
1932年的秋末，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毛泽东得知妻子生产了，戎马间隙，急匆匆喜切切地从宁都赶到长汀，速赴医院探望。由于前面两个孩子一个送人，一个早夭。，都没带起来，这个自然喜爱，加之又是个男孩，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又使他俩无法摆脱，因此二人格外钟爱，毛泽东亲自弄些鸡和鸡蛋来给贺子珍补身子。由于营养奇缺，孩子生下来特别瘦小，按江西的习惯管叫小伢子叫“毛毛”。于是，这个孩子大家都喊他小毛。
贺子珍与她的爱子小毛一起生活才两年光景，风云突变，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大举进犯面前节节败退，被迫突围西征。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即将踏上迢遥征程的前夕，不得不强忍着悲痛将小毛留在根据地内，托孤给胞妹贺怡。别离那天，亲骨肉小毛是如何的不愿离开爸爸妈妈，大声哭喊着，贺子珍又是如何噙着热泪用颤抖的声音哄骗儿子，最后，不得不迎着萧瑟的秋风，一步一回头地踏上漫漫征途……小毛那撕心裂肺的呼唤声，仿佛还在贺子珍的耳畔萦绕……
贺子珍正在回想着这些往事时，静夜里突然响起一阵笃笃笃的脚步声，她知道是毛泽东回来了，立刻打开房门，迎进毛泽东，急问道：“会开完啦？”
毛泽东脱掉大衣，贺子珍接过来挂在铜床的架子上，问道：“冷吗？”
“快烤烤。”贺子珍用火钳将炭火拨弄了一下，使其燃旺一点。
毛泽东知道妻子问的是自己在中央的会议上处境怎么样？因而似笑非笑地答道：“不错，今后有发言权罗，讲话可能有人听罗。我可以告诉你，中央的这个会开得很及时，不开不行啊。过几天，你们休养连里的高级干部就会听到传达的。”
贺子珍进一步问道：“一路上大家对中央的领导很有意见，博古同志和顾问一定挨了批评吧？”
“博古因为还不了解错误，因此还不认识错误，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挥上，同样只承认有个别政策上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不过，这也不奇怪，思想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嘛，通过两三天的会，就改变人家几年形成的东西，也不现实。”
“等待嘛，大家的意见只有等待，操之过急不行啊，中国有句古话，‘欲速则不达’。”
毛泽东笑笑：“够顽固的了，一点不认错，会上将大家的意见顶了回去，坚决不同意大家对他的批评。”
“不行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由他了。中国人的事，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好些。这也难怪顾问，他不了解中国国情，怎么‘顾问’得好呢？”
贺子珍发现，毛泽东今晚回来，话比较多，心情较为开朗，便试着问道：“会上，你可受到正确对待？”
毛泽东离开雕花紫檀木椅，背着手，在室内慢踱着：“在苏区时，别人觉得我这个人象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个会议，大家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毛泽东苦笑笑又说：“承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有一点本事，惭愧，添入中央领导阶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停了一下，毛泽东接着又深沉地说：“周恩来不错，明智通达。按说，他的错误是不小的，事实教育了他，他转得快，得到大家谅解。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这个会开不起来哟。”
贺子珍认真地说：“那么，恩来同志是一个关键的人物。”
“关键！他的地位不一般嘛，由于他转变，会后，在军事上仍由他和朱德负责。”
“我嘛，协助周恩来，当个顾问。周恩来人缘好，大家拥护他，他能团结人，在会上又认了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的这次复出，如果没有恩来推心置腹的举荐，难罗。”
毛泽东坐了下来，烤着火，接着说：“洛甫、稼祥也支持我，从大局出发，他们认清了形势，作了临时的选择，识时务者为俊杰。”
贺子珍坐在火盆边掠了一下头发，抿嘴笑道：“你会做工作。”
“我是借人家的码头打仗。不做工作不行呀，要向别人宣传自家的观点，不讲，人家怎么知道呢？这叫开展思想工作，懂吗？”毛泽东讲完格格地笑了起来。
“博古同志既然有错，今后党中央还要他负责领导吗？”贺子珍将她心中存疑的一个大问题提了出来。
“他思想不通啊，思想不通，岂能勉强。大家的让他思考一段时间，目前他不同意交出党的大印。看来，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相信不会很长。所以中央的领导暂时还没有改变。”
毛泽东见贺子珍连连打着呵欠，显得十分困乏，关切地说：“子珍，时间不早啦，你赶快休息吧，睡不了几个钟头，天明部队就要出发，要走路哟。”
“已经听了传达，我们休养连已作好转移的准备。我们听到的口号是：‘先机占领赤水，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要会合张国焘的部队，困难还多啊。”毛泽东不无忧虑地回答说，“子珍，你快临产了，要多加小心，行军打仗，我也照顾不到你多少，只有靠你自己啦。”
贺子珍嘀咕着：“你管什么？生哪个孩子你在身边？你们男人倒轻松，我们女人可受罪，女人就是倒霉。”
“哈哈哈……”毛泽东大笑起来，“我的夫人，我毛泽东对不起你。我们结婚后，使你一个接着一个地生育，伤了身体又不能上前线。我知道，你怨恨着我哩。革命胜利了，我定要好好照顾你的。”
贺子珍撇撇嘴：“谁稀罕你照顾。我贺子珍有两只手，能劳动，能工作。我真想利利索索的做点事啊。”
“好！”毛泽东伸出左手的大拇指称赞道，“真不愧是永新县城的一位女杰。我毛泽东如果日后有一点作为，有你的一份功劳，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贺子珍安睡后，毛泽东披上大衣轻轻走下楼来，果然看见洛甫的房间窗户亮着灯光。他轻扣房门，喊了一声：“老张！”
张闻天1900年仲秋诞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父亲请来同村的一位秀才，老先生给他取了一个文气很足的名字：应皋，字为：闻天，来源于《诗经．小雅．鹤鸣》中的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少年时代的张闻天都用的是“应皋”这个名字。
从1921年到1924年不到3年的时间，他在《小说月报》等国内著名报刊上发表著作以及译稿50多万字，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共达9种。
1924年初，张闻天结束了他在美国旧金山一年多的勤工俭学的生活，回到上海。
1925年，由沈泽民和董亦湘一起介绍张闻天加入共产党。从此他走向了职业革命家的漫漫道路。以后又到苏联学习，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会上，大家不是推举我写个决议吗，把大家的发言整理一下，想尽快拿出一个初稿来。”
“你是理论家，又是文学家，当然要叫你执笔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接着，毛泽东问张闻天：“明天，野战军就要开拨，你对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的入川计划，有何看法？”
张闻天思考了一下说：“伯承和荣臻在会上建议，要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二人是巴蜀人，熟悉四川情况。贵州太穷，条件差，四川乃天府之国，地理位置重要，如果能在那里开辟根据地，当然要比贵州好。”
“是的，我们入川，可以让张国焘来接应，如果会合了他的部队在川陕之交的地方活动，是大有作为的。那么，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毛泽东兴奋起来，点燃一支香烟。
张闻天说：“恩来在会上也同意入川的计划，他已命令部队作好入川的准备。老毛，今后军事方面的事，你倒要多过问一下罗。”
“我这不是在考虑吗。几万大军，抬脚动腿，事关重大，考虑不周，是要吃亏的。”
“你有办法，大家支持你出来，你受命于危难之际啊！”
毛泽东说：“大家抬我出来，还得依靠大家。其实，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只能运笔杆，武不能动刀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搞军事有点玄乎。常言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的干部，在战斗中积累了那么多的经验，大家都来当参谋长，今后不愁打不好仗。”
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向驻扎在黔北地区的红军部队分进合击而来，妄图凭错北面的长江天堑和南面的乌江天险，聚歼红军于黔北、川南这个崎岖难行、无法迂回的莽莽山区之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统率着整编补充后的三万将士，根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向赤水河地区转移，挥师北进。
左纵队三军团由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从懒板凳、遵义出发；中路中央军委纵队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直接率领，从遵义出发；右纵队一军团与九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率领，从松坎地区出发；五军团由董振堂、李卓然率领，从娄山关地区出发，三路大军分头向西北方向开拔。
黎平会议后组成的休养连是一支近300人的特殊连队，集合在里面的人有被称为红军“四老”的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和一大批文人、学者及高级干部，还有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
元旦那天，这支人才济济的连队在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贞的组织下，花几十块钱买了一头猪和一些花生、瓜子，美美地聚了一餐，伴着夜晚的来临，在篝火中举行了一场高质量的同乐晚会。李坚贞、王泉媛等一些来自广东、江西的女红军都是即兴编唱山歌的好手。女红军危拱之和李伯钊当时分别被誉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和红色戏剧家，在苏区时她们的演出就深受欢迎，李伯钊更是拥有“赤色舞蹈明星”的桂冠。
随总政治部行动的蔡畅也被特邀参加了这次同乐会。在久久不能消散的欢乐气围里，蔡畅提议，何不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为指战员们举办一次像模像样的联欢会，欢度新春佳节。她的提议得到了积极响应。春节联欢会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董振堂……济济一堂。
“我军仍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刘伯承参谋长指着地图说，“各路军阀拼凑了150多个团，红40万人的兵力，向我们进逼。其中，敌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8个师，陈兵清镇、贵阳、息烽三线，逐步向北推进，湘军刘建绪4个师屯兵黔东北，前锋已达贵州之沿河、思南一线，妄图阻我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桂军廖磊3个师，先头部队已到达贵州南部的都匀地域；滇军3个旅在滇
东北设防，部队已深入到贵州毕节一带；川军潘文华部12个旅，沿长江设防封锁，部队深入赤水一带；黔军王家烈所属何知重、柏辉江两个师共6个团，由金沙一带向遵义逼近。敌人企图分进合击，围歼我军于黔北地区，其势咄咄逼人。”刘伯承的声音不高不快，但十分有力。
刘伯承接着又说：“敌人虽然气势很大，但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其中蒋介石为头子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矛盾最为尖锐，。蒋介石企图利用追击红军的机会，将自己的嫡系部队打入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的实力，以便取而代之。地方军阀则对蒋介石处处设防，在与红军作战时，力图保存实力。”
美髯公周恩来说：“刘建绪4个师屯兵黔东北，我们要二、六军团会合已不可能。”
朱德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已有很大发展，况且四川天府之国，沃野千里，进可攻，退可守。我们是否可以同四方面军会合？”
“正确。”毛泽东微笑着说，“我建议，乘敌尚未合围之前，先机占领赤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
毛泽东的意见为中央军委所接受。决定取道桐梓、习水、赤水城、直插泸州与宜宾之间过长江。
1935年1月19日凌晨，毛泽东和干部团一起离开遵义城，一路晓行夜宿，翻山越岭，出娄山关，经桐梓、吼滩、下东皇，先头部队于24日占领土城。
此时陈赓正担任干部团团长，干部团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它是由原红军大学、彭杨步校、公略步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的，并由军委直接领导。除陈赓任团长外，政委宋任穷，参谋长毕士梯，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方强，上级干部队队长肖劲光，第四营营长韦国清，都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干部团每人配有长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国民党军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了。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一直为军委纵队担负前卫和警戒任务。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流动的军校”，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人们常能看见，在宿营或休整间隙，干部团会从事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穿插迂回等课目训练。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进，争取在四川省的泸州与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与江北红四方面军会合。为阻止红军，蒋介石急调20万大军，欲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界。
红军前进到贵州省习水县赤水河边的土城镇时，发现四川军阀的一个师，从綦江方向南下阻击。
此时，红军的左、中、右三路已于同期到达赤水河东岸土城一带地域。
土城是赤水河畔的一个场镇，住有几十户人家。木板房依山临水，错错落落，沿着一条石板路逶迤到河边。
“伯承呀，你看从习水到土城道路两边全是高山，敌人如果孤军深入土城镇经东屋基坝、黄金湾一线，我们就可以利用山谷两边居高临下的地形，集中兵力，合围突击敌人。”毛泽东说。
“报告，”参谋前来报告，“川军郭勋祺部尾随而来，廖泽部则由北向南，前锋已过丰村坝。”
“好哇！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毛泽东吩咐道：“林彪同志，你明天率一军团继续北上夺赤水城，德怀同志和振堂同志率三军团和五军团占领土城镇以东两侧高山，给刘湘的‘模范师’一个‘见面礼’。”
为了打好这一仗，为北渡长江创造条件。站在旁边的朱德发言了：“润之，我也到前面去。”
朱老总要披甲亲征，震动全军。毛泽东连抽几支烟都没有点头。朱德把帽一脱，说：“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这一带我很熟悉，没有问题的，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子弹是打不中朱德的！”
随后，举行欢送仪式。毛泽东拉着朱德的手说：“桃花河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祝朱总司令多打胜仗！”
为了防止敌人空袭，毛泽东被安排住在土城街上“爱华”绸缎铺后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
毛泽东刚刚住下，刘伯承偕同周恩来便急急朝岩洞走来。
毛泽东起身相迎：“总政委、总参谋长光临寒舍，定有急事。可是这里连个板凳都没有，怠慢之处，请多包涵。来，朝我的铺上坐。”
周恩来说：“我们向赤水河移动，川军来得很快，大有阻我北渡长江之势。”
毛泽东急问刘伯承：“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川军既是两旅四团，那么，我们集中三、五两个军团打他，行吗？”
“当然让老彭和尚昆挂帅喽。”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接着又对刘伯承说：“你赶快通知军委的几个负责人，叫他们在总部等着，让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方案。”
为了打开北上入川的道路，1月28日凌晨五时左右，野战军三、五军团，根据昨晚八时军委命令，向盘踞在土城八华里的青杠坡高地上的川军，发起猛烈进攻，战斗一开始就异乎寻常的激烈。三、五军团与川军鏖战半日，未能歼敌，敌人越打越多，红军反受川军所制。幸好军委及时调回二师参战，朱德总司令亲临战场指挥，他向二师的指战员做了十分钟的战斗动员，最后说：“同志们，我好久没有带你们一同打仗了，今天看看你们还行不行？大家听我的指挥，第五团随我来，第六团随刘亚楼政委，第四团随陈师长做预备队。”五团在朱总司令亲自指挥下，朝敌人的左侧发起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五团一连夺取了敌人的四、五个山头，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正纷纷向后溃败时，忽然有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增援上来。经过几番拉锯战，第二师便处于与敌人对峙中。
红军猛攻三个多小时，仍拿不下川军的主阵地青杠坡。紧急关头，干部团临危上阵。仗打得异常艰苦，一营每推进一步，都有人员伤亡，接近山头时，一营又与敌纠缠在一起，展开肉搏战。眼看快要打到川军指挥部了，川军却派出预备队反冲锋，一营寡不敌众，只好撤退。此后，干部团二营、三营相继投入战斗，打到黄昏，仍无法消灭青杠坡上的川军。
此时，毛泽东已发现情报有误，原以为敌军是两个旅四个团，而实际上是四个旅八个团，近二万人，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
“同优势敌人拼命，这种生意，我毛泽东可不愿做！”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把掩护大部队的任务交给干部团。
毛泽东拧着眉毛，向山下观察一阵，然后下令：“干部团出击！”毛泽东命令陈赓带部队上去，配合三军团，一定要堵住敌人进攻!
这是一些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生龙活虎，战斗力强。戴着钢盔的干部队伍，从指挥部门前飞也似地掠过。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一个猛冲，打得敌人丧魂落魄，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
这时，朱总司令又出现在阵地上。受感染的干部团学员呼喊着，都站直身子飞跑，手里还舞着刺刀。敌人决堤般地溃退。
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得高兴，大声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据电讯，四方面军在陕南作战，无力配合我们。川军已用重兵封锁了长江，并在长江南北岸修筑了严密的碉堡线，倾全力阻挡红军入川。”在分析了这种形势后，毛泽东果断地提出：“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行了。为了打乱敌人追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勋祺继续纠缠，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赤水西进，到扎西待机。”
土成战斗失利，迫使野战军迅速采取应变措施，改变“先机占领赤水，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赶快甩掉川军，抢在川军援兵纷纷向土城奔集之前，火速在土城一线抢渡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
部队从土城的浑溪口、猿猴（元厚）一带迅速渡河后，沿着古蔺的摩尼一线 转移到古宋、兴文、长宁地区，决定以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然后再觅机渡江北上。
正是寒冬腊月天，天上飘着牛毛细雨，寒风一刮，地上便结着一层油亮油亮的冰凌。高山上光秃秃的树杈，大都倒挂着一串串亮晶晶的冰棍，玉树琼花，一片冰雪世界。
红军战士很少有穿上棉衣的，加之土城一败，部队的给养很差，行进在川边崎岖、陡峭、泥泞的山路上，天寒地冻，衣单食乏，情绪颇为波动。
战士中有骂娘的，有些营团干部跟着骂。有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说，中央不是在遵义城开了会吗？还是打败战！这些论调，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渠道吹送到野战最高统帅部领导者们的耳里，不得不引起决策者们的反思。
这个时候，最高统帅部里的领导者们的思想，也有些紊乱。但感到一致的是，土城战斗没有打好，是个问题。应该如何评价这次遭遇战，作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朝敌人统治力量薄弱、防御差的边地进军，是当前野战军的战略方针。为的是避开强敌跟追，以保存实力，另图发张。今天，野战军在土城战败之后，沿川、黔、滇三省交界的边地进军，就是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积极防御中的一个战略退却计划，被周恩来所采纳。
张闻天手扶竹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一溜一滑地行进在川西的山路上。他的双脚全是污泥，泥浆盖过双膝，身上有不少地方也被稀泥弄脏，一看便知不止一次滑跌在泥地上过。他一边走一边思忖着，遵义政治局会议虽然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作了总结，统一了认识，取消了李德的指挥权，但这次会议后不久，可以说是由毛泽东指挥的土城一仗，却没有打好，可谓出师不利。由此观之，毛泽东所主张的北渡长江的计划有点冒险。虽然，此计划的提出者是刘伯承与聂荣臻两人，但竭力赞同的却是毛泽东。因为在通道那个地方，毛泽东即主张部队西进，然后寻机向北转移，去会合四方面军，开展新的斗争。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决定，曾于上月的二十日，以军委的名义，制定出渡江的作战计划，下达全军。为渡长江，必先渡赤水，野战军又不得不在土城与阻截的川军遭遇，一下就碰上了一颗钉子，实在始所未料。这对新上台协助周恩来提挈全军的毛泽东来说，未免会遭到闲言碎语。革命真是多艰，道路真是多舛！这几天，部队上上下下的情绪很大，牢骚怪话，时有所闻。一想起这些，张闻天就颇为忧虑，忧心忡忡。
但使张闻天最感忧虑的是党的组织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领导，但由于张闻天自己再三推辞，时间也很局促，对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变换问题遵义会议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博古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与会的多数同志批评后，他成为中央一个实际没有负责的领导者，可以说是一个挂名的第一把手。半月以来，中央应召集一些临时会议，研究瞬息万变的客观形势，审时度势，使野战军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行动方针。但由于博古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转变，对过去的错误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可能有畏难情绪，或者对目前的形势缺乏应有的了解，囿于过去的教训，不敢大胆领导。象这样继续下去，必将群龙无首。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如何保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国际路线。他感到这是个大问题，得尽快找周恩来和毛泽东商量商量。
野战军沿川黔边的白沙、马蹄滩、海螺堡，转到叙永县的石厢子，一路翻山越岭，餐风饮露，备尝雨雪之苦。二月初，部队又经石厢子入滇，开始入滇第一程。
毛泽东闷闷前行着，心情颇为烦恼。心想由于土城一仗未得手，大家的意见很大。其实，党中央制定的北上入川的战略计划没错嘛。主要是敌情掌握不准，中途又遇到敌人援兵奔集。战争嘛，情况瞬息万变，既然碰上了强手，我们赶快摆脱敌人，西渡赤水，再求新的机动，也不值得泄气。问题是怎样迅速让部队由被动转为主动。他在心里说，土城一仗，郭勋祺同样损兵折将，不过没有把他打垮而已，不要以为完全是个败仗。毛泽东有些不服气。
杨尚昆和彭德怀率红三军团长征，杨尚昆是红三军团政委。
红军长征途中，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宣传活动。因为各地口音不同，群众听不懂，所以便充分运用了简单易行、通俗易懂、战斗性很强的宣传武器——标语。每到一地，就写出很多标语，有用石灰写的，有用锅烟墨写的，也有用黑炭写的。为了增强宣传效果，红军指战员们还编出许多妙趣横生的标语，如“官逼民反，天天要款，没得办法，只有共产!”“红军到，千人笑! 白军到，千人叫!
白军不到红军到，白军弟兄拖枪炮，拖起枪炮回头跑，跑到红军中来了!”
当时红三军团部驻扎在土城，军团部有个小宣传员，刚进城就忙着到处写标语。写到一座祠堂前，他发现墙壁上有一条国民党留下的反动标语：“捉拿朱毛，赏银20万元!”他一边骂一边动手去刮。这时，军团政委杨尚昆路过这里，他是到部队检查帮助地方建立革命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杨尚昆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标语，轻声笑着说：“哟!
我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脑壳值20万呀!”小宣传员见杨尚昆不但不生气，反而笑了，很是茫然。杨尚昆笑着说：“我看你就不用刮了，在旁边也添一条嘛!”
小宣传员疑惑地望着杨尚昆，杨尚昆没说话，接过笔，在原标语旁写下九个大字：“捉拿王家烈(黔军军阀)，赏银五角!”两条标语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动派在红军眼里根本一钱不值。小宣传员见了不禁拍手称快：妙! 妙! 妙! 添得妙!“
1935年1月20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是：“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反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土城战斗失利，最终却没有赤化成，因为轻敌了。
黔军多是一手步枪、一手烟枪的“双枪兵”，红军击之若秋风卷叶，黔敌如此之弱，多数同志便觉得川敌也不会太强。
结果最初选定的入川地点，是宜宾与泸州之间的兰天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各渡河点，恰恰是敌人重兵把守处。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近代以来出军阀最多的省份。杨森、刘存厚、罗泽洲、邓锡侯、田颂尧、唐式遵、王陵基……都出自四川。最著名的，还是刘文辉和刘湘叔侄二人。
关于四川军阀杨，民间有“妻妾成连，儿女成营”的说法，虽然不无夸张，但据资料记载，有名有姓的妻妾确有12位。其中原配妻一人，续弦妻一人，妾10人。子女43人，其中儿子21个，女儿22个。据说后来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有一次在杨森家里看见许多衣着时尚的妇女穿梭般进进出出，他虽对杨森妻妾较多有所耳闻，但见此情景，仍惊讶地问杨森：“这些女人都是你妻子吗？”杨森却不惊不诧，朗声回答：“报告委员长，属下身体很好!”蒋介石听了，无奈地哈哈大笑，将话题扯开，也就不再理会了。
杨森对于蒋介石，除了惟命是从的君臣关系外，后来还有一层裙带关系。蒋介石的外甥竺培风与杨森之女杨郁文的联姻，把蒋杨两家的关系连接得更加紧密。
竺培风是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的儿子，蒋介石仅此一名亲外甥，因此对他视如已出，特别钟爱。竺培风与杨森之女杨郁文结为夫妻。杨郁文是杨森与四姨太田蘅秋所生的第三个女儿。杨森与蒋介石两个家庭联姻，杨森想巴结蒋介石，蒋介石也想笼络杨森，显然是一种“双赢互惠”的政治性姻缘。
因此，一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国民党陆军上将杨森，是四川军阀中活动空间最广、经历最复杂、寿命最长的一个。
共产党有一个“刘瞎子”，国民党也有一个“刘瞎子”。共产党的“刘瞎子”是说刘伯承。他在1916年3月指挥护国军打丰都时，头部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从此失去一只眼睛。国民党的“刘瞎子”，则指川军总司令刘湘。辛亥革命前，刘湘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时，他只埋头出操上课，不过问政治，加上眼皮染病，久治不愈，被同学呼为“刘瞎子”。
刘湘不是真瞎。通过瞎与不瞎灵活的转换，他不动声色地奠定了在四川的事业。
刘湘 26岁那年被袁世凯授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不久他看出袁世凯气数将尽，便暗中投靠反袁军。袁世凯病死后，蔡锷攻克成都，成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刘湘则当上旅长。不久，黎元洪大总统又授予他陆军中将衔。
统一四川是刘湘长久的梦想。刘湘比刘文辉大4岁，辈份上却是刘文辉的侄子。他与刘文辉联手，打败了四川最强悍的杨森、罗泽洲，四川遂成为刘氏叔侄的天下。
叔侄俩各自拥兵十余万，两人都想成为四川的第一把手，最后只有一战。这场叔侄大战，是四川军阀的最后一场混战。由于刘湘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打败了他叔叔，从此四川军阀中，刘湘首屈一指。
但是黄雀在后，统一了四川的刘湘后面，站着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
刘湘以帮助剿共为名，使蒋介石支持自己打垮刘文辉统一了四川，现在蒋介石却要以剿共为名来削弱刘湘了。
红军突围西征后，刘湘接到蒋介石邀他到南京面商机宜的电报。
刘湘在汉口会见他在上海的眼线邓汉祥，邓汉祥告诉刘湘，蒋介石主要是想利用川军阻止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的目的。然后借口防堵红军，派重兵入川，实际掌握川局。
1934年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初次见蒋，他装出一副笨拙迟钝的样子，连话都说不清楚。次日再谒蒋，依然如故。蒋见状不愿直接与他再谈，叫杨永泰、张群、吴鼎昌去具体交涉。这正合刘湘的心意。连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这样精明的人都被蒙骗过去，以为素有雄才大略的刘湘，不过是一个窝囊废刘表而已。
可是不管怎么磋商，刘湘也不让步，最后只好取消了蒋介石提出的中央军九个师入川的提议。蒋介石只派进去一个参谋团。
刘湘回川后，将政府迁往重庆。他的方针是北守南拒。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5万部队与邓锡侯、田颂尧合作，堵住红四方面军；在南面，调集川军主力布防于宜宾至江津间的长江南岸，以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阻止红军过江。
刘湘对潘文华说：“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中央军跟随红军之后入川南，我们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我们同红军固然水火不相容，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最好是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走，不要带进四川。”
刘湘的根本方针是既不让红军入川，也不让中央军入川。他最担心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多年在川滇一带作战，足智多谋，地形又熟悉，很可能要率领红军取道泸州、宜宾渡过长江。他对潘文华反复叮嘱：一旦发现红军入川企图，就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
刘湘猜中了。遵义会议上，正是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北上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进而赤化四川。
1935年1月中旬同时召开着两个会议。红军召开遵义会议，确定北上入川，川军也召开重庆团以上军官会议，防堵红军入川。
这次土城作战，就因为对敌情没有摸透，红军作战失利，未能达到进川的目的。
李伯钊和危拱之是筹备晚会的骨干。而她俩的同学——与她们一起创立八一剧团、长征后在政治局做翻译的伍修权，也时常被邀请加入进来一同策划。他们列出了节目单，经典节目肯定是必演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创作一批能反映征程、鼓舞士气的新节目。
北渡长江的计划开始了。1月24日，先头部队进占土城。土城是黔北重镇，相对富饶，街上有不少前店后厂的酒坊。部队到达后，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而后勤供应部门的同志也从店主、厂家那儿联系了一批好酒慰问各部队。26日，当军委纵队行程70余里，顺利地从宿营地东皇殿大兰场到达土城时，这个黔北小镇已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由于路途顺利，军委纵队抵达的时间比较早。大家吃过饭，当夜晚的篝火燃起，将人们征途劳顿的面容映红时，休养连指导员李坚贞情不自禁地先唱了起来：“滔滔乌江急又深，手拉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
她的歌声刚落，在大家的喝采声中，“凤阳花鼓”唱得特别好又特别会自编词的危拱之又接着唱起来：“咚咚锵……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就好像“春晚”的预演一样，官兵们越围越多，大家要求李伯钊也表演一个。篝火熊熊中，只见李伯钊大大方方走上场，唱了一首苏联歌曲。一曲唱罢，赢来一片叫好。叫好的观众中，也包括了毛泽东和几位军首长。
在掌声中，李伯钊又跳了一支《水兵舞》。阑珊夜空，篝火映红，大家打着拍子，哼着调儿，沉醉在她轻盈而欢快的舞动中。
李伯钊一曲刚跳完，只见徐特立反穿羊皮袄，头戴破毡帽，闷着头，慢慢悠悠地上场。
他站在场上并不说话，而是表情认真地将双手伸进羊皮袄里，上一抓，下一挠，左一扭，右一拽，皱紧眉头，捉出个东西，放进嘴里，只听见“噼啪”一声，然后蹙着鼻子说：“嗯，这个肥。”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又反复着类似动作说：“李伯钊跳《水兵舞》，徐特立跳《捉虱舞》!”大家这才发现他将虱子在人身上令人奇痒难耐的神情表演得是如此淋漓尽致，顿时爆笑如雷……
最后，应大家要求，蔡畅唱起了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随着蔡畅的歌声，周恩来、张闻天、伍修权……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轻声哼起来，逐渐汇成了合唱，合唱凝聚的力量盘旋在土城的上空，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寒冷的冬夜。
1月28日，青杠坡之战失利。29日，红军一渡赤水。大年三十，也就是1935年2月3日，渡过赤水河的红军再次笼罩在失败的情绪中。当晚许多红军指战员是在行军途中辞旧迎新的。
1935年2月5日傍晚时分，毛泽东带领红军来到水田寨地区。这里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在旧地图标明为“鸡鸣三省”的地方。红军本拟在水田寨这个小镇上宿营，因有团匪据守两座炮楼扰乱，不能立即攻克。军委纵队只好绕过水田寨，在水田寨街西的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等几个小村寨住下。张闻天住的地方，与毛泽东仅隔着一条田坎，他一住下，顾不上休息，便来到毛泽东住的小屋，开门见山地说：“老毛，从遵义出发，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博古若再继续领导下去，怕没有人服了，我看应该改变了。”
接着，张闻天拿出2月4日收到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给党中央和军委的急电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仔细地阅看着。项英在电报中批评党中央和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应早定”。
等毛泽东看完，张闻天又递上第二张今天（即2月5日）收到的项英以中央分局致电中央的电报。电报中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问题”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要求中央赶快作出决策，进行领导。
张闻天坐在毛泽东的铺上，看着毛泽东在斗室里渡来渡去，知道他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一会儿，毛泽东停下来，对他说：“是应该作出决定了。等会，找恩来商量商量，听听恩来的意见。”
张闻天走后，毛泽东当即去总部驻地，找到周恩来，将张闻天的意见转告他。周恩来马上回答说：“洛甫考虑是对的，遵义政治局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
毛泽东在床铺上坐下来，慢慢地说：“洛甫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会上，他已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大家对他的反应很好。他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又能团结人，这第一把交椅，理应让他来坐。我嘛，戎马出生，起身草芥，怕负不起这个责啰！”毛泽东一口气说完，嘿嘿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还是洛甫恰当。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他们毕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代。”
周恩来深沉的一双大眼，紧紧凝睇着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注意辨析着毛泽东精辟的见解，点点头：“好，听你的，就让洛甫接替博古好了，我立刻找博古谈谈。”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博古在行军中沉默寡言，减食少睡。中央红军行军到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
1935年1月14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鉴于当时战争形势急迫，会议有意避开政治路线问题，着重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博古就失败原因做了总结发言和相应检查（与会者很不满意，认为“不深刻”），周恩来就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检讨，同时提出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未被接受，后将周恩来“军委主席”一职改称为“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责任人”）。会议集中批判了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会上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常委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帮助者”，使毛泽东得以重返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此外，会上张闻天提出的“改选总书记”一事，遭到周恩来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仍由博古“主持中央常委工作”。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博古思想困惑，情绪低落，于是就有了1935年2月5日周恩来同博古的这次谈话。
周恩来的谈话内容，涉及遵义会议本身以及对博古、毛泽东、张闻天、张国涛等主要领导人和对自己的评价，在谈到毛泽东时，周恩来对博古说：
老毛是继澎湃之后又一个擅长搞农民运动的人。他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深入了解农民的愿望，紧紧抓住土地改革这个核心问题，发动农民起来反封剥削，建立自己的政权，同时他又善於利用中国几千年封建习俗和道德文化，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1927年老毛上罗霄山中段时，才几百人的队伍，占据了两个小山村，一年光景就发展到几千人，占据了湘赣边界三四个县城，后来又发展到赣南闽西，形成了湘赣闽苏区。他提出的口号很切合农民的心愿，对巩固根据地，扩充红军，筹集粮草很见效。他喜欢研究历史，善赋诗词，文笔骄横恣肆，豪放不羁，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但老毛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好猜疑，主观，听不进意见。这几年就是因为他主观武断屡犯错误，先后八次受处分，中央和湖南省委都曾撤过他的职，两次党代会上落选。不过，对其中有些错误也各有看法，处分也不一定都正确。至於“肃反扩大化”，责任在中央。老毛是借风使船，趁势统一江西境内各路红军，统一领导，目的是好的，手段狠了些，但这样的大手笔没有足够的政治胆量，敢於承担后果的人，也是做不出来的。人无完人么，战争需要他应用“十六字诀”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
周恩来说：我真正理解老毛是到了中央苏区之后。在宁都会议前，打乐安、宜簧、南丰，这三仗都是老毛主帅，我和老朱、老王辅佐，应用“十六字诀”的用兵方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结果仗仗打得得心应手，每仗全胜，心里舒坦极了，对老毛很是佩服。可是宁都会议上由於老毛目空一切、骄横武断的作风把自己赶下了台，离开了军队，使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以后几个月里老毛一直抱病休养，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头，总感到对不起他，对不起中央红军。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周恩来说：大转移前夕，老毛写了一封信要求留在赣南打游击，我一听急了，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於是匆忙去雩都劝说老毛随队转移。那一夜我俩谈了很多，从宁都会议谈到广昌失守，从李德谈到中央的军事路线错误，以及红军下一步往何处去，一直谈到黎明。经过这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坚定了信心，应该帮助老毛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老毛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进湘鄂边的错误路线，使我加重了要尽快“去李换毛”的决心。在黎平我排除了李德，因为我深信以老毛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明确指出“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在中国不懂军事的人不适合做党的总书记。他推心置腹地对博古说：趁现在这个机会，你自己主动辞职比以后让人赶下来好。我有自知之明，我不适合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适合做领袖和主帅。历史注定要扶持一个真正的统帅上台，在不久的将来我肯定会让贤的。
周恩来最后又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些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对于周恩来的一席肺腑之言，博古深为感动，心悦诚服，不久便主动辞去总书记职务，诚心协助毛泽东，塌实做好党分配的各项工作，为中国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博古顾全革命大局、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品德，令后人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当天(1935年2月5日)晚上，常委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甫(张闻天)代博古，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讨论研究了中央苏区的战略问题与组织领导问题，决定在渡江不可能时，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的苏区。党中央还发表了个撤消博古总负责人职务的声明，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正式宣布中央领导权交接的完成。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自从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年6月被捕叛变后，没有再设总书记，无论是王明掌权还是博古行使职权，都称之为“总负责人”，实际上也就是总书记这个角色。现在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为总负责人，实际上也就是担任党的总书记。
周恩来在会后，即提着马灯来到博古住的地方。博古正准备入睡，在整理门板搭的床铺。见周恩来进来，知道有急事，便问道：“恩来，有事吗？”
周恩来吹熄马灯，置于屋角的小方桌上：“我们慢慢谈。”
周恩来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目光不自觉地停留在窗下两对铁皮公文挑箱上面，没有即刻说话。
周恩来想了想说：“遵义出来，土城一仗没有打好，几个军团负责人有些意见，政治局的同志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你是知道的，我嘛，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中央的领导没有解决好……大家认为也有关系……”
周恩来的话还没有讲完，博古马上说：“恩来同志，今天，你来就为谈这个，我已经想通啦，中央已经作出了交权的决定。党中央的大印、文件，政治局开会的记录，全在挑箱里面。半月前，我的思想不通，现在通了，我知道，我再领导下去，没有人会听我的了。”
接着，博古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
稍停了一下，博古又说：“好！明天我叫小康把挑子送到洛甫那里去。”
第二天，象征着党中央权力的两副铁皮公文挑箱，从此就离开博古，随张闻天一道前行了。
博古交权以后，仍任政治局常委，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之后，博古积极支持张闻天、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领导，后来在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分裂主义作斗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与具体，曾引起毛泽东的称赞：“博古是一位很有组织观念的人。”此后，关于长征的路线、作战，与到陕北扩大与建设根据地，博古与其他三位常委在主要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张闻天的身边多了两副挑箱，就算是走马上任啦。在那极其艰苦、复杂、曲折的戎马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大权的交接，竟是这么简单！
张闻天身边增加的两副挑子虽然不重，可是他身上的担子随之重了起来。当前，他考虑的第一件事是野战军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在水田会议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进驻庄子上村，2月6日至8日，紧接着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2月7日作出了军委关于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表示张皇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会议还拟定了《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张闻天说：“半个多月前，大家要我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政治局会议的决议)，现在总算把草稿弄出来了，请大家看看，通过一下。另外，想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随即将用自来水笔写在毛边纸上的一大叠稿子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大致浏览了一下，没有吭气，将稿子递给毛泽东。几个政治局成员分头将张闻天起草的决议看了一遍，都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
毛泽东说：“这个决议很重要，应该及时向干部传达。这些问题，不光是我们知道，还应该让广大干部知道。”
张闻天说：“只要我们赢得一个较为充裕的时间，就立即向营、科以上干部传达。”
接着他又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研究一下目前的行动方针。我认为我们不能老在川滇边迂回徘徊，若果欲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那向何处进军？”
朱德说：“我们在土城碰了一下刘湘，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如果还是按原定计划渡江，势必要与川军作战。不如放弃那个计划，改在川滇边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周恩来说：“我也这么考虑，即使付出很大代价，战胜川军，长江天堑，也难飞越。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如若不来接应，那就更麻烦了。”
王稼祥说：“同意恩来的看法，目前我们应变动一下方针，看来目前要渡江，确有困难。”
毛泽东点点头：“诸位言之有理，现在我们还没与张国焘联系上，不知四方面军策应的情况如何？川军为防止我们入川，死力拼堵，土城一战，就表现出他们拒我军入川的决心来。不过，这次战斗，互有伤亡，还不能说是我们完全失败。乐观一点说，是否可以认为双方打了一个平手。”
“现在不是讨论土城一战的得失。”张闻天打断毛泽东的话，“重要的是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说：“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野战军应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扎西集中。因为原定的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那么，野战军应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新的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
周恩来说：“如果是这样，一、三军团则应赶快向扎西靠近，最适当位置应在长宁通扎西道口及扎西西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左纵队五军团也要向扎西及其附近靠拢。九军团一部和军委二、三梯队到达扎西后，要派出侦察部队前进到麻园、大落脚、雨河、两路口及扎西西北向镇雄方面侦察敌情，以保证我军在这一带活动。”
毛泽东说：“恩来说的具体，看来已经有所安排，我同意这么布署。”
张闻天接着说：“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根据目前敌情，我们暂时不宜北渡长江，都赞成把这个计划放一放，改变一下作战方针。”
“对，野战军转移到了扎西地区后，再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行动计划，让部队有一个新的转机。”周恩来补充说。
张闻天最后作了总结：“今天就研究到这里吧，请恩来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拟定一道军委命令，立刻下达各军团，遵照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