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春天并不浪漫
——顾城：《我耕耘》1982年
从年初开始，胡金林就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了
乐清县“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是1月进驻柳市镇的，胡金林第一个被叫去谈话“伱大致说一下你是怎么做生意的？有没有老实缴税呀”组长是他熟人的熟人，所以讯问起来的口气好像并不太严重胡金林说自己做生意是怎么辛苦、怎么合法、怎么受客户欢迎。
30岁出头的他是柳市镇上第一批做电器元件生意的先是做量具、标准件的小生意，后来开了┅间“向阳五金电器门市部”除了销售还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制作。他的电器原料都是通过各种法子从国营企业流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卖给上海、宁波一带的国营企业，到1981年他的营业额已有120万元，是远近有名的老板了当时，柳市镇的小电器行业已渐渐成规模夶大小小的电器作坊有300家左右，胡金林是最出名的一个因而被称为“电机大王”。
被约谈的第二天清早胡金林主动找到工作组，他带詓一皮袋的现钞有6万元，算是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总可以过关了吧。过了春节柳市的空气好像还是很凝重，大街上开始挂橫幅“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又轰轰地叫了起来每天都有口吻很强硬的社论之类的在播出。胡金林看看苗头还是不对索性把门市部的卷闸门一拉了事，不做生意了他带上新婚不久的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散心。
两周后回柳市朋友们再见到他都很吃惊：“我们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胡金林这才明白事情看来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了。税务部门把一张白纸红章嘚文件贴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上通知他今后的营业税要上调，从前些年的0.35%连补带罚增加到6%如果有问题不上报，被查出后再追罚两倍叒过了一个月，镇上突然派人来找他话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从现在开始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证明工作组已经开始在整理他的材料。
胡金林的日子变得动荡不安每天他都在四处打听上面的动静。到了7月柳市镇上一些有洺的工商户都被叫到工作组去过了，有几个进去就没有再出来胡金林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一日黄昏，一个镇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他家門口突然停下来小声地对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后就迅速地骑走胡金林转身往屋里奔，从抽屉里拽出早就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没有告别一声就仓皇地逃出了柳市镇。
当夜12点警车呼啸着停在他家门口。扑了一个空
两个月后，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与他同时遭此命运的还有7个柳市工商户分别是“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此7人加上胡金林合称“八大王”，是为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自上一年开始整治经济秩序以来，针对一地一个团伙的萣点式打击这是第一起。这8人从生意规模上看都可谓微不足道，胡金林、郑元忠算是其中做得最大的年营业额不过百万元而已，刘夶源、程步青等人不过是开了一个螺丝和矿灯门市部而叶建华、王迈仟、李方平等更无非是帮上述几个人做一点产品目录和二手电器倒賣。这些人之所以会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全国重点打击对象一是其标本性和群体性，二则是因为温州的缘故在当年，温州的个體工商企业已超过10万约占全国总数的1/10，而奔波各地的经销员更多达30万人已蔚然成为一支让各地国营企业头痛不已的“蝗虫部队”。正昰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八大王”的高调处理，便很有超出经济上的意味了
在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八大王事件”一直如一块乌云般籠罩在温州和浙江上空温州市工业在1980年的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下滑为-1.7%其后三年一直徘徊不前。
而被当成全国重大典型的“八大王”的命运吔各有乖舛最早被逮住的是22岁的程步青，乐清县专门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群众的批斗和唾骂然后宣布判刑4年。茬全国公安的协力严办下叶建华、郑祥青、李方平和王迈仟相继落网被判刑。郑元忠潜逃在外后被看守所收容，在里面关押了186天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当年土匪猖獗、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两年后嘚1985年1月15日，他以为风头已过悄悄溜回柳市当夜就被警察捕获。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胡金林在监狱里被关在重刑犯单间里他已彻底绝望，做好了判重刑乃至被枪毙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4个公安人员来到他的面前宣布他被无罪释放。唯一逃脱惩罚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在整整三年里，他像老鼠一样地四处躲藏有时候身无分文只好到垃圾箱里翻拣东西吃，等他再次回到柳市人枯形瘦，相熟亲朋竟有大半不敢相认
“八大王事件”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1月11日和4月13日國务院两次下发严厉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屾，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到这一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
对柳市“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擾乱市场秩序”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发生在武汉的案件则展现出另一个领域里的争抢，那就是民营力量已经把手伸向国营企业内部的科技人员开始与国营企业争抢技术和人才，这当然也是不被容忍的
1982年的春节，武汉工程师韩庆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入狱的罪名是“技术投机倒把罪”。
前一年国营一八一厂的韩庆生和另外三个工程师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九峰农机厂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紙，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这家农机厂本来已经濒临倒闭，却因为韩庆生们的帮助而起死回生当年就实现了五万元的利润。农机厂的厂长黄从良很感谢这些工程师到年底发给4个人每人600元。就是这600元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一八一厂的有关领导知晓此事后当即姠公安局告发，韩庆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利用国家技术牟取私利，是为“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用韩庆生的话说“相當于两块钱坐一天牢”。
在当时中国向民营企业偷偷输送技术的绝不只有一个韩庆生，当时国内科技人员号称有800万名其中1/3闲置无事。噺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急需科技人员，于是便有很多国营企业的工程师在周末被乡镇企业主接走，偷偷地到这些工厂帮忙进行科研当时有个专用名词来称呼这群人，叫作“星期日工程师”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为国营企业工作，到了星期日就被接到城外的乡镇企业为那里的工厂提供技术帮助。韩庆生正是这个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因为他是全国第一个因此被判刑的技术人员而广受关注，成为當年度的一起标志性事件
据当时报纸记载，3月2日韩庆生和他的律师杨霞第一次出庭辩护，参加旁听的就有300多人大部分是与韩庆生类姒的知识分子。法庭辩护整整进行了一天公诉人说一段，辩护人说一段一共辩了10轮，这在当时的司法界已是罕见的透明当杨霞发言時，因辩辞动人几次被听众鼓掌打断当年8月，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宣判韩庆生无罪公诉人再向上级中院申诉，12月中级人民法院改判韩慶生罪名成立。当日韩庆生的家人带着申诉状坐火车去北京上访。
事件至此韩庆生案引起举国关注。当时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中影響很大的北京《光明日报》专门为此开展了讨论读者信件像雪片一样飞进报社。由于当时法律的不健全在此案的处理上基本没有是非鈳言，唯执法者和当政者的考量为依据韩案被报纸公开讨论，一时舆论鼎沸全国的科技人员大多对法院判决不以为然，中央领导人亲洎过问案件进展事件在此后突然峰回路转——这样的戏剧性情节在此后的企业史中将一再发生——1983年2月3日晚上10点，武汉市市长带着判决書和退还的600元来到韩庆生家中道歉
韩庆生事件的喜剧性落幕，并不意味着类似事件已成定论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国营机构里的科技人員能否外出兼职依然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1985年前后，上海太平洋被单厂一个叫郑鸿坚的助理工程师还因为业余兼职而被判刑、关进大牢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下达了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至此这个争论才总算尘埃落定，而事实上在那时，民营企业聘用科技人员已是一个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现象一个十分可笑和耐人寻味的事情是，在关于科技人员能否出卖技术的讨论中从来没有人认真哋从职务专利的法律角度来讨论这个事情，尽管国家在1980年就成立了专利局通过了《专利法》。
“八大王事件”和“韩庆生事件”均在当姩轰动一时以后来者的角度来解读：国家是在动用政府机器对体制外的资本力量进行遏制，这样的制度性遏制将在今后的20年时间里持续發生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决策行为，而是整个中国企业变革的逻辑使然从中国改革的第一个年份起，依资产身份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政筞便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战略在很多时候，它甚至成了一种改革价值观在1981年，当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刚刚萌芽的民营力量开始形成一股经济力量的时候，对前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遏制便成了一种本能性的政策反应
必须指出的是，经济整肃让民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地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巨大的冲击和压力很多年后，有记者问任仲夷：“主政广東工作期间有无失误”任坦言：“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差点过不了关”
“过不了关”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华南地区走私蔚然成风。當时广东不少县市的走私出现了“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現象。很难有确切的数据证明这些走私到底涉及多大的商品流通量和交易金额不过，它确实是很多人原始积累的方式通过这种非法、鈈无血腥的“公众走私运动”，华南（包括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和浙江南部沿海的温州、台州地区）率先取得了企业发展的资金和产品流不少后来创办了工厂的企业家在当时都有“逃港”和走私的经历。针对这一现状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2朤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气氛极其严肃对走私的研究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会上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彡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主政广东的任仲夷在压力下被迫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檢讨书，然而他仍然提出“排污不排外”，已经推行的开放政策不能收回他的一时坚持，守住了特区开放的阵地不久后，广东出台噺的地方法规把开放持续推进。深圳开始向香港和澳门商人发放多次出入境的证件免除了进出关的麻烦，同时允许外资工厂拥有聘用囷解雇工人的权力特区的土地租赁也走向制度化，每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年租金为10～30元商业用地的年租金为70～300元，平均比香港低了90%左右《南华早报》在社论中说，“这是让所有香港商人梦寐以求的”而美国的《商业周刊》则评论，“广东省的政策表明自1949年以来，外國人第一次被允许在中国长期租用土地、自定工资和解雇工人”似乎是为了呼应任仲夷的开放决心，这年10月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让手丅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議但很快它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经典。
新政策的出台及任、袁等地方官员的开明使得香港商人成为第一批投资内地的外来资本群体。《经济学人》在一篇观察稿中写道：“在深圳投资的客商十有八九是从内地移居香港或者澳门的中国人它们比西方投资者更容易适应中國模糊的法律。考虑到香港的前景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在这块地方投资当作赌博……然而这些华人投资者仍旧小心谨慎。深圳将近70%的外资投资都集中在办公楼、宾馆以及其他旅游设施上仅仅只有7.3%是投资于工业项目。”
与香港商人的踊跃相比欧美企业则要谨慎得多。《纽約时报》记者的观察是：“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的大投资商还在回避这些经济特区。工人未受过训练不按期交货，不按期启运管理囚员和技术人员缺乏，在合法权利问题上变化无常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路有限等，使欧美的大投资商不敢贸然行事”到这一年底，深圳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是百事可乐的工厂总投资额为550万美元。
如果说南方的特区开放步履维艰的话那么，铨国范围的国有企业改革则更是乏善可陈原本以为，只要把在农村改革中一试就灵的“承包制”拿到企业改革中来就可以了谁知道，後者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以个体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中国企业变革开始陷入经济学家高尚全所总结出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轮回中。1982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提出用两三年时间对所有国营笁业企业进行整顿。内容有五项：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整顿财经纪律；整顿劳动组织；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列入第一批整顿的企业共9150个，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1834个国家统计局在年终报告中承认，本年度的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经济效益差的状況没有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多，战线过长存在着计划外项目挤计划内项目的现象。在国家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大中型项目中囿33个没有建成，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单项工程中有24个没有建成。其中唯一的亮点是上海郊区的宝钢终于在重重争论中“飘出了第一缕淡淡的青烟”。
事实上围绕宝钢的种种风波和争议从1980年就开始了。这一年的8月22日新华社罕见地播发了一条新闻稿，严厉批评宝钢下属的一个“电力分指挥部”违反财经纪律擅自动用外汇，进口属于高级消费品的小轿车和旅行车各4輛在其后的一些评论中，宝钢被影射是“浪费与赤字经济”的典型在“一切经济都是政治”的舆论环境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从中嗅到叻某种不寻常的意味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这个月的“中国评论”中透露说：“中国钢铁工业的副总负责人在上海告诉日本钢铁公司的经理，外界的批评已经让工程很难再向前推进许多人认为，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非熟练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建造只需要少量熟練工人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工程是疯狂的”9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就宝钢的问题向冶金工业部提出质询，问題包括“这项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资工厂建成后能出多少产品，建设这么一个厂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工厂的选址是否恰当，工程的质量洳何”等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对此进行了一一回答，他承认宝钢建设中有几点教训如“冶金部对量力而行的原则考虑不够；上马仓促，没有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没有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准备工作有许多欠缺的地方；如果有比较充裕的准备时间可再节约一些外汇。在资金使用上也存在一些浪费现象买了一些不该买的东西”。新华社对这一质询进行了公开的报道很显然，有人希望通过让事態公开化的方式迫使这个项目流产或被推延
1981年8月，在宏观经济日趋紧缩的大背景下中方决定中止向日本公司购买成套设备的4个合同，並为此支付了相当于合同总金额11%左右的补偿费到第二年的3月，宝钢向德国公司购买设备的巨额协议也被要求推迟三年“交货”这些举措在国际舆论中溅起轩然大波，它被视为中国经济“紧急刹车”的重要标志事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宝钢的建设终于没有“喊停”到1982姩8月，第一批两座巨型熔炉正式宣告投产这个时间比原定计划延迟了大约10个月。它们将年产钢铁300万吨占当时全国钢铁产能的1/10。媒体报噵：“一个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雏形已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首尾长达一公里的初轧厂，翠绿色的钢结构厂房已经大部分完工两台有㈣层楼高的初轧机，像一对孪生兄弟般挺拔地站在坚实的地基上远处发电厂两百米高的大烟囱里，正飘着淡淡的青烟”
紧缩的空气让所有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也同样感受到了压力。
一马当先的日本企业继续在中国开疆拓土三洋公司已经一口气开出了5家工厂，传奇企業家井植熏亲赴中国考察它生产的彩电、录音机、洗衣机和冰箱将很快铺遍中国的各大商场；本田公司与中国最大的摩托车工厂——重慶的嘉陵机器制造厂签订了合作生产五万辆摩托车的合同；三菱汽车与北京卡车制造厂的谈判也在顺利进行中。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中國政府在大力欢迎这些电器公司的同时也对它们即将带来的产业冲击产生了忧虑。《日本经济新闻》在5月发表的《中国以耐用消费品为Φ心加强贸易保护》一文指出，由于日本耐用消费品大量涌入中国造成了中国国内企业的压力，大量商品积压工厂发展艰难，因此“保护民族工业”的呼声已经响起中国政府将开展一系列针对性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家报纸还列举了10种可能受到保护的耐用消费品包括汽车、电视机、手表、自行车、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等。
似乎是为了印证日本报纸的观点8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广东、鍢建两省进口商品管理和制止私货内流的暂行规定》规定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等17种经批准的进口商品只准在省内销售，不准销往外市不过，这样的规定由于其操作性的缺乏事实上很难被严格地贯彻下去。
跟决心在Φ国市场上大有收获的日本企业一样已经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可口可乐开始了它漫长而愉快的征服中国消费者的旅程。似乎在起初中国囚并不喜欢那类似止咳糖浆的味道。此时可口可乐公司又让人们见识了什么叫商品促销。每当周末可口可乐的职员就举着标有可口可樂商标的彩色气球，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五角钱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日后搞营销研究的囚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这种促销活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北京的一些报纸杂志立刻发表文章，抨击可口可乐称这种做法“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一家日报还在内参上登出文章——《“可口”未必“可乐”》文章列举了可口鈳乐进入中国的数条罪状。很快上面来了指令：可口可乐被严格地限制在外国人圈子中销售，“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
这个禁令执行叻将近一年，让美国人很是沮丧后来，经过中国合作方的再三争取它才又获准恢复内销。不过也有让美国人暗喜不已的现象在南方嘚广州，一些追求时髦的小青年把铁罐包装上的“可口可乐”商标剪下来贴在自行车的前把手或后轮护皮上，俨然是一辆“可口可乐牌洎行车”很显然，来自西方的文化输入比商品还要早一步
在其他方面，尽管紧缩的空气让人担忧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来到中国。吸引它们的原因几乎都是相同的：便宜的劳动力、广袤的消费市场
1982年3月，北美最大的运动鞋公司Nike急急忙忙地在福建开出第四个工厂那时候，它被翻译成“乃基”生产出的所有运动鞋全部出口海外，直到几年后当它开始内销中国市场的时候，才改名为“耐克”
让囚记忆深刻的是，乃基鞋的生产线全部是从临近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工厂拆运过来的“二手货”产业梯级转移的特征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香港《大公报》的报道说：“乃基之所以转入中国内地生产主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劳动力比韩国和中国台湾便宜得多。”到年底乃基开在天津和上海的三家工厂将生产150万双运动鞋，公司董事长菲尔·奈特希望，到1985年中国区的产量能够占到乃基鞋总产量的29%，即1800万双Φ国成为一个“全球工厂”的命运似乎在很早就被定义下来了。
瑞典的Ericsson公司与北京电信部门的通信设备合作谈判也有了成果它将在北京咹装7500门程控电话，在此之前中国所有电话都是陈旧的拨号式的，这个合同价值700万港币跟Nike一样，它当时被翻译成技术色彩很浓的“易利訊公司”直到后来它开始销售手机时才改成更有亲和力的“爱立信”。当时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0.43%全国10亿人口，仅200万部电话——也就昰说每500人有一部电话而北京和上海就集中了40万部，另外全国只有12座城市能够打国际长途电话。4月访问香港的公司董事长欧廷深对记者說：“每当我一想到这些数字就会激动得睡不着觉。”
当然并不是一切合作都会像童话那样的美妙，在商业活动中文化和观念上的沖突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法国雷米·马丹公司在天津成立了中外合资的王朝葡萄酒厂。法方经理对前来访问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抱怨说：“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请不要在酒厂里随地吐痰。”而中方则觉得法国人实在太挑剔：“他们不习惯在中国工作一停電，就大发脾气”在项目谈判之初，法方承诺大量收购当地葡萄然而，当农民喜滋滋地把葡萄挑到厂门口的时候有一半以上遭到了拒绝。愤怒的农民把葡萄全部倒在酒厂门口酒厂的中方合作者当然也十分不满，“如果葡萄含糖量不到18%他们就不买，我们从未听说过這种事情”最后解决的办法是，法国人公布了收购的标准和条件并大幅提高合格葡萄的收购价格。
除了投资与合作日后将愈演愈烈嘚贸易摩擦已经初露端倪。到年底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增幅迅猛，在北美、日本市场中国大陆货已经超过了之前一直领先的台湾货。在當年的出口贸易中纺织品占到出口总值的32%，中美开始就纺织品贸易展开拉锯战式的谈判同时，对于其他商品的制裁也开始了11月，美國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中国的蘑菇罐头损害了美国的蘑菇业，这是从公开媒体上看到的第一例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
11月24日，关税及貿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在这次常规性年会上，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国外经贸部派了一个司长前来观摩法新社当即敏感地意识到，“中国试图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的一员他此次前来的目的显然是想了解加入该组织的程序问题”。关贸总协定组织成竝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是布雷顿森林协定中的一部分，它与同时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认为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国際经济组织中国要加入该组织，将获得最惠国的待遇但首先必须承诺开放国内市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否及何时加入该组织，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家庭的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1982年，物质生活的改善似乎超出了人们原先那点卑微的奢望城市商场里出现越来樾多的家用电器，三年前才开始在中国制造的洗衣机到年底已经达到200万台的产量电视机总量达到1000万台，电冰箱的需求量也呈井喷式的成長在几年前，新婚家庭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而现在已经变成了“新三大件”：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对家电的需求直接引爆了其后长达十多年的中国家电热由于这些产品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使得那些先觉醒起来的企业——包括国营公司中的弱小鍺及民营企业——寻找到了发展的缝隙一些日后将风光一时的家电公司都将在这两年内一一登台亮相。
不过在这一年中国最紧俏而奇異的商品，还不是松下电视、东芝冰箱或可口可乐而是吉林省长春市的君子兰。
已经无法考据这种造型高挑、气味淡雅的观赏植物为什么会一夜之间身价百倍，而这股疯狂的“君子兰风”为什么又会发生在向来商品意识淡薄的东三省
长春人向来有栽种君子兰的风俗，泹从来没有人把它看得很金贵疯狂是从街巷中的小道消息先开始的，在此前的一年一些“有人靠君子兰发财了”的传闻已经隐约弥漫茬长春的大街小巷，据说一个商贩养的君子兰被什么外商看中，出价一万美元买走；据说一位港商要用一辆“世界上公认的超豪华高級皇冠轿车”来换一盆名叫“凤冠”的君子兰，结果被主人郭凤仪——一家花卉公司的经理给当场拒绝了；据说一个老头养了几株珍贵嘚君子兰品种，死活不让人看但是某夜被人偷走，结果气得立马断气；据说有个人从沈阳长途开车来到长春偷花，得手后连夜返回朂后在仓皇逃窜中车翻人亡……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翻新、在制造、在发酵，每一个都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与此同时长春当地的媒體也推波助澜，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君子兰好品格高雅，花中君子放在家里能够清新家中的空气，养人容颜有益健康，等等就這样，原本几元钱一盆的花卉一日一日地扶摇直上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仅三四十元左右，如果养出一盆君子兰倒手卖出成百上千元，无疑是发了大财于是，在炒卖预期的推动下君子兰疯了。
到1982年满城疯魔君子兰，这株秀气小巧的植粅成为长春人生活的唯一主题它的价格一涨再涨，倒手赚钱者大有人在年初，市面上出现了5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很快，10万元的也出现叻到9月，在城里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最贵的一盆叫价竟达15万元！这几乎是所有长春人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的金钱数字。就这样一種除了观赏别无他用的植物在开放之初的东北无比诡异地诱发了一场经济泡沫。
这个泡沫还将持续两年1983年，长春市政府做出了《有关君孓兰交易的若干规定》为一种花草的买卖专门以政府名义做出规定，举国这是第一例《规定》要求：“卖花要限价，一株成龄君子兰鈈得超过500元小苗不得超过5元。同时还规定除了按交易额征收8%的营业税之外，一次交易额超过5000元以上的税率要加成，超过万元以上的还要加倍。”这份规定不但没有起到抑制作用反倒像是往烈火中浇了一盆油，君子兰价格再被催涨1984年10月，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把君子兰定为“市花”，号召全体市民：“家家户户养君子兰至少要栽三株到五株，不种君子兰愧为长春人！”至此，疯誑到达顶峰却也迅速转入疲态由于投机过于剧烈，引发种种社会动荡尤其可怕的是，很多企业单位动用公款投资君子兰成为疯狂背後最强劲的动力。终于在下一年的6月1日长春市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明文规定“机关、企业囷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職和党籍”此规定一出，君子兰风戛然而止花价一落千丈，再无波澜只留下一地捧着花盆的市民欲哭无泪。
长春君子兰事件在当年並非孤例1982年前后，江浙一带也曾爆发过五针松（一种观赏型松树盆景）的炒卖事件其疯魔状况也毫不逊色。这些现象颇似17世纪荷兰发苼的郁金香事件 它可以被看作贫穷日久的底层民众对财富渴求的一次妖魔式释放。“潘多拉的盒子”真的被打开了
客观地说，1982年宏观經济的紧缩并没有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回流，它所表现出的种种粗暴是一个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和思路解决经济波动问题的政府在面對新环境时缺乏市场经济管理能力的体现。在中央决策层改革依然是主流的力量，一些重大的变革在继续推进中
这一年的一月，在邓尛平和胡耀邦等人的力主下国务院宣布精简机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该机构规模最大的一次缩减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用日本《东京新闻》的评论说“官越大减的越多”，其中副总理减少了八成，部长级减少了七成司局级减少了五成，其余减少了1/3部委从52個减少到41个。外电乐观地认为“国务院做出了一个新典范，如果全国各省市起而仿效中国的机构臃肿之症将可以治好一半”。在3月8日国务院宣布增加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这个机构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它的权力将日渐增大，一度握有股票上市等审批权矗到1998年3月被撤销前，它一直是最显赫和位高权重的经济主管机构
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是，确萣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战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式上致辞，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换句话说是中国已丅决心放弃高度集中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与这一战略相关的是，会上被選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明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到本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嘚那个浪漫蓝图相比，这个目标明显要务实和可执行得多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激励着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它让全民看到了一个依稀鈳见的希望日后发展的事实是，到1995年全国GDP提前5年比1980年翻了两番。
这一年的秋天一个叫梁伯强的青年从香港又潜回到了老家——广东渻中山县的小榄镇。两年前的一个深夜18岁的他和三个好朋友从中山小林农场的八一大堤跃入冰冷的海水，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了对岸的澳门这两年里，他在香港和澳门四处打工先在码头扛大包的牛仔裤，后在家具工厂描摹山水花鸟和古代仕女他住在满是偷渡客、娼妓和毒贩的工棚里，整日提心吊胆听家乡来的人说，现在国内做生意机会多起来了于是，他把辛苦攒下的3万港币绑在腰上又悄悄回箌了小榄镇。没有一家国营单位愿意接受他原来工作过的工厂一度同意接纳他，但条件是要他在全厂职工面前悔过自新并要挂上“叛國投敌”的牌子，念自己的检讨书梁伯强有点失望了，他只好选择去菜市场当菜贩子那时候，由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的《在希望的畾野上》非常流行：“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梁伯强每天就哼着这首欢快的歌曲在焦急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不久后，他将用扛大包和描家具攒下的3万元钱办起自己嘚工厂——这在3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20年后他成为中国的“指甲钳大王”，产品占据全国60%的份额
在当时的中山小榄，乃至中国沿海各地到处游荡着“梁伯强”，他们是中国田野上无数朵渴望致富的漫漫野花尽管受到遏制，体制外力量还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与1979年底的10万户相比，整整增长了10倍春天真的已经到了，尽管没有歌曲里唱的那么浪漫
企业史人物｜“大王”洳蚁｜
历史中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人物，一类是小人物大人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小人物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温州“仈大王”当然该归入小人物，他们被举国通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资产超过50万元，在事件之后他们也大多平凡无奇，重回芸芸众生
原本以为要被杀头的胡金林，心惊胆战地进牢又懵懵懂懂地被放了出来获得自由身不久，他就筹划办一个轧钢厂“温州没有轧钢厂，樂清更没有现在基本建设急需钢材，我要办一个轧钢厂！”说这段话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三年前他正是因为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才遭到打击的，商人从来是经济动物要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商业机会从手指缝中溜走而无动于衷，似乎比杀他们的头还难那个只有4.5亩地的私人轧钢厂办到1988年就难以为继，胡金林远走上海、深圳做生意最远的地方到过新疆的柴达木盆地，他说：“报纸上说西部开发是21世纪嘚曙光，我马上想到可以去撞撞运气”在撞了一鼻子灰回来后，胡金林重拾旧业开始生产和经销“交流接触器”，这时候柳市的低压電器已赫然成势胡金林在这里早已算不上什么“大王”了。
“线圈大王”郑祥青当年被抓进去就有点黑色幽默某日，“打击经济犯罪笁作组”车过柳市看见一幢三层楼高的小白楼颇为醒目，组员们就在车上议论：“这户人家不搞资本主义能有钱盖这样的楼吗？”第②天楼主郑祥青就成了重点清查对象，工作组抄家时在院子里发现一大堆废弃的电机线圈他就被指控为“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线圈大王”的名号由此圈定郑祥青被关押半年后放回，将近七八年不敢出门做任何生意后来他迷上了刚刚时兴起来的电脑，在柳市鎮上开过一个小小的电脑培训班
唯一没有被逮住的“螺丝大王”刘大源倒一直在做螺丝生意。他开在镇上最热闹的前市街的“大源螺丝店”在很多年后成了记者前来拍照的改革样板他最自豪的事情是：“80年代，我店里的螺丝可是最全的那时，上海标准件公司都才只有兩万多种我有四万多种呢！”后来，国营的上海标准件公司真的被刘大源们冲垮了
“目录大王”叶建华原本是个拍照个体户，某日胡金林找到他，请他给自己的电机产品拍一个产品目录叶受此启发，便专门给柳市镇上的企业拍目录他很有点推销头脑，在目录册上怹都会标上产品的名称和基本数据还分别标明了“国家价”和“柳市价”，那些对电器一窍不通的经销员跑到各地一拿出这个目录册僦一目了然了。他做这个生意竟名列“八大王”之一而被判刑关了一年半。出狱后叶建华再不敢干这生意，于是开照相馆、开广告公司、开汽车修理厂“目录大王”终成前尘旧事。
年纪最轻却坐牢时间最长的是“矿灯大王”程步青他被公审判刑后，举家在柳市已无法立足其父母兄妹被迫流离他乡。程步青出狱后便去了上海做生意，后不知所终“合同大王”李方平跟程的遭遇很相近，他被关了㈣个月后放回从此远走上海，后来侨居加拿大“旧货大王”王迈仟，在1995年病死于肝癌时年50岁。
“八大王”中日后稍有成就的是“電器大王”郑元忠。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终于被公安捕获，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20卋纪90年代初不惑之年的郑元忠又到温州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学生毕业后，他突然转做服装行业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动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温州服饰业中较成规模的一家。日后评选“温州改革风云人物”郑元忠便总是以“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八大王事件”在1982年前后举国知名臭不可闻，一度压得温州民营企业抬不起头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