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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西北师大历史系七八级秋班入学40周年文集
段课，78 分。三年级以后因郭老师曾应校学生会的邀请，审查学校编辑印刷的《学生论文集》，我的《控制农业人口是今当务之急》入选第二辑，由郭老师审阅，他在我的稿子上密密麻麻写了详细的评语。令我很感动。当知道郭老师是四川老乡后，与郭老师交往就比较多了。郭老师会定期邀请我，或者和徐斌一道到他家里品尝师母做的地道的川菜。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在考研究生专业方向尚未确定之时，郭老师还答应帮我联系两所高校。后来考上陈守忠先生的研究生，在读期间也少不了向郭老师请益。我的第一篇宋史研究方面的习作《也评“澶渊之盟”》即是由陈守忠先生向系刊《历史教学与研究》推荐，当时郭老师是刊物负责人和审稿人，郭老师为此约我到他家谈了几点修改意见。之后发表在《历史教学与研究》1984 年第 2 期上。1985 年郭老师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我看到他写了密密麻麻两张纸，从选题意义，材料运用、理论思考和写作得失一一道来，那一刻真体会到什么叫严谨学风。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1987 年我考到河北大学后，每次回兰州都要去看望郭老师。1989年《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和 1994 年《弘治皇帝大传》出版后，郭老师都签名寄赠我学习。我的书《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宋夏关系史》出版后也在第一时间寄请他指教，每次郭老师都会写来长长的信以示鼓励。1992 年我举家搬到保定后，每年也都给他寄贺年卡。1999年新年收到郭老师寄来的自制贺年卡，明信片上是郭老师和师母的合影，上面题字开头是“华瑞学弟”，当时看了很恐慌，连忙写信表示不敢当，郭老师回信说这是古代老师常用的一种称呼，如果关系一般可称学生为“兄”，关系亲近则可称“弟”或“学弟”，自谦之词，亦可作学生弟子理解。恍然大悟后很汗颜，搞古史竟不知道这些基本礼节。此后给郭老师寄的贺卡，就没有再收到郭老师的回复，也不知何故。直到 2002 年我在兰州开会才知道郭老师在 1999 年 5 月 2 号就因小病医疗事故遽归道山了，很是惊异。同时也为没能送郭老师最后一程，内心一直有挥之不去的遗憾。
陈守忠先生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业师。他身上带有浓厚的西北乡土气息，热爱故土，精于考订西北历史地理和长城遗址。他的一双眼睛，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黄黑色的，他风趣地说他的家乡甘肃通渭县，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自己是民族融和的最好见证者。因为他的治学方法擅长把文献征引与野外实际调查相结合，得出的结论往往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至今我还感佩陈先生对甘肃山川地貌、地名地址的熟悉。上本科的时候，因为没有听过他的课所以没有什么联系。只知道他是我们的总支书记，是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者。此外依稀记得一次系里组织的学术讨论会上，对赵佶惠先生大讲“白马非马”的命题不满，坐在一旁闭目摇头，其耿直外露的性格于此可见一斑。
上大学时我偏爱世界史，但英语很一般，所以临时改报本校的宋史专业。考试前我曾咨询陈守忠先生如何复习的问题，陈先生说就按他开的“宋史专题研究”的内容复习即可，可是当时我并没有选修陈先生的课，陈先生一听拂袖而去，丢下一句话，你连宋史选修课都不选，那你还考宋史研究生干嘛？当时很气馁，可已经没有再改报专业的时间了，只好硬着头皮考。好在考上研究生后，很快便取得陈先生谅解。在以后的岁月里，陈先生给我多方面的指教，为我开设了 “唐宋文学概论”、“宋代思想史”和“宋史专题讲座”等课。记得陈先生讲“唐宋文学概论”，胡小鹏师兄跟我一道听课，陈先生侧重讲文史哲之间的关系，学历史应当是文史不分家，现在学科分得太细，历史专业的学生多不能读古诗词，有感于我俩古文学知识的匮乏，特意给我们从古诗词的基本仄韵讲起，并手书一纸勉励我们学习：“平声平到莫低昂，上声高呼猛强烈；去声分明隔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很惭愧，陈先生尽力了，可是学生天性愚鲁，到现今也做不来古体诗。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宋代榷酤及其发达原因》是陈先生帮我确定的。这个选题对我走上学术道路至关重要，因为后来我考入河北大学，师从漆侠先生读博士，就与漆侠先生对我研究的问题与他的旨趣相近而录取我。陈先生对《续资治通鉴长编》很熟悉，读过好几遍，他也让我认真从头读起。不过陈先生当时主要关注宋代西部问题，对让我研究的宋代酒类问题没有多少涉猎，因而做论文主要靠自己摸索。1984 年上二年级时，为了查询论文资料，陈先生鼓励我外出调研，并亲笔给四川大学的胡昭曦先生和河南大学的张秉仁先生写引荐信。我与中文系一位研究苏轼的研究生结伴外出考察，我俩一共带了1600 元钱，在五十多天时间里，从兰州到四川、湖北、河南、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北京，先后拜访了当时的宋史名家胡昭曦、张秉仁、周宝珠、徐规、梁太济、朱瑞熙、王曾瑜等先生。这是我与宋史学界的初次接触。1985 年春节过后，我向陈先生交上硕士学位论文第一稿，先生看得很仔细，核对引文，纠正标点，乃至错别字。五月，陈先生请张秉仁先生主持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张秉仁、金宝祥、黄烈、郭厚安和陈先生组成。除了黄烈先生对我的论文评价中等外，答辩委员会其他成员给以较高评价。毕业后陈先生继续关心我的学术成长，1986年陈先生请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顾吉辰先生做我申请加入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推荐人，1987 年初我的申请获得批准。至今甚感自豪的是，我是改革开放以后甘肃省考出去的第一位历史学博士。这当然要感谢陈先生的栽培。我离开兰州以后，先生仍笔耕不辍，每每都将新写的文章寄给我学习，而我出的书寄给先生批评指正。陈先生从不客气，写得好与写的不好都直言相陈。如对我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引文错误就写了一封长信进行批评，而且是一针见血，令我很感动。先生关心时事，经常写信抒发胸襟，针砭时弊。这几年先生年事已高，虽然不再写文章，但是每次见面，先生还是能高谈阔论，精神很好。先生平素习武健身，练书法养性。今年校庆期间再一次见到先生，先生精神矍铄，身板挺拔，不像已过九十高龄的人。真心祝福先生长寿。
我的青春，我的梦马靖宇人生如梦，往事如烟。梦幻与理想，始终伴随着我在漫漫的人生轨迹上。
1977 年恢复高考前，我曾有两个梦想，一是当兵，一是当工人。
这两个梦想都缘于我当时所处的年代，文革的中后期，那时我还不到 20 岁。
在那个时代，当兵是所有年轻人的共同想往。另外，我也是受我的一个同学的影响。我的同学姓田，外号“胖翻译”。我们初中在同一年级不同班。1973 年，他应征入伍。先在青海军区当骑兵，后给师长当警卫员，再后来被选拔到空军，送到解放军武汉第九航校成为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经历，别提让我们一伙同学多羡慕了。
但是由于我的父母是当时的“臭老九”，所以从根上就断了我当兵的梦。兵没当成，但不等于不摸抢。多年后，我终于有了一次摸枪的机会。迄今为止，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也算多少圆了我当兵的梦。
那是我在上大学以后，1981 年大三的时候，班里大部分同学集体外出了，就留我、孙祖眉、王原 刘洪远等几位同学在校。因为要代表学校参加球类比赛，白天坚持训练，晚上参加由校武装部组织的护校，给我们每人都发了枪。
当我们背着枪，晚上有模有样地在学校围墙外巡逻时，我还真不知道枪能派上什么用场，包括祖眉。倒是刘洪远真的碰上事了，我们不在一个巡逻组。据说，他碰上几个小混混要围他，结果他朝天放了一枪，把这些人吓跑了。再有一次，我这个老弟胆够大的，居然开枪打死了一只狗。我和祖眉都看到了，一只好大的黄狗被他藏在床底下。再后来，我听我哥哥的朋友说，他们单位食堂丢了只狗，急的几个大师傅成天拎着菜刀，连喊带叫地到处找。
在即将结束护校的时候，武装部的领导说为了嘉奖我们，安排我们去打靶。我一口气打了 79 发子弹，前所未有。枪的后座力撞的我肩膀疼的要命。在那个时候，我突然不再羡慕当兵了，也不遗憾了。因为我这才明白，我多年来真正羡慕的，只是那身军装而已。
事后，我们也知道了，武装部的领导之所以让我们打了那么多枪，每个人都过足了枪瘾，也不是他对我们的奖励，他还真没那个权力。而是学校要马上上交所有的枪和子弹，要交的子弹太多，怕若麻烦，就让我们以打靶得名义，消耗一些子弹，他只是做顺水人情罢了。我的第二个梦，就是当工人。当然，我说的工人，是特指的工人。
我家两代人都是在央企，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在那个时候，我向往的工人，确切地说，是工厂里的两个工种。一个是电工。成天带着白手套，脚蹬高腰皮靴，腰间跨着三大件，好不神气。第二个就是司机。白银公司的车很多，那时的司机都很牛，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车轱辘一转，给个县长都不换”，真的很潇洒。
可也是因为我的父母是老九，我在高中毕业时，被留校当老师。校领导还说，你父母是知识分子，你不当老师谁当老师。就这样，我 18 岁就在白银公司中学当老师了。
其实，我那时懂什么啊，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刚小学毕业，以后上初中，除了参加大批判，就是学工学农。1971年复课闹革命，我上了高中，所学的文化知识有限，基础并不扎实。可在学生面前，却要装做什么都懂，且一本正经的样子。
恢复高考后，1978 年我考到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那年我 24 岁。
上大学以后，原想不会再与工厂和工人有什么关系了。可事事难料，不想 1982 年我大学毕业后，又与工厂结下了终身之缘。先是想出国留学未果，后就回到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教电大文科班。
1985 年，机缘巧合，我调到了南京，来到扬子石化公司工作。来南京后，我便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江南热土，并把她视为我新的故乡。（我的出生地在北京）同时，我也庆幸能在中国最现代化企业里工作，感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
扬子石油化工公司是一个特大型央企，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四大乙烯基地之一。1984 年正式成立。原本扬子公司是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扩建工程，正因为引进的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 30 万吨乙烯装置，技术先进，效益可观，国家从根本的战略意义出发，在此项目谈成后，就把它从南化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扬子石油化工公司，直属中石化总公司。
扬子公司绝大部分的职工，是从全国各石化企业调来的，并以新毕业的大学生做为补充，南化的职工原则上不许调入扬子，这就给象我这样的许多人，造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南调机会。最初接收我的单位，是扬子石化公司党委办公室。
说实话，国家做这样的决定，确实亏待了南化。无论从环境上还是经济上，扬子和南化虽同处南京江北地区，但差别巨大，待遇更有天壤之别。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国家发展需要钱，必须倚重我们这样特大型，最先进和最有效益的央企，创造和聚集财富。
我是 1985 年秋天调到扬子的，虽然资格算比较老的，但是这里毕竟是新的环境。
如果说，新工作起步为零的话，那时对我这样一些外来人来说，简直就是从负值起步。一步一步地过度到零，再发展到正数，艰难地攀登。
我在扬子有过无数次有趣的经历，但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在夏天，参加扬子烯烃厂现场大检修。因为我是机关行政人员，到装置上参加检修，说白了就是充当劳动力。那时还算年轻，我按照现场安全的要求，穿戴好着装后，就下到了球铁罐里换催化剂。球铁罐里面的空间不大，只有约 2 米高，有两张并排的写字台那么大，地下布满了催化剂管，就像是巨大的蜂窝。头顶上悬挂着 100 瓦的灯泡。因为是夏天，南京的夏天，室外平均气温都要到 37 度以上，铁罐里的温度 60 度都不止，且空气浑浊，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化学气味，和金属气味，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刚蹲下不久，全身就湿透了。但也不能换人，因为换催化剂是用两种不同颜色物体填装，只有一个人操作才清楚。两个人操作，一是转不开身，二是容易搞错。我咬牙坚持着，满脸的汗水，直到最后人都快抓狂了，才完成了催化剂的更换。在检查无误后，我爬出了罐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浑身无力，身体简直就像虚脱了一样。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到，我此刻所做的工人的工作，与我想象中的工人，距离是那么遥远，那么虚幻。应该庆幸我没当成工人，象这种强体力的劳动，在扬子大检修期间，八个生产厂，很多人天天在做。还有更多的农民工，在企业里和社会的各行各业里，干的比这还辛苦，条件还要差。凭良心讲，这些人真需要我们的尊重与保护，在任何时候，付给他们比现实更高的薪酬一点都不为过。经过实践，我体验到了工人的辛苦，我敬重他们。
再以后，我去了扬子中美合资企业，担任人事行政经理。在那里的四年，我变化很多。受到了更多的国外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的熏陶，也让我更理解了什么是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说到底是人的文化。其核心，就是尊重员工，理解员工，激励员工。
今天，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与我的员工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感谢他们不曾忘记我。在扬子石化公司，我工作了三十多年。我视她为我的终生所爱与依托，我最好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她。
扬子的今天，是我们留下的心血与理想，也铭刻着我们这一代人无悔的青春和青春无悔！
2018 年 7 月 1 日修改于上海靖远分校趣事几则
我们是文革后头两级高考生，被称为七八级春班和秋班。入校后，师大随处可见文革的遗迹，比如还有学农一说。虽然上学不易，学习时间有限，但每个学生须到文革中开辟的靖远农场（好听的称呼叫靖远分校）劳动一月仍然“雷打不动”。上学一年后的初冬，轮上历史系秋班。几十个曾在广阔天地里务工插队多年的大男大女乘火车转汽车来到靖远河包坪上的分校，于是这里热闹起来。
刚到分校，赶上寒流，住房又是土坯平房，返潮阴冷。男生宿舍打头的一间还是按学校的原房人员布局集中了几个“酒家”。在学校里规矩严，酒只敢偷偷饮。分校院宽场阔，无拘无束，天高皇帝远，几个“酒家”便胆大妄为，晚上公开聚众喝酒，而且将几个酒瓶扔在门前。不料，系里老主任早上赶来关心同学们是否安居，看在眼里。当晚开会瞪眼说：“不象话，大学生酗酒，居然还把酒瓶子丢在门前，什么样子！”“酒家”聪明，话里悟出歪道，此后喝酒声不大、门紧闭，再不见酒瓶。到临了太平无事，其乐融融。
同学们正是吃饭的年龄，平日读书考试压力大，吃不下。到农场才干了几天挖渠、培埂、堆粪的农活，胃口大开，饭量见长。后来，居然吃三个大馍两老碗稀饭，拍拍肚皮还没啥！略观察，周围同学几乎人人如此。记得小成发愁说，吃这么多，叫人害怕！这也算学农一个收获。亏得是文革后经济好转，赶上六零年，咋办？
各班到农场劳动，中途都要杀猪犒劳。农场饭菜油水少，几天就把大家熬得清水滴答。于是等着杀猪解馋。到开杀那天，几个同学去看热闹，见匠人从猪群中选出一口猪来。到底是经过江湖的大学生，心机灵动。赶回宿舍请一位曾有肉联厂工作经历的同学去鉴定。后来听说，幸亏去了这位能人“把关”，发现那猪有母猪嫌疑，随之又选了一口猪，仍然品相不好，皮厚肉糙。吓得匠人再不敢下手，请同学自选。当把圈内最好的猪拽出来选定时，跟踪在后面观察的分校黄校长心疼不已。方才知道这历史系秋班人才济济，藏龙卧虎！
猪杀了，以往各班都是吃红烧肉，历史系秋班比他们高雅精致。“吃顿红烧肉就想把我们打发了，不成！我们要吃——饺子！”分校从领导到大师傅都麻眼了，这许多人，饺子如何做，又如何做得及？学历史的同学坚持“好吃莫过饺子”的千古名言，终于感化了分校领导。协商结果：馅调好，面打回，同学自己做。各宿舍顿时红火起来，取暖火炉上架上了各式锅盆，等着煮饺子。擀杖没有，锯铁锨把子，用酒瓶子。难为男人家，会包的不会包的一起动手，那饺子大的小的长的圆的扁的鼓的，啥样都有。饺子下到盆里，半天滚不起来，围炉子坐一圈人，这个捞着尝看熟不熟，那个鼓捣说不要粘底。到熟了，盆里也没有几个了。一顿饺子吃出了名声，说是分校从来没有过这事！实习
在农场呆了一周，大家就不安生了，都自命不凡又游性十足。分校门前不远的清朝武将潘育龙（没记错吧）之墓已经“考证”厌烦了。趁周末三三两两的同学结伙跑到靖远县城，有的看鼓楼，有的逛大街，有的上乌兰山，有的说是去法泉寺实习，不大的个县城，到处能看见秋班同学。一天下来个个灰头土脸的，还兴奋异常。学子可爱。
干了十几天，同学们学习心切，归家心切，在这里空耗青春怎么得了？和分校领导商议，能否包干？干完走路！分校看这帮人终日能干能吃能喝能逛，歪点子还多。冬季又没多少农活，包个大活让他们干去，能干完当然好，干不完也熬着煞煞性子。分了个大大的粪堆让同学去翻，这活又脏又累又有点味道，而且大到如同一座小山。没想到秋班同学大多不是务过农就是做过工，走南闯北的真正是虎狼之徒。听说回校回家，一个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众人一心，泼命地干，三天工夫把十一二天的活干完了！惊呆了分校领导，感动了系上领导，又一次领教了秋班同学的魅力！同学们提前十天回了兰州。怀念三十年前的我们
时光如梭，一晃三十年了。想当年“文革”初了，我们七十个人因时代和机遇潮涌在一起，以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经历，或从农村，或从城市组成为一个班，朝夕相处了四年。时光又如筛，这四年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事而今记忆已残缺，甚至有少许同学的模样都模糊了。但静夜灯下，冗事之余，我仍深深的怀念那时间的我们，尤其身处当今人欲横流，国人大多人心杂乱逐于名利金钱的时代，更让人珍惜那时我们心地的纯真，那时的追求，那时的热情，那时的理想。
那时的我们，似一团干渴已久的海绵全力吸取知识，不疲不倦，不厌不烦，教室里校园里阅览室里人头滚滚各自埋头读书，道路上水房里昏暗的灯光下身影摇迤，一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读尽天下书的劲头，那叫一个生猛。不时有传闻校内有学生因学习累病甚至有神经出问题而退学者，校方劝阻无效，不得不下令晚十点教室宿舍一律拉闸熄灯。如此苦读者，心中所求不是为自己获名得利，升官发财。而是想的是为国为民，为世界上的三分之二出力，即使心里想将来大展身手主要也是为社会做点事。个人的前途，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联系的一起了。与眼下学子们考学择系就业成家做官发财的具体目标廻然不同，这是何等的境界。我们思考，我们辩论，共同默认的出发点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辩的是利国利民的是非，讲的是忧国忧民的道理，我们评点天下，指斥王侯，唇枪舌剑，脸红脖粗，虽然是书生意气。但彼此感到的是心怀天下的一腔热血，那是何等的豪气，今日想起仍令人拍案欲起。
我们忙于读书，不屑于走后门找关系。无暇于小是非闲恩怨，虽然脾性有异，喜好有别，或有亲有疏，但大家相处有义，相待有情，互相有理解有帮助，无小人戚戚，关系自然而顺畅。没刻意制造和谐而和谐至。这是多好的氛围。
那时节我们是：吃的是洋芋片，谈的是主义；睡的是上下床，想的是天下事；骑的是自行车，追求的是真理。
俱往矣。怀念的事是不可复制的。今天我们老矣或将老矣，但是怀念毕竟是心中的肯定，不论他东南西北风，不论每个人做了多少，能做多少，我们这一班人心灵深处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根还在，心还热，志未销。
我以为，这怀念的就是我们大学四年所得的精神财富之要。为大学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而记
1982 年至 2012 年，跨世纪的三十年，西北师大历史系秋班同学要聚会，为了纪念这三十年，为聚会留下可资长久记忆的材料，筹备组提出要每一位同学写一篇文章，三十年的同学，有些已经故去，许多做了爷爷奶奶，写下点什么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也就写点碎片式记忆的回顾了。
说老实话，我可能算是记忆力最差的了，对许多往事都是记忆不准，或记忆不再，每次同学小聚，当某位同学谈起当年大学时的趣事时，对我都是感觉很新鲜，所以我很爱参加同学聚会。1978 年的大学入学考试考了多少分，单科成绩如何，我都已经全无记忆，看到同学中还有人清楚记得历史考了多少分，数学考了多少分，英语考了多少分，我就惭愧的要命，对此，我总是耿耿于怀。我的记忆差，我回忆起来有一件事是要对此负重大责任的，那就是小时候，大概八九岁时，在师大家园里的一次爬树掏鸟行为，我从树上摔了下来，记不得是屁股先着地还是头摔在了地上，摔下来好像还睡了一会，这可能是昏迷，自这个时候起，我的记忆就差了。这一差，后世就极其麻烦了，小学拼音没学下，老三篇没记牢，考大学背书在天台上也效果不佳，大学里的英语单词更是荒废了大把大把的好时光，感觉不是历史系的学生，倒像是外语系的学子。总之，师大与我而言太熟悉了，在锅炉房捡过煤渣，在教工宿舍的楼下拾过漂亮的香烟盒，也尝过校园里各种味道的果实，还在文革初期修过防“5.16”的工事，后来在校运动会上投掷标枪、手榴弹、铅球，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师大让我记忆落下了大病，师大也让我的大学没有了新鲜感，但是，我还是为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意义的 77、78 级大学生感到聊以自慰。
1982 年大学毕业后，我是听从党的安排，选择了兰州市安排工作，没想到的是，兰州市人事局把我按照“哪里来那里去”的政策，分配到了大学前插队的地方皋兰县，这让人感到不可理喻，这是人事局吗?说实话，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有了怀疑主义的倾向了。耽误了好几个的工资后，我被再次分配在了兰州三十中（现在的兰州理工中专），一去就当初一的班主任，带着一帮脏脸大眼睛的男女娃娃，好好干了一年，和娃娃也建立了感情，不知道是干的好还是干的不行，很快又给我调换了岗位，去教初三的学生，才找到点感觉，学校又要办什么甘肃档案学校，不知怎么操作的，从宁夏和兰州招来了三十多个高考学生，兰州的就不说了，宁夏的二十多个学生好多都找不到这个学校，好不容易找到了，又是安排在小西湖龙王庙里，苦了这帮学生，也苦了我这个老师，免不了要和学校领导争执，领教党的书记的没道理，最后在学校年终考评时，本人竟然是最后一名。也就在这个时段，1986 年，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都是共产党员了，有几个民主党派分子也好吧！
学校是没法干了，和领导关系紧张，学校变成了职业学校，历史课要变成制度史，等等，还是走人为好。1988 年 10 月，我调入了民革兰州市委员会，从科员干起，宣传处、组织处，副处长、处长（科级），最后，秘书长、副主委、主委，再荣任为代表民革参政党参政的政协副主席。一晃 24 年，如此发展，要深深感谢大学学习的是历史知识，虽然没有深入学习，虽然是为做中学教师而学，但那种对历史发展的感受，对历史人物变迁的感悟，对从事民主党派工作还是很有裨益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毕竟才刚刚过百年，师大都一百一十年了，少数有什么不好？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是就很好吗？！走上这条路，也是命运的安排，家父出身略显苍白，是中农，求学当中被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三青团，自此，再努力也枉然，师大时遭批斗、关牛棚，在游街时，我还向牛鬼蛇神扔过石子，这也是真实的历史，中学入个团，费了我好大的劲，想想都头大。如此，我不入民主党派谁入？我感觉我还是稍稍单纯些。
民主党派工作就是那些，调查研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民革还有为祖国统一服务的任务，说起来也不闲，每项工作做起来也是很费劲的，可惜，我们的力量还弱，我们的肝胆相照还不够，胆可以割掉，肝能随便割吗？肝胆相照也越来越不易了，胆容易被忽略，除非胆发炎、疼。我们这个班最终参加民主党派的就那么几个，少数，但好多党员同学总是问我你们民主党派是干啥着呢，让我很郁闷，我们当年的历史课教育肯定有问题，不全面，有偏颇，这也没办法，刚刚从极左的路上拐回来，为我所用是很常见的历史现象嘛。
很怀念大学同学！师大靖远农场的劳作和李兆全的幽默让人怀念。毕业前在陕师大的桌子上睡觉，现在想起来够爽快，好像马爱平被陕西的蚊子叮的都变了脸型。华山上同学的共游，让我留下来莫名的记忆。和张栋的豪迈畅游令我至今难忘，因为留下来许多黑白照片佐记，那一次的出游堪称豪爽，二百来块钱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北京、承德、天津、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大连、烟台、青岛、曲阜、济南、泰山，回兰州已经没有几个钱，只好买到陇西混回了兰州。从教期间，王永曾在三十中给电大学生上课，课余之时率领我们打麻将，有一次我竟然连胡十一把，可惜那时没有大钱可赢。89 年，我已在张掖路上上班，学潮轰轰烈烈，子慧带领着师大学子高呼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从我们门前经过，我们为他们送上了热茶。郁闷的时候，我会和小成跑到景振基坚守的定西恍惚的游荡。高兴的时候，也曾到保定、北京、广州、深圳找李华瑞、张栋、刘洪远、王永曾喝酒，快意人生，是不是酒把人的脑子喝的更记忆零碎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何况我辈，记忆就记忆美好的、可乐的，行走就跟着感觉走，八十年代那首跟着感觉走的歌在我耳边回响的太久了，希望我更老的时候，能回忆起更多过去的往事，都说人老了就会眼前的记不住，以往的老翻浆，我期待着那一刻的来到。我在大学七年的自卑与自信
大学期间我上《心理学》课，知道了人有四种气质类型：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和胆汁质。于是老往里头套，想想自己的气质应当属于粘液质和抑郁质的相加型。因为粘液质情绪稳定，有耐心，自信心强；抑郁质内向，优柔寡断。这基本都是我的特点。但也不全面，比如说我自信，但也自卑，自信和自卑状态交替呈现。这种交替有时表现为短暂的几个小时、几天，有时就表现为长时段的、可以成为我人生的阶段性经历了。这一点，在我西北师范大学七年的求学经历中最能得到说明。
小时候，坐井观天，总认为自己了不起，因为“学习好”。文革开始后，家里受冲击，父亲成了“历史反革命”，不再拼学习了，没了资本。文革后期，周恩来抓“复课闹革命”。我有幸上了两年高中，成绩一直不错，毕业后学校甚至想留我任教，于是又觉得了不起。那时兴在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自觉无望，幻想着有朝一日能“考”上大学。感谢邓小平，这一天真的来了。1977 年 10 月中旬广播上说要恢复高考，12 月 2 号就真的开考了。我几乎没复习就匆忙上阵。还不错，被“初选”上了。当时招生工作很不正规，初选的消息是武威县招生办打电话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单位转告我的，连考了多少分都不知道。那时的我刚从农村插队回来，在黄羊镇糖厂工作时间不长，信心满满，无知无畏，填的志愿只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省内学校，包括西北师大（那时还是“甘肃师范大学”）根本不入眼。其结果可想而知。1978 年 7 月 20 日第二次高考，我考了 321 分，仍被初选了。有了第一次教训，不敢造次了，于是听从别人的建议报了西北师大历史系。但仍然不情愿、不服气，觉得屈才了，并且找到了理由：在职工作，在厂子里一边上班一边复习，信息闭塞、资料缺乏。当然这都是实情。不情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愿当老师，认为师范大学是培养中学老师的，而文化大革命已使教师成为最没尊严并充满风险的一个职业了。
从 1978 年 10 月 30 日正式踏入西北师大的门，直到 1985 年 10月 23 日硕士毕业到甘肃省委党校报到，我在西北师大历史系整整求学七年。这七年彻底改变了我的视野、奠定了我的学业基础，确立了我的发展方向，而这些也都一直伴随着我挥之不去的自卑心境。
以前的自大是与狭窄的生活环境分不开的。父亲曾是军人，从解放战争转战抗美援朝，回国后就转业到西北，扎根在军垦战线。我自小随父母辗转于河西走廊，从张掖、到永昌，再到武威黄羊镇，从黑土洼的八一农场到黄羊镇糖厂，在这些地方接受了小学教育。土桌砖凳、蓬门陋户，一个班至多十来个学生，老师多是兼职和临时的。后来正规一些了，很快又是文化大革命。两年初中我全程在走“五七道路”，练就了一身干农活的小筋骨，敢和农场的农工叫板。两年高中有幸赶上了“复课”，可能比别人多用了一点功，成绩不错，但在那个环境中说明不了什么。所以，我的自信和优势是在有限的社会空间中形成的，一旦走出这个场景，就不能不被轻易地击碎了。
文革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几近荒废，一旦恢复，积蓄了十年的有志青年纷纷考试回炉，一时间，高校英才荟萃，西北师范大学何尝不是：恢复高考后的 77 级首先网罗了一批，78 级旋踵跟进。刚进大学的我很快就被同学们色彩斑斓的经历和多样才华所折服了。历史系78 级全班同学共 70 人，来自全省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覆盖招生条件允许的全部年龄段，最大 34 岁，最小不到 16 岁。不少同学已为人父母。只是女生太少了，以至于全班未能成就一对同学婚姻。他们真是各怀绝技啊！属于“小子辈”的张栋激情飞扬，一把笛子总是吹得天花乱坠、彩云纷飞；赵晋梅舞姿婀娜，不知“迷乱”了多少少年心襟。李汀天生的才子气质，创作和演绎的散文、诗歌总是声情并茂、激荡人心。郑正伟一手好字和板书，写到好处总要炫耀一番，却总能让人心服口服。当然，同样的写字好手还有很多，比如我知道的张文渊和王毅……。孙小钢为人淳朴，但偶尔划上几幅简笔画却会充满幽默与风情。我的地理知识还算不错，聊到哪个地方总能说出个一二三，但冯喜中竞能熟知中国两千多个县的信息，《红楼梦》中的诗句随口吟出。我在单位时体育也还可以，篮球、乒乓球、短跑都还算个“人物”，而在这里只有悄悄躲在一边当观众的份了。谁都知道，我们历史系 78 级秋班的篮球和乒乓球都是代表西北师大的水平。王元、李宇伟、戴德强、程小成、马靖宇为主力的篮球队，徐斌、李华瑞、王毅组成的乒乓球队，既是我们的班队也是西北师大的校队。而他们都曾是各个地方和单位的尖子球员，都有过很高级别的专业或准专业训练。
大学生当然要论学习的。谁都在用功！我们班的那间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很晚了，灯还在亮。因为回到宿舍，晚 11 点就要被统一关灯了，谁也不舍得放弃任何一点还可利用的时间。
我终于没有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优势，因为一些同学太厉害了：范文黎、沈喜华、王永曾、徐斌等，考试得分排在前面的总是他们。我记得只有一门成绩，中国现代史是 93 分，成为我主课成绩中的最高分。世界现代史考试全班就有十来个 100 分，我却得了 75 分，脸上挂不住，竞前去找张培德老师“理论”。大概大二那一年吧，有几位同学已经写出了论文，像徐斌、李汀、李华瑞、马爱平等已经在学校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文章。毕业论文全班有 20 多个“优”，我却只得了个“良”……
在如此优秀的一班同学面前，我原有的优越感早已荡然无存。
西北师范大学完全不只是培养中学老师的院校，历史系尤其如此。当时历史系汇集了一批史学大家，学术影响力至少是可以冠盖甘肃省乃至西北地区的。记得潘策老师激励我们说，你们作为师大历史系的学生，即便将来不能成为一流的历史学家，也至少要成为二流的专家。这话的确是有底气的。虽是刚刚经历过文革，我们进校后学校已经可以开出一系列高质量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质量完全是可以与现今所谓的“一流”大学相比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受到特别的重视，被一贯到底了，同时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等每一段都能独立成章，都由各有专工的老师讲授。此外还有考古、历史文选、教育学、外语、政治、心理学、历史教学法等辅助课程。从第三学年开始，系里开出七门选修课，要求每人选修四、五门，像金宝祥先生的《隋唐史》、郭厚安先生的《明史》、赵吉惠先生的《先秦思想史》、陈守忠先生的《宋史》、张学军先生的《欧洲哲学史》等都很受欢迎。这些先生的讲授“史”“论”兼备，学养深厚，代表了那个时代史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在这四年中，金宝祥、刘熊祥、王俊杰、陈守忠、赵吉惠、伍德煦、郭厚安、潘策、宋仲福、刘化明、张淡云、李积善、赵莹、牛得权、张培德、马英昌、吴英贵、张海声等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给了我基本的史学知识和研究方法的熏陶，使我受益终生。
校外的一些“大腕”也相继来到学校。像中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研究所的吴汝康教授、内蒙古大学的林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田昌五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张舜徽教授、兰州大学的赵俪生教授、北京师范学院的宁可教授以及日本的藤枝晃教授等，都相继来此做过学术讲座。他们在此传达出的研究动态，各领风骚的学术造诣以及各具特色的演讲风格，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坚定了我的学术志向。其中，林幹教授关于匈奴史的讲座成为我关注民族史和民族问题的重要动因。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以匈奴为案例探讨游牧经济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我的硕士论文又是把与匈奴有关的宇文部的历史轨迹做了勾勒，阐明了其中的一些问题。而后，又从历史转到了现实，民族问题研究最终成为我后半生的职业和事业。这种氛围给了我满满的压力以及学海无涯的自愧。
1982 年 4 月，我参加了学校的研究生考试，幸运地考取了中国古代史专业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研究生，拜学于王俊杰先生门下，实现了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那一年我们班考上研究生的有 5 个，除了我之外，还有同门的徐斌，以及李华瑞、杨子慧和李建国。而那一年全校招的研究生只有 13 个，其中还有几个是外地和外校考来的。我们历史系秋班一下就占了 5 个，出尽了风头，其中的我自觉荣耀了许多。然而，荣耀过后三年的压力始终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王俊杰先生的才学高，对他的学生要求也高。在得知我们被录取之后，还没等到通知书发出，他就将我和徐斌叫到家中布置了作为研究生的第一道作业：让我们以《丛书子目索引》为线索查找鱼豢的《魏略》和辑佚书《东观汉记》。这是给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开蒙”。开学后又先后开了魏晋南北朝史籍选读、魏晋南北朝史籍概论及研究等课程。他不让我们轻易发表文章，却不放弃我们的写作训练。他十分重视创新，对我的硕士论文的要求几近苛刻，曾三次要求更换论题。我天资愚钝，论文虽通过答辩，但深知并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现在想来仍愧疚不已。
与严师要求形成压力的还有我师兄徐斌的出众才华。徐斌在本科阶段既已显示出超人的学习能力、领悟能力和写作能力。他虽说不在意分数的得失，但在班上的考试中总会名列前茅。研究生入学考试我除了英语高出他几分外，其他成绩都落后于他。天资聪颖并没有妨碍他的勤奋。当我还在基本的课程阅读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他的几篇有影响的文章已经见诸报刊了。当我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而迟迟未决，屡遭导师否决的时候，他的选题已一锤定音，很快就落笔成文了。有这样一位师兄的衬托，我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但同样有这样一位师兄，何尝又不是我的荣幸和骄傲。近几年微信上几度流传的他的那篇离职演讲，经常成为我向同事、朋友和学生“炫耀”的谈资。徐斌学习优异，在生活上同样是个强者。1983 年 9 月初至 11 月底我俩出外“收集资料”，两个半月穿行了半个中国。他在外边应付各种问题和困难的灵活、坚韧、见识乃至体力每每使我叹服使我受益。毕业后，徐斌远走杭州，几十年来我俩只见过两次面。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2015 年 12 月 11 日。那天晚上，在京的李汀、文渊、华瑞、张栋和老班的魏明孔与来京的徐斌夫妇在北海的同和居相聚。虽说因病徐斌的相貌已有很大改变，但他的精神很好，始终与我们谈笑风生、兴致盎然。事后我总想、也说过要到杭州去看看他，谁知今年他走得如此突然，走在我的计划之前，让我食言了……。
本科四年硕士三年，我在西北师大历史系渡过了七年光景。这七年是我后来事业发展的基石。我很庆幸有这样一段沉郁而自卑的经历，没有它我不可能完整地认识自己、也不可能确立自己的未来。我当时嘴里常常念叨了一个口头禅“惭愧”，同学可能认为是一种自谦和戏语，而我深知这是言出心声。
当然，这种沉郁和自卑是就我的这段人生整体特征而言的，并不是全部。因为贯穿其间的也有我在其他时段少有的欢乐和友谊。我和我的室友郑正伟、孙致美、廉李章、李方明、孙小钢、张栋自始至终是一个团结向上、和睦欢乐的集体。我们住的学生南一楼 123 宿舍总是有着最多的争论声和笑声。我遗憾于毕业后我们室友没有一次完整的相聚，但愿这次四十年聚会能终结这个遗憾。我也获得过虽不大但却难忘的荣誉。比如我的一篇古代史作业曾得到郭厚安老师的表扬。这着实难得，因为谁都知道，郭老师极为严谨，从他那里得到高分受到赞许是不会有多少水分的。再如第二学年的年终评比中，我被评为班里的三好学生，得到了 20 元奖金。我痛痛快快地拿出其中的一半，和同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的廉李章一道置办了一桌酒肉，在宿舍里推杯换盏、击节欢歌，和室友们高高兴兴地度过了 1981 年的元旦之夜。
我本质上还是一个知道用功的人。所以，大学七年的压力和自卑给予我的并不是颓废和消极，而是不懈的努力。我至今没有养成睡懒觉的习惯。有时工作告一段落想早上多睡一会儿，但做不到，天一亮，不管昨夜睡多晚都要起来。这个“苦习惯”是从上大学时养成的。考研究生是我大学期间第三年开始确定的目标。为此，外语是我最大的难关。幸亏我们高考时没有外语科目，否则我也走不进大学的门。所以，我的外语是入校以后从 ABC 字母学起的。也所以，我研究生考试外语 49·15 分的确已是我用功极致的结果。考研复习期间我下足了功夫。那时我极力寻找自己最合适的方法和最合适的地方，以保证复习效率。比方说，我发现生物系的“植物园”人很少，于是下午和天黑前就常去那里，找一条田埂作为自己的“领地”，一边背书一边来回走动，别人打扰不了，很有效率。后来这块地方也被郑正伟看中了，我俩一道在此徘徊进退，再后来，其他系的同学也不断有“发现者”进来并逐渐增多。于是像在图书馆和教室抢座位一样，在学校植物园的田埂上占地盘也一度成为一项竞争。当然，除了植物园之外，我们还开拓过其他地盘，如学校后面的省委党校，满校园的林木花草、纵横交错的田间小径，比师大宽松敞亮多了。只是，那是外单位，人家不让随便进，距离也远，所以没有常去。
命运的确有一种平衡的机制，总是在证明物极则反、否极泰来这样的简单道理。所以，当我七年的沉郁和自卑到头以后，另一头的自信和幸运也便缓缓而来了。
此后的确很顺。硕士毕业后我进入省委党校，起初仍是一种不情愿，因为它背离了我的专业方向，要搞党史。但很快就情愿了，因为我体会到了党史教学和研究同样是一门学问，值得去做，同时也没有放弃原来的民族史研究。几年下来，我不但完成了党史教学的任务，还开设了一门甘肃民族史课程，写出了教材提纲。党史和民族史研究齐头并进，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和《新华文摘》等名刊上接连刊出论文，并获得了该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科研一等奖。
1993 年 7 月，年近不惑的我毅然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杨堃先生和汤正方先生。杨先生是我国民族学法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同至法国留学。汤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从苏联回国的民族学家。两位先生的学问代表了欧洲大陆和苏联民族学派的两种风格、两种理念，成为指导我在民族学上研究的最好搭配。三年后我的博士论文《民族过程与国家》可以说较好地传承和发展了两位导师的学术思想和风格，至今还是我的代表性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教学机构，每年由教育部划拨的研究生名额很少，造成了导师多学生少的反常现象。这也成为我和其他社科院学生能够得到更多导师指教的机会。
我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毕业后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一待就是 20 年，直到 2015 年正式退休。至今，因工作努力，该有的名分我都有了，什么教授、博导、国务院特贴专家、常务理事、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等，还有一堆高校的兼职头衔。尤其是，自 2000 年起我就担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实际上主持了这个全国性的一级学术团体的各项工作，直到去年才正式卸任。2014 年退休之前我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提名，但最终落选。我并不遗憾，因为学部委员是中国文科的院士，最高荣誉，现在才几十位，我不够格。不过今年社科院启动了一项针对退休专家的“登峰战略”项目，我经过严格筛选入围，荣获该项目“资深学科带头人”称号并获得资助。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个项目的遴选难度堪比选举学部委员。全院几十个研究所，那么多知名专家，最后只选出了区区 5 人。由于社科院已不再从退休人员中增选荣誉学部委员，故“资深学科带头人”已实际具有了荣誉学部委员的性质。
我很荣幸和知足，因为从学术地位上讲，我至少在名分上已站在第一序列了。我也的确做出了说得过去的成绩：至今我已独著和主编学术著作 15 部，其中有的已被译成英、日文在国外出版，多次获奖。发表论文 150 多篇，其中有 35 篇论文在“人大复印资料”中得到转载，有 30 篇左右在国内民族学界最权威的刊物《民族研究》发表，成为该刊 1958 年创立以来发文最多的两位作者之一。去年由国内专门机构发布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我荣列其中，并位列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入榜名单第一名。
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是很值得玩味的：我在大学期间是抱定主意做“真学问”的。所谓“真学问”就是远离现实、远离政治的学问。所以，那时我选的方向，不论是本科的毕业论文还是研究生的专业，都是“古”字当先。但这一主意和想法从进入工作岗位开始很快就被击破了：在党校工作，党校姓“党”，你如何脱离党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民族理论研究本身就是现实问题研究。所以最终，我的学术研究已彻底脱离了初衷，成为处处与现实绑在一起的学问。现在来看，当初的想法很幼稚，后来的转变是很值得庆幸的。因为现在我的研究很大部分正在转化为政策效应，直接和间接服务于社会了。中国传统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我现在正切切实实在践行这个传统。由于我的职业性质和学术影响，当前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成败正误似乎都已有了我的一份责任。经历告诉我：学问的真假高低不在于离现实和政治的远和近，而在于是否真实和科学。做到这一点，需要艰苦的探索，也需要道德和良心。
如果和大学七年的“自卑”相比，我现在的状态早已属于生命中的“自信”阶段了。但我深知这个自信阶段回归的艰辛，感恩自卑给予自信回归的无穷激励。它是命运馈赠我的珍贵资产，值得终身受用。
2018 年 7 月幸福的三十年
——写在大学毕业 30 周年同学聚会前夕
如果说 77 级是特殊年代造就的一届特殊大学生，那么 78 级也属这一特殊群体的延伸，十年动乱把十几届中学生集中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77 级属激流勇进， 78 级正在缓冲。因此我们 78 级同学的年龄、身份、阅历、见识的差异性和个体性今非昔比，正因为有这样的差异而行成了极大的互助和互补，勤奋、奉献、责任、关爱、友谊就像空气流动一样互相渗透，互相传播。
特殊年代造就了特殊群体，特殊群体锻造了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有谁不说我们这一级学生成长最快、最能吃苦、最敢担当呢。毕业三十年过去了，多数同学还年富力强，正是奋战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精英骨干，一些同学已经越过了花甲之年，三十年的工作阅历正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们奋斗过，我们拼搏过，我们奉献过，骄傲和自豪在我们心间。
回顾自己的三十年，做过许多事，干了许多活，苦也甜累也甜，得也罢失也罢，人生无憾。
想当年，初出茅庐，豪情万丈，激情飞扬，报着一颗真诚的心去呵护每一个即将踏入大学门槛的狂热青年，每天信心十足，穿越着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故事，熟悉着一个又一个历史年代，琢磨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面对站在十字路口朝气蓬勃的学生，觉得肩上更担的是一份责任，这个职业是不容亵渎的、神圣的。操心不完的永远是学生，犯错了要引导，失败了要鼓励，迷茫了要谈心……研究不完的永远是那些课堂，环节怎么处理，问题怎么设计，作业怎么布置……每天都从阅读教材中开始一天的工作，在批改作业中结束一天的工作。升学的压力，家长的期待，学校的审视，让你像上足发条的钟表一样转个不停。一声问候，一句祝福，一张贺卡，一次精彩的表述，一次犯错请求原谅……又使你一次次的感动，让你在感动中体味满足，在感动中享受幸福，你会真实而深刻地感受到来自另一个生命所带给你的幸福，面对外面的奢华与喧嚣，也能淡定自如，因为在学生中找到那份内心的宁静，真实的宁静。十四年的教师岗位，看着一茬又一茬的学生步入大学门槛，内心的欣慰和成功后的快乐是那么的实在，那么的充实，还有什么感觉能与此相比呢！这种幸福来自于心灵的深处，是透彻的。
不知是命运的眷顾，还是得到了领导的欣赏，十七年前的一天，突然组织把一个有一百七十多位教师，三千多学生的学校交给了我，由一位普通教师直接到另一所大学校去当校长，这让人猝不及防真是天上下纱帽了，虽然光鲜，但沉重无比。
这是一所矿区最大的学校，地处山坳，服务于国家大型煤矿，交通不便，不爱校如家也得爱校如家，几颗不大的榆树可怜地分立在零乱的校园东西，好像向人们叙述着这里的荒凉，校园地势高低起伏，坑中有坑，积水就像老鼠一样，这儿钻个窟，那儿钻个洞，雨天一脚泥，风天一身灰，如此的校容校貌就可看出这个教师团队可不一般，二中真是“二”中，穷山恶水出刁民，教风完全继承部分煤矿工人的粗鲁和刁蛮，教学水平低下，不求上进，有的拉帮结伙，诬陷他人，玩赌酗酒，打架斗殴，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索要家长财物，随意向学生收费，讽刺、挖苦、歧视、体罚学生，凡此种种，几乎天天上演，已有 20 多年的建校史，在这儿当过校长的已近十人，最长时间 3 年，短则半年，该校真费校长啊，让人不寒而栗。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狭路相逢勇者胜，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必须扭转局面。
先从环境整治着手，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我认为整洁、和谐、清静的校容校貌——孕育师生的文明行为；自尊、尊人、律己的道德环境——洋溢高尚的人际伦理情操；谐和、真诚、奋进的人际环境———激发战斗力和凝聚力。
首先整治自然环境，于是合理布局调整功能设施，规划平整校园，布置装饰教学办公区域，下大力气种植花卉树木绿化环境，健全各种功能教室。行动中领导带头，动员全校师生参加义务劳动，每一项工作亲自组织、参与、设计，从指挥员到设计师，再到油漆匠、装裱匠、泥瓦匠、木匠都在尽心尽力地去干。几乎每个晚上加班、暑假期间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组织部分教师进行着这些工作。累是必然的，但内心是欣慰的、愉快的，劳动中衍生的快乐只有参与者才能体味，这就是劳动的快乐。今天回想起来，无不慰籍！如今的校园整洁、清新、优雅、不仅给师生提供了舒适的工作学习环境，而且熏陶感染着每一个人，使他们努力工作，勤奋学习。
其次整顿人文环境。王道霸道双重行事，褒贬奖罚针对使用，对寻衅滋事者严格处理，对有悖良好人际环境坚决摒弃，对个别刺头单兵教练，对违反师德者公开亮相，几次三番教风已向良好的轨道发展，真是于地斗其乐无穷，于人斗其乐无穷。
接着人事调整。通过整体考量，用人所长。对教学经验丰富，善于团结同志，用在教学管理的岗位。对品行端正，虚心求学，力求进步，敢于管理，青年教师大胆启用到领导岗位。对那些工作责任心强，有魄力有胆识的青年教师用在管理学生的岗位。对能吃苦耐劳，善于学习各种技术，脚勤、手勤，财欲不强，用在后勤管理岗位。对工作细致，谨慎小心，不贪财物，谨言缄口的同志用在钱、物的管理岗位等等。总之，我准确合理而不失时机的 “量材使用”。终于人文环境大有改观，大家和睦相处，人人都有成就自我的愿望。
最后重新整编学校的规章制度，依法治校、按章办事，使学校各项工作进一步朝着标准化、制度化、程序化方向稳步发展。
正在学校发展蒸蒸日上的时候，为了让我的施展更加得力，上级又给了我一个教育处副处长兼二中校长的官衔，官上加官，心里还是舒坦的！应该算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认同。
十四个春秋，学校已实现了园林化，校风正、学风浓、教风端，教育教学质量在靖煤集团屈指可数，面对一堆堆荣誉证，一排排荣誉牌使人感叹，十四年的点点滴滴，桩桩件件怎不叫你愉快的回忆，赢得了上级的支持，赢得了同仁的认可，赢得了家长的赞誉，赢得了社会的好评，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2008 年企业学校均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喜欢干一些实在工作的我还是选择留在学校。2009 年 9 月我被调入大型煤矿魏家地煤矿子弟学校，该校规模较二中稍小，但办学硬件软件、教师队伍、教育教学质量较好。在这里当校长自然轻车熟路了，论资历论身份谁人可比，同事们也十分抬举，只在帷幄中运筹，早晨听着一声声的校长爷爷，看着生龙活虎的少年，一天的愉快便由此开始。
三十年问心无愧，秉承着诚信待人，坦诚做事，勤勉认真的信条，工作顺利，妻子贤惠，也许子女受到了我的影响，自幼谦学上进，自立自强，双双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已在北京成家立业。常说因果必有报，三十年潜心为他人，潇洒度人生，积德也罢行善也罢，在后代中终有应验，她们已成对社会有用之人。什么荣誉、金钱、地位、权力统统身外之物，到这个年龄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以及儿女成才就是最大的幸福。
突然接到同学三十年聚会通知，感慨万千，回忆着自己三十年的无悔无憾，想象着三十年后同学的容颜。
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想当年，甘苦同眠，同厨共餐；三十年，我们如分飞劳燕，好一个别梦依稀咒逝川。
时世的变迁，怎能改变我们的一世的情缘？因为师大让我们紧紧相联。再过三十年，我们还相见！自由呼吸的日子
说实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和中国的大学里，能够充分自由呼吸的时间不算多，不过那最幸运的一段，让我赶上。1978 年至 1985 年，可谓当代中国思想最宽松的时光，而我就读的西北师大1978 级历史系秋班的班风，窃以为就是自由加宽容：对个人，可赢得最大的自由空间；对他人，能给予最充分的宽容。看到王美英撰文感叹，离校几十年后，我班少见“政治名星”，而多作家与学者，想也是班风使然。一如此次毕业 30 周年聚会，一波三折，几度兴废。似乎漫涣，而一达成共识，便兴致盎然，红红火火。
进校前，我因在新华社甘肃分社工作过几年，对流行的革命化思维灌输体系颇有疑惑。四年间多寻文献和民国学者旧作来读，对其中蕴含的学术自由精神心向往之。
报考研究生时，记忆里的两件往事让我迅速靠向了王俊杰教授。
寒暑四度无数次考试，基本都是师命生答，严格者还会按要点计分。“魏晋南北朝史”结业时，王先生缓步迈上讲台：没有考题，同学自己做文一篇，自圆其说就行。我当时足足楞了十分钟才动笔，不是不知写什么，而是为这从未经历过的考试方式所震撼。没过多久，系里召开“文革”后的首届学术研讨会，会场就是我们班教室。教师们的报告内容，大多围绕“五朵金花”命题，历史发展动力究竟为何、人身依附与土地制度关系、太平天国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一篇与众不同的题目让我眼前一亮：“论先秦自由民的身份”，作者王俊杰。听身边的赵吉惠老师自语：这篇文章不赶时髦，还是陈寅恪、钱穆的学术路子。
这样，我在母校享受自由呼吸的时光又延伸了三年。
王先生民国时任教于河南大学，师从萧一山先生，后为其助手。1957 年被打成右派，重返讲坛后主要研究中古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生头一年，先生亦按惯例开了几门土地关系之类的课，奈何我师兄弟二人均志不在此，便任由我俩自由发展了。王希恩关注民族问题，我则好上魏晋玄学。写过几篇小文章，都是“天马行空、离题万里”的，还在假期搞了一篇研究民国中学教育的作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先生不以为忤，还对我另辟蹊径多有鼓励。到先生处问学，慢慢就有点民国间的师生聊天模式了。从提个问题开始，说着说着，就拐到萧一山与胡适的交往、先生与冯友兰的亲戚关系之类人文旧事上。我慢慢知道，先生还是位副教授时，到河南省政府办事，省主席刘镇华会出来迎接；也了解到那个时代，几个年轻人想办张报纸，只要有本事凑点钱印印就行……
每次聊天，都是一次自由的深呼吸。我不爱上政治课，本科时就很烦，未想到研究生阶段更离谱。一位河南籍的老师上来就说，我“文革”中讲的马列课是“四人帮”篡改过的，拨乱反正后，我讲真的了。不久，华国锋时期的思想观点需要清理了，他又说，现在是邓小平掌舵，这次，我给你们讲真真的马列。我吃不消了，便经常逃课。开始由李华瑞等人在点名时虚应一声，时间一长就露馅了，老师很生气，要让研究生科取消我的考试资格。那样，我就得重新修一遍了。
关键时刻，王先生对我施以援手。
傍晚，李华瑞在校园碰到王先生正在做“老乡”的工作：徐斌这个同学不贪玩，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再说你那个政治课也意思不大，过去河南大学有个三民主义课，学生也是不去听的多。
面对老先生这种不分“性质问题”的说项，该老师大概只有哭笑不得。无论当时场面如何尴尬，我总算躲过一劫。
我一生的向学之路有个毛病，图新而缺乏长性，常借萧乾先生《未带地图的旅人》自嘲，走哪算哪。鬼使神差，热衷了两年多玄学之后，毕业论文另起炉灶——《魏晋南北朝监察概论》。先生照例给予理解、鼓励。
最后一个学期开学月余，已经是送审在即，答辩将临，我却没向先生发出动静。一向从容的先生有点坐不住了，又怕直接过问会使我紧张，辗转其子三北兄打探。我心有戚戚，日夜兼程，初稿甫定，便送先生过目。几天后，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先生从自己书桌抽匣中拿出数页布满小字的稿纸，竟是一份《魏晋南北朝监察概论》详纲，后面附着必读与参考书目。提纲的思路、要点与我的论文比，视角不同，各有侧重。先生说，这个题目不是很好作，我担心你会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按我的认识拟定过一个框架。现在，你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了论文，能够自圆其说，有所创见，这是让我最高兴的结果。这个提纲只算个参考，你不必过多理会了。
毕业后到杭州，我改行社会学，又办刊物当记者，离开了史学领域，先生从未非议。过了“天命”之年，我回转学术道路，与先生的专业交流又多了起来。2007 年，《王羲之传》截稿，记云“令人欣慰的是，写作过程中，我仍有机会向年逾九旬的业师王俊杰先生诉惑请教，如‘漕运’究竟如何？宗室王有否‘之国’等等……悬隔千里，电话里传来的声音，还是那样自信而谦和，讲解中糅以人格的感染与投射。我毕业二十来年间，转行多业，当初聆听的内容日渐淡漠，然所感受的气质、人格则经岁月的打磨愈显光泽：儒雅、敦厚、单纯、执著。这种‘为己之学’文化传统所成就的学者风范，已是不复再生的遗响。”2012 年，《马寅初年谱长编》编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特为感言：“我的导师王俊杰先生寿近期颐，当我告知着手编著马老年谱后，他深晓我的学问路子好另辟蹊径，特为嘱咐：编年谱和你过去写《传记》不同，全部要实打实，字字有来历，不可以作者意图择材选料，掺以不实偏文。我谨记在心，如履薄冰。”仁者寿，今年 9 月校庆 110 年时又见先生，惟愿先生康乐长寿。
靖远分校十记
又到了初冬时节，不知怎么，忽就想起了 34 年前（1979 年 11月）的初冬，我们班到靖远分校“修地球”的情景。
2012 年 10 月我班同学毕业 30 年聚会之际，马骏奉献过一篇《靖远分校趣事几则》，随后，蔡雁辉也记述了自己在靖远的生活片断，阅读时引起我许多回忆，想找个机会记上几笔，不想，一懒就晃过了年把。去年曾与李汀聊起，我等已近“耳顺”之年，到了回首往事，记录经历的人生阶段，有想法、有感悟时，随手录下，点点滴滴集合、整理出来，或许就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献，譬如我们班的靖远学农，可谓 20 世纪中国大学史上奇特的一幕，既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学农之事之于大学，似乎我们这一届系“收官”者，下一届学生就没有此等“节目”了。靖远劳动的二十多天，对我四年的大学生活来说，属于一段难忘的岁月。平时在校期间，系里有办公室、辅导员，班里有党支部、班委会，干什么事，都有一套讨论、决策程序，执行起来，也是“众人拾柴”。大概上面认为学农是件简单的事务，系里交给班级自己负责，不派老师带队，而党支部觉得没有什么思想和人事方面的事情，也不插手，整个工作由班委负责。我当时担任副班长，班长王永曾作为系足球队队员要参加校足球比赛，去不了。如此阴差阳错，主要的组织工作就落在我身上了。因此，我对整个过程的了解可能要多一些，写下来，供同学们分享，亦权作班史的一份资料。
我班有 70 名同学，但此次赴靖远严重缺员，是一个“残阵”，大约有十多位同学未能“躬逢其盛”。
缺席者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者，乃是我班体育人才实在太多，王原、刘洪远、王继普、孙祖眉、王永曾等（记不全了）代表系足球队参加全校足球赛，马靖宇和李宇伟正在校排球队集训，备战全省大学生排球联赛。还有几位同学因身体不适或家有急事，按规定办了请假手续，不跟随大部队行动了。
办理请假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桩让我终生难忘并引为思考人性复杂的事情。对此要不要写出来，我也踯躅再三，其纠结在于，乃当事人之一的扬子慧同学已经仙逝，对逝者的尊敬与宽容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含，我不忍打扰他灵魂的安宁。转念又想，如实地记述往事，也不失为一种美德，尤其对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说，历史上为贤者讳，为逝者隐的作法，让后人丢失了多少历史的真相与细节，更让中国人对人性复杂的认识偏于简单。最主要的还是扬子慧本人在若干年之后惊天动地的表现，足以让同学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这件事情的“小眚”早已无掩其大德了。
临赴靖远前两天，子慧同学突然找到我说，他母亲病危就要去世，要准备后事，不能去农场了。我看他眼睛哭得红红的，当场表示请勿过度悲伤，请假的事我马上去系里办，你不要挂心了。随后听他同寝室的舍友讲，他头天晚上在宿舍里也哭得挺伤心。
这件事本来就过去了，大约几个月以后吧，一个偶然机会，我听说他的母亲仍然在世，前段曾有身体不适，但并未到病危身边离不开人的程度，因此在小范围知情的同学中就有了点议论，认为他这样做显得个人的小算盘打得多了点。我作为其中的一个当事人自然也产生了一些想法，首先是有理解的一面，觉得子慧同学比我们更加珍惜学习时间，他入学后一直对英语抓得很紧，此时已在为考研“备战”了。我也知道他自幼就是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把他拉扯大相当不容易，子慧对母亲感情很深，极为孝顺。母亲身体不适，他容易心慌意乱。但也还存有些许不解处，一般的生病与病危，界限是很明显的，对此，一般人不会轻易跨过的。再说农场劳动一月虽为历史遗绪，不尽合理，但亦并非令人不能接受之事，何必如此地避而远之，放出这么个话来，以后面对同学多少尴尬？或许，这就叫糊涂一时吧。
好在秋班同学都很宽容，谁也没当面说什么，都对这位秉性聪慧的同学友善如初，子慧同学亦如愿考上研究生，我又与他同窗了三年，双方都毫无芥蒂。只到我离校数年后，听到他在重要历史关头无私而英勇的义举，心头曾经的阴影一扫而空，更增添了由衷的敬佩。
我说这件事引发了我对人性复杂的持久思考，主要指我对自己的深刻内省而言。我年轻时对自己的品行颇有点自信，亦得过一些好评，就因为这桩事的触动，我开始意识到，谁都不是一张白纸或一张黑纸那样简单，人有着“自我中心，趋利避害”的本性，亦有着超越本性的文明熏陶，在人生道路上会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千万不可以道德高尚自视。后来我就对圈内圈外出现的“道德口碑”警惕十分，提醒自己与其它普通人没什么不同，心中都有周作人所说的两个鬼：绅士鬼与流氓鬼，只是用理性守住了伦理底线罢了。所以，我一直低调行事，多次面对记者或同学提问：你一生最大的成就和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时，我总是回答：基本按照自己的良心和本色做人，如此而已。
我感谢子慧给了我这样的人生启示，愿他能知晓我的这份心意。
到靖远分校后，我先与黄校长见了面，听他介绍我班此行的任务、工作安排及注意事项（这些内容他后来也在全班大会上重复过）。黄校长是位做事干练又富有口才的人，他先讲了一通大学生学农务农的重要意义，要点是教育这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热爱体力劳动、热爱劳动人民，为缩小三大差别做贡献之类。时值冬初，要干的活种类很少，一个月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冬浇地和修整农田，剩下的时间便是翻倒粪堆，这活能干多少算多少。
这次谈话中，他讲得最多的还不是工作，而是安全，因为在我班之前来农场劳动的政治系秋班，有一名同学跑到黄河边嬉水，不慎溺亡。这位同学系现役军人，长得白白净净，和我班许多同学都认识，也到我们宿舍来玩过。他的噩耗传来，我们都深感惋惜。他父亲是位军队干部，来学校料理后事时动静也不小，看来此时黄校长的心理压力仍然很重，一再跟我讲，安全第一，黄河边千万不要去，同学们安全返校就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自然就成为我最重视的事项。此时天气已冷，同学们不会去黄河边玩了，我注意并提醒大家的，主要是不要一个人跑出去，走远了，人生地不熟的，遇到意外不好办。此外，我私下里一个人去检查过一下劳动工具，主要看镐头嵌得紧不紧，别使用时飞出来砸着人。
浇水与整地同时开工，黄校长交待，浇地一旦开泵，就白天晚上不能停，持续十多天，晚上的夜班很辛苦，如果沟渠出现问题，抢修起来相当费劲，所以，分工时要派班里身体强、力气大的同学浇水，体力弱一点的去整地。
我按他的建议做了分工，大约有十几位男的壮劳力倒班浇水，剩下的部分男生和女同学整地。
有浇水就少不了抽水的，水由黄河边的一个泵房送来，看泵房三班倒，也需要派同学过去。开始说派两位，张文琳和付璋来主动请缨，我觉得这符合他俩不喜扎堆的性格，他俩做事又都仔细、认真，就同意了。没过两天，分校又提出再加派一名看泵的，李汀报名，这样，值班看泵就去了三名同学。
此外，食堂也要求有一位女同学帮灶，选来选去，最后是顶适合这项工作的蔡雁辉愉快地干了二十天。
对这样的分工，几天之后我听到了一些议论，主要是在整地和浇水的男同学之间。整地的同学每天上下午两次出工，在地里挖土抬筐，修渠培埂，劳动强度不小，而且每次回来都灰头土脸，较为辛苦。浇地呢，每班 8 小时，吃饭时间包括在内，业余时间似乎较多，浇水回来时，遇到情况的，自然浑身泥水，颇有点狼狈，但大部分情形下，衣服都比较整洁。这样，对“浇水辛苦说”，就有点不服气的舆论了。
我在学校同寝室的王林子和黄志昌，同属甘谷老乡，平常在宿舍里就喜欢抬个杠。这回在分校又住在一间大教室中，王是浇水队员、黄属整地队的。一天，王无意中提起浇水上夜班比较劳累，把黄志昌埋在心里的不服给点燃了。黄说，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劳累，我在家里浇过水，没事时就是扛个锹转转，哪里有我们整地辛苦，从早干到晚，基本不停的。你要叫劳累，我跟你换。王林子不想让争论升级，解释了两句就算过去了。
这件事本无是非对错可言，我记下它，只是觉得算一桩趣事。事后想想，其实他俩是各有其理的，整地我去看过，的确劳动时间较长。我本人则参加浇地，和王维克搭档上夜班，只要不出事故，大部分时间照看着，得空还会在干渠里躺着避风聊天。不过在 11 月的天气里吃一夜冷风，滋味也不好受。
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自驾马车，是在靖远分校，与李汀同驾。
傅璋来与张文琳是头一拨去泵房的，由分校派车把式赶马车连人带行李送过去。李汀是两天后增派的，定下来时已到了后晌，我去分校要马车，他们说车把式已放工回家，你们自己赶车过去吧，往黄河边就那么一条道，也不很远，没问题。我听到有自己赶车的机会，也挺高兴，就说待会我来取车。
谁知冬季时短，李汀收拾行李，吃完晚饭，天已经要黑了。我去车棚，果然一辆马车套好在那里，也没人照管。我们放上行李，一甩鞭子就出了校门。面对黑茫茫的一片，也不知道东南西北，这才意识到自己一再强调过的安全问题，好在我和李汀是两个大小伙子，倒是没有惧怕感。
问题是驾着马车往哪个方向走呢？我俩一时都没了主意，看那马儿，似乎有着“自动档”和“定位仪”，不需要我们的口令和指挥，出门就朝着左前方的一条土路撒欢小跑，不一会分校的灯火看不到了，前方也不见任何光亮，一片寂静中，只有哒哒的马蹄声。我和李汀不约而同的四目相视，似在互询答案，又差不多同时让同一句话脱口而出：怎么办？相信老马识途吧？！
我们不再想泵房何在的事情，靠躺在车厢内，仰望星空、感受自然：一弯冷月挂在空中，四周繁星点点，异常清晰，路两边收完麦子的田野里飘荡着土香，偶而擦过一片林木，树影幢幢，亦真亦幻……此番甘肃大地上的冬夜景象，一直像电影般拷贝于我的脑海中，以后再也没有过如此的经历了。日后我和李汀相聚时，总会提起这段“星夜兼程”的往事。
我们在马车一阵加速的跑动中醒过神来，没等我们发出指示，车已稳稳地停在了泵房门口。我兴奋地拍了拍这匹 “老马”的脖子，真有灵性呵！
进屋一看，张文琳和傅璋来正伏案读书呢，和分校宿舍里聊天、喝酒热热闹闹的气氛比，这里的确是个宁静的去处。李汀当时有小说要写，选择这里可谓适得其所。屋内有张大炕，足以睡下三个人，我帮着把行李放上去，与璋来、文琳寒喧了几句就告辞了。
有了来时的经验，回程便嘛心不操，我往车里一躺，进入与宇宙万物对话的享受之中。待马车停下，已是身在分校的车棚中了。
我有时会想，人类什么时候能开发出这样善解人意的交通工具就好了。
我一生中读报最认真，且收获最大的一段时间，就是靖远分校这二十天。事先我并无如此打算，乃是到分校后为报纸内容吸引所致。
新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解放、最活跃的一次会议——中国第四届文代会，于 1979 年 11 月初开幕，历时半个多月。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央提倡解放思想，总结教训，受到几十年迫害和压抑的老作家和老艺术家们，深刻反思、畅所欲言，在文代会上连续发表精彩演讲，各大报纸每天都以好几版篇幅刊登。那真是一段理性高扬、才华四射的岁月，达到了对历史反思，对未来设计的最高水平，之后不久，对思想解放运动就有诸多限定词了。
我浇水下了夜班，睡醒就去拿报。我当时睡上铺，抱着报纸爬上去几个钟头不下来，每篇文章都反复阅读，许多精彩段落都能背下，印象最深的是巴金、周扬、丁玲、艾青、王蒙、柯灵、柯岩等人的演讲，其展现的自由思想、批评精神，是我们当时的教学水平难以企及的。还有我特别喜欢的文字表达，让从小就被假大空语言包围的我耳目一新，心向往之。连续十多天，我读得如痴如狂，自觉受益良多，思想认识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李汀爱好文学，也很关注这次文代会。一次他从泵房过来，带着周扬的讲话和我讨论，记得他说，周扬对“文革”性质的一段概括十分精辟，超过了以往的理论水平：“文革”是一场领导人错误发动，被野心家利用的十年浩劫。（大意）周扬的这句概括，为后来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所参考。
班里还有没有其他同学特别关注这届文代会，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对靖远劳动生活的回忆，是与第四次文代会联系在一起的。
青年人喜欢走南闯北，增加阅历与见识，本属正常，何况我们历史系的学生更需养成“行万里路”的专业精神，但似乎那时的革命意识形态教育并不支持这一点。我的印象，黄校长与我谈话时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劳动中间有几次周末放假，同学们最好呆在分校里休息，少去县城逛街，分校里的农工生活都比较艰苦，几乎从不去县城里消费，同学们去逛得多了，他们中间可能会有看法。我听出来了，就是生活上要向劳动人民看齐的意思。这是多年以来红色教育的遗痕。
但毕竟时代在变化，况且逛县城也不等于消费，所以我也没给大家传达黄校长的意思，无为而自行理解吧。最后呢，同学们周末出游也都不提逛县城，唤作实习、考察、探访山川古迹。转到县城也逛它一圈，也算是识得这一素有“秦陇枢机”、“金城锁钥”之称谓的古城吧。
第二个周末的上午，我和马骏、王林子、黄志昌、窦原坪等十多位同学，踏上了寻访法泉寺之旅，只晓得一个大概方向，一路翻山越岭奔过去。记载中，法泉寺颇有些规模，僧人也相当多，系靖远八景之首。但我们到达差不多的方位后，却半天寻不到寺院的踪影，问了好几个人，才来到一处山沟里，看到了残破的屋宇和零零落落的洞窟。“文革”中它惨遭洗劫，后来被部队利用，才保下来很少一些建筑。不过，这时候已经开始落实宗教政策了，寺庙里有了主持和尚，一些香客也自发燃起香火。尽管旧景不再，我们历史系的学生面对断碑残联，还是摇头晃脑了一番，学到了书本中没有的东西。
从法泉寺出来跑进县城，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我看到秋班同学一拨一拨地在大街上溜弯。在这样的场合相逢，颇有他乡遇故交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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