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
09-02-15 &
在20世纪30年代，毛主席断言在20世纪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主席说：中国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革命，不是法国式或是英国式的那种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式的民主革命。首先，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允许中国发生任何以独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国人起来挑战传统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就会单独地或者是联合起来利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反应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允许学生去学习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旧的势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上和政府中的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才会利用它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和保护这些封建势力的幸存者。而且，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因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我们选择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工人阶级以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联合，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和本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援助。现代时期，这个由毛主席定义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无疑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而也无疑是社会主义走向繁荣的时代，这种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将会使中国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而是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最后，中国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 因为如果不把工人和农民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是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其买办阶级走狗的。但是动员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必须在对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动员农民意味着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须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权)，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土地所有权的没收威胁到了所有的私有制，这使资本家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获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因此，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的转移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的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同时也更加有经验。新民主主义的提出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充分地动员了成千上万地工人和农民，不仅仅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且要没收所有帝国主义及其官僚买办阶级走狗的财产，所以这场革命的首要的目的决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计划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那就是一种有利于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和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一个民主革命的过渡时期，一个在土地改革完成和对四大家族垄断的财产(工业的，商业的，金融的)实行国有化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此后，高于一切的工作就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陷入空前的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初一革命的边缘，因此毛主席无可辩驳的说明中国只有选择社会主义而别无选择。现在50年过去了，当恢复活力的资本主义证明了其暂时性的稳定性，而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困难地往前走，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在资本主义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于是幻想家就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时代错误的，缺乏时代性的，奇怪的逻辑。在10年的国际国内战争，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标榜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苛责却同西方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使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的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在改革开始时，设计师们乐观，自信，甚至骄傲自大；但当他们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足够的恶果，使人民开始怀疑整个改革的方向。因此，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否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独立的国家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提上了议程。我的观点是：对中国来说，仍同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有着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有一些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另外一些是在革命中新产生的，在土地改革和3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其中，至关紧要的阻力是现在世界经济的状况，中国的国家本质，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农民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贫穷的农民在所分得的小块土地上的能够生存的能力。考虑到世界经济，改革者的策略是沿着“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所走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化国家。那就是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外部的资本从而建立劳动密集型的日用品加工业。这些日用品是供应世界市场的，它们首先是纺织品以及电子和电气用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创建了自由贸易区，在这里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投资了数十亿，贷款了数十亿。他们对本国的加工产品的出口充满了希望，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想获取一个巩固的市场份额的努力仍然失败了。这个失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曾经能够吸收大部分所提供商品的膨胀的世界市场，现在它的膨胀速度变慢了，在20世纪80年代，是商品的过剩和充斥而并不是商品的缺乏困扰着全球。此时，韩国和其他的“”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已经结束了。此外，如果不是美国为了建立针对中国的前进基地而进行的两场长期的战争从而为四小龙 (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提供了经济上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小龙是不可能走上跳跃式的快速发展的道路的。因为美国在这十年对外战争期间对侧翼包围中国的国家进行了大力援助。虽然现在很多中国人由于羡慕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而得出中国走了错误道路的结论，但是他们无法了解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革命引起了对美国的世纪的挑战，今天就决不会有环太平洋的“四小龙”。其次，即使快速发展的机会仍然敞开着，即使市场是和往常一样有很大的吸收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输出的产品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对于一个只有数百万劳动力的小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的大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却是不可行的。中国复制环太平洋的“四小龙”这样的小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合理的。 只有少数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的现在也正在走下坡路，更何况像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这样同样走这条道路的竞争者因为无力偿付外债的而陷入严重的问题。世界银行的策略是：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外国投资者让步从而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向国际市场开放;提高本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贷款的依赖性。由于无法偿还快速增长的外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冻结工人的工资，使货币贬值，降低支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福利支出。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同时，内需的缩减也破坏了出口国家的经济，并加重了市场上产品的过剩。所以，这个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整个发展策略破产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国家避免经济破坏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进行多元化的投资，为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发展国内市场从而降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渐进性的税率（累进制税制），保障工人权力----以前中国所做的，中国在改革前做得很好的工作。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存有新型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发展模式的幻想，把希望仍然寄托在一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上。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国家规模和巨大的劳动力的可用性，这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不会为中国提供一个适当的发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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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一个很有强力的党，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犯过错误，但是今天中国发展，生活的提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前是形式的选择，面对100%的农民给他们讲剥削，经济会发展，他们能同意吗？所以给他们讲平分，每个人都愿意捡便宜啊。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的特别情况，也是形式的改变而改变，为什么呢，就是咱国家70%的企业都是私有企业。哎，这个要说的就太多了，不是一两句因为所以可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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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面对列强的侵犯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中国何去何从，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索，但各种尝试都失败了。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说明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戊戌变法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上，并幻想得到某些大国的支持，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革注定要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到了辛亥革命，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  一个又一个的探索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谋求强盛，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极力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不是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说明：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近代中国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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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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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位同学学习过此题，做题成功率74.6%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材料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材料三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请回答：（1）材料一和材料二共同的思想主张是什么？（2）中共在革命和建设中曾“照搬外国的经验”，分别指什么？但在实践遭挫折后，中共又进行了怎样探索？（3）材料二对材料一的思想有何发展？这一发展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4）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什么形势下发表的？概括他在谈话中提出的判断改革开放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0-扬州市高三第一学期期中历史调研测试题
分析与解答
习题“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材料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1）从材料材料一“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材料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得出答案。（2）外国的经验主要指的是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城市为中心。后来，毛泽东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3）从材料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结合学过的知识可以得出答案，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对外开放从经济特区开始。（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标志着其思想成熟，从材料三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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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考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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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国奶农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
　　编者按：
　　近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奶农“倒奶”事件。有人趁机唱衰中国经济，认为“倒奶”事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有现象，它的出现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经济危机的征兆；也有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借机宣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倒奶”事件其实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关。面对这些错误观点，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对奶农“倒奶”事件进行了理论研究，揭示了我国奶农“倒奶”事件与美国上世纪农场主“倒奶”事件的本质区别，分析了我国奶农“倒奶”事件的原因，并开出了化解问题的药方。现将相关文章刊出，以飨读者。
　　内蒙古乳业发展经验对预防和化解“倒奶”问题的启示
　　近来，我国有些地区出现了“倒奶”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乳业发展总体平稳，“倒奶”事件少有发生，这与内蒙古乳业发展的一些思路和措施密切相关。可见，内蒙古乳业发展经验对于各地预防和化解“倒奶”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降低乳企和奶农之间的交易费用。乳企需要自建原料供给企业，乳企和奶农要签订长期合同，制定保护价格，实现稳定合作。一方面，乳企从市场收购原料奶，需要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在洽谈、签约、执行、监督等过程中需要付出很大的费用。而如果乳企自建原料供给企业就不用外购其他利益主体的原料奶，从而就能达到减少相关费用的目的。因此，截至2013年5月，蒙牛乳业已在奶源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超过40亿元，参股、合建了14座万头以上超大型现代牧场，其还将继续参与建设20座到30座超大型牧场，将新增投资30亿―35亿元建立规模化集约化牧场，三年内实现100%原奶由规模牧场提供。另一方面，要预防和解决“倒奶”问题，需要在乳企与奶农、养殖场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果乳企和奶农没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都需要不断的搜寻新的交易对象，不断的谈判，这就增加了各自的费用。降低这种费用的重要手段是乳企和奶农签订长期合同，制定保护价格。内蒙古的乳业统计资料表明，这样做的奶农能不赔钱或少赔钱，而那些合同外奶农每生产1公斤牛奶，就要赔1.7―2.2元。
　　需要强调的是，在保护奶农方面，乳企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非常重要。内蒙古的蒙牛、伊利等大型乳企承担责任，保护奶农利益，有效地防止了“倒奶”事件的大规模发生。蒙牛作为央企，更是充分地体现了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社会担当。
　　(二)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在乳企的空间布局上要形成聚集效应。蒙牛、伊利两大乳业巨头均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些龙头乳企成为经济增长极，这些经济增长极产生的巨大极化效应，逐渐转变为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它产业发展。蒙牛、伊利两大乳业巨头作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又表现为扩散效应，即主要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内蒙古乳业发展中鲜有“倒奶”事件是因为这两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有实力的乳企自身效益比较好，也有能力相对高价收购牛奶。如伊利、蒙牛等大企业的成本收益率平均在48.98左右，而小企业则只有7.97，前者是后者的6.15倍。
　　比如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能成为全国奶牛养殖第一大县的重要原因是距离蒙牛、伊利极短，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2013年该旗奶牛存栏21.98万头，全年向伊利、蒙牛两大企业累计销售生鲜乳28.78万吨。因此遏制“倒奶”就必须围绕龙头企业，实现聚集经济效应。伊利已经在全国十多个销售大区都设立了现代化乳业生产基地，既弥补了伊利奶源基地远离主要消费城市、产地市场容量有限的竞争劣势，又有效解决了当地原料奶资源短缺的问题；并与当地的奶农、政府共同投资建设奶源园区基地，既最大限度缩短产品投放市场的空间距离，减少运输周转时间，为满足消费者更高的需求奠定了基础；又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增加财政收入。
　　(三)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做大乳企，实现奶农的集约化规模经营，实现乳业发展的规模经济。中国中小规模养殖模式成本过高是国际竞争力赢弱的主要原因。截至2013年，内蒙古90%以上荷斯坦奶牛已经集中到44个存栏万头以上的旗(县、区)，近80%的奶产量集中在26个10万吨以上产能的旗(县、区)。内蒙古5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化养殖比率为66.3%，比2008年提高了49.5个百分点；10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养殖占比为52.9%，比2008年提高46个百分点。全区奶牛存栏300头以上规模牧场857个，其中存栏300～499头的450个，占52.5%；存栏500～999头的231个，占26.9%；存栏1 000～3 000头的150个，占17.5%； 3000头以上的26个，占3%。这意味着，化解“倒奶”事件，就要通过增加救助奶农补贴，在规模奶牛场用地、信贷等方面提供支持等措施，尽快淘汰散户养殖模式，转向大牧场集约经营。与此同时，要建设奶业合作社和合作社的联社，打造奶牛养殖产业组织模式的升级版。
　　(四)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建立乳企和奶农之间的信息分享机制，及时了解国内外乳业供需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信息比较充分者，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者，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内蒙古乳业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和对国际市场冲击力的对抗能力，与内蒙古的乳企和奶农之间的有力的信息分享机制有关。因此，化解“倒奶”事件，政府要对国内外奶源供给进行规划并及时发布信息，以便让奶农及时捕捉信息，了解国内外市场价格走势，以销定产，以产促销。奶农也要积极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种信息源挖掘有效信息，注意预防风险。(盖志毅 高海秀 作者分别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倒奶”事件争论背后的经济学话语危机
　　近期，我国部分地区爆发了因企业拒收鲜奶而导致奶农出现“倒奶杀牛”的事件，此事一经流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由“倒奶”事件所引发的诸多纷争甚嚣尘上。不难看出，各方论及的内容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所有的争论却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即：“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些网评文章甚为奇特，其所持观点极具代表性并颇有市场。文章认为，“倒奶”都是供给过剩的产物，与主义问题毫无关联，那种曾把“倒奶”作为“万恶资本主义”标志的说法是荒谬的；同时，“倒奶”是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对于个体奶农而言，虽然“倒奶”是悲剧，但却是最理性的选择。很明显，依照这样的逻辑，“倒奶”不仅被排除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既有视野，而且还被当成一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和“最理性”的选择，这样一来，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便被兵不血刃地消解殆尽了。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各方围绕“倒奶”事件的争论，其实质是其背后的经济学话语权之争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被弱化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增强的宏观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一直面临着经济学话语缺失乃至失语的风险与挑战。“倒奶”事件争论的出现，只是再次证明了矛盾的一般性总要通过其特殊性体现出来。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区别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结果；并且各自在《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反杜林论》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表象出发，把经济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与资本主义本质无关的个别经济现象的错误论调。在马克思看来，必须要严格区分经济危机的发生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作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奶”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之一，相对于产生经济危机原因的必然性和根本性而言，其仅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社会主义倒奶”和“资本主义倒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倒奶”具有必然性，其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这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衍生出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化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直接构成了驱动“资本主义倒奶”的动力系统；而“社会主义倒奶”具有偶然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否定了“倒奶”的内在必然性，而价值规律和国际资本主义扩张为“倒奶”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可能，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却又可以能动性地进行纠偏控制。因此，“社会主义倒奶”仅是一种可治性的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倒奶”则注定是一种痼疾性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历史与逻辑在趋势上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自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至今，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的演化发展，但经济危机始终犹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尽管资本主义在新的再生产条件的重建下不断得以“凤凰涅”，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可能将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之间不断徘徊游走，但资本主义源于“垂朽”的经济危机根源而决定的消亡趋势却是不曾也是绝不会更改的。
　　最后，我们更应该探究是什么混淆了“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湮灭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真理的光芒？毫无疑问，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严重地染指了我们的公众主流媒体，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接掌了经济学话语权。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理性自私人的人性假设，恪守着原子式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将所有国民财富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均偷换为技术化、去阶级化的资源配置过程，竭力抹煞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剥削本质并借以为剥削制度辩护。重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之路任重而道远。(肖斌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倒奶杀牛”：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
　　新年伊始，山东潍坊爆出中小规模奶牛养殖户“倒奶杀牛”事件，“倒奶杀牛”现象逐步蔓延至河北、黑龙江等乳业主产区，甚至出现在广东等南方地区。原苏联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标签的“将牛奶倒进大海现象”的出现，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出现经济危机的先兆？
　　事实上，看似完全相同的两种经济现象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成因。目前我国出现的“倒奶杀牛”现象与马克思《资本论》中描述的经济危机完全不同，与经济危机先兆也没有任何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看，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过剩。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大量群众无力购买牛奶，一方面出现厂商将牛奶倒进大海的经济危机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决定的。马克思曾讲到，从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商品“惊险的跳跃”，如果这个跳跃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厂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其宁愿选择倾倒的方式是不会选择降价的方式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
　　我国目前出现的“倒奶杀牛”现象恰恰是中国乳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一种阵痛和整合的反映，是中国乳业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选择多样化的反映，也是重构乳业价值利益链诉求的反映。
　　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国内乳品企业自控奶源大幅提高是导致散户奶农倒奶的原因之一。“得奶源者得天下”是中国乳业的共识，“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大型乳品企业加大了自有牧场的建设力度，对散户奶源的需求，也大幅减少。以乳业龙头伊利为例，其奶源已实现大部分来自自建或合作牧场，规模化集中化养殖在奶源供应比例中达95%以上。
　　“倒奶杀牛”现象背后是中国乳业从区域市场、全国市场，走向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表现。中国乳业经过30年的发展，从区域市场竞争发展到全国市场的竞争，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以及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的结束，中国乳业进入到全球市场的竞争行列。全球奶源的供给和价格变化直接影响、冲击国内乳品企业的生产经营， 2008年至2013年，我国进口乳制品从35万吨增至159万吨，年均增长35%，奶粉进口从10.1万吨增至85.4万吨，年均增长53%，奶源自给率则从95%下降到了78%。2014年国际奶粉价格大幅下滑，从2014年1月份到2014年10月，新西兰进口奶粉价格从42000元/吨跌到21000元/吨，乳品企业调整了部分产品的生产配方，用奶粉替代生鲜乳，减少了生鲜乳的使用量，进口增长冲击是此次奶源过剩的主要原因。
　　“倒奶杀牛”现象折射出目前我国液态奶供给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匹配，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选择多样化的需求。目前，我国液态奶中常温奶约占70%，低温奶(保鲜奶)仅占30%，这种不合理的产品结构有利于大量奶粉的进口，却不利于国内鲜奶的收购与加工。目前我国液态奶的产品结构具有满足过去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的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这就要求乳制品企业不断进行产品创新，特别是扩大差异化鲜奶产品的供给，既可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又可以增加对鲜奶的收购与加工规模，也可以避免消费者“用脚投票”使市场销售受挫、市场占有率下降。
　　“倒奶杀牛”现象背后反映着市场容易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倒奶杀牛”事件出现后，农业部通过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购、启动奶业生产监测、加大政策扶持和救助力度，处理卖奶难，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事实上，乳制品属于农产品，具有农产品的周期性特征，农产品的生产难逃“蛛网模型”的怪圈，极易发生丰产不丰收的“谷贱伤农”事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市场在农业领域往往表现的是“失灵”，因此各国政府都通过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品给予补贴。
　　虽然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但是，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的措施。措施之后，更需要重新梳理全球竞争格局下中国乳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重构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乳业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赵海东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相似事件 本质区别
　　从2014年底到2015年初，我国多地乳企拒绝或者减少收奶，奶农“倒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回顾历史，很容易让人想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倒奶事件，类似的一幕在近一百年后的中国再次上演，是否意味着当今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当年美国经济危机的“老路”？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倒奶事件与当前发生在我国的“倒奶”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由于生产的普遍相对过剩，多数产品都出现了滞销现象，由此引发了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为了应对空前严重的危机，维持产品的价格，美国农业资本家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作燃料，四分之一的棉田在即将收获时被铲掉埋在地下，这类悲剧性事件在全美境内普遍的发生着。而令人痛心的是，此时有大量的美国民众正在遭受着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扰，甚至有大量的人被饿死。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饿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万余起。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人达到40%。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导致美国当年发生倒奶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导致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矛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的产物，经济危机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相对不足的现象自然无法避免。
　　而当前发生在我国局部地区的奶农“倒奶”事件，只要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与历史上美国的倒奶事件在发生背景、倒奶主体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是迥然不同的。
　　从经济背景来看，当年美国发生倒奶事件是在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经济出现了大衰退，大批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人们生活困顿，社会动荡加剧，倒奶事件乃是经济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种体现。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态平稳，产业有序发展，城乡人民总体生计保障良好，市场供求两旺。不仅如此，良好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推动了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
　　从倒奶主体来看，当年美国倒奶事件的主体是农业资本家(农场主)，他们大多有着庞大的生产规模，对牛奶价格有着很强的操控能力，他们之所以要倒掉牛奶，并不是牛奶卖不出去，而是为了维持牛奶的高价以及自己的高收益而有意为之的理性行为。而当前我国发生的“倒奶”事件，其主体主要是小规模生产的奶农，他们往往是牛奶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之所以倒掉牛奶是因为牛奶卖不出去而被动选择的无奈之举。不仅如此，与美国农业资本家不同的是，这些奶农在不得不“倒奶”的时候，优先将牛奶免费送给了周边的敬老院等机构，或者提供给周围的非奶农户饮用，甚至免费送给养猪户来喂猪，以求物尽其用。这与当年美国农业资本家宁可将牛奶倒掉，也不提供给即将饿死的饥民饮用，有着云泥之别。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资本家的冷酷无情和中国奶农的济世情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资源利用方式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对消费者的影响来看，当年发生在美国的倒奶事件，是资本家为了操纵牛奶价格而有意进行的行为，人为地压缩供给，导致众多受危机影响而收入降低的消费者被迫减少甚至停止了对牛奶的消费，从而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福利。而当前我国局部地区偶发的“倒奶”事件，并未对消费者的牛奶消费产生消极影响，目前国内乳制品市场供应充足，乳制品价格稳中有降，广大消费者的乳制品消费并未受到影响。
　　可见，我国发生的奶农“倒奶”事件，不仅与当年美国倒奶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局部事件，是全球化时代市场体系不完善，社会总供求出现暂时性结构失衡的体现。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经济的“环球同此凉热”，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根据相关规则，不得不调低了应对、防范国际经济波动的“防火墙”，这自然使得我国经济易受到世界经济和国外资本的影响，对此我国乳品产业的发展概莫能外。
　　国际奶价的走低是推倒我国奶农“倒奶”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自2014年春天起，随着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牛奶产能的增加，俄罗斯实行进口禁令，国际市场牛奶供大于求，奶价大幅下行。全球奶价自2014年3月开始持续下跌，新西兰、欧盟的原奶价格跌幅达40%。国际奶价持续走低不但影响了我国乳制品的出口，更主要的是，进口奶粉数量的急剧增长使得国内乳制品市场份额被国外乳企迅速挤占，数据显示，2014年前11个月，我国进口奶粉88.4万吨，同比增长20.2%。进口奶粉的价格优势，即1吨进口奶粉到岸价比1吨国产奶粉低1万元左右，促使国内众多乳品企业转为使用更多的进口奶粉作为加工原料。以进口奶粉为原料生产的还原液态奶的成本要比用生鲜奶生产的液态奶成本低得多的客观现实，使很多企业减少了对国内生鲜乳的使用，这就直接对奶农牛奶的收购产生了影响，催生了奶农“倒奶”事件的发生。
　　不仅如此，在进口奶粉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2014年我国国内生鲜乳产量也增长了5.2%，这就使得我国乳品产业遭受了来自国内外奶源供给双重增加的压力。而与此相对的却是，受到抑制的国内乳品需求。一方面，国际市场乳品价格的持续走低使我国乳品出口变得更加困难。月份出口乳品3516.1万吨，出口金额6730.8万美元，与2013年同期相比，出口量增长8.2%，出口金额增长29.6%；而月份我国进口乳品1.7亿吨，进口金额61.5亿美元，与2013年同期相比，进口量增加20.6%，进口金额增长38.5%。我国乳品贸易存在的巨大逆差，表明国际市场对我国乳品需求的增长乏力。此外，随着中澳自贸区签订、欧盟牛奶生产配额解禁等，今后我国乳品产业将面临更多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三聚氰胺”等乳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心理影响尚未消除，以及进口乳制品价格的下降，促使许多国内消费者选用进口乳制品替代国产乳制品，影响了国内市场对国产乳品的需求，进而影响了乳品企业对生鲜牛奶的收购，成为奶农“倒奶”事件发生的重要推手。一边是奶农在倒奶，另一边是国人在喝进口奶，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尽快反思我国乳品产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发生的奶农“倒奶”事件暴露出我国乳品产业存在着国际竞争力弱，生产成本高、效率低，没能形成一体化产业链等突出问题，在国际乳企降价竞争的冲击下，处于分散、弱势的我国奶农自然便成为市场风险的最大承担者。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倒奶”事件在未来能够得到有效避免
　　当前我国经济不但在总量上保持了超过7%的增长，而且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调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使国家对各个产业发展的调控更加明确有力，而且能够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奶农“倒奶”这类事件在未来得以有效避免。为防止此类悲剧事件的再次发生，我国政府要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在以严格的质量监管重新赢得国内外消费者对我国国产乳品质量、安全信心的基础上，采取长短期、多管齐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长期来看，必须建立民族乳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民族乳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对此，政府要通过努力推进奶牛养殖、乳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降低国内生鲜牛奶及其加工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原奶和乳制品的质量，增强我国乳品产业的竞争力；积极扶持奶牛大户、联户经营、家庭牧场等经营主体，大力扶持奶农合作社发展，提高奶农组织化程度，提高奶农的原奶议价能力；稳步推行原奶的支持价格和原奶生产保险等政策，保护奶农的利益，保障其原奶生产的物质和精神动力；鼓励奶农和乳品企业签订长期的原奶供销合同，并以法律手段确保合同的忠实履行，等等。短期来看，各地政府要千方百计组织协调乳品加工企业保证生鲜牛奶的收购，督促乳品企业履行收购合同，同时发挥地方奶业协会和奶农合作组织的作用，维护生鲜牛奶正常收购秩序。还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出台奶粉收储补贴、救助奶农补贴、信贷金融支持等办法，帮助奶农渡过难关，等等。(杨静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倒奶”并不都是经济危机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奶价下降、进口奶粉冲击和国内乳品消费不振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因卖奶困难，引起奶农“倒奶”甚至“杀牛”的现象。这种“倒奶杀牛”的现象，其实前些年也在有的地方出现过，关注的人并不多，但最近却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一是因为倒奶的地区相比以往范围要广、程度要深；二是因为有人声称，“倒奶”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从而引起了对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甚至中国道路的争论。
　　有人“惊呼”，美国“农场主倒奶”这种资本主义的特色今天竟然进入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现实演绎，中国已经身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也有人出面辩驳说，“倒奶”与经济危机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下的“倒奶”事件，主要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是当时社会劳动人民在资本家盘剥之下有效支付能力以及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而现在我们的一些“倒奶”事件，则根本不是“没钱买奶”或者社会消费能力不足，而是国内奶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下的一种行业阵痛期。
　　中国有句古话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它表明对于政治经济现象认识与诊断疾病有类似之处，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肺炎会引起发烧，但发烧的并不都是肺炎。同样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曾使得美国资本家把大量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但并非只有经济危机才会引发这种倒奶现象。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在很多商品的生产上，交替引起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的现象。当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时，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而在只是局部的供给过剩时，经济危机并不爆发，但处于局部供给过剩状态的商品仍然可能会出现倒奶这样的部分销毁现象。例如，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地方出现蔬菜集中上市，销路不畅，菜价暴跌，导致蔬菜直接烂在地里无人采收的现象。
　　那么，这次大面积发生的“倒奶”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身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之中呢？它与经济危机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对此，我们首先要对经济危机作个界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即便中国自身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但如果世界主要国家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中国已然被世界经济危机所包围，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是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身陷经济危机的，也不能说中国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领域所发生的现象完全与经济危机无关。
　　由此，我们说，最近这一次国内出现的“倒奶”事件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国内奶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下的一种行业阵痛期现象，而是与国际经济危机有关的一种现象。正是因为2008年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而且直到今日仍未步出经济萧条，造成世界奶业严重生产过剩，国际奶价下跌，使得中国成为国外过剩奶粉的倾销地，进而严重冲击中国国内奶业生产，这才引起了大面积的倒奶现象。这一现象不代表中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但也不能说与经济危机无关。
　　既然发烧了，虽然不是肺炎，但也得治，只是不能按肺炎来治，而是要对症下药。首先是隔离致病源，其次是使病人得到休养，再服用相关药物。当前，农业部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购、启动奶业生产监测、加大政策扶持和救助力度，全力以赴处理卖奶难，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这只是使病人得到休养的措施，对于彻底解决问题还是很不够的。
　　其实，就隔离致病源来说，应当要求展开国外奶制品进口的反倾销调查，限制或延缓国外奶制品的大量进口，回升国内奶制品价格，为处理卖奶难赢得较为充裕的时间。
　　而就服用相关药物而言，有关方面必须认识到，除非具有垄断性和高智力特征，否则类似传统小农经济的小微生产方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能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扶不起的阿斗。因此，要彻底解决奶农“倒奶杀牛”的问题，首先要消灭奶农身份，使奶农转变为奶业合作社社员或奶企自身所有的养殖场的员工，增强其抗风险的能力。其次，当前中国人的奶制品摄入量是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奶制品市场混乱，还原奶冒充鲜奶的问题仍然存在，奶制品中雌激素和抗生素的含量令人质疑，使很多消费者不敢消费奶制品。对此，政府应当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加强奶业生产质量的监督和检测，并及时向公众反馈，严防类似“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消除奶制品市场的混乱，使公众能够放心地购买国产奶制品，这样中国国产的牛奶就有可能从目前的暂时供给过剩，转变为供给相对不足。(余斌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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