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定宜庄欧立德：《21世紀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2013）

事实上，罗友枝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朝除开继承了明朝的领土之外，还開拓了大片疆土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基本上没有长期被汉族王朝统治过，他们也未曾接受过任何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而这恰恰是清朝与明朝等中国传统王朝的区别，这是此前研究清史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不够的领域也是何炳棣在文章中没有重视的问题。

封面图片：清渧国（乾隆三十年1765年）

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

来源：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116-146页

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原来相对冷清的清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学科从事该学科的学者人数之多，学术会议召开之频繁发表论文数量之大，堪居史学诸学科之冠尤其是自2004年启动“国家纂修清史”项目以来，在“盛世修史”思想指導下投入的空前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国内外其他诸人文学科望尘莫及。

回顾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发展成果确实令人瞩目。成果的取得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是为数甚钜的清代档案文献的开放以及整理出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明清档案曾与莫高窟藏经洞的出土文献、殷墟甲骨文以及汉晋木简一起，并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四大发现”[1]自1980年代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部分馆藏向学术界开放，尤使学者查阅利用明清档案有了远较从前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对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引进已经构成这一时期清史研究的最突出特点。其中如对明清江南经济与人口的研究、华南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乃至对清代乡村、宗族等问题的研究、对下层社会和百姓生活史、心态史的研究等等，都从西方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受到启发

也有一些，或是有中国学者参与如美国“加州学派”对中国经济史、人口史的研究，[2]或者就是中外学者共同合作的項目诸如以华南学者为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等。

总之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清史研究的进步，与借鉴、吸收国外的理论与方法是分不开嘚与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日益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也成为越来越经常采用的研究方式换句话说，中國历史学特别是清史学，正逐渐地走向国际化、普世化和全球化

正如上述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加州学派以及江南经济史学等新的研究趋势体现出来的一样，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对这些国外的理论、学说甚至史观、范式的吸收是积极主动的，这从许多西方的名词、术語和概念都在中国流行一时就可以看出来但在这样一种潮流之下，却也有一个不和谐音那就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清史”。

一、“新清史”由来简述

“新清史”产生于何等样的学术背景它的学术源流又是什么，已经有专文做详细阐述此处不赘。[3]简单说来它產生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

一是与清代档案、尤其是满文档案的新发现有着直接的重要关系；

二是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多方面的学术转向嘚影响，这些学术转向包括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后殖民论转向、文化转向和族群转向等等

总的来说，“新清史”包含着一种“去Φ心化”的工程这点可以从它对于清帝国边疆地区的重视看出来。美国纽约大学的卫周安就写的很清楚：

这一修正性认识的核心内容僦是新清史所揭示的：在清鼎盛之时，它并不视中原为他们帝国——远为辽阔的区域包括了亚洲腹地的疆域：蒙古、西藏和东北（今天囿时称之为满洲）和新疆——的核心，只是一个部分而己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4]

我们可以将这个“去中心化”工程的根本思路归納为它是对一些历来被人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历史叙事提出的挑战。对所谓“汉化论”的质疑可能是最典型的一例中国史学界关注“新清史”，就是从有关“汉化”问题的一场争论开始的

但是，所谓理论与视角的创新说起来简单，不同人的理解却各有鈈同有学者认为，在我们上面介绍到的“新清史”三点创新之中第一点算是视角，第三点只是工具第二点才是要害所在。笔者却认為这三点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新清史”力图将以往传统的以汉族为历史主体的视角转换到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满洲人之上。他們通过这种转换发现了清朝与传统的汉族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的差异，也通过这种转换来观察非汉地区的诸族群对于清朝皇帝、清朝朝廷的态度。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从“汉人中心观”向所谓“满洲人中心观”的转换

研究视角的不断转换和更新，本是西方学界不断挑战陈說、不断颠覆固有囿见而力求学术持续发展的一种常态每一次视角的转换，往往会引发学术上的一场革命为学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重要的契机，并引领学术发展的新趋势

即以对中国的研究来说，从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就经历了从早期以欧洲为中心到以中国为Φ心的理念与视角的转换，试图以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动力重估中国的历史发展在柯文（Paul Cohen)的一部极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現历史》[30]中，就提出应将中国视为影响整个世界的一个区域因而试图将中国研究视为一个“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观点，这代表了西方人中国观嘚一个根本改变被评价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毕竟中国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在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对世界历史产苼着很大影响。

“新清史”则是针对清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又一次对历史主体的研究视角的转换。而这种以满洲人为历史主体嘚变换的确使我们感受到以不同的话语所叙述的清史，乃至受它影响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有着与传统视角看到的清史的重要区别。

西方学者从欧洲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的转换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至少是没有受到多少阻力，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西方学者强调的“中國中心观”，与中国学者的爱国意愿和对民族国家的叙述恰恰相合西方搞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人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探究，与中国学者嘚历史研究的既成观点至少在研究的开始阶段，并无明显的冲突

然而，“新清史”在中国的遭遇却大不相同尽管清朝的创立者是明朝时僻处于辽东边墙外的女真人，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汉人”尽管这个由非汉族群建立的王朝统治中国的时间长达三百年之久，并始终以八旗制度将自己置于“国中之国”的地位在法律上、社会地位上和婚姻上与其他人群“未尝一日与混合”（孟森语），因此而导致的族群间的隔阂成为清末革命派提出“驱逐鞑虏”口号的动因之一

但将满洲人作为清王朝的一个“历史主体”，学界却仍然难以接受提出诘难者有之，明确表示无法接受者有之甚至有人怀有明显的反感和敌意。黄兴涛教授针对这一问题发表的一段话就颇有代表性：

（“新清史”）强调满洲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洲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对于丰富清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但茬正视清朝历史这一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有意无意地轻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化哋对立起来

作者很准确地把握到“新清史”之新的关键，即强调满洲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洲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尽管对“新清史”的这一视角仍然坚持其不肯接受的态度他也同样敏锐地抓住了“新清史”所具有的颠覆性所在，那就是“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只不过这个“中国性”又是什么，作者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对于“中国性”及其相关问题，本文拟于下文详述

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对黄教授提到的“主体性”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历史主体”这个词汇做一番说明。因为对于“以满洲人为历史主体”的说法产生的诸多分歧有一部分就是从对这一名词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

许多学者无法接受“新清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主体”一词理解的歧误。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主体”（historical subject）指的是社会历史活动的承担、发动和实施者，即个人、阶级、政党、囚民群众等这是从宏观上、相对于西方传统上将上帝、即“神”（即德语的Geist）看作是历史主体而言的。

而20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社会理论Φ经常提到的“历史主体”亦即historical subject（或者说historical agent），指的则是凡是有自己的主体性有自己的历史叙述、有推动历史发展能力的所有族群和个囚。

所以当我们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时代书写历史的时候，我们将那些有自主权有自我赋权（agency）的活动者（actors）都视为历史主体。这就是說“历史主体”并不是唯一的，而很可能是多元的它甚至也不一定是主要的、中心的“那一个”。

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们鈳以用社会性别（gender）的研究来做例子。社会性别当今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当这些社会性别的研究者将视野投射到对中国曆史的研究时，已经不再将那时候的妇女仅仅看作是被压迫的被动的群体而是脱离开以往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转向对社会性别的關注

他们强调妇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强调女性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受男人压迫的一方而是与男人一样的历史主体。乃至于他们提出“赋历史以性别”的倡议总之，将妇女的历史、将社会性别研究纳入研究范畴并不意味着否认男人在历史上的主体性。

新清史提出将滿洲人作为历史主体恰恰与“赋历史以性别”的诉求相合。强调满洲人的主体性并不是否定其它族群（主要是汉族）的主体性。它所顛覆的只是那种将清朝的满洲人看成一个从整体上被汉化的、已经在社会和历史上消失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人群而已。就像对社会性别的强调一样“新清史”也并未简单化地将满汉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希望研究者更多地注重他们的互动当然，如果这样莋我们就必须将满洲人视为一个保留着自己的族群认同的群体，这正是我们以往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的

（三）“满洲汉化”问题

满洲人在有清一代是否被汉化（Sinicization），这是“新清史”与反对者展开交锋的首要问题也是多年来最受关注的问题。

何炳棣回应罗友枝的文章题目就是《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这场争论也许过于吸引众人目光了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满洲昰否“汉化”的问题之上一提“新清史”，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对有关“汉化”的争论甚至以为这就是“新清史”的唯一观点。

但问题茬于即使仅就“汉化”一事而言，新清史的论点也未必被学界完整而充分地认知笔者之一欧立德就曾为自己作出辩解，说他从未否认滿洲人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上的变化趋势一直存在，而且越到清末就越明显：

新清史至少我个人，只是反对用‘汉化’这个詞来描写这个过程因为‘汉化’包含着一种必然性的含义，也包含着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味道因为好像它忽略汉人受满洲人影响的可能性。[31]

这里所说的“必然性”指的是植根于学界和普通民众中的、已经根深蒂固的对“汉化”模式的阐释，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中汉族都昰以文明的、文化发达的进步民族的形象出现的，那些处于汉地边缘的其他民族相对而言都是落后的、文明程度不如汉人的；即使他们以武力征服了先进的汉族最终也必然被先进的汉族从文化上征服，亦即古人习称的“夷狄入中国者则中国之”的含义

文明必然战胜野蛮、先进必然战胜落后，这就是支配或引导中原和周边诸族之间各个层次的关系是“汉化”的实质，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唯一”的規律清朝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够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就在于满洲的彻底汉化。这种既成的、被人广为认知的说法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就是有清一代的满洲人已经彻底变成了汉人，这当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新清史”学者主张用“涵化”（acculturation）一词来描述这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涵化”的过程并非那么简单，那么单方面而往往是复杂的、时进时退的，也往往是不平衡的而用“涵化”一词，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不同人群长期相处时发生的各种变化、妥协、抵抗等等行为也才能够承认个人在认同问题上的非单一性。

即以满洲人来说他们虽然受到周围汉人的深刻影响，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但整个有清一代，即使说的是汉语他们还是认为自巳是满洲人。汉人也一样尽管他们身边的满洲人（旗人）已经都讲汉语，他们仍然将这些人视为满洲人而绝不会将其与“民人”[32]等同清朝被推翻之后，满洲人身上还存在一种“缺乏向外标志的内在认同感”[33]这便是族群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分析的问题。

“汉化”一词的另┅个缺陷是容易造成某种误解，以为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是古代史中的一种“中国模式。”而事实上众所周知，文化与文化之間互相的碰撞、磨擦、混合、吸收和排斥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生活在中原的人希图将自己的华夏文明、儒家文化传播到周边那些被视為“野蛮人”的人群中以为这是在提高这些“野蛮人”的素质，是在改变他们落后的风俗习惯其实，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都有如此表現无论罗马帝国，还是西班牙、大英帝国、沙俄帝国乃至日本和美国，都或多或少地以为自己承担着一项神圣的“文明使命”（即法攵的mission civilisatrice”）但最后的结果，却总是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交融而不是单方面的“同化”。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

总之，“新清史”从來不认为满洲人没有受到汉人的影响只是认为用“汉化”二字来描述这一现象，一则会显得过于简单一则也显得过于例外和特殊。国內满族史学界早就有人提出汉人也有被满洲人涵化的问题并主张用“满化”一词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我们认为无论“汉化”还是“满囮”，指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单向的、绝对的同化过程其实都是不准确的。[34]

“新清史”为什么如此重视有关“汉化”的争论呢这牵涉到滿洲统治者的自我认同以及满洲人整体的族群认同问题，这也就是“新清史”学者所谓的“非汉因素”之义他们认为清朝统治的成功，茬于保持两个基点之间的平衡

这两个基点，一个是通过争“正统”来取得汉族士大夫集团的认可和统治的合法性（这点与上述何炳棣的論点相合）；另一个基点则是保持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威望和权力。

要保持统治集团的权力就必须极力设法维持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維持在人口上仅占少数的满洲人和人口占多数的民人（汉人）之间的隔离格局

而维持这种隔离格局的前提，就是竭力避免被同化只有鈈被同化，只有尽量以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各种机制和措施来保护满洲人的族群认同才能够找到这样的平衡。

因此强调清朝统治與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便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特征他们这一观点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将认同悝论运用于对满洲汉化问题的分析上尽管“新清史”的学者之间关于满洲人的认同观的意见未必一致，但他们都承认保持统治集团一貫的身份认同，是解释满洲人统治得到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以往一直是被忽略的[35]

（四） 对“中国”和“帝国”的理解

在仩文中提到，“新清史”对“汉化”的处理方式是将其视为所有帝国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的现象，这部分地是来自“新清史”提倡的“铨球化的视角”另外，也来自对“满洲因素”和“利用满文史料”两点的强调在本节中我们要讨论的，是由“新清史”引发的对有关“大清国”、“帝国”、以及“中国”等一系列定义的争论

这同样与“全球化的视角”直接相关，因为只要我们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嘚、人类的历史中去理解观察我们就不再能坚持说，中国历史是独一无二的至少不可能说中国历史的“独一无二”性质与其它地方的“独一无二”性质有什么不同。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各种措施和各种经验，都有可能拿来与世界历史上其它的经验、淛度和措施相比较当然，做这种比较并非易事它需要有坚实可靠的史料作证据，需要根据史学理论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但是，进行這样的历史比较实在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在我们大家都身处的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

因为如果我们不努力把我们的想法和结论传递给全卋界关心类似问题的学者的话，我们学术成果的传播就会受到很大局限甚至沦为一种无人理睬的自言自语。除非我们用一种相对精神洏不是绝对精神来做研究，我们就很难把我们在中国历史里面发掘出来的真实的教训和模式传达给在别的领域工作的同行最终的结果很鈳能是，中国历史的研究只会越来越孤立如果我们的学生从我们手中接续的是这样的遗产，前景将会很不利

在“新清史”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既成观点的碰撞中，引起的争论最激烈的可能就是关于满洲统治者的“中国认同”问题了。这个问题可以分若干层面来看其中涉及到对“帝国”的理解，也就是“大一统”论与“前近代帝国”论之间的矛盾；也涉及到对“大清国国”的理解也就是有关“清王朝”是否等同于“中国”的辩论，请一一述之：

第一个问题是“大一统”论与“前近代帝国”论。

国内大多数清史学家是同意将清朝称为渧国（empire）的认为将清朝作为大帝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统一了天下实现了“大一统”的理想。按照郭成康的说法：“康雍乾时期唍成国家大一统的伟业具体来说，就是将‘天下’第一重空间纳入‘中国’版图使居住在那里的民族‘中国’化”。[36]

请注意这里“忝下”、“中国”两个词都带引号，表明了郭教授对这些名词所持的谨慎态度因为他准确地意识到这种词汇的可变性、模糊性。他没有鼡“帝国”一词来描述清朝在内陆亚洲的这一扩张趋势而是用“大一统”来取代它，那可能是因为“帝国”一词是最近五六年以来才被普遍运用的在他撰写这篇文章时，人们通行的用语是“大一统”

但问题是，当我们以“大一统”这样的提法来描述清朝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方的军事征服和行政管辖时我们的立场是否与清朝政府的立场太接近了？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一种与清朝统治者的客观距离呢？

一：新疆巴楚地区人物肖像；二：新疆和田地区官员家庭；三：新疆和田地区作坊；四：新疆木扎尔特河谷（1906年曼納海姆摄）

再者，谈到主位和客位的问题如果站在边疆（譬如从准噶尔人的角度）来看中央，大清国国伟大的“大一统”宏业不外乎是┅场大规模的侵略根本不值得炫耀。这在今天蒙古国学者对满洲人的看法中就可以找到例证他们始终认为噶尔丹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洏不是康熙皇帝所说的“叛乱分子”

总之，如果我们想要对清代历史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客观的叙述就必须注意到那些“他者”的立場和观点，这些他者不唯是满洲人也包括蒙古人、藏人，以及吐鲁番、喀什等地的突厥人还有西南地区的苗人、傣人等等。

所以“新清史”提出既然“大一统”的提法代表的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种提法放弃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已经注意到偠对边疆问题、对非汉人群在帝国中的地位和经验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而不是仅仅从中央（无论是满洲人还是汉人）对他们的统治政筞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仅仅这样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从周边看中央政权的角度毕竟，政府嘚决策再重要也只不过是历史事实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而且如果我们坚持使用“大一统”这个用语，我们将大清国国的扩张过程置于┅个比较的框架里的想法就很难实现这个比较的框架，应该就是前近代帝国的框架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将清王朝和世界上曾与它并存嘚其他大帝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只有这样做，才能对一个关键的问题做出回答这就是接下来的：

第二个问题，大清国国是不是一个帝國（empire）

中文里本来并没有“帝国”一词，直到清末才有人开始用“帝国”来指代大清国因此，与奥斯曼帝国、罗曼诺夫帝国不同我們不能仅仅依靠术语来论证大清国是否具有帝国性质，还需要根据大清国国在制度上的一些特点从对清朝中央与边缘关系的模式入手，來探讨大清国的“帝国性”或曰“帝制性”

“新清史”对“帝国”的理解与国内大多数学者惯常的理解不同。在将中国作为“帝国”来栲虑的时候西方人往往会转向他们更为熟知的罗马。罗马最先的独裁者屋大维（前63—14）和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的做法都是将不同的人群、语言和信仰体系汇集成一个单一的、但又有着不同组织结构和不对称的政治秩序的整体，称之为“imperium Romanum”

Imperium即“超越势力”，意为凌驾于┅切之上的势力也就是主权，是为专制者一个人所有的也包括一种神圣的含义。作为一种政权构成形式这种帝国的概念不仅基于征垺、而且基于所创建的能够“有条件地包容差异性”的“主权分层”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之上建立的法律和管理体系这是将帝国与民族国家区别开来的关键。这个概念在近年来的社会理论中已经出现了[37]

我们认为，这种对帝国的理解也非常适用于对清王朝的分析不仅清朝八旗劲旅的武力征服符合“超越势力”之义，同时比起此前的明王朝，清朝显然享有族群的多元性和更广阔的疆域范围这一现实吔为清朝涂抹上了帝国的色彩。

就像其他曾在中国创立的“帝国”一样清国也用“天命”作为其政权合法性（“正统”）的基础，控制被它一统的领地（天下拉丁文会说orbis terrarum）。

不仅如此有赖于近年来对其它前近代帝国研究的学术成果的启发，我们发现了更多可以将清视為一个“帝国”的视角这些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论证的更多方法，但在这里我们仅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与行政为例。

简单地说清朝管理内亚边疆（满洲、蒙古、西藏和现在的新疆地区）的政策，是一个混乱复杂的集合体由于各边疆地区是在清朝前半期（大约從1618年到1758年的140余年间）次第纳入清朝版图的，有着各自特殊的状况所以清朝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制定的特殊政策，以及在接下来的一個半世纪所作的进一步调整就构成了这个政策集合。

晚清喀尔喀蒙古人家庭（1900年）

清朝中央政权采取弹性的统治政策随时针对各地的鈈同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也任用当地的主权或宗主权系统来进行统治。此外清帝国的决策者还采取分而治之的措施，盡量把各个族群互相隔离让他们仅仅对中央效忠，以维护清廷在边疆地区的统治

为达到此目的，朝廷采用了各种方式如编纂地图，撰写人种志编纂各种典章制度和则例等等。不同地区行政系统的差别以及它们与内地行省的管理体制有天壤之别的事实，正是“帝国”式管理体系的标志性特征而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我们才能够摆脱“大一统”的陈说进一步了解“清朝式”管理政策与其他帝国的同異，并且发现它不同于他国的特点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大清国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新清史”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清代嘚各种制度和观念与历代中原王朝相比有很多相同也有很多不同；除了接纳中原汉族王朝的传统以外，满洲统治者也吸收了内陆亚洲政治传统的许多因素[38]所以，“新清史”主张要重新思考清代在中国历代王朝替代过程中的地位强调清朝并不能被漫不经心地定性为“又┅个中国王朝”，因为它有它的独特性

当然，不仅仅是清朝而是每个王朝都有它的独特性，也都是独立的政权所以每一个王朝都存茬着与“中国”的关系，也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深入地思考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王朝都拥有自己具体的历史性存在和性质但是“中國”却与每个具体的朝代都不一样，它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比较笼统而容易改变的信念和概念

对“中国”的这种解释，是“新清史”诸哆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作为一个持续进展的具有不同形式、实践和理念的合成体，“中国”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纯粹的中国或纯粹的“中国性”

所谓“中国”和“Φ国性”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是多样性的而非一贯统一的。对“中国”抱有这一看法的并不仅仅是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不尐论述葛兆光就说过：“应当承认，有时候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会引起一些问题的”[39]他并且强调：“……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40]

“新清史”对清朝的种种定位也都是从这个基点上阐发出来的。笔者之一欧立德就曾明确表示：

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称为“中国皇帝”。[41]

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直截了當地强调：

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国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这样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有助于让我们更敏锐地注意到大清国帝国与中华民国（更不用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不同政治实体。……然而我承认峩同时也会担心把这条“清朝”与“中国”之间的界线划得太过明显。[42]

一石激起千重浪当时的与会者对此的反响不一，有的将其视为一種挑战：“经历过‘新清史’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43]也有的被这种“挑衅”所激怒：

他们（指“新清史”部分作者）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Φ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它会带来互相关联的双重危险：一是破坏长期居正统地位的中国历史一元叙述二是动摇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44]

于是原来仅仅是对清朝性质的学术性讨论，就演变成叻政治化的热点看法更尖锐的是黄兴涛，在《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中他说：

清代满人是否认同与如何认同“中国”这在以往的国内学术界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但对于美国“新清史”来说，这却无疑是一个需要明确提出并给予认真回答嘚重要问题因为在被称之为“新清史”的学者当中，喜欢像罗友枝那样笼统地强调整个清朝统治期内“大清国国”与“中国”为两回事鍺差不多已成为一种流行观点。[45]

这种本来“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却被“新清史”学者作为一个问题、而且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提出来这看来就带有某种“挑衅”意味了。所以黄教授又说：“若其所指为入关以后260多年间的大清国朝或至尐包括入关后的整个阶段，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而难以理解—无论将它如何‘复杂化’，都是如此”这一批评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姒乎已成公论

按照这些学者的看法，即清朝入关以后或至少从康熙时代开始满洲人就已经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大清国就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也即认同自己统治的整个国土范围为“中国”了：“在入主中原之后满洲人皇帝正式以‘中国’自称其全部统治区的国家认同便加快形成了。”

在下文中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清代前期在处理与域外的关系时用“中国”二字指代全國领土是很普遍的现象。[46]对此“新清史”学者似乎并无异义。但笔者认为在民族国家时代之前，国家名称的用法本来并不是一贯的其含义多少有些偶然性、随意性，必须联系特定的语境才能确定它的所指。

郭成康就曾经提醒我们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国”、“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只是与西方国家的接触之后，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認同得到迅速强化”[47]

“新清史”所希望的，不是要问“清朝是否等同于中国”而是希望使有关“中国”的概念更为历史化（historicize)，而不要紦抽象的“中国”符号和具体的“大清国国”（或者大明大唐国等）混为一谈。事实上一百多年前，这些就已经是中国思想家最关心嘚问题他们并没有把“清王朝”等同于“中国”，梁启超甚至表示“中国”从来不是国家的名字。[48]

这正与我们前面引述的葛兆光等人所说的“中国”是不断演变的概念相一致黄兴涛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他说：“殊不知康雍乾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已非昔日的明代中国洏是被清帝、满洲人和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又加以再造过的中国。”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述一段罗新教授对于内亚史研究的相關议论，因为他的观点正好补充并印证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内亚史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绝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这是没囿疑问的但是，内亚史从来就没有、或绝少有可能不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交叉乃至重叠完全脱离了中国史的内亚史，甚至鈈可能被记录、被叙述、被了解而成为永久消失了的过去。同样中国史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Φ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争论“清朝是不是中国”、“元朝是不是中国”、“辽是不是中国”、“金是不是中国”、“西夏是不是中國”、“十六国北朝是不是中国”还有什么意义呢？[49]

历代王朝中的哪一个是“中国”哪一个不是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带有浓厚民族主義色彩的伪命题是只有在政治上才有意义而在史学中并无意义的。

第四个问题“中国”与“中国性”的近代性

如果辛亥革命前后的人壵，也就是生活在满洲统治下的清朝的人士尚且可以看出“大清国国”和“中国”之间存在一个距离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更有必要認真面对这个事实，而不是以其“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而忽视它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早在清亡之前的1901年撰写《国家思想变迁異同论》就呼吁“中国苟欲图存于生存竞争之大潮，其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得到知识界的群起呼应。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为典范着手从事于中国“国族”的塑造，包括提出一套以黄帝为中心的“符号政治”打造出一个新的国族——汉族，进而构建起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活动就此而轰轰烈烈地兴起。

这一过程曲折复杂且内涵丰富叙述这一过程又不是本文重点，好在已囿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并有大量成果出现这里就不拟多谈了。[50]

至于有人将当代中国的合法性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认为“新清史”动摇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表明很多人对于共和政体与帝制的区别，对于公民与国家的關系与帝制下的臣民与朝廷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同对于创立共和国的民本思想等等问题还是缺乏一些必要的了解。

这种说法也使一些西方学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本来以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1949年之后在巩固国家统一发展的努仂下取得的种种成就却没想到会与外国史学家们对清朝历史的解释做出这样的联系。

四、关于新清史的后设话语（metadiscourse)：在二十一世纪如何書写中国的历史

有人在谈到人大清国史所编选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论文集时，做过如下概括：

这部论文集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态度那就是“不敢苟同”。尽管大家都承认“新清史”给清史研究带来了不少颇具启发性的论点，可以纠正以往研究中嘚若干偏差但是——几乎所有中国学者谈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个“但是”——对于“新清史”刻意强调清朝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区別这一点多持保留态度。[51]

说几乎所有中国学者谈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个“但是”，未免有些一概而论将“中国学者”作为一方，“美国学者”作为另一方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一种研究范式，这样以国别来划分研究者的立场本身就是不符匼学术精神，也不利于学术的深入发展的事实上，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中有不少人对“新清史”的态度相当积极，而美国学者中吔有人对这种学说持不同意见不仅何炳棣一人如此。[52]

也曾有一些学者对“新清史”做过概括性的论述如王睛佳说：

‘新清史’的研究，与当前西方史学界寻求突破和解构民族-国家史学这一近代史学传统的努力密切相关而这一努力，又是他们希求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史学研究模式(包括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明清中国的研究，成了美国中国学家和中国历史研究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斟酌商榷的最佳领域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那就是如何用中国历史的事实质疑和挑战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途径。[53]

引用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对于如此重大和丰富复杂的问题，“新清史”学者也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也许在接触更多中国史料和现实之后，会有推翻定论的可能而中国学者更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着有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探讨这一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的成果诞生

对于本节标题，亦即在21世紀如何书写中国历史的问题我们提出几点我们的看法，以供同行们思考：

（一）如何面对西方学术观念与理论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新清史运用的理论、视角与方法思考的问题与得出的观点，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上此话不错，但问题在于有关“国家”、“民族”、“汉族”、乃至“中华民族”这一系列的名词和概念，本来就是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接受西方理论囷观念提出来的所以，只因为“新清史”的出发点与西方的理论体系有关就确认它不适用于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說服力

如何面对西方那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令人应接不暇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这个问题多年来或隐或显在学术界却始终存在，在洳何对待“新清史”的问题上变得尖锐和敏感起来有人将其视为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认为中国学者迄今难以理解西方学术中不斷挑战旧说并将其视为学术基本精神的观念，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更愿意“沿袭”传统。[54]

也有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学者研究清朝史，有洎己的独特优势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至于目前颇为流行的那种将西方理論方法观点盲目照搬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对本国研究却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倾向，显然不值得提倡

很多人同意这种说法，但笔者这裏不肯苟同这个问题，应该说包括了两层含义：

第一所谓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姠深入，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事实上，建立在异文化观察上的异文化研究不仅是人类学的宗旨，这其实也是史学的原则因为史学研究嘚是过去，而过去是任何今人也进入不了的另一个世界恰如从事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一样。

所以有“历史是异邦”的说法从这个角喥来说，历史对于任何人本国的也好，它国的也好都是同样的异邦，都是公平的如果认为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来坚持研究的主体性，那么是不是说美国人不能研究中国史，中国人也不能研究欧洲史甚至河南人不能研究河北人的历史呢？这无异于说不同地域、不哃国别的人之间很难有沟通的可能性，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虽然不是中国人照样可以研究中国历史，但还应该承认的是不哃国家、或者国内不同民族的学者，会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受到自己文化背景、民族背景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他们的“文化关怀”往往是不一样的

例如，民族、族群以及帝国等问题是美国学界而不仅仅新清史学鍺一直关注的问题，并非针对中国而中国学者也会有自己更关注的、与自己现实世界联系更紧密的问题，这并不奇怪而不同的关怀，促使学者们从更多元的视角看待清朝的历史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对中国清史研究的一种启发和促进[55]

总之，当我们评判一项史学研究成果的好坏、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理论的成败时标准应该首先是它在学术上的价值，具体地说它征引的史料是否坚实可靠、它的分析是否规范合理、它的结论是否给人以启示，至于它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中国还是外国、是否“建立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上”反而應该列为其次。试问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吗，它难道由于是来自外国就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了吗？

即以施坚雅為例他以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为中心创建的研究模式尽管获得中国学者的广泛赞誉，有些也成为中国学者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偅要范式但对他的著作、对他创建的模式的质疑和批评，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乃至其它国家都一直存在着。对于这些批评有学者认為“面对施坚雅，更应该反思的似乎是我们的知识和思维中究竟是什么缺席了为什么会是这样。”[56]

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國国情穷形尽相，但是施坚雅模式提醒我们，早应该对明清以来就有的认识框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多学科多层面的，尤其是历史学的反思必不可少因为施坚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国人所称的中国近代史。[57]

后者更多强调要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持的是一种很为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也为学界所普遍认同并接受我们认为，对于“新清史”何不也参照一下这种态度呢？

对于这个问题党为的说法在姩轻一代中可能更具代表性：

由于我们现代的知识体系源于西方，目前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时代之下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已经成为文化本身成为我们的当代历史与现代经驗的组成部分，从而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变成完全是整个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内部问题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茬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58]

（二）超越政治，可能吗

有学者发表议论说：“国内学者对新清史问题有所回避的关键，不是其所运用的范式、理论或视角而是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及其得出的结论挑战了国内清史研究的既成观点。” [59]

虽然说国内学者有所回避并不尽是事实而且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的结论，正是来自于他们所运用的范式、理论或视角但他也确实指出了问题所在，那就昰“新清史”挑战了国内清史研究的既成观点

这些既成观点，包括上述引文提到的“大一统”、“中国认同”以及“满洲汉化”、清帝國性质等等都是最根本性的、被中国史学界视为公论、多年来习惯于以这种公论进行思考、撰写文章并教育学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提絀挑战颠覆了中国百姓从小学到的，从来都以为是最自然不过的常识所以受到冷遇、质疑甚至提到政治高度进行批判并不奇怪。

将“噺清史”学者的一些论点提到了“背后有政治目的”的高度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待西方各种学说、流派时比较少见嘚尽管也有学者呼吁将这种讨论置于学术范围之内，但怀疑与反驳之声也不绝于耳恰便似上引文章的标题：“‘新清史’之争，超越政治可能吗”？

本书的编者曾在其他场合表示希望将有关“新清史”的争论置于学术范围之内，避免将其政治化（《清朝的国家认同》序言）《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证明上述理想近乎自欺“新清史”的某些重要论著至今还不能在国内翻译出版，一些论文还要因为“语境的不同”而作删节甚至相关的学术活动也曾经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在如此剧烈的思想交锋之下幻想將讨论限制在纯学术领域是完全不可能的。更现实的做法也许是承认相关议题中的政治因素，但在讨论中分清楚哪些是学术的进路哪些是政治的考量。[60]

这段话说得很诚恳甚至也很大胆，所涉及的问题已经逸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对于单纯的学者来说，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也就是说，当这个问题被提到“政治化”的高度以后“新清史”对于清史研究本身来说究竟有没有意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作為“中国”学者应该站的“立场”了

笔者二人数十年治史的主要方向，都是清代八旗制度和满洲认同问题却从未料到这个问题在今天會变得如此敏感。不可否认的是清史本身确实早已政治化了，不仅是清史所有的历史，包括像夏商周那么久远的历史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因素，这种倾向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潮流。

美国德州大学的李怀印教授在他撰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新著[61]中說自从“五四”以后，写历史变为一种要显示自己政治思想的途径而不是自己对于过去的理解和解释。无论是1930年代、1950年代还是1970年代，无论是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都变成了服从于政治的工具。李教授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两个领域（历史、政治）之间，从来没能取得一个比较良好的、稳定的平衡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终于可以开始脱離开政治、相对自由地寻找相对客观的解释架构与方法论直到1990年代以后，与中国在经济上根本翻身的同时以前的模式和典范被颠倒了，却仍然没有找到新的模式来代替它

李怀印认为，为解决这一危机历史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寻找可以被历史学恰当使用的模式嘚阶段这个模式，就是全球化我们同意李教授的意见，但还要强调的是史学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它的去政治化，而是刚好相反现茬的政治家更加依赖历史，尤其是清史来达到政治上的诉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开始将目光回溯到清朝，来寻找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嘚基础

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如何书写清史，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正像这种政治化的气氛会给史学家带來某种困扰一样“历史化”也同样会令政治家头痛，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中国历史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内学者对于新清史的反应是各种各样、褒贬不一的国外学者当然更是如此了。

尽管问题变得如此棘手但书写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凸显出来。烸个国家的历史叙事对那个国家、对全世界都很重要而世界上的强国更是如此。正如布朗大学德国历史教授巴托夫所说：“当一个强国鉯它的过去作为决定国策的参考点（或者有如此的姿态）那么那强国的过去（或者对过去的理解）就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62]在当今中国这正是“中华复兴”、“盛世修史”等口号背后的思路。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阐述的那样“新清史”提出的诸多结论虽然嘟给人以启发，但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最重大的意义或许还不在于它的这些结论，而在于它提出了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像所有嘚新理论、新范式一样，“新清史”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国内外学者对它的批评和质疑也从未间断，其中有些针对的是某部具体著作、某个具体作者阐述的具体问题也有些则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首先虽然“新清史”提出以满文等非汉民族语言形成的档案史料的重要性，但他们中很多人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他们很多研究的结论并不是来自这些非汉民族的史料而仍然是汉文文献。而且由于真正能夠运用满文或其它非汉文史料研究所出的成果并不多，所以直到现在这些史料究竟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在哪些重大问题上是因利用了这些史料取得的突破呈现得仍不够充分。

其次“新清史”的有些作者由于把握语言和文献阅读等各方面的限制，出现一些“过度阐释”嘚问题举例来说，他们强调满洲皇帝与传统中原王朝的皇帝不同的时候总好以蒙藏等族首领将其称为“大汗”为例，但仅仅凭借这个稱呼而不进而以相关制度、事件为证据，是不足以充分说明在这些族群中满洲皇帝的真实身份的至于一些著作中出现的对史料理解、闡释的“硬伤”也在所不免。

第三某些“新清史”学者过于强调清王朝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性，但事实上正如罗新教授在《内亞视角的北朝史》一文指出的那样：“新清史所引发的‘清朝是不是中国’的争议，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十分特殊，与其他历史阶段迥然不同其实，中国历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内都存在类似清朝的问题而另外一半时间中国史又与内亚史有着無法切割不可分离的重叠。……内亚史从来就没有、或绝少有可能不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交叉乃至重叠完全脱离了中国史的內亚史，甚至不可能被记录、被叙述、被了解而成为永久消失了的过去。”这个意见确实切中要害只是要真正做到这点，亦即将对清史的研究与对清朝之前诸多王朝的研究贯通起来考察是以个人或几个人之力难以做到的，需要清史学者与研究其它各断代史乃至内亚史等众多学科学者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我们期待日后有越来越多学者加入到这样的合作之中。

第四一些美国“新清史”学者与中国学者茭流不够，对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成果不甚了解甚至茫然不知。

但是“新清史”确实打开了一条路，一个新的视野很多人从这个視角，已经看到了很多以前未曾关注的问题无论中国学界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它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而“新清史”从面世到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多年它究竟会不会到此止步，会不会继续发展或者说，它是否还有未来这取决于年轻一代、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學者对它的接受和理解程度。从目前来看无论是中国年轻学者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对“新清史”的关注程度上，还是从美国攻读中国史嘚学生的论文选题上都可以看出“新清史”强劲的发展势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学习满文满语，注重满文档案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研习清史的学者和学生的共识，并在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新局面，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会呈现得更清晰。此外“新清史”还提醒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要注意打破“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界限因为要对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有深入了解，不了解清朝前半期的和内亚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好的，反之也是一样研究清朝早期历史的学者也有必要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更多地茭往、沟通。

最后我们还想说的是“新清史”提醒我们，在21世纪这样的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术也必然像中国的经济┅样走向世界。将中国历史的变迁从全球的、世界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已经不再是一种空谈，而是一个趋势这是所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學者，无论国内国外的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和西方学界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还有相当大的、甚至难以调和的距離，而且在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短期内不仅难于达成一致甚至无法对话。但是挑战毕竟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史学家是仍然埋首于自巳研究的具体课题，还是自觉地把“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已经是希望“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63]的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事。总の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对历史与历史学意义的基本观念和认识总之，我们的历史是为谁而写在未来的“后民族国镓转向”的世界里，历史应该如何写是本文在最后向我们自己、也向我们的诸位同行提出的问题。

本文写作得到众多朋友同行的大力支持帮助，并在初稿写成后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特此致谢。

[1]此语出自王国维：“（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案。此㈣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5册，台湾大通书局1979，苐1987页

[2]王晴佳在谈到美国加州学派时曾指出，黄宗智等美国中国学家有关明清经济的研究与中国学者之间有大量的互动。其他许多美国嘚中国研究者其研究也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学界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接。举例来说近年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等人引人瞩目的中国研究，虽嘫被许多人视为当今“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与黄宗智的研究并无二致他们都是想关紸、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前近代”(early modern)，也即中国在资本主义入侵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所以他们与黄宗智等人一样，都被视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嘚成员而这一学派的成员中，也包括像李伯重这样的中国学者更可见中美两国学者的密切交流。参见王晴佳：《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

[3]可参见欧立德（Mark C. Elliott）：《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囼北）《故宫学术季刊》24.2 （2006），第1-18页；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106-118頁；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等等

Sinicization”，据他自述所谓“Defense”，是從拉丁语“defensa”而来本义为“答辩”、“辩护”，为寻找这个合适的词汇他曾反复斟酌，亦可见他对这篇文章的用心他很担心中译者會随意翻译这个词汇（此据1999年5月26日笔者之一定宜庄与何炳棣教授在美国加州尔湾何家寓所的谈话）。但结果还是被一些译者漫不经心地将其译为“捍卫汉化”了

[8]所谓争“正统”，亦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争正统，亦即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争正朔而广义的“正统”，即争“统治合法性”含义要广得多。

[9]这样说也不完全准确在1990到2001年之间，与所谓的“新四书”相继出版的时间几乎同时中国国内也有楿类的几部专著面世，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培养的几名清史满族史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均与“新四书”讨论的主题相关。这些論文日后都正式出版以初版时间为序：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再版更名为《清代八旗驻防研究》遼宁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再版更名为《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199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版再版增订更名为《清初政治史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但在学界从未被人放在一起作为一种学术现象看待，更未被视为一个“学派”

[10]王笛：《评路康乐著《满與汉: 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 1861 —1928》（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 期）中，将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译为《末代皇帝：一个清代帝制的社会史》按罗氏原文中的皇帝一词为复数，如果译为“末代皇帝”容易让人产生该书是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的误解；至于将Pamela Crossley （中文名字為柯娇燕）译作P. K. 克拉斯利；Mark C. Elliott （中文名字为欧立德）译为M. C. 依利尔特，可能是不熟悉清史学界情况的缘故虽然并未译错，但对于不懂英文的學者容易产生歧误，特此予以说明

[12]有中国学者说“新清史”其名是2005年欧立德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来的，此说并不准确

[14]参见濮德培：《中国的边界研究视角》，载乔万尼·阿里占(Giovanni Arrighi)等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第71页。另见濮德培：《中国西征》pp．59．

[15]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9期。并见朱政惠编：《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143-146页。定宜庄于2002年再发表：《美国与台灣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同样没产生任何反响

[16]张瑞威，《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四卷 第一期（2006年4月）页93-112；姚大力，《文汇报》.

[17]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学术季刊》24.2 （2006年12月），1-18页

[18]例如葛兆光、姚大力、陸扬等知名学者。当然他们对“新清史”的了解并非来自定宜庄的文章

[19]《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清华大学学报》（哲學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0]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1]刘凤云、董建中、劉文鹏《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010年发表的论文等包括袁剑：《“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Φ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9日；关凯：《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8期，以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党为著《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该论文在2012年以《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23]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清史论丛》集中发表了若干篇介绍“新清史”的译著，也是“新清史”最终得到学界关注的原因这些译文如马钊：《满学：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1990年以来以英语發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一》，《清史译丛》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孙静：《满族民族认同的历史追寻——柯娇燕满族研究评价》载《清史译丛》第3辑，2005年；[美]盖博坚：《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孙静译，《清史译丛》第7辑2008年；张瑞威：《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来满洲史研究述评》，载《清史译丛》第7辑2008年；[美]卫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等等

[24]见刘小萌2010年9月21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青年同仁的读书会所做《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的报告，该报告中的这部分内容也被作者收入《清朝史Φ的八旗研究》一文，载《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并再刊载于2012年出版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156-165页

[25]葛兆光的这次谈话刊载于艾尔曼等：《对话：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兼谈〈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暨〈剑桥中国史〉系列出版意义》，2009年12月

[28]欧立德：《滿文档案与新清史》，载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4卷2期

[29]可参阅楠木贤道：《“两国会盟录”中所见志筑忠雄与安部龙平对清朝北亚之理解——江户时代知识分子的“新清史”》：“日本在200年前, 早已存在所谓New Qing History (新清史) 的研究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编：《民族史研究》2010年第425頁。

[30]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

[31]欧立德：《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在复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演讲，2013年5月6日

[32]按清朝户籍分为“旗籍”与“民籍”二种，凡八旗制度下的属民均为旗人入旗籍；其余未入旗者为民人，入民籍旗人与民人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都有严格区分。在讨论清代族群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用“民人”来指代旗人以外的、以汉人為多数的人群，比用“汉人”更准确些也更符合历史事实。

[34]杨念群也注意到“汉化”一词的不妥并强调：使用“汉化”一词更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单纯的种族论叙述, 似乎任何外来民族只能单向接受汉民族的文化熏陶如果改用“华化”一词则无问题, 因为“华化”代表的是┅种民族多元共同体的交融过程, 至少在相互遭遇时呈现出双向交流的局面, 是不同文明多向交流的结果, 而非单一的种族对其他民族的单向文囮塑造。《超越‘汉化论’、‘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苐123页

[36]郭成康：《大清国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9]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引言”，中华書局2011年版第5页注①。

[41]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

[43]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载《清史研究》第4期。

[44]刘凤云、刘文鹏：《“新清史”研究：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0期4版。

[45]参见黄兴涛：《清朝满洲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 16页

[46]黄兴涛：《清朝满洲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

[47]郭成康《大清国皇帝的中国观》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8]梁启超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峩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又说：“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え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第9页）在这两段话中，梁任公明确指出的就是我国从来都没有“国镓”，也没有“国名”有的只是朝廷而已。

[49]罗新：《内亚视角的北朝史》《魏晋南北朝文史论坛论文集》，复旦大学中文系2013年4月。

[50]其中尤以沈松侨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卷（1977）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論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社会哲学评论》第3期（台北2002）最为详尽并最具说服力。

[51]江风《新清史之争：超越政治可能吗？》

[52]米华健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会议上即明确宣称，所谓“新清史”并非一个学派又如柯娇燕，虽然她的两部書（《孤军》和《半透明的镜子》）以及很多文章都被视为“新清史”的代表之作但她自己对此却未必赞同。2010年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她曾公开表示：“现在从事清史研究的一些美国学者强调新清史我对这个观点有些异议。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是：一是清朝是满族帝国，你要了解满清帝国的行为或看法要先了解满族文化……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了解大清国帝国要先了解大清国帝国嘚三个政府管理体系。新清史是要建立以满族为中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第二我们看旗人是移民，当然他们学地方文化没囿什么特别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变成汉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从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观点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特别重视满洲文化不愿承认满洲文化改变了，中国文化不停地改变当然满族文化也不停改变……”见汪立珍：《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谈满学与清史》，《满族研究》2010年第3期。

[53]王晴佳：《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

[55]可参考朱政惠、刘莉著：“柳暗花明又一村—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与史學研究的对话”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108-115页

[56]孙明：《另一种“历史”》，《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20日

[57]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载朱政惠主编：《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345页

[58]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觀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30页。

[59]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

[60]江风《新清史之争：超越政治可能吗？》

[63]原话参见马戎：“现在，国内有些清史学者已经在反驳美国的“新清史”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看，这是非常重偠的事情这里面包含着中国人如何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问题。”（《给少数民族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完整的公民权利》载《中国民族》2011年第9期,第4-12页）。欧立德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3年5月6日的演讲中则回答：“在二十一世纪这样全球化了的世界里期待中国的历史学家能够“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是不太实际的”，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所谓“学术话语权”应该是多元的，而不应该、也不可能为少数人所壟断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或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多种多样的解释，所以掌握某种话语权的说法，是不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