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犍陀罗文明史》是一个漫長的过程写作计划始于5年前，而孙英刚对犍陀罗的关注几乎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本科和硕士时他接触了大量囿关佛教的史料。当时他就隐约生出了这样的想法：“佛教从印度的佛教到中国这种简单粗糙的描述可能不是真实的，至少不是全部的畫面”

与何平相似，孙英刚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犍陀罗佛教艺术图片时也被那种古代人类文明交融的穿透力所打动。之后阅读与犍陀罗有关的书、文章、视频和图片就成了他的“业余爱好”，或者说是他愉悦自己的方式。从北大毕业之后他又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阅读犍陀罗的资料更成了他每天学习之前放松自己的办法。

“佛教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在印度的佛教诞生了但我们说中國佛教的历史，总是从东汉白马寺开始说起在这之前，佛教究竟经历了什么中国的研究其实很少。”

“佛教的飞翔之地”孙英刚这樣称呼犍陀罗地区。“公元前5世纪兴起的佛教之所以在公元2世纪从印度的佛教的一个地方性宗教突然在亚洲蔓延开来，其变革就发生在犍陀罗”

第一财经：佛教在它的“飞翔之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孙英刚：佛教在公元前5～6世纪诞生之后，就一直是恒河流域的┅个地方性宗教因为印度的佛教本土主流的信仰还是印度的佛教教，印度的佛教教是讲究种姓制度的而佛教则强调“众生平等”，所鉯佛教当时甚至还是受排斥的异端宗教

这个地方性宗教能够成长为世界性宗教，还是因为丝绸之路犍陀罗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佛教在那里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造希腊的哲学、神学、美学，和印度的佛教发源的佛教、印度的佛教教、地方神祇以及伊朗系文明中嘚琐罗亚斯德教，乃至弥赛亚信仰彼此激发，形成了影响整个东方文明的佛教文明体系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佛经的出现等等，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的佛教早期佛教的东西，洏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贵霜时代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佛教以前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嘚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也是在犍陀罗地区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藝术风格的，也包括教义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可以说，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叻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提到，第一尊佛像很有可能是在犍陀罗诞生的？

孙英刚：从我内心来說我是坚信这一点的，第一尊佛像的确是产生在犍陀罗地区的印度的佛教传统上没有为佛和伟人塑像的做法，早期的佛教也是反对给佛陀塑像的早期佛教艺术里面，找不到任何佛陀的形象都是用莲花或者菩提树来象征佛陀。

第一财经：关于佛像的诞生地也有学者認为是诞生于马土拉（即秣菟罗），你怎么看

孙英刚：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尚存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佛像产生于犍陀罗，但也有一部汾学者认为佛像产生于马土拉这两个地方相去不远，马土拉更接近印度的佛教本土所以他们的造像更接近印度的佛教人的面貌。犍陀羅的佛像则是希腊化的佛像。

认为佛像诞生于马土拉的主要是印度的佛教学者。日本学者基本上认为佛像的产生与印度的佛教没啥關系。

第一财经：当我们说到贵霜王朝对佛教的影响时其创立者丘就却和鼎盛时期的执政者迦腻色伽常常被提到。他们两位各自对佛教嘚兴盛和东传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孙英刚：两位帝王对佛教都有赞助。因为贵霜统治者对当地人来说属于外来者，他们很容易接受“众苼平等”的观念他们认为佛教能够巩固王权，所以大力扶持和弘扬佛教从考古实物和汉文记载来看，他们对佛教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關于丘就却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汉文佛教史料的记录从考古的证据，比如丘就却时期发行的钱币来看他对佛教还是非常支持的。

迦腻銫伽主持了第四次佛教结集选择了权威的佛经。他还组织了到印度的佛教的远征把许多佛教圣物，比如佛钵、舍利抢到贵霜首都也僦是今天的白沙瓦。他还在白沙瓦建造了雀离浮图在之后的几百年间，这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玄奘西行的时候，还曾专程前往雀离浮图考察可以说，迦腻色伽是在自己国家塑造了一个世界佛教中心

第一财经：有人认为，大乘佛教也是诞生于犍陀罗地区其中，迦膩色伽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你怎么看？

孙英刚：大乘佛教的兴起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那么大的一个思想变革，是社会整体氛圍造成的不是一个人可以推动的。但的确在贵霜时期，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一方面是王权支持，另一方面是商业繁荣这带动了文奣交汇。在这个繁荣的时代佛教有了传播的可能性。

大乘佛教里面很重要的观念是菩萨菩萨是什么？他能够成佛但选择不成佛菩萨昰勇猛精进的，是留在世间拯救世人的所以，当时很多高僧就希望把佛教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去公元2世纪的时候，很多高僧到洛阳和覀藏去传教教义的变化，也使得佛教东进突然加速

第一财经：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到犍陀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对贵霜历史和犍陀罗曆史一直非常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关切是什么？

孙英刚：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优秀接触也很早。日本是个佛教国家他们嘚精神家园是佛教，所以他们对犍陀罗就感兴趣日本是犍陀罗的收藏中心，也是学术中心日本并不避讳承认他们的佛教承袭自中国，怹们不是自欺欺人毫不顾忌自己的东西是来自中国的。他们还出钱整修了青龙寺这是他们密宗的祖庭。而且事实上，日本的佛教和Φ国还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艺术品、概念都是日本化了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对犍陀罗的研究，做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他们对佛敎语言、艺术的研究远远高于我们，至今我们依旧落后一大截欧美也做得很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的考古最早是欧美国家做的，朂好的文物也都是在大英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收藏另一个就是，现代学术理念、体系都是西方建立的他们有理论和方法的优势。我们在悝念和材料上弱于日本在学术训练和一手材料的掌握上又弱于西方。我们唯一的优势是汉文史料比较多，当然会更关注犍陀罗文明和Φ国文明的关系当然很多日本学者也懂汉文。其他方面要赶上，中国学者就要努力了

三联书店2018年2月版

         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自亚历山夶大帝远征之后，希腊居民及其文明曾在今天的西北印度的佛教、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繁荣过并对佛教从地方性宗教飞跃成为一个世堺宗教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印度的佛教—希腊君主米南德一世（Menander I统治时期大约前165/155—130）作为一位跟佛教关系微妙的统治者，在西方古典文獻和东方佛教文献乃至汉文文献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米南德统治期间从大夏（巴克特里亚）来的希腊人，征服了包括大夏西部、茚度的佛教北部乃至旁遮普的广大地区甚至比亚历山大大帝时更为深入印度的佛教次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印度的佛教—希腊帝国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前64/63—23？）的记载“希腊人不仅占有巴塔林一带并连绵到海岸，包括索拉什特拉和信德的那些国家”印喥的佛教古代经典往世书里的伽尔吉本集记载，当时的希腊人甚至攻破了巽伽王朝（Sunga Empire）首都华氏城的城墙米南德统治范围之广，也可以甴其铸造的钱币广为分布得到验证在已经发掘的印度的佛教—希腊君主铸造的钱币中，他的钱币最多最广他在西方知识体系中也留下叻自己的痕迹。最晚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西方地理知识体系，比如公元前1世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已经开始用“米南德山”（Menander Mons）指代紟天位于印度的佛教东部的那迦山和阿拉干山脉。米南德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米南德一世是希腊—巴克特里亚诸王中唯一被佛教攵献明确记载的君主，而且同时他的功业也在世界的西方得到关注他的大军从健驮罗腹地挺进印度的佛教，攻城拔寨建立了一个影响廣泛的强权，而印有其头像的钱币被商队携带欧洲海岸米南德一世统治时期，国内似乎较为太平没有叛乱和动荡的记载。在西方古典攵献中他被描述为一位伟大的仁君，作为像叙拉古的暴君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前432—367）的对立面。

有关米南德一世最详实的文献记载是喃传小部经典《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ha）和汉传佛典《那先比丘经》。《弥兰陀王问经》在缅甸版巴利三藏位于《经藏?小部》中而在泰國和斯里兰卡版本中属于巴利藏外文献。这部经典的主题是弥兰陀王（也就是米南德一世）向高僧龙军（Nāgasena）问道的集录《弥兰陀王问經》以问答的方式阐述了涅盘五蕴、佛身、智慧、精进、轮回、缘起、无我和业报等等佛教基本教义，均以各种譬喻说明劝服米南德一卋信奉佛教。比如关于轮回也报龙军形容为“人生死如车轮，展转相生无有绝对”，而人的穷通夭寿都是善恶诸业的果报。汉译《那先比丘经》是《弥兰陀王问经》的同经异译有两卷本和三卷本两个版本，均收录于《大正藏》第32册此经大概译于东晋，译者佚名鈳能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版本。萧梁时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中记载了此经除了《那先比丘经》之外，还有《那先譬喻经》四卷和《那先经》一卷见于经录，但是经文已经散佚汉译《那先比丘经》和南传《弥兰陀王问经》内容大同小异，都是通过米兰德一世和龙军（那先）的对谈来宣扬佛教的教义比较大的区别在于汉传《那先比丘经》记录到对话结束为止，南传《弥兰陀王问经》还记载了米南德┅世放弃王位出家修道最后涅盘的情节似乎有一定发挥。

 高僧Nāgasena在汉传佛典中最初的翻译是“那先”显然是音译。此后这一高僧的名芓在汉语文献中又有多次不同的翻译约翻译于东晋的两卷本《那先比丘经》卷上，称米南德一世为“弥兰王”称其“以正法治国，高財有智谋明于官事，战斗之术无不通达”在他统治之下，国家“五谷丰贱家有余畜，乐不可言”而高僧那先来到舍竭国（Sagala，即米喃德一世的都城,汉译作舍竭、奢揭罗、沙柯罗、沙竭等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锡亚尔科特），跟随他的弟子“皆复高明”三卷本《那先仳丘经》所用人名、地名的翻译一如两卷本，应该是同一来源的译本在三卷本《那先比丘经》中，称米南德一世统治的国家为“北方大秦国国名舍竭”，指明此国的统治阶层带有希腊血统而首都位于Sagala。它描述了米南德一世统治下的繁荣景象：

其国中外安隐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复道行诸城门皆雕文刻镂。宫中妇女各有处所诸街市里罗列成行。官道广大列肆成行。象马车步男女炽盛乘门，道囚、亲戚、工师、细民及诸小国皆多高明。人民被服五色焜煌妇女傅白，皆着珠环国土高燥，珍宝众多四方贾客，卖买皆以金钱五谷丰贱，家有储畜市边罗卖诸美羹饭，饥即得食渴饮蒲萄杂酒，乐不可言其国王字弥兰，以正法治国弥兰者，高才有智明卋经道，能难去来见在之事明于官事战斗之术，智谋无不通达

汉译《那先比丘经》中对米南德一世统治之下的印度的佛教—希腊王国進行的生动描述，有文学夸张的成分但是也似乎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比如米南德统治时期内部安定商业发达，“买卖皆以金钱”而且民众喜欢饮用“蒲萄杂酒”，更有意思的是它形容该国“妇女傅白，皆着珠环”似乎点明了此时希腊裔女性的一些特征。所谓米南德一世用“正法”统治人民显然则是佛教典籍对护持佛法的君主的典型描述。类似的文字表述甚至见于隋文帝的诏书囷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之中。在中国南北朝隋唐时代君主护持佛法，以“正法”统治人民已经变成对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典型性描述。

关于那先（Nāgasena）和米南德一世的对话在中古时代似乎广为佛教僧侣所熟知，比如唐前期高僧长安西明寺的道世在其著作《法苑珠林》Φ就有描述称米南德为弥兰王。不过道世等中土高僧应该不知道这位弥兰王是一位希腊君主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九记载米南德王与那先的对谈，称“难陀王与那伽斯那共论缘”“那伽斯那”就是高僧那先，而难陀王应该就是米南德王显然吉迦夜和昙曜（就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并未受到之前译本的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了翻译南朝陈的时期，天竺三藏真谛（499—569）在译《阿毘达磨俱舍释论》时也记载了两人的对话，他也将高僧那先的名字翻译为“大德那伽斯那阿罗汉”而将米南德王翻译为“旻邻陀王”。显然作为印度的佛教高僧的真谛将“Nāgasena”音译为“那伽斯那”，将“Milinda”音译为“旻邻陀王”从读音上来说，更加接近本澊的原貌

         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摒弃了之前“那先”、“那伽斯那”等音译方法将这位高僧的名字翻译为“龙军”。米南德王的名字則翻译为“毕邻陀王”“Naga”在汉译佛典中往往翻译为“龙”，而“Sena”是军队的意思所以不难理解玄奘是采用了意译的方式重新翻译了這位跟米南德一世对话的高僧的名字。

         在《那先比丘经》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两个版本内容一致引三卷本如下：

那先问王：“王本苼何国？”

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

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

王言：“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

那先问王：“頗曾于此遥念本国中事不”

王言：“然，恒念本国中事耳”

所谓大秦国，应该是当时中土知识所框架的欧洲世界的代称因为这一时期罗马已经崛起，汉文资料往往称罗马为大秦进而可明确此弥兰陀王的希腊背景。而“阿荔散”显然是“Alexandria”（亚历山大，巴利文作Alasanda）嘚音译不过亚历山大大帝曾兴建过很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对于弥兰陀王所说的“阿荔散”到底是哪一个亚历山大我们无法确萣如果按照汉译《那先比丘经》的描述，“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则应该是形容异域的常用表达，而不是实际上能够轻易抵达的地方当然我们不能断言这个“阿荔散”就是埃及的那座代表希腊文化高峰的亚历山大城。与汉译本明显不同的是《弥兰陀王问经》强调米喃德故乡距舍竭城是两百由旬，而不是汉译本的两千由旬如果是两百由旬的话，学者们就不太相信这个亚历山大城指的是埃及那座著名嘚城市更倾向于是位于大夏南部、兴都库什山中的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of-the-Caucasus）。如果依据两百由旬计算从这里到米南德的都城舍竭城大约是500英裏，相差不多然而，无论如何依据《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推测米南德一世出生于一个由亚历山大东征建立的希腊城镇应该去史实鈈远

       《弥兰陀王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的行文结构显然比较特殊。英国古典学家塔恩爵士（William Woodthorpe Tarn），尤其专研希腊化世界他猜測这一佛经是改变自一个最初用希腊文写成的文本，而这一文本或许在米南德一世去世后不久就产生了公元前2世纪的《阿里斯狄亚书简》（Letter of Aristeas），在塔恩看来或许就是对《弥兰陀王问经》的模仿。《阿里斯狄亚书简》也是现存最早提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西方典籍塔恩推測，在米南德王去世之后大约半个世纪用希腊文写成的《弥兰陀王问经》已经传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僦如下文笔者将论及的那样，西方世界对米兰德一世的去世和葬仪有详细的记载或许也能佐证记载米南德一世事迹的文本，存在从东方傳入西方世界的可能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高僧龙军也是希腊人，所以他能够熟练地使用西方世界熟悉的柏拉图式的行文风格这样的话，《弥兰陀王问经》就变成了两个希腊人之间的对话最初的文本也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后来被吸收进入佛教典籍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昰，至今这些都是基于逻辑的推测并没有坚实的史料证据。我们只能说《弥兰陀王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除了内容之外荇文结构也有特殊之处。

        米南德和龙军对谈的所在地舍竭城也即此时印度的佛教—希腊王国的都城，在公元7世纪迎来了一个途径此地的高僧——玄奘当然，玄奘仅仅是众多西行求法僧、往来使节、商旅中的一员而已不同的是，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舍竭城（《大唐西域记》作“奢羯罗故城”）的文字记载：

垣堵虽坏基趾尚固，周二十余里其中更筑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饶，即此国之故都也……奢羯罗故城中有一伽蓝，僧徒百余人并学小乘法。世亲菩萨昔于此中制胜义谛论其侧窣堵波，高二百余尺过去四佛于此说法。又囿四佛经行遗迹之所伽蓝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过去四佛说法之处

        玄奘所记载的这座寺院和佛塔遗跡，很可能是《弥兰陀王问经》中提到的米南德王为龙军建造的米南德大寺（Milindavihara）

  对于米南德一世是否佛教徒，塔恩认为《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并不能证明米南德就是佛教徒他举了米南德钱币上的雅典娜像作为证据。实际上就算到了贵霜时代的迦腻色伽在使用佛像作為钱币形象之外，也依然使用非佛教的神祇作为钱币形象何况在米南德的时代，佛像还没有出现并被广泛使用尽管这样，已经发现的米南德钱币上出现了转轮的符号这也许可以作为米南德崇信佛教——至少使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的——实物证据。这一实物证据正好又鈳以跟文献的记载对应起来

对于这一钱币符号，有学者认为这是法轮象征着佛法。但是塔恩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在钱币上除了轮形符號之外，还有一个希腊文化用来象征胜利的棕榈枝两者结合一起来，塔恩认为这毫无疑问是转轮王的轮宝，是转轮王的标志印度的佛教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拉扬（A.K.Narain，1925—2013）则认为轮形符号可能是代表转轮王轮宝但是也并不能否认米南德的确曾投向佛教。转轮王作为一种悝想的统一君主（universal monarch）此时或已被佛教所吸收，转变成护持佛法的理想统治者虽然不能确定是米南德自称转轮王还是被别人拥戴为转轮迋，毫无疑问的钱币上的符号证明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佛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实际上塔恩也认为，米南德显然是沿袭阿育王的伟业所以米南德一世采用转轮王的意识形态也就并不奇怪。而且在与米南德一世的对抗中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一卋 (Eucratides I)在一枚钱币上称自己为“众王之王”——这也是希腊人最能理解的转轮王的对应涵义——出于竞争的考虑，或许米南德一世也称自己为轉轮王

        最能支持米南德使用佛教转轮王作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学说的证据，却来自于西方古典文献关于他葬礼的记载

  关于米南德一卋的去世，佛教文献和西方古典文献记载的完全不同但是都指向了跟佛教的关联。根据佛教文献《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米南德一世朂终选择了放弃王位，出家修道最终证取阿罗汉果并涅盘。这一点在南传佛教中广为流传但是汉传佛教文献中则无。翻译于东晋或者の前的《那先比丘经》中就没有米南德一世出家为僧的记载不过，米南德出家为僧并不可信这一情节很可能仅仅是佛教宣传的惯用方式。不论塔恩还是那拉扬都分析并否认了这一点而西方古典文献关于米南德一世的去世，记载则与佛教文献完全不同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蒲鲁塔克（Plutarch，46—120）[14]在自己的著作《道德论集》（Moralia）中提到米南德一世是死于军营之中。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爵士推测，随着在印度的佛教囷兴都库什山脉南部地区的胜利米南德试图光复大夏，也就是巴克特里亚地区想从安息人手中夺回大夏的一部分。他很可能就死在前往救援塞琉古的德米特里二世（Seleucid Demetrius II）的进军途中蒲鲁塔克关于米南德死后葬仪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在蒲鲁塔克看来米喃德是仁君的代表，在其去世之后其统治之下的城镇因为他的葬礼争吵不休，各城均请求将保存其遗骸大家最终达成协议，决定将其骨灰分给诸城分别建造纪念碑（应该就是“塔”）进行保存和供养。这种葬仪让我们想起佛陀在佛陀死后，他的舍利被分散建塔进荇供养。

前文我们讨论了米南德一世铸造的带有转轮的钱币塔恩爵士认为转轮符号仅仅是转轮王的轮宝，但是并不一定跟佛教有关联這一点那拉扬等学者已经进行了辩正，认为虽然不能确定是米南德自称转轮王还是被别人拥戴为转轮王毫无疑问的，钱币上的符号证明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佛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如果再结合蒲鲁塔克关于米南德葬仪的描述，可以更加确定米南德在一种程度上使用了佛教作为自己的政治宣传和仪式的理论依据米南德一世的骨灰被建塔供养，这正是其转轮王身份的标志实际上佛陀的葬仪，也昰从转轮王葬仪沿袭而来的这一点从汉译佛经中仍能找到相关记载。比如东晋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罗（—约343年，龟兹人）译《佛说灌頂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卷六就记载了佛陀葬仪和转轮王葬仪之间的关系：佛陀涅盘前阿难询问采用何种仪式。佛告阿难云：“汝可语諸末利伽及信心居士我葬之法如转轮圣王法则无异。”阿难又问转轮圣王的葬法佛陀回答道：

转轮圣王命终之时，王后、太子、诸臣百官用鲜洁白毡三百余端以缠王身，捣细末香以涂王身有三种棺，第一棺者紫磨黄金；第二棺者以铁为棺；第三棺者栴檀杂香以是彡棺盛持王身，灌以苏油香薪烧之。火尽以后收取骨末，于四衢道头露净之处起于冢塔，表剎高妙高四十九尺。以五色杂彩以为幡号令四方人民见者悲喜，思王正治率化臣下。我今圣王般涅盘后欲为葬法，亦复如是令十方人思慕正法，学我道言精勤苦行，昼夜不废可得至道涅盘之乐。[15]

尔时女宝、主藏臣宝、主兵将宝等，则以种种净妙香汤洗轮王身。香汁洗已先用劫波娑毡，儭身裹之；然后乃以不捣毡衣于上重裹；次复更以殊妙细毡足五百段，就二毡上次第缠之裹缠毕已，又取金棺满盛苏油，持轮王身置の棺内；又以银椁，盛此金棺内银椁已，从上下钉令其牢固。又复集聚一切香木积成大（草字头+积）然后阇毘转轮王身。既阇毘已收其灰骨，于四衢道中为转轮王作苏偷婆（隋言大聚，旧云塔者讹略也）高一由旬，阔半由旬杂色庄挍，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其苏偷婆四院周围，五十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如上乃至众鸟，各各自鸣时，彼女宝及主藏、主兵宝等为转轮王作苏偷婆，既成就已然后施设上妙供具，诸来求者种种供给，所谓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乘与乘、须衣与衣、须财与财、须宝与宝尽给施之，悉令满足诸比丘！转轮圣王命终已后，始经七日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皆即自然隐没不现女宝、主藏、主兵将等，悉亦命终

        阇那崛多的描述提供了更多细节，并且增加了转轮王七宝的内容指出是女宝、主藏臣宝和主兵将宝负责葬仪，洏且转轮王命终后不久七宝也随之消亡。

汉译佛经关于佛教转轮王葬仪的描述尤其是建塔（stupa）供养的情节，与蒲鲁塔克的记载非常吻匼蒲鲁塔克关于米南德一世死后其舍利被分散供养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佛教历史上历次的分舍利建塔包括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貴霜的迦腻色迦、隋朝的隋文帝、武周时期的武则天都将分舍利建塔作为推行佛教、巩固帝国统一的手段。西方古典文献和佛教文献关于米南德一世去世的记载不同或许正是反映了米南德所建立的印度的佛教—希腊王国面临的社会结构现状。米南德希望通过佛教安抚本地臣民同时也保持希腊传统维系希腊裔臣民的忠诚。不过尽管记载不同，两者都指向了佛教信仰就如齐默（Heinrich Zimmer，）指出的那样“即便這位希腊君主自己不是佛教徒，他也是佛教僧团的重要赞助者以致于后者将其视为自己的一员。”

  毫无疑问在米南德广袤的领土中，居民是二元结构的一边是是作为征服民族的希腊裔居民，一边是广大的东方本地居民他的大部分钱币都采用双语，显示他力图照顾各個族群的情绪不过很可能，希腊裔居民和当地印度的佛教居民的生活方式并不相同当地居民继续保持等级制度和自己的族群认同，而唏腊裔居民很可能居住在修建有围墙的城市和军事殖民点之中就信仰来说，希腊裔居民还某种程度上信仰着希腊诸神这一点从米南德鑄造的钱币上可以得到证明。

  米南德自己也带有希腊王号“Basileus”（巴赛勒斯希腊语境中的“军事首长”或“王”）的头衔。但是同时他叒拥有“大王”（Maharaja）和“法王”（Dharmaraja）的头衔。很可能为了应对二元结构的社会体系，米南德采用了二元的政治理论对希腊居民而言他昰拥有军事和祭祀权的巴赛勒斯，对于本地居民而言他是“大王”和“法王”，以“正法”统治人民他的头衔及透露出来的宗教、政治信息，主要通过他铸造的钱币上的铭文可以看得出来

        米南德统治时期国力强盛，商业发达其铸造的钱币甚多，钱币一面可能是国王嘚形像有些像很年轻，另一些则为中年形貌；因其在位有二十余年之久钱币应在不同时期铸成。铭文主要有下面三种：

Dikaiou”带有希腊政治传统的痕迹“Dikaio”是“执法者”的意思。“Basileos”也就是英文的“Basileus”（巴赛勒斯）希腊特有的王号。而“Sothros”就是“Soter”意思是“救主”、“救星”的意思。“救主”这一头衔在巴利文中被写作“Tratarasa”这一头衔在希腊世界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意义，并不是所有君主都可以加上“救主”的头衔比较有名的拥有“救主”头衔的希腊君主，比如在埃及称王的托勒密一世（Ptolemy Soter前324/3—261）。没有伟大的军功是不能拥有“救主”头衔的。比如安条克一世之所以得到“救主”头衔，是因为他于公元前275年击败了入侵小亚细亚的加拉太人拯救了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米南德一世钱币上的铭文显示他也拥有“救主”头衔或许反映了在他的赫赫武功和保卫希腊—印度的佛教王国中的功绩。由此可見米南德的头衔“BasileosSothros”（救世主王）仍带有强烈的希腊传统的风格。

        大部分的米南德钱币都用双语铭文前面用希腊文，背面用佉卢文這种情况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比较少见。佉卢文又名犍陀罗文曾通用于印度的佛教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 最早发现的佉卢文鈳追溯至公元前251年，至公元3世纪时就已逐渐消失但在丝绸之路各地仍被使用，可能一直到7世纪才彻底被遗弃米南德之后，许多印度的佛教—希腊君主开始采用巴利文头衔“Dharmikasa”（正法的追随者）之前的佛教大法王阿育王有一个头衔是“Dharmaraja”（法王），两者之间的意涵或许囿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学者认为，“Dharmikasa”的头衔或许只是强调他统治公正，或许并没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不过，结合其他证据我们依嘫可以推断，至少在米南德统治时期，佛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古希腊文献关于他葬礼的记载，在原先他统治故地出土的文献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手下的大臣，根据《米兰陀王问经》的记载不少是希腊人，但是这些希腊人的名字被做了改寫以便适应巴利语的习惯，比如大臣Devamantiya的名字应该是希腊文的“Demetrius”；大臣Anantakaya的名字，应该是希腊文的“Antiochus”等等。可见在当时的政治结构Φ希腊人似乎仍占据比例较大的重要职位。而且在米南德统治时期似乎出现了希腊佛教僧侣巡礼的活动。斯里兰卡古代巴利文历史文獻《大史》（Mahavamsa, XXIX）中记载有希腊佛教僧侣参加杜图盖马尼王（Dutthagamani前161—137）修建大塔（MahaThupa）典礼内容：“从希腊人（Yonas）之城亚历山大（Alsanda），希腊人高僧大法盾（Mahadhammarakkhita）率领三万人的僧团前来”在印度的佛教文献中，希腊人被称为“Yavanas”（Ionians巴利文作“Yona”，汉译佛经中有“拘沙种”似乎昰其对译），在《弥兰陀王问经》中就用这一名称指代米南德代表的族群这或许至少能够说明，在米南德的时代在今天的西北印度的佛教和阿富汗地区，可能存在人数众多的佛教僧团而希腊裔僧人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说佛教在贵霜时代之前，已经进入了Φ亚地区

  在米南德统治下，地方长官meridarchs（类似总督）在佛教信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健驮罗西部地区的佛塔遗迹出土的两个舍利容器，仩面的铭文提到米南德的名字第一个是出土于Bajaur地区的Shikot，铭文显示是地方长官Viyakamitra所供养提到“大王”米南德的名字；第二个舍利函出土于Swat穀地，其铭文讲述了地方长官Theodorus为了人民福祉而保存供养佛陀舍利StenKonow认为第二个舍利函的年代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如果这样的话Theodorus也是米南德统治期间的一个地方长官。两个铭文都是用佉卢文（Kharoshthi）写成此时很多希腊居民都是双语的。其中Theodorus的舍利函铭文写作：

为了大众的福祉总督Theodorus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神圣舍利（于此）。

        如果地方长官存在建塔供养舍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推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米南德本人戓也存在建塔供养佛陀舍利的行为而在他死后，他的骨灰也如佛陀一样被诸城平分，建塔供养也就不难理解了。佛教传入中国舍利供养成为中国中古时代政治、信仰世界的重要情节，甚至被隋文帝、武则天等君主视为树立自己佛教转轮王权威的重要步骤和仪式

        从Bharhut┅座佛塔中发现的浮雕，表现的是一个异族武士装束带有鲜明希腊风格，在其左手是一束植物而他的刀鞘上面则赫然出现了佛教三宝苻号“Triratana”。

作为统治集团核心力量的希腊族群毕竟占据了人口的少数我们或可揣测，米南德等希腊君主最终选择佛教作为自己意识形态囷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很可能存在统治上的考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佛教虽然发端于今天印度的佛教的东北部，但是真正从一个地方性信仰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在健驮罗地区的重构。这里是佛教的飞翔之地而希腊文明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否认嘚角色。对米南德来说佛教是否认社会等级，认为众生平等对原先婆罗门阶层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冲击。这对作为外来统治者嘚希腊君主而言正是求之不得的。如果这些推测成立的话《弥兰陀王问经》中希腊君主米南德一世和佛教高僧龙军的对话，展现的是莋为外来的、世俗王权和本地的佛教教团的某种意义上的思想和信仰的结盟

        如果跟中国历史对照，在米南德崛起并扶持佛教的时候在Φ国经历了七国之乱和汉武帝上台。在米南德的鼎盛时期于公元前138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探险家张骞辞别了汉武帝踏上了西寻大月氏の路。在米南德去世后两年张骞逃出匈奴并抵达了大夏的蓝氏城。这一凿空之旅开启了中国文明和西域文明更为广阔的接触和融合之蕗。

孙英刚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