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第五章　中国未来几年可预见的社会治理方案
第五章　中国未来几年可预见的社会治理方案
　　内容提要：治理整顿的要义就是部分地背叛或复辟。中国的第三代领袖将起自于“复辟”行动吗？怎样继承邓小平？
　　不要迷信法制。
　　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扩军，是为了应付社会战争。地区紧急状态与军管，可行的选择。
　　不干不净的行政权力。
权力强化，三分弊七分利。
地经济水平需要绝对秩序。
专制，秩序的保护神。
　　如果能够执行３０年的强迫教育计划，那么专制权力的一切过失和罪恶都将被饶恕。
　　工作队再度接管乡村政权？
　　部分地否定毛泽东是邓小平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邓对毛的否定显得急不可耐。没有理由怀疑他是出于私人成见或仅仅是为自己正名，因为他自己以及所有的人都清楚在毛尚健在时就否定他的文化革命，邓的前途绝对是凶多吉少，甚至可以肯定他的行动在一开始就具有自杀性质，即不能见容于领袖，又绝不为多数社会公众所理解。
　　但是邓还是以飞蛾投火般的勇气去干了。文化革命中当他仅仅获得了一部分权力并且地位还相当不稳定时，他就开始策划对毛的否定行动了。１９７５年他公开抛出一个名为“整顿”的纲领，开始在军队、工农业、教育和科技各个领域全线批判和控诉文革的罪恶。邓的手法是一切反叛者惯常的逻辑推导方法：通过攻击社会秩序恶化的现实以否定文化大革命；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达到部分地否定毛泽东，并进而引发一场民族的思想革命。
　　邓冷冷地讥讽说：雷锋叔叔不在了。
　　雷锋，是高道德水平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当文化革命使这个名字不再为人们所崇拜和效仿时，社会秩序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了。
　　邓小平的这场反叛运动失败了。但是邓还是赢得了向来以成败论英雄的西方各国的极大尊敬。因为失败了的邓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品质和爱国精神。
　　邓表现出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使用一切可行的自保措施加强守卫。据现有的材料证明，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的所有“整顿”行动都事先征得了毛本人的统一，“要整顿”也是毛的最高指示之一。邓是高举着毛的旗帜去反对毛的文化革命的。在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工作中，邓严词强调秩序和纪律，撤换了大批文革中凭借造反有功而获升迁的领导人。他仅仅干了８个多月，就取得了显著成绩，从此经济由停滞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１１．９％。
　　邓的支持者是周恩来。周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也很值得玩味。他一方面对毛毕恭毕敬，在大的方面从无违逆之举；另一方面他又无数次利用了毛的指示解救了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遏制了林彪和上海帮文人的攻势。由于周的勉力维持，中国经济在文革中没有彻底崩溃。
　　周深知自己不是领袖之才，真正的未来领袖将是邓小平。周的这种认识早在５０年代初就有了， 他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 我欣赏邓小平的领袖风度和才华（“举重若轻”――译者注），而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周恩来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一反谨慎小心的工作作风，全力支持和鼓动邓开展整顿工作。但是当周终于病重不能再替邓做遮护工作时，毛泽东也发觉了邓的反文化革命的意图。
　　毛泽东极轻易地就摧毁了邓的防御体系，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毛板起面孔宣布了邓在政治上的第二次死刑。他对邓的评价是：走资派还在走，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个政治伟人的对抗是极其严峻的。它绝不是宴会桌下的用皮鞋对踢，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厮杀。谁也不会为友谊、温情和老人的苍凉感而放弃原则，水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顽强地坚持着自己。邓在这场并不势均力敌的角斗中表现出自己的爱国情操。如果仅仅是为了反对毛本人，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狡猾的策略和战术。例如，他再等待一年不到的时间，毛就将辞世西去了，那时他的行动将再无羁绊。另一个恶劣、有效而又非常普通的战术是引申归谬法。推波助澜或者仅仅是消极旁观着毛的路线最终结出社会的恶果，从而诱发人民的反抗，一切罪恶都将由毛来承担。
　　邓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任由错误泛滥的话那么受害者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国的政治角斗场上，只有爱国者才可能成为赢家。邓是怀着赴难者的悲壮去投入战斗的。
　　毛立即就部署了对邓的反击。他甚至等不到周恩来逝世就在全国开展了针对周和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毛已自知自己来日无多了，他撕破脸皮对自己昔日的老战友和几乎是相伴一生的政治伙伴进行了最后的攻击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文革遗产以及为自己身后的中国规定一条正确的道路。毛是荒唐的，但不能不承认他也是伟大的爱国者。
　　邓以沉默相对抗。在沉默中他已经不把毛看作是一尊神了。在那时也许有几分沮丧，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得到一次政治上的机会以抒发抱负和理想，他虽然比毛年轻一些，但他们毕竟是同一代的人。他也有怨愤，毛的蛮横无理和昏聩轻信甚至深深地激怒了他。但是邓绝没有因此而对毛本人产生丝毫仇恨的心理。他和毛都是政坛上有造诣的拳击手。击倒毛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了证明他的错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邓只要再有一次机会，他也要不遗余力地鼓吹对文化革命的批判，对毛泽东晚期错误进行否定。当毛已经完全成为一位神志不十分清醒然而又滥用权力的昏君的时候，邓仍没有完全否定毛这个人。
　　邓已具备了成为在毛之后的下一任领袖的条件：对前任者的部分继承和部分否定。者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又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舍此之外的全盘继承或全盘否定都是错误。无论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或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都只能照邓小平的方子去抓药，这几乎是中国甚至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条规律，这其中的哲学原因和实践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真正能把握好继承与否定的尺度，并且像邓那样真诚地实行这个方针则很难。
　　极左派官员们给邓起的绰号是“还乡团长”，意指对文化革命的成果进行反攻倒算和复辟。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社会公众却称邓为“邓大人”或“邓青天”。邓大人一词中所包含的深厚感情色彩和政治寄托是用西方语言很难准确表述的。它既是一个失败了的爱国者的象征，又是一个反抗的符号，人人都愿意听从它的召唤去投入政治反叛的队伍中去。邓凭借着对文革的勇敢批判和对国家的忠诚，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以巨大的比分战胜了毛泽东。这说明拳击并没有结束。
　　斗争的爆发时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当处于昏睡状态的毛又一次清醒过来时，他除了下令对闹事民众进行坚决镇压之外，还驱逐了邓小平。毛作完了这两件事似乎心安了许多，他以君王的口气和胜利者的语调喃喃地说：天下已定。他是在告诫和提醒邓不要再作徒劳的努力了。因为胜利，毛的温情主义又显露出来，他在又一次陷入昏睡之前指示要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把审查邓案的领导权交给了华国锋而不是江青和张春桥。这是决定性的，邓极大可能因此才保住了性命。
　　以上讲述的不是一则宫廷故事，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政治对抗，是两个伟大政治家之间进行政治交接的过程。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政治家交接往往甚至是必然表现为一场对抗，后任对前任的既继承又否定，使交接成为输油管线上的一个泵站，社会进步从此获得新的动力。
　　在前任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后任试图去改变些什么尚且不易，因为一大批“忠臣”是必要为捍卫既定的原则进行顽强的抵抗；在前任仍健在时就试图否定他，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以邓小平的威望、权力和能力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换一个稍微平庸者恐怕连自己的头颅都难以保住。然而这种以卵击石的反对声音又是一个过程所必须的，它为领袖和民众都提供了一个可供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和对象。
　　中国的最有权势的一批政治领袖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坚决地选择了邓小平。
　　据一则未经证实然而可信度极高的消息说，１９７７年初以叶剑英将军为首的军事实力派领导人向党的主席华国锋施加压力要求允准邓小平重返中央参与决策。华迫于压力于当年５月派汪东兴与邓进行了接触。华同意了邓复出，但先决条件使邓必须做出“永不翻案”的保证。华和凡是派其他成员都很清楚，如果说邓是一只猛虎的话，那么对文化革命的否定和批判就是他伤人的利齿。永不翻案是为了锯断邓的牙齿。这不仅是自保的需要，也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毛在临终前已经把看守文革遗产的重责托付给了华，他不能不小心谨慎。这个人忠厚的品质表现在无论在毛生前或身后都真诚地效忠于毛。
　　邓却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毛与邓的对抗就转而成了华与邓的对抗，与邓相比，华已经远不是对手了。
　　邓用经过仔细挑选的、语义含混两可的词句勉强做出了承诺。他必须再度获得权力和在中央这个讲坛说话的机会。在中国，权力是纠正错误的前提保证，而改变党的政治路线只能由中央做出决定。民意或民众支持率只是做出决定的参考条件，在没有普选制度的社会中社会公众可以参与闹事但不具有改变政治方向的直接能力，邓深知这一点。（林彪元帅也深谙此中道理，他认为在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唯一途径是发生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他告诫过毛泽东，但毛对此嗤之以鼻）。
　　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前，邓小平就对凡是派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他甚至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为进攻的筹码而对华国锋派去的人要挟说，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就不必为我平反了。他的原话是：“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华国峰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接纳邓小平将是自己的政治灾难，拒绝邓的进入同样是政治上的灾难。邓利用民意的潮流维护了自己的政治贞节，也为华的最终下台铺设了道路，一个能够为对手设置两难处境的政治家无疑是个高手，但这个事例却有力表明了中国民众绝不仅仅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存在，只不过他们的作用需要由政治家去利用才能显示出来。
　　邓对毛的部分否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继续前进的新动力。毛的错误被揭示出来并给予纠正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国际大家庭中一个真正重要的成员。
　　　　否定毛，使邓获得了成功；邓之后的中国下一代领袖，他的成功起点在哪里？他也会否定或修正邓的路线、政策的某一部分吗？
　　　　邓对毛的否定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在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抛弃了毛的错误。二是毛的错误经过充分的社会实践检验已经十分明显，抛其它已经成为了全国民众的共识。
　　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怎样区分毛思想重的正确与错误，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则根本谈不上继承与否定。平时沉默寡言但却极有计谋的陈云轻而易举地为邓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毛的思想和言论以时间为界限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必须坚决继承的，第三个段落是彻底否定的，中间段落则参照两头进行取舍。邓按照陈云的分期法顺利地找到了“复辟”的基点，使他自己的改革战略与毛的路线某一段发生衔接，完成了以毛为起点的继续前进的中国道路的开辟工作。
　　从政治角度考虑，有继承有否定可以满足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大部分要求，从而使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获得保证。当然，陈的分期法也是邓的规诫，越过任何一条线他都将失去社会的一部分支持，从而将导致邓及改革路线的失败。从以后的实践看，邓是深明其意的。
　　时间分界法是一种政治方法，因为它取得了最佳效果，我们也可称其为科学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一个党的思想是绝对无法清楚地割裂开的。在坚决继承的部分，一定有后来终于生演城大错的原始萌芽成分；而在坚决摒弃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初始设计呢？真正科学地分析毛泽东的思想，最有效地利用这份遗产的工作，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邓的继任者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两份丰富的遗产可以继承和利用，他一吉他以后的在继任者永远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宝库中汲取丰富养份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明创造从而完成领导国家的这份并不轻松的工作。但是继任者同时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粗疏的时间分界法。在政治上，戒条也是陷阱。当社会矛盾充分展开以后，人们也许将会发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某一个正确思想不仅是智慧的带有预见性的，而且成了唯一可选择的正确的对策。突破戒条，你愿意陷入“再次搞文化大革命”的致命性责难之中吗？
　　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中国历史的一段盲肠，可以不留痕迹地割除。它的深遂思想而不是疯狂实践是人类的一份遗产。中共是相信自我净化的，不进行净化这个党很快就会覆亡。但是，当它开始净化程序时，它会发现毛泽东某些思索的深刻意义。突破就是否定，这需要勇气。
　　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它在晚年趋于保守散漫而止住了他的国家的前进步伐，相反，他太想使这个国家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进步了。为此，他当然必须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但是当他把过去正确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捧为神圣的教条以后，他的错误就发生了。强调党的领导在执政以前是成功的理论；但在执政以后，当用党的领导取代一切管理时就是一场自毁性灾难。只要是前进就难免有失误，而坚持正确也会导致错误。毛不可能逃过历史和时间设下的这两个圈套，虽然这无损于他的伟大，但他的确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文革这样的灾难。
　　问题是，毛之后的人们能避开这个圈套，比较聪明地避免错误吗？他们也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国家的进步。
　　当一个民族尚在能够使它快步前进的道路上行进时，过早地、挑剔地指明它在进步的同时犯下的错误是不明智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不友善的。因为在这一时间内这些错误与进步相比较只能是次要的或不显著的，它有时甚至表现为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一中牺牲或有害伴生物，消灭它就等于消灭了进步。
　　在中国还有一种更有趣的现象，即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每一小步突破都是以对道德堕落的承认开始的。公民追求物质利益以及对金钱的欲望是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中社会成员的耻辱，但在以后却被宣扬为经济发展中应予承认的现实驱动力。企业主管人员谋求职务利益曾使一小批人被捕并公开审判，而在以后却被用承包制使其完全合法化。承包制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的经理制更“反动”，因为承包人的获利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管理知识，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资本利益的分配。当然这种“反动”也是在进步，它毕竟比之以前的党委书记领导或集体领导而任由国家资产无效损耗的状况好得多。资产阶级自由化曾几度遭到批判和整肃，但有些被批判的东西在不久以后即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８０年代初期攻击计划经济优越性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语言，而后来人们自己把绝大部分国家计划废除了。
　　这也许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种过程也就诱惑着人们不断去寻找新的攻击目标。
　　攻击、承认、进步，这个模式体现了进步的节奏性，也表明了进步背后所蕴藏的隐患，被承认了的“堕落道德”除了起到解放思想、推动进步的作用以外，必将以辐射状向社会散步有害影响。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及其社会问题，我们无法断言哪些现象是真正的错误，哪些则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哪些现象原本是正确的但却被误解为错误。逆向考察和分析几乎是毫无益处的。从社会现象出发去上溯至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你会发现这个原因非常堂皇、正经，令你望而却步。例如，中国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弃学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原因是农民家庭生产的需要。当农民还只是在人民公社进行产品劳动时，父亲对子女的读书欲望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而进入商品生产后，即使是童工劳动，也能够很快得到现金的酬报，父亲于是成了监工。责骂农民的短视毫无用处，因为他就是农民，他只计算家庭收支账。
　　按照西方的标准，这种无法计算原因的结果的一再累积，就是社会的裂解。如果能够认为所有新产生的社会恶劣现象都起因于社会的新因素，即改革因素的加入，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非常难堪的结论：改革的结果是不断累积的社会分裂。这个结论是恐怖的，但在逻辑上确实严密的。社会分裂就是阶级的冲突。
　　中共的思想指导原则之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它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它也应该承认人心向背是检验改革政策的标准尺度。如果排出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北京市民因陷入盲目冲动和愤怒而不能做出理智选择这种特殊事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中国公众的感情与政府努力推进的改革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
　　拿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中共官员开始使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语言抱怨民众不知感恩戴德。如果仍然能够用心理滞后等民众落后论来坚决排除来自民众的对改革决心的干扰，那么改革本身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和潜在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基本的危险在于，一旦试图证明公众必然的堕后性和心理上的怀旧倾向是无足轻重的，并以此作为缝隙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把么也就暴露了公众领袖们的英雄倾向和精英意识。因为这些领袖本身又是政策的制订者，于是错误的政策或推出政策时错误的时机选择将是不可避免的。
　　政策应该是真理的体现，所以它的正确与荒谬不仅由政策推行后的社会现实来确定，而且由时间的前后移动来确定。一个政策如果在理论上是经过论证的，在实践上也是社会所急需的，而它面对的却是严重滞后的社会心理和脆弱的公众情感，它的推行将不仅为自己制造生产出数量巨大的反对者，而且也将因推行过程中发生抵制而使政策本身产生错误执行或异变，从而为反对自己生产出实实在在的证据和口实。历史将判定这类政策为失策。
　　目前的中国已经明显地进入了社会变革的加速度过程。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任何障碍或困难都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获得解决，而改革之后前面又会出现新的障碍。于是改革的速度越来越快，设计的领域也越来越宽。一个庞大的沉重的轮子一旦被推动起来，它的强有力的惯势运动是人力根本无法阻遏的。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经验，人的被动地位已经无可改变，因为硬性的阻挡将是灾难性的碰撞。举例说，如果改革进程立即停顿在目前状态下，那么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尖锐矛盾将无法解决，财政收入不足、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资金市场单一与僵化、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这些几乎全是国家命脉的问题必须仰赖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如果将改革从现有基础上向后倒退，后果将更不堪想象。
　　深化改革的困难在于它最终将碰上那些在过去１０年中由邓巧妙地闪避过了的敏感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较，过去的改革只能被称为是一种修补工程。这些敏感问题因为涉及到了国家及社会的根本性质，触动它们将与已有的成规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问题包括：国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改革、银行独立地位的确认、城市福利保障系统的调整、国家雇员及国营企业职工劳动自由制度的制订与施行，等等，这些问题组成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制度的各个具体内容。否定了它们也就是具体地改变了社会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治愈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的阐释是：一、以公有制为基础；二、非剥削化。他在以后的几次讲解中又把非剥削化诠释为“共同富裕”（１９８５年３月）或“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１９８５年８月）。
　　邓的定义中似乎排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定义中另两条重要原则，即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但是非剥削化与按劳分配只是字面上的差别，共同富裕则明显地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作为一条原则，它的作用无疑是一堵墙。
　　很明显，深化改革将与邓的原则发生无法避的碰撞。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时作了让步，他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作了让步，中国的社会公众也会做出让步吗？邓在１９７９年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进化学说理解“历史倒退”的含义，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种语言。但是一旦将原则变幻未可变通的三个软性标准，这里就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人民是否会做出“历史倒退”的理解呢？
　　已经习惯与贫穷然而比较安全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中国公众，他们在变革发生以后将会产生一种普遍的失去了靠山后的惶惑、恐惧和悲伤，他们会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抗争吗？
　　结论是不确定的。这一方面取决于新一代领导者的操作技巧和对社会运作的整体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综合环境。公众对于单一性的打击（必须承认革命是一种打击）或许能够承受，雪上加霜式的综合打击必将引发愤怒。
　　从理论上说政府应该是改革的获胜方，因为这是一场进步性革命而并非“历史倒退”。但是从实践上看政府获胜的过程决不会平坦，在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面前获胜的机率也将大大降低，甚至会成为一种不可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败、竞争家具、生活相对贫困、治安恶化等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点燃革命与反对革命两种力量之间剧烈冲突的导火索，而这些问题的产生绝对是人力难以抑制的。
　　如果再考虑进去下列因素：庞大的人口数量、低教育水准的干部和民众、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和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收入、越演越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封建式的经济割据、已经明显化了的社会人群贫富分流状况，等等，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肯定是一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处境艰难的。在他们身后，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人掀起的改革洪流推用着他们不得不向前行进，而在他们面前却是墙一般的困难、障碍和许许多多伪装得极好的陷阱。可以说，他们不会成为牺牲者的概率是很低的。这需要采取非常强硬的领导措施，使自己成为行动的主动者。
　　这些措施的形式石油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力量组成状况来决定的。从目前情况分析，由于社会公众心理之后和改革首先不是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这两个客观现实的存在，目前中国的革命具有明显的贵族革命的特征，或者可称之为精英们的事业。它的推动者主要由社会上层各集团组成，包括：国有企业主管人、地方政府官员和意识先觉者阶层（知识分子和有技能的劳动者），而一般公众只有在现实的挤压下或制度的强迫下才会发生意识转变。
　　因此，这是一场少数人主动多数人被动或反动的革命。强硬的领导措施即由此决定了它的基本形式――革命时期的专制手段。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我们经常怀疑中国当和政府领导人已经忘记或根本不理解毛泽东。他们声称在领导一场革命，但是他们却没有在革命已经发生以后像毛泽东那样做出准确的阶级动态分析和社会力量评估。毛泽东说，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根本分辨不清时中央政府的政策将陷入盲目性。
　　在改革中政府的基本立场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政策性妥协和牺牲性打击才是有意义的。政府不仅仅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它更正确的立场是代表并领导一种进步趋势和潮流。这两者之间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而在过程中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而且人民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的内部包含着许多利益互相抵触的阶级。压制与扶持并举，是所有政权都在做的两件事，他们也仅仅做这两件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压制与扶持并举的政策，一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会为进步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毛的经验仍是今天所需要的吗？时过境迁，公众还能接受类似的专制吗？谁也不能回答。
　　能够回答的是，今天的中国仍需要毛泽东的天才、魄力和无与伦比的统治技巧。
　　中国的领导人常常对来访的外国客人介绍说，中国目前社会安定，不存在尖锐的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各阶层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们而且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能够始终保持一个适当的速度，安定局面将长久地维持下去。
　　没有理由认定中国人在虚言掩饰，但他们肯定是乐观得过分了。中国目前已经大步地进入了一个剧烈的社会变动期，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对抗已经有了逐渐激化的迹象。如果说过去在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不被触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分配方式改革可以使所有社会阶层都得到程度不同的现实利益，那么深层次得体执行变革则是在各阶层间进行的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和调整，某些阶层或群体的获利将是以另一些阶层的利益被损害为基础的。利益调整的依据是全部自然法则，既包括知识、技能、机遇和信息等技术性条件，更主要依据对资本的掌握程度。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邓小平设计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程序是一致的，但远比那个设计的初始估计要严酷得多。因为富裕与贫穷之间的分化要走得更远，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富裕的基本手段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邓在１９７９年以后没有再强调过“非剥削化”这个原则，大约也是对这种令人厌恶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默认。社会及其公众能不能冷静地面对这个严酷的分化过程则仍然是一个谜。
　　目前，中国各地加速改革的势头极为猛烈。西部各省区和东南部沿海省市都在伸手向中央要“新政策”；本来只准许在特定区域实行的“特区政策”现在已经自动地在全国各地开花；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的胆大妄为得官吏为了吸引资金和技术的流入，同时也为了加强自己在国内市场得竞争能力而自作主张地推行了许多未经立案论证的“土政策”。值得注意得时，所有的这些变革和新政策的基本要点都是中央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急切地要求得到包括国有资产的控制权、监督权，国有土地资源的拍卖权甚至是法律条文的解释权。目的是释放一切可能的能量，以利益吸引为基本手段增强地方的非自然的竞争力。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始了又一轮变革和开发的热潮。在经济效益和资本收益率未获提高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１２个百分点以上。各地建立了几百个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特区”，出台了无数野政策，三个“有利于”似乎使一切胡作非为和蛮干都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这种热烈而混乱的局面就像千军万马一样漫卷而来又裹挟而去。问题在于，洪水滚滚而过之后，被它冲刷过的大地上究竟留下了些什么。
　　社会潜在的危机是极为严重的。经济列车的快速奔驰可以使危机延缓爆发但不会使它消失，相反会使它累积再累积。中国人和西方各国都不希望再一次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但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毕竟是两件事。
　　一个改革中得社会是极其脆弱的，旧的体系被冲击得百孔千疮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而新的体系的稳定社会功能尚未完全生成，社会很难在哪怕是轻微撞击中保持安定。中国是一个由１２亿人口的巨大社会系统，新的信息流入并完成它的接受改造过程，实现重组功能往往需要１０年以上的时间。时间的距离造成了系统事实上的分裂和不平等。
　　所有者一切，都是变革期综合症的显著特征。中国社会的变革期综合症有多种基本病灶，它们相互纠结，互为因果，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构造。
　　快速的经济体制变革与滞后的社会心理意识之间形成巨大落差，构成社会的各个危机点。
　　纵向逆差心理制造出改革的反对者。１９８９年，当西方公众从电视屏幕中看到密如蚁群般的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阻军队的汽车时，他们判断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民众，中国流亡作家刘宾雁甚至断言中国现政权最多只能维持两年。这些判断时错误的，因为从电视上他们看到的不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抗而是心理失衡的民众对权威和社会的泄愤，发泄之后则归于平静。
　　中国公众在产品经济下生活了多年，习惯了那个安全而又超稳定的社会，当这个社会向一种有风险、有竞争、有差别、有屈辱但是有活力的社会结构过渡时，恐惧、犹豫、彷徨等心理将自发地做滞后性调节。在整个变革期，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观念情绪和社会文化潮流都在急速流动变化，这就不断制造出负差感，产生今不如昔之感慨。这种心理潜流的基本特征是寻机发泄和排遣，而且敌视权威的倾向明显。
　　中国政府的心理学顾问们似乎一直把这种逆差心理称为逆反心理，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在于权威的滥用，完全可以通过心理技术措施实现对它的纠正。逆差心理则是社会变化的心理结果，它只能而且必须借助某个缘由发泄出来，只有当社会变化缓解时它才能根本消除。
　　社会逆差心理不是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反映，但是它的反政府倾向和反权威倾向是绝对的。在整个变革气馁，它都像一只蹲伏的猛虎，始终窥伺着目标，寻找借以发泄的偶发事件或微不足道的缘由。
　　社会逆差心理的积极作用是对政府的权力行为和政策指导行为起着监视和威慑作用，逼迫它小心谨慎从事，尽可能做到平和与平衡。它的消极影响则是趁乱打劫，使本来已经很困难的局面因为得不到公众的一致支持而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惧怕这只猛虎和为了不受干扰地完成贵族指导式变革，有些国家的政府曾企图设计一个局外目标以排遣这种逆差心理产生的社会愤怒，即转移公众的注意方向。目前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掀起的反犹排犹浪潮即属于这种情况。无意义的疯狂和无道理的愤怒是公众情绪互染的基本特征，当一个政府心怀叵测地有意点燃这种情绪并将它导向局外目标时，这个政府已经成了罪犯，因为它将民族引向了灾难。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曾在德国掀起过排犹浪潮，它的结果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政权的建立，德意志民族愚蠢地选择了战争、破坏和仇恨，从而使民族蒙受了难以洗刷的耻辱。
　　１９８７年冬季北京地区几所高校的学生曾试图开展一次针对政府的学潮。由于不具备挑起声势浩大的骚动的各种条件，这次学潮的规模极其有限，仅以几千名大学生的一次疲惫冷清的夜间游行即告结束了。天亮以后，沮丧的学生们挤进了几十辆大公共汽车，这些车时宽容大度的学校当局派来接他们返校的。
　　这次学潮虽然并未产生社会的连锁相应，但它有两个倾向非常值得注意。一是游行队伍呼喊出反日口号并高唱带有民族情绪的抗日歌曲。中日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已经使敏感激烈的青年学生产生了民族被辱感，他们呼吁市民要集体抵制日本商品。二是在学潮结束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当局宣称从学生中抓住了一个挑拨离间的混入者，政府拘捕了这个“坏人”。
　　外界对后一件事件反应冷淡，认为是中共惯常的冲淡矛盾、嫁祸于个别人的手法。但通过对公开和秘密渠道透露出来的各种消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该“混入者”的确给大学生们带来了许多他们不知道的“消息”和秘闻，并在他们之中传播者一种民族忧虑情绪。因为没有最后的审判结果，我们无法知道该混入者的最后命运，但是这一事件给人的启示是明确的，即中国社会将逐渐产生职业的“挑拨者”，而且社会人群也为这种职业提供了市场，因为社会逆差心理的负值性特点使人群的被辱情绪急于得到发泄和解脱。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未曾卷入过民族间的仇恨。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阐释，民族情绪仅仅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发泄方式，并不普遍的具有阶级内容，更不必然具备进步意义。中国目前正被卷入一股开放国门的热潮中，全民族对试图进入这快大陆赚取利润的外国人表现出令人感到拘谨不自在的热情、慷慨和大度。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而陷入低增长，人们的期望目标严重受挫，这个民族会不会转而产生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呢？
　　这是个难以轻易下判断的问题，但肯定是中国民族最危险的一个举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看法，认为或早或晚，或规模大或规模小，仇外情绪总会有所表现。很可能出现的一个镜头是，一个外国商人的一次普通性嫖妓行为被传媒渲染为暴力强奸，有哭诉有声讨，进而波及其它，进而引发骚乱。政府此时的处境是最艰难的，劝诫或平息骚乱将引起逆反心理，招致“卖国”的骂名；顺应民众情绪则使国际形象受损。
　　但是，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较平稳地度过艰难变革期，并且在国际真诚援助下进入良性循环（不出现大高潮大低谷），那么上述情境不过是恶梦而已。中国已经跨上了世界的列车，世界也被捆在了中国的列车上。这时，民族矛盾更多的以经济的矛盾的替代形式出现，是不公正国际经济结构的反映。
　　中国社会中逆差心理最重的人群是中青年农民。农民的社会地位指标系上出现了多项负值。其中，迅速发财致富的高期望与客观上的不可能之间的巨大落差和城乡差距在改革后并未缩小并且正在逐渐扩大的严酷事实，这两项负值对青年一代农民的心理影响是悲剧性的。据“美国知音”记者的报道，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沮丧情绪，特别是在中西部单纯依靠种植业的省区里，农民对前景的悲观失望表现在他们开始痛恨一切官吏。对中共的咒骂和队官员的不信任是公开的。
　　又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在农业区农民愤世情绪可能借以发泄的媒介无几乎数不胜数。工业产品的价格、乡村发展所必须的捐费、某项政策法规以及乡村行政官员的一切权力行为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愤怒爆发。
农民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动荡的“高危”群体。
　　一个单纯农业社会的国家不存在类似问题。亚洲的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农民群体较小，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可以是放弃土地逃向城市，而城市则可能以轻贱的态度接纳他们。中国的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所有主动的或自发的方案都成为不可能。放弃土地的农民如果达到１０％的规模时，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饥馑；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将是城市的灾难，在那里发生的阶层对抗将以犯罪和破坏的形式出现；鼓励农民在乡村的土地上开办工业项目是符合人权法则和公平法则的，但是从长远的经济效果看这是一项后患极多的短视政策。大量低技术、低税收、高污染、高耗能的农村工业品只能以行贿的方法挤入有限的国内市场，很难说这是对国民经济体系的有益行为。农村采矿业的肆无忌惮地发展对国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村办煤矿的回采率普遍低于３０％，而对有色金属矿产的利用率甚至不到１０％。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时地方官员曾引导他参观了一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电冰箱生产厂，告诉他这是农民办的“乡镇企业”。邓在极表惊讶的同时是不是也会产生错觉呢？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破坏性的原始工业盲目发展只能听之任之，不是出于官员的无知，实在是出于无奈。真正了解农民，对农民不惧怕不迁就并且能够有效管束的人，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邓小平在这方面对中国政权建设的贡献是，他一再对那些认为农民淳朴厚道可欺因而漫不经心的官员们发出告诫：必须认真解决农民的问题，否则农民将向我们挑战！
　　横向攀比心理制造着社会隔阂，并由此而发生社会分层。攀比心理的基本特征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的意识中存在一条均等线作为衡度自身和对象的社会地位标准，并且仅仅是单向地向上攀比，对超出均等线以上者产生强烈忌恨的同时对自身产生被虐幻觉和怜悯。
　　局部范围的相互攀比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一种现象，它之发生在同一阶层内部或两个阶层的衔接部分，它的基础是对荣誉感和尊敬感的歧变型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攀比并且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情况在人类的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仅发生在不同阶层之间而且通过心理演变使阶层界线变得清晰可辨。这是中国和前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因为人类没有先例，很难判定它的最终变化方向是什么。
　　发生的原因是清楚的，专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当一个社会由人为的平等进入自然的不平等时，事实上的差距与意识、感情、道德上的不适应时产生攀比性社会心理的根本原因，而社会缺乏宿命性宗教的保护以及社会没有颁布明确的反平等纲领则是辅助性原因。真正的幻觉是对绝对平等的追求，而绝对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反动。所以，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结果和性质评价也是两方面的。在主观上它要求社会倒退到过去的平等去，在客观上它从意识上把不平等的事实确定了下来，它完成了从无阶级到有阶级的过渡。这种过渡一旦完成，社会攀比心理将立即转变了它的存在形式。
　　如果说纵向失衡必然产生愤怒，而愤怒必须得以宣泄，而横向失衡则只产生忧郁，忧郁根本无法宣泄。后一种心理失衡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更危险的情绪。因此有的专家称它是阶级仇恨的初始状态和原动力，或者至少是阶级意识生成的培养基。
　　横向失衡心态的持续存在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说旧式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意义不大的朦胧的社会冲突，那么由这种心态培养起来的新的反对派则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斗争目标，而且他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的宣传对象以及依靠对象和同盟者。当这种失衡最终转变为某种觉悟时，社会冲突也就具有了阶级性质。
　　在中国访问时发现中国人最忌讳讨论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官员们矢口否认有这种可能的存在，他们只是低调地谈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传统心理，讥笑自己民族意识上的不开化状态。中国心腹地带的河南省和湖北省曾发生过几起偶发性的农民集体对抗政府司法机关的案件，对这种现象所显露出的社会未来趋势的端倪，最明智的官员也仅仅表示了“不平则鸣”的理解和同情。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阶级分化趋势也是茫然不悟。一位自称是“死硬持不同政见者”的大学研究生解释说中国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大陆和台湾。他本人虽然对中共持不新任态度，但是坚决反对台湾的脱离中国的企图，如有必要，他愿意为此而投入战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挺热情的爱国者。
　　中国统治者中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敢于毫无顾忌地大讲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大讲你死我活的阶级恐怖。这是他晚年犯下重大错误的意识上的原因，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实实在在地只存在一个半阶级，即名为资本主义而实际上与资本并无联系的工农劳动者和并非资产阶级却代表国家掌握资本的干部阶层。干部阶层并不是一个完整形态的阶级。但是毛泽东仍是个有先觉才能的最智者。面对一个平静的极少波澜的社会，他的平民意识和被虐幻觉却非常浓重，他为未来中国无可避免的阶级分化而深深忧虑。他终于发动文化革命，不能排除他试图组织这种趋势的可能。
　　中国现在仍未完成阶级分化，只是有了贫富区别。但是一切迹象都在表明阶级分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因为贫富的区别之大，已经不能再用知识技能和勤勉程度的区别来解释贫富区别的发生原因了。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已经公开承认了非劳动性收入的合法性。这样，依据对资本的占有程度而形成的真正贫富差别将会出现。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避的事实，即社会分化过程与改革的过程是同步状态，同时开始，同时完成。应该说明的是，与两个过程结合以后社会应进入一个高层次文明期，这是形成的阶级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阶层，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必然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和对抗，它们可以也只能共生共存。但是从对社会财富的拥有以及获取财富的方式上看，他们完全是严格定义上的不同阶级。
　　中国的情况与绝大多数国家可能出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的特殊条件，它在一个时期内无法走别人已经走通并取得成功的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材料，目前中国公众民有资金的总额已经超过了两万亿人民币元。这个数字大约是国有固定资产价值额的两倍。而在改革初始的１９７８年民间资金力量只是国家资本总额的１／２００。这种变化和这些数字的意义是深刻的，它至少说明了４个问题：
　　1. 改革的实际结果与它的初始设计已经发生了分离。 国家力量被相对削弱，而民众资金力量却迅速崛起并变得越来越强大。改革不可逆转，而且改革的方向已完全脱离了指导者的主观意志，呈自然运动状态向必然目标自然运动。
依靠国家公有资产是社会全体成员保持大致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基本运转方式的变化无可避免。
　　3. 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已无力控制民有资金向资本形态转化；民间资本的自然运动必然重复资本由积累到积累集中的过程；以资本占有为依据的阶级分化成为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臆测。
　　4. 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社会斗争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含义。
　　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决不能武断地说这个过程一定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对中国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偏下的人口素质，低经济发展水平和除人力以外所有资源的匮乏，特别是发展的不均衡，这些基本条件的存在要求社会安全必须以低水平的平等作为保护。当这种平等一旦被破坏，社会的安全、秩序以及社会进步都将遭受毁灭性破坏。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是正常的进程，发生在中国就是一场民族悲剧。
　　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理想而斗争的献身者，他们也在为这种悲剧的可能出现而焦虑不安。从目前中共决策层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去分析，他们似乎企望依靠“宏观控制”这个手段去强行扭转某种趋势的发生，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力量只服从利益的指挥，而国家已没有力量拿出更多的利益去支配民间资本。即使可以这样做也只能取得暂时性的效果，从长远看这类措施如同割自己的肉去喂食对手，力量对比将更趋恶化。
　　宏观控制的基本含义是用经济手段作为杠杆去调节“力量”的作用方向，也就是用利益去指挥力量。一种悲观的估计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做这种调节的物质力量和最佳时机。宏观控制的另外一些做法是把另一种力量引入经济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名称是“权力”。用专制或不讲道理的手段强行阻遏、导引、中断某种有害进程，例如中断民有资金资本化进程，在特定国家特定时断具有完全的合理性。目前的中国急需权力的干预，因为社会和它的人民还没有做好面对变化（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的准备。
　　资金资本化的倾向已经日益明显，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正在对此进行顽强的抵抗。双方斗争的焦点和主战场是在国家银行，即对国家银行保有的资金的争夺上。
　　中国公众手中的资金绝大部分是以国家银行（中国目前尚没有私营银行，但已经存在秘密的地下资金拆兑融资市场，这是又一个危险来临的信号）存款的形式存在的， 存储余额已达到1.4万亿人民币元和约１００亿美元。这股巨大“力量”的进退和取舍实际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国家之所以能够使社会基本上仍按传统的运转方式运行，保持着有控制按计划的改革程序，或者社会之所以仍然能维持安定和秩序，基本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在目前仍由国家以低利形式占用。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股力量不再安分。首先是新的一轮经济开发热潮引发了新的一轮价格上涨，与城市居民密切相关的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幅度已超过１４％，而银行储蓄利率仅为１０％左右。两相对照，中国民众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银行里的储蓄看似安全实际上却在逐日贬值。他们开始惊恐不安，但是他们毕竟已经开始成熟了。政府很可能希望利用一下民众的惊恐，促成部分资金转化成社会购买力，从而不仅刺激生产而且刺激市场。因此在压力下政府坚持不做出类似调高利率的动作。但是１９８８年的抢购劣质日用品的风潮完全没有出现，僵持的结果是民众的觉悟和反叛。在观望了几个月以后，民间资金开始从银行流出，先是抢购黄金和硬通货，随后即转向有利可图的其它各项投资事业上去了。民众的考虑是简单而又实际的，他们不愿看到这一笔节衣缩食积蓄的货币被无形掠夺，他们渴望着笔钱的保值和升值，因此，他们的背叛以及寻找投资出路是无可指责的。
　　另一方面，经济开发热潮不仅刺激了对资金的渴求，而且为资金迅速获得高额利润造成了数不清的机会。国家的宏观控制措施是银行能够提供的贷款数额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许多机会只好眼睁睁地错过。于是，经济开发的热衷者们开始转向民间渠道去筹集资金，而民间资金也恰好正在寻求出路，供需双方一拍即合，短短的半年时间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的民间投资财团。
　　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民间投资公司在与中央政府争夺民有资金时既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又带有明显的赌博性质，凶狠而不预留后路。它们以高出国家银行一倍至两倍的利率无限量地吸引零散资金，并立即把这笔资金投入赌戏中。风险极大然而能在短期内即获厚礼的地产投机是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赌博游戏。
　　很多迹象表明，国家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分支机构的干部为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诱惑在这场资金外流的风潮中起了中介作用，因为原则上一切集资活动必须由银行批准或提供担保。在过去的改革中已使地方银行机构的利益独立化和合法化，这就为叛卖提供了借口和埋伏下了必然性。
　　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联合反叛，参加者是地方政府、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和企业及部分民众。国家银行资金大量外流，私人资本却在投机和哄抬中成倍增长。这个过程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已经越演越烈了。
　　可以提前告诉人们这个过程或这种反叛的最终结果：这是一个资本集中的过程。绝大多数卷入经济开发的民有资金随着投机事业的失败而化为乌有（中国目前还不存在破产概念，民有资金大部分为工薪节余，因此对民众只是被掠夺而并非破产），或因通货膨胀而实际贬值。这些投入资金在过程中变成了少数投机获胜者个人拥有的资本，过程不断重复就是资本的集中。
　　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目前掀起的地产投资热潮中，已经有数额巨大的台湾资本卷入了进来，在台湾本岛已经形成一股对大陆地产投资热，台资登陆的范围已不限于沿海的几处滩头阵地，中西部多处都插上了台湾资金的旗帜。冠冕堂皇的口号是爱国与合作，实质内容确实赢利赚钱。如果资本集中的过程以台资壮大而告终（概率极大，凭其资本的雄厚和经验的丰富，大陆资本绝少取胜的机会），那么这一过程将涂上可笑的政治色彩。台湾的一位新闻界人士面对着台资登陆曾调侃地说：大陆已经光复！
　　国家政府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仅从经济角度研究对策，只能陷入两难之中，大幅度提高利率已开展对资金的争夺，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相对降低，由此而发生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民间工业生产的打击将是很沉重的，政府的加快发展速度、扩大有效需求（保持市场繁荣）、充分就业以维持社会稳定、增加劳动者货币工资等一系列目标肯定会落空。然而以通货膨胀或增大财政赤字、印制纸钞的办法市民有资金发生事实上的贬损，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下下策。明目张胆地掳掠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叛。仅仅是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抢购大风潮、物价狂涨大风潮和随后必然引发的政治抗议大风潮就足以使整个社会崩溃。类似的过程在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已运行过一次，政府肯定是不愿意在一次重复这个可怕的过程了。
　　西方的一些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运用行政手段迫使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当下降，这样不仅可以使地产投机和债券投机等泡沫经济的有害之火自然熄灭，而且可以减缓物价上扬速度，是社会安定程度加强。更重要的好处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等同于社会变革速度的减缓，这样可以赢得一段缓冲时间，使民众的心理意识得以从容地适应和转变。
　　这个建议肯定是善意的，但中国政府仍难以接受。在主观上他们似乎非常忌讳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过“热”的情况，因为这等同于承认在指导上发生了错误。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目前也难以承受低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速度一旦减缓就会形成连锁性反应，市场、生产、财政收入、企业亏损、债务以及对外资的吸引等问题都将无从解决。仍然是那个基本估计，这个国家已跨上了高速奔驰的列车，它决心忍受一切牺牲和困难在车子上坚持住，当车子到达终点时，人们盼望着那些根本性的矛盾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良性循环将从终点站开始进行。
　　李鹏总理在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之后曾对国民提出了一个要求合作与和解的口号：勒紧裤带。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全民动员方式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在一列奔驰的快车上坚持住不被甩下来，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理解与合作，共同承受牺牲。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企盼中的终点站将难以到达。
　　由此我们想到了共产党的另两件传统武器：思想说服工作和权力。
　　如果思想说服工作不被滥用为思想恐怖，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中共干部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那么民众中的多数人是可以接受劝导并服从全局利益的。因为在一个长时间内，国家的利益与民众个人的现实利益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结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传统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效力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这种教育常常不能自圆其说，随风转向并带有不加掩饰的压迫震慑色彩而在民众中引起了心理上的厌恶感。加之干部中的一些人作风腐败，已经很难以身教人。但是无论如何，思想说服这种社会工作方法是可用而且必须要使用的。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方法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效力。６０年代初期的全国性大饥馑和工农业生产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做思想教育工作说服全社会团结一致渡过难关的。那个年代中国居然没有发生饥民暴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企望思想说服工作能够在９０年代继续发挥作用，中共除了要搞好干部的廉洁之外，它还必须改进说服的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在面对民众时，他们必须做到诚实。诚实，就是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民众。虚假的乐观就是欺骗，哪怕是出于鼓舞士气这种善良的愿望也不允许再一次蒙骗民众。
　　当一个社会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分化时，大多数民众能够保持冷静是因为他们发现政府的权力仍在政府手中。政府在社会分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即它的立场问题。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制度，民众无法通过选举议员来确定自己对政策的选择。即使如此，政府近凭良知也应该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代表最一般民众的。
　　无论是否承认社会分化或阶级分化，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企业的生产只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产品生产，它们的生产目的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规定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企业一旦进入商品生产的轨道，有了它自身的单独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必然与社会利益发生某些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至类似逃税或提高物价等法与非法的黑色较量， 而是良性压迫与对良性压迫的拼死反抗。 李鹏于１９８９年底推行的“双紧方针”，财政与信贷大规模紧缩是对市场的一次良性压迫。在增强竞争力度的情况下，它要求企业必须进行良性调整，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并采用新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降低能耗和产品成本。只有企业在这种良性压迫下完成了自己的技术更新。以产品的新价格和新面目投入紧缩了的市场参加竞争时，企业的利益才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取得了一致。
　　但是，李鹏遇到了最激烈的抵抗。企业采取的抵抗手段卑劣而又疯狂，１９８９年后中国至少出现了三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企业以行贿手段开展非法竞争引致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企业强行进入无资金无市场生产引致全国性的债务危机和库存危机；企业为进行非法竞争采用仿制滥造手段引致全国性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非法竞争只要能够赢利就具有了导向作用，一批循规蹈矩的企业主管人员因“无能”或无胆量或太有良心而被企业职工弃用。李鹏的两年经济调整期没有引发全国性企业技术意识增强和技术革新热潮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避免另一次无奈的调整期的到来。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企业即它们的代理人――地方观念浓厚的地方政府还在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结束调整期，刺激市场的复苏。这种压力也反映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仅仅是以地方普选方式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这些“国会议员”中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员或企业主管人。少数普通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引起文化和政治素质问题很难在关键性政策问题上做出代表“人民”的选择。而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器重和信任，他们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运作过程也许是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下， 决策圈子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争论是不得而知的。 但是“松动”却是悄悄地发生了。
　　中央政府运用权力的方向不应是针对民众或银行的出纳台，它必须首先用权力迫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权力与法律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对地方的制约更简练有效，因为它可以仅凭结果而不必寻找证据就对干部予以处置。当一个地区可以制订地方性法规认定“行贿”是合法行为时，法律尤其显示它的苍白无力。
　　据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专家们提供的材料，中国政府官员甚至是普通体力劳动者都认真地读过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的一些官员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能熟练地背诵马克思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警句。但是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在那里竟没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着中国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可惜，没有人为此而忧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的官员悠然自得地说：秩序加强宏观调控，把牢供求总量平衡这道关口，一切都将顺利进行。
　　是的，顺利地完成“过程”。
　　邓小平曾一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一旦这个社会分化出不同阶层的话，它们之间很难采取共生形态，阶层之间的斗争很可能以比较野蛮的形式进行。这将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灾难。
　　横向攀比心理也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必然性意识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由一般性社会情绪向危险的爆发点发展。这个过程的阶段性特征恰好是社会分层状况的衡度计。
　　在初始阶段，表现为一种向上的情绪，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上层社会”的圈子，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以能进入这个圈子为荣，富翁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成为社会的时尚，被先是城市后是乡村的人们争先效仿。高消费品成为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超出购买能力的追求高档消费品成为一般家庭的苦恼。
　　社会分化的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是：专为社会上层人士设置的消费场所的建立。例如，私立学校，高收费诊所和舒适病房，贵族体育俱乐部及高价精品商场等等。这些场所的设置不仅仅是为了提供高价然而是舒适优良的服务，它们的出现的客观作用是为上层人士提供了彼此熟识交往的社交场所，使这些人数虽少但却富有能量的人物得以组合成“团体”。
　　发展阶段，表现为一种沮丧或绝望情绪。黑社会犯罪组织、嬉皮士青年和落魄文化人团体大量出现。对服装的追求是两极化趣向，奇装异服、肮脏衣装和华贵西装都拥有大量的喜好者。酗酒现象将相当普遍，开始出现城市型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在这一阶段社会下层人物已经不再关心政治，但是针对社会的报复和发泄性的犯罪行为开始发生，特别是类似对公共建筑物的爆炸、纵火和投毒等恶性案件将时有发生。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往往能得到公众舆论的姑息和同情，舆论和道德发生分裂。
　　可以确证社会分化已进入这一阶段的明确标志是：因为经济困窘而发生的离婚案件和由一切原因构成的自杀案件数量急剧上升，非遗传性精神病发病率增长明显。
　　完成阶段，社会表现出沉默和消沉情绪。这一阶段的明确标志是：皈依宗教的人数激增，秘密政治团体、激进的文化人团体、城市武装小组相继出现。非法的或合法的反对党成立并有不断壮大的趋势。
　　在上述关于个阶段特征的分析中，没有列入军队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特殊表现，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军队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基础，难以做统一的特征归类。而在事实上军队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是十分鲜明的，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衡度计测试社会的变化。随着不同阶段的临近，军队在政权中的地位、对文官政府的权力制约状况、纪律、职业化和官兵关系等方面都有着方向特定的变化。社会分层，军队自身也会出现裂痕，但是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反叛的情况只有在国内战争已经爆发时才会出现。
　　中国目前已进入社会分层的初始阶段，这个判断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令人吃惊的是它在进入这个巨大历史变化的前沿阶段时表现出来的积极、兴奋和迫不及待，几乎所有的典型特征和非典型特征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显现出来。社会平静地接受了变化。对于这种情况所能做出的合理解释是社会对于进步的本能性迎合和渴望，因为一个贫穷的又及庞大的社会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里竟人为地保持了统一而没有发生社会分层毕竟是非常不自然的。（城乡之间以及干部和民众之间已经具备了分层条件，由于同样的人为原因而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离）。
　　但是，社会分化的速度过快和民众态度的过于天真和乐观，实在是蕴含着台大的风险。因为当完整地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各种变化以后，社会将在惯势作用下，加速度地进入下一个分化阶段，光中的心理根本来不及做出调整，无法接受哪些接踵而来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政府大约会针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反击以安抚民众，但是这类反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不可能取得效果。
　　因此，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社会在进入分层的第二阶段时，社会环境将发生恶变。不仅一般的对抗行为会以更激烈的方式进行，而且某些至应该在第三阶段才可能出现的特征性行为也会提前出现。
　　激烈、政治化和非理性，很可能成为中国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行为特点。
　　无法建议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制止社会的这种自然滑动，因为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它是无法扭转的。中国人曾做过努力。１９７８年开始进入改革进程以后，几任政府首脑和当的总书记都非常明智地甚至是带有预见性地对社会的“堕落”进行过严肃的斗争。这期间曾开展过几次以净化道德、纯洁意识为目的的社会性运动，包括重提学习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建设精神文明活动以及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等等，如果再计入先后几次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那么这十几年的时间几乎是由一连串的运动组成的。然而，这些社会运动显然带有太多的官办色彩，最热情的一方是政府本身。关于这些运动的效果，官方与民众的评价也相去甚远。官员们在对外国来访者的谈话中坚决否然这些运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似乎一切都是满意的。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却乐于看到官方的努力付诸东流。
　　幸灾乐祸是一种对抗情绪，也是心理是衡的反映，无非是以恶毒来发泄而已。
　　承认分化并找出造成分化的加速度进行的真正原因，这是中国领导人目前应该致力的一项工作。
　　西方的专家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观念上犯了一个重要错误，他们似乎根本不能理解政权内部也有一个利益对抗和分层问题，而且这种对抗是一种天然行为。
　　中国人正在重犯他们的祖先在纪元前一千年时的“错误”。周天子裂疆封侯，是因为中央政权没有力量有效地治理如此广阔的疆域。因此天子给了公爵、伯爵和南爵们以相当充分的自主权，调动他们开发封地经济的积极性，希望枝荣而本固，中央政权和中央之国可以收到更多的税奉因而更富强。但是事与愿违，演化的结果是诸侯纷争，百家争鸣，中央政权一再衰败终成傀儡。
　　中国人人为那个时期是本民族最值得骄傲、最辉煌的时期。天子、诸侯、大夫、家臣，层层分权，层层架空。当最终失去了权威和中央控制之后，生产发展了，思想学术空前繁荣（诸子百家即出现在这一时期），社会迅速进步，由残酷的奴隶制过渡到比较文明的封建制农业社会。
　　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强调的是简政放权，给地方或企业以自主权和积极性，其出发点与三千年前相似，希望枝荣而本固，或用《人民日报》引用的民谣语言：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
　　在改革初始，中央政府即规定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收益分配原则。１９８３年这个原则又被具体为“个人拿小头，企业拿中头，国家拿大头”的指导性分配方案，各地方政府甚至用文件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了“大头和小头”的百分比率。但是，十几年的执行结果却是大头与小头的倒置。国家的相对贫穷和地方及个人的绝对富裕成为鲜明的对照。
　　问题发生在观念上，传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化竟使政府主持者陷入认识的误区，他们天真地认为在共同理想的大旗下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天然一致；而不是天然对抗！
　　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理由要牺牲地方利益去效忠，特别是当官吏任免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后，地方官吏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就完全失去了一切基础。他不再和国家或全局利益有任何道义伦理的关联。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这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国家将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拔权和任免权交给急切盼望迅速致富的地方上的“人民”，又将选择企业主管人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干部权绝对是资产权，因为一切干部从来都只向直接有权任免他的“人”负责。干部任免权的这种变动，从一开始就表明中央政府决心牺牲资产国家所有制的完整，以换取较高的经济效率。或许中央政府仅仅想到了效率而对其深层后果茫无所知，不懂得干部任免权的迁移完全等同于资产所有权的迁移，企望从新增效益中由国家收回“大头”。这是天真的。党指挥枪是因为党有决定干部命运的权力。当党中央放弃这项权力以后，枪只能听命于各个山寨中的“山大王。”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曾被各级地方干部虚夸浮报成绩的恶劣行为气得捶胸顿足。如果按照下面上报的“成绩”进行估量，中国仅仅再用３、５年的时间就会“超英赶美”，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梦想。毛等人后来在经济指导上一再犯错误，肯定与地方虚报成绩有关，他们无法看到真实。３０年以后，中国的地方基层干部仍在向上封锁，但他们这一次却是瞒报收入、产量和增长。瞒报的目的无非是封锁财富以利己利地方。中央政府仍无法看到真实，低数字汇总隐瞒了超速增长的客观事实。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分配有两个古老的公平原则，即按劳分配和按资本占有产品。当一个社会的分配制度中前一个原则从属于后一个原则，即通过劳动来分享和占有生产成果从属于按资本占有产品，那么这个社会就完全具有了资本主义公平准则的特征。
　　中国是否已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向它的国民讲清楚。一方面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断生产出来，并不断积聚成富裕和贫困的分化，另一方面又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教育国民。观念的虚幻和无依据，与现实的残酷和不可逆转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旦虚幻破灭，社会将处于受骗被愚弄的绝望之中，一般公众和干部的心理是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
　　１９８９年以后，邓小平一再告诫他的继任者必须时刻警惕“舆论导向”问题，绝不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后退半步。但是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官办传媒却从两个方面极力使邓的意见发展为一种错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杜绝一切“自由化”痕迹，向社会灌输虚幻的美妙的空想；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的争论中却极度自由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方向中央争权的战斗中。一位德国游客在中国逗留的１０天中，至少有３次从官办电视节目中看到企业主管人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抱怨。这３位国营大企业的主管人说，他们的企业之所以竞争不力是因为中央放权不够。他们强烈要求与私营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种言论在西方人看来如同政变宣言一般令人惊心动魄，但是中国官办电视台却不受约束地为他们提供讲坛，而官员和公众听到这些宣传几乎全都无动于衷。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的结论；中国社会维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主要依靠这些国营大企业的支撑。而当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摆脱了对国家的义务的负担，“同私营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还能够存在吗？
　　取消社会主义，在将来是否可行暂不去讨论，在目前是绝不可行的。社会和社会公众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在中国，私下里发表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违宪的，但是可以公开地做诋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宣传，堂而皇之，大义凛然。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问题仍然是人们的心理承受问题，当有一天一切都从基础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天真地以为他生活在安定的社会主义中。受蒙骗是凄惨的。
　　人们对毛泽东的误解是多方面的。毛在晚年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绝不仅仅是梦呓般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叹，他决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权利”进行妥协，肯定是考虑到了公平与效率的尖锐矛盾。毛不惧怕任何人，但他惧怕他的国家永远贫困，他必须向效率妥协。
　　没有人理解他。张春桥奋起对这个资产阶级权利进行口诛笔伐，已经违反了毛的初衷；文革结束后人们对毛的批评，又误解了他的本意。
　　在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解决人民温饱需要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平；而刺激生产积极性和加快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则必须借助“资产阶级法权”以提高效率。公平是对效率的损害，而效率也会打破公平。
　　毛在两难选择中肯定没有忘记效率问题。因为他赞扬了列宁而批评了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茂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毛在这里有发牢骚和自我解嘲的意思，表达出对国家状况的不满意，但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无法在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中做出两全的选择。他的晚年经历表明，他试图用革命的办法打破怪圈，既维护公平又用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提高效率，但是他失败了。毛的伟大和令人尊敬，就在于他明智地承认这种失败的结局。
　　毛泽东失败了，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呢？毛的失败是说明在中国绝不能将公平与效率截然分开呢，还是说明可以反毛泽东之道而行，放弃公平而追求效率？
　　能否正确地总结毛泽东，决定着以后的中国领导者和这个社会的命运。
　　一些激进的经济理论家向中央提出一个新思路，暂时牺牲公平，以高效率实现财富迅速增长从而实现新的高档次的公平。这是一个诱人的然而却是有害的建议。且不说由效率产生的收益根本无法成为国家政府的财富从而成为新公平的物质基础，效率由于起点的不同而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将不断放大不公平；即使这条建议完全合理，那么也是一个时间延续很长的过程。在最终达到新的公平之前社会现有的公平将严重瓦解，社会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牺牲吗？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时间说明，这个社会的公众难以容忍对公平准则的放弃，即使是暂时的局部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之后反复告诫他的继任者，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又一道难题，稳定的基础是要保持大部分社会既有的公平制度，而这样做要对效率做出限制，例如限制国有企业的自由竞争能力。这样做能够不招致地方和企业的抱怨吗？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们常常能够深切地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做出政策决定时的艰难，也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政府的人民性。人民在分层分化，政府绝不能走在社会进步的前方去领导或开辟进步的道路，它常常只能也必须站在落后的那一部分“人民”的一边，对社会的进步做出限制。
　　英国记者达尔文?史特写道：这个政府不会产生出永恒的英雄，它只是不断制造出悲剧中的人物。史特的话是耐人寻味的，他或许能够使人们增加对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增加对他们的尊敬。
　　中国在进入了改革进程以后，社会发生了急剧、复杂、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本质性的，而且方向不一，难以把握。许多关系因此不得不做出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等都在重组之中。
　　人们在变化面前突然失去了可作为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感到迷茫、焦虑、无所措。社会心理表现得极为敏感和脆弱。无定向的局部变态失衡心理成为又一种主要心理特征。这种变态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生存环境，造成人格的自我污损，而且作为改革的伴生物，它间接或直接地调节着社会变化的裂度。
　　局部变态失衡心理在中国社会的突出表现是信仰危机、原始利己主义情绪、破坏性抗议行为非职业化倾向。
　　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期间，一位参加绝食抗议而体衰被送进医院的大学男生对前来探视的李鹏总理讲述了他所以要参加抗议活动的心理原因。他说，大学校园里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学生们沉迷于出国留学、搞女人和赌博性娱乐，他和他的同学们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位大学生的话感动了全世界的人。
　　中国没有宗教生活。人们的信仰来自于某种思想体系或伟人的教导，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替代宗教的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在发生着。问题是人们信仰所寄托的这些思想太道德化和政治化，既不能超脱于世俗之外，又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大千世界，所以始终未能成为人们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
　　社会需要某种共同的信仰以保持它的基本稳定和发展的连续性，中国为社会提供的是具体化为毛泽东语录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毛泽东的话由于其阶级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特点而不具备成为一种宗教的条件，所以，在毛泽东之后，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中国会发生信仰危机是预料之中的。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危险的。邓小平曾极力使中国避免这种危险局面。１９７７年他在重新掌握权力之前，立即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出重塑毛泽东思想的形象。４月邓给华国峰写信呼吁“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稍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信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党，来指引我们前进。”
　　邓是否在那时就预见到了以后将发生的信仰危机，我们无法确认。但是邓显然在第三次崛起以后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即他必须做的一系列工作中都将产生一个副产品，即严重损伤毛泽东的形象，破坏人们对毛的迷信和崇拜，从而动摇三十几年来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信仰。两难，投鼠忌器，邓在苦苦思索如何把这两项工作有说服力又合逻辑地联结在一起，既要做工作又不伤害毛泽东。
　　这些工作件件都与毛有直接关联：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政治上搞垮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最后捍卫者――华国锋派别，这样做将否定毛泽东是一尊神，毛的话并不是句句都是真理，这个观念播入了全国民众和党的意识中。信仰的政治化在这时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缺陷，政治上的一种必然性为就不得不伤及信仰本身。如果人们再把信仰偶像化，认定毛泽东个人就是信仰的具体代表，那么华国峰就是护法神，而邓小平却成了信仰的背弃者。这是一种不健全信仰的合逻辑的结果。邓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绝对必要的，这在以后的中国发展中被证明了的事实，但是邓本人是绝对不想动摇毛泽东的威信的。
　　接着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条件和它的必然结果都是确认毛泽东本人对国家、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严重错误，而不仅仅是个别言词有误。邓小平和中国公众都曾试图在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的同时尽可能地为毛泽东开脱。把他描绘成“伟人犯错误”而把更多的血腥罪行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负责。但是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说服不了他们自己。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革命并将领导文革的工作托付给了两个集团，毛难辞其咎。邓小平、陈云和彭真这些老一代革命者决定尊重历史和事实，“为子孙后代负责”，在对“两个集团”的１０名主犯的公开审判中并没有把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责任推给他们。
　　紧接着是为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诬陷打击的人彻底翻案、平反昭雪，包括为３０万“右派分子”平反。这些举动当然是公正的，但它也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失误，建国以后毛在政治指导原则上、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上以及经济指导上都犯了一系列看似非常愚昧的错误。平反的材料完全一边倒，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在这个“新社会”受到迫害和打击，而毛不仅是在认识上陷入了错误，甚至在道德上、精神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毛的形象受到损伤，毛与共产党人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决策原则也受到普遍的怀疑。
　　许多内幕材料被披露出来。要命的是这些材料往往是“受迫害”一方的一面之词，他们把自己涂抹得无辜又无邪，忠贞而又善良，但他们受到了毛本人或共产党的打击。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没有人站出来讲清真实，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舆论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在８０年代的最初几年，任何试图为历史作辩护的言论都受到舆论的抨击，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拿着一顶顶“保守派”的帽子给人乱扣。从一种不公正中拔出脚来又踩入另一种不公正的泥潭，中国知识界的不成熟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毛泽东个人形象受到不公正的污损本不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形象本身也欠真实，沾染有过多的涂抹色彩。但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形象上具体地寄托了社会的理想和信仰，寄托着一种人民已经接受了的社会生活方式，对它的任何损伤都是对社会信仰的瓦解和动摇。
　　毛泽东不同于中共历史上的陈独秀和王明。后两个人的错误也导致过中共大批党员改变信仰，但中共最坚强的一小部分人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因为陈独秀和王明并不能代表共产党强硬派（毛和邓都是这一派别的骨干分子）所坚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他们的错误丝毫不能说明这种思想必然要破灭。换一个说法就是，陈独秀、王明以及一共十个反党宗派首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或叛卖、或逃亡、或犯下左的右的错误，都与革命的主线无涉。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按照这条主线的指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条主线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遥远的、文不对题的、欧化的，这个主义在中国就是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的形象受到损害时，这条主线也就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从现在看，这或许是中国在摆脱文革走入改革进程的过程中付出的最大牺牲。因为这条主县（它是一条能够延续的生长中的线索）的另一个名称是：独特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当这条主线的某一段落变得模糊难辨以后，中国人向前继续迈进时将方向不清，道路不明，犯下更多的错误。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是清楚的。中国不可能走亚洲四小龙或日本、欧美走过的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贫穷、文盲众多的国度，它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循着毛泽东的足迹延长线走下去，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如果说不对毛泽东进行批评和必要的否定中国就无法迈出下一步，那么仍有必要对这种牺牲或痛苦的副产品做出限制，使它不至于产生波及面太大的灾难性后果。进行这种限制的唯一可行措施就是及时塑造新的偶像以代替毛泽东的位置。
　　从原则上看这或许是愚昧的，是反现代文明的，但是从实践看，这样做对于中国却是绝对必要的。中国的明天是走向现代文明，然而它的今天并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必备条件，它必须首先把今天的日子过好，否则它就永远也没有了明天。明天或许是孩子们各自独立生活，但是今天他们必须服从家长的管教，否则他们无法安全地长大。
　　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指手划脚地加以指导，这是可笑的。因为它们在达到比较高度的文明之前也走过一段愚昧、野蛮的道路。愚昧、野蛮是文明和进步的基础和手段，这是世界历史所讲述的一个浅显道理。
　　中国的现实需要一尊新偶像。但是它似乎错过了这个机会。
　　邓小平坚决拒绝出演这个历史赋予他的新角色。他公开说出来的理由是反对现代迷信，他认为领袖个人迷信给党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是巨大的。邓小平就曾深受其害，他先后两次被无端地逐出中南海，都是仅凭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决定了，邓甚至没有申辩的机会。
　　邓厌弃新的造神运动的另一个证据是他与华国峰的交恶。华热衷于接受民众和干部们的阿谀恭颂，使邓终于忍无可忍，他本来是有可能迁就华的无能，允许他继续担任一个名誉性虚衔的。
　　邓大声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真正实现理想中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比较可靠的民主决策制度。他推举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但很快又取消了党的这一重要职位，令胡改任新设的总书记职位。这个职位的含义仅是一个会议班子的召集者而已。
　　无论是对于胡耀邦还是对于胡之后的赵紫阳，邓小平从未给予过公开的个人赞颂，没有过人为地为其树立威望的举动，这不能解释为他对这两位年轻者的不信任，而是他避免为党选择一个个人色彩太强烈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人很容易被捧到一个不适当的高位，形成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局面。但是，邓在１９８９年彻底引退之前，他为党的另一为总书记江泽民格外加上了一个突出的头衔――集体领导的“核心”。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在领袖、权威以及树立必要的个人威信的问题上，邓是否在认识上曾陷入了一个误区以后又有所觉悟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变化发生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之后，这个事件肯定会给邓某些极为重要的启示。
　　一位英国记者在北京事件发生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面绣着“国务院监察部”大字的深紫色旗帜的后面，缓缓地走着一支近千人的队伍。这些纪律的检查维护这也公开地违反了纪律，向自己的领袖们进行抗议。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当这个国家失去权威以后，一切似乎都乱套了。
　　邓小平如果接受他的一些同志的建议，建立起个人的更大的权威，那么他的劝诫和忠告是否可以使公众不至于陷入迷狂呢？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场悲剧呢？当然，这也是无法做出准确结论的。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权威，就只能动用物质的权威去恢复秩序，这就是军队。这是人类生活的又一个真理，只是在有权威的情况下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和秩序，因为秩序是半自觉半畏服的产物。
　　中共的另一个判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个党坚持认为，在文化革命的疯狂和混乱中，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没有崩溃，生产之所以没有完全停顿，是因为有了党的存在。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整整两年里中共在组织上已经完全瘫痪了，也没有地下组织的存在和活动。而恰恰就在这两年中社会公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达到了最热烈最疯狂的程度。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力量，肯定是信仰而不是组织。
　　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国情是贫穷和落后，他还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民众的信仰方式不可能是高度文明的理智行为，它肯定带有“落后”的色彩，即迷信的色彩。当这种“迷信”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妥协比斗争更明智。
　　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开明的领导者和所有知识分子都渴望在这个国度里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如此。他们聪明地看到了真正的智慧和高明的哲学是从争论中产生的，但是他们又过于天真地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要条件的。事实上，社会真正处于这种局面之前必须做出重大牺牲。首先牺牲的就是共同信仰，继之则是权威和秩序。春秋战国，战争持续了８００年，儒道墨兵农法各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中国现在能够承受和容忍这种局面吗？
　　毛泽东以他的浪漫和勇敢，在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６年曾亲手作过两次试验。第一次或被点燃以后立即就烧向了共产党和他自己，他不得不迅速扑灭了它。而第二次，他连扑灭火的力量都没有了。
　　在信仰问题上，社会从来不会留下空白。所谓信仰危机在实质上是主体信仰受到挑战。中国的实际情况时，一旦允许对信仰和权威发起怀疑，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会迅速地涌入以填补真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两年前的清明节事件平反，这是公正的。但是那次事件毕竟是民众自发地对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的蔑视和攻击，平反就意味着这种形式的“造反”受到鼓励。这之后的一系列学生风潮和抗议活动不能说与此项平反决定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由中共中央出面为一次民众的政治反叛活动正名，这肯定是为后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随时都会选择的自由政治方式。
　　１９７８年以后，许多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论涌入了中国。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开放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主体信仰被削弱了的结果，中国让出了空间，为它们开辟了市场。
　　对于中国的进步来说，新鲜的思想和理论不断流入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他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开阔自己的眼界。但是中国人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些在异国土地上生长出的花朵。记住，异国！不同的水土条件会生长出不同的果实。
　　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保持自己的政治特点，例如要保持共产党以党执政的政治格局等等。如果承认这个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进步与稳定所必需的，那么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从整体上是不是和中国的，因为这些理论产生的土壤上并没有诸如共产党一党专政这类条件。
　　西方的任何理论，包括纯科学的经济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在进入中国以后大致会起两个作用。一是与这块土地上的政治条件发生冲突，如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设计等；二是起到诱导和启发进步的作用，如许多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说和现代管理观念和方法等等。人权思想的启发作用也是巨大的。但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直接指引中国人走上发展的道路。它们只能在被中国人自己加以改造以后才会成为有用之物。马克思的学说是辉煌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知识分子毛泽东对它的改造利用，它在中国也仅仅只能停留在辉煌的水平上。它至多唤起几个勇敢的反叛者，但反叛不可能获得成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目前也需要再造一个“毛泽东”。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至今无法看清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决策层的组成情况。毛泽东向来对高级知识分子嗤之以鼻，他相信中国是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度，只有了解工人和农民的人才有对中国决策的建议权和发言权。毛的这个主张无疑是偏激的，但是绝非毫无道理，因为这是中共几起几伏终于取得全国政权的留血经验的总结。毛的告诫应该为他的继任者们牢牢记住，绝不能给予那些有学问但不了解中国社会地层状况的人单独做出决策的机会。赵紫阳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几位留洋归国的青年才子对他鼓吹管理就是生产效率。
并由此而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极热闹的“优化组合”热潮。优化组合是现代管理科学的一种系统优化方案，它不仅是科学的，而且完全是一种非政治的通用管理思想。但是，当这项纯技术的管理措施被引入中国的机关和企业以作为对从业人员和干部进行重新组合的依据以后，它立即就被生命力更强的中国底层社会固有的政治所操纵和利用了。“优化”被普遍地改造为“净化”。有权势的基层领导人借此机会排除异己、打击意见不同的人，净化自己的权利环境，清洗报复举报者和一切对权位造成威胁的人。权力被“优化”以后，不再受到监督。一些优化后的领导班子出现集体腐败趋向，公开的行贿受贿行为开始发生；另一些净化后的班子又开始了“同志”间的新一轮权力竞逐。
　　管理新技术的引用，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加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