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居住香港上学 跨境学童数量急剧膨胀的背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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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居住香港上学 跨境学童数量急剧膨胀的背后(图)
　　父亲香港人，母亲内地人，深圳居住，香港读书，“跨境学童”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图为大批学生通关的情景
　　9月20日，香港民建联及多个教育团体与5个香港特区政府部门举行联席会议，商讨跨境学童的上学问题。这是对日前发生的一起跨境学童丢失事件作出的反应：9月10日，一名4岁的香港小女孩在通关时，被保姆车公司的接送人员“丢”在了罗湖入境大厅内。该女孩吓得大哭被人发现后才获救。
　　数据显示：深圳每天有4500名学童从罗湖过关，500多名从皇岗过关，1200多名从沙头角过关，还有少量从其他关口通行，共计6200余名。有关人士指出，明年跨境学童人数将达1万人，2009年可能为2万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住在深圳、香港读书的跨境学童，但当时整个深圳仅500人。1997年，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跨境婚姻数量剧增。有数据显示，2005年香港男性与内地女性结婚的人数比2004年增加了两成。
　　另外，近年来，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增加，香港特区政府今年伊始推行的“学券制”，香港与内地学制的接轨以及两地交通的便利化，使跨境学童的数量急速膨胀。
　　越来越多的深港跨境学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9月19日清晨6时，当人们还在沉睡中，在深圳罗湖口岸三楼港澳居民入境处，一群孩子早已忙起来了：他们大多三到九岁，身着样式各异的香港校服，挂着大大的胸牌，背着小书包，排列成队。叽叽喳喳的队伍，在几个阿姨的护送下，穿过熙熙攘攘的大人群，分别从七八个“中国港澳居民”通道紧凑有序地通过。一些陪孩子来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看着他们顺利通关，才放心离开。
　　“这些孩子都是去香港上学的。”三楼入境处管理员早已见怪不怪了。
　　女儿五年的奔波史
　　阿青的家在深圳国贸大厦附近，每天早晨，她都要送子赴港念书，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五年。她附近大量家庭都与她经历相似。
　　阿青来自四川，丈夫是香港人，每天来回深港两地做点生意。她与前夫所生的大女儿由于是内地户口，一直在深圳就读，小女儿则凭着香港户口，顺利地在香港读书，从幼儿园到小学。
　　自从小女儿在香港念书后，她几乎都是每天早上6时15分叫醒女儿，6时45分从家出发坐地铁前往罗湖关口，7时把孩子交到保姆车公司阿姨那里。孩子15时30分放学，16时10分左右从香港返回，4时30分左右到达深圳，这个时候，她要在罗湖关口接女儿，17时到家。
　　至于问她累不累，她说：“孩子更辛苦。”每天早上都是连拖带拉把她从床上拽起来，逼她上学。很多住得远的，早上5时就要起床。
　　阿青说：“不能不承认香港的教育比内地的教育好，香港学校有一项叫做‘功能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多的是对孩子素质的提高。孩子以后要在香港读大学，在香港工作，所以她必须适应香港社会。”她还打算等大女儿的香港户口办好之后，让她也去香港念书。
　　有阿青这样的想法的人很多，刘太太一早把孩子送给保姆车公司，才算松了一口气。她女儿今年上幼儿园大班，老公是香港人，而她来自内地。“以后应该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现在每天奔波也是对她的一个锻炼。”
　　保姆车公司成了“托运机”
　　护送孩子上下学的阿姨都是来自各保姆公司的雇员。活跃在深圳四大关口的保姆车公司并不多，主要有三家：叶太保姆车公司、礼姨保姆车公司、莲姨保姆车公司。
　　“孩子区别我们的方法就是看阿姨衣服的颜色，蓝色为叶太，大红色为礼姨，我们是绿色。孩子每天归队靠颜色来分辨。我们区分孩子也得靠颜色，每个孩子的胸牌都是特制的，颜色绝对不能重复。”莲姨保姆车公司深圳地区负责人凌姨告诉记者。
　　“保姆车的收费分为三种：一是，把孩子从家里送到教室一条龙服务，价格是每月930元；二是，家长把孩子送到关口，保姆车带孩子过关，价格是每月450元；最后一种是，孩子自己过关后，乘坐保姆车去学校，类似于自由行，价格是每月350元。这是小学生的收费，幼儿园的价格略高一点。”叶太保姆车公司罗湖区负责人黄太说，孩子办理好入学手续后，就可以确定接送的校车了。
　　“我们在罗湖区负责几千个孩子的接送，大约有56~60个阿姨。同一批孩子一般都固定几个阿姨管理，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安全。”
　　现场看到，在罗湖关口，有很多孩子先被安排上黄色的校车，出关口后，再按照孩子的家庭所在地，分流到各辆中巴上，送到固定的家长接送点。每天下午四时之后，在罗湖口岸，又可以看到这群穿着各色香港校服的孩子在“流动”。
　　香港小学深圳开家长会
　　与5000多名从罗湖和皇岗过关的跨境儿童比起来，从沙头角过境读书的孩子们少遭了许多劳累奔波。每天跨过著名的“中英街”就到了香港的学校。
　　香港新界沙头角小学校长吕东明说，从学校步行15分钟就到了深圳盐田区沙头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沙头角小学地处深港的边缘地带。学校六成学生都住在深圳的盐田、罗湖和布吉。”
　　下午3时多放学时间，在中英街口可以看到，很多学生步行回深圳的家。也有些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或者乘坐校车的。有些学生骑车回家只需要15分钟。学校有5辆校巴专门接送跨境学童，最远的车程是来往布吉和沙头角之间，吕东明说：“我们尽量将车程保持在45分钟之内，令低年级学生不用太过舟车劳顿。”
　　“沙头角深港两地的居民不少有血缘关系，交往相当频繁。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沙头角的香港居民干脆就转向临近的深圳购置房屋，下一代则回香港读书，跨境上学由此开始。”吕东明校长说道。
　　盐田外国语小学位于深圳沙头角，与新界沙头角小学可谓仅一街之隔。两位校长是同行，也是朋友，经常一起谈天，喝茶。
　　吕东明说：“1997年，我们学校里这种家在深圳在香港读书的学生大约占30%。到2007年，恰好颠倒过来，占60%，有600多人。有些甚至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是从深圳过来的。曾有一次，我向盐田外国语小学刘汉文校长借用教室开家长会。”
　　成为双重优惠的享受者
　　孩子如此辛苦，家长却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呢？
　　刘汉文分析道：“香港跨境学童家庭，其实享受了双重优惠。一方面，深圳的生活成本低，香港挣钱深圳花，节约了不少。另一方面，香港孩子受教育享受很多政府福利，比如不收学费，只需要交书本费、校服费。”算过这笔经济账后，家长宁可选择把孩子交给保姆车公司，多奔波几趟。
　　几家保姆车公司都承诺：“只要是香港户口的适龄儿童，他们可以代为申请学校。只要交齐孩子的随港证、随乡证、现在家庭地址证明、出生证、香港居民家长的身份证，就能办好。”
　　另外一个诱因，吕东明认为是香港政府推出的幼儿园学券制。“‘学券制’的推行也激起了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把孩子送回香港读书。香港政府为减轻家长负担，今年开始已经以学券形式为所有3岁至6岁幼儿的家长提供学费资助，每人每年最多可获1.3万港元，2011学年将会增加至1.6万港元。如果孩子不在香港读书，自然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
　　两地学制的接轨，为内地居住的香港孩子以及家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适应空间。吕东明校长说：“香港近几年人口负增长严重。2000年，香港所有小学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为7.1万人，2006年则只有4.2万人，几乎少了一半，所以教学资源一下子宽松了很多。以前教育资源紧缺，半日制学制的学校居多，现在几乎都是全日制。这就和内地人的生活方式同步了。另外，香港以前是小学六年，中学5年，大学预科两年，现在和内地完全保持一致了。”
　　绝大部分的跨境学生选择居于内地，吕东明分析原因是：有的孩子母亲一方没有单程证件，另外一些则是香港家庭回内地投资或工作。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内地的生活成本低于香港。
　　但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以后留在香港读书、工作，因为终究还是要在香港生活。儿童越早来香港接受教育，就越早适应。另外，便利的交通为更多的家庭在深圳居住提供了便利条件。
　　提议在深圳建全港式学校
　　说起前段时间，有孩子在罗湖关口走丢，吕东明校长不由得捏了一把汗，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首先是安全问题。罗湖关口来往人员很杂，保姆车公司负责接送孩子的阿姨人数很少，不可能保障每个孩子的安全。
　　“不管是基于工作、经济还是深港婚姻，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会选择迁移到内地生活。”吕东明说，而由此导致的一些家庭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他举例说，如何支援学生的家庭突发事件，如果学生住在内地，香港的社会福利条例以及社工也不能干涉。
　　香港居民人口负增长厉害，香港对下一代的关注很多，政府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些孩子在香港出了什么事情还能找相关部门，但一旦回到自己的家，香港这边就很难照顾到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招募一批社会工作者，能够在内地对这些孩子的情况进行监控和照顾，不过这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只能慢慢解决。
　　香港国际服务社的有关人士指出，近年来各方人士曾反复向港府提议，考虑在深圳建一所全港式教育的学校，但至今没有得到政府肯定的回应。
　　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黄菁荭指出，明年跨境学童人数将达1万人，2009年更可能为2万名，有关服务的配套完善将显得非常迫切。(文/图记者杜安娜、鲍文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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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4月18日发布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香港跨境学童、双非儿童生活的困境。文中人物表示，“双非儿童在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和生活，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两地的误解会体现在他们身上，会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
5岁的香香坐在客厅的方凳上，怔怔地盯着卧室的门。
卧室里，她的父亲仇伟正在给妻子伊秋红打电话，有两句传到了客厅，“那么多双非孩子，别人怎么过的，非要这样吗？”
最近，伊秋红和仇伟又吵架了，导火索是因为香香的读书问题。
跨境学童有专门的行动渠道
每到上学放学时间，大量往返深圳的学生就成了香港交通的一个景观
仇伟说，随着香香慢慢长大，他和伊秋红的争吵越来越厉害，“她怪我当初做主在香港生下香香，说我有本事生没本事养。”
这次吵架后，伊秋红扔下仇伟和两个孩子，离开深圳回了江西娘家。
在内地和香港，人们把香香这类出生在香港，拥有香港永久居住权，但父母都是非港籍身份的儿童叫做“双非”儿童。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内地的双非儿童累积人数超过20万人。随着他们的成长，到2016年，适龄入学儿童人数进入高峰期。
有专家称，双非儿童的成长、教育问题，已经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处理不好，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个月前，仇伟家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仇伟、伊秋红以及仇伟从安徽老家赶过来的父母，一起讨论小女儿香香的读书问题。
香香现在深圳市罗湖区一所私立幼儿园读大班，一年前，她一直在香港沙田一所幼儿园就读。
几个月后，香香幼儿园阶段结束，因为她的港籍身份，是到香港读小学还是在内地上学，成了难题。
根据深圳教育局相关规定，港籍儿童不在义务教育之列，他们或者去香港读书，在深圳的话，只能选择香港子弟学校或者民办学校的港籍班就读。
仇伟和伊秋红面临一个“艰难选择”：香港子弟学校和民办学校的港籍班每学期收费最少的也在6000元以上，但在深圳接送香香上学方便；香港的小学每学期只要1000多元，但接送孩子要花半天时间，伊秋红要辞职专门接送孩子，家里要少很多收入。
伊秋红对媒体算了自家的帐：每个月要交5000块钱房贷，大女儿萌萌学费、家里的生活支出每个月要3000元，加起来要8000元，而现在，仇伟的陶瓷店一直处于亏损，整个家庭基本靠她的8000元工资生活。
“假如我辞职，怎么养家？”伊秋红说。
在那次家庭会议上，仇伟的母亲说的一句话惹怒了伊秋红，“香香又不是男孩，非要去香港读书，有啥用？”
“我父母离开后，她就开始和我闹，说生二胎是我父母的主意，说我的父母不但不负责任，还怪她没生男孩。”仇伟说，“他们是朴实的农民，不知道我们面临的事儿。”
那天，伊秋红回了娘家，她给仇伟扔下一句话：“你们家的主意，你们家的人，你负责吧。”
香香追着伊秋红，跑了几百米，最后没追上，坐在地上哭。
香香问仇伟：“爸爸妈妈是不是因为我才吵架的？”
仇伟没有回答，只是紧紧抱起了香香。
仇伟对媒体表示：“自从决定在香港生下香香，我很努力，但就是不能维持好这个家。”
他说，特别是香香读书以后，家里就充满着埋怨，争吵。
曾经觉得很美
五年前，仇伟夫妇刚生下香香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2003年，仇伟和伊秋红从安徽到深圳打拼，三年后，开了自己的陶瓷店。
2010年，他们在罗湖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并取得深圳户口。他们也把大女儿接到了深圳。
这个时候，仇伟的父母开始催促仇伟夫妇生二胎。
半年后，伊秋红怀孕了。
“那时计划生育很紧，居委会隔三差五来敲门，催着交罚款。”按照深圳的计划生育政策，仇伟要交纳超过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这时，仇伟的一个生意伙伴建议他们到香港生孩子，并给仇伟推荐了一位中介。
中介向仇伟介绍，在香港出生的孩子，不用缴纳内地的社会抚养费，一生还可以享受超过800万元的福利：比如150多个国家地区的护照免签，读幼儿园几乎是免费……
仇伟和伊秋红心动了。
在中介运作下，仇伟和伊秋红在香港生下了香香，一共花费十万人民币。
“当时，我们生意不错，经济条件好，并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负担。”伊秋红对媒体表示，“在香港生育期间，享受到了香港的服务，甚至觉得挺值得。”
据香港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一项统计显示，2011年一年，在成功香港分娩的内地孕妇41846人，其中丈夫同样是内地人的双非婴儿有35736名。
内地孕妇到香港生育，始于2001年庄丰源案胜诉。
庄丰源1997年9月出生，因他的父母都是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内地居民（“双非父母”），按当时的香港《入境条例》，庄丰源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属非法留港，并将被遣返。
庄丰源家人为此提起诉讼，香港终审法院于2001年裁决认定庄丰源在香港出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洪希伯表示，当年时，全国人大曾建议香港方面不要作出如此判决，因为这样的判决对香港未来的管理较为不利，然而香港方面政客叫嚣着迁徙自由、香港是民主社会与内地不同、内地干涉港人治港等大口号拒绝接受这一富有远见建议，此后全国人大几乎不再干预香港政界的荒腔走板，“双非问题”可以说是香港自食其果。
庄丰源案确立父母双方皆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从此，越来越多来自内地的孕妇赴香港产子。
直到2012年，香港医院管理局决定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妇在该年及次年的预约分娩。大陆居民到港生育被禁止。
而11年间，在香港成功生育的内地孕妇数量累计为291522人。其中“双非”儿童为202314人。
香香3岁的时候，伊秋红和仇伟去香港叩门。所谓叩门，就是去寻找合适自己的学校。
2014年，仇伟夫妇为香香选择了一个距离香港上水不远的幼儿园。
从此以后，香香加入了跨境学童的大军。
“早上七八点，下午五六点，是孩子们上学放学的高峰期，深圳通往香港的各大关口，黑压压的全是小孩子。”仇伟说。
据深圳跨境学童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跨境学童总数达到24990位，其中幼稚园10364名，小学11774名，中学2852名。
跨境儿童通过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罗湖口岸、文锦渡口岸、沙头角口岸、皇岗口岸进入香港，其中最多的一个口岸为福田口岸，每天通过的学童达到9021人。
因为居住的地方距离文锦渡口岸比较近，香香每天从文锦渡过关。
伊秋红说：“每天看着香香和小朋友们排着队，背着一个小书包，像小鸭子一样欢乐地进出关口，心里还是比较喜悦的。”
为了接送香香上下学，伊秋红辞掉了工作，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给两个女儿做好早饭，八点送大女儿萌萌上学，九点从大女儿的学校赶到家里，开始收拾打扮小女儿，再准备午饭，十二点出门，送小女儿到文锦渡口岸，过关到对面的香港去幼稚园赶下午一点二十开始的下午班。
“我一般把香香送出关就不再回家了，一直到下午四点半香香放学，我都呆在口岸附近等她，因为中间两三个小时不够来回折腾的。”伊秋红接完香香以后，又带着香香赶去大女儿的学校接萌萌放学。
伊秋红说，“那时候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因为她明显看到香香的“成长”。
“懂礼貌，说话细声慢语，会体谅人。”伊秋红说，“你给她盛一碗粥，她都会说一声，‘谢谢妈妈’，让你心里甜甜的。”
仇伟还为此向伊秋红“请功”：“你看，当初我的选择是对的吧？”
仇伟对香香幼稚园的教育方式很满意，“老师说话声音很轻，给孩子扣纽扣都是跪着。学校留的作业也很特殊，比如鼓励孩子每天自己刷牙，完成后就让家长在一个纸板上贴一朵花，贴满后，孩子拿着纸板交给老师，可以得到奖励。”
仇伟说，“他们注重对孩子的人格以及生活能力的培养。”
伊秋红对媒体说，直到现在，香香看到别人扔垃圾，都会过去捡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描述香港富有温情的高质量教育，在外媒所谓“雨伞革命”参与学生身上的效果就让人迷惑。
“香港很好，但那是有钱人待的地方”
改变发生在六个月以后，仇伟因为与朋友合伙开一家新的店铺，投资失败，亏损了八十多万。
“那次，家里的积蓄掏空了，还欠了三十多万。”仇伟懊恼地说，“考虑到香香的情况，我应该每一步都很小心的。”
为了补贴家用，伊秋红同孩子一起过关，到香港以后，孩子上学，她就逛商场，做起了代购。“我就是人们说的水客。”
所谓水客，就是走私人员的香港说法。
有一次，伊秋红右手拉着箱子，左手拉着孩子在路上走，几个香港年轻人对着自己喊口号。香香吓哭了。
伊秋红试图解释，“我孩子是香港人，我是来接孩子回去的。”
开始有人议论，“利用孩子做水货，还有这样的家长。”
“当时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做孩子的母亲。”伊秋红说。
“ 那次之后，我就和丈夫商量，让孩子回来读书。” 伊秋红说，她也重新回到一家私营公司上班。
对于伊秋红这个决定，仇伟很不满意，“当时在那里生下孩子，就是为了让孩子接受那边的教育，现在回来，我们以前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伊秋红回了他一句：“谁让你没本事。”
“香港很好，但那是有钱人呆的地方，没钱，你还想往那里挤，注定会过得紧绷绷的。”伊秋红说。
伊秋红说，最让自己绝望的，不是以前的种种经历，而是接下来面对的问题。
再过几个月，香香要读小学了。
两个月前，仇伟电话咨询罗湖教育局，得到的回复是，港籍儿童不在义务教育之列。如果香香在深圳上学的话，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深圳的港人子弟学校，二是去办有港籍班的民办学校。
在深圳市教育局官方网站上，多名家长咨询孩子就学问题，教育局几乎给出了一样的回复：港澳籍人士子女原则上到港人子弟学校（国有民办）或其它国有民办学校申请学位。
据媒体了解，深圳现有港人子弟学校2所，开设“港人子弟班”的学校9所。
2013年11月，深圳市教育局与香港教育局签订《深圳学校开设“港籍学生班”合作协议》。协议同意深圳港人子弟学校和已开设“港人子弟班”的学校把收生范围扩展至双非儿童；收生范围扩展后，在以上两类学校就读、符合资格的港籍小六毕业生，可继续依照现有程序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获派香港中学学位。
据媒体了解，一些学校的收费标准：罗湖港人子弟学校每学期各种费用要7000元左右。南开学校港籍班国际班每学期收费19200元，普通班为每学期6000元。
这个学费让伊秋红无法接受。“在香港读小学，几乎是免费的。”她说。
“即便是读了港人子弟学校和港人子弟班，也不能升深圳的中学，不能参加内地高考。”仇伟说，“最终还要回到香港读书。”
最终，伊秋红和仇伟商量，让孩子回香港读书，第一可以减轻学费负担，第二可以让孩子未来更好地适应香港教育。
但这个想法，因为一个月前的那次争吵，暂时搁置了。
回不来，也回不去
和仇伟、伊秋红夫妇状况相似的双非家庭，在深圳不在少数。
仇伟加入了一个微信群，群里的成员都是像他一样，家里都有个港籍孩子。
“微信群有三十几位家长，整天滴滴不停，都是在埋怨，埋怨孩子上学问题解决不了，埋怨送孩子上学太累，埋怨丈夫或妻子当初的选择，埋怨政府……”
媒体记者加入这个家长群，半小时内，上百条信息涌出来，其中一个叫大熊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前天又离家出走了。”
大熊接近四十岁，膀大腰圆，呼吸的声音距离一米都能听得到，但聊到自己的孩子，他低下头说：“有钱生，没钱养。”
因为没有条件让五岁的儿子勋勋继续在香港读书，大熊把勋勋送到了深圳读幼儿园。而勋勋却一直闹着要回去。前天，勋勋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发生矛盾，回家后再次要求回港读书。
“我暴脾气上来了，就打了他。”大熊说。
下午两点多，大熊发现勋勋不见了，“幸亏一个到文锦渡口岸接孩子的朋友看到了他。”
大熊到口岸看到了勋勋，他正蹲在一个柱子下面用小手在地上画圈。
深圳政协委员陈昳茹加入的一个微信群里，也充满着怨气。
陈昳茹从2010年开始关注“双非”儿童，一些家长都向她求助，这些双非家庭谈论最激烈的是孩子读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读深圳公立学校？我们也是给深圳纳了税的！”
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居住在深圳的跨境家庭“超过四成受访家庭在2013年就因感情或子女管教问题产生冲突，曾经跟亲友谈论离婚者占近四分之一。”
即便是那些富有的家庭，也有父母叫苦。
邱方在香港与别人合租房子，以方便孩子上学，一个单间，不到三十平米，每月7000元人民币。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洪希伯表示，香港租房价格一向如此，但是不仅价格高昂，以英制单位计算的面积又有诸多猫腻，与标称同等面积的内地住房完全不可相比，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逼仄感令人抓狂”。
“就算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土豪，为了孩子读书，每年花费十几万租房，压力还是很大的”，邱方说。
也有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内地读公立学校。
向辉托关系给孩子办了一个深圳户口，他的孩子现在是香港人，也是深圳人，可以在深圳读公立学校。“但代价很大，花了几十万。”
王西永则把孩子送到了东莞，那里的一些民办学校接受港籍学生，可以从小学读到高中。但他也在烦恼，“高中毕业不能参加内地高考，他回香港去高考，能适应吗？”
“我接触的家长中，除非是经济条件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会想到回来，大部分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在香港读书，以后在香港生活工作。”邱方对媒体说，“但是，他们回来，也同样面临困难。回不来，也回不去。”
他们是天使，不是“夹心饼干”
香香离开香港的幼儿园以后，仇伟托关系把她送到罗湖一家私立幼儿园读书。他发现，孩子总是闷闷不乐。
有一次，老师给香香讲话的时候没有蹲下来，香香就问老师：“老师你不喜欢我吗？”
老师问，“你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师喜欢你啊。”
“老师喜欢我为什么不蹲下来和我说话？”
旁边的一个小朋友说，“香香不懂礼貌，不尊敬老师。”
香香反驳旁边的孩子，“老师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两个孩子因此争执起来。
“在香港，孩子也并不是能和当地小朋友完全融合。”刘阳说。
一次，她的孩子齐齐和深圳的另外一个小朋友一起玩石头剪子布，两个孩子玩的兴奋，大声叫起来。这时候，几个香港的小朋友就围过来，让齐齐闭嘴。
齐齐不服气，就对着香港几个小朋友更大声地叫。正好一个香港小朋友的母亲在场，就走过去拉开几个香港的小朋友说，“你们不要和他们玩。”
“她不就是瞧不起我们的孩子吗？”刘阳说。
跨境学童服务中心负责人王艳冰告诉媒体：“大部分来自深圳的孩子，虽然在香港读书，但上完课就回到了深圳，他们对香港的生活习惯并不了解，在学校和小朋友交往，还会用在家里的习惯生活，免不了会产生一些误会和不适应。”
她说，双非儿童在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和生活，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两地的误解会体现在他们身上，会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
王西永则认为，孩子要避免身份认同的尴尬，最好在一种文化环境下长大。有些家长现在表面上是在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在担心孩子以后如何在两种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生存。
对于双非儿童群体的认同问题，反对的意见一直在发酵。
去年，带孩子上学的刘阳曾在香港被几个戴口罩的年轻人尾随，喊口号。
而这两三年，刘阳经常听到有深圳人在谈论双非儿童读书问题的时候说，“他们是香港人，不该享受深圳的福利。”
陈昳茹认为，双非儿童的问题正在加深身份认同问题，特别是孩子教育问题在家庭和社会引发的负面情绪，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一些慈善组织在为帮助双非儿童做着努力。2010年，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及深圳市罗湖区妇女委员会合作成立了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香港服务社内地服务发展总监王艳冰担任负责人。
“中心的20名员工全部是来自香港的社工。”王艳冰说，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深圳跨境学童和其家庭学习英语、粤语、繁体字，帮助他们了解香港社会，目的是让他们更好地融入香港社会。
近年来，这个20人的团队服务跨境学童及其父母超过五万人。
王艳冰对媒体说：“我们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我们都没有放弃他们，他们是天使，不是夹心饼干。”
陈昳茹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在，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面对，让他们感受到，不管是香港还是深圳，都在拥抱他们。”
她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不再为教育这样根本的问题困扰。
今年深圳两会，陈昳茹提交了一份关于将港澳籍学童纳入公办学校教育的议案。她告诉新京报记者，深圳市教育局已经给她回复，说议案已经在研究中。
文 | 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实习生罗昊 编辑 | 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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