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变通”，说的是当选择多样化时我们能够违背初衷而选择别样的方式。比如：从到不止一条路可走，如果认定只有一条道才能走到底的，那叫“固执”；如果能够找到一条最优路径的，那叫“聪明”；如果心想着某某道一定能通达并一直行走在某某道上的，那叫“坚持”；如果认为从根本无法到达的，那就叫“死心眼”。我讨厌人生每每要做选择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地思考哪些对我是有利的选择。这种思考的过程其实非常痛苦，因为它会煎熬你的内心。而现在的我根本就不配享受安逸。有时候我不得不学会妥协，否则我永远到达不了终点。不是我变聪明了，而是被现实所逼。在妥协的过程中，有时候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是个倒霉鬼，会纠结很久，会觉得很痛苦。其实妥协就是一种变通的方式，它不是向困难低头，只不过是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罢了。长征的路是曲折的，谁也意料不到前方将是什么。当无法预料的困难摆在面前的时候，一切的委屈和辛酸难道比实现目标更重要吗？&
长征的路上，除了更多的体会到孤寂外，陪伴我的只有沿途的风景。风景是用来欣赏的，如果不用心去观察，再美好的风景终将会被错过。只要不去想路程的艰难，我的长征之路就会变为一次特殊的旅行。如果心里一直想着困难重重，只会令人愈发地心烦意乱。年初看了《失恋33天》，片中的女主角黄小仙在惨遭失恋后随即产生了对工作和生活的消极态度，她脑海里大多数时候想的都是自己和前男友交往时期的美好。在影片的结尾，很有意思的是剧组随机采访了一些曾经失恋过的男女，有些人在提及过去的恋人时眼里一直饱含着泪水，我以为这些人没有学会适时的忘记。诚然，失恋的确是一件让人痛彻心扉的事情，不过要想摆脱其中的痛苦，最有用的秘诀就是不去想TA,慢慢的时间就会成为治愈一切的良药。这个经验我暂且拿来借鉴在长征上，不然当我意志薄弱的时候终将还是会逃跑的。所以无论风景是好是坏，我都不想浪费时间去抱怨，因为现实是无法更改的。&&
&&&&从前我是个不擅长做计划的人，也很讨厌做计划，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不断充满着变化。但是，现在的我抱着对长征负责任的态度开始学做计划，因为我迫切地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苦逼的长征。量力而行，是我做计划的原则；正所谓：人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不过偶尔也会有一些超额完成计划的时候，那是因为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大潜力。起初，我脑海里一直奉行“吃苦耐劳”的原则；可是后来，我决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原则。因为我的欲望很多，当某些欲望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突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日思夜想，中间还为此负了一次伤，差点没毁容。于是，我终于忍不住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不过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在辛苦的时候适当享乐，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幸福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这次享乐，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在距离长征结束还有86天的时候，我度过了28岁的生日。白天的时候我还在纠结晚上是否去上课，结果我还是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萦绕心头，所以这一天我过得和平常并无多大区别。我一如既往地接到了远方老友的电话，让我很是感动。因为有网络的缘故，世界变得好小，即使相隔万里，即使大家出外求学、谋生，还是可以在网上看到不少同窗旧友的近况。慢慢的开始怀念过去，怀念那个单纯的年代，尽管有很多初高中同学在毕业以后都没有联络，但每当我看到他们近照的时候，依然会联想到当年青涩时代稚嫩的影子，每每这时内心总是会涌荡起一种亲切而久违的感觉！我承认：人的一生注定会有很多波折，对于我来说，14年是一个轮回。遥想14岁以前，我的生活过得平淡无奇。在老家过着上学、回家两点一线的生活，书念得很好，极少因学业而烦恼。因为年少无知，少不更事，家境的衰落对我根本不会有多大影响，不过我也能隐约体会到母亲在艰难地过日子，可我一点也帮不了她。在母亲的精打细算下，我依然吃得很好，压根不会有自卑感。可笑的是，有时甚至还会有一些优越感。周末母亲总是会带我回外婆家，有很多小孩在一起玩耍，尽管每家都有过不幸，但烦恼的是大人，开心的是我们。99年以后我开始远离故乡到异地求学，3年高中，4年大学，06年至今一直混迹在L市，工作、买房、结婚，我对老家的朦胧记忆大半停留在14岁以前，回去的次数也是寥寥可数。回想起来，如果没有14岁那年的背井离乡，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彩，更不会接触到比我更优秀的人。尽管后来我的求学之路没有了昔日的辉煌，这些年来也时常会为自己的工作、生活而烦恼，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我想这是每个人成长阶段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的，早点经历，以后就不会那么苦了。如果生活总是一帆风顺，也不会太有意思，至少值得回忆的东西是没有含金量的。So,我愿意付出成长的代价，我也深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准备就到2013年了，回首长征之路的艰辛，是常人无法体会到的。中间也有想过要放弃，但始终不甘心，好在一切付出都看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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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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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根本原因是为了挽救革命的胜利。　　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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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点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住革命主力，决定长征。1935年10月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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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只有那样,说不好听话,实际就是逃跑,如果现在执政的不是共产党,那就肯定说成逃跑!
要逃命，又没有好的交通工具，附近又没有安全的地方，那就只有长征了。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对此，国民党当局异常恐惧。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急于8月下旬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10月，蒋介石在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取得胜利后，即迅速抽调兵力，组织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企图在3～6个月内消灭红军，并将重点置于中央苏区。 蒋介石调集兵力实施&围剿&，中国共产党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就反&围剿&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讨论中，有一种意见主张仍按中共中央和军委8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国民党军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在红军和苏区尚未巩固、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宜脱离苏区贸然攻打大城市。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应主动退却，将敌诱进苏区内，发现和造成敌之弱点，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于红军作战之战场，集中兵力适时反攻,各个歼敌于运动之中,以粉碎其&围剿&。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的四次失败促使他改变围剿战略。 1933年初，在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1933年五月，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因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泽东对长征给予高度的评价：“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那么在当时，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呢?从大处讲，是为了要北上抗日。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3省后，变本加厉，不断制造新的事变，进一步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妄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抗日救亡已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值得大歌大颂的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完全实现了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的大目标，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然而也毋须讳言，在当时导致红军长征的最直接原因，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一、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大目标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全国人民的心愿，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作出了许多决议，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实行对日作战，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但是，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退让，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继续侵犯中国的领土。日，日本军队向上海发动进攻，企图侵占上海，作为侵略中国内地的基地。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在侵占热河后，继续进犯长城各关口并向华北进攻。中国守军第十九路军和第二十九军虽都奋起抵抗，但蒋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两场驻军自发的抗日战斗，都以国民党政府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而中止。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主动挑起了抗日战争、保家卫国的重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夕，中共中央首先发出《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事变发生后又发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斗争纲领》等文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也发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告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1933年日军向热河进犯，中共中央于1月7日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17日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在以上的3个事变中，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从对九一八事变的抗议、谴责和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到“一二·八”事变时的对日宣战、直接站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列，再到日军进犯热河，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承担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紧急关头，北上抗日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当时进行革命的大目标，红军长征是红军进行抗日战争的一个契机，长征的胜利使这个大目标得到了实现。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是导致红军长征的最直接原因从1930年11月至1933年9月，蒋介石连续发动了5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前4次“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了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政府聘请了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1933年5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蒋介石本人坐镇南昌全盘指挥，大有不灭我根据地誓不罢休的架势。形势对我极为不利。1933年6月，蒋介石召开5省“剿匪”军事会议。7至9月在庐山举办3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500多人。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其中，北路军共33个师加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地方红军和赤卫队，尽管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能够灵活运用毛泽东领导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毛泽东受到排挤，已经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由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6月，在蒋介石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临时中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作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部署，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然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分开拳头击敌的计划只能造成被动。虽然东方军入闽作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却使部队非常疲劳，而中央军却几乎没有什么仗可打，等于被置于无用之地。更为重要的是，战略指导方针上的错误，使红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战争准备的宝贵时间，再加上反“围剿”实际上的最高军事指挥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造成了对红军作战极为不利的局面。9月28日，国民党军北路军攻占了中央根据地的门户黎川。博古、李德急命红军主力北上应敌，在洵口打了一个胜仗后，以为敌人乃不堪一击，贸然命令部队进攻敌军筑有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结果打到11月中旬，不仅没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部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遭受几次挫折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又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叫花子同龙王比宝，其结果可想而知。就在我军陷入被动地位的时候，发生了第十九路军宣布抗日反蒋、在“围剿”红军的前线掉转枪口反戈一击的事变。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配合行动，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但博古等人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坚持关门主义的错误，以至坐失了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3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域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进行防堵，形成了四面包围、步步进逼的态势。红军则按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作战，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防御，屡屡遭受严重的损失。日，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强大的敌军进行决战。参战的红军部队奉命坚守阵地，给敌军很大的杀伤，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主力部队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始终未能摆脱挨打的被动局面。4月28日，红军被迫退出了广昌。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的伤亡高达5000余人，足见战斗之惨烈，而且对红军的元气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广昌失守后，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红军已无力再同强大的敌人对抗，也就只有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一条路可走了。所以又应该说，红军长征是“左”倾冒险错误造成的恶果。三、红军长征是战略大转移的最终实施在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审时度势，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要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已经极小了。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表示同意。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一支是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在7月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地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了红十军团。但由于兵力过小，红十军团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10倍于己的敌人艰苦作战的境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另一支是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红六军团的西进，带有为战略大转移探路的性质。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部，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失败。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郾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军长征开始之初，选择的落脚处并不是陕北，也没有打算要走二万五千里。在国民党数1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只能选择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去，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一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最终在西北建立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从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继而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胜利地建立了新中国。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 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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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六个第一
日08:18&&&&来源：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几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系统回顾和总结这场伟大的壮举中若干举足轻重的“第一”，可以让我们对长征这段历史作一提纲挈领的了解和深思。
第一次提出长征的时间――1934年的5月间
红军到底是何时提出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的？因为战争和年代久远的原因，史料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记录。但从尘封的红军档案资料来看，中共中央是在广昌战役失利后初步提出进行战略转移的。
广昌战役发生在日，红军9个师在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下，在广昌以北与敌11个正规师进行正面决战，结果伤亡惨重，被迫于4月27日撤出。此役导致中央红军元气大伤，再无力进行大规模防御作战。
广昌失利以后，红军高层多次有了准备转移的想法，中央也曾开会研究局势。鉴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
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表示同意。此后红军的一系列指示、讲话和会议记录中，也多次记录了酝酿长征的文字。
但遗憾的是，尽管红军早有了撤出中央苏区的想法，却没有得到掌握大权的李德的认可，这一计划也一直停留在建议和讨论的阶段。直到9月底，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保卫中央苏区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红军被迫仓促准备长征。
因此，广昌战役失利是导致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可以推断红军提出长征的时间应该在1934年的5月间。
长征第一支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摆脱强敌，顺利突围，实现战略转移，必须先派出先遣部队探索道路、吸引调动敌人，以利红军主力部队秘密集结，踏上征途。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种特殊、紧急的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很明确，向敌人后方挺进，进行运动、游击战，宣传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吸引、调动敌人，配合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颁布《关于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的作战训令》，决定将红七军团组建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是一支以闽赣子弟为主的红军队伍，仅闽北老区崇安就从地方红军中选送最优秀的1800余名干部战士到红七军团。
日，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后方的福建挺进，开始执行发展游击战争、开展抗日活动、吸引国民党军调动兵力等任务。9日，先遣队进入福建长汀县的童坊，随之进入连城县的罗坊、塘前一带，后向永安挺进。7月中旬后，先遣队已成包围永安之势，7月19日，红九军团也抵永安，与先遣队对永安城形成了钳形包围。国民党被迫调集3个师又18个团的兵力扑向永安。先遣队达到调动、吸引敌军的目的后继续北上。7月21日，攻占大田县城，国民党军又急调2个旅兵力扑向大田县。先遣队与红九军团上万人随即分3路离开大田县城，先后抵高才坂会师，向尤溪挺进。7月29日先遣队一部占领了尤溪口，30日又挺进到闽江南岸的樟湖板。先遣队占领罗源县后，继续向闽东北挺进，红九军团则在完成任务后返回了苏区。
先遣队过闽江后，原计划应由古田北上浙西然后进军皖南。但这时，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停止北上，东进占领水口，相机威胁、袭取福州。于是先遣队又急速指向福州。8月1日晚，先遣队占领水口镇。先遣队威逼福州，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急调重兵回防福州。9日，先遣队主力绕过新店、湖前，向福州北门进攻。由于国民党八十七师及五二二、五一七团主力分布于湖前与北门楼一带，先遣队进攻受阻。10日，双方在板桥打响，国民党军出动飞机轰炸，又不断增援部队，敌强我弱，先遣队随即撤出战斗，向闽东地区进发。8月14日，先遣队再次占领了罗源县城。8月16日，先遣队主力进入宁德。20日，先遣队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在赤溪阳谷村会师。8月22日，先遣队轻取穆阳镇。8月24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也抵穆阳，北上抗日先遣队即向北挺进，经威福、蟾溪、南溪、晓洋、周宁三门桥、寿宁平溪、托溪于27日进入浙南地区。28日，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克浙江庆元县城，随即经龙泉八都于9月4日进入闽北浦城县东坑桥、灯盏坪一带。5日，途经管九、小碧穿过江浦公路，途中与闽北苏区前来迎接的广浦独立营、浦西游击队会合。6日，先遣队抵闽北苏区古楼。9月9日，中革军委一再电令催促其北上。北上抗日先遣队将五团二营近200名伤病员护送至闽北老区崇安坑口养伤后，即向北行进。
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逐步向闽浙赣苏区转移。11月，先遣队按中央的指令，经玉山、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旌德至太平。方志敏的红十军由德兴，经开化、婺源、休宁至太平，两军在安徽太平县（即今黄山市黄山区）会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两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
红十军团在皖南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之战。此仗关系重大，是能否立足皖南、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的关键。由于部队刚合并，相互配合上有问题，红十军团经8小时激战后失利，不得不退出战斗。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此战中负重伤牺牲。自此战后，先遣队就没有与敌人作过激烈的决战，一路避战，以致最后被迫离开皖南。
红军长征第一渡――江西赣州市于都县
江西省于都县是中央红军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就是从于都县城东门外南渡贡水进行长征的。
1934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各直属机关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也称红星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及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也称红章纵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红军的一、三、五、八、九军团移交防务、隐蔽撤离战场，到于都地域集结。
于都河（即贡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过的第一条大河，当时河宽600多米，水流深湍，除少数渡口插上河标可以涉水渡河外，大部分只有架设浮桥渡河。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在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大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共汇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为避免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架设浮桥的工作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傍晚，有组织的群众涌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茶送饭，还有的送门板木材，仅4天时间，就在于都县30公里的河段上架设了5座浮桥、布设了众多摆渡和涉河点。
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和靖石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是从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渡于都河前，于都人民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涌向渡口，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送不尽对红军的无限情意，红军战士凝望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依依惜别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
中央红军长征南渡贡水的其他渡口，分别是：红一军团在于都梓山山峰坝、花桥渡口；红三军团在于都县城西门塔脚下现长征大桥旁和罗坳的孟口渡口；红八军团在于都县城南门和罗坳孟口渡口；红九军团在于都靖石乡渔翁埠渡口；红五军团在于都县城南门至罗坳的孟口、中埠渡口。
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洪超
长征期间，牺牲的红军官兵中，有名有姓的营以上干部约为430人，其中师职干部约有80多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时年仅25岁，是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
洪超，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下新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在家乡参加过儿童团，1927年夏加入叶挺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他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并且当过朱德的警卫排长。他在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军部里都当过参谋，之后到李灿的第一纵队任大队长等职，是一员猛将。从1930年8月起，他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第三军第四师团长，第五军第一师师长、第三师师长、第六师师长、第四师师长，一直是拳头部队的军事主官。1933年3月在草台岗战斗中，洪超身负重伤失去了左臂。1934年1月，在攻占沙县县城战斗中，他担任主攻，率先攻入城内，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示，时任红军第四师师长的洪超率部作为先头部队通过赣县塘坑口，向信丰新田百石村挺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防守这一带防线的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所指挥的粤军，他们在沿线修筑了数量众多的碉堡，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不过，陈济棠最信守的是以保存自身实力为第一原则。早在1934年秋天，他就派代表到中央苏区与红军谈判。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特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去同陈济棠秘密谈判，双方达成了包括红军向陈的防区借道在内的“五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红军西进时应该可以平安通过粤军防线。但陈济棠同红军达成的秘密协议需要瞒着蒋介石，他害怕手下泄露此事，因此对允许借道之事并未明确传达，只是向少将以上的军官含糊地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红军为严格保守突围秘密，也没有向下级传达秘密协议内容，未将准备通过的道路通知粤军（担心粤军途中埋伏），采取了强行假道的方式。这样，10月21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百石的时候，粤军依然没有撤退，红军只有以武力通过。
与粤军数度交手的红军，对战胜眼前的守敌充满信心。按照部署，洪超亲自率红十团进军百石，政委黄克诚率红十一团、十二团等在侧翼打掩护，阻止敌人可能的增援。21日上午10时，红十团在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百石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敌发起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深的壕沟，向高处的碉堡冲去。此时，驻在金鸡圩的敌人一个营企图增援百石，邓国清、张爱萍指挥的红十一团，谢嵩、苏振华指挥的红十二团一同出击，将敌击溃。百石守敌只有200多人，根本抵抗不住红军的猛攻，不久就弃守碉堡，收缩躲进村里一座建筑坚固“万人祠”里，被红十团包围。红军劝其投降，里面的粤军却负隅顽抗，不停地向外打枪，将喊话的红军战士打死。
此时，洪超带着一个警卫排准备赶往红十一团与黄克诚会合，恰好路过这里。他马上到前沿观察，命令调集迫击炮消灭围墙内的敌人。话音刚落，洪超却不幸被围墙内敌人的流弹射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
洪超牺牲后，部队将迫击炮调来，一发发炮弹将一米多厚的麻石围墙炸开了几个大缺口，战士们冲了进去，歼灭了顽敌，告慰洪超的英灵。
长征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
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召开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之后，经湘江战役，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濒于失败的边缘。12月12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由湖南通道兵分两路入黔，14日，中央红军攻克黎平县城，得到暂时的休整。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商号――当时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围绕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中心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会上，博古等人不顾已变化的敌情和红军自身情况，仍坚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根据敌我情况变化的客观实际，遵循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改为挺进黔北、占领遵义，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同时提出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应采取的军事方针和战术原则。出席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否定了博古、李德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确定了挺进黔北的战略决策，从而避免了陷入敌人重围的险境。会议还就中央红军部队的整编方案进行了讨论，重新整合部队建制，以提高红军战斗力。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军事战略部署指导下，先后攻克剑河、台拱、施秉、黄平、镇远、余庆、瓮安等10余座县城，强渡乌江天险，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开始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黎平会议历来都受到党内高度评价。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强调：“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湖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暨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上指出：“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客观地看，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是遵义会议的奠基，是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
长征中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向遵义进军。按照猴场会议决定，红九军团、红一军团（缺二师）从余庆龙场渡口，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红五军团及红一军团二师从江界河渡口抢渡乌江。1月4日至7日，红三军团由遵义县尚稽茶山关、桃子台，红一军团由三渡关、红五军团由团溪的洋岩河先后进军遵义。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进驻遵义县城（现红花岗区）。遵义县城的学生、工人、贫民、商人及地方知名人士在南门关丰乐桥（现迎红桥）欢迎。
1月12日上午，遵义县全县群众万人大会在县城东城大操场即省立第三中学（现遵义市第十一中学）操场上举行，正式宣告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罗梓铭任主席。毛泽东、朱德、李富春在会上讲话。
会场上人山人海，来参加大会的群众兴高采烈，就像过节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老三中操场。场内场外红旗招展，大会会场靠南面墙壁处，用竹子和木板搭成了一个主席台，台下前面安放着一排板凳。在会场中间，大家用两张方桌摆成一个高台，一个红军干部就用喇叭筒来指挥，维持会场内的秩序。这是一次遵义从来没有过的盛况空前的群众大会，后来大家都称这次大会为“万人大会”，当时举行这场大会的会场，也因此得名“万人大会场”。
当天下午一时，大会正式开幕。开场之时，筹备大会的代表报告了筹备经过。紧接着，由朱德登台讲话。朱德向台下的群众讲述了“红军是工人农民的武装，是保护人民利益的，要消灭国民党反革命武装”的道理。他讲完后，毛泽东也紧接着以“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为话题展开了讲话。这之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工人代表邓云山、妇女代表李小侠、红军战士代表贺申徒等也都纷纷在主席台上进行了精彩的讲话。待讲话完毕的时候，全场群众顿时响起了浪潮般热烈的掌声。至此，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在欢腾的锣鼓和齐鸣的鞭炮声中正式成立了。
大会通过遵义县革命委员会25人名单。当日，还将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消息，通过红军无线电通告全国。
(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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