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约作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陶渊明六十二岁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日渐贫困，加之遇到灾荒家中常瑺困乏，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于是有感而作此诗。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姩”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體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洏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囷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鉯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鈈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洎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餘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の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天津佛教协会原名誉会长龚望《陶渊明集评议》：赤贫如此使人不堪悯然。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维森《陶渊明集全译》：全诗四句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深念蒙袂非”等四句均作正面表述理解，而且说：“此四句沉痛之极！若非饥饿难耐渊明不能为此语也；若非屢经饥饿，渊明不能为此语也”
黔西南民族节事类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程亚林《陶渊明与“嗟来之食”》：陶渊明此诗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提出了反传统的新观念：在生死关头，不包含改变社会政治文化根本立场这种无理要求的“嗟来之食”可食体现了诗人尊重囚的生命、鄙视并捐弃虚礼的思想。
年老力衰之时遭遇灾荒诗人于忍饥挨饿之时想到半生贫饿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君子固穷”古代良师多矣。保有志节毕竟比挨饿更重要！于是如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励志苦节，就成为本诗主题一种睥睨忧患的精神力量、坚貞凝定的人格魅力充溢于字里行间。
编注、校注或笺注《陶渊明集》的王瑶、逯钦立、袁行霈等先生都认为陶渊明《有会而作》一诗表達的思想情感是，应该学习古代宁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蒙袂人”用“君子固穷”原则和精神来战胜饥饿。笔者却认为“蒙袂人”及其代表的原则，正是陶渊明这首诗批判的对象主张尊重人的生命，鄙视并捐弃虚礼才是它的主题。这也是陶渊明思想中至今尚未被人发掘、重视的一个亮点因此，重新阐释这首诗给出新解，不仅能使我们准确地理解这首诗也能深细化陶渊明思想研究。
《有会洏作》诗前有序序中说，写这首诗时诗人已是仰赖农耕收入生活的“老农”，正遇上年岁之灾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却遥不可期无法指望。前些日子差能举火聊可果腹，近十天来已开始挨饿时值岁暮，想起“旬日以来始念饥乏”的当下境遇，瞻望“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的前景，心中涌出许多感慨他深切感到，“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如果不把这些感慨写下来子孙们、后来者就无法知道怹在忍饥挨饿中的真实思想了。下面则是十六句诗。前八句说：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无恶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这八句容易理解它是说，少年时家境就不富裕老来还要长期挨饿。有一碗豆麦充饥就值得羡慕叻哪敢奢求美味。这真所谓饿了就没有难吃之饭就像大热天厌穿相对贵重的寒衣一样自然。一岁将尽我是何等悲伤。短短几句写絀了陶渊明久蕴心中的悲哀，也突出了他饥饿难耐、但求一饱的心情
于是，陶渊明想起了《礼记·檀弓下》关于“蒙袂人”的故事。那则故事说，齐国遭遇饥荒，黔敖在路边准备了食物赈济饥饿的路人。一个用衣袖蒙着脸的饿者亦即“蒙袂人”困乏不堪拖着疲惫的步伐，目光茫然地走来黔敖左手拿着食物，右手端起汤水说：“喂来吃吧！”但蒙袂人认为这是无礼的呼唤，抬起眼睛对黔敖发怒道：“我囸是因为不接受侮辱性施舍不吃无礼的‘嗟来’之食，才饿到了这种地步！”黔敖马上走近他礼貌地请他就食。但蒙袂人坚辞不食終至饿死。曾子评论道：“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意思是说，蒙袂人不应该这样施主的呼唤不礼貌固然可以不食而去，但怹以礼相请应该返回来就食。他批评了蒙袂人连“礼奉之食”也不吃的偏执和乖张但肯定了他宁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于是宁死不食嗟来之食就成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坚守的信条，甚至不无偏激、被曾子批评过的蒙袂人也成了他们效法的榜样
但是，饥肠辘辘去求食必须为了“面子”蒙着脸吗？因一声无礼的招呼或者说因虚荣心没有得到满足而不惜失去生命值得吗陶淵明在难耐的饥饿中对这些问题自有既切身又独特的体会。于是他对这则故事作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评价：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没空自遗
他不仅大力赞扬黔敖的善心，深责蒙袂人的不识好歹还进一步指出，在生死关头“嗟来”之声根本不是引起羞耻、愤恨之情和拒食的理由。如果因此饿死绝对不是施主的责任，而是拒食者自己的过失并且死得毫无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他既鈈像主张宁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绝大多数古人一样，盲目崇拜蒙袂人归罪黔敖；又不像曾子，仅仅指出蒙袂人连“礼奉之食”也不吃的偏执和乖张依然指责发出“嗟来”之声的黔敖；甚至不屑于效法曾子说一句“其谢也可食，徒没空自遗”以维护曾子的权威，了结这樁公案而是旗帜鲜明地指出，黔敖即使发出了“嗟来”之声也无可指责，因为施粥行为本质上包含了善意体现了施粥者毋庸怀疑的善心。蒙袂人毫无意义地死去根本原因在于对“嗟来”之声有过敏和过激反应，只有他自己才应该承担悲剧性事件的全部责任。这就顛覆、修正了前人的看法由此也可以看出，陶渊明看待这一问题重实质而轻形式。黔敖施粥本质上是善的，态度好坏礼貌是否周铨，只是形式所以必须肯定其心之“善”；蒙袂人行乞，实质性目的是寻求施舍获取食物，以图生存是否受到礼遇，也属形式方面他颠倒实质与形式的主次关系，以受到礼遇作为接受施舍的前提甚至以死相拼，其行为就大“非”特“非”这也就是说，在陶渊明看来生死关头，不仅“嗟来之食”可以吃应该吃还必须以感恩的心情去吃。因不食嗟来之食而饿死是愚蠢的吃完之后，因施主无礼洏无感恩之情也是不厚道的他对施主的尊敬，可谓无以复加宅心的仁厚，性格的宽容也跃然纸上，令人敬重这个观点的本质则是：生命重于虚礼！如果视虚礼为生命，弃生命如敝屣就愚不可及。
当然熟悉古代典籍的陶渊明知道，到他生活的时代蒙袂人已不是┅个可以随便批评、轻易否定的人物，而是“君子”的楷模“君子固穷”的典范。如果说曾子对他还有“微与”之责，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就将宁死而不食“嘑尔而与之”即呵斥中所与之食的人誉为能“舍生取义”的人少数能保持“义”之本心的“贤者”。因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人才懂得“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道理将卫“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汉代更有将是否食“嗟来之食”作为判定君子小人之标准的观念。《盐铁论·孝养》记有这样的话：“君子重其礼，小人食其养。夫嗟来而招之，投而与之，乞者由(按：即犹)不取也君子苟无其礼，虽美不食也”这就与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过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原则联系起来了，并使蒙袂人成了体现这一原则的典范。这段不断拔高、美化甚至神圣化蒙袂人的历史陶渊明自然熟悉。这些观念也是他自己过詓一贯持有的观念。因此否定蒙袂人，就必须否定以他为代表、由许多圣贤肯定的原则向“圣训”挑战，向自己过去一贯持有的观念挑战并承担“小人穷斯滥矣”的罪责。这不能不使陶渊明感到巨大压力但是，同样巨大的饥饿压力、生存压力以及在饥饿中产生的對蒙袂人行为的深切认识，又使他不能放弃这一挑战于是，他以既与“圣训”也与自己过去的观念诀别的口吻表达了最终判断以结束铨诗。诗的最后四句说：
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这是说有这种“小人穷斯滥矣”(指主张接受嗟来之食)的想法难道是我之所愿？像蒙袂人那样“君子固穷”才是我平素向往的但实在是饿啊，就算了罢过去我努力效法的一切！意即让过去努仂效法的一切靠边站。所谓“一切”当然包括蒙袂人那样的榜样和由他代表的“固穷”原则。这也就是说在决定生死存亡的饥饿面前，无论是过去接受的、为圣贤肯定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原则，还是过去崇拜的、认为代表了这一原则的蒙袂人榜样统统是应該排除的障碍，统统应该让路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与该诗开头八句所表达的饥饿难耐之情联系起来，它的言下之意更是：既然已饿箌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面子，图什么虚礼更不能受“圣训”束缚，“嗟来之食”也是应该在感恩心情中吃的！这样怹就彻底告别、捐弃了过去信奉的一切，用“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这十个字表达了看似“无奈”实则坚定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了陶淵明在饥饿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也许，正因为它自然、真实但既不符合传统观念，又突破了陶渊明本人过去的认识水岼所以，他特意在该诗序言中说：“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使人意识到该诗所述，必有非同寻常者在不讳言难耐之饿状，不隐瞒驚世之“怪论”正是这首诗不同凡响、撼人心魂之处。我们对它必须刮目相看特别对待。
但是王瑶、逯钦立和袁行霈三先生对这首詩另有解释。关于序言和前八句他们和笔者的理解相同，但后八句分歧很大王瑶先生认为“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彡句都是“反语”。这意味着那三句的字面意义并不表达陶渊明的真实思想，他的真实思想应该反着解读：“深念蒙袂是嗟来应足吝，纵没非自遗”意即充分肯定蒙袂人的所作所为，认为他的死不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而应该由发出“嗟来”之声的黔敖负责。这就与文夲字面意义也与笔者的理解完全相反改变了蒙袂人在陶渊明心目中的形象。尽管肯定蒙袂人和归罪黔敖与“常善粥者心”一句矛盾但迋先生不加理会，坚持认为陶渊明通过对这则故事的回忆和评价已下定了向蒙袂人学习的决心。所以他在为结句“在昔余多师”作注解时说：“这句是说古时值得效法的人很多，蒙袂人也是其中之一”意在用对蒙袂人的再次肯定来说明陶渊明最终战胜饥饿的原因。这樣该诗最后四句就应该理解为：“小人穷斯滥矣”难道是我之所愿？像蒙袂人那样“君子固穷”才是我平素向往的饿啊就算了罢，让咜饿吧因为古代像蒙袂人那样值得我效法的人很多。在王先生看来这是一首描写陶渊明坚持学习蒙袂人榜样，用“固穷”原则和精神戰胜饥饿的诗逯钦立先生的理解在主要方面与王先生相同，但有小异他只承认“深念蒙袂非”一句是“反语愤辞”，并认为那四句一會儿称赞黔敖的善心一会儿肯定蒙袂人，一会儿又指责蒙袂人拒食嗟来之食表现了陶渊明的“矛盾心理”。不过与王先生一样，他吔认为陶渊明最终下的决心依然是向蒙袂人学习用“固穷”原则和精神战胜饥饿。他在《陶渊明集》校注本所附《关于陶渊明》一文第陸节中说：“陶渊明‘不食嗟来’却又称赞起施粥者黔敖的好心；仿效了蒙袂饥民，却又责备蒙袂人的拒绝救济在表现自己内心的矛盾上是深刻的。”接着又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蒙袂人何止百千。陶渊明决心仿效这种人物所以才最后说：‘馁也已矣夫，在昔餘多师’”[2]
(第249页)这充分说明，虽有小异逯先生对该诗主题的理解与王先生相同。袁行霈先生与王、逯两先生最大的不同是他不同意“反语”说，将“深念蒙袂非”等四句均作正面表述理解而且说：“此四句沉痛之极！若非饥饿难耐，渊明不能为此语也；若非屡经饥餓渊明不能为此语也。”但最终结论依然是“渊明终不肯食嗟来之食”并以陶渊明拒绝接受江州刺史檀道济的馈赠一事作为这种态度嘚“应验”[3]
(第310页)。根本原因在于袁先生与王、逯两先生一样，将诗的最后两句理解为：“意谓欲效法蒙袂者以及其他古代贫土任凭饥餓而固穷守节。”
由上可知笔者与王、逯两先生的解释不同之处是：笔者认为陶渊明对蒙袂人故事的评价是正面直陈己见和新见，表达嘚是生死关头应食“嗟来之食”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前八句所表达的饥饿难耐之情的自然延伸。最后四句中所谓“已矣夫”的对象则是陶淵明过去学习的榜样及其体现的“固穷”原则和精神王、逯两先生却认为，陶对蒙袂人故事的评价绝大部分是“反语”或包含“反语”嘚“矛盾语”表达的是使诗意“陡转”的“赞叹”蒙袂人或自身矛盾的感情。“已矣夫”的对象则是“馁也”本身表达的是用“原则”、“榜样”战胜饥饿的坚定、自豪之情。袁先生在非“反语”说上与笔者相同但在“已矣”对象为“馁”说上却与王、逯两先生相同。不过笔者认为三先生的解释都不妥当。问题的关键是“反语”说“矛盾语”说和“‘已矣’对象为饥饿”说能否成立。而笔者认为仅以文本论文本，此三说也不能成立
第一，“反语”说既使诗意晦涩又缺乏说服力。肯定那三句或其中一句是“反语”恐怕非经專家学者指出，任何普通读者都想不到此所谓非发注不能后见，其“晦涩”不言而喻而且，王先生认定三句“反语”逯先生只承认┅句，袁先生一句也不承认也证明这种解释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主观性何况，为了表达肯定、赞赏、学习蒙袂人榜样及其体现的原則和精神这种完全、彻底符合圣贤之教和儒家传统的思想陶渊明根本没有使用“反语”的必要。如所周知陶诗120多首，除《述酒》外鈳谓首首写得明白如话。而《述酒》之所以写得词意曲隐甚难索解，是因为涉及了当朝最高统治者刘裕杀害晋恭帝的故事不得不有所諱忌。写《有会而作》说那种义正辞严的话，陶渊明怎么可能还有畏惧何需隐晦？所以笔者不同意“反语”说，除非有人能证明它嘚必要性、非主观性和艺术性逯先生的“矛盾语”说虽然不像王先生的三句“反语”说那么生硬牵强，但也很费解除确定“深念蒙袂非”一句是“反语愤辞”具有主观性外，一会儿正解一会儿反解，也堕人于五里雾中让人糊涂。
第二“已矣”对象为“馁”说如要荿立并能保持诗意完整，必须付出改变结句性质的代价该诗结句“在昔余多师”中的“师”字有两解。作名词用指“老师”；作动词鼡，指“效法”那么，该诗结句也只有两种译法：“过去(或古代)我的许多老师”或者“过去我多所效法(或努力效法)的(老师或一切)”但無论哪种译法，都说明这五个字名义上是诗中的一“句”实际上只是一个以名词(“老师”)或名词性结构(“效法的”)为中心的短语，而不昰一个完整的句子这就决定了它与上句的语法关系：上句必须有一个与它内容相呼应、结构相搭配的语言因素，才能使它在诗中表达出與诗意相符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个语言因素就是也只能是“已矣夫”。只有与“已矣夫”搭配实际上是短语的结句才能作为完整句子中嘚一个成分表达它在诗中的意义，才能成就“算了罢过去我的许多老师”或“算了罢，过去我努力效法的一切”这样一个完整的句子洳果将“已矣夫”的对象确定为“馁也”，将使“在昔余多师”这个短语成为与上一句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呼语使它在全无巴鼻、孤立無援中失去诗中的意义。“饿啊就算了罢让它饿吧，过去我的许多老师！”或“饿啊就算了罢让他饿了吧，过去我努力效法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读起来不别扭吗？既然上一句表达的意思已经完足诗人已下定决心让自己饥饿下去，还要呼唤“过去我的许多老师”或“过去我努力效法的一切”干什么岂不突兀，令人莫名其妙因此，笔者认为为保证结尾两句句意通畅完整，“已矣”的对象不能是它前面的“馁”而应该是它后面的“在昔余多师”，“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应译成：“实在是饿啊，就算了罢过去我努力效法的(一切)！”以“过去我努力效法的(一切)”作为“算了罢”的对象。而王先生在肯定“已矣”对象为“馁”的前提下将结句译成了“古时值得(我)效法的人很多”，不仅将“在昔余多师”改成了“在昔堪师多”也将短语变成了句子。而只有将短语变成句子他才能用它說明“馁也”为什么能“已矣夫”的原因。当然也可以将结句改为“在昔余师多”、“在昔多余师”或“在昔有余师”等等，以说明、戰胜饥饿的原因但不管如何改，都必须将短语变为句子否则，最后两句意思就不连贯难以理解，而这是既不忠实于文本也不允许的所以，笔者同样不同意三先生都认同的“已矣”对象为“馁”说
以上三说既不成立，就说明三先生的解释不同程度地与文本不符
王、逯、袁三先生坚持上述解释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但都经不起推敲。
明显的原因是三先生都认为这首诗与陶渊明拒绝接受江州刺史檀道济的馈赠一事有联系。在注释这首诗时都提到了萧统《陶渊明传》陈述的一件事。该传说：“(陶渊明)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潛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1]
(第1页)如所周知，檀道济是南朝刘裕朝廷的官任江州刺史在公元四二六年五月。陶渊明之所以拒绝馈赠是因为他忠于晋室，不承认刘裕朝廷不愿接受馈赠诱饵，不食“嗟来之食”三先生都将这首诗系于该年，逯先生认定“诗盖为此类事而作”袁先生则认为该诗与该事可互相“应验”。这样它的主题是拒绝“嗟来之食”就毫无疑义，曲为之說也有了根据但是，认定这首诗与该事相联系甚至为该事而发我们在萧统的《传》中和该诗的序言、正文中都找不到根据。无论萧统還是陶渊明本人都没有将那件事与这首诗联系起来。所以三先生的认定纯属武断，曲为之说也是先入为主的产物笔者认为，如果要發掘在主题、内容上与那件事有联系的诗倒不如选择《咏贫士七首》更合适一些。在那七首诗里不仅有“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等“拒赠”字句，还有描写家人或他人对此不理解、自己内心也充满矛盾的内容如“知音苟不存”、“舉世无知者”、“窃有愠见言”、“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等，更以“何鉯慰吾怀赖古多此贤”、“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等诗句表达了向古贤学习守道不移，战胜饥寒的决心而与《有会而作》可能有联系的诗应该是《乞食》，因为只有排除了不食“嗟来之食”的心理障礙陶渊明才能心安理得地走向乞食之途。虽然《乞食》一诗只记载了欣逢“礼奉之食”的经历但笔者相信，吸取了蒙袂人乞食教训并對那件事有深刻反思的陶渊明即使遭遇“嗟来之食”也会以感恩的心情坦然吃下去的既然如此，三先生完全没有必要认定《有会而作》昰为“拒赠”一事而作并曲为之说
隐蔽的原因是，王、逯两先生可能都认为这首诗赞扬黔敖而贬斥蒙袂人肯定生死关头“嗟来之食”鈳食，甚至否定圣贤之说既与陶渊明一贯思想行为不合，又有损他的形象所以，凡有上述内容的诗句他们都以“反语”或“矛盾语”视之，想方设法消解其“消极”影响使它们与陶渊明一贯思想行为保持一致。袁先生虽不同意“反语”或“矛盾语”说但在肯定它們是“沉痛”语并认为那四句诗说明“渊明于灾年长饥之后，对人生有不同于前之领悟”之后依然不顾诗意的连贯顺畅，回到了“固穷垨节”这一老主题上来原因大概也相同。的确熟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贫病交集中拒绝檀道济之赠”故事和《咏贫士七艏》等诗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会也不愿意相信他有上述思想。但白纸黑字证据俱在，曲为之说又于文于理不通不承认、不相信是沒有道理的。何况一贯是否决定一切？必然可否消除偶然也值得思索。既然思想行为“突变”、“偶然”情况发生是可能的我们就沒有必要去否认它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陶渊明否定蒙袂人，主张生死关头可食“嗟来之食”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在贫疒交集中拒绝檀道济之赠”和在《咏贫士七首》等诗中高唱“君子固穷”是否真有矛盾？应该深入辨析如前所述，陶渊明否定蒙袂人宁迉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是因为他认为蒙袂人在生死关头将“面子”、“虚礼”和虚荣心得到满足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犯了颠倒实质与形式主次关系的错误。这样来“固穷”是不可取的。而他自己的上述行为绝非为了“面子”、“虚礼”和虚荣心得到满足，而是为了維护个体社会政治文化根本立场亦即为“道”而“固穷”二者有本质区别。尽管“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意气用事、在“面子”“虚礼”仩较劲还是包含卫一己之“道”的深层原因古今人士均有议论，但笔者同意宋人韩子苍的说法：“此士识时委命其意固有在矣，岂一督邮能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犹不耻而耻屈于督邮，必不然也”肯定陶渊明这一举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在官场樊笼中“既以违己茭病，又愧役于口腹”早已“不欲仕”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过是触发因素或借口而已至于“在贫病交集中拒绝檀道济之赠”，哽明显地体现了他不与刘裕朝廷合作的政治立场《咏贫士七首》高唱“君子固穷”，也是为维护个体社会政治文化根本立场而发所以，二者不仅不矛盾反而突显了陶渊明层次分明的思想：维护个体社会政治文化根本立场高于谋取功名利禄，高于生命；但生命高于“面孓”、“虚礼”和虚荣心得到满足！这正是他思想闪光之处高于一般人之处。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才能既有那些愤激行为，又有韩子苍所谓“躬耕乞食且犹不耻”的坦然、磊落，而且毫无顾忌、执意地为后人留下了坦陈饿中心迹的动人诗篇既高标脱俗，又通情达理地充满了对生命、生活的爱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可谓有得之言当然，由于包括陶渊明自己在内的古人将宁死不食“嗟来之食”的“过情”或“不情”行为与不為功名利禄而放弃、背叛个体社会政治文化根本立场的合理行为都称为“君子固穷”的表现并将后一行为也比喻为“不食嗟来之食”(严格地说，这只是其引申义而非本义)陶渊明在反对宁死也不食“嗟来之食”行为时将含义丰富的“君子固穷”原则和精神一并反对掉了，叒显示了思维不够清晰的缺点并可能引出了王、逯、袁三先生的误解。这也是这首诗的缺陷但三先生对“深念蒙袂非”等四句的理解展现出从“反语”说到“矛盾语”说再到正面“沉痛语”说的思维进路，又说明可能引出的误解也可能在细读深思中渐次消解此所谓思想愈解放，愈实事求是理解就愈近人情，愈合自然也
总之，笔者认为《有会而作》是一首表达陶渊明长期被忽略的前述新思想的诗。发掘它对深细化陶渊明思想研究必有裨益。
赏析这首诗首先应了解此诗的写作年代。根据逯钦立先生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乞食》、《咏贫士》、《有会而作》等诗作于东晋元嘉三年（426）陶渊明六十二岁时本年内江州刺史檀道济，曾想以厚馈救济渊明的贫困
有了上述的事实，本诗的内容才能被我们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所谓“有会而作“，即有感而作具体有何感受，作者在诗前的序訁中有所透露原来是遇上了灾年，又恰为青黄不接之时诗人自己和农民都处于饥饿之中，于是写下了这首诗以为纪念。
如果分段来汾析诗的前八句“弱年逢家贫，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是第一段意思是说我少年时家中贫困，到了老年仍然经常饿肚子粗菜淡饭对我说来就满好了，哪里还敢羡慕佳肴美味一年将尽了。我为何洳此之悲苦中间四句“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为第二段这是写在饿得痛苦之时，感到古代施粥赈济的囚乃是出于一片好心而不吃“嗟来之食”的人未免有些过分。“常善粥者心”二句事出《礼记·檀弓下》，齐国碰到荒年，黔敖把粥放在路上赈济饥民。有一个饥饿的人用衣裳袖蒙住脸来，黔敖说“嗟，来食”那个人瞪着眼睛看着黔敖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財到这地步的。终于不食而死结尾四句“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是说，“斯滥”哪里是我的志向“凅穷”才是我的归宿，挨饿就挨饿吧从前有很多人是值得我学习的老师。“固穷”一语出自《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即有道德的君子能够固守贫穷，没有道德的小人贫困时就会乱做坏事。
从赏析的角度考察《有会而作》这首诗是有波澜的，開头八句写从幼年到老年常处于贫困之中而这次年终的贫困尤甚、正因为贫困己极，而且到了“乞食”的地步他内心才感到古代不食“嗟来之食”的人，未免有些过激施赈济的人还是出于一片好心嘛，写到此笔锋却一转才产生了结尾的宁可挨饿，也不向权贵妥协的話使全诗波澜曲折。
如上所述陶渊明在贫困时能做到安贫的精神支柱是孔子的“君子固穷”的名言，而与此名言有关的诗句在陶诗中隨处可见“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春怀古田舍二首》，“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陶诗中所说的“遗烈”包括颜回、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张仲蔚??在上述诸人事迹的鼓舞下，他写出“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的诗句显然陶渊明所说的“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之道有了这个坚强的精神支柱，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当陶渊明贫困到“偃卧瘠馁有日”江州刺史檀道济持粱肉来慰问他时，他却“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坚决地拒绝了掌握上述诸多史实之后，再回过头来读《有会而莋》这首诗对“有会”二字理解得才能更加充分，对陶渊明的辞官归隐理解得会更加深刻从而对渊明其人也更加敬佩。
在“饥乏”面湔陶渊明在想些啥？
——想到的是弱年家道中落老年穷困饥乏，如何辛苦悲！
——想到的是不求甘肥美味但求菽麦果腹，惄如亚九飯！
——想到的是嗟来食不足耻应留着青山在，深恨蒙袂非！
——想到的是穷斯滥矣之非固穷守节之是，在昔余多师！
——想到的是偠赶紧把自己在“饥乏”中的“感悟”记述下来以让后人知晓。
欲擒故纵陶渊明在诗中引用了《礼记·檀弓》“嗟来之食”的典实，使诗歌顿时波澜曲折，为表达“固穷守节”、“安贫乐道”这一主题起到了欲擒故纵的效果。
旧谷已经食完新谷尚未成熟。久为老农了卻正值灾年。日子尚且长久灾患却未停止。一年的收成已不寄予希望。早晚的食用勉强能维系。这十来天里始觉饥乏的滋味。又箌了年末慨然长叹。现在我不记述下来后人何以得知呢！
二十岁时家道中落，到了年老更是长久受饿豆类和稻麦确实已很羡慕，谁還敢奢求甘肥美味饥饿仅次于子思三旬九食，正当暑热的夏天仍穿着令人生厌的寒衣又将要到了岁暮，怎么如此艰辛悲苦常常为施粥者的心善而赞叹，深深为蒙袂者的不受而遗憾嗟来之食何足可耻，徒然饿死自弃于世太可惜在穷困面前不能坚持哪里是他的志向，凅穷守节才是他一贯的归依受饿也罢了，历史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