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端下载
发送验证码
未注册的用户手机验证后自动登录
30天内免登录
社交账号登录
绑定手机号
发送验证码
为何八国联军来时，清朝子民不帮忙反抗便罢了，还帮他们打清军？
历史杂货铺
如果问你最讨厌中国历史中哪个朝代，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是清朝。因为晚清实在是受到了太多的屈辱，并且清朝还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清朝晚期发生的种种事情，丢失了领土，丧失了尊严，说严重点连脊梁都被打没了。也难怪人们都非常的厌恶清朝，这种屈辱在其他朝代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了，话说回来，这也不能全部怪清朝，因为大清落后于西方各国，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逐渐的发展。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必然。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紧接着的又是八国联军来洗劫以及破坏，西方国家都以为中国好欺负，都想组织兵力前来分一杯羹，我们先不看对方的强悍。我们看看当时的历史中，清朝的子民是如何做的。就拿洗劫圆明园来说吧，根据记载，当时甚至有百姓跟着八国联军进去趁火打劫。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百姓不帮着清朝打洋人，反而帮洋人洗劫自己的家园呢。我们可以看看历代清朝皇帝的做法，他们是一直在不断的扩展领土。可是在他们心中却没有将中原当做自己的家，他们之所以割地不心疼便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地方无所谓，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他们也可以放弃中原，只要清朝还在就行。第二个原因，个别的清朝皇帝压根不管百姓的死活，就拿乾隆盛世的时候来说吧，英国使臣曾经回忆说，自己在皇宫中吃的用的全部是最好的，可在街上却见到了吃垃圾的乞丐。清朝火器落后的原因
    不久前看看电影《大明劫》，里面的火器使用场面挺让人惊艳的，为什么明末的火器水平那么高，到了清代鸦片战争时期反而火器感觉退步了呢？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一下@古兵器大揭秘 兄
    他的回答是——
     刚刚脱离自原始社会的满清八旗，在对待曾经让他们大吃苦头的火器面前，采取的是非常保守态度，如果放纵占人口优势的汉族掌握更加先进火器，满洲贵族将无法维系自身的统治。实际上，清初的火器在明末的基础上仍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清廷的一系列举动，如流放发明连珠铳的戴梓、焚毁明代关于军事科技相关的书籍、拒绝在军队装备明末就已经出现的燧发枪（自生火铳）都是其限制火器发展的举措。
    清代奉行的文化专制、愚民政策也是其原因，加之闭关锁国造成的国内相对“安定”，丧失了与西方之间的交流（明代火器和科技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在于对西方技术的引入和改造，如弗朗机、鲁密铳、红衣大炮）
      还有一点，就是清代在经济上限制，导致明代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法健康的发展，而国家大规模普及先进的火器需要相应的工业基础，欧洲国家使用火器是沿着火绳枪——燧发枪——线膛枪的发展顺序而来，而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和国家制造能力密切相关。进行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就可能更快的进入到线膛枪阶段，而以农业为本的清朝只能停留在火绳枪阶段。
   
       @黄超1978:同样的事情在日本也发生过，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不但放弃了火枪连战马也比战国时期大幅度减少。贾雷德·戴蒙德探讨过日本和同时代欧洲的不同选择，认为火枪的运用抹杀了贵族和普通农民的区别，在一个和平没有军事竞争的环境中必然被统治者放弃。 
再在网上搜了两篇文章
正方观点：
从火器的停滞发展看清朝的不思进取
作者：东进
第一，关于是否应该站在后人的角度去评价满清的历史的问题。 无疑，我们的评价当然是站在后世的角度去品评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历史的发展。当然马后炮是放得很轻松的，不能够完全地理解当时人们所处的困境。但有谁又能说马后炮的结论是错误的？当然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指责当时的人们有多么的愚蠢而是要去分析错到底发生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应该看问题的态度。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不就是由于满清忽视火器的作用结果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吗？有谁能够否认这一点？要是当年的决策永远是不能用后世的眼光来评价的，那么焚书坑儒是对的，白起坑杀赵国60万人也是对的，满清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是对的，不是吗？当年都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说今天每做一件事情每做一个决策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第二，关于是否过高的评价火器的实力。 坦白地讲，当初火器的威力并没有我们如今想象的这么巨大，原因我已经说明，火炮是用实弹，火枪的射程和精确度不甚理想，火力持续性得不到保障。我在 《清朝不重视发展火器的原因略考》那贴中已做过分析，网友就此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分析。没错这些都是问题，但是严格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火器致命性的缺陷，是完全可以通过使用的战术来加以弥补的。这就是网友提到的“三排射”，这个战术是明朝的名将沐英所发明的，这个战术的应用时间要早于日本和欧洲。拿破仑纵横欧洲的时候同样是没有出现后装枪炮，但是为什么人家就能把火器运用得如此娴熟呢？实际上拿破仑就是靠大炮搞定了欧洲，这能说火器没有么？不是，只是你不会用而已。为什么咱们把老祖宗先发明的战术忘得一干二净而先前落后于中国的欧洲却能把这个战术运用得如此的娴熟？我想这应该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答案很简单，就是清政府认为光靠骑射已经可以把老百姓搞定，假如再发展威力更大的东西流传开来万一军队或者是老百姓造反怎么办？有刀剑就足矣。至于抵御外敌和称霸世界就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了。所以答案还是够用就行。但为什么当今的美国还在发展高科技呢？美国的军队足以对付任何一个国家了，因为美国有危机感，生怕哪一天就被人超越了，人家倒没有说够用就行，而满清却关起门来自大地说我的刀剑够用了，这难道不是不思进取么？看看当拿破仑在横扫欧洲和非洲的时候满清政府在干什么？乾隆皇帝在下江南、修园子，和珅在搞贪污。这种环境下火器能得到发展才是怪事情咧，火器在中国威力低下的原因能归结于火器本身么？ 第三，火器发展的环境和氛围： 从各个方面来讲，清朝都不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朝代。中国就是在清朝年间落后于世界的，火器的发展落后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罢了。为什么早先中国的科技一直能够领先或者至少不落后于世界，而到了清朝年间这种状况改变了，世界在前进，而中国在原地踏步，这难道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统治者的庸碌吗？就是因为清朝政府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搞愚民政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火器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当时火器的威力已经显现出来了，而满清政府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故意不去发展它。或者认为刀剑已经足以搞定中国的老百姓，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发展昂贵的火器对吧？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外敌入侵或者去开疆拓土呢？可见满清政府的确是个不思进取的统治者。 英国和欧洲敏锐地意识到了蒸汽机的作用结果掀起了工业革命的狂潮，而反观当时的清朝皇帝只知道修度假的花园，这难道不算差距吗？作为一个英明领袖当然要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敏锐地关注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的变化，而不是庸庸碌碌的干一天混一天反正保住政权就行了。为什么大唐初期国力鼎盛万邦来朝？而为什么大清即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反而要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呢？尼布楚条约貌似是平等的，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了，要知道外兴安岭离莫斯科有多远而离北京又有多远？为什么人家能够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你的家门口了？而大唐时期中国的势力范围达到了中亚波斯一带，可以说能够征服的地方几乎全部都臣服了。跟大唐相比难道清朝不思进取关起门来做大爷还不算是错吗？就算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跟大唐相比，清朝在各方面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唐朝的 刀征服了世界，而清朝的骑射却被人堵在了家门口，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结论：正是由于清政府忽视了火器的运用和发展，或者说对火器发展的前瞻性没有丝毫的认识，所以直接导致了1840年的那次惨败，开启了中国的百年屈辱史。看起来是偶然的1840，其实失败起因早就种下了。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不思进取导致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火器的运用和发展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中国火器事业的衰落与清朝无关
　　按照网络上流行的观点，我国火器事业是在清朝时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一个以骑射为国本的民族不能容忍火器这种东西的出现，更不能容忍火器这种东西让被统治的汉族掌握。这观点粗看挺有道理，细细思量却分明是有问题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先容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国古代火器发展的状况。中国古代火器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初级火器（两宋）、火铳（元明）、火绳枪炮（明清），我们就从明朝开始讲述。　　　　一、明清两朝我国火器发展状况　　　　1、明朝前期：火铳的发展　　火铳这种金属管制射击火器是在元朝发明的，它是依照南宋突火枪的原理制造，由人将火药点燃，从而把射管里的弹丸射出，是明朝初期明军配备的主要火器。　　a、手铳　　手铳就是单兵持有的小型火铳。明初，明朝当局相继制造了洪武手铳、永乐手铳配备于明朝军队中，在一些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永乐年间，明朝还组织了世界上第一支火器部队——神机营。　　b、铳炮　　铳炮是轻型火炮的前身，元朝的盏口铳和明初的碗口铳是其代表，碗口铳主要是用于守卫城寨关隘，现在出土的口径最大的碗口铳大约有230毫米。　　c、明朝中期火器发展的停滞　　永乐后，中国火器发展停滞了，在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再也没有什么质的提高。直到嘉靖时，才出现了多管和多发式火铳。总而言之，火铳这种中国原创的火器，比初级火器进步了一些，但点火方式落后，射击又费时间，所以当欧洲的火器传来时，火铳便逐渐退出了舞台。　　　　2、明朝后期：火绳枪炮的传入。　　火绳枪炮，顾名思义就是用火绳点火发射的枪炮，以火绳枪为例，在射击前，射手先点燃火绳作火源，然后扣动扳机，龙头下转，火绳头落入药室中点着火药，将弹丸射出。　　a、火绳枪　　进入明朝后期，我国的火器事业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火绳枪，又称为鸟枪，源自15世纪时的欧洲，后传入日本。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明军在沿海对倭寇作战时，缴获了一些火绳枪，后明朝兵仗局仿制成功，并在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制造了一万支火绳枪装备明军，从此，火绳枪成为明军单兵主要的火器。　　在此后几十年，明朝开始大量仿照欧洲的火器，最重要的是噜密铳的仿制和使用。赵士桢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成功仿制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噜密铳。这种火绳枪比从日本缴获的鸟枪具有两大优势：1、威力更大，2、重量更轻。因此，噜密铳很快就被明朝大量仿制并装备于军队中。　　b、火绳炮　　火绳炮源自15世纪的欧洲，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明军在广东西草湾缴获了三艘葡萄牙战舰以及船上的舰炮，即佛郎机炮，这是欧洲的火绳炮第一次传入我国。此后，佛郎机炮不仅被广泛用于明朝对外战争上，还被明朝当局不断改善，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对这种炮有广泛的论述。　　c、火绳炮的颠峰之作：红夷大炮。　　公元1620年，有一艘装备红夷大炮的英国军舰在澳门搁浅，葡萄牙当局趁机将这三十门大炮据为己有。为了应对越发严峻的关外形式，明朝将这三十门红夷大炮买下，装备在山海关和宁远。公元1626年，袁崇焕在宁远就是用这种大炮挫败了努尔哈赤。红夷大炮较以前的火绳炮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射程更远，威力更大，此炮口径三寸，炮管长一丈多，可发射三、四斤重的炮弹。尝到甜头的明朝当局在徐光启、李之藻、汤若望等中外专家的主持下，于崇祯年间开始大量仿制这种炮，并广泛用于对后金的作战中。　　d、燧发枪的萌芽　　燧发枪是用燧石点火发射的枪，这种枪在发火装置上安置一快燧石，发射时，由射手扣动扳机，安装于扳机上的龙头同燧石摩擦生火，火星将火药点燃产生气体推力，从而将弹丸射出。燧发枪相比火绳枪具有两大优点：1、不怕风雨，2、不用事先点火，大大节约了射击时间。　　燧发枪于16世纪20年代创造于德意志，17世纪法国军队首先装备燧发枪，并很快传入我国。明末火器专家毕懋康在其《军器图说》（公元1635年刊印）首次介绍了燧发枪（书中称为自生火铳），可惜的是，我国以后对燧发枪的研究陷入了停顿，直到清朝康熙时才制造出燧发枪，不过是给康熙用来打猎的，当时称为自来火。（原因参见二、1、2）　　3、清朝初期火器的发展　　清朝在与明朝作战中吃尽了火器的苦头，因此，皇太极下决心发展火器，于1631年仿造了红夷大炮（清朝讳夷，改名为红衣炮），并开始大量装备军队。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清朝廷制造了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此炮曾在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后，清朝当局又制造了威远将军炮，此炮在1696年平定葛尔丹的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康熙年间，我国出现一位天才火器研制家，他就是戴梓。戴梓由于深谙火器制造，因此特别受康熙器重。他最大的发明就是连珠火铳，按照纪昀的记载，这种火器应该是连扳连射的燧发枪，每装填一次，可连续射击28发弹丸，提高了射击速度。公平的讲，戴梓的发明是对传统燧发枪在机械上予以改进，连珠火铳并没有膛线，点火方式也没有革命性的改进，在枪械发展史上像一颗流星一样划过也是必然，网上一些文章对其的吹嘘显然过了头。当然，连珠火铳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没有推广使用，首先是因为朝廷不重视（参见二、1），其次，这种连珠火铳机械更加复杂，其增加了铳脊以储存弹丸，有些类似于现在的弹夹，除非戴梓这样的天才工匠，一般的工匠恐难以模仿到位，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农业社会，大规模生产是有困难的。　　前面提到的威远将军炮也是戴梓研制的，这种炮其实是对红夷大炮的改进，威力比明末的红夷炮大一些，在本质上并没有提高，网上一些文章对此炮的吹嘘毫无根据。至于戴梓最后被流放，网上某文声称是因为他制造连珠火铳得罪了康熙而遭此厄运，这显然是编造的谎言。戴梓被流放，是在他发明连珠火铳八年后，而原因是因为遭人诬告，与他的发明扯不上关系。　　总体看来，清朝火器还是对火绳枪炮的改进，并未有质的发展，到康熙末年后，清朝对火器的研制也陷入了停滞。　　　　二、清朝火器停止发展的原因　　　　1、从主观方面看，国家长治久安，边疆趋于稳定，朝廷已没有研制火器的热情和动力。　　a、其实明朝也出现这种情况　　明朝初年，战争频繁，对火器的依赖越来越大，因此，洪武、永乐两朝对火器的研制极其重视，以致我国这一时期火器的发展非常活跃。自永乐后近一百年时间，明朝的火器发展陷入了停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长治久安，北方的蒙古分裂，对中央再难形成大的威胁，因此，国家对火器的需求减少，对火器研制的热情消退。自嘉靖年开始，明朝又进入多事之秋：倭寇骚扰、援朝抗倭、对东北后金作战、镇压农民起义，战争的频繁，使得朝廷对火器重新重视起来，因此，造就了明朝后期我国火器的大发展。　　b、清朝和明朝惊人的相似　　从明朝不难看出，清朝自康熙年后一百多年的时间火器发展陷入了停滞也是这个原因。在康熙年间，清朝廷对火器的研发还是很有热情的，前面提到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威远将军炮就是这一时期制造的，而这些新火器在雅克萨、平定西北等战役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康熙末年以来，清朝廷统治已十分稳定，边疆虽还有动荡，但大规模军事冲突已经消失，现有火器已足够使用。因此，同明朝一样，清朝廷对火器的需求也减少了，对火器研制的热情也消退了，到洋务运动前这一百多年间，我国火器事业再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c、西方争霸战争频繁，刺激各国争相研制新式火器。　　西方各国国土狭小，为了争夺殖民地、开拓海外市场，争霸战争不断。为了战争的需要，西方各国对火器发展极为重视就不奇怪了，清朝火器停止发展这一百多年时间，正是西方火器发展日新月异的阶段，从而彻底拉开了我国与西方在火器方面的差距。　　d、把责任完全推到清朝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前面对明清两朝已经有了比较，从主观方面讲，两个朝廷都是一样的，不管哪只青蛙，在温水中都会被慢慢煮死的，假如把清朝换做明朝，中西在武器方面的差距所引发的悲剧还会发生。至于所谓的清朝有私心，提防汉人，只能是无端的猜测。　　2、从客观方面看，西方火器制作越来越精密，没有近代化学和机械基础的我国越来越难以仿制。　　a、自明朝后期，我国火器事业主要依靠对西方火器的仿造　　从前面介绍的我国火器发展简史来看，自明朝后期以来，我国火器的发展从自我发明转变成对西方火器的仿造。对于火绳枪炮这种机械简单、化学技术含量底的火器，农业社会传统的工匠手艺还是能仿造的，所以，明清两朝仿造和改进了许多火绳枪炮。　　初期的燧发枪，传统的工匠还是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仿造的，但此后的燧发枪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仅凭一两个人的手艺，是不可能大规模仿造的，所以清朝朝廷只能造出少数的燧发枪也就不奇怪了。　　b、没有近代机械和化学基础的我国，根本无法仿造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式火器。　　19世纪后半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进入工业革命，从而也带动了枪炮的革命性发展。　　(1)、线膛枪（来复枪）取代滑膛枪。　　线膛是谁发明的至今还有争论，但1776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抗英部队用线膛枪把使用滑膛枪的英军打败是毫无争议的。线膛枪的弹头在膛线飞行时不停的旋转，旋转速度达到每秒3000转，且弹头的轴线始终围绕着弹道切线做锥形运动，从而克服了空气阻力，使线膛枪飞行准确性和射程大大优于滑膛枪，尤其是将枪的射程由百步提高到几千米，使步枪的威力又有了质的飞跃。　　(2)、击发枪取代燧发枪　　燧发枪仍然存在着点火时间长、防水性差的问题，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革命意义的击发枪终于在1807年由英国的福塞斯和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联合发明出来。福塞斯在化学实验中提炼出一种叫雷汞的物质，后来他用雷汞研制了击发点火技术。可见，击发枪的出现，是近代化学的产物，依我国当时的情况，凭工匠的手艺根本不可能仿制出这种枪。　　(3)、长圆形子弹取代球形弹丸　　在此之前，所有枪炮都使用球形弹丸作为子弹，射击精度很差，而且枪的口径大，增加了枪的重量。法国人德尔文于1828年创造了长圆形子弹，克服了球形弹丸所带来的弊端，使枪的威力又有了很大提高。　　总之，由于工业革命，西方的火器发展日新月异，近代化学和机械成果大量运用在火器制造上，而近代工业基础使大规模制造先进火器也变的简单起来，传统农业社会的工匠再也不能像模仿火绳枪那样模仿这些枪炮了。我国直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后，在购买西方的设备和聘用西方技术人员的条件下，才开始制造这些近代火器。　　　　三、通过主客观两方面总结，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火器事业的确是在清朝时衰落了，但将这责任归结于清朝是不公正的，不论哪个朝代处于清朝的时期，我国被西方用先进火器凌辱的悲剧都会发生。在一个长治久安、没有外患的环境中，在一个重视人文科学、轻视自然科学的国度里，在一个没有近代机械和化学基础的农业社会中，在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国家中，火器彻底落后于发达国家是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而将这教训归结到民族问题上，显然是混淆视听、无视发展规律的愚蠢做法。
 专家观点
“弓马骑射”笼罩下的清代火器
——清代火器发展及使用状况述论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清代火器发展停滞是由多种主、客观原因造成的。铜铁冶炼和火药制作的工艺水平是火器生产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而思想意识领域的抵制和国家制度层面的禁抑才始终是清朝火器发展最主要并长期存在的障碍。清朝统治者亦视火器为“利器”，重视其军事上的运用，只是禁止民间、来华的属国和外国人制造使用，甚至对携带与火器相关的原材料也予以严禁。火器的使用者主要是八旗军和绿营兵；清朝为反击侵略、打击叛乱、镇压民变等，往往加大火器使用力度。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对汉人拥有火器始终怀有恐惧心理。在多重因素的制约下，清朝火器在200余年间难有求新、改进和发展，长期墨守陈规最终造成清末落后挨打的惨痛局面。
关键词：火器；弓马骑射；思想束缚；中西交流；火器禁令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7
火器兴衰贯穿有清一代。两百余年问，本已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闪现点点革新之火的清代火器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日益衰败萎缩。目前学界有单纯将清朝火器发展滞后归因于统治者对火器的忽视与禁止，甚至只强调阻碍火器发展的客观原因，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研究Iq。本文拟对清朝火器的衰落和火器禁令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力求对清朝火器研究有所深入。
火丄药的发明和军事应用
火丄药的发明应归功于中国古代炼丹家，虽然发明的时间目前仍众说纷纭，但公元808年唐朝炼丹家清虚子在《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关于“伏火矾法”的记载，是世界上关于火丄药制造的最早文字记载。在人类历史中，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许多都首先用于军事领域，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概莫能外，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如此。于是，火丄药凭借它的突出效用和强大威力，逐步被人们认知并应用到军事领域。
史家们较一致的看法是至迟在宋朝初年火丄药已应用上于军事。曾公亮等编撰的《武经总要》中就记载了多种火丄药配方目。至南宋开庆元年(1259)，“造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囝(P4923)。此后，火器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得以继续发展，进而出现了火炮的原型——元朝的火铳。元朝初年的西征将火丄药和火炮的制作方法经由阿拉伯人传人欧洲。在14世纪30年代，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策源地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仿制东方的金属管形火器。接着，英国、德国、法国都相继揭开了用火丄药制造火器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火丄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火器的传人对欧洲打破封建枷锁，建立资产阶级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在火丄药发源地的中国，火器发展却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期，直至1840年鸦丄片战争爆发，中外火器的发展似乎总是走在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
二、清朝火器发展停滞的原因
此间数百年，中国本有着数次取长补短、迎头赶上的机会。尤其是明亡清兴的六十年问，由于西方殖民丄主义者及传教士的东来，加之战争的催化作用，交战双方的目光几乎同时聚焦到原本不被重视的火器身上，火器的制造和使用重又起步。而这一时期也恰恰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火器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数以万计的各种火器应用于战场。
据明熹宗天启二年三月工部统计，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元年(1621)的三年时间内，明朝发往辽东前线的将军炮、佛朗机、神枪等各式火器共42974位(门)问。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实属惊人。尤其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红夷大炮”仿制成功和大量使用，更使中国的火器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当时明清双方在交战过程中都曾大量使用这种原产于葡萄牙的西式重炮及其仿制品。宁远大战中，明军使用了天启三年购自澳门的十一门红衣大炮，给擅长骑射野战的清军以重创。皇太极即位后，痛定思痛，大力发展火器；建立了火器部队——“乌真超哈”(满语音译)，汉语意为“重兵”，即配备火炮的重装步兵。“乌真超哈”的出现使原本只善于野战的八旗军拥有了不可或缺的火力支援与攻坚力量，并进一步演变成为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八旗汉军。“至红夷大炮，我国创制后携载攻城自此(围攻大凌河)始……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红夷大将军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夷大将军炮”嘲。此后，清军武器的劣势顿为改观，明军以炮守城被清军用炮攻城所打破。即使在入关后，清军凡遇到顽强抵抗，无不用炮轰作为制胜妙方。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纪录，南明政权的重要据点，杭州、金华、建宁、广州等，都是被大炮轰开的悯(P38)。然而，问题在于当清初的大规模战争停止后，身为火器使用受益者并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清王朝，却使火器发展陷入了至今仍令人费解的停滞阶段。此后200余年间，中国火器发展始终停滞不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日益拉大。直至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国门轰然打开。清朝既然是借火器之力夺得天下的，为什么在坐稳江山之后反而限制先进火器的广泛装备与创造革新呢?究竟是没有意识到火器在未来战场上的重要作用?还是出于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本文通过对清朝中前期思想意识形态冲突和国家体制束缚等相关问题的分析，期望能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客观条件的不足
清朝初年中国大规模生产先进火器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火器的生产离不开铸造工艺、铜铁冶炼、火药制造等要素的支持。但仍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恰恰难以在这些方面给予充分的保障。
中国在火器铸造工艺以及铜铁质量上较同时期的欧洲各国有较大差距。中国传统的铸造技术主要有泥型铸造、失蜡法铸造和金属模型铸造三大类。金属模型铸造仅限于制造犁镜(翻土用的农具)等少数器件，至清末才用来铸造火炮。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新航路开辟和文艺复兴的强力推动下，工业迅速发展，采用了铁模等先进的制造工艺，并使用镗床对炮膛内部进行加工，使其更加光滑，炮弹射出后，弹道更加笔直，极大的提高了射击精度。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牛顿等一批科学巨人的推动下产生，力学、数学、化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使关于火炮弹道、初速度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也就是说，火器的使用不再像以前仅凭经验就可以进行的了。在漫长的火器使用过程中，人们已经总结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
的过程中产生科学。
经过工业革命的改造，欧洲各国的铜铁冶炼质量普遍提高。清朝依然在使用落后的土法炼铁，不仅产量低，而且杂质多、韧性差，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最为致命的缺点是炮身容易出现砂眼，导致炸膛，伤敌不成反伤己。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津水师营演练来回交替放炮时。“斗头炮两门爆裂粉碎”、“其爆裂粉碎，乃因原制造不牢固所致”研(P1794)。
从推进剂——火药的制作上看，虽然八旗没有专门的火药厂——“濯灵厂”恻(P733)，但用石碾手工生产的清军火药，所含杂质多，木炭、硫磺和硝石的比例不均。
资料来源：据胡建中《清代火炮》《故宫博物院院71}1986年第2期、第4期整理而成。
据上表，与同时期的西方火药相比，乾隆时期的火药含硝量较高，碳的比重过低，威力必然受到影响，加之缺乏先进的粉碎、拌和、压制、烘干等工序，造成药颗粒大小不均，难以充分燃烧，使得枪炮弹丸所得到的推力难以把握。
射击精度就更是无从谈起。“克敌制胜之保证乃以火药为先”，清军“火药制造甚粗，且潮湿而团结，看得合格仅十分之二三”n(P1549)。
物质基础的核心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在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仍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大环境下，没有资本的充分积累，也没有大型的手工工场和雇佣工人，系统化的科学技术理论和科研机制更是天方夜谭。
没有雄厚的物质生产基础，先进火器的研发制造就更像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虚无缥缈。“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的注目。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似乎特别看的明显。
因为官员们根本不管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而只凭一时好恶向工匠付钱嗍。千百年来，中国商人已习惯于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而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也羁绊了人们追求先进生产工具的脚步。在—个缺乏商业竞争机制和官僚主义泛滥的封建国家中，采用先进生产方式和优质原料生产火器自然是难以实现的。
(三)统治阶级特殊心理的作用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有一种有别于汉族统治者的独特统治心理——努力保护国语骑射，维持满族武力优势，猜忌防止汉人武装的强大。这种狭隘的思想更是从根本上断绝了火器在中国发展壮大的一丝希望。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满洲的“弓马骑射”对于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具有天然的优势。在面对同样善于骑射的蒙古诸部时，满洲的这种优势就被极大的抵消了，这时火器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康熙二十四年圣祖康熙帝于王家岭阅兵，“命将士发红衣巨炮及诸火器。一时尽发，声震天地。巨炮所击，树侯栏墙，莫不应声而倒。时(喀尔喀)阿海台吉及众蒙古惊惧失色”IS21(P449)，“有顷阿海台吉少息，语阿尔尼日．．．…·今观火器轰烈如此，尤耳目所未见闻，愈觉惊心破胆矣”旧。很明显，康熙帝此时是将火器演练作为宣扬国威、震慑蒙古的有效措施使用的，八旗大规模演练火器的强大威势和参加阅兵的蒙古台吉诚惶诚恐的表现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既然清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火器是对付游牧民族，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自然也对火器的先进性和强大威力心知肚明，只不过作为清王朝统治核心的满洲也是来自东北、以骑射见长的民族。在王家岭隆隆的炮声中，康熙帝看到拜服在地的蒙古台吉，心中在得意之余恐怕还会有另外一番滋味。．
在中国战争史上，游牧民族的弓箭和骑士对于地处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汉族而言，是一种极强大的、难以抗拒的军事力量。尽管如此，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限制，这种优势是很难被模仿的。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当熟悉“弓马骑射”的游牧民族占领并征服汉族后，为了保持“弓马骑射”对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性，就不再采取军事技术上更新换代式的大跨越——即以更先进的火器完全取代落后的弓箭。
乾隆末年，面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作为礼品呈上并演示的火器，中国官员给予的是轻描淡写的评论。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官员们资质愚钝，也不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每分钟能发射七发炮弹的野战炮的先进性。当时英国使团成员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并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了回答：“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永远不会承认落后，这是一场悄悄的实力的较量。对中国官员来说，不能流露出半点欣赏的神情，他们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这种态度像是咒语：英国的优越性与中国制度相悖，因此这种优越性就不可能存在&#(P140)。这位使团成员道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总是呈现格格不入状态的根源所在——无法回避的制度和思想冲突。
其实，只要认真阅读清朝留下的大量文献，我们就不难揭示出清朝皇帝和官员那种不欲明言的隐秘心理，根本不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火器的强大威力和广阔发展前景，而是统治者的虚骄心理和保守心态在最大程度上抵制了它的发展。就如顺治朝士大夫杨光先的一句名言“宁可是中国无好历法，不可是中国有西洋人”所坚守的那样，任何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背离的异端以及相关联的事物，必然面对整个王朝知识阶层的强烈反对和敌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孩子与污水一起泼掉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奇怪的行为心理，姑且称之为“鸵鸟心态”。
骑射是清王朝入主天下的本钱。清太宗翻阅《金史》见到金世宗告诫太子“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的事迹f1目(P158-159)，“殊觉心驰神往，不胜叹赏&#。要求臣下吸取辽金两朝因废旧制，效汉俗，最终导致社稷倾覆，国家灭亡的教训。人关后，历代清帝都很重视保持八旗的尚武精神。每年秋天都要行围狩猎，以维持本民族的骑射传统。康熙帝曾在御批中写道“我国家用兵以来，所向无敌，野战则尽歼，攻城则必克，惟以弓矢戈矛摧坚破墙，无有不胜”【1毋(V842)。康熙帝在维护传统习俗方面比太宗更进一步，开始注意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文化核心层抵制某些汉习思想，多次强调“满洲若废此业(弓马骑射)，即成汉人，此其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人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旧(P1639)。雍正帝也曾告诫臣下“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绪，恐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同，徒成两所无用之人耳”四。乾隆帝更是“钦依祖训，凡旗较射处，皆立卧碑以示警焉”I-q(P2)。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满洲落后“弓马骑射”的不断提倡，进一步压缩了火器的发展空间。何况对于习惯使用弓箭等冷兵器作战的八旗将士而言，火器的制造使用的确存在着先天性的不利因素。
火器的制作和使用如果不加以禁止，显然更易于手工业发达的汉族用来制造装备，加之火器使用和操演极为方便快捷，更利于在占人口和生产技术双重优势的汉族中迅速普及，这对以少数人口统治多数人口，生产方式落后，且一向被“华夷之辨”所困扰的清王朝统治者而言，意味着统治基础的动摇和王朝赖以生存的武力优势的严重削弱。火器能够使卑微的、甚至从未经过任何军事技能l『Ii练的步兵也可以对多年苦心培养出来的精锐骑兵形成致命威胁，这使得自战国以来骑兵作为军队主力的军制开始落后于时代。在使用新式武器的情况下，即使—个拥有辽阔土地，可以动员数万骑兵的强大政权，也会在使用火器的农民集团面前伤尽脑筋。
训练有素的游牧骑兵几乎从出生开始就要进行严酷训练，以掌握刀、枪、马术、弓箭等基本军事技能，成材需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派上战场后，还要经过数次战火的考验和淘汰，才能培养出一名合格的骑士。如果在战争中命丧几乎未经训练、手持火器的步兵之手，这种损失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弥补的。日本战争史上著名的“长筱战役”就是一例。1575年，日本尾张大名织田信长、三河大名德川家康联军与甲斐大名武田胜赖会战于长筱地方。在这场大战中，尾张大名织田信长首次大规模、有组织地使用了装备火枪的3000轻步兵——足轻。在火枪齐射的密集弹雨中，武田家世代经营的，被认为是信玄以来日本最强大的精锐骑兵——“赤备”遭到毁灭性打击，死亡、失踪达1万多人。此次战役使武田军元气大伤，损失的大量人员和装备无法及时补充，最终导致七年后武田氏的灭亡。在此次战争中手持火枪的轻步兵大显神威，并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兵器御。乃至织田信长的继任者丰臣秀吉在侵略朝鲜时，也大量装备了火枪，使得准备不足的朝鲜军和明军吃足了苦头。
认识到火器大量使用可能给汉族带来优势的清王朝统治者，面对西方火器装备日新月异的发展，更加固步自封，以近乎“鸵鸟”般“遇敌藏头”的心态来对待火器的发展与改进，甚至到了仇视和极力摧残的地步。“火器之害烈矣，……尝欲思一断绝之法而不得”。“(火器)宜制为厉禁，凡火器药物之官，皆如天文官世袭，此外不许私习。设火器营于京师，京师而外，不得用火器，诸边镇当用者，皆自京师给遣。或四方有寇者亦然，事平仍归京师。庶四方不习其法，不至流毒而已&#t。最优良的火器优先装备给满洲嫡系的八旗部队，绿营和勇丁只能使用次一等的装备。“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子母炮原系内制，不便通给外省”，“将彼地所有子母炮，赍送来京交部”阎(P371)。最先进的火器被集中到了八旗和北京的库房，兵力最强的汉人绿营却没有使用的权力。清朝统治者这样做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保持游牧民族自身“弓马骑射”的传统优势。因此，清朝中前期近200年问火器发展停滞的本质：是以火器为代表的一种先进性与另一种先进性——“弓马骑射”在相互比较过程中的失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潮流中，固步自封，甚至有些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最终被远远抛在时代的身后。
l四)禁教的后遗症
康熙帝颁布禁教令后，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科技书籍和技术人员的引入更加困难。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渐停滞，进一步阻碍了中国向西方世界学习的机
会。早在唐初和元初，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异端“聂斯脱里派”和罗马公教的分支“也里可温教”便已在中国传播。而真正使基督教在中国长期延续下来，其实得益于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正是他把介绍西方科学工艺成果当作吸引中国朝野士绅改宗基督教的手段，也闲此使中西文化交流在双方都引起重视并相互受惠。正是从此时开始，一批批来华传教的教士们，在似乎不经意问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工艺带到了中国，火炮、钟表、医药、绘画、天文等种种前所未见的新奇事物出现在国人面前。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众多传教士更成为人们耳熟能详得
汤若望与南怀仁同为耶稣会传教士，先后受派来华传教。虽然时间上两人相隔数十年，但他们都在中国火器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明朝天启六年，袁崇焕在宁远用红衣大炮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后，明朝大臣徐光启、孙元化等人提出“凭坚城、用大炮”的军事主张，实际上已成为明朝同后金作战的主要战术原则。崇祯九年(1636)，迫予同后金战争急需火器的压力，明朝在皇宫旁没铸炮厂一所，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任监督，先造大炮二十门，后又造小炮五百门，历时约两年。崇祯末年，汤若望更在焦勖的帮助下整理成《火攻挈要》一书，计两卷，附《火攻秘要》一卷【23】，书中详细阐述有关火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丄药的配制等技术，这是当时有关西洋大炮的一本最权威著作。在汤若望飘洋过海到达中国后的第36个年头，一位年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于顺治十五年(1658)来到中国。其后因在平丄反汤若望冤狱中表现突出，南怀仁于康熙八年(1669)受命为钦天监副。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帝鉴于南方地区多水网山地的自然条件和清军火炮体积庞大、运输困难的缺点，命南怀仁铸造了一批适合山地作战的轻型火炮。康熙帝谕示兵部：“著治理历法南怀仁制火炮……大军进，急需火器，务加意精工。俾越山渡水，轻便利用”啪。康熙十三年(1674)至二十八年(1689)，南怀仁共为清政丄府制造火炮566门阎， 随后，清政丄府在紫禁城内的养心殿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
室和八旗满洲之用。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二丄十一年(1682)，因铸炮成功，康熙帝特旨加南怀仁为工部右侍郎，这也是来华传教士所获得的最高官职。
然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变——“中国礼仪之争”还是不可避免的爆发了。《新天主教百科全书》给“中国礼仪之争”的定义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士人祀孔，二是家人祭祖，三是中西文中间有关基督教上帝的语意和语言学的争议，称“译名之争”。日罗马教皇克莱芒十一世的特使铎罗在南京发布了旨在禁止中国礼仪的“南京命令”陶(P15)。虽然中国主流文化对基督教通常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康熙皇帝的宗教政策在清朝各皇帝中具有个性。他试图通过让在华传教士具结，签字画押，效忠皇帝的手段，把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天主教会收归国有(类似于俄罗斯正教会和英国国教)。
“南京命令”中严禁“中国礼仪”的内容使习惯“敬天祖”的中国人无法接受，尤其是罗马教廷公然以教皇敕令的形式干涉中国内政问题，这就超出了教会内部神学纠纷
的范畴，甚至也不全是文化冲突，而是转化为以教皇为代表的教会与皇权在宗教权利和政治利益上的大碰撞。不幸的是，这场碰撞给基督教的在华传播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康熙帝虽然是清朝皇帝中最开放、最有西学兴趣的，但皇帝个人的学问和业余爱好必须服从王朝的总体利益和形象。祭天、祀孔、法祖，事关中国的“国本”和“教化”人民的主丄权，是决不能够有一丝妥协的。在反对中国礼仪、挑战皇帝权威的教皇面前，康熙帝必须成为汉族制度的卫道士，．谕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P80)此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恶化。“康熙的接班
人，乃子雍正和乃孙乾隆，对西教的政策，一个比一个严厉，直至将传教士变成宫廷弄臣而宣称西学均属异端邪说。假如说17世纪是基督教三度远征中国战果最辉煌的岁月，那18世纪给它留下的确是相反的纪录”叨(p81)。
雍乾时代，中国天主教进入低潮，处于不绝如缕的境地。朝廷的基本政策首先是限制传教士入境，许多人只是到了澳门，没有进入中国；其次是对“西学”采取了严格的分裂政策：利用他们学术技艺，摒弃他们的宗教；再次是将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加以限制：京畿地区允许他们在监控下进行宫廷需要的活动，而在外地传教则尽行驱逐。
雍正、乾隆年间北京传教士职业表画家敷学家、天文学家药学家钟表师艺术家中国文化专家、翻译不明技艺者合计5人 11人 1人 2人 2人6人 11人 38人
资料来源：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
上表列出了康熙帝禁教后，雍正、乾隆年间在北京的传教士职业状况。由于当时法律允许的传教士活动范围仅限于北京，因此，这份名单中的传教士实际上几乎包括了
清朝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传教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传教士的职业是更适合为宫廷服务的画师、翻译和医生，唯一可能涉及火器制造的职业只有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但在当时严令禁教的社会大环境下，传教士对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间接传播尚且受到限制，更难有机会像明末清初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那样，深入到国家最高军事机密的核心区域——火器的制造与研发。
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朝在收台湾，驱沙俄，平噶尔丹，定西藏、青海等战场上大规模使用了火器。康熙二十一年(1682)，副都统朗坦奏称“若调盛京二十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速往前线，即可济用”嗍。康熙三十五年，在平定噶尔丹叛乱的过程中，清军携带了大量轻便火炮，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记载；其中能发射爆炸弹的威远将军炮“从征噶尔丹，以三炮堕其营，遂大捷”。这一记载虽有夸张，但可以想见当年清军携带火炮的数量和威力。在平定金川叛乱的战场上，乾隆帝多次传谕对敌碉卡的“制胜之道，自必用炮轰摧”，“用炮轰摧，尤为得力，自可克期而待”，以求减少士卒伤亡，加快战争进程闼。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环视之下大清已无可匹敌者，“康乾盛世”也已经达到顶峰，清朝统治者自以为骁勇无比的八旗铁骑与火器已天下元敌，从此便可高枕无忧。 ．
康熙以后的历代清帝在忽视火器研发的同时，对火器的传播和使用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措施。雍正五年，雍正帝“以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圆(V4123)。清朝统治者在已大量装备火器的情况下，重新强调刀矛弓箭的作用，使得火器发展不再受人重视，进而人为的走向衰落。此后的火器制造更是墨守成规，几乎没有创新。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布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中列举了85种炮名和17种火枪名称。乾隆三十二年(1767)颁布的《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中则共列举了23种炮名和49种火枪名称。虽然此时火器的数量庞大、种类也很繁多，但多是在明末清初原有基础上的加工改良，并没有革命性的火器种类出现。乾隆五十七年(1792)，马戛尔尼虽送给乾隆帝舰炮模型和火炮枪支的样品，但乾隆帝对此毫无兴趣，更没有意识到来自遥远得英吉利的威胁，反而漫不经心的派人将其送人圆明园封存，从此难见天日。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时，士兵才从战利品中发现了近半个世纪前英王送给乾隆帝的马车和榴弹炮，它们仍零件俱全地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甚至从来没有被搬动过【14t(P608)。
 ·
(五)缺乏强敌和武备废弛的影响
缺少强大外部敌人的刺激也是清朝火器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到：中国四周的防卫非常好，既有由自然所提供的防御设施，也有由科学所提供的。在南方和东方临海沿岸有很多小岛星罗棋布，使敌舰很难接近大陆。北部则有可以作为防御工事的崇山峻岭，历代建立的长城形成了一道牢固的防线。西北被沙漠戈壁所屏障，能够起到阻止敌军进攻的作用，而西部群山环绕，当然就更不宜成为入侵之国的突破口。中国四周缺乏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邻国。清朝定鼎中原后，与三藩、台湾、俄罗斯、蒙古准噶尔部先后发生过战争。这些局部战争中的对手多是割据政权和游牧民族。与同期的八旗相比，他们的训练和装备无疑都处于劣势，似乎没有可能对清王朝产生致命的威胁。正因为缺少强大的敌人和拥有有利的战略位置，使得强盛中的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居安思危的警觉，手中先进的火器也逐渐被西方超越。
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王朝中后期整体性武备衰落也对火器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强调“(骑射)乃国家立德立功，振兴要务，自当严加训练，多方教谕，不可一刻废懈也”Im(P452)。尽管此后雍正乾隆等帝多次严令加强武备，可是康熙朝后200年间未发生大规模战争，作为国家军队主体的八旗绿营衰败已不可避免。“兹射箭皆照开弓式样教练，而不教练中靶，所谓开弓式样……虽美观好看，却极不中靶，所备靶子虽经众多兵丁二三次发射，仍完整带回”rn(P1861)。随着国家承平日久，尤其是清朝对于八旗的“恩养”政策，导致国家武备日衰。军士“沉湎嬉戏，耽娱丝竹”，“渐染陋俗，多不束带履而行”旧。清朝统治者视为 骑射”尚且遭受如此冷遇，有“夷技”之嫌的火器下场不言而明。“盛京八门内，有大炮八尊装车存于房内，因无人察看，房屋栅栏倒塌，炮车大都被压土里……因年久并未放炮团练，亦徒有虚名”rn(P1549)。在“康乾盛世”达到顶点全国一片歌舞升平的大环境下，保命的“弓马骑射”尚且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作为新军事革新代表的火器的衰落就更是不可避免的。
清朝严禁火器的区别性
研究者往往忽视的是：清朝对火器的所谓“禁止”。重点是禁止火器在民间制造使用以及向周边属国传播扩散，对八旗等国家军队使用火器则要宽容的多，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要大力提倡。
火器在清朝沿海剿匪和西北平定叛乱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十八年八月，谕议政王大臣等：攻击海贼营垒，宜用火炮，内造西洋炮甚利，且轻便易运”。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下旨“火器关系武备，甚为紧要，应严加操练，以俾实用&#。在西北的平叛战场，身为统兵主帅的年羹尧奏报“兵器之中，其要于火器。此次出师青海，颇得益于枪炮”I-t](P970)。火器既是制胜利器，作为国家暴力机
关和政权维护者的八旗自然无可厚非的拥有使用权。
在民间，清朝统治者却加强了对火器使用的管制。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谕兵部：“鸟枪等火器，只当用于畋猎行阵，此外一应旗下民间，不得擅用，著严行禁止”删。此外，“禁止近海渔船携带火器，防止资匪为患”poI(P872&#)。乾隆四十二年，山东巡抚国泰奏请当地民壮操练火器，乾隆帝对此大加斥责，认为“民壮之设，本系由乡民招募充当，虽系在官，究与入伍食粮者有问”，若让他们“演习鸟枪，并令熟练进步连环之法，于戢暴防奸之事并无裨益，况各省训练纯熟火器者多人，则又不可不预防其弊&#(P578)。乾隆帝的上谕对民众拥有火器表现了的极大的担忧，并着重强调了八旗和由民壮组成的乡勇之间的区别，防备之心昭然若揭。接着，另一位未能体会到乾隆帝“苦心”的高官——两江总督高晋建议把武科考试第二场的舞刀改为火器打靶，以命中目标的多少决定优劣。这本该是培养军事人才，提高军队素质的有效措施，但却同样遭到乾隆帝的严厉斥责，“鸟枪一项，原系制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私藏”，恐“日久或致滋事”，“传习渐多，于事实为有碍”。“其流弊将无所底止。”甚至谕令各地督抚“不动声色，将鸟枪改为弓箭”PlJ(P811)。乾隆帝这番冠冕堂皇的言论可谓煞费苦心，在重点强调对加强治安没有好处的同时，给火器的使用戴上了一顶顶“滋事、有碍、流弊”的帽子，让人望而却步。特别是以圣谕的形式颁布天下后，火器在民间传播就成为攸关生死的禁区，稍有触及便有抄家杀头之祸。事实上，包括乾隆帝在内的清朝统治者的真实意图是惟恐汉人在掌握了操作简便、威力巨大的火器后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只不过半个多世纪后。依旧手持弓箭的八旗军在面对握有后膛来复枪的英军时，会不会痛苦的想到这道朱批谕旨。在严禁国内人民使用火器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对属国人和外国人使用和携带火器也一律严加禁止。早在顺治初年，清政府就规定，不准朝鲜国人私带硝磺等违禁物出口laZl。甚至朝鲜使团归国途中，“随行员役违禁，擅买硝药，被凤城搜获”，受到严厉处罚t习(P212)。乾隆七年。清政府又规定，硝磺、牛角、钢铁等物及各项军需，不准卖给俄罗斯、厄鲁特回子1341。“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中国就曾发布过一项告示，绝对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婀。火药与火器诚然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但躺在前人的成果上安享太平，不思进取，反而试图采取技术原料封锁的办法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历史已经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何况对手已经大大提高了赶超的速度。
上述可见，清军人关意味着一种落后文化入主相对文明的中国。这个来自于白山黑水的少数民族在被汉文化折服后，反而成为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思想和国家体制的
坚定捍卫者。进入“康乾盛世”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和国家的日益安定，思想文化的保守和政治、军事的腐败多疑日益严重。在传统意识形态与先进科技理念的冲突中，在封建国家运行轨道与点点变革之光的碰撞中，时光奇怪地倒流了，以火器为代表的新兴科技的发展屡遭劫难、步履维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天朝上国”的统治者明知火器的强大威力，却在私心作祟下，将其斥为“奇技淫巧”，多次颁布禁令限制使用，先进火器的发展进步被人为设置了诸多障碍。当日本与西方国家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日益迫切的时候，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保守、不思变革和对新生物的冷漠，最终种下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
(本文写作得到辽宁师范大学谢景芳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生于日，历史专业，邝海炎现在在广州…
邝海炎近期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