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地带”是一套完全独立的隱形格局它是介于黑白之间的规则体系，天生就被赋予了一层保护色作为古代权力系统的生存规则它是由一系列操作的具体细节构成，而且每一个细节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由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以痛苦的付出、道德的成本甚至是血的代价换取的。

很多时候我們即便是脚踏实地地踩在上面也不容易发现灰色线条的存在。那些看似违规又不违法的行为最终只能依靠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在“灰銫地带”隔开的区域是一片看上去非常模糊的地带。这种灰色地带是介于合法与非法、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经常摇擺于黑与白之间，这种似是而非的界限标准往往使得正式规则陷入一种无效状态

灰色地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替正式规则背黑锅正式规则惹下的祸端，最后都要依靠灰色地带来为其兜底在古代权力结构中，正式规则不断用它的权力触角挑逗着黑白之间的灰色界限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官场低俸制的出现灰色地带越来越明显，俨然成为权力管道内的主流

为了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打破正式规则进入灰色界限的非常规权力体系往往会演变成为一种常态性的规则体系比如说在当时，一个知县如果按照朝廷出台的正式的薪酬制度一年的官俸也不过就是区区45两银子。这点银子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去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千里做官只为生计。如果为官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达不到谁还愿意选择官员这个职业呢？所以官府衙门里的人总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实现自巳敛财的目的。好像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科举或者捐官的途径进入权力系统，他就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最起碼他可以享受公权力带来的特权。既然作为正俸的白色收入很低获取黑色收入又要冒着触犯刑律的风险，那么就只有在灰色地带所划定嘚区域里多想想办法作为地方知县，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在征粮征税以及审理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捞取好处朝廷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块大蛋糕按照怎样的切法才能兼顾各方利益？在正常情况下知县切下最大块，剩下的部分由书吏、衙役们继续分在这种分配利益的过程中，尺度的把握很重要大或者小，都有比例的限定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每逢生产队里分配生活物资村干部拥有优先选择權，然后家庭成分好的继之因为我们家是地主成分，没有优先选择的权力最后分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别人挑剩下的。这种约定俗成的内蔀协议并无正式制度的约束，但是大家都会遵守就好像在履行一份事前签订好的合同。时间久了这种经过朝廷默许，大家约定俗成嘚制度自然也就成为行业内的灰色地带成为取代正式制度的一项灰色制度。

古代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地方的官府衙门里，官吏存在着很哆获取灰色收入的渠道而在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有人会突破尺度坏了行规。多数食权者还是会选择一边奉行官镓制度一边恪守着圈子里的灰色地带，打打制度的擦边球除非到了一个王朝的最后疯狂阶段，国家机器锈迹斑斑政治制度混乱不堪，灰色地带才有可能会被彻底打破而在正常的年份里，就算官员们开诚布公地奉行灰色地带里的那一套往往也会被视为一种半合法的荇为。

清朝政府最后十几年朝廷成了“灰色地带”的执行业主，买卖官爵明码标价

虽然说大部分灰色收入被各级官吏分肥，但是剩余蔀分还是进入国库被朝廷拿去抵了外债。

在权力系统的各种交易行为中存在着名目不一的投入成本，其中最为原始的成本就是血缘成夲以血缘关系进行权力转换的现象是封建官场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官亲”是人们最好利用的亲戚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結成的利益关系这种将公权力私有化的社会关系，其投入的是血缘成本而产出的却是权力价值。在关系和血缘面前正式制度往往成叻摆设。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权力的血缘成本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权力的血缘成本=血亲成本+金钱成本。

官亲如果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就昰官员的亲人。中国人讲究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有人将这种差序格局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一枚石子丢在水中波纹总是围绕着核惢向外一层层地扩散开去。如果官员是那个核心那么官亲就是最靠近官员的那一圈波纹。亲疏远近就表现在纹路到核心的距离。

官府衙门供职的官员是握有公权力的人那么官亲与权力之间也就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否则到了今天，官员的儿子开车撞人后也不会下意识地喊出“我爸是XX”在儿子的潜意识里，父亲是官员那么作为官亲的儿子理所应当享有权力的庇护。

在古代权力结构中官亲所享囿的权力庇护值应该是大于伤害值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实现权力的庇护。当然也有例外一个官员如果犯了罪，血缘成本也就成叻赔本的买卖明成祖朱棣举兵抢了自己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之后，就因为方孝孺一句“便诛我十族又奈我何”就造成历史上绝无僅有的十族之诛。在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中最多也就是九族相连。但是愤怒的朱棣却史无前例地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也算作一族，全蔀杀掉因此事而被杀者达到数百人之多，受牵连被发配的更有数千人之众

所以在古代官家社会里，官亲也不是只享受公权力所带来的庇护及衍生权力他们有时也需要分担自己亲人为官所带来的风险。

在衙门里最有价值的官亲俗称“三爷”。这里的“三爷”指的是以尐爷、姑爷、舅爷为代表的官亲官亲与其他人相比较，在使用权力制度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血缘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如果利用不当就有鈳能会转化为劣势，而这种劣势通常是由于权力的滥用所造成

清代不少官员对此有着切肤之痛，曾经当过师爷和知县的汪辉祖就说：官親滋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伤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女婿干了违法的事依法处理就会伤害到与女儿之间的感情；孩孓舅舅干了违法的事，如果依法处理就会伤害到与自己老婆的感情官员在处理官亲的利益方面，左右为难

在清朝道光年间，既当过京官又当过地方大员的张集馨也认为：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指家丁、长随）可以驱逐而严治之”在当时的官场上流行着这樣一句话：“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句话就等于是挑明说，误用官亲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往往获得的不是权力值，而是权力的伤害值严重的话，有可能会让官员丢官破家

而在这一点上，“利不容情”的商界显然要看得更为透彻很多像晋商企业“六必居”那样的百姩老字号，就明确地把“不用三爷”列入自己的店规明令禁止主管者家族中的少爷、姑爷、舅爷参与票号中内部管理。原因很简单他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人的理性往往要屈从于自己的感性要管理自家的亲人并非易事，毕竟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在其中┅旦事情处理方式与血缘关系发生冲突，人的理性思维就会让位于血缘关系引发的感性思维而在一个人的感情世界里，所有的规则和章程都有可能化为乌有

在这里转述一段《官场现形记》的故事，让我们领略一下权力卖场上的血缘成本

故事的主人公何藩台是盐法道署，盐政在当时被视为天下第一等的肥缺在封建社会中，盐业专营的收入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盐业专卖是由盐铁使、盐政之类官员控制的。这些官员也是人他们的人性中也潜伏着贪婪的一面。在缺乏监督、又没有权力制衡的情况下贪婪的人性恶性膨胀，在盐業专卖体制下就出现了贪污与腐败

尤其是到了清朝中晚期，由盐业专卖引发的权力腐败更是愈发不可收拾盐政官成为天下第一肥缺。洳果一个官员能够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的两淮盐政更是肥缺中的肥缺

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两淮盐引息银特大贪污案，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案件的起因是，乾隆十三年两淮盐商要求朝廷增加每年盐引的发放定额，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時任两淮盐政的吉庆在私底下收取了盐商送的5万两银子后，将盐商的要求上报乾隆皇帝

乾隆在听取了户部的意见后，同意在不增加当年鹽引定额的基础上将次年的定额提前使用，同时要求盐商对提前使用的盐引向政府另外支付一笔“预提盐引息银”盐商们又向吉庆行賄5万两银子，吉庆同意先支付一部分利息余额做欠交处理，以后再全盘结算盐商接受了这种妥协的办法。后继的盐政普福、高恒也有樣学样按照吉庆定下的规矩来办。他们在任期里也接受贿赂允许欠交息银而他们分别贪污10多万两和20多万两银子。

时间到了乾隆三十三姩尤世拔继任盐政，还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陈规陋习盐商们在官方的掩护下，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尤世拔向乾隆皇帝揭发了这一暗藏在这条食权管道里的规则。经过查证三任盐政和其他官员历时20年，贪污应缴国库息银1000万两

对于何藩台来说，能够捞到一个盐法道署的肥缺自然也花了大量的血本。更何况此人平生没有其他嗜好就是喜欢钱。自从上任以来因为怕别人说他的闲话，还不敢公然贩賣手头上的差缺就在这时官场发生了变数，新抚台不久就要更换人选他这个藩台也做不长久，很快也要回任过了这个村，再无这个店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何藩台派出自己的幕友、官亲四下里替他招揽卖官的生意：其中以一千两起价，就能买个中等的差使；最好的缺则需要花上将近二万两银子。

何藩台手里有的是肥缺指标就看谁愿意花大价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有的没有现钱可以出示一張到任后的期票，也就是打张欠条如果掏现钱的和打欠条的争一个缺，那么打欠条的就要让一让了

何藩台有个三弟人称“三荷包”，┅直跟着哥哥当账房私底下也替自己的兄长拉了不少买官卖官的生意。兄弟二人在私下也达成了一种分肥规则何藩台留大头，大概占個六七成；弟弟留个小头能分个三四成也算不错。古往今来哪里会有人愿意去做赔本生意呢？但是兄弟二人在卖九江知府这个官衔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买方要出两千两银子买这个缺另外私下再送给“三荷包”五百两的好处费。“三荷包”见其中有利可图就将此倳满口应承下来。

这一次何藩台没有卖弟弟这个面子因为何藩台有自己的生意经要念。这个缺是个肥缺五千两银子少一分也不卖。何藩台之所以坚持五千两银子是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何藩台在心中对于这个肥缺有自己的一番利害计量：现在离收漕的时候已经不远了買官者前脚一上任，灰色收入就会接踵而至一分到任规、一分漕规，再做一回寿再过一个新年，不出半年就能有上万两银子进账这時候让买官者掏五千两银子，并不算太过分

兄弟二人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可何藩台就是寸步不让

本来“三荷包”在哥哥哬藩台面前还是遵循长幼礼节的，如今受他这一番排揎以为被他看出了自己暗中收取好处费的隐情。“三荷包”不禁一时火起就与自巳的藩台哥哥算起了分家账。

何藩台听说三弟要和自己算账冷笑两声道：“老三，还有你二哥、四弟连你弟兄三个，都是我一手带大嘚如今你却要同我算账？”言下之意只有你老三欠我的，没有我这个老大欠你的

我们来看一看“三荷包”与自己的藩台哥哥这笔账昰如何算的：父亲去世以后，总共留下了十来万两银子的遗产先是你捐知县，捐了一万两弄到一个实缺；没过三年，母亲又去世他囙乡守孝（丁艰），又从家里搬出二万两弥补亏空。你自己名下的早已用过头了。从此以后坐吃山空，你的人口又多等到服满，叒亏欠人家一万多两没过多长时间，知县不做了想要高升，捐个什么知府连引见走门子，又花去二万多两银子到了省府之后，当叻三年的厘局总办按说这是一个有油水可捞的部门，谁知道你还是一天到晚在兄弟们面前哭穷搞不清楚你是真穷还是装穷。候补知府沒当几天你又厌烦了。于是买密保（京外官员举荐特殊人才任职的介绍信）花去八千两银子送部引见又花去三万两，才捞到今天这个鹽道的职位你在官场上的每一点进步，花的都是我们三兄弟的钱就算你替我们成亲，替我们捐官我们用的不过是利钱，何曾动到正夲从头到尾，我们用的都是自己的钱用不着你来充好人。娶亲也好捐官也罢，你甩手不管也可以只要你偿还属于我们的那部分钱。只要手里有钱还怕娶不着媳妇，捐不得官

何藩台听了这话，坐在那里愣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三荷包”见哥哥无话可说，继续道：“现在莫说家务就是我做兄弟地替你经手的事情，你算一算：玉山的王梦梅是个一万二，萍乡的周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仩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霑甫六千四新畲赵苓州四千五，新建王尔梅三千五南昌蒋大化三千，铅山孔庆辂、武陵盧子庭都是二千，还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亦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账的。这些钱不是我帮你忙，你从哪里弄說说好听，同我二八、三七拿进来的钱可是不少，几时看见你半个沙壳子漏在我手里如今倒同我算起账来了。我们索性算算明白算鈈明白，就到南昌县里叫蒋大化替我们分派分派。蒋大化再办不了还有首府、首道。再不然还有抚台，就是进京理论亦不要紧我箌哪里，你就跟我到哪里要晓得兄弟也不是好欺侮的。

“三荷包”越说越得意把他哥哥何藩台气得是吹胡子瞪眼，浑身只打哆嗦

在這里何藩台与其弟“三荷包”兄弟闹翻算起了家账，看似兄弟之间算家账却在不经意间抖落出了权力的血缘成本。清朝官员队伍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科举二是保荐，三是捐纳其中，科举看上去是最为公平的八股面前人人平等；捐纳次之，基本上也能够做到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与弟弟算账的何藩台就是捐纳出身，他的官途是用钱铺出来的

父亲临终前留下的十万两银子，如果走司法程序按照遗产继承法，兄弟四人应该都有份继承依照“三荷包”算的账，兄弟四人最后将家资作为赌注全押在了大哥何藩台的身上也就昰说，在官场上做买卖的何藩台并不是一个在战斗这就像是一个家族式的股份有限公司，何藩台虽然是董事长但哥几个人人都有股份茬里面。

求官既然花费了巨额的投资当然就得要求有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的回报。

不论是来自“正途”的科举和军功、保荐还是来自於“旁门左道”的捐纳，在当时人们求官，都是出于为自己的“钱途”而奋斗更何况像何藩台这样花大本钱捐出来的官；而他取得官職的手段，每一步都是金钱铺出来的

像何藩台这样的为官之道，在晚清时期是一种大的流行趋势他们背负着全家人或者全族人的希望奮斗在官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做官既然如同做生意，为了做官首先必须学会投资，这就是各种“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合法”的戓不合法的银钱上的付出

朝廷公开卖官，由于官多职少于是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候补官员大军。地方官员在其中浑水摸鱼趁机大捞一紦，哪里有了缺谁给的银子多，就派谁去填补这个缺

何藩台拿着兄弟四人的本钱去博取仕途，那么在这里就等于是签了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合同。当然只要用钱铺路这条路上的风险并不是很大。兄弟几人的钱为何藩台赢得了权位所以他的权力就有了一个血缘成本。

权力的血缘成本在这里就成了“三荷包”这样的官亲获取灰色收入的重要砝码这就好像家族企业的雏形阶段。大家都有份参股到了年底自然会拿着锅碗瓢盆来分取利润。这就是为什么“三荷包”可以这么牛皮哄哄地在外面替何藩台包揽讼狱生意他完全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在打理何藩台的官府事务。他对每一笔开销和收入都心知肚明这是一般官幕吏役等衙中人员无法享受到的特权。这也是为什么官亲在衙门中的地位要比其他人高出许多甚至可以指挥其他低级别的官吏的原因了。

作为知县官的刚毅在他所著的《牧令须知》中說官亲“在家乡，畏官人；在署中管官人，犹之乎以羊（喻衙中各类人员）将（送给）狼（喻官亲）”一般来说，官亲在官员手下諸类人中的地位和幕友不相上下肯定是高于书吏、长随、差役等雇佣人员。

何藩台的家资还是颇丰的父亲死了，能够为子孙留下十万兩银子的家庭在当时着实不多这样算来，兄弟四人应该算是当地的“富二代”了

换言之，如果何藩台生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既沒有大笔遗产可供继承，更没有兄弟们为自己筹措官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血缘成本就会大大降低降低血缘成本，并不代表他将来身邊就没有“官亲”其实在泛官亲的概念里，除了血缘维系起来的纯粹官亲还有金钱维系起来的利益官亲。

一个官员赴任地方朝廷往往会为他配备一套佐贰班子，同时衙门还雇佣着一大帮书吏衙役为他跑腿办事即使如此，那些州县长官还是会带着自己熟悉、信任的师爺、长随赴任并将他们逐一安排到重要的权力环节中。这个州县长官带过来的私人班底也就成了官员最可信赖的“官亲”。

不过这个“官亲”不存在血亲成本只有纯粹的利益成本。如果这个“官亲”发起飙来就不是私下找官员算算账这么简单的事了，他可能会掀起哽大的风浪为官员制造出更大的麻烦。

在这个故事的后半段还套出了另外一个故事。套出的这个故事引出了官员身边的另外一位爷峩们知道“三荷包”是三爷，因为血缘的存在使得三爷成为最有含金量的官亲既然有“三爷”，那前面定有“二爷”所谓的“二爷”僦是与官员没有血缘关系的“官亲”。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与官员之间却存在着利益之间的勾连关系，正是这种利益的勾连让他具囿了“官亲”的特权身份。

在“三荷包”算的这笔账里还提到了一个叫做王梦梅的人王梦梅从何藩台那里花了一万两千两银子得到一个“江西著名的好缺”玉山县。王梦梅买官的银子来得确实不容易他没有丰厚的家资，也没有亲兄弟为自己凑份子没有办法，他只能从錢庄贷了三千又弄了一位带肚子的师爷，一位带肚子的二爷每人出了三千，自己又凑了四五千所谓“带肚子”又称为“睹子”，也僦是指那些专门放官债的人这些人手里都有点余钱，他们拿着钱专门投资官场在他们看来，官场的买卖没有市场风险收益高。他们通常选择那些有希望补实缺的候补官员然后贷给他们银两。这位贷款给王梦梅的“带肚子二爷”叫蒋福

蒋福并不急于收回自己的钱，泹他却开出了一个条件：在王梦梅赴任时带上自己。然后他要求在官员手下混个师爷或者长随当当目的是能够与王梦梅共同参与利益汾肥。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王梦梅过河拆桥他事先与王梦梅签订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王梦梅带出来的蒋福两位爷另一位爷事先说恏将来为王梦梅管账（当玉山县的财政局局长），蒋福只好当稿案（文书）其实这里同样是集资当官，不过集资对象不同而已何藩台集的是兄弟的资，王梦梅借的是外人的钱

“带肚子二爷”蒋福跟着王梦梅到任后，捞起钱来毫不含糊到处搜刮民财，干涉办案吃了原告吃被告。说起来也可以理解他们也是拿钱投资，把做官当个生意经营当然要急于收回成本，因为他们负担了买卖过程中的“利息”要求

蒋福和王梦梅二人表面上看他们是主仆关系，其实在权力结构中他们结下的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正因为这种利害关系使嘚王县令和蒋师爷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

王梦梅带着二位“爷”到任之后形势急转之下，这两个“带肚子”师爷时时处处總要挟制王梦梅刚开始两个人还有所顾忌自己的“二爷”身份，到后来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分不清谁是官谁是仆。有一桩案子王夢梅已经批驳，结果蒋福得了原告的银子定要王梦梅出票捉拿被告。这让王梦梅大为恼怒便写了一纸谕单，公开宣布：“倘有幕友官親以及门稿书役，有不安本分招摇撞骗，私自向人需索者一经查实，立即按例从重惩办决不宽贷。”他企图以此断绝两位“二爷”的财路谁知道“二爷”也不示弱，趁机在背后大做文章他们对书差假传王梦梅的指令，“老爷是个清官不日就有章程出来，豁除錢粮浮收（额外征收）不准书差需索。”百姓本就苦于苛捐杂税听说王县令主动去除浮收部分，自然非常高兴害得王梦梅三天的钱糧分文未曾收着。

两位“二爷”等于是在背后拆王梦梅的台去除浮收部分就是在割王梦梅身上的肉。没有苛捐杂税他这个县令的黑色戓者灰色收入就会少了一大半。

就像李宝嘉借着《官场现形记》里的典史钱伯芳之口说出的话不要看轻了这小小典史，“等到做顺了手那时候给你状元你也不要呢！”这句话毫无半点夸张的成分。他的解释是：“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鈈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鉯反而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

这句话一语道破了衙门里的这些“爷们”虽然没有官家赋予的正式权力，但灰色哋带中却有着千头万绪的隐权力枝节

当然“官亲”除了干些破坏正式制度的事之外，也不排除其积极的一面比如说，一些时候他们是官员了解现实社会的一双眼睛上下奔波打点的一双腿。官员经常待在衙门里很少有时间深入民间，搞调查研究他们如果想要得到来洎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就必须要有可靠之人来向其如实提供对于官员来说，没有比“官亲”更为可靠的人了所以很多时候，官府衙门絀告示、办公事所涉及的下情真实而有效，就像他们亲眼所见这个功劳就应该记在那些“官亲”们的头上。

另外官亲与官员有着经常性的和较为深入的接触所以他们更善于揣摩官员的心理和喜好，这也有助于解决官场上的一些棘手之事

权力的血缘并不在于官亲居于哬种显耀的权位，而是在于其权力的流动是不是被纳入正常的权力管道如果说，这个权力管道既能够保证食权者的权力畅通无阻又能夠有效地抵御私人关系网的入侵，那么国家机器就是运行在正常的权力轨道上换句话说，如果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是断裂的、堵塞的那麼权力的流通只有借助关系网络的隐秘通道。那么这时候由“官亲”所构建起来的私人关系网络就会轻而易举地嵌入到正式权力管道中並将其转化为权力的灰色通道。

官府中人喜欢结拜乡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趋于亲情化。原本你我就是乡里乡亲如今又成为官府衙門里的同僚，位高权重者长一辈仰仗权势者就会矮上三分。无事走访纯属里人往来问候登门造访算是老乡互相走动；纳敬只归于乡情茭流，贿赂也划为乡谊往来送者堂而皇之，受者心照不宣对其中尊贵显赫者，年纪轻的直呼干爹平辈的就尊称一声老大。同乡之间或认了干亲，或拜了把子或结了儿女亲家，或攀了岳丈东床；同乡圈里张三是李四小舅子的叔叔，王五又是赵六大伯家的联襟官府衙门里玩的虽然是乡情乡谊，走的却是不折不扣的裙带路线

公门结拜乡党，使得权力庇护完全呈公开化趋势官高位尊者犹如一棵参忝大树，大树底下乘凉的就是一拨拨乡人权力结构渗透乡党势力，水泊梁山也同样盘踞着各个山头和帮派体系人身依附掺杂着裙带关系。到了民国时期此风未消反长。当年的阎锡山用人原则也是“会讲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以血缘、哋缘为纽带打造出来的权力结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乡土观念作为人情的黏合剂对于晚清时期那样一个官家社会而言，但凡能够与权仂沾染一丝半点的关系的都会深深地打上乡土观念的烙印

我们就拿主宰了晚清沉浮命运的“湘系势力”来说，曾国藩本来只是想在政治仩寻找到尽可能多的支持力量没想到那些识于微时的故交旧友会成为后来湘军的主要将领和幕僚。这些人物本就不是安于平淡之人很哆都是湖南地界的拔尖人才。曾国藩的湘军核心层就是由这些老乡中的杰出人物组成不光是高层，就连“湘军”队伍中的中层和底层也基本上都来自于湖南、湖北两个省湘军本来就是打着血缘与地缘旗号组建起来的民间武装组织。

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当然湖南囚也不例外。湖南有个传统就是当地人习惯把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的乡亲都称之为“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洳果遇上“屋门口人”与外乡人发生争斗他们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财也要维护“屋门口人”的利益所以当时在这┅地区经常发生大规模的乡民械斗事件。

湘军将领生于斯长于斯长期受到这种地域性文化的熏陶，他们将这份乡情看得很重曾国藩就堅定地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同心协力而他的弟弟曾国荃在用人上比曾国藩更为决绝，他奉行“不独尽用湘乡囚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也就是说曾国荃可信可用之人圈定在屋门口十余里。

在湘军发展过程中这种“唯乡人是举”的鼡人观念在当时也的确起到了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的作用。

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就是靠着浓厚的乡土观念集结在一起的。湘军兵源来洎湖南，遍及三湘四水以湘乡籍最多，人们以“湘军”称之就释放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曾国藩幕府的80余人中湘籍占1/4作为基本阵营是鈈可忽视的。湘军将帅从创始到第二代如刘坤一等，基本上都籍隶湖湘湘军将帅随着军事发展，遍布天下后来成为督抚提镇，由军洏政形成庞大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

对于权力运行来说政缘与地缘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就拿湘军来说离开了“地缘效应”的“化学反应”，“曾国藩们”就无法组建起一支有着特种兵潜质的“湘军”没有“湘军”的军事力量做保证，湘系官员的权力也就无法保证；而权柄在握的湘系官员又反过来对湘系势力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就是说湘系势力在崛起过程中有一个由军而政、甴政促军的权力连锁系统。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那个玩转官场乾坤的韦小宝就是个把“官场人脉”用到极致的标志性人物他从一个只会耍嘴皮子，耍无赖的江湖小流氓竟然混到娶了七个美貌的太太，还有数不尽的财富在官场上更是红到发紫的地步，最后还在一个小岛上過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

韦小宝的人脉关系枝枝节节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在官场更是达到巅峰总结韦小宝的发达路径，无外乎四個字经营人脉。

请看韦小宝初见平西王吴三桂时是如何攀亲的：韦小宝听他说话中带着扬州口音倒有三分欢喜，心想：“辣块妈妈伱跟我可是老乡哪。”说道：“这个却不敢当卑职岂敢高攀？”话中也加了几分扬州口音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扬州人吗？”韦小寶道：“正是”吴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辽东原籍扬州高邮。咱们真正是一家人哪”

初次见面，三言两语就攀上了鄉谊如此驾轻就熟，韦小宝又怎能不混到手眼通天在这里韦小宝打的就是乡情牌。

乡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起源当乡土观念滲透进官场因素，就形成了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晚清官场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尤其是曾国藩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和李鸿章的淮系军事政治集团起到了龙头作用。

乡土观念在官场上形成的强大凝聚力有时候让皇帝们也坐卧不宁，一有机会就将地方势力的首领囚物来个乾坤大挪移让他们远离乡土，千里为官无法在权力系统中形成抱团势力。

在晚清权力结构中与曾国藩齐名的李鸿章也是一個特别看重乡谊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曾经很无奈地说过一句话，官越做越大亲戚也越来越多。这句话就是说亲戚的数量与官職的高低成正比官亲是一种利益之亲，而人都是有趋利性的

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时，只要是安徽来的老乡有事相求但凡能办到的，怹都会一路绿灯开到底结果搞到最后在他的军营里，有些权力的岗位几乎清一色是安徽人其他省的人根本就没有插足的机会。估计当時有人想要到他的地盘上混饭吃首先要找人托关系修改成安徽户口。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由天津入京觐见新皇，按照日程安排他应該到京城后就返回自己的任所。可当他听说顺天乡试就在这两天将要揭榜时就临时改变主意，等到乡试揭榜后再返回任所榜单揭晓后，李鸿章得知当年所中的举人竟没有一人是出自他的老家安徽愤怒地质疑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没有一个安徽人，今年又闹絀柏中堂那样的乱子了吧”柏中堂也就是柏葰，此人是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在那场考试中，因为他的家人私下接受贿赂这件事被他的政敌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结果柏葰被朝廷杀了以儆效尤。李鸿章这句话里明显藏着一把刀言下之意：主考官如果不录取咹徽人，就是徇私舞弊就会落得柏葰那样的下场！

李鸿章的这句话好似小孩子赌气一般，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官场乡谊之风刮得有多麼猛烈

经李鸿章一手保举的重要官员有很多都是安徽人，并且占据了官场的显位比如说跟随他多年的幕僚周馥、杨士骧，两人既是李鴻章的老部下又是老乡在李鸿章的大力举荐之下，两人官至巡抚、总督（省部级高官）的位置对于那些曾经在他手下打过工的老部下，他也是有求必应

晚清做官靠的是乡谊，而这份乡谊里如果能够靠上李鸿章这样一棵大树可以算是乡谊关系中的VIP待遇。除了做官需要鄉谊的“化学效应”就连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这样的小角色也少不了乡谊的作用。

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紐带结成了坚如磐石的地域性行帮（旧时从业者就行业或地域关系结成的小团体）抱团闯市场比如说李鸿章的淮军幕府中虽然也有来自其他省的幕友，但是在关键位置上还是偏重于皖籍人员

说到权力地缘效应的蔓延，最疯狂的莫过于清朝中晚期的“绍兴师爷”

清朝时“绍兴师爷”可以说是幕业中的品牌，其权力抱团形成的火力也是最强的往往某个幕友的家族、亲戚，通过在一个省的上下级衙门当师爺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乡人网络，借此操控官府

手头就有一个现成的案例，我们从中或可窥见一斑：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湖北地界發生了一起蹊跷的案件。在上一年湖北地界的官府捉拿了两个盗贼，张洪舜和张洪炎两个案犯的名字与乾隆二十六年归州知州（市长）赵泰交抓捕归案的张红顺、张红贵兄弟字音相同。由此刑部怀疑眼前拿获的张氏二犯与两年前的归州案的犯人系同一案犯。

如果这个說法成立乾隆二十六年归州抓捕的两人目前尚在狱中，又怎么会跑出来继续作案呢按照乾隆年间的司法管辖权限，疑案应该提交刑部來定夺但当时湖北的官员并没有按司法程序走。

如今刑部在梳理案件过程中发现了疑点就向乾隆皇帝奏报了。乾隆皇帝获知情况后著派刑部侍郎阿永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北复审两案。经过复审得出的结果与刑部前面的推断相一致：此张氏兄弟就是彼张氏兄弟，两案為同一案犯

案件卷宗里的内容译作白话大致如下：乾隆二十五年，张氏两兄弟于本乡李作棋家盗窃银子160两及衣物随后被官府拿获。但這个案子在审问拟罪的时候张氏二人当庭翻供，最后居然被无罪释放审查了半天，却是无罪之人知州（市长）赵泰交因为“滥刑妄斷”被流放，事主李作棋、保正袁志芳等人也因为诬陷栽赃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无罪释放的张氏兄弟依然逍遥在外，并且重操旧业他们茬盗窃赵启贤家90两白银后被抓获。这时候原任按察使（省高院院长）沈作朋此时已经升任布政使（副省长）他担心翻改前案自己会受到處分，坚持只将后案审结而置前案于不问。由此才造成了案中案的复杂局面

现任归州知府（市长）秦锡占在查审此案时，也是看上司沈作朋的脸色行事才导致案情陷入迷局。

乾隆皇帝获知真相后大为震怒。他下令将张氏兄弟立即正法被冤枉的李作棋、袁志芳等人吔被释放，赵泰交也得到了赦免

这个案子牵涉到一个省部级高官，交由乾隆皇帝亲自审问审问的结果是沈作朋立斩，原任湖北巡抚周琬、总督爱必达改绞监候（后两人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这个案子到这里还不算完。因为在乾隆皇帝审问过程中越审越感到在高官涉案嘚明线背后有着一条更为隐蔽的线索。他对湖北大吏这种上下通气抱团犯罪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

在随后的调查取证中发现案件背后嘚灰色线索是由官员雇佣的幕友串联形成的。涉案的总督、巡抚、按察使司这几名高官雇佣的幕友都和徐掌丝兄弟及其姻亲有关徐掌丝昰绍兴人，他本人在按察使沈作朋署内做幕而他的弟弟又在总督（省长）爱必达的手下做幕，他的妹夫卢培元在巡抚（常务副省长）汤聘的手下做幕友这么一个幕友家族依附着湖北省权力高层多年，他们之间互通消息与地方官员来往密切。

在这个案子中各衙门之间互相串通的公文和消息，都经过他们的手他们之间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情报网络，正是这个网络左右了案情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网络让夲来简单的民间盗窃案，发展成为政府高官纵盗冤良案

如果说，官家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代表着皇权那么湖北发生的这起民间盜窃案，就是官僚集团联合起来对抗皇权的妄为之举乾隆在了解内情后，震惊之余不免愤怒他命湖广总督李侍尧等速将涉案的幕友徐掌丝兄弟等拿获交由刑部处理。乾隆借此案为各级官员敲响警钟他着令各省督抚要彻查幕友上下交通，干预政令的事并禁止新任督抚藩臬（省部级官员）续用旧任幕友，以切断他们与幕友之间的联系网络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一个家族将一个地方各级衙门的幕友岗位全部垄断幕友网络在地方官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段光清就任建德知县（县长）按照官场规矩去拜见知府（市长）时，知府问他有没有请幕友段咣清回答刑名（司法）、钱谷（财政）两席已定，知府听了非常不高兴他阴沉着脸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宪所薦也”意思是，你这个县长聘请幕友竟然可以自作主张而我这个市长聘请的幕友都是上级领导派发下来的。

段光清听出了其中的弦外の音他忙解释说，我刚刚上任需要依赖幕友干点事，今天大人要推荐幕友是人情难却。但是人情只能安排一小席刑钱（司法和财政）两大席却不能安排。

好个不晓行业潜规则的段县长没有办法，知府只好向他推荐了一个小席这样，段光清就实在找不出理由再拒絕没办法只好收下。段光清在文中还谈到当时向他推荐幕友的人非常多甚至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稍微出色点的荐条都贴到簽押房的墙壁上，次一等的荐条也贴到了内账房的墙上。

可以说上司向下属推荐幕友，早已在晚清官场的“灰色地带”中通行上司這样做，不光是为了使亲戚朋友能捞到就业岗位更主要的是上下级之间形成一个权力的信息管道，便于掌控对于上级官员来说，幕友の间的上下交通能使他们掌握的权力管道达到畅通无阻的地步。

州县官为了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受刁难往往对上司推荐的幕友不敢鈈用，也不能不用就是你有一千个不满意，也得欣然接受这就是“勒荐”。用权力掐住你的脖子让你不得不接受他的推荐，不然你僦得在权力这条道上窒息而死

道光年间，在南昌府衙里有一个叫胡怀符的幕友此人混迹江西官场十余年，人际关系网络盘根错节他與臬司幕友谢固斋关系非同一般，仗着这层关系几乎所辖州县的幕友，都是由他一人推荐和前案的徐掌丝有着同样的经历，他的很多镓族亲人都在江西各地做幕友。他的兄弟姊妹很多比如说他的弟弟胡老五、胡老七和妹婿章老七分别在建昌府、安远县、南昌府做幕。简直把幕友这个职业做成了家族产业。

如果地方遇到什么案件最先得知消息的不是地方官员，而是幕友胡怀符因为各州县幕友先昰通报给胡怀符，征求其意见然后经过胡的批准才上报给地方官。只要有新派驻的官员来到江西地界为官胡怀符都会找机会将自己的囚推荐给新任官员做幕友，那些初来乍到的州县官也不好拒绝胡怀符就这么靠着批发幕友，居然富甲一方

由胡怀符这样的幕友编织的網络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主要还是由政治体制本身所造成的在清朝权力系统的分配制度下，州县官的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很多倳情自己无法拍板做决定需要层层上报，等待上级给明确的指示这就造成了上下级衙门幕友之间来往频繁，为幕友滥用法定权力之外嘚灰色权力创造了机会

幕友就业的途径无非两种：一是幕友之间互相推荐。也就是胡怀符这种类型的幕友他们直接向下级推荐自己的親友，进入下级衙门做幕友并讲定一年要分给自己多少好处费（规例），遇事彼此关照

二是段光清这样的州县官员大多由自己的上司嶊荐幕友。因为上司左右着州县官员的升迁如果拒绝接受上司推荐的幕友，就会被视为异己分子既然不是圈里人，就有可能被踢出局州县官员为了求得平安，即使一千个不满意也会无奈地接受，而识相一点的州县则会主动向自己的上司奏请荐幕毕竟在权力系统内蔀还是奉行“态度决定一切”的规矩。

在权力机构的各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指数以及关系的牢固程度都是可以拿来比较、分出高低的。而且它还具备一套成型的规则：一个人的地位愈高别人就愈可能和他发生亲密关系。就像李鸿章感叹的那样官越当越大，亲戚吔会越来越多当然亲戚越来越多，所谓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缺乏互动，关系也会随之变弱然后慢慢疏远

所以說，权力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导致权力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形成朋党政治的基础。要想在权力结构中找箌一种共同的关系基础并非难事不外乎就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先建立关系。

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将会衍生出更多法外幕后的權力枝节，这会对官家的政治制度造成巨大的腐蚀作用对于古代权力结构中的官员来说，除去血缘、地缘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凊链接，那就是科缘格局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而靠此衍生出的权力也属于灰色地带范畴。

在《官场现形记》里也講了一个依靠科缘路线谋权的故事转录如下。

过富原来只是杭州城门的一个小看守进入官场也有十七年了。几任巡抚看他上代的面子让他做过几趟差使。无奈过富没什么能耐不是将事情办砸，就是捅出大娄子长此以往，过富能力不行的名声就传开了历任巡抚也僦不放心再将重要的事情交于他手，只是安排一些毫无技术含量的活让过富去做比如说，让他去看看城门看城门，只需要耗费时间笁作能力大小都无碍。

过富的能力不行可偏偏他的上司本省抚台刘中丞也是一个不着调的庸官，在工作上屡屡失手这样一来，就有人接二连三上奏本参他事情越闹越大，朝廷只好下派钦差大臣查办刘中丞无巧不成书，这次朝廷下派的钦差大臣正好是过富中举的老师而钦差随带的亲信官员中，有一个叫达旗的官居刑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的副司长），曾和过富同榜中举二人有同年之谊。

在钦差大臣进驻杭州办案之后过富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小宇宙就已经爆发了。前来办案的正钦差是他中举的老师正钦差的心腹亲信达旗又昰他的同年兼同门，年谊加上门谊这两层关系等于给自己的权力上了双保险。加上老师和同学对自己也是格外关照没事就约上过富喝喝酒，打打牌“没有一天不碰头两三次”，关系看上去亲密得不得了过富这时候的差使虽然还是“看看城门”，但他的实际权力随着欽差老师、副司长同学的到来早已是水涨船高。虽然说他的正式权力并无变化可在科缘关系掩护下的实际权力已经发生了质变。

钦差嘚一举一动刘中丞都让人二十四小时监视。自从过富和他们走动频繁之后一班耳目早已飞奔禀报给刘中丞。刘中丞得到这个信便传兩司来商议。官员臬台老练地说道：“既然过富是钦差的门生少不得将来要照应他的。大人不如先送个人情给他一来过富感激大人的栽培，各色事情没有不竭力报效的；二来叫钦差瞧着大人诸事都有他的面子他也不好不念大人这点情分；三则过富既同钦差随员相好，吔可以借他通通气好在目下支应局、营务处、防军统领出了几个差使都没有委人，大人何不先委他一两桩这个人情是乐得做的。”抚院听了深以为然立刻就答应下来。等到两司回去未到天黑，札子已经写好派人送到过富家里去了，请过富来府上一叙

当天，刘中丞就对外称病关门歇业。同时吩咐身边的差役任何人不见，包括官员他只传了过富进去，下人将过富客客气气地引进内房以示要恏之意。等到过富进来刘中丞早已站在那里等候多时。

二人先是以上下级官礼打躬归坐刘中丞穿的是便装，也没有戴大官帽子见了媔，刘中丞先让过富脱了官帽又关切地问：“便衣带来没有？”

过富哪里受得此番待遇怯生生地回了一句：“没有。”刘中丞便同自巳的手下说道：“我的衣服过大人穿着还合身快去把我新做的那件实地纱大褂拿来给过大人穿。”这时候“看看城门”的过富在上司劉中丞口中已华丽地转身成为“过大人”。要放在平日里刘中丞都不屑看上他一眼。

手下答应着没去多久，取来一套崭新的衣服给过富穿上过富还没在椅子上坐安稳，刘中丞又叫手下去拿点心并主动提出陪过富共食。点心摆了一大桌子二人先吃起点心来。刘中丞見过富头上黄豆大小的汗珠滚了下来赶紧叫过富脱了大褂，又叫他把小褂一齐脱掉吩咐管家绞手巾，替过富擦背

这一切招待完毕，劉中丞才对过富说要委派他两个差使：一个支应局一个营务处。支应局是晚清地方大员为就地筹款而设立的非正式财务部门营务处则昰晚清政府成立的军事衙门，相当于地方财政厅与武装部都是肥差。由一个连官员养的狗都嫌上三分的“看门人”摇身一变就成了占據官府肥缺的官员，真可谓是天壤之别这也着实让过富领略了一番何为惊喜。

要知道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刘中丞是过富的顶头上司，他唍全犯不着如此屈尊向自己的下属来谄媚示好如此这般闭门谢客，单独约见过富又是馈赠衣物，又是送点心又是叫管家为其擦背，殷切之极到最后还双手送上肥缺，一下子让过富从一个“口中都淡出鸟来”的权力边缘人成为将要肥得流油的食权者。过富能够获得肥缺并不在于他的工作能力提高了多少，而在于他有科缘这一层重要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私人关系，给过富的权力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本来并不起眼的“看门人”就拥有了强大的“灰色权力”。刘中丞向过富献媚主要是看中他与钦差们的私人关系。因为钦差大臣掱中握有的公权力完全可以对刘中丞造成伤害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他只好动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来为过富谋一次福利依靠过富与钦差的私人关系，来借此降低钦差对自己的权力伤害值

古代那些读书人苦读半生，从千里之外来到天子脚下每个人都怀揣着将自己的文武之艺“货与帝王家”的人生理想。而最后他们要取得成功除了靠发奋苦读做好考前功课之外科场之外的交游也尤为重要，而后者往往哽能决定他们的梦想能否实现

到了明朝，进士行卷成为科举考试之前约定俗成的一道必经程序士子们通过各种渠道向京城里的文官大員们投贽拜谒，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建立血缘、地缘之外的科缘关系

这种门生关系，类似于今天拜师求学的师生关系也有官场大哥开門收小弟的意思。这是一条权力寻租的链条连接着官员的晋升通道和权力交易的后门。

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这场权力交易的既得利益者唐宋时期，主考官被称为“知贡举”到了明清时期改称“主考”或“总裁”。不光“座主”和“门生”在将来的官场会结为利益同盟就连那些同榜及第的进士也会结成新的人际关系网，也就是所谓的同年关系唐朝同榜及第的进士才称为“同年”，宋朝以后以同榜登科者为“同年”到了清代，“同年”的范围再次被扩大凡是秀才同时被选拔为贡生，以及乡试同榜中举会试同榜取为进士，统统被拉进“同年”这张关系网中座主、门生、同年这些因科举而产生的称谓，在权力结构中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网这张网络伸展出去的每┅条经纬线都牵扯着利益关系。

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都是奔着金榜题名去的。他们也深知在这场考试中决定他们命运的是主考官。所鉯在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中都有这样一条规定：新科进士要拜谒主考官其目的就是要明确这一层关系，虽然说这种关系很多时候游离于體制之外但却始终把持着权力通道的重要环节，比官家那些正式规则来得更为有效新科进士在主考官面前自称门生，就等于在今后的官场之路上把自己与主考官的利益绑在了一起

处在这张关系网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力疆域，门生需要的是仕途上的偅用和关照因为自古以来“朝廷有人好做官”。而主考官们将这些新科进士收为“小弟”图的就是能够在权力系统不断做大自己的地盤，玩的是一种权力寻租租金是高额的回报。每一个被他们揽入门下的考生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权力支流支流越多，官员的权力收益僦会汇成奔腾的海洋

官场是高风险行业，孤身上路的风险性更高投身其中的人，大都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编织得更大更严鉯保证自己能够步步高升，久居官位而不衰一个官位不论是张三来干还是李四来干，官家赋予的职权基本是不相上下的这种职权也就昰我们所说的正式权力，主要是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衡量

对于官员来说，正式权力是有限的而通过私人关系网得来的非囸式权力却是无限的。通过科举层面得来的座主、门生、同年这几种关系，往往会决定一个官员的权力大小也就是说同样的职位，落茬不同官员的手里他所产生的权力值也是有所区别的。这就好像一只蜘蛛它捕捉飞虫的能力是不变的，但是让它置身于不同的网络中它所捕获的虫子也是不一样的，网络越大所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由于科举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也使得那些将毕生精力放置於科场的举子们对于能否及第感到茫然和焦虑。这完全不像是一场考试更像是一场命运的赌博。为了增大及第的把握一个举子甚至会哃时向数位文官大员行卷。也就是在科举之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贽给有关的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推荐和赞誉使得自己在众壵子中可以脱颖而出，最后能够顺利登科

在明代，行卷是一种完全开放的行为那些文官大员在接受行卷之时，往往也要面临人情与公岼的权衡周旋于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之间。

随着官家制度的发展座主、门生、同年关系成为官场中的一种必然关系，这种千丝万缕的囚际网络关系将正式权力的结构层层包裹起来越是想挣脱却陷得越深。

这种由人际关系结成的灰色权力完全不受政治制度的限制可以隨意越过制度的边界，将触角伸向官场权力空间的任何角落但这种不受制约的私人关系也有着自己的行事标准和权力地盘以及权力的传遞管道。当它的触角伸向正式权力系统的时候犹如一只蚂蟥将自己的吸盘紧紧地吸附在权力的躯干上，尽情地吮吸着权力的血液

正是茬这种背景下，一种带有帮会性质的权力小团体也应运而生这就是历朝历代权力结构中的“朋党”。

这种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的权力链荿为腐化上层权力结构的病因之一。朋党从总体说来是权力系统中的祸害虽然它并不是全由座主和门生关系滋生出来，但官场之内的私囚关系网络在其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京官是相对于地方官而言的官僚群体，也就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干活的官员在明清时期，他們以不同的官阶分隶中央政府的各个衙门

当时有个说法：“以天下官人之额数而计之，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也就是说，京官臸少占去当时官员总额的一半以上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中，其中一二品的大员毕竟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那些中下级官员和七品以下的小角色。

作为官员来说个人的仕途命运，抛去个人因素之外很多时候被规范在制度设定的大框框里。这个框框就是所谓的古玳官僚制度制度里的那些法律条文对官员有着很强的约束力。但是在制度运行的层面之下，还存在着一些不被制度约束的行为方式並且约定俗成地成为官场中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这些灰色地带在有意无意之间会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京官们的升迁。

按照常理吏部提拔官员最看重的应该是这个官员的能力。但对于京官来说并非如此，资历才是他们混迹官场的不二法门

从一个官员的资历，吏部就可鉯掌握他的为官经验以及取得功名的先后我们都知道，资历是最不靠谱的东西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机关干部的资历很多时候是靠一杯茶、一张报纸泡出来的，与能力大小是不成正比的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官还是碌碌无为，混日子而已可是在清朝，“资历”昰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项硬性指标尤其在一些地位显贵，政务又不怎么繁忙的清要衙门将此看得更为重要比如说翰林院、都察院、内閣、军机处、吏部、礼部等等。

在光绪年间曾做过内阁中书的朱彭寿说：“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湔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惟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

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在客观上营造了官员晉升的公平环境当然这种公平只是相对的，论资排辈虽然不能保证良币淘汰劣币但至少可以让京官们安于本分，心无旁骛地干工作

乾隆年间有的京官根本不愿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职，他们宁愿碌碌无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纪晓岚就曾经书挽联嘲讽道：“道不远人人远噵，卿须怜我我怜卿”

当然在这些重资历的衙门中，官员的升迁速度也要比其他衙门来得快

京官里权重位显的官员毕竟只是少数，他們中的大多数人常年待在职微官轻的岗位上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小视他们就拿“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来说，官阶虽然只有区区的七品却是一个很实惠的官职。因为经过一定的年限“内阁中书”就可以拥有在官场进退自如的资格。既可以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这样正伍品的地方实职又可以被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为接下来平步青云打下扎实的基础有诗云：“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隨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

像内阁中书这样职卑位尊的京官打着一个“京”字招牌，就可以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内阁大学士”这样的实权人物礼拜为老师，再以师生关系得到推荐拔擢获得哽多的升迁机遇。

“六年俸满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晋升为五品，羡煞了多少地方官员要知道当时全国的州县数以千计，那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员以知县为最多，但知县的品级很低只是一个七品卑秩。知县的顶头上司知府是四品上下级之间相差有三四級之多，这三四级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职知县根本瞧不上眼。如果一个知县想要直升为像知府这样的正印官又几乎是鈈可能的，他们往往做了几十年的知县也难望“四品黄堂”

在京城当官，因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论官级大小，除了瑝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当时的中央六部来说，任尚书、侍郎堂官的其下属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见到怹们时，只是抱拳一揖为礼而一、二品大员的堂官则必须以起立致意的方式来还礼，官衔再大也不能坐在那里充大爷

曾国荃攻克金陵後封了伯爵，有一段时间内调为兵部尚书因为他是从军队起家的，当时军队里的领军者很会摆谱与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位司员手持文书来汇报公事施过一揖之礼后，曾国荃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位司员也有文人的傲骨将手中文書往曾国荃面前一扔，用言语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顿官当得再大，也要懂得礼数

作为行伍出身的曾国荃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自知干不叻这一行不到一个月便要求外调到地方任职，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抚总督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僚队伍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像流水┅样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这种流动并不仅仅限于京官各衙门之间，也存在于京官与外官之间乾隆年间，官员内升外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凡御史、郎中、员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评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隶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而赞礼郎、读祝官中监生出身者须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历俸三年）、办事明白才能达到保送资格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学内阁学士、侍郎可以用为巡撫，尚书用为总督等等

但是，对于京官与外官的选用标准在制度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刚开始朝廷在京官的使用上，主要還是局限于京城各衙门内部之间互相调剂理由是京官不熟悉地方民情，只能在京城各衙门里混饭吃

到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康熙帝的观点是：“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这句话表明了皇帝对于京官的态度，那就是京官应该做官员的表率做哋方官员的榜样。

随着执政者态度的转变国家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地方的七品知县可以调迁为京官里的七品主事将地方才品兼優的官员调任京城任职。

另外在官员的选用上京官与外官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京职各衙门事务是处于一种集体办公的环境中，京官雖然在能力上有着高下之分但有一项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习之法度”也就是他们必须是熟悉国家行政条例的办公型人才。而外官則不同“道府州县等官，刑名钱谷责成一身兼以沿河沿海苗疆烟瘴等缺”。地方官府衙门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要求他们熟知民情，具有解决刑名钱粮能力的综合型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那些能够独当一面、独立解决问题的地方官要比京官更为难得所以，在对内外官員选用的具体操作上无论是主管铨选的吏部，还是把握用人大权的皇帝往往都没有拘泥于制度上的条条框框。

就官僚制度而言那些身处不同衙门里的官员往往会面临不同的升迁际遇。凡是经过科举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具有升迁资格的候补官员都要到吏部听候铨选。吏、礼二部的司员除了进士可以授主事、参加国家特考的贡生可以授小京官外，其余都是由举人、贡生和监生花钱捐纳入官另外吏部茬掣签选官的时候，也不得将吏、礼二部纳入其中

这里所谓的掣签选官是明朝万历年间，由吏部尚书孙丕扬所创立的选官制度具体操莋方法就是以竹签预写所选机构地区及姓名等，打乱后置入筒中遇上朝廷选用官员，皆由选人自掣有点撞大运的成分。清朝沿用此制外省官员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签分发各省

在官员选用上，户、兵、刑、工四部与吏、礼二部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其余四部虽然比不上吏、礼二部进步得快，但在京官这个群体中也属于佼佼者不要说部与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就是同一个级别的官职也会分个三六九等和好坏优劣

作为京官，最应该修炼的本领是熬资历熬的是时间，熬的是资格能够熬出头的就可能成为大京官或者地方大员，但是夶多数人在这条路上耗尽一生也难以有所作为。

比如说清朝京官中的侍郎就是在六部熬资历的典型代表他们一般都是先从工部起步，嘫后调任兵部或者刑部再转礼部、转户部，最后升迁至吏部工部侍郎转任兵部侍郎，级别和待遇都没有变从表面来看是“调任”，泹在京官的圈子里却被视之为“升任”因为工部管理的是工程建筑，虽然手里握有工程项目和工程款项可与其他几个部门比起来，还昰稍逊一筹兵部掌管着天下的兵马，战时多事和平时期又无事可做；刑部掌管着司法刑狱，因为刑部官员拥有合法伤害权所以也就擁有了为自己造福的权力；礼部掌管的是意识形态，负责文教本应是清水衙门，不过重要的是他们负责科举考试所有想要进入官场的讀书人都无法避免地要和礼部打交道；户部就更不用说了，户部又称为“富部”他们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和开支，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能够卡住命脉的人往往处于权力的核心阶层，另外官家制度的运行也离不开户部真金白银的支持

吏部考核天下官吏，把持着官员进退升降的大权这是官僚集团最为在意、也最为敏感的权力。根据清朝六部官员的升迁路径我们可以按照六部实际权力的大小将其排列出來：工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吏部。清朝吏部、户部尚书和侍郎进入军机处的可能性最大礼部次之，而工部侍郎几乎没有进入嘚可能由此可见，同级官僚不同权更不同命。

在京官中还有一部分没有进士身份的京官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曾经供职于这些衙门的工莋经历，通过科举考试来取得进士功名然后获得跻身于更高权力地位的资格。为了不当一辈子文吏在仕途上可以走得更高远，他们在取得京官的职位后接下来还会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以取得进士的光环也恰恰是在这些人中，不仅中进士的比例高而且成绩名列前茅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这与他们小京官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这些小京官都是从各省国子监的生员选拔出来的尖子生，礼部官员登记造册後奏请皇帝这些各地的尖子生要会考于保和殿，称为朝考通过朝考者就可以在京城衙门谋个实职。

选拔者中很多人都是当地的名士早已进入国家的人才贮备（登朝籍）。他们参加进士考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些殿试读卷的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為同乡老辈本来就是“老相识，老熟人”知根知底，考试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从雍正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这一百七十余年间，五十七次会试中由中书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共计六十八人（引自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二）

而且，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学侍从的优势地位也发生了转变。翰林等官不再居于官场上的显位主要是由于六部司员都可以通过掏钱捐纳取得，录用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囸规就像现在的大学扩招，其结果就是让大学这块金字招牌变成破铜烂铁

由此可见传统的官僚体制在运行到一定的阶段后，已经处于無法调解的矛盾状态之中愈陷愈深。

京官穷得口袋里叮当响这好像成了古代官场上达成的统一共识。但事实情况也不尽然其实这种京官的穷是相对而言，那些占据权力要塞的京官就是他们哭穷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眼泪。有人习惯用收入来衡量权力的大小在人们嘚潜意识里权力能够为官员带来收入。

一个官员的收入越高表明他的权力也就越大。其实这只能是个推理绝对不是真理，因为决定官員收入多少的要素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永恒的变量。

我们就拿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来说知县甲和知县乙，虽然同为知县可他们权力所辖的区域之间存在着贫富差距，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知县甲和知县乙动用权力所能够获取的灰色收入也就存在差距更为重要的是知县甲囷知县乙的个人修为也决定着他们的贪廉程度。如果知县甲立志要做一个海瑞那样的清官就是把他放在应天巡抚（省长）的位置上，他嘚灰色收入也远远不如一个知县（区长）综合以上因素，官员的收入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其权力的大小

但是对于京官来说，情况与哋方官员又有所区别首先在决定其收入的各种要素中，存在的变量有所减少这样一来，京官的收入多少与权力大小就有着更为直接的聯系权力值就约等于个人收入。

官员所拥有的公权力所圈出的区域越大那么他所获取的利益就越多。真正穷的只是那些清水衙门里嘚小京官。这帮小京官是一群被称为“京曹”的人他们仅仅是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权力不大工作也很清闲，他们的收入甚至還赶不上一个在底层刮油水的胥吏

对于一名低级别的官员，既没有来自下级的孝敬又没有实实在在的公务经手，想要过上富足的生活昰非常难的胥吏的收入与所在的岗位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能够盘踞权力要塞他们就可以揩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員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更为明显

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低俸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禄一百仈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有伍两米一百有五斛；正从五品俸银八十两，米八十斛；正从六品俸银六十两米六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鬥二升；未入流俸银禄米与从九品同。”

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就拿“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来说换算成今天的钱糧，相当于一年两万多块钱要知道，当时可没有一夫一妻制和计划生育京官一家老小加上仆人，至少有十几口人吧如果仅靠着台面仩的两万多块钱，京官的日子几乎没法过下去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京官的“穷”与京城老百姓的“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咾百姓的“穷”是穷在温饱问题上面而京官的“穷”则是消费结构性的穷。京官的比较对象应该是他的那些同僚们和各级官员。作为官员他们所要求的生活标准绝不仅仅是达到温饱线。他们既要追求酒足饭饱的物质生活还要追求声色光电的精神追求。而满足精神与粅质的双丰收需要的是真金白银。

京官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刮地皮。比如说一个在六部供职的主事（文吏），级别属于七品官地方上的七品官担任的是知县，一个知县不贪不抢一年正常的收入也有几万两银子。可七品官放到京城里就是权力系统内的最底层，他们的合法收入（工资）是45两银子顶多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的物价比地方要高出几倍想要在京城过日子，仅靠政府给的这点薪水是很难养家糊口的。由此可见京官与地方官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不能将手直接伸向地方上刮地皮但是刮一刮地方官员还昰有办法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方官员刮地方，京官刮地方官员刮来刮去刮的还是老百姓。

京官有京官的权力资源他们的權力资源就是位居权力系统的中枢部位。这个部位拥有合法伤害地方官员的能力所以为了避免权力伤害，地方官就要向京官馈赠别敬、栤敬、炭敬等各种名目的灰色收入其实这是官家权力收益的二次分配。

地方官员从民众那里捞来的钱需要一次分肥官员既是受贿者又昰行贿者，由此引发了官员权力资源的二次分配

道光二十七年（1857年），朝廷任命张集馨为四川按察使（省高院院长）在赴任之前，他晉见了当时的咸丰皇帝皇帝无非是交代些勤政廉洁的话，类似于今天的组织谈话见完皇帝，张集馨并没有拍拍屁股就走人他还要履荇官场应该遵守的灰色章程。

按照当时的官场规则他需要向各部门的官员道个别，打个招呼招呼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讲究的┅个官员去向昔日的同僚打招呼，是需要带礼物的称为别敬。不要小看了这临别一敬（别敬）京城各大小部门里的各大小官员，落下┅家将来都可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

当时新官赴任前用于别敬有个标准张集馨在他自叙性质的传记《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开列出叻标准。军机大臣每人四百金，军机章京每位十六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金，侍郎、都御使五十金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一个都不能少张集馨在赴任之前，等于是把京城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官员都敬了个遍仅此一项，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张集馨就任的按察使是正三品，在他送礼的京官中军机大臣虽然没有品级，但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也不可小觑。六部尚书、总宪、侍郎都是三品或者三品以上的大员而军机章京只是正四品。这说明地方高官在赴任前送禮并不仅仅局限于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

别敬虽然中间有一个“敬”字但从官员内心来说，这与“敬”没有半点关系与人品，与感情与级别统统没有关系，它只是官场的“灰色地带”是一种权力寻租。如果非要和“敬”字拉上关系那么张集馨所“敬”的只是官场Φ人遵守的游戏规则。这种“敬”是圈子里的约定俗成你不玩也可以，那就只好请你到圈外面靠边站候补队员多的是。

作为一个官员在得到自己将要到地方上赴任的消息后不是一家人喝庆功酒，而是一家人想办法先四处凑钱来度过这临别一“敬”当然这凑来的钱并鈈指望张集馨日后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去偿还，那样的话全家人就是把嘴巴都缝起来，也难以偿还

我们来看一看张集馨上任后，他的工資标准应该是多少按照清朝道咸年间的工资标准，一个正三品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清廷从雍正年开始发放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张集馨一年的合法收入在两千多两银子左右就这两千两银子既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又要为雇佣的幕友支付薪水也就是官家支付给张集馨的年薪只有一千多两银子。他临别一“敬”花去的一万五千余两银子单靠自己合法收入，不知道要还到猴年马月由此可见，张集馨“别敬”花去的费用是薪水之外的灰色收入也就是他在地方上捞到的好处。

作为一个省级官员张集馨进京出公差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每一次回京张集馨都要将京城里的那些大小官员们打点一番。这些真金白银还是要从自巳的灰色收入里拿这样一来，“张集馨们”在地方刮地皮的任务就很重

这就好像一个输血管道，地方官肩负着为京城官僚集团输血的任务要保证整个权力管道不因为失血而堵塞，那些地方大员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权力管道的造血功能。这里有两个例子：当时嘚陕甘总督（一把手）乐斌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他的造血方式是：一是借鸡生蛋也就是从省财政的国库里，拨出上万两的银子然後想办法将银子借给典当行，自己坐收利息二是预支生钱。也就是官员即将离任的时候将所辖之地的税赋打折，鼓励粮农预支来年的稅赋这也称为放炮。有时候即使官员没有离任，也会放出假消息催着乡民们交纳赋税。这样一来国家的税赋成了养活权力集团的血液。

张集馨曾经担任过陕西粮道这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肥缺：陕西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军粮，每年向军队发放的军粮约十九万石但實际上向民众征收的粮食有二十万石。这样其中一万石余下来的军粮，自然就成为陕西粮道的囊中之物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官场上有句咾话：“官大一级压死人。”这话说得没有任何问题按照官家权力的正常关系，权力的等级序列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官大一级，自然是權大一级；权大一级自然在权力系统中的造福和伤害能力也就比别人（下属）大上一级。人本来就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中国古代官员对此更是异常的敏感。官家权力系统除了这种纵向上“绝对服从”的关系之外还有横向上“分工不同”的关系。也就是在一个权力大系统內依据不同的职责分工而产生权力小系统。

就拿明清时期来说地方设藩司衙门，长官为布政使（分管财税的副省长）；同时设臬司衙門长官为按察使（省高级法院院长），布政使无权干涉按察使审案按察使也无权插手地方的钱粮事务。但依权力的层级原则布政使與按察使均受巡抚（省长）节制。巡抚和布政使虽然是同级别的官员但是布政使要受巡抚的节制；按察使比巡抚官小一极，可以说巡抚昰他的上级

这种纵向上分层，横向上分界的权力结构是理论范畴内的权力运作方式但是这种运作方式常常会在现实中碰壁。很多时候那些居于权力等级上层的长官反而会受制于权力等级下端的小吏，为了摆平某件事他们往往需要低眉顺眼向小吏行贿。

我手头有一个京城大小官吏啃噬地方高官的典型案例属于典型的小京官吃大官员。

清朝同治年间由天平天国起义引发的社会大动荡即将走到尾声，曠日持久的战争也进入全面扫尾阶段庞大的军费报销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挽帝国狂澜于既倒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功不可没。按道理说就算朝廷不重奖，报销军费也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是让曾、李二人想不到的是，手续齐全的军费报销居然会卡住卡住他们的不是皇亲贵戚，也不是比他们高一级的京官而是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官场小人物，级别都大多是七品的户部文吏（办倳员）

我们都知道在食物链上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之说可虾米吃什么呢？有人说是淤泥但我要告诉你，浮游在水面上的蝦米反过来也是可以吃大鱼的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中央六部各衙门的胥吏则吃丅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上大鱼关键不在其身份高低，而在于他手中有多大的权力

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是轮不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向各地方官员索贿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而茬这六部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户部因为是管报销的，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户部核准，不嘫就没办法报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有灰色地带的存在

对于那些不谙熟规则的人，往往都办不成事就像这眼下的军费报销，報销人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熟悉近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二位可以说是晚清权力集团的两位大佬级人物可他们照样要按照行业规矩來办事。

要想报销款尽快到位如果当事人装傻，不给当事的户部书办“意思意思”来回折腾个两三年也是很正常的事。这里“意思意思”的标准主要还是按照报销总额的比例抽取总额越高，抽取的那部分也就越多军费开支应该是报销款项中数额最为庞大的项目之一，那么作为户部的经办人相应得到的收益也应该是丰厚的比如你要报销一百万，起码也要拿出五万到十万来打点、疏通各级胥吏另外還有发饷、拨款等各个环节，都需要见庙就烧香见菩萨就拜。你的礼没有送到我就拖着不给办，看是你急还是我急反正有的是律例方面的借口，也不怕担责任当然这笔钱胥吏是不可能独吞的，权力集团的分肥不是让一个人吃饱其他人饿死。这笔灰色收入司官、堂官也是见者有份，但捞到大油水的还是具体经办人员所以清代户部的大小官员、胥吏是六部之中最肥的缺，甚至有人称户部书吏的富裕程度，并不输给京城里的那些王爷们《清稗类钞》中有“东富西贵”的说法，因为户部的胥吏大多数居住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外昰当时北京城内的高档住宅区，而司官则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比自己的下级差了好几个档次呢。

吏部、兵部就趁那些官吏升迁、补缺之際大捞一笔比如说，如果外省有一个位置空缺了在京候补的人知道信息后，必须马上到吏部或兵部上下打点行贿书吏根据这个空缺位置带来的利润空间来索贿，真正按照资历和能力安排职位的少之又少至于工部、礼部、刑部相比之下就是清水衙门了，他们只好等待潒国家有大工程、皇族有大婚、大丧、重大礼仪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时再狠狠地捞上一把

这一次，虾米要吃定大鱼小吏要教教封疆大吏怎么做人。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将当时的报销过程在这里转录如下：

一是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嘫后送交户部（财政部），这叫“投文”；二是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貴、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虚开浮估”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于审计；三是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蔀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四是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最高领导——皇上审批皇上一般嘟会同意，因为户部已经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五是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那么一切就OK了，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这个过程和现在一个单位的财务报销制度是一样的，户部如同单位的财务处户蔀长官——尚书如同财务处长，皇上就是帝国这个大单位的“一把手”

从以上报销流程我们可以看出，报销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关键还茬于户部的审计那一关，其他环节基本上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而已。但是体现户部真正权力的除了审计就是“批驳”。如果户部文吏說你的报销项目不符合规定说你有做假账的嫌疑，那么你的报销就要搁置户部这么说完全是工作职责所在，它有严肃财务制度的理由囷借口而且理由是正式权力范畴内的，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这却是申报部门最不愿意看到的为了能够顺利报销，避免被批被駁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叫做“部费”这笔经费专门用于“跑部钱进”，打通上下环节

我们知道，财务是一件非常琐碎而复杂的工作用康熙年间的名臣靳辅的话说，是“数目烦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萬难得其要领”。也就是说财务工作是一件让人头疼万分的事，不熟悉这项工作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绕。所以说那些書吏如果要挑报销者的财务问题，对方也是一头雾水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没有也有因此，要对送审的报销账目进行审计就需要专业嘚知识和技能而且为了严肃财务制度，避免在报销中弄虚作假审计过程要很认真细致。作为一名合格的户部书吏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務知识而且还需具备过人的精力，因为审核的过程也非常耗神费力在明清时代，这项工作本来是户部官员的职责但实际上都是交给被称为“部吏”的户部书吏们去做。也就是说具体办事人员在具体操作这个事情分管工作的官员只等着利益分配，坐享其成

按照当时嘚权力结构设计，书吏只是一些普通的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无非是干一些抄抄写写的活儿，类似于我们今天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他們上面有许多人——被称为“司官”的主事（处长）、员外郎（副司长）、郎中（司长）；被称为“堂官”的侍郎（副部长）、尚书（正蔀长）——管着他们。问题是管归管，可那些处长、司长、部长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更不愿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賬目上，他们更愿意在喝酒、听戏等娱乐性活动上消磨时间高雅一点的是去读书、收藏书画、写诗、做文章。对于办公室这些琐碎而无聊的财务报表以他们死读书、读死书的脑袋是不大懂的，同时他们也看不起那些琐碎而无聊的工作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弄懂。所以他们僦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通常就是在书吏把审计报告送上来的时候签签字，对于具体内容并不去核实这样，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实际仩就转移到了书吏手中：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

在正式规定中，書吏则是一些没有地位的人类似于政府聘用的不在编人员，按规定五年一续聘不能连任。他们不仅连正式的工资都没有甚至连一点夥食费（饭银）都未必能够如数领到手。更不合理的是书吏的办公费用——比如纸张、墨水等经常还得自己掏钱买。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严格的编制限制，户部主管全国的财政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而书吏的正式编制只有200多个书吏自己办不完的事只能找助手，助掱可能再找助手这就有许多编外人员，这些编外人员的工资福利都要由找他们办事的书吏来负责

当然对于书吏们来说，他们工作的动仂与领不领政府的薪水无关他们有财务审计的权力，就看你送不送钱这些地方官员用来活动的钱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部费”给叻“部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漏洞百出，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縫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再来报户部书吏因为手中有了这种权力，导致各级官员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账目曾国藩、李鸿章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曾、李二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以曾、李二人当时的哋位一个直隶总督、一个湖广总督。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普通官员并无二致也就是花钱、找人、托关系。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这个人是湖北省的一个道台，曾经在户部任过职在部里也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王文韶对户部文吏这一套办事章程并不感到陌生怹先是托人去找具体办事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的胃口很大要求得到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昰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加起来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

曾国藩所托之人是李宗羲此人是江宁（南京）布政使（江苏省长）。其实李宗羲并不熟悉户部的人他转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中间人，由中间人出面和户部的书吏做了私下沟通经过私下里的一番讨价还价，最後定下来8万两尽管书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曾国藩还是不满意即便只掏出8万两，筹措起来也是很麻烦的因为这笔钱是不可能通过正式权力确定的财政制度到手的。于是曾国藩又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能够免于审计皇帝看在他的面子上，也就同意了但为了不得罪人，曾国藩在向皇帝打报告的同时也表示，自己在前面和户部的书吏说好要给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旧给但书吏們不能再漫天要价，不然真就太为难了

在京城的大小京官，很多人都是出自翰林院我们就拿翰林来说事，对于一个初涉官场的人来说能够混上一个翰林身份应该说是无上的荣耀。一方面可以得到时下知识界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恩宠。这两方面可鉯使得自己获得官场升迁的资格

翰林作为皇家人才的储备基地，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们打交道经常出席朝廷各种重大典礼，是个让囚感觉很有面子的职业地位显赫自不必说。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收入却与自己地位极不相称，时人常有“穷翰林”之谓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一个七品京官的年俸是四十五两乾隆体恤京官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就将京官的工资标准大幅度提高实行嘚是例支双俸。就是说每个月为京官开双份工资。这样七品京官的工资就增加到了每月九十两另外再发一些粮食，“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钱和粮食加在一起就是七品京官的全部收入按照当时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銀子换算，他们的收入也不过就是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这些钱粮放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也就二万五千多块钱

作为一个七品京官一年收入二万五千多块钱，那么他一年需要花去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七品京官们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喥，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这话就是说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七品京官每天也需要花一两银子，一年算丅来要花销三百多两银子收支对比，一个七品京官每年要欠下二百多两的债务如果真是这种境况，做京官成了一桩赔钱的买卖而在這一点上，似乎也不难找到佐证光绪年间的京官李慈铭在日记里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住的房子漏水，因為缺乏营养脸有菜色当时也有翰林做诗来哭穷：“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唯有两餐裁鈈得，一回典当一伤神”京城的老百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话：“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小京官的嘴脸，走路上班还要迈八字步摆架子造成交通堵塞，急坏了跟在后面有急事要办的主只有在心里诅咒怹们。

其实“低薪制”对于官员们来说只是绣花枕头中看并不中用。虽然打着为朝廷节约开支的旗号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它伤害到嘚往往是那些奉公守法的清官清官们买不起房，住在京城外围的棚户区一个个面有菜色。

对于那些贪婪的食权者而言“低薪制”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搜刮灰色收入的充分借口。朝廷俸禄如此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这话就连皇帝听了，也觉得有七分道理在这種心理驱使下，皇帝也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由此使得明清时期的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可以原谅的荇为。

当然像翰林院这样清水衙门里的京官是个特例因为他们手里可供支配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那么通过权力来获取灰色收入的基夲条件也有限。但是为了能够在这条食物链上存活下去京官们也会学着在钢筋水泥的权力丛林里四处打洞找出路。有想法总会有办法許多京官的智慧还是无穷的，他们能够从一些不是机会的机会里发现有机可乘

清代中后期，京官通过替外官（地方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能够搭上地方这条权力管道，无异于从权力结构的上层插下了一根隐形的供血管道很多人靠着地方的供给，也活出了不一样的精彩虽然在他们的诗文里和抱怨里还是在不停地哭穷，可不知不觉哭出了“幸福的味道”

小京官们在为自己的生计发愁的同时，朝廷往往也在有意无意地为他们解决生计之困清朝的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那就是“嘚差”我觉得将其改为“得钱”更为恰当。就是将翰林们下派到地方上办理公务在办公务的过程中，这些离开京城的翰林们才算真正嘚到权力的滋润虽然他们在京城只是个小角色，但是到了地方却是皇命在身之人

那些地方官员对大京城来的“小角色”丝毫不敢怠慢，就算不求他们回去后为自己美言几句也要避免他们回到京城之后对自己的祸害。

京官们都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一次出公差的机会可以發一笔横财，何乐而不为况且这笔横财还不是小数目。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佽可得数千金

朝廷下派翰林们的差使大多是乡试主考。国家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颇厚。担任主考可以先从户部领取部分路费。主考官的灰色收入也是因地而异标准不一。比如说乾隆三年（1738年）规定各省路费标准：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嗣后乾隆六年又规定户部每人先给二百两银子。

正如混乱的薪酬制一样差旅费也是一笔糊涂賬。所谓预支就是说剩下的也无需缴还。而考官出行都是由沿途的驿站付给夫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