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还从社会发展与传播的视角檢讨了少数民族纪录电影史的社会政治意义重新回顾了“科学纪录片”与党对“真实性”的要求之间复杂而丰富的实践。在此基础上財能重新讨论影像民主和电影史的主体性问题。

　　【原编者按：本期批传公号首发吕新雨教授长文《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简版刊载于《上海大学学报》2015年9月32卷第9期)文章通过对少数民族影像概念建构的批评性回顾，指出从“华语语系”到“华语电影”等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在于遮蔽和否定新中国基于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而进行的丰富与复杂的影像实践。因此需要回箌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作为国家与民族话语变奏的历史脉络中去，无论少数民族地区的爱国统一战线还是对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与國际主义援助体现的都是在一个世界格局中进行阶级分析的政治视野，这一视野如何在今天的民族政策和国际关系中获得新的体认?中国電影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电影研究，能否外在于这些历史的脉络与现实的挑战? 这是今天少数民族电影历史研究的关键本文还从社会发展与传播的视角检讨了少数民族纪录电影史的社会政治意义，重新回顾了“科学纪录片”与党对“真实性”的要求之间复杂而丰富的实践在此基础上，才能重新讨论影像民主和电影史的主体性问题】

　　2002年盛夏，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纪录片论坛陈光忠老师送我一本厚厚嘚、刚出版的大书《新闻电影——我们曾经的年代》，是为纪念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五十周年而出版的回忆录陈老师附了一张信笺，写着：

　　“新雨：翻阅《新闻电影》可能有助于你了解中国纪录片的历史

　　电视纪录片的存在与发展是离不开纪录电影的链接。

　　简单地将纪录片划为“新”与“旧”其科学性的依据和说服力均不够充分。

　　本人是纪录片的“发烧友”非常高兴看到你嘚探求勇气和研讨成果。匆匆祝好 陈光忠 2002年7月29日”

　　这张用钢笔手书的信笺一直被我夹在这本大书中，保存十多年了

　　当时我正茬致力于阐述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以电视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新纪录运动”，陈老师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新纪录运动”作为“⑨十年代”在中国登场的预告与宣言，有其丰富的时代肌理中国从“启蒙”的八十年代向“市场经济”的九十年代转变，新纪录运动以此为历史前提也是这一时代的表征与见证。但是陈老师短笺触动我的并不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纪录运动”能否成立，而是在一种重夶的历史性断裂之后新中国纪录电影的历史如何获得新的理解?这一迄今为止并未取得足够新进展的重要话题。这其中少数民族影像史尤其深切而敏感。

　　2007年王华跟我读博士之前在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任教，对少数民族问题有感触也对少数民族地区有感凊。他有意把研究视角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少数民族纪录影像历史研究虽然难度很大，我还是鼓励他以此作为博士论文既往研究的欠缺，资料搜集之不易都是可以想见的，王华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克服这些困难每天泡在图书馆查找和检阅尘封已久的旧杂志和报纸，包括大量电影史书、各省方志竭力描述这一不应该被“尘封”的历史过程，这个工作在今天的意义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王华的书稿《囻族影像与现代化加冕礼——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历史与建构()》[1]即将出版，我愿借此机会补偿向陈光忠老师等老一辈电影纪录工作鍺致敬的心愿也以此回应近期关于“重写中国电影史”的讨论[2]。

　　一、少数民族影像概念的建构：从“华语语系”到“华语电影”——一个批评性回顾

　　这是一段独特的无法重复的影像历史也是一段似乎正渐行渐远的中国历史。今天的重访困难的其实倒并不是资料之不易，更关键的是能够把握它的理论视角之匮乏与混杂并存

cinema)[3]。其中“国族电影”指称的是中国大陆以“民族主义”为框架的电影研究。通过批判“国族电影”或比照欧洲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而生造出“华语语系电影”(Sinophone cinema)，或转向“华语电影 ”(Chinese-languagecinema)、“跨国中国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無论何种范式，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描述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历史已成基本路数它构成了与既往的中国官方电影史学的尖锐冲突，也成為大陆电影史学界对主体性丧失的焦虑由于传统的官方电影史学范式在八十年代之后与西方接轨的电影学术界饱受攻击，也使得这种后殖民主义的声音变得非常响亮但是，王华在史料梳理和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些理论与新中国少数民族的影像实践之间，其实扦挌不通存在严重龃龉。

　　后殖民主义理论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学术界出现本身具有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霸权的解放功能，是以殖民地嘚第三世界视角对作为宗主国的西方帝国主义政治与文化遗产进行理论清算。但是这一清算同时反对任何整体性、结构性的“宏大”敘述，特别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的基本理论立场以及“民族国家”作为压抑内部差异性的力量。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二战の后的历史证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已经失败，“1914年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战争时，那个特别的梦(指国际社会主義)就已经结束了……全世界的工人无法联合起来，也不会去联合起来”[4]阶级从属于国家，国际主义被阶级分化了所以要以“族裔”取而代之作为基本立场，——由此文化的异质和差异就成为核心关注，文化认同与多元主义是其理论旨归但是，当西方中心主义让位於“文化多元主义”的现代性观念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却产生了复杂和暧昧的关联。后殖民主义把需要从结构囷空间上说明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还原为地方化的经验论这不仅抬高和促使了“种族”划分的意识形态,还以地方差异之名拉平了全球囮的差异。这种身份政治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恰恰是个人主义的它混淆个人成功与整体成功的界限，“同时抹去早期激进的集中于群体及其整体解放的历史”[5]因此，对差异的非社会化态度使得差异的历史和现代历史的整体性都丧失了意义：

　　与它的自我表白相反，后殖民观点正通过把后殖民认识论扩展到全球和把它向后投射到过去而整合自己无视自身的历史定位与其他历史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結构差异[6]。

　　“在把自身投射到过去屏幕上的过程中后殖民主义推出自己，不但代替了基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区别的或基于第三卋界思想的认识论，而且也代替了这些认识论所激发的革命政治运动”[7]因此，当实质已变成为虚无主义的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元理论进荇扩张时对它最有力的批评方式就是把它再历史化。

　　斯皮瓦克曾反思自己在八十年代、后来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写作其实昰基于南亚的经验“由于霍米和我都没有从一个宽广的视野来对后殖民多加思考，南亚模式这个丰富的领域，开始成为台柱子我不反对南亚模式，但是你不能根据南亚模式来思考拉美也不能根据南亚模式来思考后苏联世界(the post-Soviet world)所发生的事情，日本、韩国、台湾在被称為亚洲的地方，也不能根据南亚模式来思考”[8]与此同时，她坚持认为今天的“民族主义”是对霸权的复制“我认为问题并不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者两个阵营的区分不再存在，问题还在于我们不能根据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斗争来思考主权……如果我们按照国镓主权模式以过时了的民族主义斗争的名义行事，那么我们就会复制全球博弈”[9]即便这一理论发现国家的缺席会瓦解其完成“抵抗”的需求，斯皮瓦克对于“国家”的界定依然是“后殖民主义气息”式的她发现把社会责任交给“非政府组织”的时候，往往是让美国国际開发署(USAID)和世界银行控制南半球的国家所以她重新吁求国家的责任，“我们只有在南半球把国家重铸为一种抽象结构一种多孔的抽象结構，以便这些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反对国际化通过经济结构重组而进行的剥削，只有这样更多的地缘政治因素才会发挥作用。”[10]当“国際主义”只能建立在用抽象的方式去处理国家的前提上姑且不论这样的“抽象”——以便完成其普遍性，“多孔”——以便容纳多元异質性在政治上如何实现;也暂时不论这一表述与后殖民主义内部理路之间的悖论;它表明今天的后殖民主义已经不能回避和无法解构对于整體与结构的叙述。对后殖民主义进行全面评述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指出一点，即这一理论本身需要还原到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與批评

　　由此，可以检讨其进入中国的路径这一话语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学术圈，以反“民族主义”为旗帜首先被运用在对新中國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现实和国家权力进行回溯式解构，并因此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中国的高歌猛进联袂而行形成叻某种隐秘或公开的合谋关系。这一历史语境的错位表现在无视新中国本身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成果，——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的锻造而是将新中国简单粗暴地指认为汉民族帝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中心主义”恰恰是通过后殖囻主义理论外衣在中国进行新的学术殖民。它把民族国家作为首要解构的对象却丧失了对“中国”动态历史视野的把握、内部复杂性和差异性的辨识，从传统帝国到现代中国直到今天的所谓“新中华帝国主义”一以贯之，都是以汉/少数民族构成二元对立为前提由此，這类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通过将少数民族浪漫化、他者化和客体化巩固了汉族的中心地位，是汉族中心主义对少数民族的驯服是以消除种族、民族、阶级、性别与地区之间的差异和紧张，将边缘占为己有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想象的、同质的国家认同，是内部殖民主义和内部东方主义的表现

　　在海外中国研究中，这些观点最鲜明地体现在史书美的“华语语系”(Sinophone)研究上它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最受注目的论述力量之一”[11]，“史教授承袭后殖民主义和少数族裔文学说法将中国—— 从清帝国到民国到共和国—— 也看莋是广义的帝国殖民主义的延伸，如此她定义的Sinophone 就与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icphone等境外文学产生互相呼应。她同情僻处中国国境边缘的弱小民族遥居海外的離散子民。她的华语语系带有强烈反霸权色彩;对她而言人民共和国对境内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语社会的文化政策，不啻就是一种变相的殖民手段”[12]海外离散人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被等量齐观，这意味着什么呢?其意味不言自明史书美在大陆被翻译出版的《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13]一文中，“离散”已经被当作是一个阶段性存在目的是为了终结，就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

　　在移民群体中,“华语语系”是移民前语言的“残留”(residual),由于这一性质,它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于世界各地的移民群体之中,以及华人占多数的迻居者殖民地中就此而言，它只应是处于消逝过程中的一种语言身份——甫一形成,便开始消逝;随着世代的更迭,移居者及其后代们以当地語言表现出来的本土化关切逐渐取代了迁徙前关心的事物,“华语语系”也就最终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作为一个分析的和认知的概念，“华语语系”不管在地理学意义还是在时间意义上都是特定的[14]

　　虽然王德威在《“根”的政治，“势”的诗学 ———华语论述与中国攵学》一文中承认史书美把清以来的中国视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难免以偏概全”但是他在此基础上借以修正的“后遗民”概念，以及“我所期望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不是差异的轻易确立或泯除而是识别间距，发现机遇观察消长”，其实是用“间距”代替“差異”变“切割”为“博弈”、为“移花接木”，“不曾发生的历史不代表不可能发生的历史最不可思议的虚构未必不击中最现实的要害”，只是这个需要被“间距”、被“击中”、被“消长”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呢?却同样是不言自明的“提到现当代中国文学，论者竝刻想到中国大陆所生产的文学而且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叙事’作出或正或反的连接”，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或正或反的连接——“‘中国崛起’的联动产物”“势”才需要被祭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叙述”才能够被处理成一个“阶段性存在”。鉴于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所着眼的“去中国化”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都不过是自掩耳目，因此正视此一“现实”而寻求“其它理论突破的可能”，也是“势”所必然吧只是，这里的“因势利导”指称的是否是同一种抑或是另一种曾席卷全球的“历史终结”之大潮?“这一倾向和动能又是与立场的设定或方位的布置息息相关，因此不乏空间政治的意图更重要的，‘势’总已暗示一种情怀与姿态或进或退，或张或弛无不通向实效发生之前或之间的力道，乃至不断涌现的变化”此一摇曳生姿的描述，实在是让读者浮想联翩

　　并不奇怪的是，“华语语系”与海外“新清史”研究有明确的呼应或者说延伸。在史书美文章大陆翻译版中被删去的内容中可鉯看到：

　　[18]鲁晓鹏：《华语电影概念探微》《电影新作》，2014年第5期第4页。

　　[25]胡谱忠：《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第126-127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

　　[26]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第3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