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五次唐朝灭佛运动动而没有灭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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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历史上的灭佛运动 中国人现在会怎样?真相很残酷今天璐璐要给大家说说历史上如果没有灭佛运动中国人的生活会是怎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似乎是佛教徒的代名词,大家印象中僧侣似乎与世无争,一心追求西方极乐世界,然而在历史上中国却有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历史上为什么要灭慈悲为怀的佛呢?佛教就是宗教,宗教就是吸引教徒的组织,当它的群体足够大足够有影响力时,就有了自己的利益,自然就要谋求更大的权利,岛国日本历史上也有佛教势力的争权记录,战国时代佛教甚至还成为了一方势力,军事实力卓著,很多名将都死在嘴念“阿弥陀佛”的僧人刀下,直到号称“佛敌”的织田信长(chang)佛挡杀佛,用血腥的杀戮才把日本佛教势力镇住了。五胡乱华时期汉人生活疾苦,那个汉民族备受欺凌的时代,民族政权岌岌可危,战事不断,战争导致军役人口伤亡巨大,饿殍遍野,当时的佛教非常盛行,加上政府系统出现了一个bug,那就是寺庙的户口问题,在当时只要进入寺庙成为僧尼,那就不用算入户口,自然不用交粮服役,于是寺院激增,佛教势力的不断扩张,南北朝的佛教盛行,史料记载:“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政府连服兵役的人口都保证不了,就只能抓壮丁,越抓壮丁进入寺庙的人就越多,于是进入了死循环。除了人口,寺院还占有良田无数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土地经济大权掌握在主持僧手中。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南朝的一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土地,却要担负着国家繁重的田租、赋税和徭役等。到了后期寺院已经成了壮丁和粮食俱备的肥肉,这时政府再也忍不住出手了,征寺庙的粮,同时还强制寺庙僧尼还俗,事实证明当寺庙的利益受到损害,平日里吃斋念佛的僧人也会揭竿而起,《魏书》记载仅仅44年由寺庙势力引导的起义就多达八次,北魏宣武帝时还爆发过由法庆和尚领导的五万人的大规模起义,连克数个重镇,北魏明帝期间又爆发了所谓“大乘”佛教的大规模起义,内忧外患的政府最终采取了灭教式的铁腕手段,大规模拆除寺院,把反抗的寺庙势力屠戮殆尽,《魏书》记载“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强行使僧人还俗服兵役或是缴纳粮食,蒸蒸日上的寺院势力嘎然而至。后世的新版佛教也是为了以顺应政府的心意,为了自己不被消灭做出的让步。而自儒教的兴起,科举制奠定了儒教不可动摇的地位,事实上士大夫甚至皇帝都是儒学儒教的教徒,那这个群体比佛教势力大了去了,佛教再也没了形成势力的土壤,只能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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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中国历史四次灭佛运动
(佛教法难,资料图)
佛教这一影响世界的伟大宗教在2500多年前诞生于古印度,其后在西汉末年经西域传入中土,在中国大地大放光彩,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佛教信众最多的国家。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外来的文化与中原本土文化的冲突与磨合历经千年,佛教文化与中土文化的融合造就了更加包容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上,佛教的兴衰与朝代更更迭紧密相关,盛世繁荣,末世衰败,伴随着中国历史滚滚的车轮走来,佛教在中国几度达到顶峰,又曾数次濒临灭绝。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佛教经历了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大规模禁佛事件(史称三武灭佛),后又有五代十国后周世宗大规模灭佛运动,与前三者合称“三武一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佛教在中国的坎坷发展历程。北魏太武帝灭佛北魏太武帝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晚年颁布大量排斥佛教的法律政令,自公元446年至公元452年拓跋焘去世,太武灭佛共计六年时间。灭佛原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之初信奉佛教,后被司徒崔浩、道士寇谦之等人影响,信奉道教受符箓,在公元440年改年号太平真君,由此开启佛道冲突的序幕。对佛教视作“西戎虚诞”、“为世费害”。参见《魏书·释老志》:“世祖初继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不过北魏太武帝灭佛与当时佛教糜烂的现实有很大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公元446年,太武帝西征,在当时长安的佛寺中发现大量兵器、酒水、金银钱财,更发现部分僧侣淫乱不堪,随即下令禁佛。北周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史称建德毁佛,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建德建德年间罢斥佛教,开展灭佛运动,影响广泛,声势浩大。北周境内寺院庙宇佛像被毁,僧侣还俗。灭佛原因:佛教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造成大量社会问题。庙宇寺院广占土地,财富聚集,侵蚀国力。地方佛教集团在政治上与北周朝廷有抗衡之势。加之当时很多僧侣不遵守法令,因而北周武帝开始禁佛。唐武宗灭佛唐武宗灭佛:史称会昌法难,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在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四月颁布的敕令达到顶峰。会昌六年唐武宗去世、灭佛运动结束。因唐武宗年号“会昌”,所以佛教徒称唐武宗灭佛为会昌法难。灭佛原因:中国古代对佛教礼遇极高,免税、免徭役等政策均有出现,唐武宗时期佛教寺院财富聚集,大量民众出家为僧为尼,造成逃赋役等社会问题。寺院土地积累广大却无需纳税,百姓供养僧侣,已严重侵犯统治阶级利益。后周世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史称显德毁佛,是指后周世宗灭佛运动。公元955年也就是后周显德二年,执行对佛教的排斥政策。《圣道兴衰录》记载:“夷狄为帝,犹重浮图;至于显德,伽蓝几灭。”据史料记载除有赐匾额的寺院,其余佛教寺院一律拆除。对民众出家做出了严格限制,需能够背诵一定量的的经文方可出家为僧。灭佛原因:《资治通鉴》准确记载了此次灭佛的原因:“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周世宗认为佛教劝善有益但当时佛教僧侣风气不佳,因而限制出家。以上四次灭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对后世佛教中国化意义重大,虽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但就现实而言,对于佛教自我提高和融合本土文化提供了依据。今天,中国佛教的繁荣发展更是依靠这些经验教训而来,因此了解历史上的佛教法难,对我们十分重要。
日食八分饱,二分救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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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一宗”四次“灭佛”
&前几天写了关于玄奘受冷遇的文章,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不少读者还阅读了我以前写的另外几篇关于当今社会有人利用宗教骗钱的文章。有极少数读者不喜欢我的观点,在我的博克上留言、评论,说我对佛不尊重,该下地狱(此留言已被删除)。我看了一下留言者的博客,居然还是一个自称信佛、弘佛的人。因信仰佛教而偏执到如此地步,只能说他并没有真正懂得佛教的精髓。
这也让我想起1500年前,有一位和尚诅咒北周武帝宇文邕下地狱的话。当时,一位名叫慧远的和尚对周武帝宇文邕说:“陛下今恃王力,破坏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论贵贱,陛下安得不怖?”武帝听后,瞪着慧远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不怕入地狱!”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地藏王也有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此,地狱即便真的有,也没什么可怕的,吓唬胆小者而已。通过这件事情,我想介绍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我不太清楚“灭佛”这个词最早是谁开始用的。在我看来,这个词不好,显出一种仇恨,而且也造成一些历史的误会。如果帝王一声令下便能“灭佛”,“佛法无边”恐怕就是一句假话了。我更愿意使用“禁佛”这个词。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禁佛;公元955年,后周周世宗柴荣禁佛。这四次禁佛事件,被后人统称为“三武一宗”四次“灭佛”。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有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因为佛道之争。这种说法,眼界太小了。在几次禁佛事件中,确实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的争执,他们在帝王面前争风吃醋,斤斤计较于一些现实利益。但是,用它来解释禁佛的原因,只能歪曲宗教的本意。不管是佛是道,都要求远离尘世,归于平淡。为了在世俗社会的地位争来争去,这不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因此,参与佛道之争的人,显然不是真佛、真道,而是假佛、假道。所以,如果佛道之争是导致禁佛的原因,那么,这些假佛、假道也确实该禁。例如,在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的时候,就发现寺庙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谋反,僧人吃肉喝酒,替贪官窝藏赃物,甚至还密藏女人供淫乱活动。这位被佛教徒称为“当今如来”的太武帝,即便没有道教的背景,也会下达禁佛的诏书。唐武宗禁佛的时候,佛教寺院的情况更糟,僧侣鱼龙混杂,长安的寺院几乎变成娱乐场所,藏污纳垢,与玄奘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儒佛之争,这种说法也没道理。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崇儒家学说,曾经安排8次儒、释、道的辩论。参与辩论的佛教人士从来没把矛头对准儒家,而是拼命与道教争夺第二把交椅,甚至还辱骂、中伤道教。唐朝著名文人韩愈是一个坚决反对佛教的儒家重要人物。韩愈提出排佛建议的时候,正是佛教最昌盛的时候。崇佛的唐宪宗一怒之下,差点要处死韩愈。后经他人说情,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唐宪宗没有听取韩愈的建议,导致佛教混乱发展。隔了好几代皇帝,到了唐武宗,不得不采取禁佛措施。此后,儒家学者杜牧也激烈地反对佛教,但是佛教还是在唐武宗之后有所恢复。而且,儒家人物并不都像狄仁杰、韩愈、杜牧那样反对佛教。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大力为佛教辩护,隋代大儒王通也对佛教非常推崇,与韩愈同时期的柳宗元也批评过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到了周世宗第四次禁佛后,宋明理学更是融合很多佛教思想。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出于经济原因。这种观点基本正确,但不太全面。北魏太武帝禁佛之前,仅洛阳就有寺院1400所左右,僧尼数万人。史书记载“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这些僧尼们自己不劳而获,靠着别人供养而养尊处优。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时,境内佛寺3万多所,僧尼数量200万。宇文邕征服北齐后,坚持禁佛,因为北齐的佛寺超过4万所,僧尼数量超过300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禁佛时,历史记载“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全国的寺院居然还有15万奴仆。周世宗禁佛时的经济形势也差不多。
为什么佛教寺院过度膨胀不好?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却需要其他人供养。换句话说,自己没有产出,纯粹只有消耗社会财富。为了稳固地获得供养,寺院就要占有大量农田和房产,甚至还放高利贷,普通百姓就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谁来养?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经地义地不劳而获,势必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几百万人出家还会严重影响人口增长,在那个年代,人口是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之所以说出于经济原因禁佛的观点不太全面,是因为经济归根到底还是政治。但是,这里的政治并非宗教团体的权利斗争,而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的角力。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经批评佛教,他指出,当时的佛教并没有实现教人向善的目的。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钱,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而寺院也积极配合此类人的心态,大肆敛财。结果造成“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这种情况不禁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教会发行的“赎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杀人罪,都可以用“赎罪券”来抵罪。欧洲是在16世纪出现了马丁-路德,才开始改变这种宗教恶行,中国早早就强力杜绝此类现象,实在是一件大幸事。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说是中国人一贯的宗教迫害,这种观点实为大谬。四次禁佛过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杀了一些人,但那是因为涉嫌谋反,而非针对信仰。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强迫几百万僧尼还俗,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在家当居士也一样可以信佛。第三次唐武宗禁佛,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只有300多人。这些人的死亡,也是因为传言奸细混入寺院,发生打斗,与信仰无关。
唐武宗开始禁佛时的政策非常温和:如果想继续做僧尼,就要坚守不拥有财产(田宅)的戒律;如果不想放弃财产,那就必须还俗;对于犯淫戒的、娶妻的、不受戒的,勒令还俗;甚至还允许比丘、比丘尼保留1、2名奴仆。但是,骄奢淫逸惯了的僧尼们,根本不理。唐武宗不得不强迫26万出家人还俗。但是,唐武宗仍然保留了部分寺院,规定了这些寺院的僧尼人数。周世宗禁佛时规定,出家前先得获得父母、亲属同意,统一设置戒坛,不允许私度僧尼,同时还禁止了宗教习俗中的一些伤害身体的残忍方式。
应该说,历史上的这四次禁佛事件,是对佛教盲目发展的几次规范,不存在纯粹因信仰而迫害的事情。对比欧洲历史上的宗教迫害,中国的四次禁佛显得仁慈太多了。再对比一下某些站在宗教立场上的人,他们对这四次禁佛的态度很不客观。“灭佛”、“毁佛”、“法难”等词汇显示出隐含的恨意。甚至还有人说,这四位禁佛的帝王的下场都很不好,都是“灭佛”的因果报应,因为“灭佛”而堕入地狱。这种心态极其恶俗。
中国历史上的这四次主要禁佛事件,很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传统对于宗教的理性态度。宗教不能成为超世俗的独立世界,世俗政治可以与宗教合作,但也努力维护自身的非宗教性,并时刻保持对于宗教的有效控制。这种传统使得中国的传统政治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世俗特征。从而使得中国历史上,很少陷入大规模的宗教狂热。这些特征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普遍承认的共同准则。
四次禁佛之后,在中国最兴旺的佛教派别就是禅宗。这是有道理的。禅宗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所处时代大致与反对佛教的韩愈在同一时期。百丈禅师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规》,除了要求出家人立誓遵守戒律外,还要求:不坐高广大床、不歌舞娼妓、不抹香涂身、不蓄钱财珠宝等。最为关键的是,人们现在最容易记住的一句话:“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改变了印度佛教吃伸手饭的传统,要求出家人自食其力,不做社会的寄生虫。在此之前,来自印度的佛教轻视劳动,反对僧人劳动,认为僧人只应该接受供养,或者把乞讨当成一种功德。而且,禅宗不靠经典、不依赖佛像,不主张建造佛殿。从禅院到禅师个人,都以简朴为荣。上述种种特点,似乎都是对禁佛时期,佛教所存在种种怪象的反思和纠正,从而使得禅宗在禁佛事件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并且能够日后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对比当今某些宗教现象,百丈禅师确实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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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全球有数亿信徒,亚洲不少国家都有佛教灿烂的文化遗存。但在历史上也遭受过灭佛的噩运,或大或小,都对佛教流行地区产生极大影响。下面就简单罗列一下,文字图片都来自网络。一、日本明治天皇废佛毁释运动明治天皇画像日本明治()维新时,为巩固天皇为首之中央政权,采取了神佛分离、神道国教化之政策。其排佛运动极为激烈,曾在各地烧毁佛像、经卷、佛具、敕令僧尼还俗等,寺院或废去,或合并,史称废佛毁释。姑不论神佛分离是否正确,其意图乃是基于神道之复古,以实行祭政一致,亦即王政复古,遂发展为排挤佛教之运动。日本僧人婚礼明治维新开始后,日帝明治天皇为了富国强民,不受外侮,采取了许多破佛政策。比如,为了强健体魄,强迫僧人吃肉,使日本佛教的素食传统被彻底破坏;为了增长人口,强迫僧侣结婚,并令僧人从军,使日本佛教完全世俗化,佛陀的戒律荡然无存;为了杜绝浪费,用行政手段发动举国砸毁佛像的运动,导致许多寺庙被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由一个佛教国家转向神道教国家。日本神道教牧师“神道教(Shinto)简称神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五至八世纪吸收中国儒家与佛教学说后,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前因佛教盛行,神道教只处于依附地位。这场“灭佛毁寺”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使大部分信佛教的日本人,转向大部分人改信神道教,实行天皇为中心的政教合一体制。二 、朝鲜王朝尊儒排佛五百年朝鲜王朝开国君主——太祖李成桂14世纪末,太祖李成桂原为高丽王朝大将,后篡权称王,并统一朝鲜半岛,国号朝鲜,亦称李朝(1392年—1910年)。他吸收高丽王朝佞佛的教训,开始尊崇儒教排斥佛教,在即位时,放逐了宫中的僧侣,要求僧人不许进城活动。世祖(太宗)六年,将曹溪、天台、慈南三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中道宗及神印宗)、始兴南山四宗合为教宗。合并后的教、禅二宗,各保留一定数量的寺院。到明宗()时,由于文定皇后的庇护与普雨禅师的努力,佛教禅宗稍见复苏,但不久即衰。成宗时更禁止供养僧侣,并毁佛像造兵器。出家为僧被视为违犯国禁。朝鲜时代的抗倭僧兵直至“壬辰之乱”(1592),日本丰臣秀吉率大军侵入朝鲜,宣祖出奔义州,时有禅僧清虚休静率门徒并募僧兵5000入,与明军一起作战,克复京城,赶走日军;宣祖还都后,赐号国一都大禅师。后还妙香山,有弟子千余人。著有《清虚堂集》8卷等。至此,佛教禅宗稍有恢复。在李朝统治的500年间,总的是采取尊儒排佛政策,然由新罗、高丽时代长期流传下来的佛教仍隐存于一般民众之间。从1910年至1945年朝鲜为日本军国主义并吞的35年间,朝鲜佛教僧人也有公然娶妻食肉的,因此教团分有独身僧与有妻僧两派。三、伊儿汗国合赞汗改宗灭佛骑马的合赞汗合赞汗 (Ghazan Khan Mahmud,),是位于伊朗、伊拉克一带的的的伊儿汗国(又称)第七代统治者。一译“加赞汗”。生于里海东南岸的阿巴斯昆,(在位)的长子。合赞汗为取得波斯上层和的支持,放弃佛教,宣布改奉伊斯兰教,改名,称。随即下令宫廷大臣、贵族、军队和汗国境内的都改信伊斯兰教,后立什叶派教义为国教。据史载,约有15万帐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他的即位和改信之事,都得到了的承认和允许。并以取代蒙古简单的,在首都设立伊斯兰教高等法院,由教法学家担任法官,并向各省和大城市派驻法官。他奖励发展伊斯兰学术文化,在宫廷重用和庇护穆斯林学者。由国库拨款在首都和各地修建及附属经文学校,并在首都创建了研究实用科学的学校和l座,培养了大批学者和官员。他的努力下,西亚的蒙古人全部穆斯林化。四 、哈喇汗王朝灭佛喀喇汗王朝重骑兵汗国建立之初并非伊斯兰国家,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等游牧汗国类似,他们最初是教徒与拜火教教徒,也有一些摩尼教徒与佛教徒。第一位改宗回教的大汗是第三任大汗。毗伽阙·卡迪尔汗去世后,长子巴兹尔继承汗位,为阿尔斯兰汗,治巴拉沙衮;次子奥尔古恰克称博格拉汗(卡迪尔汗),治恒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奥古尔恰克时期,同波斯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公元893年,萨曼国王玛伊尔·本·马赫穆德攻破恒逻斯,奥古尔恰克的1万名战士阵亡,他的妻子和1.5万人被俘。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继续同萨曼王朝进行斗争。奥古尔恰克曾经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游牧部落的传统,在其兄巴兹尔死后续娶他的妻子,并收留了兄长的儿子,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萨图克·博格拉汗。为了和萨曼王朝斗争,奥古尔恰克庇护从河中地区出逃的一位王子纳赛尔·萨曼尼,让他住在阿图什。萨图克在此人的劝导下,皈依伊斯兰教,秘密发展自己的力量。巴兹尔去世没有传位于其子,而传位于其弟奥尔古恰克。奥尔古恰不欲帝位按传统传给侄子也就是巴兹尔之子萨图克。因此,萨图克在河中地区伊斯兰教圣战者的支持下,打败并杀死其叔父奥古尔恰克,夺取了政权,称博格拉汗。不久,他在穆斯林信徒的支持下,从萨曼王朝手中夺回恒逻斯,随后攻占巴拉沙衮,基本确立了对塔里木盆地西部、费尔干纳地区和七河流域的统治。受萨曼王朝的影响,萨图克早年就归信了,成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并且在其影响下,属下信教一些王室成员也改宗回教。由于改宗回教,萨图克得到了汗国西部穆斯林及本国穆斯林的支持,实力大增,因此引起与叔叔奥尔古恰克的警惕。随着实力的增加,萨图克也有了夺回帝国的野心。公元915年,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古拉姆近卫军,以及萨曼王朝穆斯林的援助下,他以武力从信仰萨满教的叔父手中夺取了政权。夺位之后,萨图克自称苏丹·萨图克·博格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国内推行伊斯兰教。并且按波斯伊斯兰国家模式建立了伊斯兰教法统治,创建官僚队伍与管理机构,设立宗教法庭,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宗教学者队伍日益扩大,寺院经济大量发展。萨图克去世后,其子穆萨(巴依塔什)继位,称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萨图克的次子、木萨的弟弟苏来曼治巴拉沙衮。在苏菲派教士的帮助下,穆萨实现了汗朝的伊斯兰化。公元960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20万帐突厥人入教。从此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突厥语民族伊斯兰王朝的历史。穆萨统治时期,继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法统治,在王朝各地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建立清真寺、经文学校和麻札,今喀什皇家经学院的遗址还为当地人所共知五、于阗亡国于阗国王供养图哈喇汗王朝阿尔斯兰伊利克(狮子王)纳赛尔(阿尔斯兰汗阿里之子)以圣战为名,开始对东方的于阗王国发起了圣战。于阗王国位于汗国的东部,是当时一个较为强大的佛教国家。喀喇汗王朝对于阗用兵,以圣战为号召,得到了西亚穆斯林的大力支援。而于阗王国除了得到、、等的支援外,基本上处于孤立地位。虽然得到支援,但是汗朝对于阗的用兵并不十分顺利。战争初期,于阗方面占据优势,双方在今、英吉沙、三地之间展开激战。970年前不久,于阗王尉迟输罗(Vi?a Sura,即)率军进占喀什噶尔地区的数座城池,取得大胜,战利品中除妇孺金帛外,还有大象等战利品[4]&,并且在993年、998年,于阗军趁喀喇汗军队主力进攻波斯的机会,大举围攻喀什噶尔。虽然这两场战役最终以于阗军惨败告终,但他们于998年在英吉沙附近击毙了阿里·阿尔斯兰汗。在消灭萨曼王朝之后,汗朝对于阗的用兵坚持不懈,公元999年,来自布哈拉的四位伊玛目,率领从伽色尼、巴格达、花剌子模等地招募而来的志愿军,配合所率领的喀喇汗主力,在当年年底一举攻克于阗城,迫使于阗王率领残余部队退至昆仑山区,虽然喀喇汗军在策勒波斯坦乡遭受到一次大败,但仍在1004年后不久,时为大汗的优素福·卡迪尔汗(苏莱曼之孙)灭于阗,战争历时40年。汗朝达到极盛。六、东察合台汗国灭佛东察合台汗国版图明代的新疆地区政权——东察合台汗国源自元代察合台汗国,是伊斯兰教在新疆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后王在境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人亦逐步改宗伊斯兰教并融合到等民族中,以额什丁家族为代表的宗教贵族在新疆南部兴起。1354年接受额什丁和卓父子的宣传,归信伊斯兰教,并带动16万蒙兀儿属下集体信教,随后,额什丁和卓又在库车地区展开宣教活动,当地居民改宗伊斯兰教。则以“”征服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蒙兀儿人被承认为伊斯兰教的成员。艾哈迈德及其子长期对明朝控制的哈密进行争夺,终使其成为伊斯兰教地区。在推行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察合台后王与伊斯兰教上层教职人员紧密结合,支持伊斯兰教的社团组织,对不愿改宗伊斯兰教的民众进行镇压,流放佛教僧侣,拆毁佛寺,焚烧佛经,用刑罚迫使人民遵守教规。16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确立了统治地位,成为维吾尔族全民信仰的宗教。七、南亚、东南亚穆斯林灭佛阿拉伯于727年,在「信德」立下根基,佛教在那里受到残酷的迫害    公元10世纪,阿富汗回教入侵印度,屠杀寺院的常住僧人,又竭力的把所有寺院夷为平地,所有僧侣教徒全被驱赶,寺内的财物,掠夺一空。哥奇林的苏丹王,征服印度「旁遮普」,在印度西北部建立穆斯林(回教)王朝,佛教在该地土崩瓦解,所有的佛教信徒都被杀死,荡然无存。    12世纪,回教对北印度入侵,影响佛教深远,攻占「塔拉因」、攻占「波罗奈国」、攻占「比哈尔」、攻占「西孟加拉国」。古尔的艾伯克,捣毁已存两千之久的「超戒寺」佛教中心,丹塔普利寺、那烂陀寺等等,连寺庙石块也被抛入河中。所有被发现的僧侣都被屠杀,大屠杀之后,幸存的僧侣及班智达,亡命去了尼泊尔、西藏、缅甸、柬埔寨。    14世纪,穆斯林王朝,在「克什米尔」建立,该地佛教完全被灭绝。穆斯林(回教)征服北印度,佛教失去当局政权的支持,于是北印度,全盘回教化,回教粗野的将北印度的佛教文物全部摧毁。    南印度(德干高原),那里信佛者少,信印度教者多,但14世纪,穆斯林攻系该地区,不但佛教全毁了,连印度教也寂落了。南印度到了十六世纪,才算全军覆没。回教大军所至,佛教的寺院全部被毁灭,一点痕迹也不留,就连石块也抛入河流之中。如今我们看到的佛教那烂陀寺(大学),已全部化为废墟、遍地荒草。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本是佛教圣地,现在也挖出不少遗址,公元十三世纪以来阿拉伯商人开始在当地传教,得到统治者支持,到16世纪时期当地已经成为回教区。南亚地区的灭佛直到现在仍在继续,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便是这样。    八、中国古代三武一宗、吐蕃朗达玛灭佛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百度,虽然中国古代各政权各民族也有灭佛,但更多是限制,不像东南亚和南亚、中亚、西亚,那一灭可是灭的够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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