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丨为什么管理严一点,对员工高要求严就会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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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物 档 案 ——

重庆理工大学2010级MBA学生

现任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他曾经是一家国企的技术人员,年纪轻轻升任基层干部,三十而立却毅然辞职转战商海;他曾经见证重庆摩配行业的起落兴衰,也在其中几经浮沉,却壮士断腕进入汽配行业,最终和企业一起成长收获辉煌,今年5月他所在的企业成功上市。他就是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3758]常务副总经理,重庆理工大学2010级MBA学生——唐梓长。

三十而立:力排众议辞掉国企工作转战商海

唐梓长的外表看起来极具欺骗性,儒雅谦逊,精力旺盛,实在令人想不到他竟然是个“60后”。他出身与一个工人之家,父母均在一家兵工企业工作,成长环境非常单纯,20出头的时候,他几乎毫无意外的也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做了一名技术员,年纪轻轻因为工作能力优秀,还担任了基层干部,真正是一路顺风顺水。

然而三十而立的时候,唐梓长做了一件惊人的事儿,他毅然辞掉了工作,加入了朋友的公司,做起了摩配的生意。

“现在的人辞职跳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父母亲人朋友都非常不理解,觉得‘你竟然要丢了铁饭碗,不懂事!太天真!’其实我也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是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觉得不出去闯一闯,不甘心。”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一般大众,汽车尚属奢侈品,快捷、方便的摩托车才是市场的宠儿,而重庆作为三线建设制造基地,当时的摩托车生产量几乎占到了全国的一半。尤其随着“军转民”势头来袭,一批军品企业如嘉陵、建设、望江等转型生产民用摩托车,民间资本大规模介入摩托车生产环节,重庆“摩帮”雏形初现。整个摩托车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摩配市场的崛起,同时为民营企业加入重庆“摩帮”降低了门槛,唐梓长和他所在企业,也拿到了“入场券”,一脚踏入摩配行业。

商海沉浮:见证重庆摩配行业的起落兴衰

“一脚跨进来容易,但是要闯出一片天却不容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举步维艰。公司成立之初只有二三十人,在大厂环伺的情况下,我们要开发产品、建设生产线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我因为是技术出身,加上有一点管理经验,所以一直在公司担任骨干。好在那个时候的市场环境很好,基本上是‘卖方市场’,只要你的产品生产出来,几乎是不愁销路的,过了技术开发和生产这一关,基本上每天生产的配件都是一抢而空。”

商场如战场,怎会有永远的顺境?97年左右,重庆“摩帮”迎来了最大的危机。也许是长期沉溺与“卖方市场”的甜蜜之中,许多摩配企业在野蛮生长中很快踏上了成功的台阶,但是也埋下了诸多隐患,例如很多企业重量、轻质,产品同质化严重,低价策略盛行,这些隐患在遭遇外来竞争的时候,终于带来了重庆摩配市场的沦落之痛。唐梓长所在的企业,也面临巨大的危机。

“当时很多厂商都撑不下去了,今天你‘跳楼’明天我‘跳楼’,价格可以比平时低五六倍,这样的价格战中,我们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是比较重视质量的,所以制造成本和销售价格一直都比较高,最可怕的到最后,我们的生产废品,和别人的成品价格一样高,这怎么拼?然后压倒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被竞争对手一锅端了……”

断臂求生:蛰伏冬眠后向更高的起点进发

商海沉浮是常事,这句话对于不相关者,说起来如今天天气晴朗一样平淡无常,然而其中真正的痛苦和无奈,只有身陷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当时面对企业的最大危机,唐梓长和公司的几位创始人一起陷入了低迷,怎么办?就此折戟沉沙?还是背水一战?他们最终选择了断臂求生!

“当时我们倾销了所有的产品,生产线停工,员工解散,只保留了部分骨干和几个技术员,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蛰伏!”穷则思变,在摩配行业遭受挫折之后,他们将目光瞄向了汽配行业。虽然汽配行业市场更规范,然而门槛也更高,于是他们开始了再一次的奋起而搏。

虽然有着前一次的创业经验,但是毕竟面对的是更高端的市场,期间磋磨也不少,在团队的同心协力下,他们终于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的踏入了汽配行业,并逐渐走上正轨,公司规模也越做越大。然而为了避免和上一次一样,扛不住市场风险,他们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在寻求长久的发展道路。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否定自我也要坚持自我

如何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培养企业的抗压能力,唐梓长认为只有做大、做强、做好,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命题,也是一个管理命题。

“在产品技术和制造工艺上面,我们是一直都不敢放松的,因为汽车制造的技术革新非常的快,如果你跟不上脚步,就只有被淘汰,在这方面我们秦安在本土企业里面一直都是做得不错的。但是更大的考验,来自于企业管理。”在本土汽配市场占据一定地位之后,秦安尝试着向外发展,寻求一些和国外汽车制造商的合作机会,然而一经考察,才知道差距原来那么大。

“当时我们董事长请了一个国外的专家,到企业来考察,希望他给我们提一些意见!其实我们当时是比较自信的,因为不管从技术、工艺、设备等方面,我们在本土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人家来了之后,观察了一周,给我们提的意见多达两三百条,当时我们的感受就是,很想集体去撞墙。”

专家对于秦安的制作工艺并没有太多挑剔,但是对他们当时的管理模式、管理制度,却大摇其头。作为公司的骨干人员之一,唐梓长一直对自己的管理信心十足,然而那一次却遭遇了尴尬。

在参观车间时,专家指出正在生产的零件,为什么和工人作业指导书上的加工尺寸不一样,作为技术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唐梓长洋洋自得的表示:“我们做了优化”。专家却表示,这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为什么产品优化的指导没有反映在文字和制度上,反而是先做后改?没有统一稳定的执行标准,大企业如何放心跟你们合作?”

“人治的痕迹太明显,系统性的管理几乎看不到!”专家的这句话,让唐梓长至今记忆犹新。企业大了,人员多了,管理层的个人能力和精力有限,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那么企业的很多重要决策就无法有效执行和传达,意识到这些问题,秦安开始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艰难变革过程。

“变革,不管对企业还是个人来说,都同时意味着否定自己。作为公司管理层,一开始我也是比较不能接受的,或者说没有准备好吧!所以在那几年,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痛苦的学习和探索中,我买了很多管理类的书籍来看,也接触了很多管理方面的精英。事实证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合资企业和品牌进驻中国,我们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在福特进入中国的那一年,我们就请他们到公司来考察,他们都很意外,没想到重庆竟然有这样的企业,和他们的理念很相近,所以我们最终是获得了和他们的合作机会。”

从创业,到在市场站稳脚跟,到系统化管理,冲击更广阔的市场,企业的每一步发展,都让唐梓长同时收获一份成长,但同时也让他发觉自己的不足。因此,在2010年从朋友口中得知重庆理工大学开办MBA项目之后,他成为了第一届的学员。

“其实我在此之前就有读MBA的打算,只是当时不知道还要考试,所以当时也很忐忑,那是多少年没有读书考试过了,考得上吗?但是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多强大,既然报了名,我还是得好好的备考。事实证明,考试还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记得我当时是考了220多分,英语丢分比较严重,综合考试中,数学我本身基础还不错,逻辑思维那些,其实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理解起来根本不难,最终顺利入学。”

四十而不惑:最爱“叫板”的MBA学生怎样读书

“对我而言,在重庆理工大学MBA读书给我留下的宝贵财富之一就是开拓眼界,开放心态。” 四十不惑的年纪重新走入课堂,对唐梓长来说,是一段宝贵而新奇的体验,在工作中,他是稳重练达的管理者,在课堂上,他却成为了最爱“叫板”的学生。

“我们的课堂人不多,但是一般都比较热闹。因为对同样的问题,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不同年龄段的人,肯定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经常互相‘叫板’,这可以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企业发展问题。其实管理企业,就必须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听多方之言,博众家之长,所以为认为我的收获是挺大的,视野更开阔。”

MBA的课堂,比较自由开放,用唐梓长的话来说,有点像国外的大学课堂,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他还特爱跟老师‘叫板’,如果老师抛出来的一个理论,或者是对具体案例的解决方案,他不赞同,也是要辩上一辩的。

“有的老师我是真服气!比如他抛出一个案例,有正负两个观点,不管我选正方还是负方,他总是能够辩倒我,真服了!做MBA的老师挺难,如果不是有真材实料,学生不容易服气!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管理思维的系统化、理论化!其实这么多年企业管理经验,有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不知不觉的用到过,但是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更无法成其为系统,再举一反三。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我经常会有一中‘哦,原来是这样啊’的感觉。比如组织行为学、比如群体中每个人的想法分析,工作中不自觉运用过,但是无法沉淀为经验。

然而MBA教学也绝对不是用一两堂课给你‘醍醐灌顶’,而是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设置,教会你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没有条条框框,而是各种案例剖析,用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案,让你去找到目标、设定计划、果断执行,在得到结果的过程中,印证你的思维。更多的时候,要求你跳到更高的格局,放眼全局的来思考。在老师的带领下,将理论知识和企业实际发生的事情结合了起来,对一些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针对性的补充。”

成功秘诀:珍惜身边每一个人 坚守自己的底线

3年学习,这位爱“叫板”的老唐和同学老师们可谓是“不打不成交”,朋友圈子更广了,在收获友谊的同时,也收获了更多的平台和资源,用他的话来说“人力资源也是生产力”。

“我和很多同学,包括后进的师弟师妹们都有联系,他们中的很多,我们还发展了合作关系,并且我现在还是重庆理工大学MBA校友分会的会长。我觉得身边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笔财富,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闪光点,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建议师弟师妹们,或者更多的读MBA的朋友们,一定要带着开放的心态去学习,读出价值,读出质量。

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学问,都需要开放的姿态。这几年,理工大学MBA也曾经带队到我们公司来学习考察,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个人也欢迎更多的师弟师妹来进行交流。”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坚守自己的底线”,这是唐梓长多年来的工作和生活信念。而唐梓长的底线则是“坚持质量”,做产品有质量,做事情有质量,做人也要有质量。

“其实一路走来,我们的企业也好,个人也好,都曾经面临过各种诱惑,曾经多次的站在十字路口,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自己的底线,走好每一步,总有一条开阔的道路是属于你的。”今年5月,重庆秦安机电[证券代码:603758]正式在上海上交所挂牌上市,作为这家上市企业的副总经理,唐梓长表示,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正迎来更巨大的考验。

“准备上市,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然而上市之后,我们的万里长征才刚开始。对于企业来说,要求更规范、更透明,对于管理层来说,也将迎来再一次的历练。所以我觉得管理这门‘功课’,学无止境,我需要更多的谨慎、警惕,也需要进一步的充电!”

(本文为腾讯·大渝网独家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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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涨知识|“老东家”为何要求张小平回研究所“脱密”?

张小平跳槽影响登月 是大众对“扫地僧”的执念?

离职影响中国登月?经过数日喧嚣,张小平跳槽风波迎来官方回应。

9月27日晚11时,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张小平离职事件的情况说明》。

说明显示,该单位是为了让张小平回所履行脱密义务,才向西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并提交了《张小平参与我所型号研制情况》材料。为尽快达到目的,研究所承办人在材料中措辞失当,夸大了张小平在所参与研制项目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小平为什么需要脱密?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表示,张小平为国家重要涉密人员,根据保密法和单位相关规定,离职前必须在所内非密岗位进行脱密,脱密期为2年。

研究所还称,张小平2018年3月提出辞职申请后,未经单位批准自行离所,对保守国家秘密和单位技术秘密带来了较大隐患。鉴于这种情况才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张小平继续履行聘用合同,按脱密期管理规定回所脱密。

从上述声明来看,张小平和“老东家”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之间的“纠葛”重点在于“脱密”。

我国《保密法》明确规定,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实行脱密期管理。涉密人员在脱密期内,应当按照规定履行保密义务,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

不过,澎湃新闻()发现,在现实执行中,涉密人员如何履行脱密义务,依然是当事人和用人单位争议的一大焦点。

脱密期限少则半年,多至三五年

什么是“脱密”?顾名思义,即解除秘密的束缚。

我国《保密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在涉密岗位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涉密人员),按照涉密程度分为核心涉密人员、重要涉密人员和一般涉密人员,实行分类管理。

我国《保密法》对涉密人员聘用上岗、出境以及离岗离职都有一定要求。特别是涉密人员离岗离职,要实行脱密期管理。脱密期内,涉密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履行保密义务,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

从公开资料来看,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显然是一家涉密单位。

研究所官网介绍,该所主要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设计。这项工作应用于导弹、火箭、卫星及飞船各个领域,研究所还多次参与我国卫星发射和重大飞行任务。

再看张小平本人。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给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张小平1994年入职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2011年8月取得研究员资格,2015年3月起担任低温推进剂发动机型号副主任设计师,从事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和液氧甲烷发动机系统设计,参与了多项低温发动机项目论证。基于上述背景,他被研究所认定为“国家重要涉密人员”,脱密期为2年。

2年的脱密期是长还是短?澎湃新闻梳理中国知网有关保密管理的文章发现,目前我国对脱密期长短没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大致范围少则半年、多至三五年。

例如国家保密局指导管理司2015年发表在《保密工作》的文章《涉密人员离岗离职的保密管理》显示,一般情况下,核心涉密人员脱密期为2—3年,重要涉密人员脱密期为1-2年,一般涉密人员脱密期为6个月-1年。机关单位可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和涉密人员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密级、知悉范围、保密期限等具体情况,适当延长脱密期期限。

另一篇2014年刊登于《保密工作》“保密讲堂”栏目的文章显示,一般情况下, 核心涉密人员脱密期为3—5年, 重要涉密人员脱密期为2—3年, 一般涉密人员脱密期为1—2年。脱密期自机关、单位批准涉密人员离开涉密岗位之日起计算。对特殊的高涉密人员,可以依法设定超过上述期限的脱密期, 甚至在就业、出境等方面予以终身限制。

确定脱密期之后,脱密义务如何履行?

国家保密局指导管理司相关文章指出,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前, 机关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会同保密工作机构, 严格核查。

具体包括清退涉密文件、清退涉密设备、取消信息系统访问权限、收回场所出入权限等。同时,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前, 机关单位应组织其签订离岗离职保密承诺书, 明确其离岗离职后应履行的保密义务以及违反承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国家保密局指导管理司相关文章还提到,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前, 所在机关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会同保密工作机构对其进行保密提醒谈话, 告知其应承担保守国家秘密的法律义务。提醒谈话应在涉密人员办理离岗离职手续前进行, 谈话方一般不少于2人, 必要时, 可以形成书面记录。

此外,涉密人员在脱密期内,就业、出国(境)等权益受到一定限制,并且要承担重大事项报告、接受回访等义务。脱密期内的涉密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就业,未经批准不得因公、因私出国(境)。现单位进行出国(境)审批时,应征求原机关单位意见;委托属地管理的,由原单位审批。

是否在职在岗脱密存争议

不过,对涉密人员来说,是不是只要履行上述义务就可以另寻新东家?

从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发布的说明来看,该单位要求张小平离职前必须在研究所内的非密岗位进行脱密,并称是“根据保密法和单位相关规定”。为此,2018年4月,研究所与张小平谈话,向其解读离职流程及脱密期管理规定,告知其须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回单位履行脱密义务。

张小平是否需要在非涉密岗位继续履职2年才能正式离职?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的这个要求是否过分?

澎湃新闻发现,现实管理中,涉密人员如何履行脱密义务,往往是用人单位和离职人员的争议所在,具体执行中并无统一规定。

比如2011年刊登于《人才资源开发》的一篇文章曾对涉密人员离职前脱密义务的履行进行解析。

文章披露了一则真实案例。于某曾在中航工业西安某公司工作十余年,系该公司重点涉密人员。任职期间,他和用人单位签订过一份《涉密人员保密责任书》,其中规定离职人员需先调离涉密岗位进行1-3年的解密期处理。

劳动合同期满之际,于某提出不再续签。中航工业西安某公司认为,按照公司制度,于某离职前应在公司内部非涉密岗位履行脱密义务。双方各执己见,并上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于某签署的《涉密人员保密责任书》应作为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中航工业西安某公司规定在本单位非涉密岗位履行脱密义务,并不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双方均应按此履行。

法院判决,于某在劳动合同到期后的两年内继续和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于某提出上诉,二审被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于某的情况只是案例之一。澎湃新闻搜索裁判文书网发现,2018年5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遇到一起类似的人事纠纷案,判决结果恰恰相反。

相关判决书显示,孟某2012年入职中国兵器装备研究院(以下简称兵装院)从事研发工作,2017年合同期满提出辞职。由于兵装院不给办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人事档案的转出手续,孟某将老东家告上法庭。

根据判决书内容,兵装院认为孟某脱密期应为2年,并且应在岗脱密,脱密期内会为其安排相应的非密工作和非密岗位。

一审法院并未支持兵装院诉求。针对在岗脱密问题,法院认为,兵装院确认双方聘用关系已经终止,并自述其他辞职或调出员工亦存在离岗脱密的情形,故其坚持要求孟某通过建立劳动关系或重新建立聘用关系以实现在岗脱密的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

法院判决兵装院为孟某办理相关离职手续。兵装院提出上诉,二审被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张小平、于某、孟某的个人经历也从侧面反映出脱密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难度。

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吴同斌、李克光曾发文指出,涉密单位人才流动已成为困扰保密管理的一大难题。

文章提到,涉密人员离职脱密管理并非易事。有时涉密人员到别的单位或外企就业, 或出国 (境) ,更有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发生变化, 电话号码注销, 无法跟踪回访, 不可控因素增大。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田晓军也撰文表示,如何让涉密人员在脱密期内服从原单位管理,单位如何掌握脱密期间涉密人员的就业情况和出国(境)情况,是脱密管理面临的两大问题。因此,对提出离职又明确无具体去向的涉密人员,脱密期必须在原单位非涉密岗位工作。

不过,田晓军也坦言,日常管理中,员工离职若是对原单位心存不满,要让其继续受制于原单位履行一、两年的脱密义务,不具有现实操作性。

田晓军建议,对于那些档案存放在单位,且调入对方单位也属保密单位或行政事业性单位的人员,可以通过委托脱密期管理的方式解决。而对于那些没有档案,也不知去向的人员,脱密管理无法起到应有效果。对于涉密人员是否到境外驻华机构、组织或者外资企业工作或服务,涉密单位也难以准确鉴定,这些都需要相应政府职能部门加以协助管理。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农业部成立。

农业娱乐部成立于1949年10月,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农业部、娱乐部和水产部,设农林部。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农林部,分设农业部和林业部。1982年5月4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农业部、农垦部、国家水产总局合并设立农牧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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