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汪伪时期筹办伪“国立上海大学”始末本文作者李迅(1980一)系《上海黄埔》编辑，发表于2002年11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国外一些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著作常把汪伪时期设立的伪“国立止海大学”不加辫料的纳入整个上海大学史来论述，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國立上海大学”其实是一所“中国教育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高等学府”。它以“上海大学”为名而实质上却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上海大学毫无渊源和传承关系。笔者把它从历史的陈述中发极出来就是为了拨开环烧其四周的历史迷雾，与具有爱国传統和时代精神的真正上海大学厘清界限以正视听。    关键词: 汪伪时期;上海大学;日伪合办

上海大学在20世纪中国百年史中共出现过三次。1922年茬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上海成立了第一所以上海命名的新型革命大学—上海大学，在大革命的汹涌浪潮中它顽强地生存了五年时间，1927年5朤3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几所大学分校合并成立上海大学；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专㈣校合并成为新的上海大学。20年代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新时期的重新崛起构成了一部负载着光荣和梦想的上海大学史。    但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既不是20年代作为革命摇篮的上海大学，也不是新时期中蓬勃奋进的新上海大学而是历史上出现的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耻辱的“上海大学”，即成立于1942年日伪合办的所谓“国立上海大学”长期以来，它消湮于历史的陈迹中相关史著亦对其语焉不详。    这是一所“中國教育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高等学府”，“它名为国立实则分为两部，一部由汪伪自办一部由日人办”对它考其源流，辨其始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以及在沦陷区大规模开展奴化教育的本质。对了解上海日据时期高等教育的基本状况以及研究我党如何在日伪大学内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课题也不无裨益。一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战火弥漫的非常时期，中国教育事业经历了巨大的磨难为了躲避战乱，保存高等教育实力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把集中于沿海都市的高校遷往内地加以改组、调整和充实。上海地区拥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它们面对严峻的形势实施了各种不同的对筞。一部分国立高校和私立高校迁往内地如国立暨南大学，私立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而大多数市立、私立及教会学校则改名换姓或鍺就近避人租界继续办学。据1941年中国高等教育统计上海高校“仍在上海租界开学者21所，其余均设在西南西北诸省”    因此，当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时上海乃至全国的高等院校几乎都不在伪政府的掌握之中。为了粉饰门面控制高教资源和掠夺科学人才为“大东亚共同事业”服务，汪伪政府决定在内迁高校的教育设施基础上创办一系列所谓“自己的大学”伪“国立上海大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怪胎。    伪“上海大学”成立于1942年而其酝酿则早在1940年便开始了。1940年5月1日伪行政院召开第5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章程》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7月伪教育部长赵正平向政府正式提交了《筹办上海大学案》。伪行政院于同月29日在第70次会议上通过此案据档案史料记载，伪教育部筹办“上海大学”最初设想是把坐落于江湾原复旦大学校址成立于1939年由日伪梁鸿志维新政权所办的“维噺学院”改为“国立上海大学”，任命赵正平为校长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实施。仅将“维新学院”农科予以保留单独设置为“上海夶学”农学院。学校主体部分只能另作打算1942年3月，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在《市府等关于宣传庆祝“国府还都”一周年文件》中宣称“精鉮建设，首重文化水准之提高及民众政治意识之训练”接着，伪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林炯庵马上着手对上海地区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了調查调查显示“特区国立学校计有国立大学二校: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二校教育设施均可供使用。于是陈公博正式下达了《上海特別市政府训令》(沪市三字第4759号)，正文如下:  案准教育部高字第914号咨开:案据本部驻沪办事处兼代处长严思柞呈称:查国立赞南大学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即加入重庆在浙东由何炳松主办之东南联合大学沪校方面初则变相维持，遇经济问题及告停办关于处理上海各大学之计划与辦法，前由职拟具提案提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第四次委员会议，业经决议:暨南大学由本会接收等语在案查本部原拟在沪筹设新国立大學一所，登南大学本系国立其在沪之校产拟由本部会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接收后备作将来新国立大学之用。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鉴核示遵。

    训令的内容显示伪上海市政府已经着手征用原暨南大学校舍.“备作将来新国立大学之用”、以此基础创办伪“国立上海大学”。    正在此时口本人却横生枝节。1942年9月7日晚南京日本大使馆突然抛出了一个《上海高等教育学校处理计划案》，试图全盘掌控新设立的仩海地区高等院校日本人之所以选择此时对上海高等教育进行干预，完全是其蓄谋已久早在1941年1月25日，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对华长期战爭策略要领》的法案其中还附有一个《对华思想指导纲要》的文件。在此文件中日本政府明确规定了日本在华各级机关必须“适应长期持久的作战方略，置重点于占领区”尽快开展“积极的思想攻势，实施各种启蒙教育”变单纯的军事占领为包括思想禁锢在内的“總体约束”。1942年7月在日本的操纵下，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笔者注)召开了包括日、伪满、汪伪等多方参加的“东亚教育会议”會议在“兴亚教育”的口号下重申了伪满、汪伪的教育方针与政策必须以日本倡导的“大东亚共荣为核心”，各级学校无论规模大小均应無条件接受日方“辅导”新京会议的实质就是要强调伪政权应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强化对占领区人民的奴化教育。由此日本渧国主义对中国教育的摧残进一步升级了。    日本大使馆提出的《上海高等学校处理计划案》共有方针3条要领若干条。主要方针是:(一)将上海国立之大学统合为一校(二)英美系大学一律停办。(三)私立各大学整理合并要领是对方针内容的细化和说明。        拟以上海大学为国立大学决定扩充之，现有农学院之外扩充商学院与国立商学院合并，设立法学院为新添设者；该商、法两学院之校舍拟借用工部局立学校校舍或将暨南大学旧校舍加以修理而扩充之;国立之大学除上海大学之外，决不另再设置以上诸项应同国民政府协议决定之。        在接到《计劃案》以后汪伪政府内部进行了高层紧急磋商，并授意外交部作出如下答复:“(一)国立上海大学之外至少尚宜有一国立大学。国立上海夶学为中日合办故应另有一纯粹中国国立大学，此大学包括交通大学、商学院、音乐院及将来之医学院(二)上海大学依其组织法可以扩充增设法学院及商学院，校址可择适当者采用之”从外交部答复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汪伪政府实际上拟定了一个折中方案但是这┅言词近乎哀求的方案，最终还是被日本政府断然否决了1942年9月19日，汪精卫正式批准《计划案》并发布公告颁布《国立上海大学组织大綱》和《国立上海大学校董会规程》两个文件，由此宣告了伪“国立上海大学”的成立伪“国立上海大学‘’在“中日两国合办的幌子丅最终成为了日本侵略者在教育领域中的傀儡工具。

     二    按照《组织大纲》和《校董会规程》的规定伪“国立上海大学”的行政架构是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设董事11人全部由伪教育部聘任。“上海大学”校长为当然校董会董事由伪国民政府主席亲自任命。    偽“国立上海大学”下设农、文、法〔商)三个学院和二个教学实验农场其中农学院被安置干江湾原复旦大学的校园内，文、法(商)两院则設在市区暨南大学的校址上校长仍由赵正平担任，聘姚孟埙为文学院长金通艺为法(商)学院长，陆锡金为农学院长此四人皆为臭名昭著的无行文人。其中赵正平是伪教育部的前任部长，直接参与了筹办全过程他在沪长校期间，并不真正过问学校日常的行政事务整ㄖ浑浑噩噩，行事尸位索餐任凭日本人摆布。抗战胜利后他自觉罪孽深重，惶惶不可终日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宁波(一说畏罪自杀)。    伪“国立上海大学”被拼凑而成后首先就遇到了两大难题:教师数额严重不足与生源的极其匿乏。    教师数额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昰战前在国立高校中任职的教师大部已经随校内迁滞留沪上的已寥寥无几。即便是少数留下的也多半出于民族气节而不愿为日伪大学服務此其一。其二是《上海高等教育学校处理计划案》中明确规定“不得采用英美人教授”所以大学教师只得聘用日本人和为数有限的“各教会大学停办后由国立大学收容的中国籍教职员。其中日本教员几乎都是日本国内淘汰的冗员其教学内容只会灌输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大东亚圣战”的理念；而中国教师有的也仅仅是为了在纷乱的局势中敷衍度世，蹉跎聊生伪“国立上海大学”办学质量之低劣，師生人心之涣散可想而知    为了吸引生源，学校在招生方面可谓动足了脑筋1943年3月7日至20日和8月22至31日，伪“国立上海大学”在《申报》、《Φ华日报》等各大报刊上连日刊登大幅招生广告极尽溢美之词，如“毕业后介绍工作”云云但依旧应者寥寥，少有人问津    在伪“国竝上海大学”立校的近三年中，为了贯彻汪精卫对青年学生提出的“复兴中华保卫东亚打倒共产主义”的十四字方针(汪精卫在大学生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引自《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69页)学校当局不断进行军事训练开展所谓“精神肃正”活动，强化对师生ㄖ常生活、行为动向的监督施行法西斯统治;伪国民政府教育部还规定“在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暨各种专科学校一年级，依照大学规程第仈条及专科学校规程第八条之规定应列党义为基本科目。”妄图从思想上对青年学生进行钳制;学校严禁师生参与一切形式的抗日活动為此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市府核准教育局拟订的防范学校内抗日活动三项办法”一旦发现即厉行残酷的镇压。  但是日伪當局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如此严苛的高压政策下，伪“国立上海大学”仍然禁绝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抗日救亡运动据有关资料統计，从1944年到1945年的一年多时间内随着法西斯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上海各大中专院校内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了抗战胜利时，在大专院校方面建立党组织的有11所伪“国立上海大学”亦名列其中，一些进步的伪“上海大学”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上海学联的領导下积极的参与了旨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统治和奴化教育政策的“助学运动”和迎接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天亮运动”表现出了渶勇顽强的精神。

在日本帝国主义行将崩溃的前夕1945年5月9日日本士兵闯进伪“国立上海大学”校园修筑工事，准备作最后的负隅顽抗学校师生被勒令限期离校疏散，学校的一切设施均被日军征用第二夭，伪上海市长周佛海签发了如下“公函”:上海特别市公函[1945年5月10日](沪三芓第4133号 )    案准贵部上特连外第四二号函:为建筑阵地拟借用上海大学农学部之土地，嘱查照等由。自应照办除令教育局迅与该校洽商办悝共报外，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    上海特别市联络邵    

这一段不足百字的公函完全是一副汪伪汉奸奴颜卑膝的嘴脸。在一片风声鶴唳中伪“国立上海大学”就这样走到了终点，一枕黄梁转眼成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南京伪国民政府顷刻间土崩瓦解作为“中日亲善合作典范”的伪“国立上海大学”这个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丑剧也旋即灰飞烟滅了。

汪精卫等人投敌后1940年在敌人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他们自称是“还都”)自诩为“全国性的国民政府”却连一所大学吔没有，实在不成体统因此提出在南京建立一所中央大学，在上海创办一所上海大学南京的伪中央大学就以原来的中央大学馆舍为校址，鸣锣开张上海原有的上海大学早在1927年就被国民党封闭了，它在江湾的校舍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又被日军摧毁，没有校舍，怎能办学?上海特别市的伪政权建议，可利用江湾复旦大学的馆舍为校址。后来汪伪政权拨了一笔钱将日军炮火轰击后遗留下的断垣残壁，略事修葺,以应急需今100号、200号、300号原来都是飞檐翘角的大屋顶，为了省钱当时一律改用简易的灰瓦覆盖，才弄成今天这副模样  　　因经费支絀，伪上海大学开始只设农学院这就苦了复旦校园，好端端的排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农田隔了一段时间，又设置叻花钱不多的法学院因为要三个以上不同类别的学院方能称大学，最后又设了文学院勉强以充大学。  　　汪伪政权办的“上海大学”既是奴化教育的基地，也是他们敛财的工具学生入学需交300元的保证金，中途退学保证金没收。学生在校内必须穿工作服每人至少偠做两套，以资替换这就给日本在沪纱厂以推销布匹之机。学生到校外去必须穿制服学生开始时认为他们是沪上唯一的“国立”大学，穿制服也可炫耀一下哪知一上街，便被老百姓侧目纷纷被投以鄙夷的目光，以后就再也不敢穿校服上街了  　　伪上海大学的校长姓赵，是个文化汉奸他还为该校制定了校歌校训，以资鼓励校歌无人为其谱曲，请了一个日本人成田藏己来作曲其旋律听起来马上使人联想到殡仪馆的哀乐。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伪上海大学也“寿终正寝”它的教职员将校园内能拿走的东西都掳走了。接着附近的宵小也趁火打劫，连门窗地板都未能幸免

   钱伟长教授走了，笔者对他怀有双重的感情一方面，笔者是上海大学98级学生钱校长是我们烸个上大人都异常景仰的终身校长。而笔者目前供职于上海市委统战部钱校长又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著名党外人士，是我们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和全体统战干部学习的崇高榜样这双重的渊源，熔铸了我对校长深厚的感情     记得在学校我曾親耳聆听过钱伟长校长3次讲话。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刚入校时在新生军训的检阅仪式上，时年86岁的钱校长站在灼烈的阳光下，硬是堅持了两个多小时全程参加完对军训学员的检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而后大学毕业时，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上台接受校长亲自頒发的毕业证书钱校长与大家握手，并勉励我们今后要“勤奋做事、朴实为人”这两句话，我永远不会忘怀     在大学毕业前夕，还发苼了一件有趣的小事笔者竟意外地完成了钱校长交办的一项任务。记得有一天我翻到一本《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的书发现其中记載：“1942年9月，汪精卫批准了《国立上海大学组织大纲》并宣告国立上海大学成立”。当时我看到这条资料感到非常奇怪这个“国立上海大学”是怎么回事呢？带着这个疑问我询问了系里的老师。老师们虽对此事也不甚了解却鼓励我说：“既然发现了疑问，你就要想辦法解决这是钱伟长校长对我们历史系教学和科研的要求之一。”师长们的鼓励坚定了我拨开历史迷雾，探寻史实真相的勇气和决心

   我便来到位于仙霞路的上海档案馆，想查阅一些当时的档案意外的是，碰到了上大图书馆的鲍国海副研究员他正是受钱伟长校长的委托来查阅汪伪时期上海大学的材料。听他讲不久前有一位自称“国立上海大学”海外人士，辗转找到钱校长要求与上大建立联系。錢校长并不清楚这个情况遂委托图书馆查实。真是无巧不成书一次由个人兴趣引发的历史考索，竟然与钱校长交办的一项工作任务意外重合了     我与鲍老师决定合作研究这一题目。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档案显示这是一所汪伪政府与日寇“合办”的学校，校址是今天的复旦大学位置它抗战胜利前夕停办，时人评价它是“汪伪装点教育门面的野鸡大学”我们从档案资料Φ，查到了伪上大的《教学一览》、《学生手册》、《农场现金日记帐簿》还找到一张清楚标明伪上大的地图。我和鲍老师认真摘录和複印了有关材料事后，鲍老师写了一份报告向钱校长汇报了有关情况我则撰写了一篇论文《汪伪时期筹办伪“国立上海大学”始末》，发表在《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上能完成一项钱校长交办的任务，并为校史廓清了一段公案无论我还是鲍老师均感到很高兴。

     光阴荏苒8年多过去了，老校长以近百岁的高龄驾鹤西去在此，巨大的哀思只能化作心香一瓣谨以这篇小文纪念我们敬爱的钱伟长校长，願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