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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兵SP04】几十枚颗核弹就够为啥要造几千颗？美苏这笔账是这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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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几十颗核弹就可以毁灭对方，为什么美苏还要造几千颗核弹？
冷战时期，几十颗核弹就可以毁灭对方，为什么美苏还要造几千颗核弹？美苏的几千枚核弹也不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中间经历了一个发展和博弈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军事科技的进步、美苏之间的对抗、还有人性所面临的终极考验。我们从第一颗核弹讲起。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引爆。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德国跟斯大林参加波茨坦会议，得知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后，他告诉斯大林美国掌握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斯大林对于这句话并没有特别多的表示，只是简单地做了回复。杜鲁门觉得有点扫兴，觉得傻乎乎的斯大林根本没听说过原子弹，根本无法理解这种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但波茨坦会议上的斯大林只是在故意装傻而已。斯大林不但知道原子弹，甚至比杜鲁门更早知道美国的原子弹机密——曼哈顿工程。（这就是历史的黑色幽默）由于曼哈顿工程在美国被列为顶级机密，杜鲁门作为副总统时竟然也完全不知情。一直到日，在原总统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成为新的美国总统十三天后，才有人向他报告了曼哈顿工程的详情。而斯大林通过苏联的间谍活动，从1942年就开始在获取美国人关于制造原子弹的相关资料。据说曼哈顿工程遭到苏联间谍渗透的原因是它的保密级别太高——高到FBI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工程，自然就没办法防范苏联间谍。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了一颗原子弹。美国人虽然已经试爆过一颗原子弹，但还是被它实战中展现出来的威力吓了一跳。美国人意识到虽然自己是第一个造出原子弹的国家，但也不可能永远保持核垄断。于是，美国代表心急火燎地在联合国提出建议，要求所有国家的核武器研制以及核材料的生产都要接受联合国的监管，以防止核武器扩散（大哥，现在全世界就你有啊）。苏联代表当然不买账，表示美国先把自己的核武器销毁掉，我们再来谈这事。大家整天口水仗打来打去，后来苏联代表干脆连会都不来开了，让美国跟自己的小兄弟们在会上尽情意淫。联合国里的口水仗一打就是好几年，一直打到日苏联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这样，美国的核垄断仅仅维持了短短的四年。美苏之间长达40年的核对抗正式拉开了帷幕。在这四年里，美国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核战略，也没想明白原子弹应该什么情况下用、怎么用。在苏联引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之前，美国人的态度差不多就是没事就先造着，造出多少来算多少。到1949年底，美国大约拥有235颗核弹。苏联第一颗核弹的爆炸声惊醒了处在深度自我陶醉中的美国人。出于对苏联的极度不信任，美国开始加速核武器的制造。到了1950年，苏联拥有5颗核弹，美国有369颗。到了1953年，苏联拥有120颗核弹，美国有1436颗。在这个时候，美苏双方的核打击能力都还没有到按一个按钮就毁灭世界的程度，因此美国还能愉快地跟盟友讨论下什么情况下应该用一下核武器。比如1952年美国就在西欧部署了核武器，声称苏联一打过来就要用核武器自卫。在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也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要不要使用核武器。这个时候美苏由于地理位置遥远，双方都缺乏有效的远距离打击手段，因此顶多也就是相互进行一下核威慑，全面核战争是打不起来的。不过，在几年后苏联人取得了一项重大技术突破，直接导致了美苏间的核对抗的进一步升级。日，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击中了6000公里以外的目标。洲际导弹一出，国土广袤、战略纵深这些概念统统都成了浮云。就算你国土再广袤、战略再纵深，对于导弹来说不过是多飞几分钟的事。美国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向来不用担心本土的防守。但在苏联部署洲际导弹之后，美国本土也完全暴露在了苏联的核打击之下。如果说之前的美苏就像两个男人在相隔十米的距离上用枪瞄准对方，那么在洲际导弹出现后，这两个男人就好像是被关进电话亭里然后互相用枪指着对方的头，动也动不了，躲也躲不开。1957年10月，苏联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多美国普通老百姓晚上看到苏联人造卫星在天上一闪一闪，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上面就会丢个核弹下来。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说，遭受核打击的威胁从未如此真实过。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当然也怕，然后就有人提出了相互毁灭保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提出，在全面核战争中应该有两个概念：先发打击能力（First Strike Capability）和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apability）。先发打击能力很容易理解，指的是把所有的核武器发射到对方国家去的能力。而所谓的二次打击能力指的是在经受对方的一轮核饱和攻击之后，仍然能够保存的核打击能力。如果美苏双方都能够确保自己具备二次打击能力，那么无论谁先发动核攻击，最后的结果都是两个国家（包括各自的盟国）一块从地球上消失。在这样的设计下，两国政府都会保持克制，避免发动全面核战。美苏核对抗升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美国就非常非常怕自己失去二次打击能力。怕到什么程度呢？从1960年代初开始，为了防止苏联突然发动核战，美国永远保持一部分B52战略轰炸机挂着核弹头飞在天上。也就是说，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管美国老百姓在吃饭还是在睡觉，军方永远有一部分战略轰炸机在空中巡逻——不为别的，只为万一下一分钟核战爆发，他们可以立刻调转方向奔赴苏联投下机上的核弹。（评论区里有人问如果巡逻时核弹掉了怎么办，大家可以参考海岸星光的这个回答：）下面是众多巡逻路线中的一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1954年到1963年，美国人一共造了700多架这种B52战略轰炸机，下面是一群B52退役后被堆在一起的照片：当然除了战略轰炸机之外，美国还有陆基弹道导弹和可以从潜艇上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来保证二次核打击能力。这三种武器也构成成了美国的战略核三角（Nuclear Triad）。在MAD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不是核战爆发，而是核战爆发后自己没有能力确保对方也完蛋。反过来讲，如果能让对手相信自己在经受核饱和攻击之后，仍然有能力进行反击，全面核战便不会爆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1960年代美国开始疯狂的加速核武器的制造和部署。同时美国军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有意无意地在各种报告中夸大苏联的核攻击能力，向总统施加压力要求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核武器。有趣的是，在地球另一端的苏联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苏联军方向中央委员会拼命强调美帝的核打击能力，请求拨给他们更多的经费去扩大核武器库。到了1960年代初期肯尼迪任美国总统时，美国已经拥有大约27,000核弹，而苏联的数量大约是这个的十分之一。这个时期美国内部也有人质疑是否需要这么多的核弹，甚至肯尼迪也觉得美国的核弹已经太多了。有报告声称只要有200枚核武器能够在第一次核打击中生存下来，就足够维持必要的二次打击能力。但是，要造多少枚核武器才能确保有200枚能够存活下来？500枚？1000枚？还是5000枚？没有人经历过全面核战争，也没有人敢做这个保证。所以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结论就是核武器的数量只能增加，决不能减少。下面是美苏双方在冷战期间的核武器数量对比，从表中可以看到，美国核武器数量增长最疯狂的就是1960年代这一段时间：有了足够多的核武器之后，还要有相应的指挥和通讯系统将他们发射出去。在1960年，美国军方制定了一个核打击系统叫做SIOP（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 Plan）。这个方案简单地讲就是把美国所有的核武器的发射系统整合到一起，然后把发射权交到总统手里。每当有新的美国总统上任时，军方都会专门针对这个系统对总统做一次简报，告诉总统美国核打击力量的组成以及如何使用这个系统。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1960年的艾森豪威尔、1961年的肯尼迪、1969年的尼克松）在听过这个简报之后都表示觉得心情很压抑。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苏联领导人身上。1972年，苏联军方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了如果美国进行先发核打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苏联的军事力量减少到原来千分之一，八千万居民死亡。勃列日涅夫听了以后马上整个人都不好了。还没等勃日涅列夫恢复过来，军方又准备了三枚未安装核弹头的战略导弹让他熟悉发射流程。在按下发射按钮时，这位苏联领导人紧张到手抖，反复跟身边的人确认这三枚导弹是不是真的没有安装核弹头。作为一名人类的个体，美苏领导人的这种反应是非常正常的。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他们，在美苏核对峙最严峻的年代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每一分钟你都可能接到军方的紧急电话：“总统先生/总书记，对方的核武器已经全部升空，我们等待你的命令。”这个时候，你将会有大约20分钟来做出你的决策。但所谓的决策，无非只有两个选择：1）什么也不做，等着自己这半个世界在20分钟后被摧毁；2）发射自己的核武器，摧毁对方那半个世界（但那时你应该已经死了）。人类有文字的文明大约有五千年。在这五千年里，人类的科技水平飞速发展，但是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却和五千年前的人类没有本质的区别。五千年前还在过着部落生活的生物，现在却要在20分钟内做出是否要毁灭世界的决定。如果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弹头导弹的话，留给苏联领导人做出选择的时间将由20分钟进一步缩短至6分钟。这也是为什么苏联领导人对于美国人在西欧部署中程核导弹如此介怀，也是为什么美国拼了老命也不让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弹。人类核武器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人类这种生物的大脑所能承受的能力。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遭到全面核打击的情况下，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一个心理学上的终极问题。美国军方在向总统演示核武器发射流程的时候，也绝不会让总统站在发射台前，而是让一个替身扮演总统，真正的总统站在旁边观看即可。这样做是避免总统在演练过程中的操作会暴露自己的“终极选择”。把是否毁灭世界这件事交给一个人在6分钟内决定，也难怪美苏领导人一想到这些就心情压抑。不过，这竟然还不是美苏核对峙中最疯狂的时刻。==========以下为4月24日更新内容==========美苏双方在建立了庞大的核武器库后，分别把发动核打击/反击的的权力交到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手里。这是一份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也是一份沉重的负担。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期间，理论上讲全面核战可能在每一分钟爆发，因此美苏领导人必须随时随地都能与自己的核战略力量保持联系。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总统开始使用核公文包（俗称Nuclear Football）。这个核公文包由专人携带，无论总统去哪都必须寸步不离左右。携带公文包的人也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才能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跟很多人所想的不同，核公文包打开以后并不是一颗大大的红色按钮，它只是一个保障总统与核战略部队联络的一个通信工具。根据维基百科的描述，美国的核公文包中有描述核打击选项的文件以及授权进行核打击的密码卡片（也有总统把卡片装在身上）。苏联在1985年也开始使用类似的核公文包（也有可能更早，因为苏联方面的信息一向不如美国透明）。苏联核公文包原理的跟美国的大同小异，也是保持总书记与自己的核战略力量随时通信的一个工具。这样的指挥系统看起来挺完善，但其实还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万一总统/总书记在第一轮核打击中被斩首了怎么办？美国在1980年代曾高调地将针对苏联领导人的斩首行动列入核打击的一部分。苏联方面无疑也会有类似的打击计划。日，车臣领袖杜达耶夫只是打了一个卫星电话就被俄军两枚呼啸而来的制导导弹炸死，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相信为了斩首美国总统苏联军方会很乐意付出比这多一千倍的努力。我不知道本来就心情压抑的美苏领导人每天想到对方会慷慨的拿出一部分核弹专门瞄准自己的脑袋会不会心情更加抑郁。（这里补充说明一下，斩首行动不一定意味着杀死对方领导人本人，也可以理解为直接瘫痪对方的指挥中枢）第二，总统/总书记没被斩首，但与核战略部队之间的通信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在全面核战中，重要的战略目标都会遭受到超饱和攻击，因此一些地面指挥中枢可能在发动核反击之前已经被摧毁。例如另外一个答案中提到的美军神经中枢夏延山军事基地，号称可以承受核弹攻击。但答主在《死亡之手》这本书里面看到的描述是，里根在参观这个军事基地时有人问指挥官如果苏联的SS-18直接命中这里会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会被炸飞”。第三个问题与人性有关。如果接到发动核打击的命令后，战略轰炸机的飞行员、导弹发射基地的指挥官、核导弹潜艇的舰长，他们会真的像训练的那样去马上执行吗？如果全面核战爆发，世界上将不再有军事法庭，也不会有人来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真的会亲手按下毁灭世界的按钮吗？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人性所面临的终极考验。在一部纪录片里，一位美国战略轰炸机的飞行员坦言如果当年服役时接到全面核战的指令，他会选择把机上的核弹丢进大海然后找一个大洋中的荒岛迫降。苏联也曾经出现过导弹部队在接到系统自动发出一个提高戒备等级的命令时，军官纷纷向上级打电话求证命令真实性的案例（这还只是提高戒备等级而已）。无论是美军还是苏军，都不可能对以上几个问题视而不见，让花费了无数的金钱和人力打造了庞大的核武器库在核战爆发后变为一堆废铁。因此，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部分地）解决以上几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Designated Survivor （指定幸存者）：看过电影《空军一号》的都知道，美国政府对总统突然死亡或被绑架后由谁来继任总统有明确的规定（Presidential Line of Succession）。比如总统死亡后，副总统就继任接任总统，如果副总统也死亡的话就轮到众议院议长，依次类推。不过，在一些比如像总统就职典礼这样的活动中，这个继任者名单中的大部分都会出席，如果苏联在这个时候突然发动袭击怎么办？这时就会有一名内阁成员成为指定幸存者，在整个典礼进行的过程中身处一处秘密的藏匿地点。在藏匿期间，指定幸存者也会有一个核公文包在身边。如果就职典礼现场发生灾难性事件导致所有潜在的总统继任者身亡，指定幸存者将继任成为美国总统。Operation Looking Glass（镜像行动）：为了保证即使在地面通讯和指挥系统全毁的情况下也能下达核打击的指令，美国在一些EC-135C飞机上复制了整套核武器指挥和通讯系统。从日到日这长达29年的时间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美军天天都有一架这样的飞机在空中（好像只中断过几个小时？）。如果地面指挥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架飞机将成为空中指挥中心，并自动获得授权进行核打击的权限。在60年代后期美军装备了空中发射控制系统（Airborne Launch Control System）之后，飞机上的军官甚至可以在地面导弹部队人员全部死亡、地面通信系统全毁的情况下直接启动导弹发射，以完成美苏相互毁灭的保证。下图就是一架正在执行镜像任务的EC-135C飞机：有一点请大家注意，美国政府用来应对苏联核打击的具体方案都是最高机密，公众能得到的只是军方选择性披露出来的非常有限的信息。真正核心的内容都没有解密，也许永远也不会解密。所以上面的内容只是冰山一角，让大家感受一下美苏核对峙时期的紧张气氛。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苏联的。与美国相比，苏联的通信技术更加落后一些。但是技术上的落后无法束缚苏联工程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了避免前文提到过的种种问题，苏联设计师们制造出了一种特别的导弹，这种导弹上安装的不是核弹头，而是一种特殊的电子设备。在升空后，装在导弹头部的电子设备会向全苏联境内的洲际导弹发出广播，装有真正的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在收到这个广播后将会自动发射。这种设计可以在地面通讯系统全毁的情况下发动核反击，同时也解决了一线导弹部队指挥官拒绝执行命令的问题。那么，由谁来下令发射这些“广播导弹”呢？在1980年初，苏联设计师曾经考虑过把这个系统交给计算机来自动控制。如果电脑通过对地震波、放射线等数据的检测判定苏联已经遭到核攻击，将会自动释放“广播导弹”发动核攻击。这样的话，就算苏联从总书记到平民全部死光，一样可以对美国进行核反击。如果这套系统成为现实，那么就等于把全人类的命运完全交给了计算机来控制。计算机由于任何原因出现的误判，将直接启动毁灭世界的全面核战。在之前的冷战对峙中，不管美苏双方的核武器数量如何增长，局势如何紧张，至少发射权还是掌握在人类手中的。所以，答主个人认为，在苏联设计师提出将这套发射系统全自动化的时候，就是美苏核对峙中最疯狂的时刻。科幻小说中机器控制人类命运的故事，在这一刻差一点就要成为现实。幸好，就连苏联军方也觉得这个想法过于疯狂，最后还是决定给这套系统设计一个开关，由人类来控制，仅在出现核危机的时候激活。这套系统被称之为死亡之手（Dead Hand），于1985年投入使用（到今天仍然没有退役）。在冷战已经结束的今天，大家读上面的内容时可能感觉就像是在读科幻小说（评论区很多人说像三体的情节）。但是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民众，世界核战爆发的可能性就是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美国甚至有专门给小孩子看的教育动画片，告诉小孩子核战爆发后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在这样的恐怖平衡中，对于美苏政府来说，保持双方核弹数量的对等只是最最基本的要求而已。事实上，他们需要考虑的因素比单纯的核弹数量要多得多：打击计划，核弹存活能力，核弹投放载体、指挥系统的可靠性等等。就像前文所介绍的那样，在核对峙的一步步升级中，美苏双方不但建立起了庞大的核武器库，还给这些核武器配备了一触即发、几乎不可能失败的启动机制。今天，当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庆幸长达40年的冷战没有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好，历史背景就介绍到这里，下面开始回答题主的问题（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只是来讲故事的吧）。关于题主的问题“冷战时期，几十颗核弹就可以毁灭对方，为什么美苏还要造几千颗核弹？”，一些答案在上面的历史背景里已经提到过了，现在重新总结一下（先写下几个要点，稍后再扩充，写到半夜答主脑子已经不清醒了）：1）由于相互毁灭保证的存在，美苏双方都需要考虑制造更多的核弹，以保证足够数量的核弹能在第一轮核打击中存活下来。由于核武器在实战中几乎没有被使用过，双方都很难计算出要保证足够的二次打击能力究竟需要制造多少核弹。2）一个国家的核力量是国家最高机密，因此美苏在判断对方实力时都会出现很大的误差。而两国的军方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会在报告中有意无意的夸大对方的实力。3）政治家的政治需求，以及给予普通民众安全感。例如在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大肆抨击，指责他们导致了美国在军事上的落后，同时强调增强美国军事力量的紧迫性。可能有人会问，答主为什么前面要啰啰嗦嗦讲一大堆，而不是直接上结论。其实这几个结论，其他答案里都有，讲得比这个回答更细致。但是，答主觉得历史是有血有肉、有自己灵魂的。与单纯地列出几条原因相比，大家可能在感受了当年冷战中核对峙的疯狂和恐怖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原因。被遗忘的较量:人类第一批原子弹的的诞生背后　　&被遗忘的较量:人类第一批原子弹的的诞生背后&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　　日，在乌亚兹多夫林阴道的尽头，趾高气扬的希特勒检阅了穿越华沙市区的德军部队。此时距纳粹入侵这个中欧国家刚刚过去一个月。　　日，以航空兵为后盾的德军装甲部队向全世界展示了名为“闪电战”的可怕战争新模式。15天之后，德军即已兵临华沙城下。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要求苏联，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相关规定快动手。但是，苏联想以“保护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免受德国威胁”为借口出兵，这个主意德国自然是不喜欢的。不过，最后苏联还是以这个借口出兵侵占了波兰的东部地区。用莫洛托夫的话来说，苏德两国军队这么砰然一击，波兰这个“凡尔赛条约的丑陋产物”就化为乌有了。　　瓜分完毕后，希特勒立即发布命令：将德国占领的波莫瑞、大波兰、西里西亚三省以及罗兹、克拉科夫两省的一部分组成“德意志人省”，直接并入德国版图;其余地区组成一个“波兰被占领区总督管辖区”(简称总督区)，下辖克拉科夫、华沙、卢布林、拉多姆四个行政区。他甚至下令将在华沙举行阅兵仪式的林荫道更名为“胜利大街”：“务必使那些可怜的(波兰)人铭记我们的胜利!”　　可怜的波兰人当然无须铭记这种耻辱性的“胜利”。在历史上，这个国家曾经三次被瓜分，加上这次已经是第四次。而每次亡国之后，各阶层中的精英人物总会竭尽全力准备秘密起义，以至于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历史循环。就在希特勒兴高采烈地检阅部队之时，波兰国家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的代表就已经聚齐于华沙波兰储备银行的金库里，讨论起了开展抵抗运动的工作(由于苏德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波兰工人党拒绝参加此次会议)。同月，弗拉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在巴黎建立了波兰流亡政府，后迁移至伦敦。流亡政府包含了参加华沙抵抗运动会议的四大政党代表(国家民主党更名为波兰国民党，基督教民主党更名为波兰劳动党)，统一指挥着波兰国内蓬勃发展的地下力量。　　德国人大概以为波兰真的灭亡了。他们开始毫不留情地榨干波兰的经济，同时剥夺波兰人的人身权利，完全把他们当作劣等种族看待。1940年，冷酷的纳粹律师汉斯·弗兰克博士当上了波兰总督区长官，便开始残酷地处死异端分子和任何稍有“不轨”迹象的普通市民。他有一句名言：“如果处死7个波兰人就张贴一张告示的话，恐怕砍光全波兰的森林都造不出那么多纸。”命运最为悲惨的是占战前华沙人口(135万)三分之一以上的犹太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驱赶到集中营，然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1943年，由于对被悄悄灭绝的命运极为愤怒，华沙犹太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但在装备精良的党卫军镇压下，占市区1/20面积的犹太人居住区被彻底毁灭，成为一片焦土。短短三个星期内，13000名犹太人被害，30万幸存者全部被送往集中营。　　不过，德国人的“种族纯净”政策也带来了一点意外的好处：出于清洗“政治上不可靠分子”的目的，几百万波兰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驱逐出已经并入德国的省份，悉数塞进了华沙这个“多少年来收容不可靠分子的垃圾场”(汉斯·弗兰克语)。这样一来，战时华沙的人口居然一直维持在100万以上的水平(不含50万犹太人)。　　从1940年年初开始，袭击德国官员和其他德国人的事件就频繁发生。一开始这还是偶尔发生，但到1942年东线战局逐渐逆转之后，以推翻德国统治为目的的抵抗运动终于发展为组织严密的抗暴斗争。1942年2月，根据西科尔斯基将军的命令，潜伏在波兰国内的抵抗组织组建了忠于伦敦流亡政府的武装力量——“国内军”。它的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波兰为预防苏联入侵而建立的地下抵抗组织网。“国内军”在作战上不受盟军指挥，而直接听命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为指导德占区的地下运动，设在伦敦的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和波兰流亡政府外交部承担起了“国内军”的训练任务。他们在暗夜投下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还派出特工人员潜入华沙。到1944年春，“国内军”的各种组织已经发展到25?35万人。　　与波兰国内抵抗运动的风起云涌相比，此时的苏联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虽然斯大林早在1941年就与波兰流亡政府签署了“友好互助宣言”，但1943年4月，当4500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里“失踪”的真相被揭露之后，苏联政府开始拒绝承认伦敦流亡政府。显然，他们另有打算。果然，在同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无视流亡伦敦的波兰政权，要求英美承认1939年根据苏德条约割占到的波兰领土，波兰的损失则靠日后割取德国领土来弥补。由于丘吉尔希望斯大林尽快恢复与流亡政府的关系，当即同意了这一建议。罗斯福也表示默许。这样一来，伦敦的波兰政府就被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日，西科尔斯基将军在一次可疑的空难中死亡，农民党领袖米科拉伊奇克接任流亡政府总理。他一上任就飞往华盛顿寻求支持。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月前还主张波兰政府应该与苏联合作的罗斯福却告诉他，“拖延任何有关边界的解决方案”。国务卿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向波兰人解释，在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届时可以强有力且富有成效地支持波兰”。大受鼓舞的米科拉伊奇克立即拒绝了苏联方面的一切谈判请求，转而顽固地坚持恢复1921年的苏波边境线。由于之前斯大林提到了希望组建一个包含多方势力的新波兰政府的建议，米科拉伊奇克还通过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武装力量司令部作战处，向华沙城里的波兰“国内军”发出警告：斯大林可能正在组织一个傀儡的波兰政权，必须尽快夺取波兰沦陷区的政权，告诉世人“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已经存在”。　　1943年，德国的东线战局正在恶化，但还远远没有到土崩瓦解的地步。大量德军部队正毫发无损地从苏联战场撤回来，试图把波兰变成下一个战场。华沙的抵抗组织领导人表示：在中心城市冒冒失失地发动武装起义是危险的;不过，在德军已经遭到惨败的地区，进行局部游击战是可行的。从1943年2月起，他们开始筹划代号“暴风行动”的武装起义计划。即使由于叛徒告密，“国内军”总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将军在日被党卫军保安处逮捕，“暴风”行动仍如期展开了。　　1943年12月，波兰“国内军”接到了流亡政府武装力量总司令索斯科夫斯基将军关于全面发动武装起义的命令。日，在伦敦新任“国内军”总司令的科莫罗夫斯基少将(化名“博尔”，意即森林，下文即将科莫罗夫斯基统一称作“博尔将军”)再度确认了这一命令。他旋即前往华沙，指导起义的准备工作。　　波兰“国内军”的“暴风行动”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整体计划。由于没有西方盟军直接出兵波兰的可能，“国内军”只好铤而走险，把希望寄托在苏联人对德军的打击力度上。根据东线苏军的进度，起义将从东到西逐步展开：首先，“国内军”在利沃夫和维尔纽斯之间点燃战火(维尔纽斯-利沃夫一线是流亡政府所能接受的未来苏波边境的最后底线)，随后蔓延到比亚韦斯托克、卢布林和华沙。起义军不仅要阻挡德军的撤退，而且要维持好当地治安，以便流亡政府在苏军到来之前就宣布恢复对大城市的控制。至于起义依靠的基干力量，“国内军”已经拥有了87000名以上的战斗人员和9000人左右的正规武装，加上后勤和辅助人员，总人数高达35万。　　对波兰人的这些打算，斯大林当然想得到。　　日，苏联红军第一乌克兰方面军越过了1939年以前的波苏边境线，进入了波兰境内。他们后面跟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到处搜捕公开露面的“国内军”领导人，解除游击队的武装，一些波兰抵抗战士被以种种借口关押杀害。1月15日，伦敦流亡政府向盟军总司令部呈递备忘录，要求苏联尊重波兰的领土和主权。但斯大林置若罔闻，因为他手里已经有了新的政治资本。就在当年1月1日，同样是在战线后面的华沙，苏联支持下的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和其他几个政治团体秘密成立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波列斯瓦夫·贝鲁特为主席。贝鲁特随即宣布，不承认伦敦流亡政府的政治基础——1935年波兰宪法，而要以三权分立的1921年宪法为基础来组织政府，并且成立新的人代会作为“新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人代会宣布伦敦的流亡政府无权代表波兰人民，并且组建了“波兰人民军”。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尽管人民军的力量还不到“国内军”的1/10，但对峙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　　日，全国人代会颁布法令，宣布成立行使临时政府职权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日，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赫尔姆发表《告波兰人民书》，自称波兰已解放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并宣布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为“非法政权”。8月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迁往刚刚由苏军解放的卢布林，并宣布以此为“新波兰”的临时首都。　　伦敦的流亡政府得知消息后万分焦急。根据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成员泄露出来的苏联计划，苏军将在8月上旬进攻华沙，并期望华沙城内举行起义。但是，苏方希望起义由地下的“人民军”来领导，这样就能使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届时，由贝林格将军指挥的波兰人民军正规部队将进入华沙，并把这个城市的行政权移交给民族解放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将把“首都”从卢布林迁往华沙，从而确立“新波兰”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米科拉伊奇克急忙询问他在国内的代理人尤戈夫斯基，立即发动起义是否可行。尤戈夫斯基询问了“国内军”华沙区总指挥赫鲁斯捷尔少将化名(“蒙特”)，后者是一名激进的爱国分子。他表示，只有迅速取得对大城市的控制，才能避免它们落入苏军手中，所以“管不了那么多了”，马上就动手!　　在庞大的“暴风”计划中，华沙本不是最重要的暴动中心。“国内军”的指挥官甚至不打算在大城市里展开巷战，因为那会导致德军野蛮的报复行动、造成无谓的伤亡。他们最经济的选择是埋伏于自东向西的交通要道，把主力放在华沙周围的广大乡村，以骚扰途经这条路线撤退的德军。至于市内则只保留少数保安部队，以在德军撤出后维持治安。但随着战局的变化，首都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意义，成了“国内军”抗衡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重要砝码。显然，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处于东西夹击下的德国已经面临崩溃，而要推翻第三帝国对波兰总督区的统治，华沙首当其冲。这样，由于伦敦方面的坚持和赫鲁斯捷尔等人的错觉，“暴风”行动的中心就变成了华沙。　　德军在华沙的虚弱力量，也让波兰人产生了很多幻想。即使是在统治班子最庞大的时期，华沙大区政府也只有55名德国官员和283名男性职员，警察和行政当局的人数都少得不可思议。最夸张的时候，管理这个百万人口城市的德国官员总数不超过240人。此外，党卫军和国防军驻防华沙的部队大约有23000多人。1944年7月下旬，当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崩溃，数十万军队开始向西撤退，维斯瓦河几座桥梁上挤满了装满德国军人和平民的车辆时，大部分波兰人都相信德军已经被击溃，距离德国彻底失败可能仅剩数月，甚至数周时间了。当他们得知盟国已经成功地在西方登陆后(多年来德国宣传机构一直声称这种登陆是不可能的)这一信念就更加坚定了。　　7月23日，华沙的危机达到了顶峰。有消息说，此前已经越过总督区边界的苏联军队正在不停地进攻卢布林省，他们的坦克已拿下普瓦维，正在向华沙挺进!从24日开始，德军的主力作战部队已经陆续撤出华沙，仅留下2000多名通信官兵和第9军的一些辅助部队。普通德国人已经捆好行李准备上路，甚至连华沙区总督、冲锋队中将菲舍尔博士也溜之大吉了。7月25日，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下令：准备发动起义!　　但7月26日，菲舍尔突然又溜回了华沙。随后，党卫军和保安警察第22团和第17团也开进了城。显然，德国人又不打算放弃华沙了。　　原来，7月21日，希特勒已经委任“闪击英雄”海因茨·古德里安上将为陆军总参谋长，全权负责东线战事。古德里安认为，波兰是苏德之间最后的壁垒，而华沙就是控制这一壁垒的要津。为巩固整个东方战线起见，德军不仅不应放弃华沙，而且还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加强华沙的防御。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德军从意大利战线调来了精锐的“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一部，以及武装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师。7月27日，施泰尔空军中将被委任为华沙地区德国军事代表。　　另一方面，苏军的攻势并未受到德军增兵的影响。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在华沙以南100公里的地方渡过维斯瓦河，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坦克部队的前卫甚至推进到了距华沙只有16公里的沃洛明。　　当俄国坦克真正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此前一直对苏联人的实力持怀疑态度的博尔将军变得既紧张又兴奋。兴奋的是，华沙正面的苏军给德国人造成了巨大压力，正好方便他在战线后方组织起义;紧张的是，一旦苏联人抢先发起攻击、占领华沙，流亡政府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将丧失一个争取国际支持的最佳机会(特别是在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他该何去何从?正当此时，一个出人意料的信号从战线后面传了过来。　　7月29日，设于莫斯科、专门负责对波兰广播的“柯希丘什科电台”突然以波兰语发布了一则通告：“一贯拒不投降、与德军周旋到底的华沙城里的朋友们，行动的时刻到了!在街头与敌人奋战吧，在工厂与敌人奋战吧，在商店和住宅与敌人奋战吧!你们的斗争将保卫国家和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促成最后解放的到来。”既然连苏联人都发出了呼吁，那么起义显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最富戏剧性的是，柯希丘什科是1794年波兰民族起义的领袖，而当时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的，正是沙皇俄国的军队。　　华沙城里的“国内军”部队此时已经聚齐了所能搜罗到的全部轻重火力：1000支步枪、1700支手枪、300挺轻机枪、60支冲锋枪、7挺重机枪、35门反坦克枪炮和25000颗手榴弹。7月31日下午5点45分，尤戈夫斯基、博尔将军和赫鲁斯捷尔将军在位于华沙近郊的总指挥部下达了武装起义的最后决定，行动时间定为24小时后的8月1日下午5点整。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一天：8月1日　　第一天：8月1日　　坐落在维斯瓦河畔的华沙是横贯在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最大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1596年，波兰-瑞典国王西格蒙特·瓦萨三世将皇室和中央政府由克拉科夫迁至华沙，华沙开始成为波兰王国的首都。在年瑞典战争期间，华沙遭到严重破坏，以后又屡遭强国入侵和瓜分。1918年波兰复国后，华沙再次被定为首都。　　华沙市区位于维斯瓦河西岸，周围环绕着红砖砌成的13世纪内墙和14世纪外墙。素称“波兰民族文化纪念碑”的旧皇宫、美丽的巴罗克式建筑克拉辛斯基宫、华沙城的象征——青铜美人鱼像，都位于市区北部的老城一带。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赫则是新兴的工业区，与西岸以数座桥梁连。流经市区的维斯瓦河多数河段只有310到360米宽，但穿过整座城市后，河面宽度一下子扩大到800米。　　在德国人占领的几年里，华沙大体上还保持着原貌，只是德国人在其中建成了两个“德国区”：一处为“政府街区”，以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原毕苏斯基广场)为中心，包括了华沙老城、布吕赫宫(原波兰外交部)、军事代表处大楼、总司令部、驻扎着军事机关的欧罗巴饭店，以及开设有酒吧、餐馆、电影院的“德国人之家”;另一处则称为“警察街区”，位于华沙最优美、最高雅的地段，以布里斯托尔饭店为中心，主要包括胜利大街和警察街，以及美景宫(贝尔维德宫)、瓦曾基宫。还有一些独立的机关——如发电厂、自来水站和邮局。因为它们占地过于臃肿，不能布置在大街区里，德国人同样也在它们周边安插了零星的警察分局。　　从纳粹踏上波兰领土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把波兰人看成破坏分子，并对其严加防范。自1943年春天起，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间谍就开始渗透到“国内军”的外围组织中，并取得了捕获罗韦茨基将军这样的“大捷”。令人惊讶的是，接替罗韦茨基的博尔依旧保持着前任粗枝大叶的风格，以至于当他在7月23日发布“全体部队自7月25日凌晨1时起进入戒备状态”的命令后，德国人的间谍立刻把情报送到了华沙城防司令罗尔少将的手里。甚至连“国内军”指挥者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德国人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由于“国内军”放心大胆的保密措施，加上杂乱无章的通信联络，起义并未在8月1日下午准点开始，而是在四五天前就陆陆续续地展开了。在起义日，各个街区的部队依然没有统一行动，而是东一枪、西一枪地先后开火，有些部队甚至到下午4点(即起义正式开始前1小时)才接到命令。　　8月1日这一天，华沙城里起初一切正常。居民依然按时到机关上班或抵达生产岗位，整个城市表面上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中午时分，设在西郊沃拉区一间工厂里的“国内军”总司令部突然遭到了炮火的猛烈袭击。德军抢先动手破坏了“国内军”的指挥中心!千钧一发之际，博尔将军带着幕僚们从着火的窗子里跳出，才幸免于难。但在一片混乱中，司令部方面用于与伦敦流亡政府联络的两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却因为损坏了重要部件，一时无法使用。司令官只好带着他的幕僚撤向老城，寻找备用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攀登到屋顶，像中世纪的王子一般俯瞰“国内军”各部的动向，勉强掌握起义的进度。　　15时，第一次有报告说市内出现一些骚乱。枪声从若利博什区传来，尽管德国当局没有发布任何号令，但大部分商店立刻关门停业。16时50分，沃拉区、莫科托夫区和拿破仑广场附近的许多街道都响起了枪声。到行动正式开始的17时，枪声已经遍及城里的各个街区。华沙起义开始了。　　向华沙德国机关的进攻是按照赫鲁斯捷尔少将制订的统一计划进行的，目的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抢占所有德国机关、兵营和其他防御地带，并把主要打击目标放在政府街区以及与波兰人不共戴天的安全警察局和党卫军保安处。在迫击炮进行掩护射击后，“国内军”战士纷纷从地下室、窗口以及建筑物废墟的阴影中冒了出来，用小口径火器和手榴弹发起了攻击。　　政府街区住着华沙区军事代表施泰尔中将、总督菲舍尔博士和城防司令罗尔少将。波兰狙击手躲在剧院广场和柯尼奇大街的楼房和废墟里，对着布吕赫宫不断射击，使德军遭受了很大的伤亡。不过，由于德军事先预料到会遭到进攻，守军随即构筑了环形防御阵地并开始自卫。军事代表处大楼前也堆起了混凝土掩体，其他大型建筑物的门口同样构筑起了隐蔽的阵地。德国人用钢板堵住建筑物正面的窗口，在上面凿出射击孔向外射击。对缺乏重武器的波兰人来说，这种防御还是很有效的。“国内军”对萨斯基公园周边和布吕赫宫一带的直接攻击终于被德军猛烈的炮火反击所粉碎。波兰人只好在外侧建立一道松散的环形防线，将德国人围困其中。　　1944年8月，尽管不断遭受战火的洗礼，维斯瓦河上仍有1座铁路桥和3座公路桥安然屹立着。为抢占交通要道，打开新老城之间的通路，“国内军”专门派一个营从旧皇宫废墟出发，企图以奇袭方式夺取卡尔别济亚桥。同时，从东岸的普拉赫前进的另一个营也从另一端进攻波尼亚托夫斯基桥，以确保万无一失。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三天前，德军把第654工兵营的2个连(约150人)布署到了这一地区，并在4座桥上安装了炸药。虽然守卫卡尔别济亚桥的只有28名德国工兵，但他们把防御阵地设在桥身后的一座水塔上，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守卫波尼亚托夫斯基桥的德国人凭借着桥头的1门88毫米高炮，打退了波兰人的3次进攻，损失惨重的波兰人只好撤退。　　波兰人同样也派出了一个不满员的营去攻打中央桥，但由于装备太差，最终被击退了。没有拿下3座公路桥，进攻甲别姆桥(铁路桥)的计划也只好搁浅。结果，攻击老城要塞监狱的部队遭到来自铁路桥方向的德军的炮火袭击而节节败退。　　一连串的失败过后，维斯瓦河上的4座桥梁仍然牢牢掌控在德军手中。虽然“国内军”的主力都在老城，但由于德军支配着一直延伸到阿道夫·希特勒广场的整个长条形地带，所以波兰军队的机动空间十分有限。一旦市区的各个街区被分割包围，他们将无路可退。　　显然，赫鲁斯捷尔的作战预案出现了重大失误。　　起义爆发当天，华沙城里的“国内军”官兵总数在38000人左右，其中包括4000名妇女，而且大部分是临时单位和辅助部队。由于协调不畅，第一天动员起来的部队不超过25000人，其中装备良好、已经完成战斗准备的只有10%，其余的则凌乱地装备着猎枪、运动手枪、燃烧瓶、刀和短剑等原始武器，甚至还有许多市民手持石块和木棍，站在街垒后面。在兵力如此有限、战斗力又极为低下的情况下，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少将居然无视集中兵力攻击要害之敌的基本战术原则，而是把本来就少的兵力分散到了多个目标，造成无谓的损失。特别是为了攻占作为华沙象征的市中心历史建筑群，“国内军”动用了最精锐的“华沙”师(近10000人)，结果白白牺牲了大量士兵，却没有取得任何值得称道的战果。　　相反，“国内军”对次要地带的突击却取得了一定战果。由于各区的起义都是突然开始的，一些防御阵地里的德军没有接到司令部发来的提高警惕的命令，所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黄昏时分，“国内军”占领了位于斯韦沃达路的德军大型仓库，获得一批粮食和淡水，同时顺便缴获了不少党卫军的迷彩服。从那以后，“国内军”就身着这些制服，与街垒对面身穿同样制服的敌人苦战。为方便战场上敌我识别，波兰人在手臂上佩戴着红白两色(波兰国旗的颜色)的臂章。　　8月1日20时15分，德方的施泰尔中将和菲舍尔总督经过商议，开始通过市内无线电广播(德、波两种语言)向居民们宣布：“华沙从今天起进入军事状态。如果街上出现老百姓，我们将向他们开枪射击。任何向德国人射击的楼房和单位都将被夷为平地。”为避免封城后无法进出，天黑之后，有5000名“国内军”辅助部队和伤员退到了市郊的森林里。现在，留在城里的“国内军”又减少了。如果援军不能及时从近郊进入市区，或从周边城市赶来的话，起义将无法持续下去。　　入夜之后，“国内军”再度展开了进攻。22时后，他们抢占了至关重要的发电厂，这样他们就不仅控制了全市的民用电，而且拥有足够的电力进行武器生产和残破武器的维修——在整个起义期间，波兰人控制下的兵工厂生产出了300支手枪、150具火焰喷射器、40000颗手榴弹和一批迫击炮，甚至还有一辆装甲车。华沙邮政总局以及位于拿破仑广场的普鲁登塔尔大厦也落入“国内军”手中，并很快成为坚强的抵抗堡垒。　　8月1日夜间，“国内军”的斗争比白天要灵活有效得多。在市区之外的广大近郊，他们以几次小规模突击占领了一些防御薄弱的德军阵地，并抓获了一些俘虏。在市区，他们则发动市民以电车、卡车、家具和垃圾箱等物构成反坦克路障，并在市内建筑了街垒。这样一来，德军控制下的政府、警察两大街区就被分割开来，而且在大型建筑物的各层、同一街区内的不同住宅也安排了独立的防御单位，从而构成有层次的防卫体系。　　尽管如此，由于组织涣散和指挥不力，华沙起义的第一天依旧不是很成功。超过2000名“国内军”战士倒下了，这占到整个华沙城内武装起义人员总数的15%，而德军的损失不过区区500人而已。缺少重武器的波兰人面对坚固的建筑物毫无办法。在西岸，德军依旧占据着政府街区的大部分重要据点。中央车站、维斯瓦河上的桥梁和奥肯切、布耶拉尼两个机场也在德国人手里。到子夜时分，男女青年们的尸体已经填满了阵地前的沟壑，暗红色的烟火不时从燃烧的房屋废墟中升起。面对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敌人，除了一颗爱国心和浑身的勇气外，一无所有的波兰人显得如此弱小。　　入夜之后，在民间团体的协助下，“国内军”总司令部终于恢复了与伦敦方面的联络。无线电一接通，博尔就急不可耐地发出了告急电文：“8月1日下午5时，我们开始了夺回华沙的战斗。请前往下述广场投掷武器和弹药：萨斯基公园、费尔多洛瓦、凯尔杰利广场、波兰士兵街、布拉弗斯加街和贝尔贝蒂斯卡街。我们将点燃特殊的焰火作为识别目标。鉴于华沙争夺战刚刚开始，我们希望苏联盟军迅速地展开外围攻势，助波兰“国内军”一臂之力。”　　战线背后，形势已经正常化。“国内军”建起了野战急救中心，医院开始收治“国内军”伤员和受伤的市民，临时的民政机关负责向难民发放粮食和饮水，电影院和咖啡馆也照常营业。街头出现了波兰人自己印刷的各种小报，“国内军”占领下的邮政总局甚至还发行了纪念起义的邮票：票面正中为“国内军”英勇战斗的场景，下方印有起义时间“日”，左上角为“国内军”的缩写“AK”。很可惜，贴有这种邮票的信件没有一封被寄出华沙城。　　惨淡的战局面前，唯一感到欣喜的是那些不知情的广大华沙市民。在“国内军”占据的地区，到处弥漫着醉人的幸福感。家家户户窗口都挂起了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人们跑出屋子，唱着、笑着，欢庆这伟大的解放时刻。年老的华沙市民还有人能回忆起1920年华沙城下的情景，他们努力挺直腰板，齐声唱起《波兰永不灭亡》，直至声泪俱下。人们纷纷传诵着：“从今天起，我们这条街道就完全自由了，因为德国人已经完蛋了!”　　波兰永不灭亡 第五天：黑色星期五　　第五天：黑色星期五　　8月1日，德国第9军的作战日志以轻松的笔调写道：“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波兰人开始作怪了。”　　驻守华沙的德军原有近4万人，但由于7月中旬的那次大调动，现在只剩11000人在城里。这些临时拼凑的部队包括：国防军第9军的5000名步兵，隶属“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的4000名空军人员，维利·施密特上校指挥的1个保安团、1个党卫军侦察连、少数卫戍部队、外籍部队和辅助人员。他们虽然编制混乱，但装备十分精良，有一半以上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隶属“赫尔曼·戈林”师的第39装甲旅第4普鲁士掷弹兵团长期在东线服役，且拥有城市巷战经验。第654工兵营的士兵已经在第一天守护桥梁的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党卫军和警察长官保罗·奥托·盖伯尔上校指挥着另外5710名警察和党卫军部队，坚守警察街区。他的部众来源更是五花八门，包括3个保安警察营、2个武装党卫军营、1个冲锋队营、1个补充连和大批的治安警察、侦探和教官。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其中德国人很少，大部分是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匈牙利、奥地利和土耳其人。乌克兰人一向与波兰人势不两立，此时便找到了复仇的好机会。正规军里的2个营高加索部队表现得不错。　　经过一昼夜血战，波兰人并未实现占领市区主要建筑物的目标。相反，德国人已经警醒过来，接下来的斗争必将更加残酷和艰辛。8月2日上午10点，博尔再度向伦敦发报：“我们正在华沙城内与德军激战中。虽然依靠缴获的德军武器占领了部分地区，但没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敌军弹药。希望将弹药和反坦克武器投掷在拿破仑广场和犹太人墓地两处，并派遣空降部队降落于沃拉区。”不过他深知远水难解近渴，在遥遥无期的空投到来之前，“国内军”必须依靠现有的力量继续巩固占领地，并争取民众的支持。　　8月2日白天，“国内军”占领了位于里迪卡斯卡和科尔舍瓦街之间的一个德军医疗站，捕获数十名伤员和普通德国人。波兰士兵命令这些俘虏面朝墙壁排成一队，然后挨个用匕首切断了他们的喉管，理由是报复——在8月1日的战斗中，德军曾冷酷无情地扫射被俘的“国内军”伤员和普通市民。双方的非人道行为从起义一开始就频繁发生，德国士兵把波兰人看成该死的臭虫，波兰人也不打算优待德国兵俘虏。而随着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驾临华沙，暴行只会蔓延得更加迅速。　　希姆莱在8月1日入夜后得知华沙爆发起义的消息。当时他刚刚被希特勒任命为预备集团军司令官。作为对“波兰臭虫”发动叛乱的第一个报复，他下令立即枪毙监狱里的前“国内军”总司令罗韦茨基将军。尽管古德里安提出由陆军负责镇压波兰人的暴动，但希特勒认为，总参谋长应当集中精力对付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至于那些波兰人，还是交给希姆莱来解决比较好。　　8月2日晚，希姆莱紧急征召正在但泽的武装党卫军上将埃里希·冯·登·巴赫-齐列夫斯基，委任他为华沙区军事代表，以接替被围困在城里的施泰纳。巴赫-齐列夫斯基曾领导镇压过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的武装起义，是德军中公认的治安战专家。他一接到命令，就飞赴布列斯特与希姆莱会合，然后乘汽车前往华沙。8月5日，两位重量级督战官一同到达前线，而此时的华沙城外已经集结了大批德国援军。　　8月4日，武装党卫军中将赖涅法尔特带着其警察旅先头部队的1000人抵达华沙西郊。翌日，其兵力增加到2695人。随后是党卫队长官季尔列万格尔博士指挥下的武装党卫军“囚徒”旅，甚至还有党卫军准将、俄国人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军”的两个营。　　苏德战争爆发后，大批苏军官兵被俘。其中一些人与德军展开合作，成为“俄奸”。纳粹利用这一点，在各部队中征募战俘组建辅助单位，负责运输、警卫和后勤工作。这些单位一般被称为“东方营”。到1942年年初，东线的德军主力部队(特别是中央集团军群各部)中几乎都有“东方营”存在。　　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原苏联红军大尉，参军前是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曾经因为政治问题坐过牢。德军入侵时，他所在的部队正驻扎于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红军溃败、德军尚未到来的政治真空期，卡明斯基在洛科济建立了一个自治行政机关，并且公开打出了与德军合作的旗号。入侵的德军为博取当地人的支持，主动撤出洛科济地区，并认可了卡明斯基自治机关的合法性。后来，为维持治安需要，卡明斯基又从当地的170万人口中挑选出2万名俄罗斯族男子，组建了一支民兵旅，专门负责与苏联游击队作战。　　卡明斯基旅的核心是洛科济当地子弟兵，另有一部分是布良斯克地区的反布尔什维克游击队残余。部队总共编成5个步兵团、1个装甲营(拥有24辆缴获的T-34坦克)、1个工兵营、1个警卫营和一些辅助部队。他们称自己为“俄罗斯人民解放军”。　　1943年，当东线德军节节败退之时，卡明斯基也带着他的部队和当地百姓共约5万人，跟随德军大部队向西撤退。希姆莱趁机将他们全部收编，改为武装党卫军第29“俄罗斯人民解放军”掷弹兵师(以下为称谓方便，仍统一称卡明斯基旅)，以卡明斯基为准将师长。不过，德国人当然不会把这支伪军看作平等的合作伙伴。他们把卡明斯基旅调去与白俄罗斯游击队作战。当卡明斯基千辛万苦地把部队带到上西里西亚时，他的手中只剩下15000名士兵和20000名百姓了。这次意外地接到镇压华沙起义的命令，卡明斯基立即派弗拉索夫少校指挥的两个营开赴华沙郊外，还带去了装甲部队和炮兵。　　如果说卡明斯基的部队还只是一群心怀不满的流亡者，那么，“囚犯”旅就完全是一伙野兽了。他们全部来自强制收容所，是希姆莱为实现“以暴制暴”而搜罗起来的流氓和社会渣滓。旅长季尔列万格尔战前在法兰克福大学得到过政治学博士学位，但也因猥亵幼女被判过几年刑。截止到日，他的部队一共有16名军官和865名士兵，其中一半以上是刑事犯和服刑期未满的犯人——这与一些纳粹津津乐道的“高素质的德军”相差何止千里!　　当时，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刚刚平息。为鼓舞士气，希姆莱亲临前线演讲：“数百年来，波兰人一直妨碍着德意志民族的东进。自从坦能堡之战(1410年，波兰-立陶宛-俄国联军在波兰国王弗瓦迪斯瓦夫二世指挥下，于坦能堡击败条顿骑士团，阻止了后者的东侵)以来，这个碍手碍脚的民族就没有做过任何好事。对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甚至对德意志的子孙后代来说，波兰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问题??在我到来之前，元首特地吩咐'把他们统统干掉’。现在我命令，'全面毁灭华沙这座城市’。为使叛乱的波兰军队没有藏身之处，务必将各区的房屋焚烧殆尽或予以爆破。把他们统统消灭!”　　对于即将到来的恐怖屠杀，华沙城里的波兰“国内军”还浑然不觉。8月4日一早，盖伯尔上校带着警察和党卫军保安处的部队冲出警察街区，企图在坦克支援下解皮乌斯电话局之围，但遭到埋伏在民宅中的波军的机枪扫射，被迫撤退。中午时分，博尔将军兴冲冲地向伦敦报告：“我们已经掌握了市区的主导权!”　　8月5日，星期五。东方透出的曙光预示着这将是一个晴朗的夏日，不过对被围困在华沙城中的上百万波兰军民来说，这无疑是黑色的日子。　　这天凌晨，陆续赶来的党卫军部队已经在华沙城外集结完毕，他们首先把进攻矛头对准了西郊的沃拉区。赖涅法尔特中将在该地区的主要街道布拉弗斯加街北面集结了2500名士兵，季尔列万格尔旅的第1营则部署于街道南面。“戈林”师的几辆坦克负责火力掩护，加上从各旅抽调出的突击火炮，这样德军就可以轻易击穿波兰人临时构筑的街垒。　　天一亮，赖涅法尔特就把设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的指挥部移到了沃拉区的公路交叉点。他计划在波兰防线上制造一个狭窄的突破口，以便穿过贯通市区的里茨曼什代代尔大街，前进到市中心，从而解除“国内军”对政府街区的包围。随后穿过萨斯基公园，抵达维斯瓦河上的大桥，将整个华沙割裂成两块。从沃拉区到维斯瓦河只有5公里的距离，这在平时只需步行一小时就可到达。　　上午9点30分，比预期晚了一个半小时，赖涅法尔特的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发起了攻击。中将以电话通知还被围困在军事代表处的施泰尔：“我们正火速赶来替您解围。”不过，已经在包围圈里呆了近5天的施泰尔显然更清楚波兰人的战斗力，他冷静地告诫道：“不必操之过急，务必集结充足的兵力后再展开行动——最好再等一天。我这里至少还能坚持一星期。”　　果然，虽然赖涅法尔特的部队人数不少，但防线背后的波兰人同样不容易对付。他们属于精锐的“国内军”拉多斯拉夫支队，由凯蒂普·拉多斯拉夫中校指挥，人数多达1700名，而且大多是装备良好、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中校认为，一旦他的防区被突破，整个华沙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这样不仅波兰人无法集中力量发动进攻或撤退，而且德国人还会从东边派来更多的部队。所以，必须坚决顶住对手的第一波攻击，使之转入长期战。就这样，在布拉弗斯加街的沙袋以及犹太人墓地附近的地下工事后面，波兰“国内军”顽强地阻止了赖涅法尔特前进的步伐。到当天日落时止，党卫军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　　当赖涅法尔特的攻势举步维艰之时，南面的季尔列万格尔旅似乎对战事并不关心。旅长季尔列万格尔声称，他的部队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因此4日一整天，他只能派出第1营参加战斗。但季尔列万格尔和他的士兵们并不是真正休息。根据希姆莱“统统消灭”的指示，他们威逼当地居民撤出自己的住宅，许诺将带他们去更安全的地带。这些波兰人被带到空旷的墓地附近后，机枪响了，没有一个人幸免。德国人随后在尸体上淋上汽油，加以焚烧。当地唯一的医院同样遭到了不幸的命运，“囚徒”旅打死了所有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截止到当天黄昏，季尔列万格尔旅向前推进了1000米。　　不过，比起卡明斯基旅的暴行来，季尔列万格尔的德国囚犯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赖涅法尔特并不信任“俄罗斯解放军”的战斗力，所以把他们配备在沃拉南方的奥赫尔地区。这里只有300-400名波兰“国内军”，而卡明斯基的两个营足有1700多人，攻防人数之比是4∶1。但到入夜时止，波兰军依然固守着所有的阵地，卡明斯基旅只前进了300米。原因很简单：这些穿着德国军服的俄国人根本不是什么战士，而是完全的野兽。卡明斯基部队根本没打算打仗，只是专心地放火、杀人和抢劫。他们占领了居里夫人镭研究所，洗劫了一切可以看得见的财物，随后将正在病房里接受放射性治疗的女患者们赶进了地下室，肆意奸污凌辱，然后加以枪杀。在5日一整天的战斗中，沃拉区的德军仅战死6人、重伤24人、轻伤12人，而死于他们手中的波兰军民超过10000人，且90%是无辜的平民。卡明斯基和季尔列万格尔部队的暴行一度传到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古德里安回忆道：“当时我满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当场要求将这两支部队赶出东线。希特勒的连襟、党卫军中将菲格莱因也咒骂道：“这真是一群举世无双的恶棍!”只有希姆莱继续教唆自己的手下：“把华沙的所有波兰人打死吧!没有俘虏他们的必要，尽管把那里化作一片焦土!”　　在疯狂施暴的同时，卡明斯基旅还伪造战报，以敷衍反攻临时总指挥赖涅法尔特。每次一接到中将的电话，“俄罗斯解放军”都会报告说，进攻正面出现了大量波兰军，他们正在进行激烈抵抗。下午3点，该旅报告：“叛乱分子已经在马赫鲁卡工厂构筑了阵地，预计扫荡该区域后才可以进行大规模攻击。”1小时12分钟以后，他们又报告：“敌军在马赫鲁卡工厂的阵地十分坚固。我们缺乏燃烧弹，无法继续前进。”只有城里的德国第9军对这场骗局心知肚明。据该军的作战日志记载：“从南面朝莱西斯街而来的一支部队一路抢劫、施暴，直到马赫鲁卡工厂方止。”出于对这帮匪徒的不信任，第9军司令部甚至下令，该军所属的第4东普鲁士步兵团在耶洛索利姆斯杰街止步，“避免和那些(俄国)人打交道”。　　赖涅法尔特的星期五总攻，由于两群忙于劫掠、烧杀的暴徒而失败了。其实，假如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卡明斯基旅能自莱西斯街西侧突入，那么从维斯瓦河西岸大桥前进的德军第9军就可以与赖涅法尔特的援军顺利会合，从而逆转整个局势。　　其实，卡明斯基那些漫不经心的部队不参加战斗还好一些。事实上，在8月7日前，还被困在政府街区的菲舍尔总督和施泰尔中将就准备了一份号召居民放下武器的呼吁书。当时华沙城里的争夺十分激烈，居民们面对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迟迟不到的空投援助，已经对“国内军”继续战斗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在“国内军”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的现象，部分前线指挥官确信：起义并未达到突袭的效果，德国人的抵抗令人吃惊。被俘的波兰士兵证实，一些居民要求停止武装斗争，因为他们确信起义成功无望，并担心整个城市遭到德国人的残忍报复。但在卡明斯基旅投入战斗之后，任何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都丧失了可能——从这一天起，波兰人更加狂热地战斗，成千上万的华沙市民转向起义者一方。为了复仇，“国内军”还下令射杀被俘的德军士兵。　　黄昏时分，巴赫-齐列夫斯基上将到达华沙城外。他下令立即停止滥杀无辜和抢劫，但已经造成的影响显然无法挽回了。愤愤不平的古德里安也在抗议。为军人的“名誉”起见，德国人需要一个替罪羊。于是，卡明斯基这个“外人”，就成了德军拿来为8月5日屠杀顶缸的最佳人选。为避免影响军心，首先在8月底，德方以“调防”为名将该旅抽离华沙前线。随后在途中，卡明斯基突然被武装党卫军军事法庭逮捕。经过草草的审讯，他便被以拒绝阻止战争犯罪和贪污腐败罪(当然，一般认为卡明斯基将抢劫来的财物存入了旅部的金库，而不是据为己有)的名义枪毙了。为了向该旅的士兵做出解释、防止兵变，党卫军又伪造了一个现场。卡明斯基乘坐的汽车连同尸体一起被推进水沟，一连串的射击之后，再以鹅血染红，游击队也就成了“替罪羊”。在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通“痛失英才”的悼词之后，卡明斯基旅很快就被解散了。至于同样犯下累累暴行的季尔列万格尔，由于深受希姆莱信任，同时华沙的兵员实在不足，仍得以继续留在前线。　　8月5日的战局并无多少变化。在市内，一部分部队继续进行着激烈的巷战和奇袭，但战线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德军一连串的劫掠和虐杀，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午夜时分，“国内军”总司令部向伦敦发报：“德军正在有组织地破坏和焚烧华沙城，到处火光冲天。市民们虽然努力灭火，但却因德军炮火的阻挡而无法成行。”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一天：“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　　第十一天：“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　　8月5日进攻的失败令赖涅法尔特忧心忡忡。新任总指挥巴赫-齐列夫斯基已经到达前线，他这个临时指挥官必须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卖力表现，否则就会被喜怒无常的希姆莱所抛弃。8月6日，他调动了所有已经到位的援军，发动全线出击。　　8月6日的攻势分为北部(国防军)、中央(季尔列万格尔旅、赖涅法尔特部队和宪兵部队)以及南部(卡明斯基旅)三个方向，每次攻击的规模为一个营。“戈林”师所属的坦克和卡明斯基旅的T-34坦克也加入了战斗。一大早，就有30架Ju-87“斯图卡”飞临华沙上空，分别对位于攻击重点地区的布拉弗斯加街和耶洛索利姆斯杰街投下了燃烧弹。伴随着恐怖的呼啸音，一颗炸弹正中拉多斯拉夫支队的工事，几乎将其摧毁。波兰人的通信网也被破坏，不得不临时征募一批妇女和儿童来送信。防御部队陷入了一片混乱。　　此时，季尔列万格尔旅首先展开了进攻。由于第2营的整编已经完成，这次攻击比前一天的更加猛烈。进攻开始前，旅长季尔列万格尔威胁他的手下说：“如果就这样败退回家，你们将被重新送进强制收容所。如果你们被波兰人俘虏，那更是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虽然囚犯们死伤惨重，但还是缓慢地推进。最终，“囚徒”旅第1营在萨斯基公园附近夺取了一个支撑点。在那里，赖涅法尔特乘上一辆坦克，在另一辆坦克掩护下，冒险前往被围困的布吕赫宫寻找施泰尔中将。　　两辆坦克走走停停，终于抵达了布吕赫宫。赖涅法尔特找到施泰尔，和他讨论起了当前极为混乱的指挥权问题。当时，整个华沙地区德军的指挥权名义上是落在新任军事代表巴赫-齐列夫斯基身上。不过，赖涅法尔特仍然指挥着城外援军的攻击行动。前任军事代表施泰尔和城防司令罗尔则负责市区被围地区的作战。第9军和警察部队也有独立的指挥机关。这样一来，混乱和差错自然在所难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协商，两位中将达成了协议：展开于市郊的所有部队归入巴赫-齐列夫斯基的指挥下。在对市区主要街区的包围解除前，城里的部队由施泰尔指挥。结束会谈后，赖涅法尔特坐上坦克，一面开火一面向沃拉开去。就在这时，拉多斯拉夫支队的一个连用迫击炮挡住了他的去路，并展开猛烈炮击。赖涅法尔特不得不从“戈林”师再找来两辆坦克掩护，这才平安返回。　　德国人在西郊取得的胜利，依旧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的。勇敢的波兰人只要一息尚存，就能奋力守住街道、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由于弹药匮乏，他们努力节省子弹，试图每一颗子弹都给敌人造成杀伤。而德国人却一直滥用火力，他们有的是弹药。当防守高层建筑物的波兰人从屋顶跑进地下室时，德国人根本不追击，而是直接用火焰喷射器打下去，直至所有人被活活烧死。　　8月6日凌晨，坚守阵地的“国内军”获得了新的希望，两架英国皇家空军的B-24“解放者”飞临华沙上空，投下了PIAT反坦克枪。这是到8月中旬为止，来自盟军的唯一一次成功的空投援助(整个起义期间，西方盟军对华沙进行了223次大大小小的空投补给，投下物资100-200吨，损失飞机34架)。尽管只是杯水车薪，波兰人却依靠它们沉痛打击了德军装甲部队。从8月6日至7日，德军相继损失了数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国内军”甚至俘获了两辆德军遗弃的“追猎者”坦克歼击车，其中一辆挂着波兰的红白旗，一路向犹太人区开进。目睹此景的两个德军防御排惊慌地丢下数百名波兰战俘，逃之夭夭了。当施泰尔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赖涅法尔特本以为装甲部队最大的好处是能守能攻，很适合对付缺乏重武器的波兰军。但“国内军”却在极为原始的条件下生产了一批号称“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燃烧瓶。每当德军坦克经过，波兰人就从屋顶上掷出雨点般的燃烧瓶，当燃烧着的液体从通气孔钻进坦克内部后，乘员们不得不弃车逃走，随后便被躲在隐蔽处的波兰狙击手射杀。制造简便、价格低廉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给赖涅法尔特的坦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不得不承认，在街巷狭窄、障碍重重的城市里，坦克连转弯和调头都很困难，只会遭到波兰人的伏击。　　入夜之后，双方虽各有战果，但沃拉区的整体形势却没有任何改变。拉多斯拉夫的部队虽然遭到极大损伤，但战斗精神依旧高昂。德军仍在缓慢前进，却没有占据任何重要的大街。南路的卡明斯基旅依然在做着困兽之斗。　　8月10日，巴赫-齐列夫斯基不得不承认：“使用卡明斯基部队??实为最大的败笔。”从政府街区坐着坦克到来的罗尔将军接过了南路攻击部队的指挥权。就在他到来的那一分钟，卡明斯基旅的两名士兵还在侮辱两名波兰少女。瘦小的将军向他们大喝一声，但暴徒们不仅把警告当成耳旁风，还朝将军开枪射击。直到一辆坦克向空中鸣炮示警，两名暴徒才被吓走。罗尔随即下令：“必须将俘获的'国内军’作为正式战俘对待，并保护无辜的华沙市民。”　　拉多斯拉夫中校曾向博尔将军保证：8月中旬前，他将守住整个华沙郊区。他真的做到了。不过，力量对比的悬殊不是光靠勇气就可以弥补的。8月10日后，越来越多的德军拥到市郊附近，到8月20日为止，已经达到21000人。他们携带有重型武器，大有荡平全城、片甲不留的架势。市里的状况同样不妙：8月2日，德军解除了“国内军”对一号中心邮局和警察街区的围攻。6日晚，从布吕赫宫出击的德军发起了一次有力的反突击，目标是夺取艾伯特大街角上的狙击点。“德国人之家”和布里斯托尔饭店的守军也经常派出突击小组，肃清独立据点里的“国内军”。由于德国敢死队的勇猛精神和作战技能，反突击往往大获成功。此时，利捷夫和马尔沙尔科夫街角建筑物中的起义者已被消灭。　　8月9日早晨，从里茨曼什代代尔大街朝萨斯基公园方向突破的赖涅法尔特部队到达瓦维尔斯克大街，与正在奋战中的警察街区建立了联系。现在，除了政府街区还三面被围，华沙城内外的德军各部队已经建立起了联系。　　至此，发生在华沙城的这场起义已被宣判了死刑：很显然，“国内军”根本不具备长期抗战的力量，也没有做好这种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借助奇袭和敌人的疲惫，在两三天内将德军赶出华沙、控制全市。现在，这一计划彻底落空了。不仅如此，由于起义的人员和装备损失十分惨重，根本无法补充，而源源而来的德国人正好把他们分割包围起来了。　　事到如今，一切都已明了。无论波兰人多么英勇顽强，或者在某些局部地区取得胜利，都无法逆转最终的战局，充其量只是延长抵抗时间而已。但面对残忍冷酷的德军，以及大量被无辜残害的同胞，“国内军”决不愿意竖起白旗。就像他们的宣传标语上所说：“与其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不如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经过十天的鏖战，巴赫-齐列夫斯基的部队终于在沃拉区打开了缺口，逐步深入市区。华沙西郊的波兰军队除部分提前撤离阵地外，几乎被一扫而光。8月14日，上将把进攻部队统一整编为巴赫-齐列夫斯基战斗群。希姆莱同时许诺：一旦巴赫-齐列夫斯基攻陷华沙，就奖给他一枚铁十字勋章。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　　8月12日清晨，赖涅法尔特指挥着巴赫-齐列夫斯基战斗群的前锋7000人，开进华沙市区北部，揭开了老城血战的序幕。　　波兰“国内军”的高层指挥官，包括博尔将军本人以及参谋长佩乌琴斯基准将，都没有料到最激烈的巷战将在华沙城的心脏地带，即位于市北的老城爆发。为实现“御敌于城门之外”的目标，最精锐的拉多斯拉夫支队被部署在沃拉区的犹太人墓地附近，死死防守战术上并不十分重要的阵地导致了大量伤亡。特别是有经验的军官接连阵亡，大大损害了剩余部队的战斗力。当沃拉战局恶化时，司令部又寄希望于伦敦方面会派出驻英国的波兰独立伞兵旅来支援，瞻前顾后，以致丧失良机。原本有希望转入森林，向周边农村转移的沃拉守军最终几乎被全歼。市区的“国内军”也被分割成四个互不相连的防御地带：卡尔别济亚桥附近的老城中心，政府街区周边的市中心一角，沿维斯瓦河的莫科托夫区(老城南方)，老城北方的若利博什区。比起接近森林的郊外地带，老城的据点显得过于暴露。在德军的包围和火力覆盖下，“国内军”无法有效调遣部队。但该地区人口、建筑物集中，坐镇老城指挥部的博尔将军还是决定，亲率7000名战士保卫老城，并借助四通八达的城市下水道系统发布命令和调遣部队。　　进攻老城的巴赫-齐列夫斯基战斗群五路并进：赖涅法尔特的7000人攻击正面。得到工兵、保安警察和一个哥萨克营增援的季尔列万格尔旅从维斯瓦河和老城的东南方前进。正西面和西南分别是“戈林”师的一部和1个警察连，由刚刚从波斯纳尼步兵学校赶来的1个重迫击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在北方，施密特上校指挥下的第608保安团也徐徐迫近，并在老城周围布置了铁丝网。更为恐怖的是，在古德里安的力助下，这些部队携带着包括“戈利亚”遥控爆破坦克、大型火焰喷射器、重型迫击炮和600毫米“卡尔”臼炮在内的大批新型武器，打算一劳永逸地毁灭华沙城——既然希特勒已经下令将华沙化为焦土，又何必在乎波兰人的死活?毕竟，占领一片被摧毁的废墟可比攻打严加防御的街道轻松多了。　　在这些新式武器中，射程为2公里的重型迫击炮可以一次性发射4发炮弹，炮弹内填充有炸药和NPPALM(石脑油和椰子油的混合液)，命中目标后会剧烈燃烧。“戈利亚”遥控坦克全长1.35米，高度只有60厘米，一次可以装载100公斤炸药。德军在900米距离外以无线电操纵“戈利亚”前进，一般的小火器和手榴弹破片根本奈何不了它。在以20公里的时速进抵目标跟前后，“戈利亚”携带的炸药被引爆。波军的街垒、反坦克障碍和火力点被无情地破坏，大量人员损失。最多的时候，德军一天同时投入30到50辆“戈利亚”，博尔叫苦连天。不过和“二战”中最恐怖的炮兵武器之一“卡尔”臼炮相比，以上武器还略显小儿科。　　1937年，为了对付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莱茵金属公司接到了设计一种大口径自行臼炮的命令。1940年5月，样车开始进行试验，并以参与开发的卡尔·贝克将军之名命名为“卡尔”。“卡尔”最初装备8.44倍口径600毫米臼炮，但在设计时留出了余地，因此也可换装11.5倍口径540毫米臼炮，以增大射程。臼炮搭载在由11个负重轮驱动的巨大履带式底盘上，车体重达124吨，由580马力的戴姆勒-奔驰MB503-V12柴油机驱动，最大时速只有可怜的10公里。为了操纵这种怪物，需要配备3名军官和110名士兵。　　“卡尔”的600毫米炮弹重达2.2吨，炮口初速只有220米/秒，但在垂直下落时可以贯穿2.5米厚的永久混凝土层。每次发射后，都要将抬起的火炮恢复到水平后才能装填，发射速度为5?10分钟/发。由于“卡尔”射击时震天动地的巨响，德军士兵称之为“雷神之锤”。此前，“卡尔”唯一一次被用于实战是射击苏联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固要塞。从8月18日起，它的炮弹也开始落进华沙老城了。　　8月11、12日之交，酝酿已久的老城战斗开始了。紧随着装甲部队和重迫击炮的一连串射击，赖涅法尔特的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杀来。德军越过被毁坏的防塞、燃烧中的房屋以及因炮击而产生的瓦砾堆，集中展开战斗。面对德军凶狠的进攻，“国内军”喊出了响亮的口号：“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他们躲藏在街道两旁的住宅里，等敌人靠近时再一齐射击。特别是波兰的狙击手，简直让德军心惊胆战。赖涅法尔特屡次接到报告：有无数波兰妇女藏身在古老的建筑后面，从外面无法察觉的黑暗处开枪射击街道上的德国兵。对前进中的德军部队，她们往往选择射击其军官。特别是“囚徒部队”和卡明斯基旅，一旦军官被打死，其余大多作鸟兽散。因此德军的前进十分缓慢，损失相当严重。　　8月13日，焦急的博尔将军下令波兰境内的全部“国内军”部队，尽快向华沙集结。受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委托，BBC广播了如下命令：“华沙的战斗旷日持久，我们正与强大的敌军进行殊死搏斗。为拯救首都，必须立即展开反攻。我下令，波兰境内所有齐装满员、具备战斗力的'国内军’部队，立即向首都开进??这些部队不必与华沙周边的敌军纠缠，而是立即突入市内，协助守城部队继续战斗。”　　对困守老城的“国内军”来说，人员和装备始终是最紧迫的困难。由于期待中的空投始终不见，博尔只有每天向伦敦发报，反复要求提供反坦克武器、弹药和其他重要物资。而应招到达华沙附近的“国内军”部队数量极少，并且只能通过下水道潜入老城。在德军派出辅助部队设置第二道警戒线之后，连这少数部队也无法进入老城包围圈了。　　直到8月13日深夜，英国皇家空军借用的美国陆军第8、第9航空队的30架B-17“空中堡垒”才从意大利的巴里起飞，对华沙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空投行动。由于导航不力，实际到达华沙上空的飞机仅有半数(15架)，其中还有3架被德军高射炮击落。落到预定空投地点克拉辛斯基广场的物资数量甚微，但它大大鼓舞了波兰人的士气。一架被击落的“空中堡垒”飞行员杰克·沃伦(他被波兰“国内军”搭救)致电皇家空军参谋长休·特伦查德爵士，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波兰人民把英国人当成了他们的解放者。”　　14日深夜，皇家南非空军的26架飞机再度飞临华沙上空，又一次受到波兰人的欢呼迎接。波兰平民们兴高采烈地嚷着：“看啊!我们的盟友来了，那是英国飞机!”一架飞机投下了巨大的花环，上面写着：“献给英勇奋战的华沙军民。”博尔向伦敦发报：“奋战中的华沙军民衷心感谢英勇的英国飞行员。承蒙贵国空军的援助，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作战。”　　尽管空投的弹药可以维持一部分消耗，华沙军民的士气也有所提升，但在军情紧迫的情况下，成本高昂、效费比低下的空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赖涅法尔特的攻击部队持续不断地展开攻击，日益缩小了老城的抵抗据点。接着，从8月16日到19日，赖涅法尔特与季尔列万格尔的两支德军部队相互配合，集中扫荡了自东向西的几条主要街道。在突击炮的配合下，德军首先以优势火力从两侧破坏波兰人的街垒，然后步兵过去进行扫荡。德军的扫荡作战自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仿佛受到老城德军扫荡队的刺激，占据市中心的波兰军队在19日之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相继占领了中央电话总局和旧内政部大楼两大重要据点。　　数日的反扫荡作战使波兰人察觉到，只有防备坚固、具备层次的大建筑才能有效地阻挡德国人的前进，所以他们选择占领中央电话总局作为据点。19日天黑后，“国内军”首先切断了总局大楼的电力和自来水，随后把250名士兵派到了大楼周围。趁着20日东方未明的当口，这些带着炸药和轻武器的波兰士兵擎着云梯爬上了楼，对电话总局发起了奇袭。德国守军(7名军官、157名士兵，大部分是乌克兰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毕竟人数不占优势。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国内军”打到了大楼正面的入口处，并用炸药爆破了大门。随后，波兰人用消防水龙头向上层泼洒汽油。一瞬间，大厦被点燃了。退守到顶层的德军弹尽粮绝，挂起了黄色的危险信号，希望以此吸引援军，但没有盼来任何部队。　　20日上午10点，烈火已经熄灭，大厦突然陷入了一片寂静。冲到上层的“国内军”俘获了几名企图逃脱的德军。从他们口中，波兰人得知守军已经撤到了顶层，正试图借助混凝土柱子跑进地下室，然后在那里进行长期抵抗。波兰人立即赶到入口和地下室，向里投掷手榴弹和燃烧瓶。战斗从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房间，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时，德国守军终于打完了全部弹药，只好弃械投降。此役德军总计战死36人，有120人投降(包括7名伤员)。当然，波兰人没有给他们活路——乌克兰人、警察和党卫队成员全部被枪毙，只有少数几名国防军士兵被关进了战俘营。　　几天之后，“国内军”又占领了位于市中心的旧内政部大楼，捣毁了楼内的警察总局。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一支“国内军”小分队冲进了附近的圣十字教堂(该教堂的柱子里藏有肖邦的心脏)，俘获了12名德军，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加上在若利博什和莫科托夫两个郊区的战果，到8月27日为止，德军已经损失了91名军官和3770名士兵。尤其是攻击老城的部队，有时伤亡率甚至高达50%。　　以残酷著称的季尔列万格尔旅获得了1500名新兵的支援，这些人全部都是新近从强制收容所里拉来的犯人。但他们不愿前进，只顾四处施暴、抢劫。加上兵员逃亡率奇高，到战事结束时，已经只剩下648人了。德军第9军司令部向上级报告：“以现有的兵力不足以控制华沙全城。”　　于是，自8月20日起，德军开始在老城区纵火，企图以火攻驱散波兰守军。黄磷炸药产生的大火极难扑灭，那些半旧不新的木制房屋都被焚烧殆尽，以至于老城区化成了一片瓦砾。在配备火焰喷射器的工兵掩护下，赖涅法尔特、季尔列万格尔、施密特各部又重整攻势，“哒哒”的机枪射击声一连响了好几天。为争夺一座大厦甚至一片废墟，双方往往得激战好几个小时。德国人显得越来越狂躁，行径也越来越残忍。　　在漫长的鏖战中，苦难最深重的无疑是被困在老城的10万市民。其中有几千男女老少还是自沃拉区逃跑而来的。他们为了躲避德军的暴行和报复，不辞辛苦跑到西区，却依旧饱受折磨。每天清晨8点，防空警报都会准时拉响。之后的一两个小时内，总会有三四架“斯图卡”从高空投掷燃烧弹，或者用机枪扫射。所有人只好端坐在地下室里，什么都干不了。由于电力中断，入夜后整个市区一片漆黑。而面包和大米的供应早就中断了。人们只有依靠大麦片、马铃薯片和面粉勉强过活。士兵们一天中所能得到的食物早上是热水，中午和晚上是热的咖啡代用品。由于咖啡的供应严重不足，人们只好饮用生水，致使流行性胃炎泛滥成灾。排泄则在街角解决，因为水电、煤气已经中断，大部分家庭的排水管道和抽水马桶都已经失效。城里到处臭气熏天，每天都有数百人因饥饿和生病而死亡。　　更可怕的危险也在逼近，市民中流传着种种谣言。有人已经开始通过下水道逃往若利博什区。打着维持治安旗号的各色人马在城里到处乱闯。“国内军”士兵中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有一营老城的士兵擅自跑到了若利博什。而总司令博尔则因为身体不佳，只好整天躺着，军务则由参谋长和其他幕僚代为处理。　　尽管波兰人英勇善战，又不缺乏毅力，但是到8月20日以后，“国内军”的指挥者们还是深深感觉到，老城内孤立的据点充其量只能维持几天了。如今，他们只有三条路可走：投降，突围，固守待援。8月18日，德军的劝降代表就出现在了老城前线，不过随即被“国内军”赶了回去。8月底，巴赫-齐列夫斯基派出的第二批劝降代表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波兰人认为：德方没有对波兰战斗人员的身份做出清楚的界定，而“叛乱分子”与正规军战俘的待遇和惩罚是截然不同的。在此问题未得到回答前，他们不能投降。　　由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一直恫吓，“如果德方不把波兰士兵当成正式战斗人员看待，而只是滥加处罚杀戮的话，英方将以相同手法对待手中的德军战俘”，古德里安最终说服了希姆莱，把波兰人当成战斗人员对待，不随意射杀、虐待战俘。但相较于投降，波兰人还是寄希望于突围。负责作战计划的佩乌琴斯基参谋长认为，老城内的据点已经日趋孤立，而且德军在人数上也占据优势，继续抵抗已属徒劳。　　从之前几天的等待来看，外界的援军也不可能解除对老城的包围。目前只有分散在若利博什的一支部队还有一定的力量。据此，他制订了8月22日的反击计划：届时，装备良好的700名“国内军”将从若利博什区向北进攻。与此同时，老城的守军也向外突围。希望能够里应外合，把老城和若利博什两地区连接起来，至少使它们能取得有效的联系，以改变老城的孤立地位。　　然而，就在波兰军钳形攻势的两翼之间，横亘着施密特上校指挥的1500名德军。德军依托“但泽”车站的地形，在这一带筑起了大量混凝土机枪阵地和铁丝网，致使波兰军无法顺利前进并突破。另外，波兰人一贯的通讯联络问题也没有解决。自8月20日起，陆续有分散的部队单独展开突击，结果在德军一连串的机枪扫射后，“国内军”尸痕累累，80%的士兵非死即伤。　　8月22日夜晚，若利博什的“国内军”终于对施密特战斗群发起了总攻。部分老城的守军通过下水道潜入若利博什，与当地部队一起投入反击。佩乌琴斯基本人也亲自到若利博什前线指挥。但经过前几天的零星战斗，施密特的部队已经加强了警戒。面对从南北两个方向打过来的波兰人，德国人则在坚固的防御阵地之后。“悠然自得”地开火。于是，波兰“国内军”在防御炮火的弹幕前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化成了一片血海。就连一个奉命前去救援的老兵营也遭到伏击，险些全军覆没。　　疲惫至极的进攻部队好不容易才逃出“斯图卡”和大炮构成的地狱，回到老城。加上向市中心的突破作战也遭到失败，“国内军”总司令部终于承认：执著于老城不后退，已经不再是勇敢的战斗，而是白白浪费士兵的生命了。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博尔将军下达了最后的命令：老城的所有部队一律分散撤退。　　8月25日入夜后，博尔本人带着司令部人员，经下水道逃到了市中心，建立起了新的指挥部。不过，像这样许多人一起经下水道逃脱的方式显然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不久德军就发现了这条极为繁忙的地下交通线。　　他们费尽心思进行破坏。在下水道出口的井盖上设置观察所，一听到动静就开枪射击。在主要下水道的交叉处设置铁丝网，甚至截断部分管道。不过，最有效的手段还是瓦斯发生器：德军的工兵部队将特殊的瓦斯气体通入下水道，当瓦斯达到一定浓度后点燃，其连锁爆炸的强度犹如煤窑事故。在这种大威力武器使用过的地方，就连下水道中的猫和老鼠也被炸死，尸体像信封上的邮票一样牢牢贴在下水道的墙壁上。　　从8月31日夜晚到9月1日之间，历时6天的老城撤退行动进入了最后时刻。严格地说，此时还在老城内徘徊的波兰士兵已经不是有组织的部队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准备向德军投降。“国内军”内部也开始出现崩溃的征兆。支持流亡政府的“国内军”指挥官、支持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人民保安军”(他们一开始没有参加起义，但随着战局恶化，主动加入了华沙的战斗)和主张投降的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讧。博尔将军对保安军采取敌对立场，禁止“国内军”与之直接联系。他宣称：只有在“国内军”的帮助下，才能解放波兰。市民们对抵抗运动也不再热心，由于起义失败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