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4年9月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的。从那时起直到1935年下半年，山大及其所在地青岛，同全国白区其它各地一样，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如似处在漫漫长夜里，看不到党的活动，听不到党的声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进攻日益加紧，东北三省和热河被侵占，长城各要塞和冀北地区陷入日本侵略军之手，冀、察、绥各省的行政也受到日寇的蛮横干涉和操纵，实际上不能行使主权了。可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却腐败无能，一再妥协退让。他们用不抵抗政策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还叫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追剿红军和镇压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这种情况使山东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陷入苦闷和失望，心情上感到非常沉痛和悲愤。很多人想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尽管在暗地里摩拳擦掌，却不知从何着手。人们对国民党是没有任何幻想了，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这方面来。大家盼望着党的领导，就像大旱之望云霓，这种心情一天比一天殷切起来。沉闷的局面是不能也不应长期维持下去的。同学中的少数党员（他们的身份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如王广义（王路宾）、廷荣懋，准备开展工作。例如，我刚入学时，就和王广义住在一个宿舍（原来德国帝国主义的兵营，一个房间住着8个同学）。他与我在一次聊天中透露说，有人见到市公安局的黑名单，他和我的名字都列上了。事后我想，他的目的可能是要了解我的态度。他后来还办了一个一月只花3元的食堂，较广泛地接触经济困难的同学。约在1935年的九、十月间，在一个明朗的早晨，满天朝霞突然照亮了人们的心。不知是谁，在校园里张贴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我和大家争相阅读，精神为之一振。长期以来埋藏在人们心里的呼声被响亮地喊出来了，抗日救国的大道被明确地指出来了！这件事彻底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毒计，严厉斥责了国民党中少数败类卖国殃民的罪恶，明确指出我国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它号召大家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那些句句说到人们心坎上的话，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增强了斗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觉悟提高了，奋斗目标更加明确了。同学们互相交谈文件的精神，成为一时的风气。前面提到的党员还邀同学中的积极分子，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走上街头，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随后，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成立了全校学生救国会，街头宣传更为活跃，更加积极，更是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如果把前段的群众心情比作大旱之望云霓，那么在《八一宣言》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斗争，就是油然作云，沛然降雨了。1936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乘青岛市庆祝大港第三码头建立之机，在前海栈桥大放烟火的晚上，山大同学的宣传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他们有的分散到群众中去，散发传单，作口头宣传；有的三、五人在一起，高呼口号，唱抗日救亡歌曲，有的同工农群众个别谈心，结识新的朋友，有的站在较高的地点，做慷慨激昂的演讲。他们揭露国民党屈辱投降的卖国罪恶，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主张，启迪了群众的爱国激情，却引起了反动政府军警的惊恐。他们荷枪实弹，强迫驱逐演讲的同学，同学和群众同他们进行了说理斗争，他们竟至动手打人，最后把李声簧、陈延熙、廷荣懋、熊德邵、韩福珍、王广义等逮捕起来，押入公安局。被捕同学从不屈服，一再提出强烈抗议，终于在山大师生和全市人民的声援下得到释放。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学校当局以不遵守校规作借口，贴出布告，开除李声簧、王广义、陈延熙、韩福珍、熊德邵、周文煜等的学籍，立即引起了愤怒抗议，最后导致了罢课斗争。到3月上旬，青岛市长沈鸿烈派海军陆战队包围了罢课同学聚住在一起的第二宿舍，利用拂晓攻入宿舍，对同学们施行毒打和搜查，许多人受伤，30余人遭到逮捕。这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同学，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吴綪、王艺（王良）、胡家珍（唐棣华）、陈振麓、程恒诗（陈汉）、周中篪、单勣（王中）、周持衡、蔡国政（蔡天心）等。例如吴綪，在响应一二九运动中，积极热情，同学集会中和街头宣传时发表了许多鼓动性很强的演说，博得同学们的赞许。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借口红绿纸是日本货，攻击用红绿纸写抗日标语是不爱国的，王艺、周中篪注意团结、争取多数，对此作了委婉的解释，表示以后可以用白纸写标语。胡家珍在军警逮捕吴綪时，勇敢出来捍卫，并说“要抓人就抓我吧！”就这样她也同时被捕了。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被捕同学廷荣懋、王艺、吴綪等带头同反动当局进行了说理，并做了绝食斗争，留校同学作了更大规模的声援，终于在3月中旬取得了无条件释放的胜利。但被开除的同学却未恢复学籍，只得到另外环境里去开展革命工作了。1936年下半年，新生入学，又涌进一批积极分子，主要有李欣、韩玉树（韩宁夫）、王桂荣（王继川）、李凤（李风）等。冬季在全校学生中掀起了签名运动，配合了全国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的运动。1937年初春，李欣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队部取得联系，成立了山东大学的民先大队，吴綪被选为队长，上面提到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加入了民先。此后，还组织了全校的歌咏队，在校内外大唱革命歌曲，成立了剧团，在校内外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剧，一直到抗战爆发，宣传工作更加活跃，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了。二从1934年中共青岛市委遭到敌人破坏，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青岛市的党组织是没有市一级的领导的。山东大学在年，曾由王广义组织过3个人的支部，而在他被开除学籍后，学校里面也就没有党的组织了。1937年9月，李欣与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取得联系，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他还恢复了陈振麓的组织关系（原为共青团员），介绍王艺入了党。接着，工委指定李欣、陈振麓、王艺建立中共青岛特支，李欣任支部书记。后来，约在10月间，又指定陈振麓、王景瑞、王焕章、李昧复（姜尚文）、王艺组成中共青岛市工委[注：为中共青岛市委。]，由陈振麓任书记。王景瑞、王焕章和李昧复不是山大学生，都是老党员，刚从狱中被释放出来的政治犯。至此，青岛市的党组织才开始有了统一领导，结束了漫漫长夜的摸索，而奔向了光明。在建立中共青岛市工委的前夜，按照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的安排，由伍志钢（原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工委书记），邹鲁风（以平津流亡学生负责人名义来青岛的老党员）和李欣组成中共高密游击抗日支队工委，伍志钢任书记。他们带领山大同学周璇、吴綪、胡家珍、李凤、程恒诗等到该支队开展工作。他们是以爱国学生名义，经有关同志通过个人关系去的，只向支队个别领导人公开了少数人的民先身份。同时，由陈振麓、王艺带领山大同学王儒林、王桂荣和我，到青岛郊区毕家村、兰家庄一带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所有这些，都是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中共中央华北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的号召。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工作是比较顺利的。除了直接宣传动员外，王景瑞、王焕章、李昧复等人的活动（他们都是本地人）和各有关支部的配合起了很大作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队员达到了60多名，队部设在毕家村小学，陈振麓、王景瑞、李昧复是队部负责人。1938年1月间，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登陆的前夕，由上级决定撤销中共青岛市工委，由他们领导崂山抗日游击队转移到诸城，与高密抗日游击支队会合，通过已取得该支队政治部主任职务的邹鲁风的介绍，成为该支队的第四中队，队部负责人没有任何变动。这时，中共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工委的负责人都成为该支队政治部的领导人，原来由山大来的同学以及新吸收的高密、诸城的一些知识青年，分别担任了政治部下各处和各中队的政工干部。第四中队的绝大部分是从青岛来的工人、农民、学生，也吸收了一部分诸城一带的知识青年。为了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劳动人民参军，政治部决定抽出原山大歌咏队和剧团的同学为主，组织了临时宣传队，在诸城南山各乡村巡回演出街头剧和教儿童唱救亡歌曲。有时一天要走几个村庄，连续演出多次，就是男同学也颇感劳累，可是，吴綪、胡家珍、王桂荣和李凤这4个女同学，或者担任剧中的角色，或者分管服装道具，或者负责教唱歌曲和向群众演讲，从不叫苦喊累，她们的工作热情和负责精神，是很令人钦佩和感动的。政治部主任邹鲁风，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处理问题，善于引导群众提高觉悟，对新生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提到过一个青年乞丐，自称是东北来的，但对家庭情况和来山东内地的原因说不清楚，大家怀疑他是日军派来的侦探，主张枪毙算了。邹鲁风在会上反复进行说服教育，千万不要鲁莽行事，要从爱护青年、培植新生力量出发，可以留在部队内部，帮助他成长。事后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位青年到抗战后期已成为军级干部。一次行军我同他住在一起，晚上听到家庭妇女轻轻地唱着救亡歌曲为她的孩子催眠，他高兴极了，对我说，“这是新社会家庭关系的萌芽啊！旧社会里对孩子多半是训斥打骂，那有这样的？”这类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好多。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党组织为我举行的入党宣誓仪式。远在1937年10月间，陈振麓同我谈过两次话，说经过考察了解，组织上同意吸收我入党。但直到这年的2月底，才通知我举行这个仪式。2月24日晚上，在诸城南山一个小村庄的农民家里，室内布置很简单，只在墙上贴了一张印有党旗的《中华日报》（是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到会的有王景瑞、李昧复、陈振麓和我。陈振麓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首先谈了对我的认识。其次由我谈了入党志愿和决心。李昧复先说明入党宣誓的意义和誓词的内容，特别是强调党员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奋斗终身，为了这一崇高理想的实现，不惜任何牺牲直至个人的生命。他屡述我党革命先烈澎湃、恽代英、方志敏等艰苦奋斗的动人事迹，还讲了山东省、青岛市一些党的领导人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可歌可泣的言行。然后由他领读，进行宣誓。仪式结束前，王景瑞作为监誓人，代表党组织跟我亲切的握手，热烈欢迎我的入党。整个仪式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事过40多年之后，今天回忆起来，仍不免心潮起伏，感激他们给我上了一堂最好的党课。他们对入党仪式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也是值得学习的。三1938年2月下旬，约在我入党宣誓后两三天，高密抗日游击队内部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对我第四中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妄图搜出中共文件，作为反对和瓦解第四中队的借口。他们的目的落空了，但他们的行为却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支队工委领导党员团结积极分子向广大群众揭露了这一罪行，并同国民党反动分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得不到支队领导人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情况下，支队工委分析了形势，认为有必要撤出该支队，便带领全体政工干部和整个第四中队，一共108人，其中党员数10人，从诸城转移到徐州，另觅开辟工作的途径，经过国民党反动分子闹磨擦的事件，经过辛苦的长途跋涉，无论新参加到队伍来的高密、诸城的青年，还是从青岛来的工、农、学生，在离开家越来越远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垂头丧气，更没有一个人开小差，他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沿途欢笑，一路高歌，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这说明大家具有高度革命觉悟，也表明了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坚强有力。队伍到达徐州后，经与各有关方面联系，并经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进行安排，约在4月间，大部分人组成了五十七军的一个新兵连，由伍志钢、陈振麓、李欣等率领，开到被指定的新泰、莱芜一带，开展宣传组织群众和扩大抗日队伍的工作。另一小部分，由邹鲁风、周持衡率领，到山东省政府（主席是沈鸿烈）驻地曹县，以山大爱国学生的名义，组成山东省第一巡回宣传队，我由党组织决定，也到这个宣传队工作了。宣传队主要用歌咏、演剧形式，在曹县、成武、单县等地开展了宣传活动。后来在徐州进入与日寇进行大会战的前夕，约在5月底或6月初，随省政府北移，又在东阿、东平一带进行了宣传活动。由于工作成绩显著，迅速取得了省政府的信任。沈鸿烈先后任命邹鲁风为海军陆战队（当时是省政府的主要武装力量）的政治部主任，于会川（党员、原在徐州动员委员会工作，经上级决定由宣传队出面介绍）为肥城县长，周持衡为东平县长，王绍云（党员，在诸城参加到政治部工作的）为东阿地区专员公署的政治处主任。在政治处内部，王桂荣担任组织股长，我以民运股长的名义驻东阿县姜家楼，与中共东阿县委书记密切配合，做组织抗日武装工作。一般说来，宣传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的。但是，既要开展工作，就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时间久了，不免引起省政府首脑人物的怀疑，因而，发生了一些磨擦。传来了消息，五十七军新兵连在一次同日寇的遭遇战中，打得英勇顽强，领导干部坚持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给予敌人重大打击，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很重，特别是伍志钢、陈振麓英勇牺牲了，宣传队的同志不胜悲恸和哀悼。徐州大会战，敌我双方伤亡很大，紧接着又传来了武汉失守的消息。国民党在不少地方同共产党发生磨擦。这些情况引起人们深思，整个抗战形势将如何发展？什么时候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怎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以及人们还没有想到的问题，在学习了毛主席《论持久战》之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回忆当时学习《论持久战》的情景，在煤油灯下进行阅读，刚一开始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不是亲身感受，很难想象当时的兴奋心情。一口气读到末了，直到深夜毫无疲倦的感觉。学过之后，恨不得立即向别人推荐，广泛宣传，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召唤。这是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这次学习就开始感到，往后的多次学习更加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明路灯，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永远奔涌向前的巨大源泉。如果不是投身在革命的洪流中，是不容易得到这种感受的。沈鸿烈为首的山东省政府，对宣传队的怀疑愈来愈多，关系上逐渐疏远和冷淡起来。开展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难，但还没有达到关系破裂的程序。宣传队的党组织经过研究，并取得上级同意，认为大批人员留在宣传队内是个很大浪费，决定在省政府往铁路东迁移时，只去少数干部，把大部分干部留在鲁西，参加了往后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工作阶段。（选自《山东大学校史资料》1982年3月第二期）2、忆1936年初山大学潮之后的抗日救亡斗争王良作者简介：王良（1914—）又名王艺。江苏省涟水县人。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后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上海、南京从事政治、军事工作。1948年回解放区。历任北京市公安局科长、分局局长、处长，北京市委政法部秘书长兼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委财贸部副部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书记处书记，最高法院司法教育行政厅副厅长、交通运输审判庭副庭长等职。1936年3月初，山东大学第二批被开除的廷荣懋、吴綪等9位同学已被校方收回成命，免于除名，学校开始复课。被开除的同学，除个别人，如李声簧已离青返平外，大部分如王广义、陈延熙等仍被软禁在市政府招待所内，待船赴沪。山大同学每天都有不少人去看望他们。他们临走的一天，去招待所和他们话别的、到大港码头送行的络绎不绝。人数约占全校半数，连当时接近“护校团”的人，也有不少人前往送行，不过他(她)们站在人群的后边。我们就是利用人们的反日心理和上述学生对蒙冤受屈怀有不平和气愤的情绪，在送走被开除的同学以后的第二天，召集全校同学开会，出席人数达到全校80%以上。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选举王艺、周仲篪、陈××为常务负责人。当时我们需要办什么事，总是分头先找些正派的有威信的同学，如廷荣懋、郁少英、王瑭等商量，并决定由我通过吴綪去联系女同学，了解她们的意见。一根据当时形势，为了积蓄力量，不适宜组织大规模活动，就组织了时事座谈会、读书会、歌咏队、演剧队、学术研究会以及世界语学习班等等小型团体进行活动。除世界语每周学习一次外，其它都是穿插进行。大概复课以后两个月左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有舰艇百艘左右)到青岛“访问”，救国会就在校内下半旗，并派数名代表见沈鸿烈市长，要求全市下半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向我炫耀武力。1936年5月下旬，救国会派廷荣懋同学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议。同年秋冬之际，日侵犯绥远，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抗议日寇侵略，声援抗敌将士，并建立“绥远抗敌后授会”。百灵庙战役我方获得胜利，又派吴綪同学和周学普老师等数人前往慰劳。双十二事变时，时事座谈会的活动频繁，大家情绪高涨，要求枪口一致对外，反对内战。1936年放寒假时，李欣(失掉关系的共青团员)、王艺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并参加上海各界抗议国民党逮捕七君子大示威。王艺并参加各界救亡人士代表团(负责人是胡子婴，共八九个人)去南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要求释放七君子。1937年放暑假前，得知民先要在假期召开全国民先大会，吴綪、胡家珍、王冠仲、李欣等八、九个人去北平，准备参加大会，不料日寇在卢沟桥挑起战端，会议被迫停开，他们大多数先后返回青岛。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流亡同学经青岛转赴内地时，山大学生救国会向当时市政府社会局要求提供流亡同学住所，几经交涉，方将车站附近民教馆拨为流亡同学临时住所，山大歌咏队、演剧队多次为流亡同学演出。从这时起，山大救国会就走出校园，在街道上、公共场所进行抗日宣传，为使招待站有专人管理，就商请东北大学流亡同学邹鲁风负责，我们每天都派人轮流协助接待工作。也是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市政府在李村中学开办宣传、救护训练班，救国会积极动员暑期在校同学参加，以便扩大同各方面的联系，进行抗日宣传。自此，山大救国会的活动就走出市区，效果比较显著的是陈振麓在崂山毕家村一带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对驻在山大里面的海军陆战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送给我们一批大刀、手榴弹。我们就积极在郊区、特别是山区做发动抗日游击战的准备工作。八九月间，东北军五十一军进驻胶东，三四二旅驻在青岛郊区，救国会派男女同学数人前往慰劳。去慰劳前，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工委书记就已经住到山大学舍内，派学生去慰劳军队，实际上是工委书记和三四二旅副旅长(贾国辅、工委委员)安排的。也是由于五十一军工委的关系，将邹鲁风、周持衡、单勣等人派到高密蔡晋康部队做政治工作和建党工作。二关于民先队的建立。1936年春天，王冠仲与民先队总队长李昌(他们是同济大学预科同学)就组建青岛民先队取得联系，暑假前仅发展三五人(在学潮中因王冠仲的亲属拖了王的后腿，在积极分子中对他有一定的不好印象，因而没有积极发展)，下半年成立了民先山大区队部，旋即扩展到礼贤、市立女中等学校。年底或1937年初，民先成立青岛地方队部，选举吴綪为民先队长，暑假前改选，由李欣当队长。七七事变以后，在各方面发展了民先，如护士聂士绣、警察张战戈(解放后他曾任空军保卫部长)等等。三党组织的建立。1937年八、九月间，东北军五十一军进驻胶东，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书记项遒光住到山大以后，建立了中共青岛特支，李欣任书记。10月间，工委派李欣到蔡晋康部队协助邹鲁风工作。李走前已发展我为中共正式党员，工委指定我当工委与特支的联系人，陈振麓、李明海、姜昧馥和我都是特支成员，不久，又恢复了王景瑞、王焕章的党籍。10月下旬，工委书记派我去泰安给省委送信，信是由孙传文(外号孙大炮)转交的。第二天夜晚，一位省委同志领我到僻静的地方，问了一些有关青岛的情况，又交给我一封给工委的信。我回青后不久，工委书记让我到诸城百尺河路家(地主、有枪支)，找他家在北平上大学的一位青年谈谈山大同学们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情况，希望他也在本乡做抗日的准备工作。在他家住了两三天，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去相州一趟，将信交给王××，交信时他的小女儿王成在场。后来蔡晋康部队转移到诸城时，赵志刚(诸城县委负责人)率领30人左右来参加蔡部，才知道王××是赵志刚的岳父。大概是11月底，工委书记叫我到青岛特支(在毕家村)宣布：即日起撤销青岛特支，建立中共青岛市委，我担任秘书。后来我们在崂山呆不住了，就全部到诸城蔡晋康部，和赵志刚带的人一同在诸城东南山里做群众工作，并建立了中共鲁东南游击区工委，由伍志刚任书记，赵志刚、邹鲁风、陈振麓、李欣等都是委员，我也是委员，管交通。四对外联系。山大学潮以后，大概六七月份，北平救亡组织有位董春裕(有时又叫王春裕)到山大联系，以后每学期他总要去上海两三次，每次总是路过青岛，互相交换有关救亡活动情况，最后一次是七七事变以后，他陪刘清扬去上海，我们组织一次座谈会，这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1936年下半年，从北平去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三位同志路经青岛，曾经找过我们。我们请他们介绍游击战争的经验。另外，我们还不时收到北平、上海救亡组织出版的小报，也曾收到过党在法国出版的《巴黎时报》。五1937年9月份以后，救国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崂山毕家村小学一带，积极向失业工人、农民宣传，准备进行游击战争。海军陆战队送给我们的大刀、手榴弹也转移到该校收藏。11月间收缴过路人的一支枪，12月在即墨境内一地主家里搞到一两支枪，我们也有一名工人腹部受了重伤，不久我们就受到即墨保安队一再袭击，人员分散隐蔽，暂时还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但考虑到群众基础差，人员缺少训练，市委决定，派人与工委派在蔡晋康部队的同志联系，将人员转移到蔡部。这时日寇己经登陆，占领了胶济线，蔡晋康部已从高密蔡家庄转移到诸城。附近几个县的地主武装都投奔蔡晋康，部队由原来几百人发展到两三千人，国民党委任蔡晋康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山东第一支队队长。青岛人员（约60人左右）到了诸城以后，就和赵志刚带来的人(约30人左右)，以及单勣从家乡带来的七八人，合编为第四中队，派到诸城东南山区做群众工作，这时大概是1938年初。不久，日寇进犯诸城，蔡率所有部队撤离县城，来到山区，这些人恶习不改，不免侵犯群众利益，这就难免和四中队人员发生矛盾。这些地主本来就认为四中队是群共产党，视为他们的眼中钉，一天深夜，他们武装包围四中队，要缴我们武器，并逼迫我们离开蔡部，为了顾全大局，中共鲁东南游击区工委决定，第四中队及以前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派在蔡部的人员共约百余人全部撤出，到徐州由五十一军分配工作。此后，第四中队的大部分人员由工委介绍到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那个团参加抗日斗争，其余由女同志、小孩儿和体弱的男同志组成一个宣传队，由邹鲁风率领到鲁西找沈鸿烈(当时山东省主席)。这些同志都坚持在鲁南、苏北和鲁西北和日寇周旋，直至日本投降。（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3、严冬过尽绽春蕾——忆七七事变前后青岛山东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李欣作者简介：李欣（1917— &）福建省长汀县人。1933年开始参加进步活动。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是青岛救亡同学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岛地方队部、山东大学队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1937年转为党员。此后历任中共青岛特支书记、高密游击队工委委员、鲁东南工委委员、东北军112师工委委员、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政委、东北挺进纵队第1支队政委、第4野战军师政治部主任、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3师政委等职。1950年到外交部工作，先后任住德、住英使馆参赞。1960年调军事科学院工作，任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解放军政治学院一系政委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1985年离休，享受副兵团待遇。1935年的冬天，是一个不平凡的冬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则仍坚持其反共、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继续集中力量进攻红军，加紧与日寇妥协。从该年6月份开始，日寇就由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进侵入关内。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与日寇侵略军头子梅津美治郎秘密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11月，日寇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又指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冀察两省眼看就要成为变相的伪“满洲国”了。华北之大，已不能平静地放下一张书桌了!该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党的领导下，同年12月9日爆发了震动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首先由北平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同学们在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中，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当局则指使军警用警棍、皮鞭、大刀、水龙头来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们。一二九学生运动将全国的革命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镇压。一部分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同学们，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青岛和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为响应一二九运动而爆发的山东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是由李声簧(党员)、陈延熙(党员)、王广义(党员)、顾德欢(党员)、熊德邵等倡议发起的，他们首先遭到反动的学校当局的开除。为了支援他们，反对学校当局开除爱国同学，廷荣懋(廷懋)、吴綪和沙霞英等同学站出来当代表，结果又有13位同学被开除，青岛市政当局还将他们拘留到公安局，激于义愤，胡家珍、黄天华等6位女同学站出来说：“爱国无罪，要拘留就把我们一起拘留吧!”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将吴綪等同学释放。我原先在上海同济大学念书，也是在一二九运动中被反动学校当局开除的。那时我找到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并光荣地参加了组织。因为我的家庭比较富裕，团组织决定我继续报考大学，利用学校这块基地，继续搞学生运动。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破坏，白区的党团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据上海团组织学委负责人周南华告诉我，青岛从1934年—1935年期间，党、团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以来，出现了一片空白。就这样，决定让我报考山东大学，到青岛去重新建立组织。1936年8月下旬，我乘船赴青岛。经过一昼夜的海上航行，当轮船一清早进入胶州湾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青岛啊，青岛！我终于看到你了，码头上早已有几位同学在那里迎接了。由于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一切救亡活动陷于停滞状态。那时反动气焰非常嚣张，公开打出学生救国会的旗号是不允许的。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地下活动。那时一些热心救亡活动的同学包括老生和新生，只有十来个人，首先得把这些同学组织起来。我们就借用一位同学家里的空房子召开了一个青岛救亡同学会的成立会，会上通过了青岛救亡同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以后，还记得秘密召开了一个青岛各界学生救国会的筹备会。我从上海带来了一些秘密刊物，其中有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有毛主席和斯诺的谈话，是个油印小册子，封面的标题是《从午夜十二点到两点钟》，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文件，其中有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以及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等。这些刊物暗中在一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中间传阅，同学们都非常珍贵这些报刊，曾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我们还和北平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取得了联系，我们能够及时地得到了民先队的队刊《队的生活》，通过《队的生活》，我们可以及时获悉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救亡运动的动态并得到工作上的指导。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听到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临潼活捉蒋介石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同学们兴奋地大放鞭炮，通宵不眠，往后又得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西安说服了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放蒋回宁时，大家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而欢欣鼓舞。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召开三中全会。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们为了敦促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约见了沈鸿烈，代表同学们强烈要求他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1937年春天，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在救亡同学会的基础上，在青岛的海滨公园成立了民先队的山大队部，选举了吴綪担任队长。参加这次会的有20余人。校外活动也有所开展，和我们有过接触的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人外，还有市女中的朱良玉和一位姓秦的女同志。有许多同学虽然没有参加民先队，但我们经常向他们介绍进步书刊，和他们交换政治观点，吸引他们参加救亡歌曲合唱团、世界语学习班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广泛联系了群众，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8月份，正值暑假，留校同学很少。加之平津沦陷，华北危急，许多己回家的同学，对时局还要看一看，所以返校的也寥寥可数，没有多少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做了下面几件事：第一件是开展对青岛市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我们临时拼凑了一个话剧团，专演《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当时这出戏对动员人们起来抗战曾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第二件是配合接待过经青岛的平津流亡同学。当时有一位东北大学的同学邹鲁风负责此事。我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时我们曾请路过青岛的知名进步教授刘清扬和我们一起座谈形势。为了准备迎接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请曾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给我们讲授游击战术。第三件是利用青岛国民党当局组织的防护训练班为掩护，在青岛市内和郊区毕家村一带发展民先，向市民和农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第四件是和由平津的流亡同学组成的山东民先队省队部保持密切联系。我到济南向他们汇报了青岛救亡活动情况，从他们那里取得指示，并带回了一些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战术方面的材料。为打通青岛与毗邻地区的关系，曾一度和武衡一起到潍坊一带进行活动。第五件是说服动员在校同学反对学校内迁，争取他们留在敌后打游击战。第六件是慰问当时驻进青岛担负保卫青岛任务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中共中央华北局还发出了“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的号召。我们在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的具体领导下，一方面到毕家村去同中共青岛毕家村支部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一方面遵照工委的安排组成高密抗日游击队工委，到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开展工作。1938年1月间，日寇在青岛登陆，并打通胶济线，高密游击队转移到诸城。2月间，高密游击队内部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驱逐我们而挑衅，对我第四中队发动突然袭击，我们108人被迫撤出该部，沿台潍路转移到当时中日双方会战中心的徐州。在我们从诸城到徐州数百里的长途进军中，大家阔步前进丝毫没有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感到气馁。我们中间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有十五、六岁的小孩；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大学生也有中小学生；有学生也有教员。大家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大家有一个共同信念：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将是无敌的。当时我们的工委书记伍志钢(抗战中牺牲)为大家谱写了一首进行曲，歌中写道：我们的队伍多么广大强壮，他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我们共有一百零八个同伴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我们欢笑踏起一串歌声，歌声惊醒天上的星星。我们心胸好象蓝天的彩云，充满抗战救亡的热情。山大一部分内迁的或当时不在青岛的同学，由于受到党的影响，有的上了延安，有的在各个地方参加了革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4、关于1937年东北军工委批准成立青岛工委的情况王学明我是东北流亡学生，于1937年9月由平到济南。时五十一军工委书记伍志刚在济南被捕，五十一军工委书记即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迺光兼任，派我为五十一军工委副书记，实际工作由我做，直到台儿庄会战（月），我一直在五十一军工作。王希平是五十一军工委委员。我们受长江局领导，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与地方党委——苏鲁特委（书记为郭洪涛）不发生横的关系。我不认识张吉人，当时地方组织大部分空白。东北军工委书记项迺光做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五十七军廖徽光部、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的工作，常驻五十一军。1937年秋，五十一军进驻青岛，我与项迺光在山大住过。项于年叛变，那时他是中原局（长江局前身，书记刘少奇，组织部长朱理治）联络部长。由于民先是半公开组织，我们到山东后很容易和民先接上关系，当时接触过李欣、王艺、李凤、唐棣华，他们都是进步分子。1937年10月以后李欣、王艺入党。青岛还有党员李旦复、王景瑞，我们去后给他们恢复了关系，是否批准成立市委我记不得了。当时军工委批准只是几个人商议商议决定，不像现在有批准手续。我宣布的批准书这件事我记不得了。我们是部队工委，但地方组织也搞。为了开辟工作，发展党的力量，虽然不是省委（上级党也允许这样做），有这种权力，这些事项迺光做的最多。蔡孚康（应是蔡晋康）原是高密一区长，想拉游击队，找到五十一军，发给他们枪，才拉起队伍来。他当时表示愿意设政治部，吸收进步势力，于是五十一军工委派邹鲁风带着人去了，后来我们的人呆不下去，才撤出来，转到五十七军成立新兵连。邹鲁风1935年在北平时即是党员，不是在青岛发展或恢复党籍的。当时党员与团员不分，团员与党员差不多。那时山东省委设在济南，也是刚刚成立。青岛拉游击队的情况我不了解。（1961年张云汉、张伯荧访问整理）5、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回忆七七事变后青岛党组织沿革及领导组建崂山抗日游击队的经过李 &欣1935年青岛党团组织被破坏后，长时间没有重建起来，直到1937年7月，仍然没有市级党团组织。1935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原校开除。就在此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团组织决定让我报考山东大学，到青岛去建立组织。1936年，我考上了山东大学，8月下旬来到青岛，来青后联系了一些进步同学，酝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久，我们召开了青岛救亡同学会成立会，除山大一些同学外，还有一些中学的学生参加，会上通过了我起草的青岛救亡同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我们还和北平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队部取得联系，及时得到民先的队刊《队中的生活》，籍以及时获悉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救亡运动的动态，得到工作上的指导。1937年2月，我因出席“全国学联”的执委会（山大是全国学联执委）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共青团的联系人袁汝镛。他告诉我，1936年11月党中央已宣布解散共青团组织，规定团员可以立即转为党员。他也找不到党组织，叫我回到北方找党。不久，我就回到青岛，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只好自己主动地进行革命工作，继续团结同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4月，我们在青岛的中山公园后山召开了民先山大队部成立会，我和王艺、陈振麓等许多同学参加，会上选举吴綪担任山大民先区队长。7月初，我和王冠仲、吴綪等人去北平，准备参加民先全国代表大会。去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气氛十分紧张，代表会没开成。8月8日，我随北平南下的学生返回青岛。回青后正值暑假，在校同学很少，我和民先骨干分子，团结在校同学及社会上一些人，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主要做了以下事情：一、开展对市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我们组织了一个剧团，专演“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鼓动人民起来抗日。二、积极参加接待过往青岛的平津流亡学生。当时东北大学的学生邹鲁风负责此事，我们和他互相配合，密切联系。三、利用国民党当局组织的防护训练班，在青岛市内和郊区毕家村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发展民先。四、和民先山东省队部取得联系。我到济南向他们汇报了青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带回一些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材料。五、说服动员在校同学反对学校内迁，争取他们留在敌后打游击。六、慰问进驻青岛的东北军五十一军官兵。七、为了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请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同志讲授游击战术。我在接待平津流亡学生的过程中，多次和邹鲁风接触，我们政治观点一致，工作关系密切，我得知他是我党党员，便也向他透露了我在上海参加了共青团的经过。9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迺光，带着邹鲁风写给我的信，到山东大学来找我接关系。项迺光告诉我，组织上承认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我赶紧发展建立党的组织，以便更好地在青岛地区开展工作。项乃光还和我具体研究了如何首先在山大发展建立党组织。我接上组织关系转为中共党员后，根据东北军工委的指示，立即着手进行建党工作。我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看到陈振麓、王艺两位同学政治表现很好。同时我了解到，陈振麓1933年在察北抗日同盟军时加入了共青团，因此，我便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我又发展王艺入党，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经东北军工委批准，我和陈振麓、王艺3人组成中共青岛特支，我任支书，陈振麓任组织，王艺任宣传。特支成立后，不仅在山东大学里面开展工作，发展了周璇、王翀、吴綪等入党，而且面向全市，也在青岛市的别的地方开展工作。由于山东大学老早就已经成为青岛市进行抗日活动的中心，一些失掉关系的老党员和热心抗日的群众，纷纷来山大和我们联系。早在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的新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议召开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共中央北方局还及时地提出了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青岛特支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分析了青岛地区的形势，研究确立青岛特支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各界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准备在日本占领青岛后开展游击战争。西安事变后，青岛地区的一些老党员先后获释出狱，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找党，通过各种方法与我们联系。先后找到青岛特支的有：青岛郊区毕家村的李西山，兰家庄的王焕章、王景瑞，十梅庵的李明海，大枣园的姜明吾，以及住在市区的高嵩等。经过考察了解，报请东北军工委批准，先后给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李明海、姜明吾等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和郊区的老党员接上关系之后，根据他们的建议，青岛特支研究确定，集中力量到郊区去，以毕家村、兰家庄为中心，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于是，陈振麓、王艺带领的山大学生章茂桐、王儒林、王桂荣等人到毕家村住下，和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等一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陈振麓到毕家村后，建立了毕家村党支部，陈振麓任支部书记。李明海、姜明吾30年代初入党，是沧口区委的成员，后被捕入狱。西安事变前被释放回家，他们找不到上级党组织，就自行重建了沧口区委。他们和我们接上关系后，也受青岛特支领导。青岛特支决定到郊区建立抗日游击队后，我曾几次到毕家村去，和同志们一起研究组建抗日游击队的事情。不久，东北军工委决定派我到高密去工作。当时高密县一个绅士叫蔡晋康，打着抗日的旗号拉起一支队伍，起名叫高密抗日游击队。东北军工委的王再天和蔡晋康取得联系，并向项迺光报告了这一情况，决定帮助争取蔡晋康建立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为此，决定建立中共高密抗日游击队工委，由伍志钢（原东北军工委宣传部长、工委书记）、邹鲁风和我3人组成，伍志钢任书记。于是，伍志钢、邹鲁风和我带领山大部分民先队员，前往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开展工作。1937年11月我到高密蔡部后，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中共青岛特支，成立中共青岛市委，由陈振麓、王景瑞、李西山、王焕章、李明海5人组成，陈振麓任书记。东北军工委派王艺去泰安报告了山东省委。市委成立后，驻在毕家村，继续发动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日，日寇在青岛的崂山山东头强行登陆，占了青岛胶济路另一端后，济南于1937年的12月25日也被日军侵占。在日寇即将占领高密之前，高密游击队转移到了诸城。在青岛地区形势急剧恶化之际，国民党的反动武装不去积极抗击日寇，反倒乘机袭击我崂山游击队，企图消灭我党领导的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率领崂山抗日游击队前来诸城，与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扩大我党在蔡部的力量，以更有利于蔡部的争取和改造。1938年1月底，青岛市委带领崂山抗日游击队60余人，先后到达诸城，与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共110多人，组成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名义上属于蔡晋康部，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队伍。汇合后，中共青岛市委和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合并，组成中共鲁东南工委，伍志钢任书记，委员有邹鲁风、赵志刚、董坤一、王景瑞、李明海、李西山、王焕章、王艺、陈振麓和我。当时打算在诸城以南的五莲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工委会上，通过了伍志钢提出的《为建立鲁东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斗争》的文件。会后，将我第四中了全部人员分散到各个民运点上去开展群众工作。1938年2月，蔡部的反动分子制造事端，说我们在蔡部发展民先是破坏和瓦解他们的队伍，突然将我第四中队分别包围起来，胁迫我们离开该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迫撤出蔡部，鲁东南工委带领第四中队108名同志，向徐州转移。途中，大雪纷飞，同志们斗志昂扬，不断唱起伍志钢利用苏联《祖国进行曲》的谱子编写的进行曲，高歌猛进。我们到达徐州后，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了联系。根据长江局的指示，由伍志钢带领80余人到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部工作，邹鲁风带领20余人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工作，另外一些同志则分配到了别的地方。回顾这段历史，我认为，抗日战争初期，青岛党组织及其建立的崂山抗日游击队，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发展的规模不大，但它在青岛地区高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发扬了青岛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领导作用这一伟大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当时青岛市委及其领导的这支队伍，如果不是远离青岛，而是在青岛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就有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远离了青岛，但仍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的洪流，谱写了为革命一页又一页的光辉篇章；奏出了一曲又一曲的凯歌，许多同志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有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没有辜负青岛人民的期望与重托，因而这段光荣历史将永远值得人民怀念。6、抗战初期，崂山游击队在高密参加高密游击队的工作李 &欣我是福建长汀人，1935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在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经团的领导派我去青岛做学运工作而进了山东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当时我正在北平，眼看中华民族有亡国的危险，这时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人们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好打败日本鬼子。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号召下，各阶层、各党派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知识分子发出了响亮的号召：“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这样我就回到山东，想法联合同志搞游击队。但学生们赤手空拳，从哪里去弄枪？谁有枪？国民党的军队里枪，地主豪绅有枪，穷人是没有枪的，我们大学生也没有一个人有枪。所以要弄到枪，就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到地主武装里去。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批斗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你却跑去和地主豪绅坐在一条板凳上？”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我们当时都非常想参加八路军，但是八路军那时刚刚从陕北进到山西，离山东还远着呢，共产党员要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来创造抗日人民武装，还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到地主豪绅士军队里去，去进行统战和争取他们的工作。高密地处胶济铁路东段，是胶东和滨海地区的枢纽，战略地位很重要。那时高密有个绅士叫蔡晋康，是高密县第五区的区长，又是蔡家庄中心小学的校长，一个小学校长有了多少力量？你们不晓得，这个人还有点来头，他曾在东北大军阀张作霖办的讲武堂学过军事，又是个大地主，在高密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虽说是个小小的区长，但他是个地头蛇，别的区长还都听他的。我们在青岛怎会认得他的呢？不仅我这福建人不认识他，就连高密籍的山大学生王翀（单勣）也不认识他。事也凑巧，当时驻在高密到青岛一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有个地下党员廉耀东和蔡晋康有特殊关系，这才使我们和蔡晋康打起交道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山东人民的抗日起义风起云涌。当时我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项廼光具体领导五十一军党的工作，他得知地下党员廉耀东（公开身份是中校团副）和蔡晋康既是讲武堂同学，又是拜把兄弟，五十一军进至青岛高密一线后，廉在去青岛途中路过高密，就顺便去看看老同学蔡晋康，话说到抗日，蔡就告诉他自己正准备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廉耀东一到青岛就向项廼光汇报了，项说：“我们可以支持帮助他抗日。”廉再次带着任务找蔡商谈，说：“你真要拉起队伍，我可以找一些人来帮助你，这些人都是大学生。”蔡欣然同意。廉回来向项廼光汇报后，项即确定建立以伍志钢为为书记的蔡部工作委员会，邹鲁风和李欣为工委委员。带领几位山东大学的民先队员去该部开展工作。王翀是高密当地人，人地两熟，由他先回去发动当地青年来充实我们的工作力量，首先将他们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接着我们山大的一共11位[我们于1938年2月撤出蔡部后，山东大学有一位女同学叫万家蕊（民先队员）从青岛来到蔡部找我们，听说被他们活埋了，如加上她就是13位]也先后来到该部，其中有周璇（周持衡）、王艺（王良）、程恒诗（程咏陶、陈汉）、唐棣华（胡家珍）、李凤（李风）、吴綪、王桂荣（王继川、王坚）、章茂桐、陈振麓和王儒林。最初我们先去的一批有伍志钢、邹鲁风、周璇、王翀和我，是由廉耀东引见蔡晋康的。蔡当时带着一副银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儒雅，见面的地方又是蔡家庄小学，根本不像个武夫，倒有点像个教书先生。但他的参谋长邵魁五却像个凶神一样丑陋，只差不是个白脸，看上去和舞台的曹操差不多。他原是胶济铁路线上的一个段长，有一批护路警察作为入伙的资本，还当上了蔡的参谋长。他的政治部主任叫任子中，他任高密县中的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不久，王翀从高密城里及县中也动员了十几个人参加这支队伍。这些同志有穆忠信、郭存杰、郑星瑞、王平、庄明箴、黎明（李瑞宝）、单中和（单岗）、毛健民等。开头我们进去的同志都做宣传工作，贴标语、画壁画（我们从五十一军来的一位地下党负责干部张岗能画大型壁画）、印传单，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郑星瑞演老汉，唐棣华演姑娘，在蔡家庄周围各村宣传演出，影响不小。蔡这支队伍开头称做“高密抗日游击队”，不多时间凑集起了上千人。随后又向国民党请了一个番号叫“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山东第一支队”（蔡晋康有个族兄在国民党那里任立法委员）。山东的老百姓后来最恨这种“别动队”，都骂他“鳖种队”。这支队伍成员很复杂，形形色色，派系林立，有各区区丁，有以邵魁五为首的复兴社派，以任子中为首的CC派，有以蔡的族弟蔡省三（外号蔡五猴子）为首的本地土匪，还有“乡建派”、“学行社”、“齐鲁文化研究社”等名目繁多的大小派别。此外据说还暗藏有个曾任过山东省委常委的叛徒曹克明。我们的同志大都集中在政治部，邹鲁风当政治部副主任，我和周璇等分任科长，部分同志如赵书扬、杨战韬、陈汉等则在连队里做政治工作，称为政治战士。还有做联络工作，叫联络参谋，主要在大队一级，我本人就做过。蔡晋康给了廉耀东一个副司令的头衔，但廉在他的部队里没有人，是个空架子，有位姓曹的参谋主任就不听他的，实际毫无权力。我们党代表着工农大众的利益，国民党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在领导权的问题上开始就有斗争。在高密阶段暴露的还不那么明显，1938年1月，也就是在我们进入该部的1个多月时间，日寇进占高密之前，我们的队伍向诸城转移，随之即占领了诸城。诸城那时地下党有赵志刚为首的诸城县委，发展了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其主要成份是教员和学生，一共有30多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后来青岛方面以陈振麓为首的青岛市委发动的崂山游击队遭到当地反动武装的袭击站不住脚，先后分批转移来蔡部，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员、警察等60多人，加上最初从高密参军的一、二十人共一百多人，组成了一支名义上属于蔡晋康，实际由我党领导的第四中队。这时的蔡部工委改称鲁东南工委，仍由伍志钢任书记，委员有邹鲁风、赵志刚、王景瑞、董坤一和我。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伍志钢起草的《为建设鲁东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斗争》的文件，会后并分派人员到各民运点上进行发动群众工作。到1938年2月份，我们和蔡部的关系越来越僵，其中不仅有原来高密那帮反动势力的破坏，还要加上诸城反动势力的因素。因为那时蔡部也成了诸城反动势力的一个集合点。诸城这地方党派纷纭还要胜过高密，据说中国有多少党派，诸城就有多少党派。赵志钢是诸城著名老党员王翔千的女婿，赵的爱人王辩是早期的共产党女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我们在蔡部的政治面目是昭然若揭的。诸城的反动派和高密的反动派串通一气，他们勾结在一起，决心把我们挤走，这是或迟或早要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廉耀东首先被迫离去，廉去后蔡部更处处刁难我们，不久他们就借口我们在他们中间发展民先队员是破坏和瓦解他们的队伍而把我们颁在各民运点上的第四中队分袭包围，胁迫我们离开蔡部，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撤了出来；我们集中起了108位同志沿台潍路向南转移，虽然我们曾派去找山东省委，但直到我们到达徐州也没有找到上级组织。在我们撤出蔡部之前，有一个所谓的缴枪投降问题。这是文革期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的产物，过去从没有被当成一件什么事。这是1978年反革命分子吴法宪为了陷害那时的空军保卫部长张战戈首先制造出来的一桩大冤案，为此株连了一大批曾在蔡部工作过的同志。正如我在前面谈到过的，我们最初进入蔡部的同志，谁也没有枪，试问谁还带上枪去上大学呢？崂山游击队本来搞到了几支枪，后来他们奉调来蔡部时，敌人已占了青岛、胶县和高密，他们是打扮成难民，通过敌区，分批来到蔡部的，当然不能带枪。据说后来参加到蔡部的个别诸城同志有手枪，再则是蔡晋康给过几支枪。文革期间，大搞逼供信，弄出了很多笑话，有的被迫说：“我交了一支没有枪托的枪”，有的说工委下令“集体交枪”等等，全都是无稽之谈，即使有个别同志有枪的把枪交了，以便摆脱当时的困境，那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列宁说过的：“我给”你钱、武器、汽车、“你让”我安全脱险，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会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见《列宁选集》第四卷193页]在徐州会战风云紧急之际我们来到了徐州，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了联系，经决定，由邹鲁风带领20余人在山东省政府做沈鸿烈部的统战工作，由伍志钢、李欣率领其余的80余人去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所在部队开展友军工作。我们在蔡部工作虽遭到挫折，但我们团结了青岛、高密、诸城一批优秀青年在我党的旗帜之下，有的同志风趣地把他们称做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百单八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批同志的大多数都成了党的骨干，有的同志还在革命战争中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在诸城的青年中就有郭虹隽、刘灰拣、王培义等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在许多同志因为曾在蔡部工作过，蒙受了种种冤屈，有的人被打成了国民党员和缴枪投降的大叛徒，成为专政对象，有的人如张战戈（空军政治部保卫部长）还被弄到边远地方进行劳改，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这段历史才得到了正确的评价。毛主席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蔡晋康部队后来坚持与人民为敌，成为胶东著名的投降派，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迫于形势才向人民投降，这就是历史的逻辑。（选自《诸城党史资料》1987年第6期）7、崂山烽火——回忆我党组建的崂山抗日游击队王景瑞作者简介：王景瑞（）又名王义成。山东青岛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青岛市委职工运动部部长、青岛市委书记、青岛市委组织部长、确山县委书记、竹沟地委书记、汝南地委书记、信罗边工委书记、鄂东第一地委委员、陂安南中心县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郑州、武汉工作，任中原、中南和武汉市总工会劳保部长兼武汉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1954年11月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推销局代局长，后任中共工艺美术学院党委书记。1958年冬任邯郸市纺管局党委副书记、书记。1961年任第二轻工业部小农具局局长、部直属机关党委委员、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等。2001年9月病逝。崂山人民抗日游击队是在七七事变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组建的，是青岛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它在青岛地区最早举起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旗，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仅就个人亲身经历的和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回忆一下崂山抗日游击队组建和转移的经过。（一）中国共产党从1923年起就在青岛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统治和残酷镇压，加上王复元等叛徒的出卖，青岛市共产党的组织多次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以后，直到七七事变以前，青岛没有重建起市一级党的组织，只有失掉关系的少数党员，分散隐蔽在崂山郊区和市内。我出生于青岛市崂山郊区兰家庄(现属崂山县北宅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自1922年起在青岛市内做工，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和职工运动部长。1929年5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兼淄博特派员，到淄博后不久就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直到1934年7月才因病保释出狱，隐蔽在兰家庄西山养病。这期间虽经过劫后沧桑的变化，但我仍然实践着入党时的誓言，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而是利用各种机会，传播革命思想，培养教育青少年，朝思暮想寻找党的领导。1935年冬天，因贫困所迫，我又去济南成大纱厂做工。1937年春节期间，押在济南第一监狱的共产党员李西山(我的入党介绍人)和王焕章(我的五弟)获释出狱，回到崂山家中。数月后成大纱厂因黄河泛滥而停工，我也回到崂山。当时我们找不到党组织，就商定自行组织起来，李西山、王焕章和我在毕家北河柳树林里组成了党的小组，在找不到党的领导之前，我们3人小组就是临时党组织。小组会上确定，要积极慎重地分头找党。不久，成大纱厂复工，我又回到济南，但没有找到党，只鼓动工人组织了互助会。李西山在青岛市内宣传七君子的著作，找到了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王守璞、王云九、王功哲(3人都是崂山郊区王家泊子村人)。王焕章结识了埠落小学(在毕家村前)教师王武修。那时，国难深重，战云密布，山东大学的进步学生向青岛市长沈鸿烈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沈不但不允许，反而把山大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集中起来进行所谓防护训练，以防“轨外”活动。王武修也参加了集训。集训期间，山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通过教唱国际歌和抗日救亡歌曲(王武修爱唱歌)，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教育了王武修，发展他为民先队员。集训结束后，王焕章和李西山通过王武修与山大民先队部取得联系，终于在山东大学找到了党组织。他们立即写信告诉我，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党。我接信后高兴异常，急急忙忙返回青岛。1937年9月，我从济南回到兰家庄，李西山立即领我到山东大学，见到了山东大学特别支部书记李欣和组织委员陈振麓，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在陈振麓的宿舍里住了一夜，陈振麓送给我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李西山、王焕章和我先后加入了民先。按照特支的布置，我们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发展民先，酝酿组建抗日游击队。经过特支的考察，报请中共东北军工委批准，李西山、王焕章和我于11月初正式接上组织关系，恢复了党籍。在我们找到党组织之后，鉴于青岛党组织几次遭受大破坏的沉痛教训，我和王焕章向特支建议，把青岛党的活动中心由市内转向农村，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农村建立抗日游击队。特支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派陈振麓、王艺带领山大学生章茂桐、王儒林、王桂荣，还有高嵩，来到毕家村，住在埠落小学校。陈振麓来毕家村常住后，成立了中共毕家村支部，陈振麓任支部书记，李西山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王艺在毕家村住的时间不长，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李欣起初来过几次毕家村，没有常住，以后上了高密。毕家村支部建立以后，党员同志分头到各处联络老党员老熟人，扩大党的组织，发展民先和游击队员。我到市内联系了曲学尧，在李村找到1928年入党、后失掉关系的钟振先，发展了李村医院护士长聂士秀和另一名护士，以及林振铎老先生的孙女等人加入了民先 ，建立了民先支部。我到十梅庵找老工友臧作厚，动员他出来组织游击队，他说他不行，给我找个能行的人，就领我去找李明海。李明海和王焕章认识，我们谈起来后更加亲切。李明海说，他们多次寻找党组织，没能找到。我便领着李明海、姜明吾到毕家村，与陈振麓见了面，接上了组织关系。1937年11月，李欣去了高密，陈振麓早已来毕家村常住，和李明海、姜明吾等也接上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特支，成立青岛市委，由陈振麓、李西山、王焕章、李明海和我5人组成，陈振麓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李西山任宣传部长，王焕章任职工运动部长，李明海任武装部长。市委机关设在埠落小学校。市委成员不是按部门分工，而是分片负责，集中力量发展游击队。陈振麓坐镇埠落小学，管全面工作。王焕章分管东南沿海浮山后、登瀛、王哥庄一带。李西山分管市内。我分管西北方向杨家村、桃林、北疃、大北曲一带。市委在建立游击队的过程中，放手发展民先，入伍的游击队员都是民先队员。因时间短，需要经过一段革命工作考验，所以只发展了数量不多的共产党员。1937年底至1938年初，市委先后发展聂士秀、兰孝永、王景秘、王武修、王守璞、王功哲等入党。王守璞、王功哲都是1934年入党，后失掉关系，当时市委来不及查清其这段历史，就决定先让他们重新入党，以后查明情况，再决定是否恢复他们1934年至1937年的党龄。二1937年下半年青岛重建起党组织之后，集中力量进行抗日宣传，发展建立游击队，因而崂山抗日游击队发展很快。毕家村党支部建立后，当地的同志和山大来的同志紧密结合，一齐努力，运用开演讲会、座谈会等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贯彻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放手发展民先和游击队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毕家村、兰家庄、枣行的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埠落小学校长李崇汉老先生(李西山的父亲)，在当地威信很高，他积极支持我们，对各阶层都有很大影响，连地主毕序周等人也动了起来。毕家村的国术教师宋中堂，带领他的一些徒弟参加了游击队，积极地向参加和支持游击队的青少年教授拳术。有时反动势力想阻止我们的活动，我们就拉起队伍到拳房列开阵势，叫王述朴等青少年下场打拳，向反动势力示威。群众发动起来后，抗日救亡活动热火朝天，以埠落小学为活动中心，唱歌、演戏、练操、学武术，讲游击战术，十分活跃。有时还到附近村庄进行抗日宣传。住在埠落小学的山大学生和其他外地人，吃饭都是毕家村的群众自愿提供。当地人的食宿及其它费用都是自己解决。在郊区许多地方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之后，市委领导下的崂山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中心和司令部设在埠落小学，打算成立四、五个中队。第一中队在浮山后、沙子口、登瀛等沿海地带（包括李村在内），由王焕章分片负责(登瀛村孙明烈士的父亲表示要拉起一个中队)。第二中队在桃林、北疃、大北曲一带，由我分片负责，这里的村庄大，党的影响好，群众热情高，一个中队已初具规模，正热火朝天待命集合。在这一地区计划成立两个中队，很遗憾，我们离开崂山太急促了。第三中队在沧口附近十梅庵、楼山后、大枣园等村，由李明海分片负责。这里党员多，基础好，有斗争经验，工厂停工后回到农村的工人觉悟高，李明海、姜明吾等早已发动了一些失业工人和农民。第四中队在毕家村、兰家庄一带加上外来的人。由于我们的游击队在崂山待的时间不长就转移到诸城了，所以只成立了第四中队，其它中队都没来得及建立。第四中队由陈振麓担任中队长，宋中堂任中队副，王儒林任指导员，高嵩负责讲游击战术。四中队发到六、七十名队员，除从市里、李村来的人集中吃住外，当地的队员都在自己家里吃住，必要时集中起来。游击队组织起来后，缺乏武器，第四中队只有王儒林带着一支手枪，其他人都是两手空空。于是，我们就一齐动手，千方百计收集武器和军需物品。邹铎和王翀等从阎家山水源地弄来4颗地雷；王守璞从市里弄来4颗手榴弹和两把大刀；我从市里日本中学弄来1把指挥刀和1大箱电子管，又从杨家村矫恒成家弄来1支鸡捣食土枪；陈振麓弄来两个玻璃灭火球；兰孝永弄来两颗手榴弹和1把大刀；王功哲和聂士秀从市立医院和李村医院弄来一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香里村李信吉从青岛弄了1支日本三八式步枪，从我们司令部门前过，我们动员他把枪交给了崂山抗日游击队。还有哪些同志搞到什么武器，我就记不得了。1937年12月，崂山抗日游击队曾经到惜福镇和国民党的游击队搞过一次合作。那时，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孙殿斌(后来听说他是我党的叛徒)拉起一支队伍，驻在惜福镇。他们枪多人少，我曾亲眼看见国民党用汽车往惜福镇运枪，但他们在崂山地区人民群众中没有基础，招不起人来，有枪没有人。他们了解到驻在毕家村的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深得群众拥护，组织起来的人不少，就妄想以合作为名，以武器为诱饵将我们的游击队吃掉。孙殿斌多次派代表到埠落小学和我们谈判，要我们去惜福镇联合，去后发给武器。我和王焕章对国民党存有戒心，不同意前去合作。陈振麓、李西山等力主合作，上级党组织也同意合作。经过研究决定，同意前去联合，但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和国民党游击队合编。市委分工陈振麓、王焕章、李明海带领四中队和十梅庵等村的一些人前去惜福镇，保持警惕，见机行事。我和李西山留在外面，掌握一部分力量，策应他们，做他们的后盾。我们认为，只要外面有人，而且是力量较大的后盾，孙殿斌就不敢轻举妄动。在市委做出决定后，陈振麓等带领队伍，带着一些武器，用大车拉着医药用品，前往惜福镇。部队在沙沟小学宿营，把药品存放在沙沟小学里。夜间，我和李西山领人到沙沟村，按照王云九调查的有枪人名单，本着“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精神，指名说服动员把枪交给我们抗日队伍。有几户很痛快地把枪交了出来，记得有三、四支手枪。反动地主李代华等人则怀恨在心。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到了惜福镇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单独住在一个院里。孙殿斌推翻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不但不发给我们枪支，而且要把我们的队伍散编。我们坚持不合编，几番交涉无效，竟然把我们的队伍困在那里。我们的队伍进了惜福镇后，我和李西山常到惜福镇附近打听消息。一天傍晚，我和高嵩到小庄(距惜福镇2里路)李淑静(李西山的妹妹)家，李淑静对我们说：“四哥，你快跑吧!国民党把我们队伍的领导人都枪杀了!”我一时弄不清这消息是否准确，但感到斗争是很剧烈的。我和高嵩立即离开小庄，当夜宿在杨家村矫恒成家，第二天清早回到兰家庄西山，把兰孝感、兰孝烈等青少年动员起来站岗放哨。经过商量，派兰信洛(兰孝永的父亲)去惜福镇探听消息。兰信洛化装成赶集的，进了惜福镇，见到陈振麓、王焕章、兰考永等同志安然无恙，就把我建议的和国民党斗争的计划告诉他们。于是，王焕章、宋中堂等同志就磨大刀，摆弄手榴弹，扬言要“拼啦”。国民党见此情景，有点害怕，就发给我们几颗手榴弹，企图敷衍一下。之后，王武修从惜福镇回到兰家庄，我们交谈了情况，商量了对策。我用麻袋包着鸡捣食土抢和洋刀，到桃林、北疃找到我游击队骨干纪家成、于良坤，做了安排。他俩马上带人骑着4辆自行车，带着伪装得鼓鼓的麻袋，把鸡捣食土枪把子和洋刀把子故意露在外边，一齐进了惜福镇。国民党中了计，以为我们送进去很多武器，就向我们说好话，发给十几支破抢。我们继续斗争，他们又发给一些手榴弹。一天黄昏时分，我在桃林得到情报，即墨县韩炳臣的常备队要打惜福镇。我打算把我们的队伍拉到桃林来汇合，就叫于良坤等人煮地瓜、烧稀饭等着，我一个人去拉队伍。当我赶到惜福镇时，恰巧遇上孙殿斌的队伍在前头，我们的队伍在后面行军，都刚从惜福镇出发，向流亭方向开去。我在行军路上把紧急情况向陈振麓、王焕章说了几句，就领着我们的队伍拉向东南方，和孙殿斌部脱离开了。王焕章殿后，被国民党打了一响暗枪，没有打中。我们的队伍来到沙沟小学住下。孙殿斌的队伍往西走到桃林，被即墨县公安局常备队打垮。我游击队员肖维成等人，在沙沟西河崖截住孙殿斌部的两个散兵，缴了他们的两支盒子枪。我们的队伍在沙沟小学住下后，我惦记着于良坤等人还在桃林等着，但我这时肚子疼得厉害，不能动弹，遂商量确定由王焕章和宋中堂代我前去。二人连夜赶到桃林，不幸被即墨常备队抓去。于良坤误接国民党的队伍，被砍了两刀，幸其武术高超，只是腿部受了伤。第二天清早我赶到桃林，得知王焕章、宋中堂被捕，押解即墨城。我就叫纪家成等10个人骑5辆自行车，跟随我返回沙沟小学。回来后，只见许多东西放在屋里，留肖维成一人看守，陈振麓带队伍出操到山上去了。这时，我见沙沟村西头有人在鬼鬼祟祟窥伺，往小学送开水的人表现很紧张。我感到有问题，就立即和肖维成去找队伍。沙沟反动地主李代华等人埋伏在村西头墙后面，向我和肖维成开了枪，打中了肖维成的肚子。以后，聂士秀给肖维成上药包扎，李景召(李西山的哥哥)送他到市里的医院，因耽误动手术，伤口恶化，没能抢救过来，1个月后，牺牲了。全国解放后追认为烈士。我们在沙沟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后，队伍在杨家村康公寺集合起来，我外甥矫恒成发动杨家村的群众慰劳我们，吃了顿大豆腐和热地瓜。随后，队伍回到毕家村，外地人继续住在毕家村和兰家庄，当地人又回家吃住。沙沟地主袭击我们并抢去药品之后，害怕报复，便托人求王云九出面调停，表示愿意赔偿1200块银元，向我们赔礼道歉。王云九来到兰家庄西山，与陈振麓等商量怎么办。为此，市委召开了扩大干部会，群情激愤，大家提出，要人不要钱，要他们交出凶手。沙沟地主不肯交出凶手，结果没有谈成。李代华等人狗急跳墙，出钱贿赂了即墨县常备队。几天后，韩炳臣的常备队开来3卡车人，用迫击炮把埠落小学轰坍了。我仍在埠落小学的人都跑上了蝎子山，没有伤亡。我们游击队的四名骨干王焕章、宋中堂、于良坤、肖维成被捕或受伤，这是一次不小的挫折。李西山和我为了营救王焕章和宋中堂，千方百计到处奔波求援。多亏一贯同情革命的李景召(李西山的哥哥)急人之所急，他找到青岛市的商务会长王政庭，王先给即墨打了电话，又给即墨县长写了信，使王焕章和朱中堂得救了。这时我正在灰牛石小学校找李修清，到峪去找亲戚，想法保释王焕章和宋中堂。正当着急的时候，喜出望外，李景召从青岛租乘小汽车给我们送来了王焕章和宋中堂获释的证明。三九严寒时节，王焕章和宋中堂坐卧在监狱里的洋灰地上，饥寒交迫，将近10天才得出狱，可以说是艰苦的锻炼。就在我和章茂桐去即墨城监狱迎接王焕章和宋中堂出狱的那天，反革命的即墨常备队把我们的司令部轰坍了。夕阳晚霞时分，我和章茂桐两人骑自行车返回，行至兰家庄附近兰公塔山陡坡处，冷不防遇上3卡车反革命常备队。前头的敌人把枪栓一推，大声嚎叫：“站住!”我在前面大声回答：“站不住!”自行车下陡坡比汽车还快，敌人的汽车上陡坡好比乌龟爬行，也难以回头。我们越过了敌人，弃车奔上高山，恰巧遇上卖馍馍的外甥矫恒成路过，遂叫他把自行车推回家。这是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又遇到的一次危险。三1938年1月，崂山人民抗日游击队奉命向诸城转移。当时的形势是：1937年12月中旬，日本侵略军由齐河、济阳分两路渡过黄河，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日军于12月27日侵占济南，并在12月25日占领周村后沿胶济路东犯。日本飞机不断在青岛上空炫耀武力，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逃往徐州，驻防于胶济路东段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也仓惶向徐州地区撤退。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青岛。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立即带领崂山抗日游击队转移到诸城县，先到高密柴沟镇去，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为此，市委在兰家庄西山王景秘(我三哥)家院内召开了干部大会(市委成员都参加了)，传达了上述决定。邹鲁风代表东北军工委特地从高密前来崂山，在市委召开的干部会上做了动员。会后立即分头行动。当时市委和游击队的不少同志(包括我在内)，不愿意远离青岛，认为在青岛地区收集枪支、发展队伍条件比较好，在青岛附近开展游击战比较有利。但市委全体成员和大多数游击队员都遵守组织纪律，服从组织决定，坚定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辞别亲友离开家乡，毅然决然走上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战场。上级还指示，不要带武器，要化装成老百姓，分批出发，避免途中遇到日寇时易遭损失。我们将所有的武器就地藏匿起来，连夜为一些同志赶制便衣，我弟兄们结婚时穿的衣服也拿出来用于化装。我们撤离崂山时是分3批出发的。第一批是先遣队，由王焕章、王儒林、张茂桐带领，由兰孝永、王翀等，约十几人。第二批由我和王守璞带领，有聂士秀、王武修、王功哲等，约40人。第三批殿后，由陈振麓、李西山带领，约十几人。第二批是主力，也可称为中路。这一路的行军经过是，日，即旧历腊月二十四那天，我们第二批出发的同志告别了亲人，在埠落小学集合起来，排列成整齐的队伍，高唱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满怀革命激情，昂首阔步前进。队伍穿过华阴集时，适逢赶集，路两旁的群众对我们流露出敬佩和惜别之情。队伍行至桃林，纪家成、于良坤等数十人拦着我们不让走，要我们就地抗日。我们只好说：“去去就回。”当天，队伍过了城阳宿营。第二天行至胶县铁路边，遇上日本侵略军，我们立即夹杂在老百姓中间，随着遍地跑反的人群，越过日寇的部队，在雪花飘飘中继续前进。走到离柴沟几十里的村庄时，看见到处是跑反的群众，得知柴沟镇已被日寇侵占了，我们就地宿营。夜间听群众反映说，胶县的汉奸大开城门迎接日寇，日寇进城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有的青年妇女跳车、投井自杀。日寇的暴行，成了我们抗日宣传的生动材料。我们又冒雪走了两天，才到达诸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书记伍志刚以及王焕章等先遣队的同志，热烈欢迎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第十三中学。我们第一次登上诸城县的城楼，联想起清朝时期诸城人刘墉的诗句：“飞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更加激发起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豪情。我们到诸城后，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独立自主地单独编队，没有和蔡晋康的队伍混编。不久，蔡部的反动分子制造事端，排挤驱赶我们。我们一百零八名同志被迫离开蔡部，转移到徐州，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联系。长江局安摊我们分别前往国民党五十七军万毅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其它地方，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崂山抗日游击队的大多数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出色的贡献，许多同志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有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日于北京（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8、关于1937年10月山大进步学生派往蔡晋康部的情况王再天我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参加过双十二事变。1937年秋，我在五十一军军部，驻高密，职务是胶东到潍县的运输司令，一般说是少校副官，属编外人员。因与五十一军参谋处长是老友，故还可以进行些活动。当时五十一军有中共党的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伍志刚就掩护在五十一军三十二旅进行工作。该旅副旅长为贾涛。工委下设有支部，发展军官及士兵入党。我们掌握了几个团，有的营、连长是共产党员。党的指示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发展地方武装，搞游击战争。我那时与高密当地人有些来往。高密蔡家庄复兴社分子、国民党员、地主蔡晋康，想组织队伍，向我们要人，要求五十一军帮助他。我们认为他既然抗日，就反映了这一关系。东北军工委同意派人去。成分有平津流亡的进步学生以及山东大学学生李欣、王艺、吴綪、王桂荣、胡家珍等，并决定派中校团副廉耀东到蔡部去搞军事，政治上则由邹鲁凤负责。一共派去几十个人，我把他们介绍给蔡晋康。搞起队伍后，我们进步了抗日宣传工作，组织宣传队，出小报、演活报剧，撒布了抗日种子，联系了群众，蔡晋康以后与秦启荣搞在一起，派去的人呆不下去，我们就撤出来了。1937年秋，我到青岛山东大学去过几次，该校有党的组织和民先组织，起初想把山大学生接出来，以后说还是不一起走为好，故未果。当时，我们只和中共山东省委、胶东特委能联系，为防止暴露秘密，上级党不允许与县以下的党组织发生联系，因此，我未向山大学生介绍我是共产党员，只说我也是民先队员。（张伯荧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10、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地下党的建设与发展情况方勋作者简介：方勋（1922—）原名李继伟，又名李和庭。山东省青岛市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任中共崇德中学支部书记。1941年6月调胶东区党委，先后在抗大分校、胶东党校学习。1943年任即东工委宣传部负责人。同年冬被秘密派回青岛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岛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青岛工人日报》社社长，山东省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等职。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青岛地下共产党组织也同全国各地一样，迅速掀起了热烈的抗日斗争高潮，坚决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华民族。1937年冬，青岛国民党市长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保安队等武装，不战而撤出青岛，逃到鲁南一带去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地下市委在崂山兰家庄、毕家村、埠落等几个村庄，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王景瑞是兰家庄村人，地下党员李修爽(李西山)是毕家村人，其父李崇汉在本村任小学校长，积极支持抗日活动。市委经过准备，很快在毕家村小学校公开举起了抗日大旗，组织与发动了一支抗日武装。我那时在青岛中学念书，七七事变后随家庭来到兰家庄居住，常到毕家村小学校去，我党游击队的同志经常在那里对我们讲抗日的道理，教抗战歌曲等。这支队伍建立后，深入到周围一些村庄，召开群众会议，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教群众唱抗战歌曲，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大约在1937年底、1938年初，国民党留在即墨城的民团大队长韩炳宸率杂牌队伍几百人，奔袭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毕家村一带交火，我抗日游击队奋力反击。游击队员肖维成(兰家庄的雇农)受重伤，被送往青岛医治，因日寇不久在青岛登陆，将肖从市内撤出，于途中牺牲，后来日寇到兰家庄“讨伐”，又将肖的父亲和一个弟弟活活烧死。在这次袭击事件之后不久，我党这支抗日武装就分批转移到鲁南地区，继续参加抗日斗争。我党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从青岛和郊区撤走后，党组织的力量只剩下王云九等分散的几个党员，1938年春，遵照胶东区党委的指示，转移到崂山地区北部，当时这个地区我党的力量比较小，为了组织与发动抗日武装，王云九先后把分散在地方的几个党员和一些进步群众聚集在一起，主要有：李芸生（后任青岛行署主任）、李继仁(后任中共青岛地下工委组织委员)、田世锐（后任八路军平度县副大队长）、田世兴(后任福州部队副司令)、高子明(后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等，以这些人为骨干，逐步发展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底，根据上级指示，王云九将这批力量带到胶东抗日根据地蓬莱、黄县一带，编入八路军第五支队所属六十五团，李兆岐任团长，王云九任政委，其他骨干力量也作了安排，大部分派往抗大军校学习培训，然后回部队继续工作，到1938年底，当时我党在青岛市和郊区的组织力量基本上全部撤走了。1939年秋，胶东区党委分析研究了青岛地区的情况，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必须加强青岛敌占区这个战略要地的革命工作。同时，回顾了抗战以来青岛地区革命的发展情况，明确指出，1939年冬撤退我党在青岛郊区的抗日武装欠妥，对于后来开展青岛和郊区的革命工作是不利的。因此，决定立即调配力量，打进青岛敌占区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并准备选择时机配备兵力再到青岛郊区开展武装斗争，为解放青岛进行准备工作。为此，胶东区党委确定，由统战部长林一山亲自约见长期在青岛工作过的王云九（当时任胶东税务局长），商量选派合适的骨干力量。王云九建议并经区党委决定，抽调党员干部李继仁（化名曲华，当时在八路军五支队后勤部兵工厂任厂长兼指导员），派回青岛领导开展地下工作。林一山亲自向曲华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并多次谈话，讲述开展青岛地下工作的方针、任务等，指出主要任务是首先建立党的组织，聚集革命力量，团结群众，准备配合大反攻，解放青岛城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坦又讲述了如何建立党的地下组织等工作，指出重点先抓大工厂企业和要害单位，在工人、学生及其他劳动群众中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统战部长崔涛、组织科长王台又同曲华具体研究了工作方法，交通联系以及秘密工作原则等，又阅读了大量有关的文件、资料，在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区党委又指示南海地委，要大力协助曲华回青岛开展地下工作。地委书记刘宿贤亲自同曲华谈了工作，并通知有关部门从物资和交通路线等各方面作了安排。地委又指示青岛外围的即墨、胶县县委书记吴善堂、袁超、李奎生等给予协助。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些县的党组织对支持青岛开展地下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9年11月，曲华由南海地委到达青岛郊区，了解了市内情况，考虑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为了工作开展的需要，准备先在青岛郊区建立几个基点，一方面作为青岛市内同根据地交通联系的中转站，一方面在市内工作关系万一发生暴露需要临时转移时，作为暂时隐蔽地点。于是，他选定李辛村和兰家庄，这两个村庄坐落在进出青岛的两条交通要道上，而且两个村的群众基础较好，接触过党的进步思想影响。兰家庄是青岛地下市委1937年的驻地，两个村都有党员在解放区工作，这对开展工作有利。曲华在李辛村发展了小学教员宋良玉为党员，由他负责逐步建立党的组织，又发展了李继俭为交通员，在他家建立了秘密联络点。然后又到兰家庄发展了兰义山、兰义藻、兰莲芬等为党员，又发展了兰成杰等几个赤色群众关系，并向他们交待了工作任务，使郊区两个基点村的工作初步打下基础。1939年冬和1940年初，曲华由我陪同和掩护从即墨城进入青岛市内，他遵照上级的指示，着手建立党的组织，重点是先在产业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通过关系选择了部分工人和学生，亲自进行教育。他对我反复讲述了抗战形势、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方针、政策，指明青年应走的道路，我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革命道路，又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于1940年3月份，曲华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向我进一步讲述了党的性质、任务和纪律等，交待了发展党的任务。我在崇德中学的同学中物色了一些对象进行教育，并向曲华作了汇报，先后发展了尹华、莫易、张辽为党员，我们这4个十几岁的青年学生是抗战以来胶东区党委派曲华到青岛重建党的组织所发展的第一批党员。5月底6月初，根据领导的决定，建立了党支部，由3人组成，我为书记，尹华为组织委员、张辽为宣传委员，这也是抗战时期重建党的组织在青岛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青岛市地下党没有市级领导组织，因此，我们支部不仅做青年学生工作，同时也做工人工作，农民工作。1940年党支部建立时面临着严酷的斗争形势。由于国民党片面抗战正面战场大溃败的局面，日寇疯狂地占领了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华北、华中以及东南沿海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寇把青岛作为“大东亚圣战”基地，正在加紧统治、掠夺，以“确保圣战”的进行。在华北敌后战场，日寇正在实施“治安强化”运动，阴谋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恶毒的措施，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进步力量。日寇在青岛市加紧政治思想统治，汉奸汪精卫投敌建立伪政府，大力散布“抗战失败论”，进行奴化教育，腐蚀瓦解青年的爱国思想。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虽然从青岛不战而退，但国民党在青岛统治十几年，有较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尤其是所谓“正统”观念在群众中还是较深的。当时崇德中学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却是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学校，校长等重要负责人部是国民党员，是国民党前市长沈鸿烈和国民党前市党部主任李先良的亲信。抗战开始时，他们隐蔽在学校中活动，后被日寇逮捕，继任校长仍继续活动，他们曾介绍学生到大后方去。在教师中他们散布国民党抗战的“正统”思想；也有部分教徒老师公开散布“好好念书，当高等亡国奴”、“学生的责任就是读书”、“国家的事由政府管”等论调。当时学生中我党的影响还比较小。面对这种形势，我们这些革命的新兵都是不满20岁的青年党员，虽然理论水平不高，社会知识不足，又缺乏革命工作经验，但是，我们的革命热情高昂，意志坚定，在党的指引下，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毫无畏惧，勇敢战斗，积极工作。我们党支部的党员团结一致，在学生中开展了宣传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战取得的胜利；反对日寇的侵略，响亮的提出“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青年应走抗战革命的道路”等革命口号，启发群众的觉悟。同时针对“正统”观念，用国民党不战而退、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的事实，揭露国民投降、逃跑和消极抗战的行为，以扩大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望。在开展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个党员都积极物色进步学生，进行个别谈话教育，启发觉悟，引导走革命的道路。在支部的统一安排下，经过积极工作，党的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在高中和初中各班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党在学校中打下了组织基础。为了不断提高党员的觉悟和理论水平，除了谈话教育外，在当时缺乏学习文件和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设法从各方面搜集一些进步书刊，组织传阅。听说学校图书馆存有战前一些较进步书刊，就设法弄到手，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一批国内外进步小说等，通过学习阅读，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增长了斗争知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