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张向持：我为什么用十年写大饥荒
来源：搜狐文化
【导语】1958年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发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等一系列错误（俗称“五风”），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全国展开的反“右倾”斗争更加剧了这种种错误，由此导致全国农村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年间因饥荒导致的农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就地区一级的范围而言，河南信阳是全国最严重的，史称“信阳事件”。搜狐文化专访解放军报社主任编辑张向持，他新出版的《圣殿，信阳大饥荒沉思录》一书，究竟是粉饰历史，还是十年一谏？
　　把死人的原因百川归海到共产党是不公正的
　　搜狐文化：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您说之前众多民间版本的文章堆积负能量，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张向持：过去关于对这方面的认识其实很早就有了，最早反映现实的一篇文章其实是98年，河南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一篇回忆文章，他是做一次比较系统的比较概括的回顾。实际在这之前，网络媒体上已经有不少关于信阳事件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另外即便在没有出现网络的时候，大家在民间的相互传说中也都在议论这个事件。我当年当兵就在河南信阳，和老百姓在接触和闲谈中总会遇到这种话题，大家讲的占比重最大的就是一种灰色的东西：一家死了多少人，怎么吃观音土怎么啃树皮，最后树皮没了草根没了，饿死了多少人，最后人饿得连抬死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等等。后来网上很多跟帖随机也发了不少文，占绝大比重的是以抹黑为主，共产党的干部如何残忍，多么不负责任。有些文章说的是实话，比如说浮夸、大跃进期间放高产卫星、一些假大空的作风，这些确实存在。但是最后把死人的原因像百川归海一样，归结到一点，共产党没有人性，这个肯定是不公正的。不过我在没有彻底了解信阳事件之前，疑问也很多，我就想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会把老百姓饿死。
　　搜狐文化：您当时完全不相信这是单方面的错误？
　　张向持：我相信是党的错，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错了，当时是抱着一种疑问去涉及这件事情，但是在采访过程中慢慢把理清楚了，才知道这是一场政策灾难。它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不是共产党本身作风和执政宗旨发生问题带来的，它就是一种极端冒进、不讲科学导致的大的政策出现问题。
　　搜狐文化：《圣殿》里写的典型人物，第一书记路宪文，开始自己掏钱为穷人买被子，后来变成只听领导的话，但他也没有贪污腐败，只是觉得共产党代表人民，所以听上级的没错，一个有信仰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背叛自己？
　　张向持：这个东西是无意识的，那一代人很明显一个特点，就是共产党干部对共产党的绝对忠诚。这种忠诚是无私的，不是因为自己当官才忠诚，那一代人不是那样的，你研究战争年代的历史，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会知道那是大浪淘沙留下的一批人，他们的各种观念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受大家拥戴。所以绝对服从、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一般对上面很少持怀疑态度。上面发了指示，今年收购任务是多少，就要坚决完成，甚至是不假思考地完成。信阳事件也是这样形成的，开始上面讲要搞跃进，下面跟着抓落实。搞反瞒产，下面接着狠抓反瞒产，就是在这种执行错误路线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有问题了，不对啊，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没吃的，甚至平民面临死亡威胁了，于是很多人开始回头，感觉自己的行为和执政宗旨产生背离了，这时候产生了像张树藩直接对抗，路宪文采取一种默认的形式，因为他是一把手。路宪文从开始一直到最后，我相信他是无私的，不过最后过分坚决执行了错误路线，形成了危害，这一点确实有责任。
　　搜狐文化：革命的过程中组织纪律会带来很大的力量，但在信阳事件中这样的服从却带来了悲剧的结果，并且这与马克思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如何平衡？
　　张向持：这个东西和个人对忠诚的理解有关系。那一代人首先大家都忠诚，但对忠诚度的把握，对忠诚最根本性的理解，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我就是听话，这个叫忠诚。实际上副省长王国华搞会议政变，那叫什么行为？正常理解是对党不忠诚，但他恰恰是忠诚的另外一种表现，为纠正党的错误，为了党更快更好地改进自己。这个叫不叫忠诚？当然叫忠诚。张树藩认为我是为老百姓谋利的，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做事不能脱离党的宗旨，脱离党的宗旨那就会使党犯错误，于是纠正这个东西，这也是一种忠诚。所以说忠诚涉及到一个境界问题，如果对忠诚的理解更深一点，境界更高点，犯这个错误就更少一点。
　　沾了军队记者身份的光使得采访不被限制
　　搜狐文化：书里有首民谣给我印象很深：“为啥笨牛天上飞？因为领导地上吹；笨牛不要怕摔下，地上有的是棉花。”您是怎么知道这则资料的，讲讲田野调查的经过吧。
　　张向持：河南大跃进期间这种话很多，我仅仅选了一首，民间直到现在从50年代过来的人对这个东西都比较熟悉。这个民谣实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绪，来自民间的社会情绪，共产党队伍中领导干部吹牛吹的太大了。我这个采访是以民间为主，当时官方不理解，不配合，我只能到老百姓家里去，再慢慢地扩大采访范围。
　　搜狐文化：看后记里面写的，当时的过程挺艰苦。
　　张向持： 04年开始采访，那时候交通条件也还比较差，手机已经有了，但是信号不像现在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一进山就没信号了。坐长途汽车、小四轮拖拉机、小毛驴车之类的很正常。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吃苦没问题，就是怕完不成任务。好在采访没受限，为什么？我是军队记者，要是地方记者早就把你赶走了，不让你采访，因为沾了这个光，第一虽然不提供方便，但是绝不限制行动。
　　搜狐文化：您是军报主编，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一方面又是党的宣传工作者，您觉得这两种身份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向持：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实际是一家，中国的国情不能按照新闻规律去要求，新闻规律就是真实客观地反映，但党报号称喉舌，喉舌是带有主观意向的，尤其我们部队的军事记者。再有新闻报道可能是客观的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学新闻专业的，也在不断探讨这个事，新闻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客观性到底能不能做到。但实际上凡是靠人来做的东西都有主观性，西方记者为政治服务、为商业服务更明显。我觉得新闻的意义在于，你主观是否向正义和公正靠拢。如果你是为了公平公正，为了真理，主观上你要和那些权势对抗，我赞成这种观点。如果为他们掩盖什么，掩盖邪恶，主观为他们服务，那肯定是最丑陋的东西。
　　搜狐文化：作为宣传工作者，建设性的批评和别有用心的抹黑在实际操作中怎么区分？
　　张向持：建设性的批评它是无私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不带个人色彩，它是为批评对象的利益负责。比如你做错什么事情了，我说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这样对你有什么影响，什么危害，这是一种很善意的批评。有意抹黑就不一样了，你本来做错了一件事，我给你扩大成两件事，本来你是往前错走了一步，我说你走了十步，故意夸大其词。什么叫故意抹黑？本来没那么多黑，使劲往上涂颜色，那不就故意吗？我觉得这个不单是不公正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的品质问题，也属于境界问题，区别还是很明显。
　　搜狐文化：现在很多人他可能知道是善意的批评，也要说成是故意的抹黑，不想面对自己的缺陷。
　　张向持：你说的意思我理解，现在很多政府机构对待批评是一刀切。批评不从善意的地方理解，只考虑会让大家产生不良看法，他并不是从改进错误的角度出发接受批评，只是为了避免形象受损。这种行为首先思考问题深度不够，如果深度够的话，他就会想到对自身有什么益处，这件事肯定是影响形象，因为错了，那么如果你掩盖下去你的形象只能会更坏。你如果改正了呢？改掉了形象不就找回来了，道理很简单，但他就是想不到。有时候也未必完全想不到，就是不愿接受，既是工作作风问题，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一个境界的问题。
　　儒家文化不可能培养出海瑞那种官
　　搜狐文化：看您的书里挺佩服许世友将军的。
　　张向持：许世友将军这个人他一生是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你看他为什么后期毛泽东那么信任他，在战争年代他可是挥拳打过毛泽东的人。因为许世友干什么事他是做在明处，包括三年自然灾害，他其实给中央提了很多意见，有些直接提给毛泽东的。说透了，他这种感情就是为老百姓打天下，为老百姓谋利益，战争年代为老百姓打天下，和平年代为老百姓谋利益，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为人民服务。这最基本的两点他能把住，所以看到有什么问题，包括其它一些错误行为，许世友是敢放炮的，这种放炮都不是为了个人，他都是为了整体利益。
　　搜狐文化：在信阳事件里，毛泽东应该负多大的责任？
　　张向持：大跃进是毛泽东发起的，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对大跃进，后人有后人的理解，他们那一茬人有他们那一茬人的理解。大跃进是以跃进的形式发展经济，毛泽东说不要小脚女人一步一挪，跨越发展，追求一种速度。当时国家很穷，国际环境不好，世界封锁中国，毛泽东一心一意想把这个国家变得富强起来，所以产生了大跃进，抓经济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非科学的东西，那不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强调速度，并不是让你胡来胡干。中国的情况到现在都是这样，上面一句话下面变成两句话，上面说一步下面变成三步五步。后来大跃进的狂热现象，毛泽东在不断纠正，但纠正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在于全国全党全民都发热了，当时船大难调头，左右不了这个形势，一个人说一句话，不可能每个人都听到。另外当时毛泽东处于二线，他的任务是负责国际共运，当时四面围剿中国，毛泽东要研究怎样冲破封锁，让中国找到一个和国际大家庭融合的途径，国内的一切工作放给另外一些人去干了。
　　搜狐文化：书里面写许世友当将军以后他的母亲还是在河南种地，现在却有很多富二代、官二代。
　　张向持：我这书名叫《圣殿》，其实在呼唤一种美好的东西，共产党过去优良的传统作风。我始终认为共产党前期那些良好的作风和传统是赢得人心的，老百姓之所以拥戴党就是因为这个。但是现在由于经济利益，共产党把很多传统丢掉了，把钱袋子捡起来了。我通过反思信阳事件呼唤这个。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多严重，50年代脱离群众要是像今天一样，那场灾难能过得去吗？不可能老百姓坐在粮仓门口不抢粮，不可能饿死不骂共产党，就是因为老一代共产党人好的传统作风，才没有失去老百姓的拥戴，没有失去信任，这是一种感召力。
　　搜狐文化：有人认为应当用儒家道德来规范官员的人格，让他们做海瑞那样为民请命的好官，您同意吗？
　　张向持：儒家文化不可能培养出海瑞那种官。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绝对的忠诚。过去的说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听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核心宣传这个，儒家思想是一种统治文化，怎么可能产生海瑞那样的官？
　　搜狐文化：但海瑞是儒家的读书人。
　　张向持：读儒家的书不一定是儒家人，很简单，他接受儒家教育，但他自己产生了一些思想，他不是完全彻底的儒家。海瑞是有反叛精神的，反叛和忠君这是不是两个概念？如果你要理解为读儒家的书就一定形成儒家思想，那就不可能有海瑞了。
　　搜狐文化：所以您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有反叛精神的？
　　张向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之一，革命两个字，革命肯定是一种反叛，至于这种反叛的对象是什么，范围有多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前些年大家对马克思主义非常冷漠，包括我们上大学期间马克思主义基本课很多取消了。凡事不能武断，我相信从资本主义核心地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有它的基础，肯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反复认识得出的一个结论。其实人是讲信仰的，你信神信鬼可以，我信一种主义有什么不行呢？前些年恰恰就是觉得谁信马克思主义，这个人就是很愚蠢的，很让人不可理解，现在也是。可是你凭什么嘲笑别人的信仰？好像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就错误了。读《资本论》你肯定能感受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多么深刻，至于很多设想后面能不能实现，那是靠后人的实践才能得出来的。凡事总有时间过程，我们现在干任何事情都一样，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不一定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句话都是真理，但是只要大的思路没问题，过程需要周折，这不奇怪。
　　河南现象就是中国现象
　　搜狐文化：前两天有一个新闻，是河南信阳今年粮食大丰收，但因为粮食质量有问题两个月都卖不出去。像河南这样产粮大省现在还是很贫穷的，中国农民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苦。
　　张向持：我们为什么反腐败，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30多年，红利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太少，大量被权贵利益集团分了，所以利益产生了腐败，腐败同时在催生利益。这样只有一个结果，让老百姓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财富就这么多，大量被他们给瓜分掉了，老百姓还有吗？产生的腐败已经让老百姓到了几乎是忍无可忍的程度了，今天反腐败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搜狐文化：最近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也很多，学者们提出乡村社会在解体，又开始有人觉得集体化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张向持：集体化绝对是一个好路子，研究历史一定要两只眼睛看，不能带感情色彩，一只眼睛总是看不透的。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说透了是集中大家的力量办大事，手握起来是拳头，松开没有力量。但是凡事怕走极端，人民公社当时这个路子肯定是对的，最后产生了一个极端的行为，所有的东西都充公，锅碗瓢盆收掉了吃大食堂，这个肯定不行。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不断的摇摆中前进，中国社会也是这样。人民公社你说彻底错了，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第一，人民公社时代土地是公有的，你说错了，错了之后就分田到户。那为什么现在又搞联合收割机，还要把土地重新搜集起来？那是因为规模生产的需要，人民公社讲的就是规模生产和规模效益，现在回过头，还是这种形势。第二，人民公社集中力量，修成了红旗渠，修成了多少水库，到现在我们每一个城市饮水供应几乎都是靠50年代修的水库，假如没有那时候修的水库，我们今天吃水是困难的。红旗渠3/5费用怎么来的？林县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捐献出来的，卖鸡蛋、卖家具、锅碗瓢盆都卖，只要水引过来。你想那种力量，什么叫撼天动地，现在的人哪个领导有那么高的号召力，不可能。
　　搜狐文化：以后还打算再写书吗？
　　张向持：书肯定要写。要写的东西很多，但是不管写什么，还是扬善，即便是批评的形式出现，目的还是要扬善，要呼唤美好的东西。咱们这个社会不能把美好的东西丢掉了，太可惜。
　　搜狐文化：还会以河南为题材？
　　张向持：那倒不一定。不过河南是一个富矿，研究历史离不开河南，每一段历史都离不开河南。河南是民族发源地，民族文化发源地，两个发源地决定了河南在中国的地位。它折射出的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都是中国现象，任何一个时代都这样，毫无问题。河南现象就是中国现象。
　　冯颖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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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制度。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成本都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穿暖，农民生产的粮食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多少品种，由县以上机关决定。统购统销消灭了市场，如果有市场的话，也不至于出现粮食短缺。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除了秋收入后那几天以外，都没有真正吃饱过。当时的制度是不让农民吃饱的。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说：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totalitariansystem（极权制度）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
当时是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喊同样的口号，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有很大的相似性，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完全消失。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各种信仰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共产主义乌托邦就不说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相信共产主义的国家都发生过大饥荒：苏联发生过两次大饥荒。蒙古，柬埔寨，越南，朝鲜，都发生过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国家控制了一切资源，全社会变成了一架听命于中央的大机器。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企业不能够通过改善经营得到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扼杀，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热情和施加压力。
既然全社会成了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的大机器，就不能有“噪音”和“杂音”，全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就是最高当局的声音。舆论必然一律，言论就没有自由，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既然每个人的劳动、生活、消费都受最高当局和他的委派者的支配，那么从上到下，就是一层奴役一层。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两面人：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国民性。
饿死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引起动乱呢？前不久，我和家门口的西城绿化队的一位农民工聊天。他是河南信阳上蔡县人，我到这个县调查过大饥荒的情况。这位农民工60多岁，说当年家里饿死2个人。我问你的后代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给孙子讲，19岁的孙子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孙子说：“不给饭吃为什么不跟他们干？”他说的“干”就是反抗，就是造反。孩子哪里知道，当年那么严密的控制，哪能造反？
当时出现了小规模的暴乱，哄抢粮食，刑事案件增加。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社会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在高度集权的严酷制度下，不可能出现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出现毛泽东的井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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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62年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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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官方的出版物还没有正面地告诉中国人。2008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墓碑》，副标题是&中国1958年-1962年大饥荒研究纪实&。到现在有10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改动。但是这个书不让进大陆，海关查到就没收。
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600万
人口统计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总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据是户口登记。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从1982年人口图，可以看出，21-23岁年龄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万人。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
二、《中国人口》的数据：2000万
80年代，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每个省一本分册，总共32分册。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是2000多万。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19.92万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万，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按照各省统计的数据计算，非正常死亡是2098万，少出生3220万，人口总损失5318万。
三、外国学者的计算结果：最高2850万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人口总损失6048.75万人。
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四、中国学者的计算结果
原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
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最低为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3245.8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向贝克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的研究结果：3546.6万人。
六、杨继绳的估算：3600万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相当于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相当于1976年７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1000多万，发生在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万，这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是在半年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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