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邪不压正》比原著《侠隐》差了什么？
姜文的新作《邪不压正》上映后，口碑依旧呈现明显的两极，这或许是所有自带独特个人风格的导演必然遭遇的结果。厌恶者说它逻辑混乱、恶趣横生，喜爱者说它梦幻狂欢、深意存焉。然而抛开艺术风格不谈，这部电影的故事框架是改编自张艾嘉的叔公张北海的小说《侠隐》。
《侠隐》的大陆版早在2001年就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引进。随后世纪文景公司又在2007年重版，今年伴随《邪不压正》的上映，世纪文景更是趁热打铁，推出了最新版本。通常改编自小说的电影都免不了要被拿来与原著比较一番，那么此次姜文对《侠隐》的改编是否成功呢？
《侠隐》中，张北海塑造的主角是李天然，推动故事发展的线索也是李天然的复仇计划。《邪不压正》的英文片名虽然叫Hidden Man，但其实那个“隐藏”的主角并非李天然，而是蓝老爷。这从电影的海报上也能看出，彭于晏（饰李天然）和廖凡（饰朱潜龙）左右两侧摆招对峙，姜文（饰蓝青峰）才是矗立在正中心的那个人。
关于李天然的复仇动机，电影和小说中的叙述基本保持一致。
李天然自小是个被师父养大的孤儿，后来不肖师兄朱潜龙勾结日本人将师父全家杀害，唯独李天然逃过一劫，被美国医生救起。所以他长大后念念不忘的“心病”就是替师父报仇，手刃朱潜龙和日本人。
从叙事结构上看，张北海在小说的开始部分设置了一些悬念，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直接把李天然的身世（复仇动机）交待出来，而是随着李天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后的情节推进一点点告诉读者。另一方面，李天然和仇人朱潜龙的见面时间也没有在电影中那么迅速，朱潜龙在小说中直到最后才徐徐登场。
因此，揭开复仇原因和寻找复仇对象便构成了这部小说故事展开的核心动力，同样也是最为精彩的内容。
姜文在电影中呈现的李天然完全不是一个拥有强烈复仇意志的“侠”，而是一个处处需要爸爸和女人指示的听话的“胆小鬼”。真正站在暗处操纵大局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导演自己饰演的蓝老爷，那个吃醋都要“讲究”的主儿。
《邪不压正》里的蓝青峰下了一盘大棋。他本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为推翻大清，两个儿子分别死在广东和上海。他和美国医生一同抚养李天然长大，为的就是培养一颗棋子。蓝青峰最终的目的是抗日伟业，他利用李天然对朱潜龙的仇恨，胁迫朱潜龙帮他除掉日本人，交换条件就是李天然。如此一旦事成，牺牲了李天然，却换来朱潜龙与蓝青峰的抗日联盟。
显然，蓝青峰苦心经营的这个圈套才是电影的核心情节，相比之下，李天然的复仇不过是为此局铺设的些许背景。
小说中的蓝青峰的出场次数其实不多，最早是在第三章“蓝公馆”。由于美国大夫是蓝家的家庭医生，他把李天然引荐给蓝青峰办的《燕京画报》担任英文编辑，所以小说中李天然回北京后的工作不是当医生，而是一名报社编辑。随后，蓝青峰只是充当了几次帮助李天然探察情报的角色。
与《侠隐》相比，电影削减了原著里的多位人物，比如《燕京画报》报社金主编和职员小苏、美国记者罗便丞等，当然最可惜的是删去了李天然复仇过程中最重要的帮手、他的师叔德玖。
德玖与李天然在北京的黑夜重逢是张北海构思巧妙的一章。
原来李天然的师父在他十二岁那年的一次师门聚会上，曾经交代过一件事情：“万一发生巨变，师徒分散，失去音讯，则切记，圆明园西洋楼废墟，每逢夏历初一午夜，是本师门幸存者约会时地。”到时不论是谁在西洋楼废墟先击掌，另一人数到十，回击两掌，再数到十，首先击掌的人再回击一次，这就是自己人相会的暗号。
此前知道姜文要拍《侠隐》，心中便暗自期待他会怎样呈现那场夜戏。在小说里，张北海用文字充分调动起读者的所有感官，并制造出冲突来临前的紧张时刻，因为毕竟师兄朱潜龙同样知道这个约定，李天然也无法确定前来赴约的人是师叔还是师兄。可惜的是，电影里干脆放弃了师叔德玖这个角色，当然更没提李天然继承“掌门人”的事情。
刚回国的时候，张北海安排李天然如此向美国医生解释“侠”的伦理：“这种暗杀和仇杀，在中国武林是常有的事，而且当事人绝不会求助官方。自己的圈子，自己人料理。江湖有江湖的正义和规矩，王法不王法，民国不民国，都无关紧要。”
后来当有人劝李天然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时，他又说：“我难道不明白时代变了？又怎么样？我师父一家是怎么死的？法律又怎么样？全都是给大火烧死的！法律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案子就了了，四口人尸骨无存！所以，你说什么？时代变了？可不是，现在，管你什么罪，什么恶，全都归法律管了。可是法律又管得了多少？从我们太行派几乎灭门到你我的洛杉矶时间，我问你，法律在哪儿？以前的王法再不是东西，还容得下我们，还尊称我们是侠义道，可是现在，法律取代了争议，第一个给淘汰的就是我们，干我们这一行的，如今连口饭都没得混了。今天，会两下子的，只能成为法外之徒，只能去干坏事，只能投靠黑道……”
由此可见，张北海的《侠隐》暗含两大主题：一是个体复仇与民族抗日，二是传统江湖规矩与现代法律社会，这两大主题之间和内部的张力构成了小说的深层意义所在。反观电影，不能说完全没有表达这两个主题，但相较于文字，这些内涵都被消解在了姜文式的戏谑剧本之中。
在最新版的《侠隐》封面上，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陆智昌选用了一幅不知名的民国照片。照片中的人物身着一袭白色长袍，手持一把折扇，端坐于园林的背景之中，仿佛呼应着电影结束时李天然的白衣形象。另外书腰上除了名人推荐外，还有一行字：“在一九三七年的北京城里，真的曾经存在过那样一座城市。”
必须承认，无论张北海还是姜文，都在自己的作品里倾注了对于1930年代北京城的想象和塑造。
张北海生于1936年的北京，正是《侠隐》故事发生的那年。1949年张北海一家迁居台湾，他随后赴美留学就业，定居纽约至今，因此他在北京的生活经验也是非常有限的。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教授在《侠隐》的序言中对张北海笔下的北京这样评价：
“1936到1937年的北平，洋人可以坐在四合院的天棚底下喝威士忌；好莱坞的Anna May Wong可以向名媛唐凤仪买到便宜珍珠项链；真光戏院的首轮西片上演着；旧派宅子里的堂会一样锣鼓喧天。中西新旧的事物都能在北京找到适当的位置。而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融入四时更替的生活礼仪中，从中秋到冬至，从春节到元宵，再到清明，到端午……再到卢沟桥的那一声枪响。”
事实上，张北海为了在文字中还原老北京的市井风物，确实参考了大量资料，从地图到画报、掌故方志等等。于是读者才得以在小说中跟随李天然的脚步，穿梭于各个牌楼、胡同、四合院，在大街上品尝地道的美食小吃，领略30年代老北京的一鳞半爪。
1930年代末的北京东四牌楼路口
此前，媒体人许知远在采访姜文时，姜文说他小时候住在内务部街11号，所以他把李天然回北京后住的地方也安排在那里。那个宅子是以前的六公主府，曹雪芹写《红楼梦》也在那里。
谈到1936年的北京，姜文说那就是“间谍之城”，《邪不压正》就像是“李小龙进了卡萨布兰卡”这样的故事。他甚至还根据资料算过账，比如那时候北京东城区每平方公里有多少人，相应的电影街景应该怎样表现，不可谓没有下一番功夫。
不过真正坐在电影院中观看时，数字屏幕上那些过于明亮素净的漫天雪景，反倒会使人产生虚拟造设之感，相比之下，相信还是有不少观众会偏爱小说中那个温暖而带有人情味儿的北京城。
总之，这次与其说是姜文把张北海的小说变成了电影，还不如说是他借用《侠隐》的故事外壳再次完成了对自己风格的强化。小说与电影确实没有太多对应，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差距特别明显。
2015年，《三联生活周刊》曾对张北海有过一次采访，记者问他为什么不碰电影，张北海答道：“我认识很多搞电影的朋友，我的侄女也是，所以我知道电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要靠巨大的投资才能变成一个艺术形式。它不像我写东西，就算在我的书架上摆上50年，等我死后有人发现了还是可以发表。可电影不是，只有在银幕上放映了它才存在，否则不存在，光是一个剧本，不算是完整的创作类别。拍电影，这里面就要涉及演员、摄影等等，是很麻烦的事，再加上现在每个人的自尊心都很大强，非常难搞。”
如今姜文把这个“麻烦的事”完成了，张北海他老人家作何感想，不知是否有机会被我们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