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玩一年目前三线一面计算例题初 算有天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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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什么天赋,所以我用这3种态度做事
文/梦焕菇凉摩羯座是一个有很强执行力的星座,并且事不达成,绝不善罢甘休,有时还一度追求完美。很不幸,我就是这个星座,做事情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时能把自己逼死;幸运的是,还好我是摩羯座,能坚持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一度弥补了我本没什么天赋的缺陷。
1.做事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极致我跟很多人一样,在进大学校门时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学生,但不同的是我对做事的态度。我没什么大的目标,就只想把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做好,哪怕是在大学被很多人都不屑的学习和考试,仅此而已。“只要不挂科,完成了作业和任务就行”,“别那么认真,别太当回事”,这是我在大学里听的很多人的言辞。但我始终在想,我同样浪费了时间,花费了精力,我为什么就不能让事情的结果更好呢?做事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极致,做到你已经拼尽全力。所以,无论我在做作业还是考试都会以“做到极致,才不算辜负我的时间”为目标。大三时,我们的课程压力很大,很多作业都是拍片子的。这些作业不仅要做好前期的选题和方案策划,还需要带着相机去采访录制视频,之后写解说词剪辑片子。整个作业虽流程分明,但却很难。同班很多人似乎并不在意,在他们的眼里,这只不过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作业而已,拍段视频剪一剪交了就得了,至于成绩,无所谓。而我觉得,既然需要把这些流程都走一边,该拍的还要拍,该录音的还得录,该剪的片子也省不了,同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那么,我为什么不把它做好,为什么让浪费了的时间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呢?当时的深度报道作业是最难的。不仅因为涉及实景的采访和拍摄,并且老师要求不得选取与前几届学生相同的选题,这就意味着你能想到的简单的选题直接会被pass掉。筹备了一周后,我选择了争议很大的“大学生村官”的选题,查看了中国青年报等诸多报道整理出10页的策划案。从出镜、拍摄,引导采访对象说出问题的根源,我做了十足的准备。然后,找到熟人,带着小组同学拿着机子从太原去孝义采访。(对于“大学生村官”做深度报道,几乎是没有人愿意说出真相的,片子就无法呈现“矛盾”和“高潮”。)但结果是,不尽人意。为了补镜头,深入主题,小组同学又去了长治拍摄。期间,我们找过很多大学生村官和村民,但都被他们以“不愿意面对摄像机”拒绝了。其实,我当时也很迷茫,不知道该如何推进片子的进程,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选题是不是选错了,是不是就根本无法进行?结果好在,我没有放弃,没有知难而退,没有只是把它当做作业就那么随意完成,应付差事就好。我一遍遍的盯着柴静的《新闻调查》去看,不停的搜集关于大学生村官的报道和研究,把解说词一遍遍的修改,找同学配音,找技术做片头。当我把这些要做的工作拼尽全力做到极致之后,我发现我不仅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并且对自己更是巨大的突破,我从一个小白变成掌握了选题到剪片的所有能力的小咖。2.事不在小,走心去做就好在大学的时候,我参加了很多学生团体,最终在大二时选择留在广播站。那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有下笔成文的编辑,有口才极好的播音,还有默默无闻的技术大拿。而我,在那个四五十人的队伍是那么的不起眼。但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最终我被留下来做编辑部的部长,而跟我竞争的是我至今都佩服的一位才女。我始终觉得,那是一场偏了轨的投票,是一场阴差阳错的幸运,因为,我本没有什么出众的能力。我没有读过太多的李煜、李清照,也没因为文字获得过什么大奖,我所谓的文笔也不过是新闻稿的那种简单易懂。一年后,再次换届聚餐时,比我高一级的“师父”说:“这一年辛苦了,我们没有看错你。就是因为你在几百号人面前的军训演讲让我认定你一定可以”。在成为部长之前的那一年我没做过什么大事,只是在军训演讲之前每天都不睡午觉的去练习,就为了把气场练出来;只是把我带的5个“徒弟”的每一次“作业”改完后再写上一句鼓励的话;只是在运动会时顶着大太阳拿着录音笔满操场的跑着去采访然后不吃饭的剪音频;只是约了几个协会的负责人拿着准备了好久的提纲做了专题采访。那一年,我过的真的很平凡,平凡到即使只有四五十人的团队依旧有人不认识我。那一年,我过的很用心,用心到大晚上熬夜看徒弟交的“作业”,末了还写上一句温暖鼓励的话。我始终认为,有些事既然决定要做,就必须竭尽全力,以王者的姿态完成它;有些事既然不打算做,那就别浪费一分钟。有些事,决定要做,就别管事大事小,走心去做就好。3.没有优秀,用坚持替补从去年毕业后,我一直在想,像我这种没家庭背景,没读211、985高校的本科生,在毕业后到底该怎么生活呢?真的注定了这辈子都只能像一只燕雀一样低空飞舞?像蝼蚁一般只能望着高楼林立间的狭窄吗?后来,我找到了一条出路,卖文为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努力很重要,但方向是努力的前提,不要只是埋头苦干,必须找准方向)我除了每日要上班以外,就是码字写文章,但就是这样还被人嘲笑“你根本申请不下来那个账号”。我心里不爽,脾气倔,就拼命的去做,不断的逼自己去看书,去看样文,然后再去码字。在持续了三个月后,我依旧还是被账号拒绝,我以为我真的要成为她眼中的那个无能的自己,挣扎许久也摆脱不了“不该是你的”的命运。当时或许是火候不足,在我坚持了第四个月后,我成功的注册申请到了账号,并开始盈利。(在此不说账号,以免有打广告的嫌疑)当我平静下来再回过头去看,她当初说的真对,我一点也不优秀,还总是妄想那些明明离我很远好像根本不属于我的东西。但她并没有看到,我就是因为不优秀,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天赋,才会加倍的去努力,才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决定要做的事情做的极致,最终换来了那些“不可能”。而她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分钟热度后,终究再也没有追上我的步伐。我天生没什么天赋,甚至没有任何一项是能比得过别人拿得出手的。我也曾想过吊儿郎当的应付差事,但当我用心的把事情做到极致时,我发现那些我之所以想应付差事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困难,那些我害怕担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后记: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跟我一样没有什么天赋,没有什么才能的普通人很多很多。有时候我们甚至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擅长”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什么没用的人,也不是什么不可能一事无成的人。你只要把当下手头的事情做好,做到拼尽了全力,就静等结果吧。虽说,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换来你想要的成功,但你的努力定不会辜负你。
一个平凡不平庸的暖心姑娘,想游历一百个地方,倾听一千个故事。写走心的文字,愿与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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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梦焕菇凉
1.容易影响心情。因为西藏行,有点精神恍惚,而且真的有点追求完美,不做完就不想放下,即使明天有很多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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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NSOperation是对``GCD的封装,完全面向对象,使用起来更好理解。NSOperation对应GCD中的任务(操作),有同步任务和异步任务之分。NSOperationQueue对应GCD中的队列,有串行队列和并行队列`之分。 任务 NSOperation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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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爱上游戏
趁五十级前四个职业都试了下,说真的巫女给我的体验真的很失望,倒是四姨很惊喜。目前感觉是奶妈>四姨>团长>巫女。预约四姨和巫女,真觉得巫女技能设计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四姨玩起来却觉得很舒服(不是因为觉醒后的各种台词)。玩家吐槽骑士奶妈不厉害的,就是跟风玩得多所以排第一,勇气祝福的技能攻击力是给自己加的,不能给队友加,这样看来奶妈目前有用的buff就只有两个了巫女必须高强武器才能混的好,前天还看到个1觉14亿的神龙姐姐呢。女巫体验贼差,感觉我在玩蓝色加特林,25级转成团长了团长和四姨哪个好?现在四姨玩到46 在考虑要不要转成团长 据说四姨下水道 团长厉害的一批个人感觉巫女并不弱说巫女弱的我怀疑你刷图用的一级满的技能?你这样子玩谁不是下水道?我专职用了这个技能直接扔自己把他当做输出技能我看你是石乐志,反正我就一身假紫租的武器一路秒。我建议没玩过的不要跟风丢人 ,还有就是你不打算好好玩你不如玩巫女,人家buff技能队友共享我现在巫女50级队友加20技能攻击力技能还没点满不准备大力投资fff团长和四姨真的只是送头**当然毕业票刷完不玩的可以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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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页浏览已超过3分钟,点击关闭或灰色背景,即可回到网页一个天才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却扫了十几年厕所,尸骨草埋操场,看完老泪纵横!!!
他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被学术界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他的理论物理修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难有比肩者。他的教育才华当时也无人可以企及。&他启蒙并培育过一批国内外顶尖的物理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和杨振宁共同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物理学家李政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实验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等。他又是天赋极高、富有激情的“诗人”,在他身上,有一种学界罕见的“骑士”作派与英雄豪侠的气质。因而,有人认为,他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为贫瘠的地方。在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他是理智而清醒的智者;愚昧和狂热弥漫而来,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他是独步草原的雄狮,用孤独的吼叫,歌唱真理,捍卫尊严。&&&&&&&《束星北档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一部被我们认为早已翻烂了的“历史大书”,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束星北, 日生于江苏省南通,1924年毕业于镇江润州中学,当年进杭州之江大学,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4 月自费赴美留学,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达尔文(Darwin)。1930年9 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思特罗克教授(Struik)。1932年9 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1946后曾兼任齐鲁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受到批判。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日病逝于青岛。&&&&&&&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感叹中国科学家没有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这不仅是业已存在的事实,也可以证实,在部分尖端的科学研究领域,我国科学家的突破很有限。然而,在《束星北档案》中,人们却可以看到,早在年代,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就已经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在中微子研究、植物生理研究、量子力学、数学等多个领域都处于科学前沿。而本书主人公束星北,不仅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显示出过人的天才,而且受到英国物理学家玻尔、著名学者李约瑟等人的赞誉。被称为“天下第一才子”。 &&&束星北享有这样的声誉并非偶然,此前,他曾获得过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获得这两个硕士都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在他教导下的受益者有李政道、程开甲等后来在科学界大放异彩的学生。解放后,因“院系调整”,束星北来到了山东大学。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束星北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在学术上,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无论是谁,只要他认为与科学不符,就会冲上前去,与人争论不休。不仅如此,他还把学术标准带到了生活中,他疾恶如仇,容不得半点错误和荒谬。  以束星北与华岗的科学与哲学之争为开始,悲剧的序幕缓缓拉开。担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发现,他遇到了一个针尖对麦芒的对手,他最为得意的辨证唯物论以前所向披靡,名声远扬,却始终无法说服束星北。很快,学术之争开始被上纲上线,演变为意识形态问题。  1954年下半年的时候,山东大学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反对辨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哲学第二;公开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随后,束星北被迫离开物理系,很快在气象学研究中取得了成果。但是,在后来的多次运动中,束星北没有逃脱被整肃、批判、改造的命运。在改造的过程中,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大饥荒的时候,他难以生存。1960年,在长期的挫折和围剿下,智慧、理性的束星北认错了,他开始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承认“有罪”。随后他被分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清洗实验室。1961年,因为修好了一台脑电图机,他被允许依靠技术改造,连华岗也说他有两下子。&&  1971年,经由回国的李政道的提起,束星北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才有所改观。1974年9月,他被摘掉了反革命帽子,1979年,他被落实政策。这一年年底,航天部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期,由钱学森拍板让他计算并由国家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带出了一批学术带头人,1983年因病去世。  作者为了写作《束星北档案》,查阅了8大卷案宗,采访了一百多人。组成全书的三部分——档案、知情人口述、分析,犹如一部交响曲的不同声部,洋溢着雄浑、悲壮的气氛。难得的是,连当年督促、监管束星北劳动改造的人都说出了实情,这使得本书远远超出了传记的范围,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束星北档案》不仅真实再现了束星北一生的坎坷经历,更为读者展示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命运中的个人际遇。虽然束星北在科学上的成就有限,但他显示出的科学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风范却令人敬佩。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学术道德监督 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14&page=1&&&&&&&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教授正在做什么,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未能如愿。束星北在1943年,是李政道上浙江大学时的物理老师。束星北早在1926年到1930年,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就开始进人国际理论物理的一些前沿。1931年应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束星北在这里,启蒙了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设在湄潭的双修寺。年仅16岁的李政道,大部分时间在双修寺实验室里。他在向束星北、王淦昌(建国后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二位物理教授的学习中,最初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学从此对他一生,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每一两个星期,束星北教授从湄潭专程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李政道和老师束星北经常是一对一的讨论,老师的科学精神和很多观点,使李政道终生受益。李政道在和老师告别时,束星北送他一本《电磁学》名著。这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大学做研究时用的参考书。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站在爱因斯坦、玻尔大师的身边&一生只是当过李政道的老师,算不上天才。有件事,足以证明束星北的天才。1979年年底,国家航天部首次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最佳的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家并没有相关的专家,来承担这项绝密的任务。有人推荐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束星北教授,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在任职的海洋研究所手中的一台计算器和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计算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实验经费,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年,他72岁,在国内高度保密的科学界传为佳话。在浙江大学,程开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实验事业创始人之一)是束星北惟一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他认为束星北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计算Lamb效应,当时世界上还未有人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跟前晃动着。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随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他利用全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这方程被称为:用最简练的数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1年8月,束星北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洛罗克。 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到中国。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玻尔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玻尔同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他当面责难蒋介石国难当头投身报国&束星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日后告诉说,蒋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开始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各处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作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柬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这个时期的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做下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硝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不惜用生命维护民主法制&2006年6月,青岛,在绿树簇拥、青草盈盈的一片静谧之地,一位年近花甲的女人,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父亲束星北的铜像前,留下一张合影。她,就是陪伴父亲半生的女儿束美新。如今,束星北教授已经成为青岛以至山东的骄傲。他的名声和山大的中国著名生物学教授童第周、著名文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共载史册。然而,岁月也曾留下沉痛。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童第周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住在这里,只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1953年,有一天早上,山大物理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记带校徽,被门岗指住。眼看着上课时间已到,解释了一下,就向里闯。不料门岗竟打开了***指住他,两人较上了劲,周北屏往里挤,门岗就用***向外顶,结果连他的外衣也刺破了。正是上班高峰,周北屏的面子很是过不去。周北屏的父亲是江南名儒,虔诚的基督徒,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就是他家中座上客。周北屏把脸面看得跟生命一样,回家后越想越窝火,便在自家院门口上了吊,虽被及时发现抢救下来,人却伤了元气,耳朵出现幻听,常常在床上睁着眼睛坐到天明。束星北知道这事后,一个人去了校党委,非得让校领导向周北屏道歉不可,双方互不让步。束星北站在校党委办公室的门口,向围观的人大声喊:“法西斯,民主死了!”这样一来,性质变了,有关领导方面马上派人去周北屏家做解释、道歉;一方面追究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这事不但惊动了青岛公安局,省公安厅也来了人。硬是让校长华岗给压了下去,否则束星北在劫难逃。在1950年浙江大学“三反运动”中,全国著名的束星北教授没有幸免,为友人受累。有一天,他听说苏步青这位被国外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教授,被人诬告贪污学校东西,要在家中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束星北怒不可遏地只身闯进校“运动办”,见管事的那个人正和一人谈话,伸手便将其揪了起来:“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拳过去,那人鼻孔蹿血。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批斗。1956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肃反领导小组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当众宣布停职反省。他以理相争,甚至准备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他四处呼吁,给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竺可桢闻讯后,将束星北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科协主席的陈毅,专为处理他的问题,两次召开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人参加了“同行评议”。最终,校党委给他恢复了名誉在鱼山路26号大院,我家和束星北教授家楼门,只隔一道木栅栏。越过来就是我家的后院子。1955年5月,我父亲在山东大学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隔离反省。当年8月,山大校长华岗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逮捕入狱。学校停发了我父亲的全部工资,母亲领着我们五个孩子,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收入。全大院的人都不敢与我家公开往来,怕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和影响。9月的一天晚上10时许,束星北教授的二儿子束庆新,那时有十八九岁,钻过小栅栏秘密来到我家。他说:“我爸爸让我来转告方伯母三句话:方教授不会出大问题,他和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大家都知道是冤枉的;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全家人被遣送到哪里,千万不要绝望,方教授一定能回来;卖书最好先挑文艺类的书卖,家中的《俄华大辞典》、《英汉大辞典》和一些教学参考书,千万不要卖掉,以后方教授回来还要用!”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30元钱,悄悄地说:“这是我爸爸让我送来的。”母亲十分感动,但怕连累束教授,万万不肯收。束庆新看到地上有几本稿子,就灵机一动说:“把方伯伯翻译《彼得大帝》用剩的稿纸,拿给我几本,就算我们家买稿纸的钱好了。”这样,母亲才肯把钱收下。&两个惊人的“要求”和特殊的“脑力运动”&1958年,束星北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强制劳改。3年后,回到青岛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清扫厕所。作为一位物理科学家,他有两个既惊人又痛心的“要求”:一个是日给院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核战争”让祖国“迅速获得足够的核武器”,主动要求协助党和国家,动员在国外自己“熟悉而且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即学生李政道等人同国,共同研制原子弹。另一个是在常年的“思想改造”中,他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来解决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为人民做一件好事!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程开甲看到樊洪业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荻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n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的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确实,束星北在万分痛心自己,20年代就开始钻研理论物理,今日竟无用武之地!一心想要为国家研制核武器,却对祖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及成果一无所知,竟然和普通老白姓一个样!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这时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有时,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急忙从床上爬起,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第二天早上,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1978年,束星北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了。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希望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科研人员,参加他主办的培训班学习。在青岛李村,他每天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日,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活动中,《光明日报》以束星北的署名,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回忆文章。&主动捐献遗体竟未能如愿&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70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医学院领导更替,无人顾及束星北捐献的遗体。半年后被人发现时,一代天骄束星北的遗体已经腐烂不堪。后来,被人草草地埋了。1991年,束星北家乡的两位同志,来到医学院征集史料并提出瞻仰遗骸。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带到束星北教授葬身处,竟然是“医学院宿舍一块小运动场地的双杠脚下”。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问世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以后,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青岛医学院,发现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当年,束星北逝世后,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键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1995年,青岛市委、市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教授,竖立了一座二米多高的束星北教授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束星北的铜像和故居,同在青岛生活过的康有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童第周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一起,成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著名人文景点。&老友王淦昌的评价&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懦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王洽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作者为本溪日报社高级编辑)(责任编辑李晨)============================================================================================&在群星璀璨的学者群中,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杰出者之一。他的学生程开甲(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评价是: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在国内也是少有的。&  束星北,1906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26年自山东齐鲁大学考入美国拜克大学物理系,不久转入加州大学。为探索和比较各种社会制度,他游历、考察了包括苏联在内的欧亚数国,深感社会问题复杂,理想与现实有着巨大差距,便更凝神专注于自然科学的探索。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基础物理和数学,在名师指导下,受到严格训练,仅一年多时间,便以《论数学物理的基础》一文而获硕士学位。1930年2月,又由名师引荐,考入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对物理学有着多方面的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利用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早在国内上大学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系列观点,便使束星北浮想联翩,兴奋无比。如今,在爱丁顿身边,他开始系统地接触人类这个伟大的发现。1930年8月,他又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助教,1931年5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在这里表现了他敏锐、超常的科学创新能力。他主动与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对话、交流,参与合作研究,曾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统一的理论,试图冲击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难题。可惜他在国外深造的时间不长,1931年9月,因奉母命回乡结婚,从此便一直生活于战乱纷扰和政治动荡的祖国。20世纪从30年代到40年代,束星北虽有多处移动,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这是浙江大学学术上严谨、求是之风盛行的时期,也是束星北学术上日趋成熟,行将脱颖而出的时期。在群星璀璨的学者群中,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杰出者之一。他的学生程开甲(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评价是: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在国内也是少有的。束星北与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在浙江大学是同事。二人既是志同道合的挚友,也常是学术见解上的“对手”。《档案》的作者写到,二人同为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专业上各有所长,整体实力相当。40年代初,他们在理论造诣上已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列,在国内分别建立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的基础,并在物理学界培养造就出一批杰出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束星北是李政道的启蒙恩师,在束星北的影响下,李政道从浙江大学的化工系转入物理系,二人切磋琢磨,遂成知己。束星北除了在相对论等理论领域的创造性探索和发表论文外,还善于结合实践,开展科学技术的创造,涉及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出自他手)、袖珍发报机等,在试验中已有重要成果。这时期他真是“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其科研目标是追逐爱因斯坦、玻尔等国际大师的成就。1937年5月,玻尔曾来中国,到浙江大学作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与王淦昌相陪,并与之探讨各自关心的学术问题,束星北与玻尔还有过较多的争论。玻尔后来对中国要求出国深造的人说:“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呢?”如果在浙大当时的学术环境下顺势发展下去,束星北很可能作出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学创新,为人类作贡献,为民族添光彩。  然而,事与愿违,形势逆转。由于40年代的一段工作经历,建国后,束星北很快就被有关部门视为“历史反革命”,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险遭逮捕。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束星北从浙江大学来到山东大学物理系。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中,他一开始就被列为重点,受到严密监控,随后在全校大会上遭到批判、斗争,并被抄家、逮捕,全家受到牵连。1956年,束星北的罪名本已得到平反,并有领导出面道歉。不料在同年助党整风时,由于他表现活跃,大胆提出批评意见,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又被划为“极右分子”,联系历史问题,再度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三年。这样,束星北就被戴上三顶政治帽子:“反革命分子”、“三年管制分子”、“极右分子”,有如三座大山,长期压在他的身上。1958年他与青岛市1800名“右派”一起被遣送去兴修青岛市月子口水库工程,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教养”。这时他已年过半百。在长年累月的劳动改造中经受多种磨难,他刻苦自励,诚心转变“立场”,埋头于“挖山”不止的工作,到1974年9月,才算“摘掉帽子”,但仍留有尾巴。完全搬掉“三座大山”,是1979年年底,彻底改正“错划”之时。这时他已年逾古稀,被压在“山下”的时间,总共22年。  一颗科学的亮星在孔子的故乡陨落,一位杰出的奇才在政治的风浪中湮没。这只是中国现代科学史、教育史上众多悲剧中的一幕。  束星北的一生,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精神支撑点,那就是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他始终怀着一颗对别人竭诚服务、慷慨捐输的炽热的心。在肃反与反右派运动中,全家受政治牵连,妻子挨斗受伤,长子被部队开除回家,在政治上受冤屈、人格上受侮辱、家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家曾几次考虑自杀,但束星北总是想到,无论如何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才华,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生向往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他梦寐以求的是,发挥自己科技上的优势与特长,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可是三顶帽子的重压,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使他的愿望无法实现,而年老体衰的现实,更使他日益焦急。当他听到国内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不禁喃喃自语:“本来是我应该做的!”惋惜自己没有出力。当国产第一台脑电图机在上海制造问世后,舆论界把它称之为“重大突破与贡献”。束星北知道它在技术上的一些缺点,离世界先进水平还较远。他向有关领导请求,让他参与共同研究改进,以期“将功赎罪”,使这项成果真正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的请求如石沉大海。  束星北本可以在科学上自由探索,发挥潜力,作出大成就、大贡献的,后来却只能以“戴罪之身”,在技术装修上作出些小成绩。1961年底,青岛医学院一台脑电图机,因机器损坏严重而长期沉睡,束星北带病住进脑电图室,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经过大拆大装,使它起死回生,哄动了全院。随后,省、市级各大医院和各部队院校,遇到技术上的难题,有的是跑遍国内各大城市都未解决的难题,找到他,一般都能破题解困或手到病除。他登门服务的足迹,踏遍全省约50多个单位,经他修复、改造的设备,有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机、同位素扫描仪、水箱、保温箱、电子共振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等,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等,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这些在束星北眼里,不过是“雕虫小技”。想到王淦昌在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如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制原子弹、氢弹,等等,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而他自己呢?只是在美国求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有些高质量的文章发表在西方一些高水平的专业杂志上。建国后,他曾被迫从物理学转向气象学领域,由于基础宽,悟性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10多篇高质量的文章发表,但也不过是“刚刚跳进河里,湿湿身子”,再往深处,就没有机会了。至于专著,只在50年代写成两本教材,一本《电磁学讲义》:本是高教部约稿,后因改用苏联教材而被束之高阁,随着作者的命途多舛而在幽暗、潮湿的角落暗度其生,30年后,发现时已粘连腐烂,面目全非了。另一本《狭义相对论》,也几经周折,直到1996年(离写作近40年,离他去世也已13年)才正式出版。束星北与王淦昌,在学历、学识、才能、天赋上,二人都大致相近,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与成就相差如此之大呢?关键就在于束星北政治上的罹难。本来科学上极好的天赋、素质、基础,都被政治上的打击、惩罚、压抑给湮灭了;本来应当在教学中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学创新的时间,完全被沉重的体力劳动、强制性的劳动改造占据和荒废掉了;本来应当总结科研成果,进行科学著述的时间,都用来写“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改造小结”去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束星北每周要写两次“思想汇报”;日积月累,代替科研成果、科研著述的这类满纸“违心”话的篇章堆积起来,也真可说“著述等身”了。他演算习题、推演公式,往往是在打扫马路的间隙,用小树枝在路面上比划。他思考问题,作逻辑分析,往往是在睡梦惊醒之时,或喃喃自语之中。为了争取早日“摘帽”,早日为社会作贡献,束星北便更加频繁地向上递“思想汇报”、“思想小结”,经常手捧小本,诚意地征求对他“改造”的意见。在为各单位作技术检修时,他拒绝礼品,但必索取写明验收时间和工作表现的“证明信”。“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竟忘记“身份”而搭起梯子,爬上树干为红卫兵安装高音喇叭;他逐段逐句地背诵“老三篇”,随后才感到方向迷惘而茫然。为了表明自己通过劳动改造来转变“立场”的诚意,他由打扫部分公厕竟申请打扫青岛医学院的全部公厕,并要求长期打扫。同时,束星北还有过两次说明“立场”转变的重大“立功”表现:一是1962年春,他揭发了青岛市一个企图策动他叛逃的叛国集团组织;二是1972年底他为青岛某部雷达站修好了损坏的雷达。此外,他经常拄着拐杖,带病坚持上课;在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所有这些“挖山不止”的努力,在一般领导、干部和师生的心目中,他早已不是“敌人”而是“功臣”了。然而,这却并没有感动“上帝”,没有说服最上层的“领导小组”,因而在一批一批的“摘帽”名单中,并没有束星北的名字,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那“三座大山”实在对他压得太重、太久了。  不过,“得道者多助”这句名言对束星北仍然适用。实际上,他先后所在的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的某些有识领导,都曾以不同方式对他作过宽容和保护。束星北在肃反中挨整后,王淦昌知道他心情不好,曾邀他去北京游览名胜。在束星北家庭生活最困难时,王淦昌尽力接济,每月寄钱,从不中断。束星北唯一可以出版的著作《狭义相对论》,曾几度搁浅,最后由王淦昌写序,并报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他的学生王景明,不顾个人安危、利害,从政治到生活,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因而受到很多磨难,但却给他很多支持。束星北步入老年后,帮人补习文化,支持发明设计,并修理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和器械。他总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由此他结识了一大批普通百姓中的朋友,他们之间推心置腹,互相关怀。在这些朋友的眼里,“他是个好人、好老头,正直、大度、风趣、中交”。每当束星北有困难、有急需时,便有人以各种方式伸出援助之手。  李政道于1972年来到中国大陆,第一次与中国高层领导人见面时,便顺势提到他的启蒙恩师束星北。以后又在重要场合多次提到他。这就在客观条件逐渐成熟时大大推动了束星北命运的转变,使他能在1974年开始搬动那长期压在他身上的“三座大山”。李政道在为《档案》所写的“序言”中说:“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束星北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他最后还无私地留下两个遗愿:一是将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用;二是将骨骼制为标本,供教学使用。对此他的子女和青岛医学院等单位本已互签有关文书。可是,由于医学院领导班子正值改选换届,忙于行政交接事务,竟遗忘此事,致使遗体腐烂而无法解剖和制作标本,又增添了这最后的遗憾。  正如《档案》的作者在“代后记”中所说,束星北的这种特殊的“历程”,“折射出了我们的民族、社会与历史,折射出‘昨天’的故事,也许仍在折射着‘今天’。”瞻望明天,我们千万不要遗忘束星北。&  (本文摘自《难以消逝的思想烟云》,张翼星等著,云南出版集团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年12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束星北的主要研究成果理论物理研究&&&&&&&&1952年前,束星北在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等多个领域,其主要工作在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方面。&&&&&&&束星北是我国早期从事相对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定律,开始时只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近似解,随后K.史瓦西(Schwarzschild)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精确解。20世纪30年代初,束星北曾试图推广到球对称的动力场,得到有质量辐射的近似解。&&&&&&&&&统一场论是爱因斯坦终身追求的广义相对论的基本问题。爱因斯坦引力场几何化的成功,立即导致用类似的纯几何概念来描述电磁场的愿望。H.韦尔(Weyl)、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本人都曾经想通过对B.黎曼(Riemann)几何的修正,把用于引力场的广义相对论推广于电磁场,但都没有成功。1930年前后,束星北也试图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考虑了引力场与电磁场的根本异同,他提出用质量密度r和虚数电荷密度s之和r+is代替广义相对论中的能量-动量-张量中的质量密度r,从而导出一级近似的复数黎曼线元,实数部分正好代表引力场,虚数部分正好代表电磁场,并由之进一步推导出麦克斯韦方程组和洛仑兹作用力方程。这样得到的理论特别简单,而且使电荷、电流密度和电磁势之间的关系立即变得清楚明了。&&&&&&&&1942年,浙江大学迁到湄潭后,他又开始探索任意参考系之间的相对性问题,试图放弃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由等效原理中的时空变化率,进入相对论,只承认洛仑兹变换,将普遍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时空。他曾用瞬时微分洛仑兹变换方法,得到任意相对运动的参考系之间的变换,电磁场张量在具有相对加速运动的参考系之间具有相对性:无论是电荷加速运动、观察者静止,还是电荷静止、观察者加速运动,所观察到的电磁场完全一样。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对论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课题,更由于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探索多次中断,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他受到政治打击之后,他还于1965年写成了《狭义相对论》书稿,很有特色,该书于30年后的1995年12月由青岛出版社正式出版,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为此书写下了序言。&&&&&&&&&&&&&&&&1928年狄拉克提出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奠定了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基础。这一伟大理论立即引起了很大轰动。达尔文曾对狄拉克方程求得严格解。在这期间,束星北正好师从达尔文,还到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因而对狄拉克方程也曾有过很大兴趣。狄拉克方程提出后,许多学者曾就该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示形式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研究。束星北于193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硕士论文也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探索。他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对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化推导了一些黎曼几何中类似的结果,主要是在四维情况下写出了狄拉克方程,从而在狄拉克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完善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束星北在该工作快结束时,看到R.A.福克(Fock)和D.伊凡宁柯(Iwanenko)做了类似工作。他们的基本思想相同,但处理方法不同。束星北所研究与应用的广义超复数系,其性质与克里福特群类似。20世纪80年代,克里福特群被引入量子场论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束星北在狄拉克方程方面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但写完论文即回国探亲,该工作没有再继续下去,这篇硕士论文也没有正式发表。大气动力学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面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束星北毅然放弃相对论研究,决心献身气象科学。在他主持下的气象研究室,从开始只有几个人,迅速发展成为20多人的研究室。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工作,加之雄厚的数理基础,研究工作很快上手。短短两年(),写出气象研究论著近10篇,从物理学角度对大气动力学作了理论探讨。&&&&&&&&在气象研究中,对于干空气绝热运动一般视作等熵变化。从等熵运动中,束星北得出决定温度直减率七变化的因素有:空气压力变化、水平辐合和冷暖平流切变等三种。理论上比S.彼得逊(Petterssen)和B.赫尔维茨(Haurwitz)等所得结果更完善。在大气骚动和空气运动学方面,束星北得到的波速方程比C.G.罗思必(Rossby)的结果在形式上更为广泛,理论上较为完整。他还从大气骚动导出温压结构的槽脊方位和倾度关系,提出倾向与强度相互消长变化等结论,有助于对西风波的认识。束星北在“高空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导出的高空变压公式与罗思必的公式大致相同,而理论上更严格些。关于基培尔学说,束星北曾发表两篇文章,为基培尔的假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从基本假设出发导出预报方程,避免了基培尔学说中不合理的设想和简化。正当束星北对我国气象研究开始有贡献时,1955年“肃反”开始。从此,他被迫停止了刚刚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的事业。动力海洋学研究&&&&&&&&束星北晚年为开创我国动力海洋学研究鞠躬尽瘁。大约在1978年初夏,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容三次请束星北到海洋研究所工作。束星北为这位所长的诚心所动,于1978年盛夏正式到海洋研究所工作。在他古稀之年,又抱病投身于我国海洋科学事业。&&&&&&&1980年春,在动力海洋学习班上,他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汪德昭所长共同倡导,在我国近海开展海洋内波的观察研究,在海洋研究所组建了由他领导的海洋内波研究组进行内波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现场观察。为此,展开了测温链的研制,1981年完成了由12个铂电阻探头构成以单板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并在黄海进行了内波测量试验。接着又开始研究16个热敏电阻探头构成的微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正当他满腔热情为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不遗余力地刻苦工作的时候,不幸于1983年10月病逝。1984年他所创建的内波研究组研制成了第二代热敏电阻测温链,并用于海洋内波的正式现场测量。1985年发表了由他的学生执笔,以他为第一作者的两篇有关海洋内波的论文。这些虽是初步的工作,然而是我国海洋学界公开发表的有关海洋内波的最早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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