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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诗词漫话·官场诗客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15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中华书局编辑部
　　人品与诗魂(小序)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他们两位是在清初诗坛上处于盟主地位的人物，后来被人们奉为“开国宗匠”。
　　在明清星移斗换之际，中原板荡，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整个社会经历了痛苦的抉择，汉族统治者被撵下了政治舞台。改朝换代的狂飙，使这两位诗坛巨匠身不由己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去。他们本是明朝大臣，后来却先后投入清廷的怀抱。这样的角色，在当时免不了受人唾骂，甚至连清朝统治者也把他们列为“贰臣”。这难道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吗？不，应该看作是历史的大悲剧。
　　论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声望和影响，钱谦益当在吴伟业之上。邹镃《有学集序》说：“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给予很高评价。陈文述以为钱诗“沉郁藻丽，原本杜陵，逸情高致，远在梅村祭酒之上”。这些论述，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尽如此。
　　钱谦益比吴伟业年长二十余岁，私交甚笃，甚至梅村老年得子，牧斋也赋诗祝贺(见《梅村宫相五十生子赋浴儿歌十章》)。特别是梅村诗集付梓时，曾请牧斋为之作序，不用说，自有倚重之意。不过牧斋对梅村之诗也推祟备至，他在《序》中说：“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可学而不可能者；有学而愈能者，有愈学愈不能者。”他认为吴伟业之诗“文繁势变，事近景遥，或移形于跬步，或缩地于千里。泗水秋风，则往歌而来哭；寒灯拥髻，则生死而死生”，正是他所说的属于“可学而不可能者”之列，可见钱牧斋对吴诗颇为倾心。
　　平心而论，钱、吴之诗，各有千秋，自成大家。钱诗以雄浑奇诡、沉郁顿挫见长，而吴诗则多属抒心写性之作，如果将吴伟业仕清前后看作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梅村家藏稿》即将仕清之前的作品收入前集，仕清之后的作品为后集，可见作者的苦心)，那么，前期作品中的中心主题是家国之恨，这是梅村诗魂之所在。后期作品中除抒写亡国之痛外，更多侧重于抒发个人身世的悲哀和内心的痛苦，诗风转向哀婉悲怆。事实上评论一位作家，“知人论世”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因为诗魂是诗人政治理想、道德情操和美学思想的综合体现，所以人们在评论其作品时，必定要结合生平际遇，兼及为人，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
　　清初以来的数百年间，历来评论家对钱、吴的评价不一，分歧甚大。究其原委，大半因为两人都是失节大臣，对他们的人品颇有微词，尤其是钱谦益，人们对他的贬责甚多。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谦益诗早年局度精整，沧海之后，善能造哀。文闳肆寄恣，经史百家，旁及佛乘，悉供驱使，是以一时推为文宗。然其人奔竞热中，反复无端，方苞诋之曰其秽在骨，不得谓苛。”这一看法，颇有代表性。“奔竞热中，反复无端”八字，确是一语中的。
　　例如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魁首，在南明弘光朝，为了获得一官半职，竟卖身投靠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甚至不惜出卖灵魂，上疏为阮讼冤，颇为清流所不齿。此其一。其二，明代末年，女真族统治者在东北崛起，屡屡睥睨中原大地。钱谦益对东北边祸曾深表关切，这无疑是爱国心的流露。但曾几何时，当清兵铁蹄席卷中原、渡江南下之际，他却率先带领大臣们开城迎降，成了被人唾骂的“汉奸”。尽管他晚年曾支持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斗争，但终未能洗尽其叛降的耻辱。因此，人们在天平上对他的人品进行衡量时，更多地倾向不满的一端。
　　钱诗“原本杜陵”之说，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如此，其实钱、杜品格的高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杜甫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对人民深厚的爱，构成了杜诗的灵魂，而钱谦益所缺少的恰恰是这一点。由于钱谦益品格上的污点，对他的诗作恐怕不应作过高的评价，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吴伟业，入清后他曾长期隐居乡里，以保持名节，后在新朝引诱、胁迫下，半推半就地踏上了仕清之途。不过钱之降清和吴之仕清不仅时间有先后，而且性质也有所差别。首先，钱谦益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身居要职，在清兵南下之际，他非但不组织人民进行抗清斗争，而且率先开城迎敌，他的降清明显带有主动性质。而吴的仕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这是他懦弱性格造成的悲剧。其次，钱是在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不久，脚根尚未站稳之时降清的，显然具有背叛明朝的性质，而梅村的仕清晚至顺治十年，即清政权统治中土已达十年之久，政局趋向相对稳定，清政府除了采用硬的一手在军事上继续实行无情镇压外，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则采取安抚政策，广泛网罗人才为新政权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吴伟业由他人推荐而仕清，我们固然可以说他晚节有亏，但和钱牧斋的开城迎降不可等同视之。特别是钱降清之后，非但未有悔恨之意，而且还向清朝统治者献媚。史惇《恸余杂记》载：
　　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日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
　　清初下令薙发，在平民百姓中曾引起轩然大波。因而牧斋领头薙发，自然遭人讥诮。有人对钱的一生用四个字概括：“有文无行”。这也许太苛刻了些，但反映了人们对他为人的评价。
　　吴伟业对自己未能坚守民族气节深感痛悔，仕清前后，内心充满矛盾。他在北上之前曾拜谒推荐他入朝的江南总督马国柱，吐露自己的心迹：“惭愧荐贤萧相国，邵平只合守瓜丘。”(《投赠督府马公》)表示愿意隐遁田园以了此一生。临到京之时，又一再表示“此身只合伴渔樵”，“白衣宣至白衣还”。这些诗句，决非矫饰之辞。仕清之后，他更是无情地解剖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进行自我谴责。“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这类充满感伤的忏悔，淋漓尽致地将内心矛盾和痛苦和盘托出，令人难以卒读。在他诗中，强烈的故国之思和深沉的悔恨往往交织在一起，构成后期创作的特点。只因大节有损，使那些闪烁着爱国思想的篇什，也蒙上了灰尘，这是很可惜的。
　　对于古人，我们自然不必过分苛求，但人品的高下优劣，不能不直接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此外，我们还看到，在吴伟业的作品里，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揭露现实的黑暗，以及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方面，似乎都超过钱谦益，有着与同一时期诗人相比的更强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小册子里比较侧重于介绍吴伟业，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在中国江南秀丽的古城苏州东南，有一湖泊叫礬清湖，百顷湖面，清澈见底。堤栽杨柳，鱼跃水中，花路若梦，渔歌杳渺。传说春秋时期范蠡离开越国时，曾取道于此，故湖名范迁。世传久远，音近而讹，称为礬清湖。这样一个土地膏腴、宛如仙境的地方，在腥风血雨的动乱年代却成为人们避乱逃生之所。
　　吴伟业的组诗《避乱》六首就是写在他避乱礬清湖之时。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宣告了明王朝的覆灭，不久，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了南明政权，它多少给人们以恢复中原的一线希望。遗憾的是，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清兵迅速向南推进，攻陷扬州，五月初渡过长江天险，从镇江、丹阳围攻南京，昏庸无能的弘光皇帝仓皇出逃，南明小朝廷就像一颗流星似的瞬间即逝。吴伟业也就从一位朝廷命官沦为平民百姓，随着混乱的人流开始了离乡背井的流亡生活。
　　从乙酉避乱开始，是吴伟业生活中的一大转折。清兵南下时，他匆忙回家，率领全家避乱礬清湖，尝够了国破家亡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国运的衰微和个人的际遇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首组诗的基调。他将自己对时局的感慨，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全部倾注在这组诗中。《避乱》第一首主要是抒发他当时的心境：“我生江湖边，行役四方早。所历皆关河，故园迹偏少。归去已乱离，始忧天地小。从人访幽栖，居然逢浩渺？”这的确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自从他二十三岁科场得志后，身任要职，宦游九州，经历海内名山大川，无暇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在离乱中才突然觉得天地是那样的狭小，找不到安身之处。从甲申到乙酉，朝改代换，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吴伟业个人来说，他从一个明朝大臣，一变而成丧国的遗民，自然意识到自己命运与明朝的盛衰休戚相关。尽管这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但这却是现实。可以说是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如今，他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产生了“定计浮扁舟，于焉得终老”的想法，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他决心隐居山林，在礬清湖直至终老，这实际上是他当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思想反映。
　　组诗的第二、三、四首倒叙诗人从闻讯、出逃、行舟，以及到达礬清湖时的情景。“予也仓皇归，一时携百口。两桨连若飞，舟扁戢来久”。诗人携全家出逃时的艰难情形，在他另一首诗《礬清湖》序中，有详细的记述：“风雨大作，扁舟掀簸，榜人不辨水门故处，久之始达。”扁舟在大风大雨中本来驾驭就很困难，更因船工不辨水路而延长了旅途的时间。当时诗人的亲父母和嗣父母都跟随身旁，两对白发双亲，“动止需人扶”，加上“妻妾病伶仃，呕吐当中途。长女仅九龄，余泣犹呱呱”。妻妾体弱，儿女幼小，长途跋涉，辛苦自知，“多累心常苦，遭时转自怜。干戈犹未作，已自出门难”。这是他避乱途中的真实写照。
　　诚然，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一己之身和自己的一家，这组诗的视野是广阔的，他把避乱途中所见到的人民苦难都摄取到他的诗中：“却话来途中，所见具八九。失散追寻问，啼呼挽两手。屡休又急步，独行是衰朽。”“老稚争渡头，篙师露两肘，屡唤不肯开，得钱且沽酒。”老百姓在逃亡途中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跃然纸上。正因为作者亲临其境，有切身感受，因此写来富有真实感，由于他在战乱中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底层的人民，使他的思想有所变化，更同情人民的疾苦，无疑对他的创作产生有利的影响。“诗穷而后工”的规律在他身上也得到体现。
　　这组诗中还对南明政权的失败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吴伟业作为南明政权的官员，他比一般的老百姓当然更了解朝廷的内幕：“天堑非不雄，哀哉日荒燕。嗟尔谋国徒，坐失江山半。长平篙起舞，扁舟疾如箭。可惜两河士，技击无人战！”直接痛斥和鞭挞了南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祸国殃民。这批“谋国徒”身居高位，不以国事为重，终日沉醉在宴饮淫乐之中，纵有长江天险，却无法挽救南明政权的覆灭命运，痛惜南明将士虽有作战本领，却无人抵御清兵，白白断送了大好河山。诗人对南明统治者的不战而逃非常反感，加以抨击：“骤得口头信，龙关已不守。由来嗤早计，此日尽狂走。”讽刺弘光朝的官僚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不谋划对抗之良策，相反却讥笑那些建议及早作抵御准备的人。一旦清兵南渡，他们却仓皇出逃，惊慌失措。“此日尽狂走”，把他们的狼狈相暴露无遗。
　　组诗的内容很丰富，于写景中见抒情，于叙事中寓感慨，有条不紊，结构恢宏，场景变幻推移，而且动静结合，交辉相映，而每一首或明或暗，都有礬清湖的影子。
　　吴伟业避居礬清湖时，清兵刚渡江南下，灾难还没有蔓延到这块美丽富饶的地方。但是好景不长，世外桃源本来是不可能存在的。十余年之后，吴伟业又写过一首《礬清湖》诗，这时他笔下的礬清湖早已不是《避乱》中描述的那样静谧、秀丽的地方了。他当年避难所依靠的同宗兄弟青房等在战乱之后，因毁家纾役，旧业早已荡然无存。“池荷久不开，岁久填泥淤。废宅锄为田，荞麦生阶除。当时栖息地，零落今无余”。留下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
　　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浩劫，人民为它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无法偿还的。
　　顺治二年(1645)，清兵的铁蹄像洪水般涌向长江南北，刚刚建立一年之久的南明弘光朝，在几乎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迅速地被冲垮了。弘光朝灭亡后，吴伟业携眷属避难他乡，不久便回到故里，过着隐居乡间的生活。痛定思痛，他以诗人特有的敏锐眼光，对南明小王朝倾覆的原因进行审视和反思，写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题材的诗篇，其中以《读史杂感》为题的组诗，共十首，多借历史故事，以古喻今，对南明弘光朝的政治腐败予以抨击，反映了奸臣当道、朝政混乱的情景。诗人以当时的史实为素材，有意识地把它们编织成“诗史”，形成吴伟业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
　　北寺谗成狱，西园贿拜官。上书休讨贼，进爵在迎銮。相国争开第，将军罢筑坛。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
　　南明弘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也是最短命的王朝之一。福王朱由崧昏庸无能，沉迷于酒色，内臣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外将则专横跋扈，难以驾驭。此诗借用前朝历史典故，从各个方面揭露弘光小王朝政治上的腐朽，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原因。
　　北寺是唐代内侍省，由掌管皇宫事务的宦官组成，因设在皇宫北面，故称北司或北寺。这里指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之辈。“北寺谗成狱”，是抨击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旦大权在握，便肆意制造冤狱，陷害正直人士。据《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载：“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大铖又诬逮顾杲及左光斗弟光先下狱，劾周镳、雷縯祚杀之。”阮大铖还利用“狂僧大悲”案，“欲假以诛东林及素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书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姓名，纳大悲袖中，海内人望无不备列。……将穷治其事，狱词诡秘，朝士皆自危。”恶劣的政治气候，使正直的朝臣难以立身。西园是东汉皇家苑囿。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初，开西邸卖官，立库而贮之，“公千万，卿五百万”。这里借以揭露弘光朝“朝政浊乱，贿赂公行”。《马士英传》载：“大僚降贼者，贿入辄复其官，诸白丁隶役输重赂，立跻大帅。都人为语曰：‘职公贱如狗，都督满街走。’”诗中刻画权奸专政，迫害忠良，以及卖官鬻爵，贿赂风行的情形，和史籍记载可以互相印证。
　　福王朱由崧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马士英和阮大铖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杀于煤山。四月，史可法等人欲立潞王朱常淓，而马士英与阮大铖等暗中计议，拥立福王朱由崧，与刘泽清、黄得功等将领发兵送福王至仪真，史可法等不得已，率群臣迎福王于南京即位，改元弘光。论定策功，马士英加太子太师，靖南伯黄得功进爵为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皆封伯。“进爵在迎銮”指的就是这件事。
　　马士英自诩立福王有功，便极力排挤史可法。《马士英传》载：“进士英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史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并命，士英仍督师凤阳。士英大愠，令高杰、刘泽清等疏趣可法督师淮扬，而士英留辅政，仍掌兵部，权震中外。”《明史·史可法传》载：“当是时，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指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相国争开第”即指马士英争入朝辅政，排挤史可法事。
　　马士英为了培植党羽，起用亲信田仰，遂罢淮阳巡抚路振飞。诗中揭露马士英等权奸以拥立福王为资本，徇私弄权、排斥异己的行径。这种种事迹，向人们揭示出由于朝政极端黑暗腐败，弘光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诗最后以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守节不屈，终于载誉归汉的故事，借指左懋第。崇祯十七年五月，福王立，朝议遣使北上，与清廷通好议和，乃拜左懋第兵部侍郎，以兵三千人护行。顺治二年六月，左闻南京失守，恸哭不已，终因不愿降清，被诛。左懋第虽守节拒降，然却不能挽回弘光朝的覆亡命运。“空余苏武节”云云，实是沉痛之语。
　　闻筑新宫就，君王拥丽华。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使者螭头舫，才人豹尾车。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
　　如果说前一首主要是针对那些权倾朝廷的奸佞之臣，那么这一首则直指弘光皇帝；前一首写朝廷的政治腐败，这一首则写宫廷内的荒淫生活；前一首表现朝政的种种黑幕，这一首则仅从一件事——选美女来反映，以南朝亡国之君陈后主宠爱张丽华、孔贵妃，借以再现弘光朝广选妃嫔的丑恶一幕。
　　在拥立福王朱由崧的过程中，张慎言等人指责福王“贪淫、酗酒”等所谓“七不可”，遗憾的是，福王即位后，非但不思悔改，而且变本加厉，终日只顾饮醇酒，选美女，民间讽刺他为“老神仙”。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这里摘录几条：
　　时上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明季南略·朝政浊乱》)
　　除夕，上在兴宁宫，色忽不怡。韩赞周言：“新宫宜欢。”上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令节，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明季南略·韩赞周泣对》)
　　八月初二日丁巳，科臣陈子龙奏：“有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
　　(《明季南略·诏选淑女》)
　　二月二十三日，命礼部广选淑女。……浙江巡抚张秉贞、内官田成得出示嘉兴，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合城若狂，行路挤塞。苏州闻之亦然，错配不可胜纪，民间编为笑歌。
　　(《明季南略·声色》)
　　吴伟业在《鹿樵纪闻》中也有多处记载，这里不再引述。诏选淑女的闹剧，扰得“闾井骚然”，正在这时，清兵已渡江南下，进逼南京，福王仓皇出逃，这些妃嫔全被清兵掳去。“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妃嫔的可悲命运，令人感叹！陈后主的荒淫昏庸，历史上是有名的。而福王朱由崧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胸无大志、不图国事、整日以声色美酒作伴的人，怎能承担起“中兴”之责？议立福王本身就已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他的可耻而又可悲的结局，应该不仅仅看成是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历史的大悲剧。
　　《读史杂感》十首，不愧为“诗史”之称。善于用典是吴诗的特色之一，而《读史杂感》尤为突出。也许因诗中触及时事，未便直言，所以几乎无句不用典。诚然，用典得当确能使诗歌显得精炼含蓄，增添诗的思想容量，而昊伟业之所以能运用自如，而且贴切自然，不牵强附会，是得力于他对经史典籍的熟悉。
　　天寒地冻，万花纷谢，梅花傲霜开放，幽香沁人。梅和松、竹素有“岁寒三友”之称。也许，正是她那斗霜傲雪的品性，因而受到文人学士的偏爱。自古以来，中国喜爱梅花的人很不少，宋代著名诗人林逋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长期隐居在西湖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以诗书自娱，终身不娶，专心种梅养鹤，有“梅妻鹤子”之称。他的咏梅诗也颇负盛誉。《山园小梅》就是代表作之一：“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后来词人姜夔用其诗句自创《暗香》、《疏影》二曲，成为咏梅的绝唱。司马光《温公诗话》在评论林逋时说：“人称其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曲尽梅之体态。”林逋的爱梅、咏梅在诗坛上早已传为佳话。至今孤山仍有放鹤亭，西湖风景中还有“孤山赏梅”一景，就是他的遗迹，也算是后人对他的一种纪念吧！
　　吴伟业对梅花的酷爱，在诗坛上也是很有名的。顺治元年，他买下明朝吏部侍郎王士骐(王世贞的儿子)的别墅，便加以整修扩建，遍种梅花，遂改名为梅村。后来作者以梅村为号，可见梅村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据《镇洋县志》载：“梅村在太仓卫东，旧为明吏部郎王士骐别墅，名贲园，亦名新庄，祭酒吴伟业拓而新之，易今名。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鹿樵溪舍、桤亭、苍溪亭诸胜。”或许吴伟业即是受林逋的影响，将梅村作为自己明亡之后的栖身之处，以度过他的余生。他的七律《梅村》就是表现他在甲申事变之后隐居在乡间的生活和心境的：
　　墨梅图(元　王冕)
　　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啸台。桑落酒香卢橘美，钓船斜系草堂开。
　　明朝的覆亡，给诗人的生活带来重大的转折。为了保持名节，退居家乡，直至顺治十年应诏北上为止，他在梅村度过整整八年的隐逸期。这首诗可看作他乡居生活的真实写照。首联写乡居生活的环境和梅村的景色。枳篱茅舍，写出梅村的简朴，且富有乡间的特色。“掩苍苔”则是强调人迹罕至，以致长满青苔，从而衬托出梅村的清静。“乞竹”句写诗人亲自种竹栽花，其中含有对梅村的苦心经营。作者晚年在《盐官僧香海问诗于梅村，村梅大发，以诗谢之》中写道：“种梅三十年，绕屋已千树。”作者死于康熙十年(1671)，就按此向前推算，至顺治元年(1644)购置贲园时，也不足三十年。也就是说，自购置贲园之后，作者就悉心种梅，所谓“乞竹分花手自栽”，所栽的显然就是梅花。再从“绕屋已千树”看，梅村面积颇为广阔，可算得上是一座大庄园。这一联短短十四个字，就将梅村的景色——绿篱、茅屋、竹子、梅花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些景色多是“冷色”，和作者隐居乡间悠闲自得的心情相吻合，或者说协调一致。因此，看似写景，却有抒情的成分在，这种景中寓情的写法，在艺术上取得相当的成功。
　　闲适的乡居环境，造成精神上的懒散，“不好诣人”和“惯迟作答”，都是一种懒散的表现，是说自己不愿主动去拜访别人，也懒于给亲朋好友写回信。“不好”和“贪”，“惯迟”和“爱”，恰好从正反两个角度，即从正面刻画、从反面衬托行动的懒散。如果说颔联主要表现懒散的心态，那么颈联则突出表现闲适的心情。“闲窗听雨”，这一“闲”字用得很妙，因为窗无所谓“闲”与不闲，所以闲窗的“闲”，实喻人闲。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只有在闲得无聊时，才会直愣愣地在那里“听雨”，所以闲字用在这里很贴切。“独树看云”对“闲窗听雨”，除表现闲散的心情外，且更深一层地揭示出作者蕴藏在心底的孤独感、压抑感。“上啸台”是暗用晋代诗人阮籍的故事。阮籍生活在魏晋之交的动乱年代，深感生不逢时，常独自携酒登台长啸，以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里作者显然以阮籍自比。这一句虽然只占全诗的八分之一，但却以少胜多，反映了作者的真实思想。表面上他赋闲在家，过着悠闲散漫、与世无争的乡居生活，实际上内心却无比压抑和痛苦，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实在令他难以忘怀。所以第二三两联同样是写情，但手法不尽相同。靳荣藩《吴诗集览》说：“三四句写情，五六情中有景，故不重复。”可以这样说，这首诗情中有景，景中寓情，十分耐看。
　　《梅村》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诗人的后半生，即入清之后的岁月，除了顺治十年至十三年再仕清廷赴京做官外，其余的日子都是在梅村里度过的，直至他去世。他生活在梅村，和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写的《盐官僧香海问诗于梅村，村梅大发，以诗谢之》有这样的诗句：“种梅三十年，绕屋已千树。饥摘花蕊餐，倦抱花影睡。枯坐无一言，自谓得花意。……寄语谢故人，幽香养衰废。溪头三尺水，好洗梅魂句。”他不但亲手种梅，而且会心赏梅，进而挥毫咏梅。种梅、赏梅、咏梅成了他爱梅的三部曲。可以说他的爱梅已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饥食花蕊，倦睡花底，梅花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苦恼，他企望在纯洁的梅花世界中去寻求安慰。但是，他仕清之后，沉重的负疚感一直在窒息着他的心灵，使他负担了太多的痛苦，直至临终之前，也未能得到解脱。
　　在弥留之际，诗人留下遗嘱，死后愿葬在邓尉、灵岩附近。也许因为这一带有着悠久的种植梅花的历史，是江南地区赏梅胜地之一。诗人生前居住在“绕屋已千树”的梅村，死后也期望埋葬在梅花丛中。如今风风雨雨的三百年过去了，诗人墓地附近梅花依旧，每当梅花盛开时节，繁花似雪，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幽香。诗人酷爱梅花，梅花也愿意与他作伴。如果梅村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感到无限的欣慰。
　　佛教自从东汉时代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到了魏晋时期，知识阶层中许多人倾心于佛教，佛家思想被中国文人广泛接受，于是，佛教遂与中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文学史上与佛教渊源较深的文人可列出一大串，如颜延之、谢灵运、王维、柳宗元、苏轼等。他们笃好佛理，在文学创作中也都表现出浓重的佛教意识。特别是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史书上说他终日“以禅诵为事”。他的诗和画，表现佛教题材的就很不少，一些描绘山水风景的小诗，也往往涌透着禅味。如著名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仅仅二十个字，画出了一幅深山小景：在黄昏时分的深林中，空无一人，夕阳返照，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隐隐的人语声，反衬出山林的静悄悄。佛教崇尚空虚，认为天下万物的本质是“一切皆空”，即所谓“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这里的色，是指一般事物的形相。他们认为客观事物只是感觉上虚假的幻影。王维在《鹿柴》里所强调的是“空山”，他把色空观念不露痕迹地融化在这首诗中，从而构成一种变幻无常、空虚清寂的意境。
　　明清之际，朝代更迭，世事变化无常，人们深感自身命运难以掌握，因而文人学士中好佛之风转盛，像吴伟业这样的文坛巨擘，也一度想遁入空门，他的一些山水诗，其意境和趣味颇近王维，如五律《元墓谒剖公》：
　　一衲消群相，孤峰占妙香。经声清石骨，佛面冷湖光。花落承趺坐，云归识讲堂。空潭今夜月，钟鼓祝前王。
　　诗中描写佛门出世的生活，摄入镜头的全是“孤峰”、“空潭”、“花落”、“云归”这一类景色，组合成空灵冷寂、虚幻无常的境界。类似这样以佛教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梅村诗歌中尚有不少，如《赠苍雪》、《送继起和尚入天台》、《包山寺赠古如和尚》等。
　　吴伟业与佛教徒往来频仍，并非偶然。甲申事变，风云突起，亡国之恨使他深受刺激，他既心怀旧主，又不得不面对新朝，这种矛盾的心境使他易于契合佛理，从中寻求解脱。当时他曾与好友愿云相约削发出家，后愿云赴杭州灵隐为僧，皈依佛门，而吴伟业却始终未践约。梅村有《赠愿云师》和《喜愿云师从庐山归》诗二首，详细地记叙这件事。
　　愿云姓王名瀚，字原达，曾受业于张采。他早年就与吴伟业相识。明亡后，出家灵隐，受法于云门具德和尚。顺治七年(1650)夏，赴庐山求法。当时他曾回乡，住太仓城西太平庵，贻书与吴伟业告别，信中大意云：“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道一著，不可不勉。”要吴伟业悟道践约，吴因感其言，作《赠愿云师》酬答，其中一段表达了自己愧于未能践约的心境：
　　……万化皆空虚，大事惟一著。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怍。末运初迍邅，达人先大觉。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
　　梅村之所以“惭负青山约”，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固然他念及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妻子儿女，百口之家赖他支撑，使他无法弃家出走。记得《红楼梦》第一回跛足道人唱的一首《好了歌》，歌词写道：“世人都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世人都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一个人真要做到断绝尘缘，心如枯井，恐怕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他痛感自己在甲申事变时未能以身殉国，因而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他无法摆脱痛苦的纠缠，似乎黄卷青灯也不能使他的灵魂得到安宁，所以才发出“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的感叹。他想出家，却又不能看破红尘，思想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诗的最后又作出“不负吾师言，十年践前诺”的许诺。
　　灵隐寺(浙江杭州)
　　然而漫漫的十年之后，愿云从庐山归来，结果是梅村再一次负约。他在《喜愿云师从庐山归》序中说：
　　愿云住云居十年而归，出其匡庐诗，道五老、石门、九奇、三叠诸胜，飞泉怪瀑，不可思议，而尤以御碑亭云海为第一。观竟，似住镜光白银二种世界，不知沧桑浮尘为何等事矣。愿公赠余五十初度诗，其落句云：“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松声。”盖责余前约会时，方丧乱衰病无家，顾以高堂垂白，不能随师以去也。
　　愿云于顺治七年远游庐山，十年之后即顺治十七年(1660)归来，这时梅村当五十一岁。故愿云赠梅村五十初度诗有“半百定将前诺践”之句，实则催促他实践前约。梅村固然对庐山胜景，诸如飞泉怪瀑、御碑亭云海等心向往之，也想抛弃尘念，进入“不知沧桑浮尘为何等事”的境界。但他依然不能忘情于世事，“十年践前诺”不过变成一句戏言。对于自己一再食言，他甚感惭愧，作《喜愿云师从庐山归》诗答之：
　　胜绝观心处，天风万壑声。石门千镜入，云海一身轻。出世悲时事，忘情念友生。乱离兄弟恨，辜负十年盟！
　　前半首写景，“天风”、“万壑”、“石门”、“云海”，仿佛令人置身于世外，就像幻化成虚无缥缈的仙境一般，不由得使人感到“一身轻”。后半首写情，因“悲时事”而难以“出世”，“念友生”而不能“忘情”，这“悲”、“念”、“恨”和佛门六根清净的信条是格格不入的，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经常缠绕着他。梅村既不能忘俗，又怎能出家？最后他只能对朋友表达了“辜负十年盟”的歉意。
　　吴伟业生前因“悲时事”而未能出家，但多次负约似乎对他的精神也造成无形的负担，因此在他即将走完人生的道路之时，他不忘叮嘱家人，愿死后敛以僧装，以示皈依佛门作为最后的归宿，这也许是临终前决心践约的一种表示吧！如果不是仅仅为了精神上的安慰的话。
　　“生死无愧辞，大义照颜色”。吴伟业在《临江参军》中，以满蘸激情的笔触塑造了两位抗清的英雄形象——杨廷麟和卢象昇，对他们激昂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节操加以热情的讴歌，令人难忘。作者在《梅村诗话》中说：“余与机部(杨廷麟字伯祥，又字机部，临江清江人)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可见作者创作这首诗态度相当严肃、认真。
　　明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骚扰宣府羊房堡一带，北京受到严重威胁，朝廷大为震惊。“战”，还是“和”，朝廷里主战主和两派矛盾激化。主和派以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首，主战派中有杨廷麟和卢象昇。
　　杨廷麟，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为人刚正不阿，曾上疏劾杨嗣昌，指责他“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见《明史》本传)。总督卢象昇也极力主战，《明史·卢象昇传》载：“当是时(指崇祯十一年)，嗣昌、起潜主和议，象昇闻之顿足叹曰：‘余受国恩，恨不得死所，有如万分一不幸，宁捐躯断腹耳。’及都，帝召对，问方略。对曰：‘臣主战。’帝变色，良久曰：‘抚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起潜议。’出与议，不合。”其实崇祯帝很明显倾向主和，只是不便明说而已。因此朝政大权实落在主和派手中。
　　崇祯十二年，明军在河北巨鹿附近的贾庄与清兵交战。在贾庄战役中，杨嗣昌等人伺机进行报复。杨廷麟本是一介书生，杨嗣昌却“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昇军。”(《明史·杨廷麟传》)“君拜极言疏，夜半片纸出。赞画枢曹郎，迁官得左秩”，指的就是这件事。让一位翰林院编修去赞画军事，有点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味道。同时，杨嗣昌又有意断绝卢象昇部的粮饷，《卢象昇传》云：“(嗣昌)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巡抚张其平闭闉绝粮。”并一再抽调卢象昇的部下，以致最后决战时，“亲军唯数百”。因此贾庄战役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贾庄战役的惨败，又促使明王朝向灭亡的道路上迈前了一步。
　　这首诗以《临江参军》为题，主人公当是杨廷麟无疑，但诗中却以相当的篇幅刻画卢象昇，他与杨廷麟一样，耿耿丹心，铮铮铁骨，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特别是他在战场上以身殉国的情景，描写生动，感人至深。“公知为我故，悲歌壮心溢。当为诸将帅，挥戈誓深入。日暮箭镞尽，左右刀铤集。帐下劝之走，叱谓吾死国”。他身先士卒，深入敌阵，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明知自己处于险境，却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
　　诗中有两个细节描写，表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在临战前，他意识到敌强我弱，难免一死，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公独顾而笑，我死则塞责。老母隔山川，无己寄凄恻。作书与儿子，勿复收吾骨。得归或相见，且复慰家室。”而他对于友人，则关怀备至，为避免无谓牺牲，临战前有意让杨廷麟离开贾庄。《梅村诗话》载：“卢自谓必死，顾参军书生，徒共死无益，乃以计檄之去，机部不知也。机部至孙待郎传庭军前六日，而卢公于贾庄殉难。”所谓“别我顾无言，但云到顺德”，诗中所蕴含的意义，非语言所能表达。对人对己，他是有一杆标准的。通过这两个细节的描写与比较，卢象昇的形象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卢象昇殉难后，杨嗣昌辈还企图加以诬陷，“先是嗣昌遣部役张姓者侦贾庄，而其人谈卢公死状，流涕动色。嗣昌榜笞之，楚毒倍至，口无改辞，曰‘死则死耳，卢老爷忠臣，吾侪小人敢欺天乎。’遂以考死”(见《梅村诗话》)。杨嗣昌为了达到诬陷目的，竟然把据实报告卢象昇死状的部役拷打至死，而一个普普通通的部役，在严刑拷打之下，依然面不改色，口无异辞，情愿赴死，可见人间自有正义在。
　　作为诗中的主人公杨廷麟，更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形象。“临江髯参军，负性何贞烈。上书请赐对，高语争得失。左右为流汗，天子知质直”。他在皇帝面前，慷慨陈辞，直言不讳，力主抗清。这样，诗的开首就把他贞烈刚正的性格粗线条勾勒出来。他虽是一介书生，派遣他赴前线赞画军事，却毫不推辞，且决心以身保国：“成败不可知，死生余所执。”
　　他和卢象昇可说是志同道合，《梅村诗话》说：“卢与阁部议军事不合，遇机部相得甚。”共同的抗清主张，使他们成为挚友。贾庄战役中，卢象昇曾致书监军太监高起潜，请求合军围击清兵。高起潜非但不予响应，竟拔营夜遁，卢象昇孤军无援，故遭失败。卢死后，杨廷麟如实上疏，涉及高起潜。他的友人冯邺仙担心因而招祸，替他将奏疏中的这一段话删去。杨廷麟知道后很生气，致书给冯邺仙说：“高监一段竟为删却，后世谓伯祥不及一部役耶！”诗中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记叙：“诏下诘死状，疏成纸为湿。引义太激昂，见者忧谗疾。公既先我亡，投亦复奚恤？大笔苟弗明，后世谓吾笔。”杨廷麟刚正质直的性格，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后来杨廷麟还特地到宜兴访卢象昇子孙，慰问关怀烈士遗属。“犹见参军船，再访征东宅。风雨怀友生，江山为社稷”。在风狂雨骤的动荡年代，社稷危倾之际，像卢象昇这样为国牺牲的将领，值得人们深深地怀念。
　　吴梅村这首诗作于杨廷麟任南京司业旋里时。《梅村诗话》载：“已而，机部过宜兴访卢公子孙，再放舟娄东，与天如师(张溥)及余会饮十日，嘉定程孟阳为画髯参军图，钱牧斋作短歌，余得《临江参军》一章，凡数十韵。”杨廷麟后起兵守赣州，隆武中进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丙戌(清顺治三年)十月殉难，晚节昭然。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战役的失利，是继崇祯十二年贾庄战役之后的又一次惨败，它无疑加速了明王朝走向灭亡的路程。松山一役，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失败之惨，在明代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松山在今辽宁省锦县西南，山之西有松山城，与“兵家必争之地”锦州相邻。东临渤海，南下可直达山海关。因形势险要，朝廷不惜派重兵坚守，为明代山海关外对清作战的主要据点。
　　崇祯十三年五月，清兵围困锦州，一封封求援的军书飞驰京城。次年三月，崇祯帝命东协总兵曹变蛟、辽东总兵王廷臣、援剿总兵白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以及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凡八大将，兵十三万，马四万，由蓟辽总督洪承畴统领，驻守松山一带。后数度与清兵激战，均损兵折将，遭到严重挫折。于是锦州围益急，而松山亦被围。崇祯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为清兵内应，松山遂破，全军覆没。曹变蛟、王廷臣及巡抚邱民仰等不屈被杀，唯洪承畴苟活降清，颇受重用。这关键性的一役，关外劲旅尽丧，为清兵入关直取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吴伟业《松山哀》一诗，以凝重的笔触对松山战役作了历史性的回顾。
　　顾名思义，此诗重点在一个“哀”字，围绕着“哀”而层层展开，“哀”就是这首诗的主旋律。诗以慷慨悲歌开始，一股悲郁压抑的气氛仿佛迎面扑来，且听：
　　拔剑倚柱悲无端，为君慷慨歌松山！卢龙蜿蜒东走欲入海，屹然搘柱当雄关。连城列障去不息，兹山突兀烟峰攒。中有垒石之军盘，白骨撑拒凌巑岏。十三万兵同日死，浑河流血增奔湍。
　　松山一带，山高地险，洪承畴曾命曹变蛟在松山北、乳峰山西筑垒列营，并在周围修筑长壕。然而却抵挡不住清兵的攻势，明军惨遭失败，制造了一幕“十三万兵同日死”的悲剧。诚然，松山之战，历时数月，非集于一日，所谓“十三万兵同日死”，实是夸张的写法，不过是表达“全军覆没”之意，因为非如此就难以烘托这一惊心动魄的悲壮场面。据《扈从东巡日记》载：“自杏山迤南沿海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这一记载，可作为“流血增奔湍”的注脚。松山战役的失败，丧失了明朝在东北的屏障，之后不久，锦州、杏山、塔山相继陷落。从这一战役中已露出清盛明衰的端倪，或者说它是明朝覆亡的前兆。因此，作者“哀”松山，实际上是哀明王朝，这是《松山哀》的第一层次。
　　“哀”的第二层次是经战火洗劫后松山一带的冷寂荒凉：
　　天山回首长蓬蒿，烟火萧条少耕作。废垒斜阳不见人，独留万鬼填寂寞。若使山川如此闲，不知何事争强弱！
　　田地荒芜，野草丛生，营垒废弃，杳无人烟，战争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它留下的创伤久久不能平复，而在战争中丧生的冤魂又何止成千上万！天山即祁连山，这里当借指长白山为代表的东北地区。长白山一带是女真族的发祥地，也可以说是清朝入关前的大本营。昔日的大本营，如今却如此萧条，诗人不禁发出无限的感慨：“若使山川如此闲，不知何事争强弱！”很显然，它的矛头是指向清朝统治者。为了争夺统治权，统治阶级总是把战争强加在广大民众的头上。战乱造成的结果是，山川破坏，满目疮痍，而统治者对在战争中遭受巨大不幸和痛苦的人民是不会顾惜的。我们看历史上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不知何事争强弱”，可说是对这类战争的委婉的批判。
　　“哀”的第三层次是，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国之后，不惜招募关内的少壮迁往关外，再次使他们离乡背井，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境地：
　　闻道朝廷念旧京，诏书招募起春耕。两河少壮丁男尽，三辅流移故土轻。牛背农夫分部送，鸡鸣关吏点行频。早知今日劳生聚，可惜中原耕战人！
　　旧京指清朝入关前的都城盛京(即今辽宁沈阳市)。清朝定都北京后，以盛京为留都。两河指今河北省一带地区。《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长年的战乱，生灵涂炭，死的死，逃的逃，旧京一带劳力奇缺，延误春耕，不得已，皇帝只得下诏，令两河地区少壮迁徙关外，连京畿地区的人民也不能幸免。诗人目睹如此情形，从心底发出深深的哀叹：“可怜的中原老百姓！”我们可以想象，中原地区的人民，刚刚经受了惨重的战祸，还来不及重建家园，却又被迫离乡背井，远涉关外，这种双重的苦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诗中显示出这种种苦难和松山战役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它是松山战役惨败所带来的恶果。因此，用“哀”作为主调，贯穿首尾，使整首诗飘荡着愁云惨雾，无疑增添了诗的感染力。
　　松山战役明朝的主将是洪承畴，这一战役的失败，他自应负主要之责。后来他屈膝降清，而且为清朝征服江南以及西南各省尽心效劳，清廷重拜他为大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七省经略。对于他的丑恶行径，诗中语多讽讥，但碍于清朝统治者，不便直截了当予以谴责，而是用曲笔，写得比较委婉，如“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一旦功成尽入关，锦裘跨马征夫乐”等等，表面上用奉承的语句赞美他“致将相”、“重登坛”、“功成”，实际上讽刺他卖身投靠，为清朝效命。
　　前面提及吴梅村的“哀”松山，实际上是哀叹明王朝的灭亡。诗中渗透着对故国的眷恋，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的精神，它无疑受杜甫《悲陈陶》、《悲青坂》等诸诗的直接影响。甚至在遣词造句方面，其学杜的痕迹也十分明显。如“十三万兵同日死”，显然出自《悲陈陶》“四万义军同日死”之句。《新唐书·杜甫传》云：“沾丐后人多矣”。这一千古论断，信哉！
　　在明末清初的诗歌、戏曲作品中，活跃着几个美丽动人的妇女形象，虽然她们都是“命比纸薄，身为下贱”的青楼女子，但在国破家亡的时刻，一身柔肠侠骨，自有光彩照人之处。如抗拒清廷征召、血洒桃花扇的李香君；劝钱谦益一起自尽、以身殉节的柳如是等。而卞玉京，也是其中出色的一个。
　　卞玉京，原名赛，号云裳，秦淮名妓。工小楷，能琴，善诗，尤爱画兰。入清后作道人装束，称玉京道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红粉佳人，难免有一段艳情故事，就像李香君倾心于侯朝宗，柳如是爱慕钱谦益一样，卞玉京爱慕的是吴伟业。这也可见明代末年名流与妓女结合的社会风习之盛。梅村在《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序中，回忆当日一段因缘：“与鹿樵生(梅村自号)一见，遂欲以身许。酒酣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不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卞玉京对吴梅村可谓一见钟情，而诗人却佯作不解，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吴梅村为何拒绝卞玉京，个中原因，恐怕唯有诗人自己知晓了。不过纵观他为卞玉京写的诗歌中，似乎旧情未断，依然透露出一股绵绵情意，含有不尽的悔恨。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带有悲剧色彩。
　　顺治七年(1650)，卞玉京从南京来到常熟，主人钱谦益特地设宴派车邀请她，吴梅村也渴望与之一见。但她却径入内宅，托病不出，使梅村怅然若失，抱恨而归，叹曰：“吾自负之，可奈何！”并作《琴河感旧》四首，以寄情怀。序云：“予本恨人，伤心往事，江头燕子，旧垒都非，山下蘼芜，故人安在？久绝铅华之梦，况当摇落之辰……听琵琶而不响，隔团扇以犹怜。能无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诗中有“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骢容易别卢家”；“油壁迎来是旧游，尊前不出背花愁。缘知薄幸逢应恨，恰便多情唤却羞”；“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等句，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真是又怨又爱，又悔又恨。压抑在心底的感情就像泉水从石缝里喷出，一发而不可收。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
　　数月后，已是初春时节，卞玉京著黄衣，作道人装，与侍婢柔柔携琴遇访吴伟业。这次在虎丘相晤，旧地重游，再叙前情以及离别后的情景，卞玉京说：“吾在秦淮，见中山故第有女绝世，名在南内选择中，未入宫而乱作，军府以一鞭驱之去。吾侪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接着卞玉京为弹一曲，拨动了诗人的心弦，于是写成一首《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这首记叙重逢的诗歌，似应是一首艳歌，实则不然，综观全诗，倒是一曲含义深刻的时代悲歌。在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年代，不可能有一块超脱尘世的净土，就是儿女私情也笼罩着时代的阴影。这首浸透着血和泪的《弹琴曲》，首先倾诉的还不是卞玉京自己的悲惨遭遇，而是大家闺秀中山王后代徐女的悲剧：“万事仓皇在南渡，大家几日能枝梧。诏书忽下选娥眉，细马轻车不知数。”明亡后，皇室成员纷纷仓皇南渡，在南京匆匆建立起来的弘光小朝廷，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急境地。然而君臣上下非但不图恢复中原之策，而且过着醉生梦死奢侈腐化的生活，居然下诏大选淑女，闹得民间不得安宁。“中山有女娇无双，清眸皓齿垂明珰。”徐女因才貌出众而被选中，但还来不及入宫，清兵已渡江南下。弘光帝仓促出逃后，这些尚未入宫的妃嫔，就像羊落虎口，沦为清兵的战利品，被掳北去，从此一去不复返。
　　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闻道君王走玉骢，犊车不用聘昭容。幸迟身入陈宫里，却早名填代籍中。依稀记得祁与阮，同时亦中三宫选。可怜俱未识君王，军府抄名被驱遣。
　　诗在叙述徐女等这些深闺弱质的悲剧命运后，还将她们与历史上的妃嫔进行对照，指出陈后主的张贵妃和孔贵妃虽被韩擒虎所擒，但毕竟已承恩十年；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玉儿，也曾得到东昏侯的恩宠。她们虽然不幸，但与“可怜俱未识君王”的徐女等相比，徐女的遭遇更悲惨，也更值得同情。
　　诗的后半篇着重描写卞玉京等教坊女子的不幸：“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官府的征召，引起教坊中歌舞妓的一片混乱。为了拒绝征召，卞玉京改著黄色道装，乘船东下，表示了她对清朝的不满和反抗。作为一个青楼妓女，她的人品和气节，不但远胜叛国投敌的吴三桂，就是身仕两朝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也不能与她相提并论。
　　身为皇妃的徐女，和作为烟花女子的卞玉京，其地位身份，有着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她们都同样成为清兵掠夺的对象。“十年同伴两三人，沙董朱颜尽黄土。”和卞玉京一起的秦淮名妓沙才、沙嫩以及董白等人，甚至被蹂躏至死。对妇女命运的关心，是这首诗的主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诗的前后两部分成为一个整体，而无分割之感。
　　卞玉京后来嫁给会稽郑建德，颇不得意，“乞身下发”为道人，凡十余年而卒，葬在无锡惠山祇陀庵锦树林之原。大概因为未能忘却他们曾经相好过一场，吴伟业带着惘怅的心情到她的墓前凭吊，并写了一首长诗《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她虽然死了，却活在诗人吴伟业的心中。
　　自古以来，高官厚禄一直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理想。它犹如一服奇妙的兴奋剂，刺激着人们的神经，驱使一批又一批的士子，向着做“官”的目标冲刺，以便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挤进荣华富贵者的行列。苏秦悬梁刺股，终于佩六国相印；姜太公钓鱼，七十得遇文王而富贵，这些典型都是儒家用以教育子弟的重要教材。
　　然而通向仕途的道路，往往总不是那样平坦的。那些在宦海中飘荡的士大夫，有时会遇到狂风骤雨、浊流恶浪的袭击，以致损帆折桅、触礁沉船。吴伟业的一生，他的命运，他的欢乐与悲怆，也都和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
　　明崇祯四年(1631)，年仅二十三岁的吴伟业，就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俗称榜眼)的优异成绩，连捷及第。当他满怀喜悦准备踏上仕途之时，孰料竟不自觉地卷入党社之争。因温体仁与辛未会试主考官周延儒有隙，温竟指使同党弹劾周延儒主持考试有舞弊之嫌，涉及吴伟业。周只得将吴的试卷呈请皇帝裁决。谁也没有料到，明思宗阅后欣然命笔，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给予很高的评价。于是，吴伟业因成绩优异，授翰林院编修。
　　更令吴伟业感激不尽的是，明思宗特赐他归里娶亲，获得少有的殊荣。“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古代读书人心目中所追求的美满生活，他却轻易地达到了。这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之事，到了垂暮之年，当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依然充满得意之情：
　　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时有攻宜兴座主(指周延儒)，借吾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给假归娶先室郁氏。
　　他的步入仕途，虽有小小的插曲，应该说还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与那些耗尽毕生精力屡考不中的读书人相比，或者与《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范进中举式的穷书生比较，他自然是幸运得多了。
　　吴伟业衣锦还乡，给假娶亲，使他声誉鹊起。在这期间，即崇祯六年春，作为复社骨干，他曾参与复社在苏州虎丘举行的大会，四方赴会的约数千人，盛况空前。这和张溥、吴伟业考取进士有着直接的关系，使他们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
　　崇祯八年，吴伟业假满后回京任职，从此过着优裕的京官生活。崇祯十二年七月，他“奉使封延津、孟津两王于禹州”。禹州治所在今河南禹县。不料在途中获悉母亲病危，封藩事毕，他便“昼夜兼程”回到家中。母亲虽“幸而得救”，他自己却“忧劳兼至，抱病困劣矣”。为此“投诚君父，拜表陈情”，请求在南京国子监任职。结果经朝廷获准担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从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他接连升任左中矣、左谕德、左庶子，可谓青云直上。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似乎他都没有到京任职，其中原委，值得探究。
　　但可惜好景不长，他生活在明朝末年，正处于社会大动荡的前夜，一方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几乎席卷半个中国，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在东北崛起的清朝统治者虎视眈眈，正等待时机，以图取而代之，因而不断派兵骚扰中原，对明朝造成严重威胁。日暮途穷的明朝统治者，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已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自缢身亡，从而结束了朱明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甲申之变，梅村“号恸欲自缢”，后为家人所阻。福王立，召拜少詹事。“越两月，先生知天下事不可为，又与马、阮不合，遂拂衣归里”。
　　明思宗(崇祯)殉国处
　　清兵入关之后，于顺治二年渡江南下，短命的弘光朝成立未及一载，就匆匆收场。清朝统一中土后，吴伟业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作为一位明朝遗臣，他的政治抱负、理想事业等都化为泡影，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但是作为一位大诗人，也许由于战乱之后，历尽人间荣辱升降，他的思想经过时代的洗礼而升华，他那奔放的感情就像泉水突喷，绵绵不绝，流之笔端，就构成一篇篇无愧于时代的佳作，给中国诗坛增添了奇葩。“诗穷而后工”的规律又一次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梅村《哭苍雪法师》诗云：“得道好穷诗正变，观心难遣世兴亡。”虽写的是苍雪法师，其实何尝不是写自己！
　　作为前朝遗臣，他“难遣世兴亡”，对故国始终未能忘怀，特别是崇祯皇帝的恩宠，以及一段“春风得意”的京官生活，实在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在人生旅途上，人们往往对逝去的岁月更加留念，对失去的东西倍觉宝贵。其实，在他担任京官期间，由于党争纷起，官场上的倾轧颇为激烈，他的心情未必舒坦。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留在他脑际里的却是一幅幅美好的情景。直至顺治八年，他还以记梦的形式，写下一首《辛卯元旦试笔》：
　　十年车马盛长安，仙仗传筹曙色寒。禁苑名花开万树，上林奇果赐千官。春风紫燕低飞入，晓日青骢缓辔看。旧事已非还入梦，画图金粉碧阑干。
　　此诗作者自注：“除夕再梦杏花。”古代长安有杏园(在曲江池西南)，唐时为新进士游宴之地。这里“再梦杏花”，即喻当年作者进士及第任职翰林院事。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明朝覆亡虽已数年之久，但他魂牵梦绕的还是“十年车马盛长安”的好时光。自梅村考取进士后，担任京官的近十年时间，正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欢快的日子。昔日仕宦京华的一幕幕生活，如今像走马灯似的在梦境中依稀再现：宫殿里皇家仪仗队威严肃穆地陈列着，等待五更时分百官朝见皇帝；禁苑里满园名花盛开，群僚们(当然包括作者自己)迎着春风晓日，骑着青骢马，缓步欣赏御苑的景色，皇帝将园中盛产的珍贵果品分赐给千官……那气派、那神情、那场面、那景色，勾勒出一幅春风得意的京官生活图，令人陶醉。
　　梦境虽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梦境中的欢乐毕竟是暂时的。梦醒之后，梦中美好的一切全都消失了，就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很快地消失在空气中一样。于是，他又痛苦地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旧事已非还入梦”，留给他的只是一片空虚和无限的感叹，而在感叹中又寄托着对故国的深深思念。
　　远古时代，中国就有关于海上仙山的神话传说。仙山上筑有玉宇琼楼，居住着美丽绰约的仙子，引得人人心向往之。古籍中留下的文字记载也颇多，如《山海经·海内北经》：
　　《史记·秦始皇本纪》：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日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史记·封禅书》：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
　　常言道：“做了皇帝想成仙。”皇帝在人间贵为天子，享尽荣华富贵，但遗憾的是，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仍不免一死。因此，他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就更为迫切。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派人入海求神山，其目的是想取得仙山上的不死药。汉武帝为了远望蓬莱仙山，还特地筑城，命名为“蓬莱”，今日山东蓬莱县即由此而来。宋嘉祐年间，郡守朱处约把蓬莱县北丹崖山的海神庙改建为蓬莱阁，神话传说这里是八仙过海之处。
　　三神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凡人成仙之后自然也都相聚在那里。白居易《长恨歌》中有一段写方士寻觅死后的杨贵妃：“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从下文“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来看，诗中的仙山也就是蓬莱山。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为什么传说中的仙山位置在今蓬莱县一带呢？很显然，这恐怕和海市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自古以来，这一带经常出现变幻无常的海市，古代的人们又无法对这一自然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以为那些虚无缥缈、时隐时现的海市蜃楼，必定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于是创造了渤海中三仙山的神话传说。
　　关于蓬莱海市，历史上多有记叙。沈括《梦溪笔谈》：“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楼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之状，谓之海市，或云蚁蜃之气。”《齐乘》云：“登州北海中，有沙门、鼍矶、牵牛、大竹、小竹五岛，海市现灭，常在五岛之上。或谓类南海蜃楼，殆不然。尝至海上访之，每于春夏晴和之时，果日初升，东风微作，云脚齐敷于岛上，海市必现。凡世间所有，象类万殊，或大或小，或变现终日，或际海皆满，其为灵怪赫奕，岂蜃楼可拟哉！”名闻遐迩的蓬莱海市，千百年来不知吸引了多少游人。但其中肯定有不少人因未能一睹其奇特的景象而感到遗憾。然而也有幸运者，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元丰八年被命为登州知州，十月到任，不料到任后仅五天，即被召还朝改任礼部郎中。海市一般常在春夏之间出现，苏轼到达登州时，已是深秋初冬时节，自然在短短的数天里要想见到海市，已属奢望。然而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海市)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即东海龙王)之庙，明日见焉。”这虽是巧遇，但对诗人来说却是极其难得的，欣喜之余，他作《登州海市》以记此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海市奇幻诡谲，出没无常，在“岁寒水冷天地闭”之际，能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只能说他是一位颇有眼福的人。而这首以海市为题材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除山东蓬莱之外，中国沿海一带出现海市的也并不少，如浙江海宁、上海金山、广东惠来等地也都能见到它的身姿。吴伟业有一组《海市》诗，就是描写盐官(今浙江海宁)海市的。据作者在《海市记》中记述，清顺治四年，作者前往杭州探望两浙观察张天机(字石平)，张设宴盛情款待，席间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盐官海市的景象：
　　余过盐官，观海市矣。姑登楼望海，见海中有浮图长三十仞，白云滃滃从之。初谓绝岛所未有之奇也。已而石塘阗沸，盐官人皆走且呼曰，海市矣！海市矣！
　　未几，赤壁矗起，甃域剥落若堵墙，少间色变白，危楼数十间涌出其际，窗棂玲珑，金碧如画。忽苍烟飞来，复阁尽没，而修竹万丛，松柏槎枒，层城睥睨，横亘异状。烟尽，楼脊渐出，顿还旧观。乃有长桥出于水上，隐隐历历，车马无声，楼船旗帜，似有人队介而立。其余若鼎者、铛者、幡盖者、盘盂杯鎗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者，盖不可胜数矣，而又倏忽尽矣。
　　《海市记》生动而详尽地描写了盐官海市云蒸霞蔚、壮丽幻化的景观。随后，作者似乎意犹未尽，又挥毫写成《海市》四首，它以丰富的想象，绚丽多姿的笔触，把海市变幻多端的景色描绘得惟妙惟肖。这里抄录一首，以供欣赏：
　　东南天地望中收，神鬼苍茫百尺楼。秦畴长松移绝岛，梁园修竹隐沧洲。云如车盖旌旗绕，峰近香炉烟霭浮。却笑燕齐迂怪士，只知碣石有丹丘。
　　海市这一自然界的神奇景观，自非鬼斧神工所不能为，确给人一种神秘感。你看，那天地苍茫之间矗立起百尺危楼，那秦时祭坛的松树，仿佛移植在绝岛上，那汉代梁园的修竹隐约出现在水边……这一切构成了迷迷濛濛、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结局讽刺古代方士只知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言外之意是他们不知盐官的海上也有神仙居住的地方——丹丘的存在。这里也给我们以启示，古人确是将海市当作仙山看待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只是凭借他人的叙述，而未亲睹海市的景况，却描写得有声有色，历历如在眼前，足见其艺术功力之深。
　　悼亡诗，顾名思义是丈夫追悼亡妻之作，始于晋代潘岳。
　　西晋文学家潘岳，美姿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标准的美男子。据说少年时曾挟弹出洛阳道，妇女们见到他无不为之倾倒，“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但是，他对妻子的感情却始终如一，可谓情深意笃。他二十四岁结婚，五十岁妻子不幸死亡，夫妇和睦相随二十六载。潘岳悲痛之极，为她服丧一年，期满后于元康六年(269)改服赴任，作《悼亡诗》三首。诗中所写都是日常生活之事，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流畅，没有什么深奥难懂的句子。“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睹物思人，抚衿长叹，徘徊墓前，不忍离去，最后“挥涕强就车”，“路极悲有余”。诗中所流露的真挚、自然、深沉的夫妻之情，颇为后人赞赏，此诗也得以广泛流传。从此之后，《悼亡诗》便成为丈夫哀悼亡妻的专用诗题。
　　诚然，潘岳《悼亡诗》之所以备受推崇，也不是偶然的。中国妇女历来克勤克俭，为抚育子女、操持家务等等付出了大量劳动，由于社会的男尊女卑，她们的功绩往往被忽视。再加上中国人不是讲“含蓄”吗？一般习惯于感情不外露，夫妇之情尤其如此。翻遍古代数以万计的诗篇，其中深刻抒发夫妻感情的作品实不多见，就是一个明证。也许由于死神的降临，使积聚心头的情感一下子突发出来，汹涌澎湃，无所阻挡，一旦见诸文字，吟成悼亡诗，就往往会引起心灵的共鸣。再说潘岳本来就是写哀伤诗的高手，他善于言情的特长，无疑有助于《悼亡诗》的不胫而走。
　　此后，悼亡诗几乎历代皆有，其中唐代诗人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就十分著名：“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叙事真，感情痴，用语挚，公认为悼亡诗中的佳作。
　　吴梅村为悼念亡妻而写的《追悼》，也是一首情真意切的好诗：
　　秋风萧索响空帏，酒醒更残泪满衣。辛苦共尝偏早去，乱离知否得同归。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最是伤心看稚女，一窗灯火照鸣机。
　　诗人的妻子郁氏卒于顺治四年(1647)。这时离清兵长驱直下攻占南京、吴伟业带领全家避乱乡间仅二年。俗话说，人生最大的伤心事，莫过于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和老年失子。这年作者才三十九岁，正是中年丧妻，国破妻亡，对梅村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秋风”、“空帏”、“更残”，在一片凄凉的环境中诗人酒醒了，想起曾朝夕相处的亡妻，不禁泪洒衣襟，长夜难眠。
　　人虽亡去，但岁月流逝而留下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吴伟业少年得志，连捷及第，二十三岁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崇祯皇帝特赐他归里娶亲，娶的就是这位贤淑的郁夫人。这是何等的荣耀！当时他的恩师张溥曾写诗祝贺：“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富贵无忘家室始，圣贤可学友朋须。”(《送吴骏公归娶》)的确，命运之神好似已为吴伟业安排好一切，如花似锦的前程，令人神往。“人间好事皆归子”，梅村当时确实正处在一生之中最幸运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崇祯末年，风云突变，特别是甲申之变、乙酉之乱，明朝灭亡。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与吴伟业同甘共苦、分挑重担的正是这位郁夫人。顺治二年，在清兵铁蹄的驱赶下，吴伟业与郁夫人携全家百口，在风雨中乘扁舟逃往礬清湖，投靠亲戚，这对于平日居住在高楼深院的贵夫人来说，确是很艰辛的，但却支撑了过来。可是在饱尝了离乱带来的痛苦之后不久，郁夫人却偏偏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辛苦共尝偏早去，乱离知否得同归。”这一字一句都饱含着无穷的辛酸，确是他们共同经历劫难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
　　从郁夫人之死，联想到自己在明亡后，未能以死殉节，实有愧于君亲。他痛感悲哀的是江山易主、人事皆非：“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正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因此，这首悼亡诗与一般悼亡诗有所不同，除表达对亡妻深沉的悼念外，还将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融进诗句里，诗的内容早就超出了悼念亡妻的范围，无疑扩大了诗的社会意义。结尾以稚女失母、布机失主反衬悲哀之深，好似不经意的一笔，却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在梅村作品中可算是质朴无华的一首，语言未多加修饰，也不用典，但由于感情真挚、浓烈，十分动人。
　　吴伟业对明朝、对清廷、对做官、对人民等等有自己的态度，同样，他对妻子、对家庭、对子女也怀有脉脉温情。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是一位感情丰富、有血有肉的诗人。
　　雨，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有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牧童放牛，酒幌微露，濛濛细雨犹如一袭轻纱，若隐若现地笼罩着人和物。诗中创造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氛围，宛然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这首诗倘若抽去了雨，诗味就不可能如此浓郁。
　　雨，作为大自然的恩赐，似乎是那样的平常，但人类如果缺雨少水就难以生存，地球上鱼虫草木等等，如果没有适量的雨水也无法生息相继。雨水与人类生活既然如此密切，因此，很自然成为诗人笔下吟咏的对象。同时由于人们对雨的需求感受不同，或喜或忧，从而创作出千姿百态的诗篇。
　　农作物需要雨水，就像婴儿需要母亲的奶汁一般。俗话说：“春雨贵如油。”那是因为春雨能够滋润大地，有利于春耕，给农业生产带来勃勃生机。所以古诗中讴歌春雨的诗篇特多，字里行间流淌着喜悦之情。如南宋翁卷《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迷濛春雨，染绿了山原，农民们怀着丰收的希望忙着插秧养蚕。透过这一画面，我们仿佛感受到农夫们对于未来的憧憬，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喜洋洋的心情。又如杜甫《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春风春雨，细致入微，全诗不着一喜字，但心头的喜意却跃然纸上。
　　滋润的雨水，有益于农业生产。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总是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希望。但是绵绵淫雨或久旱不雨，又会造成不幸和灾难。因此，人们称淫雨为“苦雨”、“愁霖”。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京等地发生严重旱灾，皇帝甚至每夜焚香祷告以祈雨，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写了一首《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诗，加以讽刺：“五风十雨不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说江南申渐高。”申渐高是五代吴国的乐工，当时吴国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干旱，中书令徐知诰(即后来的南唐开国皇帝)问道：“近郊有雨，何以都城不下雨呢？”申渐高以诙谐的口吻说：“因为雨怕抽税，不敢进京。”诗中借申渐高的典故，抨击明代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写得饶有风趣。事实上，天灾与人祸往往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
　　其实，淫雨造成的灾害，并不比干旱轻些。且看吴伟业的两首《苦雨》诗：
　　乱烟孤望里，雨色到诸峰。野涨余寒树，江昏失暝钟。夜深溪碓近，人语钓船逢。愁听惟支枕，艰难愧老农。
　　响苦滴残更，愁中耳倍明。生涯贪旧业，天意误躬耕。乞火泥连屋，输租潦满城。谁家歌舞宴，彻夜不闻声。
　　这两首诗写作时间相隔多年，但所表达的内容却有连贯之处。前一首勾勒出江南水乡久雨成灾的凄凉景象。绵绵淫雨，下个不停，田野里汪洋一片，淹没了一切，只有零零星星的寒树撑出水面。洪水泛滥，收成无望，最终遭殃的将是普通农民。“愁听惟支枕，艰难愧老农。”面对灾情，自己却束手无策，深感愧对老农。这发自肺腑的声音，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关心和同情。
　　后一首写夜深更残，那淅沥沥的雨声依然不绝于耳。久雨成灾，使诗人愁思难禁，彻夜不眠。“天意误躬耕”，诗人想到的是，久雨耽误了农业生产，言外之意是靠它过活的人们，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写到这里，意思已表述清楚，本可以结束了。但诗人意犹未足，笔锋一转：“谁家歌舞宴，彻夜不闻声。”富豪人家面对这场淫雨所造成的灾害，非但无动于衷，而且依然通宵达旦寻欢作乐，沉迷在“歌舞宴”之中。这样的刻画，一层深入一层，给人以“峰回路转”的感觉，使诗所蕴含的深度增加了，避免了一览无余的弊病。如果不是大手笔，是颇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大量的咏雨诗中，有的把雨纯粹作为大自然的景象加以描绘，如王维“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杜甫“鸣雨既过渐细微，映空摇飏如丝飞”(《雨不绝》)，陆游“映空初作茧丝微，掠地俄作箭镞飞”(《雨》)，刘基“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五月十九日大雨》)等等，或描写雨中景色，或表现雨的状态，都从不同角度捕捉雨的形象，加以刻画。但更多的诗篇，则是借咏雨以抒怀。前面所引两首吴伟业的诗就是如此。又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写于光宗绍熙三年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当时陆游已六十八岁高龄，赋闲在家，但他收复中原的愿望始终未泯，甚至在梦中也念念不忘奔赴前方。所谓“风雨大作”，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在诗中我们可以感触到一颗跳动着的拳拳爱国之心。
　　雨虽无情人有情。人们寄情于雨，就会创作出具有艺术生命的东西。记得曾有人说过：“没有感情，艺术生命之花便会枯萎。”这确是经验之谈。
　　以旅思为题材的作品，在古典诗歌中何止成千上百！大概因为古代交通不便，旅途困顿，更能引发出诗人的旅思羁愁吧！描写旅愁的诗篇最早可推至《诗经》，其中《采薇》篇写士兵远离家园，出征边陲，抵御□狁的侵犯。末章写归途中的愁绪，至今咏诵一过，仍感意境无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战士们在归途中忆及昔日从军出征时的情景，春光明媚，杨柳依依。如今征战归来，已是隆冬来临，雨雪霏霏。描写征途风光的目的，是从季节更迭中衬托出士兵们长时间征战在外困苦不堪的情景。征途悠远漫长，士兵们忍饥挨饿，徒步行军，内心充满悲哀，而更感可悲的是，士兵们的哀愁既无人觉察，更无人理解。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看作是诗歌创作中以旅思为题材的滥觞。
　　之后，抒写羁旅情怀几乎成为诗人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因为一般地说，诗人的经历往往比较复杂，无论是离家事君，宦游海内；或是出门远游，历尽山川；或是守戍边境，远征异域；或是经历离乱，流浪他乡等等，一旦踏上旅途，总不免拨动感情之弦，弹奏出旅思羁愁之曲。例如陆机《赴省洛道中作》，就是一首描写旅途情怀的名篇，诗写道：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杏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陆机是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抗之子。晋灭吴后，陆机长期闲居故里，太康十年(289)与其弟陆云应诏赴洛阳，但这却并非所愿。所以他人在途中，心念家乡。“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诗一开头就写出辞家远出的感叹，与结尾“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相呼应。诗中写旅途的艰辛、环境的险恶，且用“衰”、“孤”、“悲”、“郁”这类的字眼极力表达旅途的愁思，而这一切恰恰又都围绕着“思乡”而层层展开，既委婉动人，又突出主题。由于这首诗所写的旅思，仍囿于个人的思乡之情，所以社会意义并不大。
　　吴伟业的《野望》二首，同是写旅思，但所表达的却非个人的哀愁：
　　京江流自急，客思竟何依！白骨新开垒，青山几合围。危楼帆雨过，孤塔阵云归。日暮悲笳起，寒鸦漠漠飞。
　　衰病重闻乱，忧危往事空。残村秋水外，新鬼月明中。树出千帆雾，江横一笛风。谁将数年泪，高处哭途穷。
　　这两首诗约写于清顺治八、九年间，此时离明朝覆亡已将近十年，但战乱给诗人带来心灵上的创伤却无法医治好，因此作者途经镇江时，目睹战争给人们造成的劫难，愁思难禁，写下这两首抒发“客思”之情的诗篇。
　　诗题“野望”两字，总括全诗。“野”是客观景色，“望”是诗人眼中所见，带有主观感情。情为主，景为宾，由景入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是本篇特色。诗中描写经历战争浩劫之后的荒凉景色，以寄托对明王朝的哀思，在诅咒战争的同时，表达了对无辜人民的同情，这就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基调。“客思”的内容已经越出个人悲愁的范围。
　　第一首起句点明地点。“京江”指长江流经京口(今江苏镇江)的一段。“客思”则点出诗人在异乡作客。这样一位独立江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而触发无限愁思的诗人形象，就屹立在读者的面前。后面三联是野望所见，也就是引起旅思的缘由。三四句写静景，放眼望去，青山郁郁，白骨累累，大地沉寂得出奇，从而创造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五六句写动景，从高楼上远眺，帆船在迷濛的细雨中飘荡而过，耸立的孤塔上空掠过一阵阵白云。一静一动，反差鲜明，构成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艺术境界。尾联貌似写景，实为抒情。“日暮”不仅指时间已到傍晚时分，而且一语双关，兼指政治气候，含日暮途穷之意，暗中与下一首“高处哭途穷”相呼应。这种内在的联系使两首诗更富有整体感。悲笳阵阵，寒鸦漠漠，为寂静无声的画面增添一丝悲凉的气氛，一股迷惘惆怅的愁绪油然而生。
　　第二首和第一首在内容上是互相衔接的，以“衰病重闻乱”领起全篇。同样是诗人站在江边眺望，时间、地点相同，所看到的景物也无异，同样是江、水、船、树、白骨等等，但妙就妙在作者好似信手写来，却毫无重复之感，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描写。如“新鬼月明中”与“白骨新开垒”表现的是同一个对象，同一层意思，然而前者是写“神”，后者是写“形”，角度不同，就不显得重复。“月明中”是暗用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意，曲折地隐射明朝的灭亡。“月明中”与“新开垒”，一虚一实，虚实相间，参差变化，就显得不单调，不雷同。末句“高处哭途穷”，用阮籍的典故。据《世说新语·栖逸》注引《魏氏春秋》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作者以阮籍自况，表示自己自入清以来，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内心的悲哀可想而知。
　　青山依旧，草木无情。然而愁人眼中“望”出的“野”景，却是青山含泪，流水带愁。作者在遣词造句上注入主观感情，使景物抹上浓重的悲凉色彩，如“白骨”、“危楼”、“孤塔”、“悲笳”、“寒鸦”、“衰病”、“残村”、“途穷”等等，组成一幅凄惨萧瑟的画面，主旋律是亡国哀音。
　　这两首诗的共同艺术特点是，首尾抒情，前后呼应。二三两联写景，或动或静，或近或远，交叉搭配，从而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陈圆圆，原名陈沅，为江南一代名妓，与李香君、卞玉京、马湘兰、柳如是、董青莲、顾横波、寇白门有“秦淮八绝”之称。
　　明清之际，以陈圆圆为题材的诗文颇不少，其中要数吴伟业的《圆圆曲》最为著名，流传也最广。陈圆圆因一曲《圆圆曲》而传世，吴传业也因《圆圆曲》而诗名益增。后世论及陈圆圆的几乎无不从《圆圆曲》中采撷她的生平资料，清代钮琇所作《觚剩·圆圆》就全文引用了《圆圆曲》，可见其影响之大。
　　吴伟业一生精于律诗，尤其擅长歌行体，而歌行中又以七言为胜，后人所称“梅村体”云云，也多半指这类作品而言，《圆圆曲》便是七言歌行的代表作。诗中以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悲欢离合作为经纬线，并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使这首具有传记性质的长篇巨制，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由于作者在题材处理上摆脱了“英雄美人”的格局，不但使主题得以深化，诗的社会意义也很明显地得到加强。
　　此诗结构宏伟，头绪纷繁，明末清初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闯王进京、崇祯自尽、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失败、清朝一统天下等等，在诗中都有所反映，可以看作是晚明史的艺术再现。在一首诗中能够包容如此丰富的历史内容，实为罕见。
　　诗以《圆圆曲》为题，顾名思义，陈圆圆自是诗中的主人公，吴三桂只不过是陪衬人物，可是推敲全诗，“出场”不多的吴三桂在某种意义上讲倒是真正的主角。吴在历史上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民族败类，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面角色。但囿于当时的环境条件，作者只能“反面文章正面做”，即在正面的描述中，予以冷嘲热讽，读之令人拍手称快。我们且看诗的开头是怎样给吴三桂“亮相”的：“鼎湖当日弃人间，破贼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北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身亡。这时，为防御清兵而镇守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吴三桂，曾准备接受起义军的招降，表示愿意归顺。但他得知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掳去后，便不顾民族利益，引清兵入关，并向李自成军进击。为了掩人耳目，他打着为君王报仇的旗号，而且演出一幕“六军俱缟素”的闹剧。但是作者敏锐指出，他的“冲冠一怒”不是为别的，而是为“红颜”，这就撕下他为君报仇的假面具，把一个背叛朝廷、卖身求荣的汉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于这一层意思，梅村在诗中反复吟咏，再三强调，如“常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等等，因此，可以说这开头的短短数句，实为整个乐章定下基调。
　　这首诗约作于顺治八九年间，当时吴三桂先是镇守汉中(今属陕西省)一带，不久即率军入川，追击李自成军，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其权柄在握，不可一世，但作者在诗的结尾却很有预见地宣告，他将和历史上的吴王夫差一样，落得可耻的下场：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乌自啼，屟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明亡后，上至遗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对吴三桂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恨之入骨。吴伟业在《圆圆曲》中说出了人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里话，反映了人们的意愿，这也是此诗之所以能不胫而走的奥秘所在。应该说诗的开头和结尾遥相呼应，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诚然，作者选择陈圆圆作为此诗的主人公，显然并非为陈圆圆而写陈圆圆，而是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在。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花费大量笔墨去描写这位出身卑贱而后成为王侯夫人的历史性人物，因为她的生平际遇正反映了朝代的兴衰更迭。诗中对她的前半生经历，如出生姑苏，沦为妓女，以及被外戚强聘，献入宫中，终被挤遭遣等等，仅作简略的交代，重点则是描述她与吴三桂邂逅相遇后的情景，从初见、定情、携归、离别，至相迎、重圆、入陕、进川等等，情节生动，波澜起伏，且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很大，作者却能够有条不紊让这些事情围绕着吴三桂叛明降清的活动而展开，因而在“红颜流落”的背后，深深隐藏着作者的亡国之痛。
　　陈圆圆最终结局如何？因限于写作年代，诗中未能写明。据《觚剩·圆圆》载，吴三桂镇守云南后，“居久之，延陵(吴三桂)潜蓄异谋，邢(陈圆圆本姓邢)窥其微，以齿暮，请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药垆经卷自随。”所以有一种说法，陈皈心净域，乞女道士以终。至于吴三桂，因康熙时议撤藩，他又起兵反清，自称周帝，后病死。这些都是后事。
　　《圆圆曲》长达五百四十九字，读来却无沉闷冗长之感，显示了诗人卓越超群的艺术才华。由于梅村精熟诸史，兼及百家，诗中用典颇为自如，这也是构成此诗的特色之一，但也引起后人的批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以《长恨歌》之壮彩，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也。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我们觉得，笼统地以用典的多寡来品评吴、白诗歌的优劣，未免失之偏颇。但无需讳言，梅村某些诗篇，因用典过多，以致造成晦涩难明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圆圆曲》问世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据陆次云《圆圆传》载：“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曰‘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三桂赍重币，求去此诗，吴勿许。”这一传说，可靠性如何，有待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军人出身的吴三桂如读到此诗，他的脸色是不会好看的。因为讽刺的力量，会刺痛人们的神经。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是谁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
　　杨际昌在评这首诗时说：“吴梅村歌行，大抵发于感怆，可歌可泣。余尤服膺《圆圆曲》，前幅云：‘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后幅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使吴逆无地自容。体则元、白，可为史则已如杜也。”(《国朝诗话》)这一评论，很有见地。
　　作为清初诗坛的领袖吴伟业，其成材条件之一，是家学根底的深厚。他祖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