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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方绍伟:中国的腐败还有救吗?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方绍伟，一个学术圈“游侠式”人物，近年来，他以“冷酷实证方法论”，批评过国内外众多的大牌学者。这位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虽旅居美国，却时刻关注着中国。他的学术视野很广泛，从他《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制度经济学新视野》等多部著作即可见。同时，他也并不是一个沉溺于学术不问世事的无趣经济学学者，他关切社会热点，以敏锐的眼光，透过各个热点事件去分析其背后的问题所在。最近，他又推出了《中国不一样》一书，其中很多对中国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关于腐败问题的分析。
在十八大前后，结合网络反腐的浪潮，很多的官员纷纷倒下，公众也是拍手称快。但方绍伟认为，这种反腐并未从根源上改变那种贪腐文化与制度的土壤。他也驳斥了一些人从中国经济与腐败“双高”推论出“腐败带来了增长”、要理解腐败，容忍适度腐败等的观点。
制度扭曲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
南都：中国为什么不一样？在经济发展方面，您认为是体现在“行政型市场经济”？这个能具体阐述下吗？
方绍伟：在经济发展方面，“行政型市场经济”是一个突出的不一样之处。我们国内的学者用举国体制或家长制等等来描述，道理是一样的。但要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已经超越了原来对公有制或国有制的过分看重，因为，问题其实不在所有制上，所有制的结构仅仅是意识形态偏向的一种结果，重要的还是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方式。
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可以很开放，但这种开放其实主要表现在商品市场方面，要素市场中的资本、土地、人力，还存在许多行政障碍和刚性因素，所以，用“行政型市场经济”来描述中国经济是不为过的。
许多西方人不理解中国经济的状态，就与他们不能抓住中国经济的行政特性有关。西方人自然只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政治和经济，在他们眼里，政治是直线型的，经济则是周期型的，用这两者来判断中国的政治经济就必然出错。中国经济当然不能摆脱周期性，但行政特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完全不同。举国体制这个提法不是随便说出来的，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和需求创造能力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做空中国经济”的西方人可能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
南都：您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于“制度扭曲”，何谓“制度扭曲”？
方绍伟：贫富差距在当下的中国是个大问题，因为做大蛋糕到了一定的地步，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切分蛋糕。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做大蛋糕体现的是一种生产性努力，切分蛋糕体现的是一种分配性努力。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体现为城乡差别、地区差异、行业垄断、寻租腐败、市场分化五个方面。但是，体现在这些方面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只是制度扭曲在不同方向上的结果，制度扭曲才是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制度扭曲一方面是缺乏对自然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制度矫正，另一方面是以特定的制度趋势制造了新的收入分配差距。
首先，地缘差别的制度扭曲，包括户籍制度、医教制度、社保制度、征地制度、倾斜发展政策等等，这些制度政策妨碍了均等发展的“趋同效应”，加大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其次，行业垄断在银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五大国有银行，2011年的净利润达6808亿元，相当于日赚超过18亿元，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赚钱的行业；而在银行业里，中间业务仅占银行总收入20%左右，垄断性质的存贷业务，完全成为银行的利润主导。
至于寻租腐败，主要是因为政府拥有太多的审批控制权。生产许可、贸易许可、投资许可、用地审批、贷款审批、税收优惠、利率优惠、特殊商品价格控制等等，特权与市场之间的差价，成了寻租腐败的目标，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的经营致富能力，往往被引向了寻租致富的能力，以至于中国经济走上了靠关系而不是靠创新的发展路径，跑部钱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最后，市场分化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累进税制和福利制度得到控制的，就像北欧的社会平等模式所展示的那样。但是，由于特权利益和过度的发展饥渴，发展的硬道理压倒了分配，当代中国实际上实施的是一套累退税制和逆向福利制。
南都：那在另一面，贫富差距中的富，很多都是权势者，他们的富裕背后，可能都有着某些不能见光的因素，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原始积累问题。这种能否归结为腐败？
方绍伟：应该是这样。把致富的人分成市场致富和特权致富是有意义的，否则，仇富羡富的对象就会被混为一谈。不当原始积累或原罪问题是存在的，而且问题也与特权致富有瓜葛，但在另一方面，腐败如此普遍，以至于中国纯粹的市场致富已经变得非常稀有了。所以，我特别提出要分析什么不算腐败，腐败在中国存在一个门槛被不断抬高的问题，这在腐败比较研究里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公权软制约及背后文化规则引起腐败
南都：增长与腐败为何比翼双飞？有人甚至从中就推论出，腐败是一种中国的发展动力，腐败推动增长，所以有“容忍适度腐败”的奇论。
方绍伟：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是普遍的共识。如果这样，中国的高腐败为什么却能伴随着高增长呢？直接的原因，要在上面分析的行政型市场经济里找，这就涉及中国政府的公权范围和程度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放权让利一浪接着一浪，但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对经济的绝对控制，这体现在对人财物地、产供销税的全面掌控。权利转让涉及了国有土地和资产，法例管制涉及价格管制、数额管制、质量管制，但这些也仅仅是政府全面经济掌控中的局部。中国政府对经济全局的控制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审批。审批是对人财物地、产供销税所有方面的具体审核、许可和批准。
当人们以为改革前没什么腐败时，改革前的腐败其实只是隐形腐败；当人们以为国有土地和资产转让开始后才有高腐败时，此前的双轨价格其实早就已经制造了大批的官倒腐败；当有人说产权不清和法例管制才造成腐败的时候，产权界定过程、超额租金专有权及其行政裁量、后门交易、等级权利和机会不均，其实都在滋生着大量的腐败。
也就是说，在全能式政府的中国，不管产权是否明晰，也不管是等级权利、产权权利还是法例管制，腐败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权利混淆不清产生腐败，政府划清权利的过程产生腐败，政府划清权利之后的权利维护也会产生腐败。但归根到底，腐败是由公权软制约及背后的文化规则引起的，只要经济权利的分配、界定、交易和维护都需要公权，腐败就必然因公权的软制约的制度文化而存在。确实有人认为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实，这同说腐败不利于经济发展一样有问题。在中国当前的博弈情景中，问题已经不是腐败有利还是不利经济发展，而是腐败已经根本就无法从经济发展中剥离开来。实际的情况是，腐败与增长相互推动、相互加强，寻租腐败既推动又阻碍经济发展，这也正是“中国不一样”的一种体现。
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人人反腐败、人人想腐败，所以，腐败不利于发展只是反腐败的口号，因为，当人们不能与腐败的原因作斗争时，人们就只能与腐败本身作斗争，只是，扬汤止沸到头来无法阻止腐败与增长共生。
南都：那种腐败，通过制度的完善，能否克服呢？为什么现实的情况给人的感觉确实贪官越反越多？
方绍伟：“制度决定论”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例如：几百年前，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囚犯，海上一路死亡率很高，后来，出发付费改成到达付费，船主的行为马上不同，囚犯死亡率也大大下降。在越南，偷车人受严惩，但偷车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后来改成买偷来的车的人受严惩，偷车问题马上改观。
制度确实很重要，但我的研究发现，制度的运行更重要，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是人运行出来的。在上述这些例子里，微妙之处不是制度，而是制度改变碰巧触及了关键性的制度运行问题，或者制度改变之后制度运行能够更接近于自发落实。所以，更精确的说法是：制度决定是一种制度运行意义上的决定，好的制度设计是能够解决制度运行问题的设计。
贪官越反越多，制度是有问题，但主要是制度运行有问题，好制度没有好运行，制度就是空的，而制度运行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个文化行为规则问题，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能够触及制度运行而自发落实。
南都：您认为官员财产公示等，能够带来反腐的质变吗？或者说，为什么这项制度在中国难以推行？
方绍伟：在中国，官员财产公示的技术难度问题被低估了。我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决策，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中央高层的反腐动力是存在的。但是，我担心具体的制度设计不能解决制度运行问题，我们这里流于形式的制度太多了。当然，先推出再完善，也是可行的一种思路，但指望它带来反腐的质变，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对腐败的文化根底和规模效应往往认识不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近房地产市场的“国五条”不就对策出来假发票和假离婚的问题么？
反腐要找到制度与文化的平衡点
南都：现在一个很值得分析的问题是，腐败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问题了，而不仅仅是官场等权力场域的问题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方绍伟：一个文明的历史越漫长，文明的延续性越明显，官僚制度越久远，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就越强。中国言语里的“无官不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认识，也因其独特历史和地缘规模而算是中国官僚的文化特色。
在突出官僚制度时还要看到，其实它也只是家天下制度的施政工具。在家天下体制中，赋税、贡品、礼品的界限有时是非常模糊的。由于选官用官在科举制之外还有举荐制，层层进贡的普遍做法就加入了裙带关系的烙印，裙带举荐制的历史其实比科举制的更久远。也就是说，当家天下是理所当然的唯一制度选择时，家天下中的腐败就是一种制度产物，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本能。
在集体无意识里，贪污腐败则完全超越了个人的经验和控制，因为，它是祖先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延续，是一定情况下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他每一个人都会那么做的事情。所以，腐败的文化气场，说的就是一个社会的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分析到了这一层，问题就不是人性贪和替贪官开脱那么简单了；贪官的个人责任逃不掉，但贪官的情不自禁却是一个社会病，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连死刑都威慑不住腐败。
把中国的腐败看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看成一种政治文化气场，看成一种历史的潜规则，这是破解贪官密码的有效途径。
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就是“贪官原型”、“关系原型”和“面子原型”的交融。“贪官原型”是主体，“关系原型”是社会纽带，“面子原型”是荣耀、互惠和信任的实质内容。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如此顽固，以至于一旦有权、没约束，不腐败反而不可思议。
南都：那您也认为，腐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稳定策略”，这是不是意味着，真正的反腐败将难以实现？
方绍伟：腐败的“集体无意识”是从文化本能的角度讲的，腐败的“社会稳定策略”则是从文化本能如何在经验中，通过一种理性的计算和选择，从而与意识发生对接的。
直观地说，腐败的无意识转化为意识，原因一定是因为“无官不贪”已经从一种文化气场变成了一种社会稳定预期。俗话说，习惯成自然，社会稳定预期是一个社会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自发演化而成的，这就象电视剧《后宫甄嬛传》的台词所说的：“在这宫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
如果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更侧重腐败的生理遗传，那么，腐败的社会稳定策略则更侧重文化遗传。
我们可以用中国特色的行车文化或乘车文化中的争先恐后来解读这个“社会稳定策略”。如果有一天，你在上班的路上发现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突然不见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今天出事了”。原因很简单，如果今天既没什么事情，又没什么特殊情况（像什么大活动之前的文明礼让突击），那么，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是不可能突然消失的。这就是“演化博弈均衡”，是我们中国人在亲亲互隐和防生欺生的观念下，经过长期的互动博弈而演化形成的行为均衡或行为习惯。
这当然意味着说，反腐败非常难，低估反腐败的难度，高估制度治腐的效用，这两者都是轻率的。制度治腐如果真是绝招，印度现在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同样，夸大文化的病根，港、台、新加坡的相对廉洁就无法解释。问题在于找到制度与文化的平衡点。
南都：那这么说的话，在您看来，中国腐败到底的如何解决？或者说有无解决的一天？
方绍伟：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带病运行的。个体的健康与社会的健康不同，个体疾病不治可能致命，社会的疾病不治则未必致命；个体疾病的要求是治愈，社会疾病的要害是可控。中国社会的腐败已经泛滥成灾，但泛滥不一定是失控。
中国腐败的问题不在于解决，而在于可控。控制腐败必须“制度与文化双管齐下”才行。但是，现实中的权贵和平民，他们可能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文化，可他们的实际行为，却往往是以一种特别的分配优势（自己占到更多好处）为目标，而不是以一种抽象或具体的好制度文化为目标，除非他们的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
所以，当有人问中国的腐败还有没有治时，最理想的情况是：能起作用的人，突然间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起来，以至于这个好制度文化不仅对他们好，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多数人好。在此之前，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们，其实可能都在混；不想混的人，也可能被制度与文化的惯性所淹没。一句话，在反腐的问题上，制度的乐观主义和文化的悲观主义都是有问题的，我主张的是制度与文化的现实主义。
附文一：今日中国腐败的根源在哪里？
（厦门 尤德才）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顽症，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很难根除。而且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其根源是不完全相同的。但像中国官场腐败、社会腐败、教育腐败、连军队和学术界都腐败了，甚至是全民腐败，腐败泛滥和不可控制却很少见。例如，人们遇到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是通过靠关系来解决，而不是用自己的合法权利，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民与官，其实也同属一个的群体，百姓民众获得一定权力，也会产生变形，跟贪官一样也是丑恶的，出现“群氓”现象。“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大多数的父母希望孩子将来当公务员，让孩子不劳而获多吃多占的变相腐败，升官发财似乎理所当然是等等。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迅速且大规模腐败？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到底是体制不健全，还是思想意识出问题？
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也不见定论。
一切腐败都是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要遏制腐败，需要从两个方面都着手，否则，只能治标不治本。外因是产生腐败的诱因，内因是腐败发生的平台，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时而转变。没必要争谁为主谁为次，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单纯追求某一方面，把它推向极端，都会使它向自己的反面转化，都会“南其辕而北其辙”。
本人认为，中国当前腐败现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是国际国内，是经济、政治、文化多个领域中的社会问题的综合产物，但深层次根源还是内在因素。即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其次是体制问题。如果是监督机制的结构制度等问题，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法律不健全,机构不健全”领导干部却较为清正廉洁。现在法律制度，机构越健全，贪污腐败却越多。我们也很重视反腐败，反腐机构和措施众多，公检法、监察部、中纪委、反贪污贿赂总局，建立了省部级干部巡视制度等等，政治局委员也被打下，为什么仍然有人前赴后继的腐败，腐败泛滥仍不可控制？以下就中国当今腐败的根源问题提出个人看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思想意识形态问题
人们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不可能不腐败。但失去监督的权力，往往不是取决于外在制度的监督，而是决定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健康发展，除了实行什么制度，也要看思想意识形态是否正确。任何系统都会有漏洞，就像电脑操作系统需要不断的修复漏洞。思想意识形态错误的人，就会千方百计的钻系统的漏洞，搞破坏或做坏事。思想意识形态正确了，即使系统制度有漏洞，就会自动去修补，至少不会利用漏洞去做坏事搞破坏。或者说，体制再合理，制度再健全，执行的人素质不够，组织的自组织功能还是到不了位，再好的制度也会产生变形。犹如再好的车，不遵守交通制度规则乱开车，或不会开车，就会出现问题，甚至车毁人亡。中国腐败有它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去寻找。
长期灌输唯物辩证法的斗争哲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公民教育。思想意识形态中缺乏契约精神、人权人性、民主法治、宽容妥协、仁爱尊重、合作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善德思想。把人的社会和精神的独特作用、感情和意识这些无形的因素被排除掉。认为精神不过是物质的派生，而从不占主导地位，并以斗争哲学的强权为公理。强者最终因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而无法无天，做出即缺德又违法的恶行。导致有权使权，贪腐横行。弱者上行下效，无权的使拳，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道德和信仰的危机，政风民风因此败坏。
改革前30年，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专政论，运动论等“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组成的斗争哲学理论，不仅民主法治荡然无存、也是对人权和社会文明的践踏。带给人们的不是良知和智慧，传导是人们谁更狠、更缺德、更邪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之后，敢言者纷纷遭遇打击迫害，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心有余悸，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心态。恐官怕官，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唯上思维方式和奴才性人格现象非常严重，只有巴结权贵、拍马逢迎才是生存之道。即使两会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数只是充当“学习”代表、“举手”代表、“传达”代表，种下权力缺乏制约的腐败基础，造成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
改革后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伴随着就是繁荣中精神迷茫的人文危机，进入唯物主义年代。唯物主义者常常不信因果，不怕报应，不必去考虑什么良知和道德，不择手段，良知泯灭，人的活动慢慢兽性化。只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再关心公理、公道、公德等是非。大众一心向钱看，道德底线一降再降……。
毛泽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唯物主义主导的社会，物欲横流的社会，君子罕见，诱发更多人的兽性，更多的吏恶官贪，更多附着在权力之上的帮凶，腐败问题越演越烈。
&当下大多数国人丢弃传统“礼义廉耻”,背弃中华“耻”文化，耻愧之心早已荡然无存。不相信因果报应，缺乏对宇宙人生正确的认知，对天地敬畏的自律，所以才胡作非为。在潜意识中，似乎不被人发现，什么可耻的事都可以做。而且，不见棺材不落泪，见了棺材也不落泪，不是忏悔自己的贪恶，而是感叹自己手段不高或运气不好。试想，一个民族不懂得“礼义廉耻”，缺乏生命尊严、人权人性、民主法治、道德的沦丧，诚信的缺失，你能指望政府官员清廉不腐败，成为法治文明的国家吗？
“唯物主义”思维方式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升华等等。为什么，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的却是腐败空前、贫富悬殊、缺乏民主法治、社会失序，道德失守，价值失落等问题却日益严重？腐败的根源往往在于社会意识重物质而轻精神，信仰危机和精神空虚便随之而产生了。精神是维护系统统一性的保证和根本，失去了这一根本的统领，也就失去人性，社会不能不腐败。没有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缺乏信仰的人群，人心涣散，如同鸟兽，各为一己之私，社会最终会走向四分五裂。
&其实。精神与物质关系就是在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里的阴与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有正面就有反面，破其一面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瓦解。
“唯”就是“孤”意思，没有对立面，如何辩证统一。唯心与唯物论撕裂人与天地之间相互影响。“一阴一阳之谓道”，它的思想精华在于阴阳这一矛盾体的相互转化，相互依存，而不是对立。阳为“物质”，阴为“精神”，
本体的衍生物。太极为“合”的意思，“心物一元”，就是 “精神和物质是一性”
。中华哲学，不唯心、不唯物，只唯“道与自然”。
& & 二、体制问题
&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遏制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腐败。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民主宪政体制，是因为民主宪政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体现对官员权利最有约束力、最能遏制腐败的体制！缺乏民主宪政的国家腐败往往普遍且严重的，且多数是长期作案，犯了错误又讳疾忌医，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
例如，台湾陈水扁再如何贪污再坏，最多也是四年或八年。但是，民主宪政是提升现代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要素，民主宪政本身也是公民教育，也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制。通过实行民主宪政，有力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很难再选出陈水扁式的领导人物。即使一旦出现，也可用罢免纠错机制叫他下台。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所言：地球上没任何国家这样奇怪，腐败明目张胆、曝光不了子之。腐败哪里都有，程度轻重而已。朝鲜腐败，但他们洗脑彻底，民众多不知情；欧美港台地区也有腐败，但都是偸偸摸摸，一旦曝光即身败名裂监狱待候。惟独某国，官员腐败几近大摇大摆，无人过问不奇怪吗？
公民教育和民主宪政是东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共同经验。日本、美国、英国、西欧等东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较为公平公正，社会较为和谐，政府较为廉洁奉公，以及即使频繁更换国家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剧烈震荡或出现人亡政息，“基本上遏制官员贪腐，基本上杜绝坑蒙拐骗泛滥”，即使有也能最短时间发现，并可以纠正。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官场贪腐泛滥的根源来自不受制约和监督，绝对的权利必然出现腐败。当今社会不公正、腐败盛行主要根源是缺乏公民教育和民主宪政体制。
事实上，民主作为一种管理体系，隐含了公民文化作为这个体系的底蕴。民主宪政高度依赖诸如契约精神、妥协、宽容、尊重、协商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的公民文化。即民主宪政与其说制度，倒不如说精神情感的介入。若不改变“管理只是政府官员的事，民众只管执行，祈盼伟人强人或包青天、草民心态、主奴意识、清官情结、人治思想”的传统观念，那么，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会产生变形的。没有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相适应，也会变得不伦不类。民主宪政的核心不仅是选票，更重要是整个社会的民主理念和公民素质。否则，选举人可能受到胁迫，选举可能受到控制，宪法的尊严与民主可能受到藐视与践踏，陷入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困境而造成民主异化。甚至会因理念或政见不同分裂社会，导致混乱，反而妨碍社会的整合和凝聚能力。“乌坎民主困局”及其当下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可说明这点。同时，说明民主化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时间性。
也就是说，民主宪政是一个“跨技术、跨制度”的管理系统。思想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往往对制度起决定作用，是制度的基础和结晶。反过来制度对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具有强化作用。例如马列文化决定的阶级专政、纳粹文化决定纳粹法西斯专制、党文化决定“以党治国，党国体制”、只有公民文化才能有民主政治的实质。很难想像充满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江山，这种“胜者王败者寇”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社会，会注重公民教育和主动实行民主宪政。
试想，无论多么完善、优秀的制度，如果让一群不讲民主法治，迷信阶级斗争、“弱肉强食，胜者王败者寇”的唯物斗争哲学的人去实行，不仅妨碍社会的整合和凝聚能力，往往会出现运动治国，强者最终因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而无法无天，贪腐横行，最终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改革找死的现象。因为，别人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办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暴力相争，社会动荡，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无休无止。同时，人们蔑视法律的结果是：倘若人民对腐败引起对社会不满，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也可能导致暴力。这时，维稳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如果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偶然事件就会造成政治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毁灭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玩火者必自焚的自我摧毁逻辑，也会暴露无遗。
纵观世界的经验教训，遏制政府官员贪腐和坑蒙拐骗泛滥，关键原因在于注重公民教育，借助某种向上向善的宗教信仰，健全了民主宪政体制。有了公民教育，让民众知道公民权力、责任和义务等公共意识。实行民主宪政，公民权力得到保障。公民自然履行当家作主的权利与义务，自然天天会与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作斗争，权力自然而然就会被关在笼子里，腐败才能被遏制。历史上也不需要搞“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会出现“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饿死那么多人？更不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灾难性的浩劫。也不会有林彪的“篡党夺权”，“四人帮”的“结党营私”激烈的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需要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吗？
总之，腐败就是生命有机体和事物系统的解体，失去人性会助长社会的腐败。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在于主动性、能动性和自由。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是有理智、讲道德的高级动物。人性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随着社会发展，人的动物兽性自然性应该越来越少。社会性、人性越来越多才是人，而不是两脚兽。要遏制腐败，必须唤醒让人性的善德中的契约精神、人权人性、民主法治、宽容妥协、仁爱尊重、合作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性的精神战胜动物自然兽性。这就需要抛弃不讲法制，迷信阶级斗争、“弱肉强食，胜者王败者寇”的唯物斗争的兽性思想意识形态。借助于传统的道德伦理、或借助某种向上向善的宗教信仰，借助于公民教育，借助于民主宪政使人们弃恶从善，才能根本解决当下腐败泛滥和不可控制的问题。
附文二：中国社会是个烂摊子
　中国文化下的伦理机制是一锅粥，糟糕透顶，如果说宏观的、机制化的政治框架存在问题，那么微观的、非正式的包括人际关系、家庭伦理的文化系统，也存在着问题，婚配不适，家庭不良，都是种种显示。
　　一个“潜规则”横行，“明规则”残疾的社会，只会教唆人背离人性中的光辉面，为求生存而苟且如蝼蚁般地生活。无论从事件性的报道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人的道德将近沦丧殆尽，坚持品行的人早已被边缘化。
　　“做人不能太实在”是每一个中国人铭记的生存法则，秦桧与岳飞的故事是历史以来的典故，“扶老人被讹”更是当代的启示。对官场文化的研究与奉行成为做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坑蒙拐骗、狡诈油滑是小人物生存的必要技能。
　　中国人是一群莫名其妙地现世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他们沉缅于个己或家庭，而对公共领域漠不关心，他们沉迷于吃与肉体享受，对超越性与精神性毫无感触。
　　中国人不懂得尊重与友善、中国人也不懂得审美与精神上的追求，在他们眼中只有功利与物质。
　　在公共领域的热情空缺使“公民”不过成为了一张身份证，集权与溃散，蛮横与懦弱，在这个国家历史性地重复上演，无论政治框架换了哪种名号，都是奴才与主子的游戏。民主与自由的体系是在中国生存不下去的，因为中国人是一种蛮横与懦弱并存的动物，他们欠缺理性的素养，不具超越性，因而无法为理念而践行，不具思辩，因而无法有效实现与维系。
　　荒谬与愚蠢充斥着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法制在中国根本是一种鸡肋，秩序也处于一种缝缝补补的破烂状态，每个人人人自危，每个人难以依靠明文的秩序与规则，每个人耗损着生命的实现。
　　资源配置与协调更是愚蠢而令人愤怒，富人的资本原罪与资源的巨大浪费，低能的生产与短视的发展模式，如此的勤劳与资源付出却仍然贫困。
　　如果说中国已富硕，那不过仍处于对物欲的嗜求上，而对人性的光辉
　　上，善与美的实现上，中国是一个人性的荒漠，或是乱坟岗，只有散落的白骨森森。
　　中国社会的朽臭是从根上的。
　　中国的家庭牵涉多方利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变为一种“配种主义”、“交欢主义”，传统婚恋观的责任与忠贞意识被抛弃，然而其财物与交配权的交换意识却分外地被强调了。
　　但这并不难理解，如上所说，中国人是一种莫名其妙地功利主义的动物，性快感是他们所追逐的，钱财也是他们想获求的，无论在传统“忠贞—责任”的体系，还是“浪漫—自由”的新体系中都无法完全满足他们。因此，精神的二元分裂就此开始。
　　中国的年轻人在婚前像猪一样的交欢，美其名为浪漫，在面临婚姻时又以财物生存为考量，美其名为现实。
　　中国的年轻人都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二元并列的精神分裂患者。
　　这些分裂症患者组成的家庭稳定性不佳。他们的婚姻面临着种种的危机的可能，有名无实，婚后出轨是分裂症患者的生活常态。
　　中国的女人多是些可怜又令人憎恶的蠢货，她们喜欢使用从少女时代与同龄人争强好胜中学习到的明争暗斗技术来对付她的男人，因此她们时刻意识着“不能吃亏”。
　　她们的悲哀就是看不到自己是与男人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不明白她即便从她的男人身上获取再多也是整体上的零和博弈。
　　不过她们常常本来就是因为利益与虚荣而“委身于人”，如此地反应是男人也是一样如此功利地看待。
　　然而人是必定有寄托的，当最亲密关系成为一种虚假，人的灵魂便被置空了，成为行尸走肉。这般的婚姻对其子女的人格养成造成着种种的影响，木乃伊一般地家庭，塑成着他们人性的空缺，二代的人格不良周而复始地延续着这个民族历史上的演出。
　　每个中国人都学习与践行着“厚黑之道”，无论高层底层，或是官场文化，或是小商小贩，或是菜市场，或是大学校园，每一个场地都成了争争斗斗的博弈场，每一种关系都存在着精明与算计。
　　厚黑需要的心理基础是两点，一是撒谎，二是麻木。
　　厚黑虽然能够自保，然而却导致着整体的不善。
　　撒谎意味着对真理的莫视，这种精神导致了对科学与发现的阳痿，而人对自然开采的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技术的革新，如此的功能丧失让中国人成为一个贫穷而只能靠所谓“勤劳”勉强苦楚过活的人。
　　麻木，意味着良心的坏死，本质上是一种满足的空缺，人是有情感的需求的，然而中国人为了求存根本追求不起精神上的美与善，长之以往，良心坏死，这从中国富人的消享就可以看出，他们只有花钱占有物质，吃，喝，按摩的嗜好，像一头猪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这群受害者，像吸血鬼与僵尸一样支持与维系着他们自身，传染继而又传染。每一个油滑处世，摆弄着自己人情关系的中国人都支持着庞大的奴隶制一般地宏观政治机制，而如此的宏观机制又生产着如此的个人。
　　中国的教育简直是荒谬透顶，然而中国人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教育什么，他们只在乎争名夺利，假设把考试内容设置为比试学驴子叫、比试学猴子爬树，只要有虚荣或是财色可得，他们也会乐此不疲。中国人多是《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和“沙和尚”，非贪即愚。
　　人需要物质所需，人需要人性所需。人拥有对自然的生产力能力满足物质所需，人拥有情感性达成人性实现。然而在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实况中这些机制却混乱驳杂，扭成一团乱麻，整个机制，无论微观宏观，呈现出错乱荒唐。
附文三：陈行之：王林：中国社会溃烂的畸形表征
　　中国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神的地方，虽然这些神各自为战不成体系，但所有造神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利用民众的愚昧，抢占社会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制高点，从而最大程度控制和主宰民众，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帝王基本上都没有逃出这个路数，包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夺取政权的政治人物、政治力量往往先冠冕堂皇地做出很多政治许诺，而民众是相信那些许诺的，他们因此受到感召，追随着欢腾雀跃，只有从惨痛的经历中发现那些承诺不过是空话和谎言，与他们当年宣扬的所谓信仰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然而悔之晚矣，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已经获得了控制人的手段和条件，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不可以发出了。
　　在社会层面，各路骗子之所以都热衷于装神弄鬼，也与这种政治机理或者说政治规律有关——骗子往往通过伪造超然于现实世界的特异功能的手段，宣称自己可以能人所不能，把你内心的期望变幻为现实，用这个把办法来一批又一批的追随者。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道孔隙，人们终于可以把目光投向自己所向往的地方（怎样活得舒服一些，有尊严一些），结果中国就出现了严新、张宝胜、张宏堡、胡万林、张香玉、张小平等一系列骗子大师，出入于豪门相府，聚众于剧院广场，在这块还没有摆脱蒙昧的土地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和占据高位的权力者（这里甚至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一道，把朗朗乾坤弄得乌烟瘴气、鬼魅横行。
　　我们在指证骗子的欺骗伎俩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产生骗子的文化土壤，这甚至应当成为对“大师现象”最主要的观察点，否则我们将不得要领，看不到最应该看到的东西。
　　最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做了一期专题，缕清了王林从江湖骗子到拥有庞大经济帝国的大师的大致脉络，我认为节目的着眼点是准确的：王林之所以成气候，凭借的是其强大的人脉网络。这个网络也许有王林编造和夸张的成分，但是就中央电视台的展示来说，应当说不是假的，譬如我们的确看到了王林与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总统的合影照片，看到了王林与马云、成龙、李双江、赵薇、李湘、何鸿燊、李冰冰等人的合影照片，然而，王林广泛的人际网络的最重要证据——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当地县委书记的合影照片，却全部做了模糊化处理，我还是从网络上看到网民冒死晒出的照片中领略到大师神通的。其实我很想罗列出现在照片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藉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遗憾的是，如果我这样做读者很可能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只好也像中央电视台那样做模糊化处理，好在这并不影响我的论述。
　　在这件事情中，我对王林大师的魔术杂耍和神功绝技不感兴趣。任何时代都有装神弄鬼的人，倘若有一个家伙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上面对记者拍着胸脯说可以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从纪念堂水晶棺材里弄出来重新站到天安门上，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你也没有办法，正是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飞。中国这个林子超常大，即使有几十只、几百只，乃至于数万只猪一齐悠扬地飞上天空，并且高亢地唱着红歌，齐声叫嚷说：“今儿个我真高兴，真呀嘛真高兴！”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只有蒙昧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把江湖混混儿王林捧上神坛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怀抱着怎样的动机？人们从王林那里到底想得到什么？在对王林的追随与膜拜中，是否与宗教意义上的人的心灵需求有关？从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能不能搜寻出一条社会政治学的规律和线索呢？我的回答是：能。
　　我把结论说在前面：一个限制思想流动、人民意志无法进入政治过程的社会，犹如一潭死水，必然腐烂发臭，致使社会肌体出现局部的乃至于全身的溃烂，而王林大师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社会溃烂的畸形表征。
　　下面我从基础部分论说。
　　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拥挤进商场的人，你就不能说都是来消费的顾客，说不定这里边混迹有毛贼、便衣、吸毒者、城管、专家、学者、诈骗犯、妓女或者专门来看女人胸脯和大腿的色鬼。膜拜王林大师并且与其合影的人，也有很大差别——
　　演艺界明星的造访和膜拜，动机或许还单纯一些，你能指望那些轻而易举占据社会高位的人有多高的智商呢？否则成龙先生就不会无知地说出“中国人就是要管”的鸟话了。他们拜访王林大师，更多的是出于心灵空虚的原因：什么都玩儿腻了，什么都没意思了，于是想找大师玩玩儿了，结果就去玩儿了，也就是这样简单，没必要做过多解读，做过多解读反而抬举了他们。
　　马云这样的做实业的人拜访和膜拜王林大师，动机就要复杂一些。只就马云本人来说，一个把商业利益置放在道义原则之上的人，大概人格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譬如马云先生最近触怒了公众的那番言论，善意理解，是马云先生无知；如果以鲁迅先生“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态度来揣测马云先生，那么就可以认为马云先生是在为商业利益向权力者卖淫，很让人恶心。可见道义在一些人、甚至是戴着成功者桂冠的人那里是很不值钱的。那么马云先生在王林大师这件事上又是怎么一档子事呢？我想除了玩儿的因素之外，一定还有看中和试图利用王林大师的政治人脉的因素，这也是那么多比人精还精的商人甘愿相信魔术杂耍和神功绝技，不惜工本动辄用成百上千万元资财去与王林结为团伙的最主要原因——这件事开始变得有意思了，不过我先把话打住，后面一并再说。
　　蜂拥而入王林大师豪宅的大部分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各级官员，被我不方便点名、不得不做模糊化处理的那些人。对这个人群也不能一概而论，好比一个幽深的水面，里面是有生物链层次的，他们彼此的动机也会有显著的区别。
　　位于上游的人——好比大鱼——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演艺明星的心理：极度空虚了，玩儿什么都玩儿腻了，现在想把本已经很高的官位再坐大一些了，想长命百岁了，想返老还童了，于是，在很辛苦地做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报告以后，就想招一个耍杂耍的进宫来玩玩儿，问问卜，算算卦，跳个大神，变个戏法，讲几个荤段子，多好的消遣！结果就让把门的武警给放进来了，王林这才像数千年以来一直游走在宫廷深处的术者一样，得以随便出入于豪门相府。这是政治糜烂和官员道德糜烂的必然后果。
　　王林既然是术者和玩儿家，当然熟谙其中的术数与路径，知道他所获得的进出豪门相府的资格的价值，所以他一定不会忘记与那些大家伙合影留念，这就是他那本印制精美的《王林大师写真集》（据说每本售价高达16万元）产生的最根本缘由。对于王林来说，与大家伙的合影就是合法性执照，就是身价，就是资本……你只要稍微缕一下王林走过的江湖骗子的路径，就会发现他爆发式获得的所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均是从这一环节衍生出来的，甚至可以说，这是王林获得大师身份的基点和依托。
　　而位于中下游的人——小鱼和虾米——看见王林大师与大鱼们如此稔熟，惊呼：“我的妈呀！这不是天神嘛！”赶紧巴巴儿地去拜望，赶紧去合影留念，为的是通过大师结识作为更大权力来源的大鱼，为的是识得送钱送礼的路径，为的是打通贿买更大权力的通道，为的是抬高自己在政治台面上的身价……整个政治生物链都被搅动了，一幕幕滑稽剧争先上演……从《王林大师写真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此类官员的嘴脸，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估计最近还会有更多此类消息传出，会有更多真相被披露，读者尽可以大开眼界。
　　我要论述的东西，其实就含蕴在所有这些事情之中。
　　中国是一个等级制社会，这个等级制社会不仅固化了不同人不同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更严重的是固化了国家政治权力产生的路径，固化了下级权力来源于上级权力的深层政治结构。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带有裙带关系色彩的人际关系（也叫人脉）必然会成为权力追逐者的唯一可资利用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个资源，哪怕他呆头呆脑缺德到家目不识丁形容猥琐，只要被上一级权力者欣赏，或者买通（手段和方式因人而异）上一级权力者，就一定能够占据到国家政治权力的阶梯上去，合法地成为民众的牧人，这通常意味着这个人可以合法地在社会层面为所欲为了，而这又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奔来眼底……我们的官员之所以（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犯罪统计）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权力腐败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潜藏着这样一种支配着这个国家权力运作规程的深层政治结构，是这个东西最终决定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面貌，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
　　是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人都需要人脉，然而，在中国这种极为特殊的深层政治结构中，人脉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而非相互间的情感帮助和智力支持，而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牢牢地掌握在权力者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确认，中国是一个完完全全、彻里彻外的权力主导型社会，简括地说是权力社会。我不知道胡鞍钢先生所谓的“人民社会”是不是等同于权力社会，但是我知道权力社会——我们暂且把它等同于人民社会——绝不会优于公民社会，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和亲身经验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权力罪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了。
　　权力社会有什么特点呢？我在《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权力死海》（）一文中，曾经创造“权力死海”这个概念，用在这里是合适的：当一个社会完全被国家权力主宰、人民被排除在所有社会进程和政治过程之外的时候，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力必将被窒息，其结果必将是那个社会的政治死亡、经济死亡和文化死亡。
　　“陈行之先生，这就是你不对了，我们不说政治，只说经济——难道你视而不见我们的GDP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事实么？你怎么就会说有什么东西会导致中国的经济死亡呢？”
　　我的回答是：GDP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形态很多指征中的一个指征，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牺牲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以特殊利益集团对国民财富的超常占有为常态，那么，指数越高越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失败，就像晚清那样，无论对内对外，你都将难以避免收获国家溃败的严重后果。专制主义不仅殃民，更可以祸国，这是有无数历史教训的。这也是很多有良心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杜鹃啼血一般呼吁政治改革、说“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有可能跨不过经济这道门槛”的重要原因。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国家顺利跨过经济门槛，但是在中国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正在谈论的政治生态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谁也不能轻言中国经济一定不会被庞大的掠夺集团掠夺成为一片废墟，导致一场全面的国家溃败，谁也不能。
　　我们荡开的这一笔不是无意义的，它至少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权力者倚仗国家权力对人民意志的排斥和剥夺，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所进行的疯狂饕餮和掠夺——无论政治意义的，经济意义的还是文化意义的——正在侵蚀中国的社会肌体，现在我们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病变和溃疡（我概括为道德畸变、良知泯灭、人性扭曲）了，王林大师的出现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畸形表征而已。
　　我们禁不住要想，当那些大鱼、小鱼和虾米、马云和成龙之类的明星、精明的商人……纷纷与王林大师推杯换盏、笑闹取乐的时候，挥汗如雨的农民工和被城管追打的小商小贩做何感想？那些由于在网上发表宪政言论就被监视和关押的知识分子处境若何？那些被官员蹂躏了女儿的父母向谁诉说？那些半夜里被人捆绑、眼看着房子被夷为平地的人哭天还是哭地？我们禁不住还要想，那些在宫廷深处欣赏王林大师刷杂耍的官员们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那些通过王林大师寻摸到买官途径的鱼虾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那些与王林大师打情骂俏的明星们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那些与王林大师巧妙周旋、图利用大师的政治人脉获取经济利益的商人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内容呢？而所有这些人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和话语权，要求农民工、小商小贩、知识分子必须做的梦，又是什么内容呢？如此巨大的反差，如此彼此隔绝的社会分层，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极为严重的病变吗？
　　王林，这个并不高明的江湖骗子，之所以能够上下其手、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因为他利用了中国社会严重的政治病变，罗织了一个进行肮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易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王林大师是一个标本，一个中国社会溃烂的畸形表征。
附文四：中国正在进入权力死海
　　历史是由现实积淀而成的，依据政治哲学观点，历史是人类对经验世界加以抽象的一种结果。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绵延不绝的历史的一部分，不同点在于，历史是人类通过符号系统对过往生活的理性表述(犹如哲学通过概念解析世界)，现实只是人们经验到的事实，人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归纳它，因此，“当下”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比“过往”更加难以归纳。
　　譬如，该如何在历史范畴概括我们经历过的60年呢?“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很难说。
　　很难说不是不能说。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做出了归纳和总结，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仍旧一如既往地作为宣传手段标榜所谓“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旧从大量学术研究中看到“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之类能够与我们的现实感觉融汇贯通的概念，这说明某种历史理性正在进入我们“很难说”的现实之中，总有一天，一种公认的历史概括会从这些概念中产生，专门用以指代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说纳粹德国时期是“法西斯主义”、前苏联时期是“斯大林主义”或者“极权主义”一样。
　　在所有这些可以调动的概念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始终作为最基本材料参与着现实与历史的构成，这种东西就是：权力。
　　权力?是的，权力。
　　我原本想在行文中使用“政府权力”的概念，但是我随之发现这个概念用在这里并不精准。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尤其是最近30年的社会演进中，政府权力尽管是操控社会并决定每一个被操控者命运的主要力量，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政府权力”作为决定性的力量还衍生出了其它力量，例如宣传欺骗的力量，文化遮蔽的力量，经济垄断的力量，资本扩张的力量，等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上述力量都政府权力的分蘖，就像水系中支流和毛沟相对于主流河道一样，然而，强调和注意这些支流和毛沟仍然是必要的。就权力的自然属性来说，它具有“只为其来源负责”和“自利性”两大特性，政府权力是这样，由政府权力衍生出来的权力也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凡60年，由无数个体苦难集合而成的社会灾难，大多是由衍生权力制造出来的，这些衍生权力在极个别情况下甚至会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力量(犹如李光耀先生所言，中国不是一个皇帝，而是千千万万个皇帝高悬于民众之上)，威胁到政府权力本身(主要体现为不断瓦解和销蚀中央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致使中央政府不断陷入合法性危机，并为缓解这种危机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中国国情之所谓复杂，此为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使用“权力”的概念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概念，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把我感觉到的东西说清楚。
　　那么，我感觉到了什么呢?
　　我感觉到：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甚至包括作为东方专制主义(我们的教科书谓之“封建主义”)典型的秦帝国时代，权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系统运转的唯一动力，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干净彻底地取消民间社会，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粗暴地干预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我们正在进入一种独立于人类理性和经验之外的超现实境界。
　　我把这种境界称之为“权力死海”。
　　“权力死海”概括的是一种社会状态，相近于学者们归纳出来的“后极权主义”或者“新极权主义”。既然相近于已有的概念，为什么还要制造出这么一个陌生的词汇呢?这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尽管准确地概括出了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却也有尚未进入其视野的东西，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死”字。
　　20世纪有两大毒瘤，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两大毒瘤都给人类造成了空前劫难，分别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好在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人类良知和理性最终战胜了邪恶，分别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祛除了这两大毒瘤，解除了病痛。
　　就像医学手术一样，割除肿瘤未必意味着疾病的根本消除，在某些部位还会残存个别病灶，病灶里还会活跃着有毒的病菌。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以一场严重事件向世界宣示决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国家、以中世纪手法维系家族统治的国家、把统治者意志伪装成宗教教义的国家、“战斗着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军事手段掌控政府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病灶。
　　上述病灶该归于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呢?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应当归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野蛮而血腥的实践过程中，为自己挣得了另外一个名称，这就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极权主义。自从汉娜·阿伦特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展开了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对极权主义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打开了正在演进的社会现实的钥匙。在这些著述中，徐贲先生的《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由于近距离描述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具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启迪意义。
　　徐贲先生认为，“‘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这里说的“新极权主义”“无出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死亡。
　　我理解徐贲先生所谓“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指的是一种政治体系或者说“社会系统”的死亡，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政党和国家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死亡是整个社会系统死亡的一部分，在它们之外还有另外的死亡，换一句话说，在一个崩溃的社会系统中，既有先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也有后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例如文化的死亡、道德的死亡、良知的死亡、人性的死亡……对于一个社会机体来说，这些死亡远比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一个社会系统的死亡要经由一个缓慢的过程，就像癌症病人，只有癌瘤逐渐耗尽躯体生命力，心脏停止跳动，才会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在躯体的心脏停止跳动(最终死亡)之前，甚至在其诞生之日，它的某些部位就已经开始溃烂和死亡了，经由这些部位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从而产生了更大面积的溃烂和死亡，今天，终于有人无奈地宣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孙立平语)
　　只要稍微审视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稍微审视眼前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就会发现这句话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确在争分夺秒地加速走向死亡。
　　中国社会的死亡不是消极的死亡，例如某个历史时期政府权力对社会失去控制，进入无政府状态，出现所谓兵燹之灾，或者遭受外族入侵，山河破碎之类，不是这样的。中国社会的死亡是在权力被大大小小特殊政治集团牢牢控制、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性剥夺民众政治话语权、民间社会被完全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高度统一的集权控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窒息、经济窒息和文化窒息，整个社会才逐步死亡……一句话，这是权力主导型的死亡。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中，政治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过程，它体现为各方力量在法律框架内博弈，以相互妥协达到利益平衡，推动社会进步。在中国，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当一种政治力量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时候，它事实上也就将自己置于非法的境地，而非法的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对法律施与的社会秩序给以任何尊重的，于是，占据最高统治位置的那个人就可以侃侃而谈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做天下人都不敢做的事。问题在于，统治者作为个体“无法无天”，顶多在这块土地上再出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或者欺软怕硬的牛二，对社会的祸害有限，不幸的是，“人民的大救星”作为国家力量总代表执掌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超级能力，这样，民众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牛二了——牛二可以在东京的大街上撒泼耍刁，他有能力让全国人民在一个早晨突然疯掉搞什么大跃进大炼钢铁吗?牛二有能力让全国人民以革命的名义相互残杀(文化大革命)吗?牛二有能力让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吗?可见，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权力使本来与普通民众别无二致、并未超越饮食男女的肉眼凡胎有了某种“神性”。
　　权力神性是古往今来所有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怎么“求”呢?愚民。中国的圣人孔子谆谆教导历代君王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道破了天机。实际上，为了维护统治，想方设法把老百姓弄傻的事情，不仅中国统治者精通，外国统治者也是一样(可见人性是相通的)，最开始他们把自己标榜为“天的儿子”(天子)，后来说什么“君权神授”，再后来说是“人民的大救星”，都是试图给非法的东西赋予合法性，让民众像绵羊那样温顺地接受驭使，让权力者永远做民众的牧人。
　　据说后来历史向前发展了，人们不再相信“天子”了，也不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了，社会底层的人民终于醒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了，被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教授谓之“国家的神话”的种种说辞逐渐熄灭了光环，人类终于在所有社会制度中选择了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第一次把人民推到了历史舞台中央，成为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这种洛克式的自由民主理念中，人民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或者说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用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如果政府不再行使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而是滥用权力，追求自己的目的，依据美国政治哲学家艾因·兰德的观点，这些人所组成的也就不再是什么政府，而是威胁人民生命、抢掠人民财产的黑帮集团，人民当然有权利废除(推翻)它，重新组建政府。
　　令人惊讶的是，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保证了人民意志在国家生活中的绝对支配作用，它同时还保证了人民可以合理合法通过周期性的直接选举来“废除”(推翻)他们不满意的政府。世界上真有这等好事?真有等好事。“走西方那条邪路”的国家也许各自面临着自己的社会问题，有的比我们还要挠头，但至少在这一点上，那里的人民是值得艳羡的。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享有承认还是不承认权力合法性的神圣权利，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可以进入国家的政治进程，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权力者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媒体在民间，他没有国家宣传机器可以用来欺骗人民遮掩腐败为自己歌功颂德。
　　任何权力者都想永久保有权力，任何权力者都会为了保持住权力而殊死战斗，任何权力者失去权力的都会感受到极度的精神苦痛。不同点在于，在民主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在人民的选择面前只能终止，因为他无法超越人民凭空制造权力;在专制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却可以无边无际，因为人民无法对其形成阻挡，他只要顺从更高一级权力就可以存在和进一步扩张，这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斗争不再是人民行使意志的工具(表现为各方政治力量进行合法博弈)，而是堕落成了权力者钩心斗角、打情骂俏的游戏，人民的意愿被从社会过程中完全排除了。
　　当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来源于特殊统治人物的“挑选”而不是人民“同意”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大大小小的权力者都来源于上一级权力者的物色而不是人民选举的时候，“人民”两个字除了作为宣传符号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换一句话说，在“人民”丧失意义的社会，人民还有什么“权利”可言?人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在人民既没有权利又没有自由和尊严的地方，权力者当然可以把国家公器变为私器，当然可以像黑帮土匪那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政府对民众持续的大面积政治强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特殊利益集团无止境吸取民脂民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无所不在的腐败案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国家统计数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众的感受风马牛不相及的;“你们是个屁”、“你究竟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之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官员最著名语录的;无权无势者的女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官员们猥亵和强奸的;地震、火灾、水灾、溃坝、矿难之类造成国民之殇的灾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演变为权力者庆功晚会的;完全不具备政治素质的歌星、演员、体育明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排斥打击甚至因为在网络上发布推动社会进步的言论而被逮捕入狱的;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所谓“改制”堂而皇之进入权力者腰包的;千千万万被尊为国家主人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光荣“下岗工人”的;祖居几百年的老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农民的土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权力和资本囊中之物的;父老乡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各种形式死于“强拆”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以世界上最为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支撑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民众吃到嘴里的食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有毒的;河流和土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污染被肢解的……我不再罗列下去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所有社会灾难本质上都是不正常政治运作导致的灾难。社会灾难之所以持续发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所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矛盾将处于高发期”之类——恰恰是因为政治在权力的作用下失去活力，变异为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相反乃至于敌对的东西。
　　可以认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失去活力的政治和被异化了的政治，实际上是死了。
　　政治死了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吗?当然很严重。
　　政治死亡在不同国家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形式，在极权主义国家则意味着特殊利益集团作为唯一的政治力量牢牢钳制了整个社会，人民作为社会主体丧失了参与社会过程的资格，而人民这种最基础的权利丧失必然导致其他权利逐步丧失，进入到死亡状态。
　　在随后发生的死亡中，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最为直接的是经济权利的死亡，我把它归结为“经济死亡”。
　　最近30年尤其是1989年事件以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中国政府各级政府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各显神通打造GDP，据说创造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你怎么反倒说中国经济死亡了呢?
　　是的，是死亡了。
　　一件事物是否死亡，是有客观标准的，例如我们说一个人死了，一定是说这个人的呼吸没有了，心脏停止跳动了，脑死亡了，这都是标准。在那个人还呼吸着的时候，心脏还像被鼓槌击打一样强劲跳动着的时候，大脑还在思考自己命运的时候，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宣布说他死亡了。国家经济也是一样，死了还是活着，是有客观标准的。这里所说的客观标准，当然不是被权力者津津乐道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能不能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本应当属于他的成果，换一句话说，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有国民财富?
　　凡是人民能够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属于他的财富成果，人民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工作能够占有国民财富的经济，都应当被视为活着的经济;反之，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够充分表现为人民享受国民财富，只体现为国家财政以及家族或寡头们的财富超常规增强，即使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高到天上去，我们也可以认为它的经济死亡了。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我不想罗列数据，然而数据往往比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尤其是谈论经济话题的时候，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数据了解一下我国国民占有国民财富的情况。
　　市场经济成熟的民主国家，分配率(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普遍在54%-65%之间，日本1999年的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5.27%
，巴西2000年的分配率为40%，而我国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近年来一直徘徊在12%-16%之间，仅为我们所不齿的“走西方资本主义邪路”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顺便说一下，日本经济从1950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日本人的工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得多，到1980年就与美国持平了，这就是说，日本追赶美国只用30年时间，中国若何?有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却只相当于美国人工资收入的4%。
　　钱呢?钱哪儿去了?
　　钱在政府手里。
　　有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令人咋舌的6.13万亿元，这里还不包括与财政收入基本持平的同样由政府支配和使用的非财政收入，如果将两者相加，最保守数字应当是10万亿元。即使以6.13万亿元计算，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财政的收入也已经增长了985倍!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快速也是最庞大的增长了。单独说985倍一般读者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印象，现在我们把它和国民收入增长做一个比较：在同样60年时间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仅18.5倍，与国家财政收入相比竟然相差高达50倍!这就是说，政府每从国民经济发展中堂而皇之拿走50元钱，老百姓只得到区区1元钱好处!
　　我们听到一句动听的口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财政收入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政府财政收入归根结底促进了国计民生……真的是这样的吗?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额度，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享受国民财富的主要指标。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多少呢?不好意思，整个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2%，而欧美国家社会保障支出都占到了财政支出45%以上!
　　歌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么值得热爱的好政府究竟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很简单，用到供养极为庞大的官僚群体上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家自个儿花了。”
　　以GDP为例。
　　我们的GDP一向十分美观漂亮，很多官员为了可爱的GDP，经常就会把刚修建起来的大楼、体育馆之类夷为平地，兴之所至，甚至还会把民众居住了多少代的房屋成片拆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折腾得狼烟四起，据说都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十分辛苦操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怯怯地问一句：这可爱的GDP中究竟有多少用于国计民生了呢?
　　我们反过来看。政府行政费用在JDP中所占比例，1978年为4%，随后就开始逐年上升，到2006年终于上升到了24%，成为世界第一。
　　一个行政费用占到国民生产总值24%的国家，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可想而知。日渐凋敝的乡村，困顿的城市低收入人群，因过度开发而被污染、水灾、泥石流困扰的山河，就是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
　　我们还是用数字说话，以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的教育和卫生领域为例：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却仅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在我们不断听到“中国奇迹”的欢呼声中，就是如此之低的投入也似乎难以为继了，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最近出现了连年下滑，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仅为2.79%，数字很不好看。
　　有没有让人爽心悦目的数字呢?有。
　　我手头有2004年的一组数据，就很是让人爽心悦目：这一年全国“公仆”们用于公费出国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3000亿元，全国“公仆”用于公车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4085亿元，全国“公仆”用于公款吃喝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3000亿-35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以上!
　　如此令人咋舌的数字如果出现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众势必会走向街头，掀起抗议和罢工的浪潮，政府将在一夜之间垮台，激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将像噩梦一样蔓延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在我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却犹如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权力者“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们从新闻、影视、戏剧中看到的全部是公仆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身影，他们甚至为人民的疾苦经常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宣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遮蔽，近年来，宣传机器对国家财政支出状况和“公仆”真实嘴脸所进行的遮蔽，简直肆无忌惮到了视民众智商为零的程度。
　　“陈行之先生，也不尽然，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會科学院不就搞了一个《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財产调查报告》么?”
　　我的确听说过这个报告，遗憾的是，广大民众知道么?官家想让民众知道么?这个报告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了么?中央电视台通过“新闻联播”节目告示过人民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在“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向人民做过交代么?没有。
　　据说这个并非广为人知的报告提供的数据是这样的——
　　中国党政干部的年收入大体上是当地城市人口年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某市地厅级干部平均财产相当于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而这个市所在的省级干部平均拥有的财产相当于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
　　读者会发现，这里说的不再是国家行政费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我们的话题延伸了——除了政府之外，究竟是什么人劫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大多数成果?在这个延伸了的话题中，我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些数据。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拥有资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財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
亿元的有3220人。拥有亿元以上资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曰：90%是高干子女，达到2932人，他们总共拥有20450亿资产，平均每人达到6.7亿，这些人大体上分布在以下省市：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了一份很让人不高兴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社会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是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不包括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社会财富，这就是说，中国社会財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
　　两极分化最严重国家的民众，当然活该会有独特的生存形态，我们不说因为贫困痛哭着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孩子，不说因贫病交加写下“我坚持不下去了”的字条而上吊自杀的父亲，不说在城乡结合部以极低价格卖淫的母亲，我们说一说远比他们活得风光并且雄心勃勃的人。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说某人雄心勃勃，一定要提到他准备买房，因为这绝不是在生死边缘讨生存的人所能够妄想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雄心勃勃的家伙目前面临怎样一种境况呢?以北京、上海为例。有数字显示，北京和上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东京的1/10，房价却已经与东京持平或者高过东京，一套100平方米的普通公寓高达200
-300万元(人民币)!现在我们假设这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年收入达到6万元，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得用不干胶把嘴巴封起来，不吃不喝30年到50年，才能搬进那套房子，当然，前提是他还活着。这就是说，日本人用三五年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却要奉献出整个一生!
　　很多人不明白，在中国，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者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房子怎么就会那么贵呢?人民怎么就会倾尽一生气力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呢?
　　这同样是中国的国情。
　　中国畸高的房价并不是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而是中国独有的土地财政直接导致的恶果——政府为了一己之利，在暗中做推手，与资本沆瀣一气，合力制造了高房价的危局。当我前面说的那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因买房30年50年不吃不喝，整个人饿得像鬼一样轻飘的时候，权力(政府)和资本(开发商)却被这个人和与此类似的人的膏脂滋养得肥头大耳，做梦都在高唱“社会主义好”。必须注意到，疯狂的房价不仅把中国普通城市居民的财富席卷一空，导致社会购买力急遽弱化，同时还严重透支了庞大社会人群的未来。
　　国家运作和家庭过日子在道理上是一样的，日子过得好还是不好，与家长是否合理调度使用钱财有很大关系。倘若家长(政府)完全不考虑子女(人民)的处境，昧着良心把子女的钱都搜刮过来，成天挥霍无度花天酒地声色犬马，把自己养了个贼胖，子女们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面有菜色，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家庭是和谐健康的。行政成本庞大到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望尘莫及、贪污腐败经由权力触角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权力和资本联手制造畸高房价、权力掌控的国有企业对民间财富近似于疯狂的掠夺……都说明我们这个家庭在经济调度使用上出现了严重问题。
　　我现在来重复前面说过的话：“凡是人民能够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属于他的财富成果，人民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工作能够占有国民财富的经济，都应当被视为活着的经济;反之，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够充分表现为人民享受国民财富，只体现为国家财政以及家族或寡头们的财富超常规增强，即使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高到天上去，我们也可以认为它的经济死亡了。”我们的经济就处在这种死亡之中。
　　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恰恰是专制权力导致了经济的死亡。
　　政治死了，经济死了，有一种东西肯定也就死了，这种东西就是文化。
　　“文化也死了么?”
　　也死了。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它涵括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道德、信仰、法律、哲学、科学、教育、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毛泽东说得很明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既然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文化形态，那么，在一个政治和经济都死亡了的社会，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道德、信仰、法律、哲学、科学、教育、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又将若何?
　　它们一定是死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仅仅为某个特殊政治集团的统治需要而存在，如果社会道德被肮脏的权力裹挟到令人不齿的腌臜之地，如果信仰不再自由，如果法律成为维护一部分特殊人群特殊利益的工具，如果哲学失去桀骜不驯怀疑一切的品性，如果科学不再把人民福祉作为唯一目的，如果教育只是为了制造一批又一批报晓的家禽，如果文学被剪断翅膀堕落为统治者任意驱使的奴婢，如果美术回避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只去描摹国家意志的幻象，如果音乐不再是心弦的拨动而是承担起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如果舞蹈也被用来伪造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社会和谐，如果戏剧躲避开普通民众的坎坷命运一味嗲声嗲气制造杯水风波，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它们都死亡了。
　　是的，文化死亡了，不用什么高深的理论论证，我们只要像普通工人农民那样去看，就会发现文化领域的满目疮痍和无所不在的死亡信息，而这一切都是在权力的钳制下发生的，这是国家导致的国家灾难。
　　毛泽东有“两杆子”之说：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巩固政权靠笔杆子。前者指代暴力革命，后者指代国家权力全面垄断文化事物，控制人民的思想，国家意志成为横行于社会之上的唯一意志。此种景况，我们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宣传所做的论述中早已熟知，不同点在于，作为最反动的东方专制主义集大成者，中国对文化事物的垄断更加致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更加严厉，国家力量不仅横行于社会之上，它还像明代特务机关“东厂”那样阴鸷、血腥和残暴，我们平时所说的国家罪恶，很多是从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
　　仅举一例：自1949年始，权力通过无间断的政治运动基本上全部肃杀了“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肃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灭失——经由持续不断的肉体灭失和精神灭失，本应当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重任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变得委顿虚弱麻木不仁寡廉鲜耻奴颜婢膝色厉内荏，这个群体在维护权力统治方面所起的反动作用不容小觑。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可以强制推行国家意志的时候，国家意志就会以意识形态形式强行进入文化，瓦解它的精神内核，使之成为国家意志的替代物。我们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堕落的群体，是因为他们在无法反抗的国家权力开出的利益收支表面面前总是本能地做着精明的算计，知道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他们背叛文化理性和文化人的良知，不再做民众心声的传播人，全部成为了国家意志的宣扬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和这些人的所谓“作品”，在权力的支持纵容下，构成了当代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
　　是的，这是独有的文化景观。凡60年，你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特殊利益集团上下其手对这个国家的绑架，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官僚集团的腐败在从精神上摧毁这个国家，你无法看到，所有这些本应当由某种文化形式展示的东西都被权力遮蔽了，你看到的全部是国家允许你看到的：伪造的历史，虚构的现实，对特殊利益集团罪恶的本能呵护，歌舞升平的和谐盛世……除此之外一片迷茫，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是这样被抹掉的。
　　我们的后代知道“反右派斗争”导致多少知识分子失去人身自由乃至于生命么?知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么?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血腥恐怖么?知道扑朔迷离的“六四事件”是怎样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么?知道频发的矿难、地震、火灾、洪水、车祸被“多难兴邦”的口号遮掩了多少权力罪恶么?知道蝼蚁一般被驱赶的民众在讨生存中过程中对权力怀着怎样深刻的恐惧么?不知道。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权力总会通过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的方式向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作家协会、出版社、杂志社、影视公司、戏剧和演出团体等文化机构发出禁令，禁止以任何文化的形式触及这些事件，而权力禁令的被贯彻执行，又直接源于这些机构全部是权力供养的，国家权力是这些机构负责人权力的唯一来源，设身处地想一下，除了唯国家意志是从之外，他们怎么可能做其他选择呢?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有所担当的人，例如出版一本违禁的书籍，演出一场有碍宣传纪律的戏剧，拍摄一部疏忽了国家意志的电影电视剧……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轻则失去职务，失去在主流中的位置，失去话语权，重则遭受牢狱之灾，家破人亡也未可知，代价是巨大的。人乃万物之灵，人比所有动物更具趋利避害的本能，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大面积犬儒化、家禽化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只反映国家意志而非民众意志的文化还是文化吗?被权力禁锢和强奸的文化还是文化吗?被虚假和反动浸泡着的文化还是文化吗?只为权力唱赞歌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文化还是文化吗?
　　不是了。
　　缠绕着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是一种异己于我们自身的力量，它与我们通常讲的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如果非要赋予这种力量以文化的名称，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现成的概念：“党文化”。“党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把党的意志国家化，国家意志社会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干净彻底地取消和替代民间社会。在“党文化”作为一种超级力量控制一切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除了被窒息被死亡之外，难道还会有更好的出路吗?
　　文化真的死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尽管我们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但是当我们试图对这段历史进行归纳的时候，仍旧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就像一条鱼很难准确地说出对河流的观感一样——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将要流向何方呢?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前面有多大波澜呢?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最终是汇入大海还是被拦腰截断呢?面对错综复杂充满漩涡的中国社会，尽管我们可以调用“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名称概括它，我们也能够准确表达对于这条河流的感知，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结局。
　　是的，严格一点儿讲，我们不知道结局。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死亡总是相对的——人民的政治死了，意味着权力的政治活着;人民的经济死了，意味着权力的经济活着;人民的文化死了，意味着权力的文化活着。自然界中有这样的情形：一种蔓生植物缠绕住大树，以寄生的方式从大树中汲取营养，大树日渐萎靡，最终将会死亡，而在它曾经站立过的地方，则屹立着剥夺它生命的寄主。目前人们谈论专制主义，隐约中似乎都有一种快乐的预感：因为它是反人民反历史的，所以必定是不长久的。
　　我看未必。
　　我们当然可以正义地认为，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只能走向死亡，但是现实生活又能给我们提供多大的支持呢?我们看到权力已经牢牢地缠绕住大树(社会)，把尖锐的毒刺(权贵、资本)插进树干，争分夺秒地吸取它的汁液(社会财富)，我们眼看着大树的枝叶发黄，干枯了，脱落了，而权力的藤蔓却日渐茂盛……如果说这是一个社会过程，你能判断你目前所处的时空是在这个社会过程，的哪个阶段吗?
　　换一句话说，尽管我们观察到中国正在进入“权力死海”，但是我们观察不到历史是否将要终结，观察不到历史将要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终结。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是短命的，极权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是短命的，并不意味专制主义在中国必然是短命的。
　　在所有应发生改变的地方都没有发生改变之前，中国对中国是一个问题，中国对世界也终将会成为一个问题，这倒是很值得人们警觉。
附文五：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一、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到“新极权主义”
二、“新极权主义”下“奴性人格”的延续和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三、“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运作
四、“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症治特征
五、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许多学者把中国目前的症治特征视为后极权主义症治体制，但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症治体制特征或许应该定义为“新极权主义”体制。本文首先说明，为什么要提出“新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然后分析中国目前“新极权主义”体制的基本特点，据此对其前景作初步的判断。
一、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到“新极权主义”
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极权体制出现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与极权体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政权的建立、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经198(5
4)年苏联东欧的巨变，从中国1949年以后症治体制的建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再到“陆肆”事件，有的极权主义瓦解了，有的极权主义在内外压力下不断调适，试图以新的形式生存下去。
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式的统治就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表。然而，由于二战后世界的症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极权体制都不可能在锁国封闭的状态中存活，它们对外部世界有着诸如贸易投资、战略性合作、意识形态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为此就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从而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统治形态和政策。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自我调
适。因此有学者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