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帝国很快灭亡，其实早在成吉思汗的时候，就有人告诉过他了
强悍的马上民族
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12、13世纪的蒙古人异军突起，建立了强盛一时的超级大帝国。可惜这个超级大帝国很快就分裂。最可悲的是强大的元帝国，灭亡了南宋，统一了整个中华民族，但是也就几十年的光景，便迅疾消散，实在令人叹惋。
其实，这种情况，早在成吉思汗的时候，就有人预料到了，并且为蒙古人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可惜蒙古人并没有认真对待。
预料到这种情况的人是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的祖上是契丹贵族，后来金国灭亡契丹以后，他的家族就成了金国的贵族，耶律楚材也当了金国的大臣。当时，金国和蒙古正进入殊死搏斗的阶段，耶律楚材给金国皇帝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可惜金国皇帝都不接受。耶律楚材郁郁不得志。这时候，成吉思汗访问到耶律楚材的贤名，在灭亡金国中都后，就派耶律楚材的好友、大将郭宝玉想方设法把他搞到了蒙古，以礼相待。他也因此成为成吉思汗最重要的谋士。
耶律楚材见到成吉思汗的时候，就对成吉思汗说：“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可以治理天下。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就算您的帝国再强大，也会很快灭亡。”
成吉思汗问他该怎么治理天下，耶律楚材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汉人的经验，努力实施蒙古人的汉化。
马上的帝国战无不胜
成吉思汗很欣赏耶律楚材，但是对耶律楚材的这个建议，并不怎么重视。那时候，他还沉浸在马上得天下的快感中，对如何治理天下，并没有认真去思考过。而耶律楚材在他的手下，能做的，也就是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耶律楚材建议他尽量别屠城，后来又建议他别打印度。成吉思汗才没有打到印度去。
对耶律楚材的汉化的建议，落实得比较好的，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大汗。窝阔台大汗比较相信耶律楚材，任命他为中书令（这个官职，就是一个汉化的官职）。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手下也进行了不少汉化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
不过窝阔台大汗晚年耽于酗酒，不理朝政。窝阔台去世后，汗位被窝阔台的六皇后脱列哥那获得，由于耶律楚材批评脱列哥那一些荒唐的做法，脱列哥那很讨厌耶律楚材。结果耶律楚材气死。
后来，蒙古的汗位到了蒙哥手里。蒙哥是一个反对汉化的大汗，他非常崇拜他的爷爷成吉思汗，完全照搬成吉思汗的那一套，把主要精力放在征杀四方上。当时有个谋士叫廉希宪，他给蒙哥提过汉化的建议，但蒙哥不接受。
蒙哥不接受，但是，包括廉希宪在内的汉人知识分子，比如姚枢、郝经等人，他们都曾经是耶律楚材的学生，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愿意接受汉化的人，这个人就是蒙哥的兄弟忽必烈，而忽必烈也成为蒙古贵族中汉化得最明显的人。
不过，忽必烈的汉化遭到了蒙古本土贵族的抵制。最典型的例子是，蒙哥战死后，蒙古本土贵族无一例外都支持忽必烈的兄弟阿里不哥继承汗位，对忽必烈不感兴趣。后来，忽必烈在他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的帮助下，通过战争，打败了阿里不哥，建立了元朝。
不过，忽必烈虽然建立了元朝，但是，由于蒙古贵族对汉化的反对，再由于四大汗国的四分五裂，忽必烈对汉化政策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所以，汉化的进程再一次受阻。不但如此，包括忽必烈在内的蒙古统治者，还实施等级制度，南方汉人处于最低等，汉人的文化和典籍因而变得相当不重视。不重视，因此与汉民族几乎不融合，汉化得很少。
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想取得成功，只能用儒家思想，汉人传统，蒙古人最终没有，因此不到百年，蒙古人又重新回到了草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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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最疼爱的儿子拖雷是怎么死的？
成吉思汗最疼爱的儿子拖雷是怎么死的？
文章简介： 成吉思汗有四个嫡子，成吉思汗最喜欢的是四子拖雷，最不喜欢的是长子术赤，而术赤在成吉思汗驾崩前就已经病逝了。有的说拖雷是被他的三哥窝阔台害死的，有的说是受了巫师的蒙
　　成吉思汗有四个嫡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就是拖雷。成吉思汗最喜欢的是四子拖雷，最不喜欢的是长子术赤，而术赤在成吉思汗驾崩前就已经病逝了。成吉思汗驾崩后，先由拖雷监国两年，但拖雷并不是合法的继承人，后来由窝阔台正式继承了汗位，史称元太宗。公元1232年，也就是窝阔台继承汗位的第四年，拖雷突然在军中暴死。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有的说拖雷是被他的三哥窝阔台害死的，有的说是受了巫师的蒙骗而死的，也有的说的确是得了暴病而死的。究竟哪种说法正确，现在仍是一桩疑案。那么，就让我们回归历史，在历史的层层迷雾中去寻找答案吧。
　　孛儿只斤&拖雷（Tului，蒙古语意为镜子，年），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第四子（幼子），尊号&也可那颜&（大官人）。
　　成吉思汗生前分封诸子，拖雷留在父母身边，继承父亲在斡难和怯绿连的斡朵儿、牧地和军队。成吉思汗留下的军队共有约12.9万人，其中大部分都由拖雷继承。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三儿子孛儿只斤&窝阔台继位，拖雷监国。
　　一、立储之争
　　立储，对于封建王朝来说，就是选择皇帝的接班人。这件事关江山社稷的大事，历来是封建王朝中最敏感的问题。历朝历代，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曾经上演过多少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争斗，曾经有多少人成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在那无数次的争斗中，人世间最可贵的亲情被可怕的欲望掩盖了，被血淋淋的屠刀斩杀得无影无踪，人的灵魂也被彻底扭曲了。可以说，封建时代的许多皇帝，是踏着亲人的尸骨而爬上那个宝座的。
　　作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按照封建宗法制原则，通常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嫡长子术赤应该是成吉思汗的合法继承人。但是，成吉思汗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定了三儿子窝阔台为自己的接班人。成吉思汗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原因有两个。
　　第一，成吉思汗打心眼里不喜欢长子术赤，因为怀疑术赤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说到这个问题，还得从当年的一件事说起。
　　成吉思汗的母亲叫诃额仑，本来是蔑儿乞惕部首领脱里脱阿的弟弟赤列都的未婚妻，在成亲的路上被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抢去，成为也速该的妻子，也就是成吉思汗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脱里脱阿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结下了冤仇。后来，虽然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儿人害死了，但脱里脱阿并没有忘记这个仇恨，一心要报这抢亲之仇。
　　成吉思汗的第一位妻子叫孛儿帖，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都为孛儿帖所生。当年，成吉思汗和孛儿帖成亲不久，就遭到了蔑儿乞惕人的突然袭击。脱里脱阿以牙还牙，掳走了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后来，成吉思汗在其他两个部落的帮助下，打败了蔑儿乞惕部人，救回了孛儿帖，不久就生下了术赤。但是，成吉思汗却对术赤是否为自己的骨血产生了怀疑，以致成为他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一块阴影，这也成为他不喜欢术赤的重要原因。
　　那么，术赤究竟是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儿子呢？据世界通史著作《史集》中的记载，孛儿帖在被蔑儿乞惕人掳去之前就怀有身孕了，在成吉思汗把她救回来的路上就生下了术赤。很显然，术赤肯定是成吉思汗的亲生儿子，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那个科学知识非常欠缺的时代，成吉思汗对自己的儿子产生怀疑，在今天看来还是可以理解的。
　　《史集》是波斯人主持编纂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是用波斯文写的。该书是目前古文献中研究蒙古史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史料价值极高，因此书中对于术赤出生问题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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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成吉思汗文化与蒙古帝国和蒙元王朝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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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吉思汗文化与蒙古部落及蒙古帝国的统一 蒙古族发源于蒙古高原。最初以从事森林狩猎为主，后逐渐转向游牧。唐朝时，蒙古人被称为“蒙兀室韦”，宋、金、辽三朝对峙时，蒙古族进入奴隶制时代。蒙古人真正的祖先今已无法考证，但专家们的推测是：从语言上看，蒙古人应是匈奴人或突厥人的后裔，因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同属阿尔泰语系；从血统上看，蒙古人应是东胡人的后裔，因为蒙古人的血统与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人和后来的契丹人有着很大的联系。在突厥汗国称霸蒙古高原时，蒙古人居住在东北的嫩江流域，是突厥的臣民。突厥汗国灭亡后，蒙古人的先祖便迁徙到斡难河的源头，居住在不儿罕山附近。随后，蒙古人在与各族杂居过程中，由于相互影响，便逐渐形成了乞颜、塔塔儿、主儿勒、札答兰、翁吉剌、蔑儿乞、翰亦剌、合亦惕、忽里失列门、克列亦惕、豁里秃马惕、泰亦赤乌、汪古、乃蛮等众多部落。 传说，蒙古人是苍狼和白鹿结合的后代，认为蒙古人身上流淌着狼的血液，蒙古族是狼性十足的民族。也有传说，蒙古人是青牛和白鹿结合的后代，认为蒙古人的血管里流淌着牛的血液，蒙古族是充满牛性的民族。传说虽不是科学，但在13世纪初，正是这个既具有狼疯狂、凶残又具有牛顽强、有力双重血性的民族各部落之间经常进行“弱肉强食”的混战，并经过“以大兼小”的争斗，逐渐由分裂走向统一，而完成这个统一事业的领导者就是成吉思汗（年）。
成吉思汗及其部落都源于乞颜人。而乞颜精神则是成吉思汗崛起，蒙古社会走向统一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因而也是大统一文化的核心。 乞颜在蒙语中，意为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乞颜人自称粗狂彪悍，并用“勇敢、大胆、刚强”规范人的思想，统一内部意志，凝聚氏族力量。在长期的狩猎和游牧生活实践中，乞颜人铸就了“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协作奋进”和“崇奉人民、敬重强者、远离奢侈”以及“团结和睦、贤能主政、吏治清明”等性格和品质。正是在这种乞颜精神鼓舞下，乞颜部落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随着乞颜民族的繁衍、发展，乞颜人的豪迈、勇武也一代代传下去，并积淀于民族意识之中。当乞颜人的后裔打着重整乞颜氏族先辈的雄风时，当乞颜人孛儿只斤家族成吉思汗继承祖业、威震草原时，乞颜精神就变成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正是在这种乞颜精神和力量鼓舞下，成吉思汗在经过“忍辱负重”的“韬光养晦”后，亲率部族奋起于斡难河畔，讨伐塔塔儿、消灭主儿勤、战败蔑儿乞、征服克列亦惕、大破乃蛮等诸部，于1206年实现了统一（小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的理想。
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族进入封建社会的开始。之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便在以乞颜精神为核心的大统一文化指引、支撑下，以铁骑奔腾排山倒海、所向披靡和弓箭指向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气势，先后降服畏兀儿（1209年和平解决）和哈剌鲁（1211年没动兵力），兼并西辽（1218年），扫荡花剌子模（1220年），并吞西夏（1227年），灭亡金朝（1234年），击败保加尔（1235年），征服俄罗斯（1236年），袭击波兰和匈牙利（1240年），攻袭奥地利（1241年），招降吐蕃（1246年），平定大理（1253年），进军叙利亚攻占大马士革（1253年），挺进伊朗、占领伊拉克巴格达消灭阿拔斯王朝（1258年），击灭南宋（1279年），最终完成了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诸公国，南达爪洼中南半岛和“欧洲看海，中亚挥鞭，一统中原”蒙古帝国的大统一。
二、蒙古帝国与蒙元王朝的区别及强盛 在蒙古帝国形成过程中，1260年忽必烈称汗后，建年号“中统”，并没有立国号。1271年忽必烈觉得汗位已巩固，才采纳儒臣刘秉忠、王鹗等人的建议，取《易经》乾元之义，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史称“元朝”，也叫“蒙元王朝”。
《元史·地理志》说：“元朝幅员之广，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据此，有人说：蒙元王朝疆域“横跨欧亚”。笔者认为，上述记述和看法都是把蒙古帝国同蒙元王朝两个概念混淆起来的不确切的记载和认识。 蒙古帝国同蒙元王朝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蒙古帝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蒙古汗国的延续，它包括金帐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伊利汗国）、大汗汗国（中央汗国、蒙元王朝）。蒙古帝国稳定时期版图的总面积约3500万平方公里，版图最大时期的面积约4500万平方公里，超过当时整个文明世界的五分之四，含有当时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720多个民族、6亿多人口。而蒙元王朝只是蒙古帝国五个汗中的一个汗国（大汗汗国、中央汗国），按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顺序，它只是宋朝与明朝之间的一个朝代。虽然蒙元王朝的皇帝名义上既是大汗汗国（中央汗国）的大汗，也是蒙古帝国的大汗，是其他汗国之主，对于蒙古各汗国和部落享有宗主权，蒙古各汗国只是附属于中央汗国（大汗汗国、蒙元王朝）的“诸侯”，但蒙元王朝皇帝（大汗汗国、中央汗国的大汗）实际上都管不到其他汗国的领地，其权力只限于中书省和岭北、辽阳等十行省，以及宣政院管辖的吐蕃三道宣慰司。特别是到蒙元王朝中后期，中央汗国（大汗汗国、蒙元王朝）与其他汗国之间已不是政治经济上的统属关系，只成了军事上的松散联盟。尽管如此，蒙元王朝之强大仍然是古今罕有，正如魏源在《元史新编》中所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廊，过于汉唐”。
蒙古帝国的形成，蒙元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强盛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从政治上看，一方面，中国在更大范围内了解了世界，世界也在更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这就密切了中西的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中国各民族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大家庭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为中国在此后至今的700多年中没有出现过大规模、长时间的分裂割据，一直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从经济上看，不仅大批汉族向边疆地区的迁徙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而且少数民族进驻中原也使内地的畜牧业得到发展，同时中国“四大发明”与西方珠宝的贸易也推动中国经济更加繁荣。 从文化上看，由于蒙汉文化互相渗透，从而共同提高了中华民族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后来产生并流传至今的“漫瀚调”就是一个证明。
有专家说：蒙古帝国和蒙元王朝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声誉远及欧、亚、非三洲”。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夸张之语。
三、蒙古族的北归与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的灭亡 许多历史学家都说：蒙元王朝虽称雄强盛一时，但经过1325年“弥勒佛当有天下”口号感召下爆发的赵丑厮、郭菩萨起义和1350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谣点燃导火线的红巾军起义的打击，到1368年，国运只有89年的蒙元王朝，便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建立了明王朝。至此，蒙古帝国也灭亡了。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
第一，蒙元王朝的灭亡，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灭亡不同，在蒙元王朝被推翻时，其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既没战死，也没被俘，更没自杀，而是率领王室贵族和残余军队退回到漠北，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完成了一次少数民族政权全身而退的“奇迹”。
第二，从1368年明王朝建立，到1402年鬼力赤杀死元愍宗顺天皇帝，去元国号称可汗，蒙元王朝又历经六帝延续了34年，这个时期被称为“北元”。 第三，北元灭亡后，蒙古可汗又领导其军队和臣民同明王朝抗衡了200多年，直到1635年林丹汗的妻子和儿子向后金交出可汗印信，蒙古帝国的汗位才断绝，蒙古帝国才瓦解、消亡。 那么，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如同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的灭亡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样，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灭亡的原因，也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是：
1.疆域的广大、民族的众多，给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造成了不利的统治条件 如前所述，在中国历史上，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疆域之广大、民族之众多都是空前绝后的。广大的疆域，在地理和气候上对其统治造成了不利：如是，丛林热带区，灼热难当；海上岛屿区，波涛阻隔；……众多的民族，经济水平相差甚远，语言文化各不相同，由此，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一样一开始就缺乏共同的经济文化基础。
2.成吉思汗将君主专制的汗位与财产分割，为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的灭亡留下了隐患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帝国和蒙元王朝，是封建的君主专制体制，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不仅规定了帝国的大汗和王朝的皇帝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而且规定了其政治、经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但成吉思汗在逝世前却把其最高的政治、经济权分割开，在指定三子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的同时，又指定幼子拖雷继承他的经济财产。这样，拖雷及其子就在获得了日后与窝阔台及其子争夺大汗权位经济资本的同时，走向了背离成吉思汗文化的道路。事实正是这样，窝阔台之子贵由继承汗位时间不长，1251年大汗权位就被有术赤之子拔都鼎力支持的拖雷之子蒙哥夺得；蒙哥死后，他的两个弟弟，即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又因争夺汗位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战争无疑给各汗国（包括中央汗国）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就为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的灭亡埋下了无法医治的隐患。
3.发展方向不同的争执，是帝国和王朝不巩固的重要因素 前面提到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帝位之争，实际上也是帝国和王朝发展方向上的争执。阿里不哥认为，草原是蒙古人生存、发展的基地，蒙古人不能离开草原，不能放弃游牧生活，因此，帝国和王朝应该仍然以草原地区为核心，惟有如此，各汗国的蒙古人才可保持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帝国和王朝的巩固才能维持于不坠。而忽必烈则为定居的农耕生活及由此带来的丰厚税赋所诱惑，因此主张移居农耕地区、改变游牧制度。双方争执的结果则是，1269年窝阔台之孙海都更联合察合台系及术赤系后王，在中亚塔剌河畔会盟，相约保持游牧生活与蒙古习俗，从而向立国定居的忽必烈与伊儿汗阿八哈宣战，这一场持续了30多年的内战，无疑成了帝国和王朝走向四分五裂不巩固的重要因素。
4.蒙古人在治国过程中，对待汉人的矛盾政策及由此埋下的民族矛盾，敲响了帝国和王朝的丧钟 在元世祖忽必烈即帝位，蒙古人已统治中原地区后，为了加强中原集权，巩固统治地位，帝国和王朝最高统治者忽必烈的治国政策，包含着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采用汉法，加强统治，大量使用有一技之长的汉人。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汉人反抗，大肆奴役、歧视、居杀平民汉人。如是，把天下人分成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西域人，三等是金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人，四等是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不准汉人养马，不准汉人持有兵器，不准汉人任省、台、院、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1352年7月、9月分别屠杀杭州和徐州的居民。这样，由此埋下的民族矛盾，便敲响了帝国和王朝的丧钟。
5.帝王的昏庸、腐败，使帝国和王朝的覆灭进入倒计时 在蒙元王朝的历史上，从第三个帝王武宗开始，皇帝们就变得穷奢极欲、昏庸无能。到顺帝时，腐败现象则达到极点，不仅蒙古贵族和喇嘛飞扬跋扈，而且官吏贪污、豪强专横。由于顺帝君臣大肆挥霍浪费，弄得国库空虚、财政困难。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蒙元王朝在加重赋税的同时，大量发行新纸币“至正金钞”，于是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由于蒙元王朝不关心生产，1344年黄河接连决口，泛滥成灾，百姓流离失所。由此，1351年蒙元王朝下令征调大量农民和士兵治理黄河。于是黄河两岸的百姓便在饱受水患之苦、承担繁重劳役、横遭监工鞭打下无比愤怒。这样，“变钞”和“开河”就点燃了农民起义的导火线，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的灭亡也进入了倒计时。元散曲《醉太平》“堂堂大元，奸倭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哀哉可怜”正是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覆灭的预兆。
6.战争的频繁和过长的时间，蒙古军在丧失了当年锐气的情况下，又遭受到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这样，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军，虽然在建立蒙古汗国及征西、灭金等战争过程中，曾一度“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但由于建立蒙古汗国后不久就踏上了征服世界的征程，在征服世界过程中，战争的频繁和时间之长都是历史上罕见的。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远征欧洲和中亚各国就用39年，灭西夏用22年，灭金国用23年，“啃”南宋这块硬骨头则用了近50年。如此频繁长时间的战争，自然大大消减了蒙古军当年的锐气，这样，再经过前面提到的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蒙元王朝、蒙古帝国的灭亡就是必然的了。
总之，成吉思汗文化不仅支撑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和蒙古汗国的建立，而且支撑了蒙古人西征欧洲、中亚的胜利和蒙古帝国的形成，同时也支撑了蒙元王朝初期的强大和繁荣。后来，由于成吉思汗子孙背离或丢掉了成吉思汗文化，蒙元王朝和蒙古帝国便走向灭亡。所以，我们重温蒙古帝国和蒙元王朝的兴衰历史，不仅要继承、弘扬好成吉思汗文化，而且更要运用、发展好成吉思汗文化。
参考书目 1.《千年风云第一人》：巴拉吉尼玛、额尔敦扎布、张继霞编，民族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2.《远逝的王朝》：孔鲱编著，外文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作者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姚鸿起）
本文来源：光明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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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祀与戎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春秋左转》
一个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从宗法制的国家架构上来说，对共同祖先的敬畏是联系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纽带。祭祀上的服饰、次序、程序是“礼”的核心，它通过一种仪式化的方式，重申大宗小宗之间的尊卑、亲疏、和社会义务关系。使以上统治的秩序和内容，在宗教内涵下被神圣化和固定化，以维持现有社会体制的合理合法性。祭祀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仪式，而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以现代化的方法来说，一个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在于“意识形态”与“军事”。
在前三部分，我们讨论了一个王朝的政府效率的下滑和权力的变化，以及引起的经济变化，在第三部分的后半段，我们开始讨论这种变化的更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权力类型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在第四部分，我们讲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即四种权力中最有决定性的两种——军事和意识形态，这部分将大量的对比个个文明的类型区别，我们将看到中国的历史轮回和变迁，绝对不是特殊的现象，而是一种在相对封闭的统治环境下，所产生的典型现象。本章的内容可以用来演示，为什么中原文明会越来越频繁的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征服，以及为什么庞大的军费没法建立稳定的国防，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变迁，但是本着遵纪守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为了保证天涯里的这栋大楼的存在，我们不用本章的理论解释现代的中国问题。
4.1 两种决定性的权利
在3.16-17节中，我们提到的四种人类社会中四种的权力类型：军事权力，行政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财富权力。在这这四者中，有两项是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意识形态和军事。对于行政权力和财富权力这一点我们即使不多说，也是可以从历史上观察到的，他们如果单独存在的话是非常容易被摧毁和控制。在当今世界上，财富的权力是如此的横行无忌，是因为掌握这些财富的人，同时掌握这意识形态的权力的结果。
比如我们知道的最近摩根大通，典当自己的资产来支付130个亿的和解金，用来了结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官司。包括其他官司和政府罚金，这家银行集团已经在几个月中支付了超过200亿美元。严格来说这些复杂而缺少监管的金融交易，是否存在所谓的“欺诈”是很难界定的，因为本身就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标准。如果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肯定可以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证据。对摩根大通的惩罚，与其说是履行法律不如说是满足民众渴望敲打大金融机构的诉求。和摩根大通进行同类行为的花旗和通用电气的和解金，肯定没有摩根大通这么严厉，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行为正派，而是它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远不如摩根大通这么好，所以经不起这样的敲打——这种敲打的程度显然是按照它们的行为和过失，而是按照它们的“抗击打能力”进行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公平合理。从这样的事例就可以看出，呼风唤雨的金融势力在无法用舆论工具，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合理性，那么它们是多么的脆弱和任凭宰割。（同样想想阿布和普金之间的“孝子秀”，我不多说这个问题）
同样的对与行政力量也是如此，所有的政变，军事动乱，社会变革都可以证明这样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在军事上或在意识形态上取得支配地位的势力，都会很容易降服行政系统，因为一旦失去武装力量的支持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行政权力是没有任何强制能力的，它必须依附于某种力量存在。
在两种最重要的权力中，意识形态很可能比军事更加重要。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任何单独使用军事统治的政权都不能持久。这种不可持久性绝对不是因为技术因素。人类的军事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脱离了原始的、单独凭借力量和勇气的厮杀，它是一种复杂的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全面斗争。能有效指挥军队的人，无论是在对经济文化的理解，对行政组织技术的熟练，以及深谋远虑和应变决断的能力，都只会比正常的行政官僚更加优越。不过偶尔会带有刚愎自用的缺点，因为即便是最高明的军事策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也是充满了失败的风险，作为军事将领，他们的教育和经历，使他们惯于作出冒险性的决策，并愿意在极大的风险下坚持自己的判断。
在3.16我们谈到了军事权力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容易衰落性，但是这个并不能作为军事权力脆弱的标志，只是一个集团放弃了军事权力。就像不能因为一个人丢弃了武器，就说明武器不够锋利——只要有人捡起这个武器，它就可以从新发挥威力，除非某种设计不允许有人继续使用它。
我们如何深层次的掌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如下的一个推理来解释意识形态在维持人类社会统治的核心地位——
4.2 为什么无法单纯使用军事力量来统治（上）
现在假设你是一位将军，你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并用这支军队控制了整个国家，这个国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畏惧你的武力，服从你的统治。好吧！你已经统治这个国家了，但是问题真的已经结束了吗？历史的军事独裁者少有善终，而导致他们死亡的最大因素，是来自于“自己人”的刀剑。军事统治最大的问题是你的军队是由人构成的，至少在机器人可以取代人类的所以军事职能之前——也许到这一天，人类目前所有的社会秩序都要服从一种全新的理念，而在这之前——你需要人类士兵的支持。
如何取得这些人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运用第二部分2.1的权力第一定律的内容：在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里，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来自于外来的赋予，通常这种权力是授予组织顶部的一个或几个人的，正常的情况下至上而下作用的，当然也偶尔有反常的情况；另一种是内部自生权力，这个权力既可以至上而下，又可以自下而上，通常情况下，这种权力有自下而上的倾向，确切的说是发源于人数最多的一层，通常这样的层级是比较靠下的。但是它又不仅仅取决与人数，具备自身权威的人可以产生更大的内部权力。
也就是说，对于军队的最高长官来说，要想的到士兵们的服从，你需要也许需要一种外来赋予的权力，而非常糟糕的是这种权力来自于一种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支持。比如说一个能从事有效统治的政府赋予你的，而你一旦打算实行直接的军事统治的同时，你往往就会失去这样的一个权力。
另一种是你自身的权威所产生的权力，这种权威也许来自与你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不是你个人所独有的。正如我们所说的“时势造英雄”一样，在芸芸众生中，拥有了不起的能力和才智的人很多，但是能真正叱咤风云的只是其中的少数幸运儿，如果只是因靠个人的能力说产生的权威，不足驱动一支大军为你所用，只能影响和你非常亲近一小队人马，除非这是一个袖珍小国，不然不足以个人的能力来建立统治。
获取足够的个人权威的方式是你能做出一些了不起的功绩，而这种了不起的功绩的前提是必须你用一定的资源——比如军队的指挥权，而这种指挥权也是外来权力授予你的。最终的结论是你无法不依靠外来权力来建立对一支军队的控制。而这种外来权力往往来自于意识形态所赋予的，某种合法和合理的统治力量。
我们在研究历史上的武力夺权事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军事首领们是如何驾驭自己的军队的。如果他们失去外来权力的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威都不足以驾驭整个军队。为了驱动军队为自己所用，他们需要用另一种东西来代替外来权力的赋予——那就是对军队许诺。这种许诺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恢复社会秩序，把国家管理的更好，这样对所有的人都有利，包括士兵本身和他们的父母亲友。第二个是对为参加夺权活动的士兵们提供个人利益。
有些人只提供第一项内容，如拿破仑.波拿巴在雾月政变。也有人同时提供两者，如尤利乌斯.凯撒向罗马城进军的时候。不过更多人只提供后者——一旦这种只为士兵们提供个人利益的人获得成功，那么“潘多拉盒子”就打开了。因为提供这种许诺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一旦你的部下，或是其他野心家和竞争对手，对士兵许下更多的利益，士兵就会抛弃你。情况很快会演变成不同的野心家，争相对士兵实行集体收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士兵们会习惯于通过新的叛乱来获取利益，最后他们会等不急新的野心家出现，而强迫自己的统帅从事叛乱活动。就像罗马帝国后期和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叛乱者都是有心夺权，而是士兵们把突然把紫袍或黄袍加在他身上，使他不得不为士兵的利益和自己的生命奋斗。
将领们通过许诺来赢得士兵们的支持，那么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利用一个组织的内部权力的方面——即一个组织的内部权力通常来自于人数最多的一层，通过对这一层次的许诺获得支持，从而获得在一定范围内自上而下的运用这种权力的能力。能达到上诉目标的前提是，来自外部的权力已经衰落，不然外部权力可以通过赋予叛乱将领的手下权力，或者空降一个新的将领来取代他的模式来从新控制军队。也就是说，军队之所以可以叛乱，就是因为来自外部的权力已经衰落，而这种权力通常是来自于一个意识形态赋予合理和合法性地位的政府所产生的。
我们回顾历史上在解决一个国家内部事物的时候，军队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的时候，就必然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已经发生崩溃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军事权力才能具备决定一切的力量。
4.3 为什么无法单纯使用军事力量统治（下）
“记住！让士兵发财，其余人可以不管！”——罗马皇帝赛维鲁留给他的儿子另一位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的训诫
军队的一个特点就是带有强烈的“反经济性”，而对于社会的其他集团来说，无论他们是剥削者还是生产者，他们的利益都取决于连续的经济活动。比如佃户是被剥削者，他的生活资料取之于农业的生产，而地主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的财富源泉同样是农业生产。同样的工人，工匠，商人等都是如此。正式这种经济性的特点，他们渴望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而军队则是相反，他们利益的多寡在一段时期内不是取决与经济活动的发展和连续性，而是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现存财富的掠夺程度——或者说他们还是否愿意为社会上的其他集团留下一点什么东西——而这种掠夺往往会严重损害经济的持续性，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一个人完全依靠军队来统治的时候，他会发现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和军队的这种反经济性进行斗争。实际上，他被军队和社会其他成员夹在中间，他不得不从事两种对其职能要求完全相反的工作：第一个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这个职位要求他必须保障社会的平稳运行，各种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和任何企图破坏社会正常运作的势力做斗争。
另一方面，他是军队的领头人——请注意这里的用词，他已经不再是国家委任的将领和管理者，而仅仅是军队的领头人，对于这个职务来说，保持自己对军队的权威的就要为士兵们的利益着想，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人的需求如果没有一种力量制衡，是毫无止境的——也许士兵们的个体胃口并不算太大，但是他们的数量非常之多，加起来就是一个压垮社会经济的巨大数值。从某种程度来说，即便是破坏性最大的军队，也只是稍微扩张了一点点人类所共有的欲望。
比如说罗马的军团士兵，在马略时代是年薪120第纳瑞斯（罗马银币名字），服役满16年后发给一份土地。这个军饷的标准很低，但是对于社会上最平困的阶层来说，仍然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到凯撒时期提高到225第纳瑞斯，这个军饷如果扣掉个人口粮和衣服等部分，大概可以剩余100第纳瑞斯——按照这个标准计算的话，马略时期的军饷还不够扣除部分，不过凯撒时期士兵的生活水平要远远好于马略时期，他们的食物包括大量的肉食，并提供一种用醋调制的饮料，同时服装更漂亮，每个小队都饲养一头骡子来驮运行李，而马略时期是个人要背负全部行李，当时的士兵的一个外号叫“马略的骡子”——这个薪水如果是单身的话，可以活的很滋润，但是服役期太长——长达25年——很多人都中途结婚（这是违法军纪的，不过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军饷就根本不够养家了；只有到了到了图密善时期薪水提高到300第纳瑞斯，士兵才能勉强养家。后来到来完全靠军队夺权的赛维鲁当政期间，对于服役期婚姻解禁，并把薪水提高到450第纳瑞斯，这样士兵们可以让自己的家庭过上较好的生活。除此之外，每次新皇帝登位，都要给士兵发放赏金，这个标准越来越高，以至于有的皇帝不得不变卖皇家财产来支付这笔钱，以便让军队效忠。
从罗马帝国士兵的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即使军饷最低的时候也是可以招募到士兵的，因为军队能够提供温饱和医疗，并且提供晋升的途径，以及退伍后分的田地或退休金。它对于社会赤贫基层是有吸引力的，是一种政府和个人你情我愿的交易。但是一旦政府逐渐失去自己的合法合理地位，就更加依赖军队，不得不适度的满足一下士兵们要求提高待遇的要求。开始是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并且能有足够的零用钱，然后是要求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最后他们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家庭从温饱状态提升到小康状态。
但是最后士兵们满足了吗？不！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满足感只能维持一段时期。过了若干年之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待遇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拥有了马略和凯撒时期的士兵想也不敢想的待遇，在服役期间拥有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并让她们过上小康生活。但是这个社会上很多有钱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软弱无能，没有能能力保护自己财富，乃至于自己的生命。凭什么让手持刀剑捍卫国家，守护政权的士兵们只过着小康生活，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过的更富足一点，他们有这个能力，只要他们使用手中的刀剑的力量。如果军队的领头人挡在他们的面前，并试图阻止他们的话，那么就拥立一个新的更愿意为士兵们着想的统帅。就像赛维鲁给他儿子的告诫时说的统治要诀，“记住！让士兵发财，其余人可以不管！”他的儿子卡拉卡拉把薪水提高到600第纳瑞斯。为了支付这笔军饷，光靠扩大征税已经不够，他把第纳瑞斯的含银量降低了20%，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了进一步保持军队的稳定，他带着一支由精锐部队组成的近卫军环游帝国东部的富裕城市，放任士兵们抢劫——这也是中国古代更愿意采取的模式，不提高军饷，只是放任士兵掠夺，两种手段相比，中国的手段更容易降低军队的战斗力，习惯了抢劫的部队在战场上更难用军纪约束。
一些高明的军事独裁者会想到一些比较麻烦的手段，比如制造战争，把军队带上战场，在面对危险的敌人的时候，士兵们的第一利益不是金钱、女人和其他财富，而是取胜和保住自己的生命以及荣誉，这种时候军队是比和平时期更容易管束。同时，对战利品的获取和对敌人的掠夺，会满足士兵们的需求。那么他如果能领导军队打一些战果显赫又对兵力损失不大的战争，带来丰厚的战利品，无疑可以提高他的权威，更好的在和平时期维持自己对军队的领导能力。当然这样需要统治者本人是优秀的将领——这也是为什么军阀们通常会把自己的位置传给有能力的部将（通常会收做义子），而不是亲生儿子；同时他的国家附近又有一些不太强又比较富裕的敌人——日耳曼人和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显然不是，太强悍又太贫穷，和这样敌人打仗是危险的赔钱买卖，毕竟打仗也是要花钱的。
排除上诉的一些有利的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手段外，所有军队统治的最终结果是，统治者会发现自己要想赢得军队的绝对支持，的最简单手段就是带领军队去掠夺社会。如果要想化解军队的这种“反经济性”对社会的损害，那么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采取封建采邑制度——这种制度在中世纪的欧洲、波斯和印度南部都很流行——把社会上的大部分产权明确的划分给士兵个人或者小军事集体，比如这块田地属于某个骑兵的，哪个磨坊负责提供给一小队步兵，并且明确的产权责任，只有这种明确的划分，才能制止军队的“反经济性”。但是这种方式虽然解决了军队反经济性的问题，但是新的问题是如何应付封臣试图摆脱封主的企图心？封建制度有其自发的离心作用，因为封臣的全部利益来自于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对上级只有履行义务，这样摆脱义务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活动。
4.4 意识形态是如何进行统治的（上）
人类都拥有一个发达的大脑，这也是人类用于立足生物链顶点的最大资本。到目前为止，科学上对大脑的研究仍然只是管中窥豹的阶段，但是就目前的结论来讲，可以明确的说，人类大脑必须通过互相交流才能具备生物学上的合理的消费比。
一份老掉牙的科学研究结论至今仍然被所谓的励志名人，教育专家，社会成功人士等作为经典理论——那就是人类的大脑只使用了不超过10%，普通人的使用量只有可怜的3-4%，通过“奋斗”可以让任何人变成“聪明的成功者”。实际上这个研究是早就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首先人类的大脑组织有不同的功能侧重，所以很少会同时运作。而且最重要的是，大脑的运行非常消耗能量，它的重量只有人体的2%，消耗的能量比例却非常惊人，通常会和人的对大脑的使用不同有所区别，但即便是最懒惰用脑最少的人也要消耗掉六分之一的机体能量，一部分人甚至会消耗三分之一以上的能量。这个耗能大户在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一种“省电模式”，在这个模式下观察大脑的大概只有3-4%部分是活跃的，但是如果进行更复杂的脑力活动，活跃的部分会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升高，但是大幅度的活跃只能维持极短的时间。而且不仅大脑高度运转的时候，能量供给是个问题，而且散热也是问题，有的科学家计算出大脑工作时所产生的热量，如果大脑负载过高的话，是无法完成散热的。
也就是说，大部分大脑不是并未开发，而是正处于备用状态，随时准备参与高强度的思维活动，同时让大脑保持一种低消耗的“省电状态”。但是即使这样大脑消耗的能量仍然是人体巨大的负担，为了让这份巨大的投入能有足够的产出，人类的必须通过互相交流和学习来增加收益。比如猫科动物，它们几乎是自然界进化的最完美的捕食者，它们远远小于人类比例的大脑已经可以应对生存中的各种问题。相比之下，人类进化出这么“冗余”大脑，唯一取得的优势就是获得，不断进行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技巧的能力。
比如一个原始族群中，其中一个人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于是其他人也跟着学；另一人发现了新的捕鱼方法，其他人也跟着学。这种互相交流和学习使人类可以超越自然的一般进化规律，掌握大量的知识和技巧，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领域，最终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新方法和新技巧有时候比旧的好，有时候没有旧的灵便，这时候就选择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甲学的了一种新的狩猎方式，他对比过去的之后，发现不如过去的，于是便放弃，其他人乙和丙经过试用之后，也放弃；这时候问题出现了，丁怎么选择，先花费时间和经历进行学习，然后试用，最后放弃？显然不会，他会直接放弃学习。
通过其他人的经验来进行选择，是人类的知识和技术进化中为了避免走弯路，加速发展所进化出来的一种思维本能。人们总是根据群体中所流行模式来做自己的决定自己的选择，通过这种利用他人经验的判断模式，使人类对自己哪个耗能巨大的大脑的投入，能在正确的方向上产出。所以人类的无论在各种行为、处理问题的模式上都遵循一种“从众”的模式。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道路上，这种从众使人类受益匪浅。但是相对于人类几百万年漫长的进化史，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只有极短一瞬间。从两河流域的文明曙光到现代社会，也就是20到30代人的过程。相对于过去几百万的慢悠悠的进化，最后的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极为迅速，但是时间却短的不足以让人产生自然进化来适新的形式。
实际上，今天的人类在生理上和距今5万年前的祖先们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所处的生活环境上确天差地别，在自己的亲友组成的群落里，自由的采集狩猎祖先们是不会想象到，有一天会出现数百万聚集在一起的情况，更不会想像到会有宗教可以让成千上万人，以同样的模式进行顶礼膜拜，有教育机构会以同样的模式灌输知识和其他东西，有媒体告诉所有的人送礼要送脑白金，有各种庞大组织和机构利用各种手段影响人的思维，并使他们向有利于少数人的模式运行。在人类进化史上的最后5000年中，过去使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的“从众”模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模式上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
补充一：大脑的这一点视乎很像电脑的CPU，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迷恋上DIY电脑，先后用网上购买的一手和二手散件组装过三台电脑，并改造过散热系统。在组装这些电脑时我发现，要保障CPU的正常使用，那么在电脑不动作，只运转一些必备的后台程序的时候，电脑的CPU使用率是在3-4%，最多不超过5%，只有在开启新程序或者打开图片网页之类的才会突然增加，如果一个电脑的CPU在不动作时使用率超过10%，那么在使用过程中时候，就会因为CPU计算能力太小而出现明显的卡阻。
补充二：从众模式的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的时间长度可能会更古老，因为曾经有猿类学家曾经做两个实验：从一群黑猩猩中选取一只，然后交给它一种使用工具来获取某种食物的方法，然后把它放归群体，很快群体中所有的黑猩猩都学会了这种方法。这证明了人类的那种高度的相互学习至少能力在700万年前就具备了。然后做同样的实验，选取一只，交给他一种方便的获取某种食物的方法，它很快就学会了，与此同时，教给其他黑猩猩一种笨拙的方法，把它放归群体不久，它就放弃了方便的方法，而和其他黑猩猩一起采取笨拙的方法。
4.5 意识形态是如何进行统治的（下）
针对人类思维活动的这种致命的缺陷，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模式就可以运行，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统治——
人类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学习和协作，这样随着技术的进步，需要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而在这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生活在孤立的群落里，大多数情况是互相画地为牢，只承认群落内成员的利益，而把所有的外人都当作敌人——除非是年轻女性，因为她们可以提供性和生殖价值。群落里的男人们手持武器在领地内巡逻，努力驱逐所有的外来者，最好是把外来者杀死。偶尔他们也会离开领地外出，看到其他部落的好东西和漂亮女人就抢回来。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之间的交流和协作会带来更高的收益，这样需要把更多的人组织起来.旧的部落模式适应不了这样的发展，必须一种强有力的新的价值取向，是非观念，道德理论来指导人们的生活，把成千百万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这样就需要一种意识形态。
最初所有的的意识形态都是具备合理性的，它可以是人为创造的，也可以是传统习惯遗存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两者相互交织而成的。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正确的处理社会成员，不同阶层和集团间的相互关系，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这种最初意识形态是容易被接受，并被大众认可的意识形态，因为它通过实现一种协作共赢来提高了每个人的收益水平。
在大众接受了最初的意识形态之后，然后利用宗教、教育、媒体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各种手段，不断反复进行强调、宣传、灌输、暗示，使意识形态中的观念、方法、原则与是非的标准进行抽象化，并由把一种活跃的思维转化为死板的教条主义——记住最后一点很重要，任何一个活跃的思维体系如果被篡改和扭曲之后，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协调，必须让它转化为僵化的教条主义——并且缓慢的对其进行增加、删减、篡改和扭曲，使它逐渐有利于少数既得利益者。
这种对原始意识形态进行操作的行为做的够聪明的话，又有足够的耐心的话，它可以瞒过大部分人。因为这种改变是缓慢的，大部分人只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警惕感觉，但是他们看到周围的人继续信任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们也会选择继续盲从。而且这种模式一个社会组织里的人数越多，越是有效力。因为即便有人警觉这种不正常的变化，他也只能和自己身边的几个人进行交流，而当他们看到千百万人都盲目跟从时，就会因为从众心理而相信这种变化是合理的。
就像在一个神殿里，很多人同时膜拜一个石质的偶像的时候，有人会和身边的人窃窃私语，质疑这个神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他们只能和身边的人交谈，而无法让其他人知道。这些交谈引起了一些疑虑的暗流，但是吟诵声响起，按照千万人同时跪倒时，并跟着吟诵时，他们没有时间继续交谈，一种习惯性的力量使他们跟着做，而且当他看到所有人都是如此时，那么刚才的疑虑就都烟消云散了。
4.6 意识形态统治的崩溃——古代模式
当一种早期的意识形态被篡改和扭曲之后，使它有利于少数既得利益者，而有害于人民的时候。当这种篡改和扭曲变得非常严重的时候，很多人都开始感觉这种这种情况并不公平。但是大多数人都会由于从众的思维模式，去肯定意识形态，只能偶尔的对个别的事件提出一些简单的质疑和反抗，而无法对整个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这种个别的质疑是不足以撼动操作意识形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因为只要意识形态不变，他们就可以利用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对这些个别的不满和反抗进行补救、掩盖、镇压和消毒。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种手段。
但是任何社会都会随机的存在少数人，他们具备优越思维能力，丰富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足以穿越各种迷雾，意识到少数集团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操作，并系统的进行批判。当这种人发出声音的时候，就意味着旧的意识形态统治势力面临致命危机。不过令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在任何时候这种人只占人口中极少的部分，对于这样的人，可以采取“定点清除”的模式，进行迫害、禁声、直至肉体毁灭。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种手段。
对于一个意识形态统治社会来说，统治集团合理的使用这两种手段，大部分意识形态统治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维持下去。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严重倾斜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统治，必然会产生两种后果，第一种手段要求不断对越来越多个别的质疑和反抗进行补救、掩盖、镇压和消毒，这样会消耗掉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当统治集团采取官僚组织模式的时候，不断下降的政府效率（见第一部分）会让这种活动变得要么调度不灵，要么消耗巨大。最终统治集团会面临，他们所能驱动的社会资源不足以继续采取第一种手段的情况。
而第二种手段，要求一个国家或社会，必须不断的清洗掉种群中最优秀的个体。而这种最优秀的个体，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财富，不断的失去这种财富，必然导致一个国家和民族停滞和倒退。而且这种充满对独立思想创造的迫害的意识形态统治，必然使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缺少实事求是和创造性，习惯性的服从权威，并且热衷于以低俗欲望来满足自己。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没有能力团结和领导社会上的其他力量。最终这个国家和社会必然是浮华而愚昧，胆怯而躁动，低俗而涣散，这种国家和社会很容易被外来势力所征服和统治。
基于这两种手段的副作用，最终我们可以推出意识形态统治的古代模式——
当一种意识形态被篡改和扭曲，使它只有利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那么就会引起社会其他成员的不满，这种不满以针对个别事物的质疑和反抗的形式进行，而针对这种不满和反抗的补救、掩盖、镇压和消毒需要消耗一定量的社会资源，尤其是采取官僚组织模式的统治集团，从事这种工作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当意识形态被篡改和扭曲的更加严重的时候，社会的不满更加强烈，反抗行动更多，而在古代社会资源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最终统治集团所驱动的社会资源不足以足以进行有效的补救、掩盖、镇压和消毒。这时候质疑和反抗会发展成为有规模的武力斗争，而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反抗者的武装水平和统治集团军队的武装水平差距不是很大，而且无论反抗是否能取得成功，最终都会重创统治集团。
即使统治集团拥有足够的智能并能相当长时期内维持自己的政府效率，能有效的应对各种质疑和反抗，那么长时间的被篡改和扭曲的意识形态统治，“定点清除”活动也会造成国家和民族大量的优秀人才损失，并使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风气变得浮华而愚昧，胆怯而躁动，低俗而涣散，这种国家和社会很容易被外来势力所征服和统治。
在历史上有时候一种后果导致王朝灭亡，有时候是两种后果是同时进行的，如明王朝灭亡的时候。
4.7 意识形态统治的崩溃——近现代模式
随着时间的进展，印刷术逐渐成熟起来。
印刷术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最关键性技术之一，它不仅仅提供了更廉价的知识，而且它使传统的意识形态统治手段开始失灵。因为在过去，能够系统性批判，被篡改和扭曲的意识形态的人是人群中的极少数人。这些人的数量劣势，很容易被既得利益集团采用“定点清除”的手段处理掉。但是印刷术使书籍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以非常廉价的方式复制，这种大批量的廉价书籍从时间和空间上极大的扩展了，这些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者的思想存在，使“定点清除”手段无法取得有效的控制效果。
这种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大的思想，必然让更多人了解意识形态上的不合理部分。普通人的头脑受到武装，产生一种群体性的反对旧意识形态的活动，而这种活动一旦开始，旧的意识形态统治就必然逐渐的崩溃和坍塌。因为意识形态的统治关键，就在于人心的力量，只有人民愿意相信一种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合理合法性，那么它才能有效的生存。
另一种发展体现在经济和军事上，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社会财富，使统治集团能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抗击各种反对势力。而军事技术的发展，使民众自己从事武装斗争成为一种不可能的成功的事情。从这方面来说，统治集团在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统治的利器——对独立的思想者的定点清除的手段同时，获得了新的维持统治的手段。
新的手段之一是集团性收买。通过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把部分财富或者先富起来的权力分配给被选定的，可以为统治集团服务，或者有利于瓦解反对者的特定群体。这种方法的效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因为被选定的特定人群会逐渐淡忘对统治集团那种感激涕零的效忠之心，而把自己享受的利益当作一种理所当然。这样被选定的群体就逐渐进化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这些大大小小的集团，会根据维系自身集团利益的角度，提出对旧意识形态的修改要求，这样他们和统治集团的相互关系，就不是过去的主仆关系，而是复杂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在驾驭这种复杂的关系中，统治集团的智力因素尤为重要，但是往往一个封闭性的统治集团的智力，总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变得更加低能（这个原因第五部分叙述）。同时也是因为为对利益的贪婪和不断索取，最后，往往他们会既得罪民众，又和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发生矛盾，把自己放置在所有社会势力的共同敌人的位置上，就像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波旁王朝和辛亥革命前期的清王朝一样。
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会取决于一支现代化军队的动向。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几乎所有的成功的有影响力的革命，都来自与军队的默许和赞助，如法国大革命时军队保存中立，或者支持革命，只有少量的外国雇佣军为旧王朝作战。辛亥革命的成功来自于南洋军的起义和北洋军的倒戈。俄国革命来自于军队对沙俄政府的背弃。
随着社会传媒产业的发展，19世纪那种印刷术为基础的思想传播手段如独立的报纸和印发的小册子，逐渐被都已经被集团化的报业集团、广播电视所压倒。这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工具并不利于被旧统治集团垄断，也不会独立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它们大多数从属与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这些新型意识形态工具，新的利益集团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对旧的意识形态进行修改，或者把独立的思想家的提出的新意识形态，或者外来输入的意识形态进行扭曲和增减，这样实际上派生出大量的空洞而繁杂的意识形态流派。
在同一时期，初级义务教育使政府掌握了一种非常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尤其是在统治集团的政策还不够坏的时候，对年轻的未成熟的人的思想控制可以影响一生的思维模式，这样的年轻一代逐渐步入中老年时，统治集团已经变得足够坏，使新的一代努力去推翻它的时候，年老的一代仍然愿意相信统治集团，于是社会上不同的年龄段对社会事物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加上各种驳杂而似是而非的各种意识形态流派，这种最终结果是冲垮的旧意识形态而不能建立起新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旧意识形态的崩溃，旧统治集团瓦解。在众多的新既得利益集团中，有一个具有超出其他集团的力量——那就是军队——在长时间的集团性收买过程中，军队肯定会成为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所以当旧统治集团倒台之后，往往的是一个军政府，或者以军队为后台的傀儡政权。和垮台旧统治集团一样，掌握政权的军队不具备意识形态上的合理合法性——通常他们会采用特殊时期的过渡性手段来证明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不存在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时期，反对力量大多数来自于过去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是复杂而且充满了卑鄙的诉求——这时候军队可以用自己的武力来保护自己——这和旧意识形态统治集团是不一样，后者一点失去意识形态的合理合法性就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
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我们将从原始社会滥觞开始，来演示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发展。
在很早以前的原始社会聚落里，权力归属于两种人。其中一个或若干个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老人（也有可能包括老年的妇女）掌握着组织日常生产生活，和裁决内部纷争的权力。一个到两个强壮而善于狩猎和有军事经验中年人，掌握着领导部落里的强壮年男子，从事狩猎和军事行动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权力在居住地内是受到到长老们的限制，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拥有权力。
在这样的原始社会里，采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统治——即让有优秀能力的人从事适合他们能力的工作，这样的方式对所有人都有利。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各种知识经验和技巧都需要靠手口相传和日积月累，这样即使对天赋非常高的人来说，也不可能在年轻时代拥有足够掌握权力的各种知识和经验。所以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由一个或几个知识和经验最丰富的老人来统治。对于群体来说，他们既是首领和法官，又是长辈和导师，这样的统治结构是具备一种天然的合理合法性，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形态。
但是对于长老们来说，他们的体力已经衰落，有一些需要更好的体力的工作已经无法适应，其中包括领导强壮年男人们打猎，从事领地的防卫，或者外出掠夺其他部落的东西和女人。于是必须有一种补充性的力量存在，于是在体力未衰落的中年人选出，最善于狩猎和军事行动，有组织和领导能力，善于迅速做出正确判断的男人来充当军事首领。
这里存在一个被各国政府所误导的关于人类寿命延长的谬论，各国的卫生组织会罗列一个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人类寿命的变化，以证明现代社会福利机制对人类寿命的贡献。但是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人类寿命平均只有30多岁是一个严重的误导，因为这个数值是被大量的婴儿和儿童的夭折所拉低的。即使在原始社会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人类一旦能够成功的进入成年阶段，大多数人的寿命都不会比现代人少很多，并且会明显高于农业社会早期。现代社会只是大幅度降低了儿童的夭折率而已，而对人类的实际寿命贡献不多，而且这样的后果是，大量遗传疾病的高发，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儿童的夭折是人类进行种群优化的一种进化手段。
所以说，原始社会和现在一样，依然是存在很大的年龄差，从殖民时代北美印第安人的特点来看，军事首领大多数都是中年人，而不是身手更敏捷的年青人，因为在没有足够文字和书籍的年代，中年人是一个人在知识经验和体力的综合能力的最高的时期。
可以说，这种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最合理合法的意识形态状态，掌握权力的都是群体里最优秀的人选，这样的方式是一种简单的符合全体人利益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个全体人是指一个聚落内部的人，在这个时代，所有外部的人都是纯粹的竞争对手，互相为了争夺财物、领地和女人互相对立和厮杀——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两种人类社会里决定性的权力的滥觞——一种是长老们持有的意识形态权力，另一种是军事首领们持有的军事权力。
随着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再也不是互相画地为牢的小聚落之间的对抗，而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人口更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旧式的长老们的统治已经无法继续。因为他们不再是全体成员的长辈和导师，因为群体中的人口再也不是过去具备血缘联系并且互相熟悉的氏族，而农业和手工业以及经商的各种技巧，都有在小家庭内由各自的长辈传授给晚辈。面对越来愈多，越来越陌生的面孔，旧有的建立在长辈和导师的权威的已经无法继续，决定了一个原始简单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终结，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统治需要一种新的力量——几乎在所有的比较发达的人类社会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宗教。
4.9 关于宗教
人类为什么需要宗教？为什么科学已经戳穿了宗教虚假的神学解说，仍然无法彻底终结它？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许是人类进化历程里最永恒的课题，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只能做一些简短，但是绝对是抛弃了一切虚浮和偏见的，最直接分析。
我们如果对宗教的几种最初的源头进行解析和分类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的几种产生的根源：
第一种是泛灵论：认为万物有灵，各种自然的力量中都有一个支配性的神灵在背后操纵着，这是人类的在自身的技术和能力非常弱小的时候，对伟大的自然事物的那一种内心的敬畏。
第二种是对命运的敬畏：每个人从事同样的事情，但是得到的结果总有不同，有人出去打猎得到一头鹿，另一个人只得到一只野鸡，第三个人空手而回。于是在他们的脑袋里就设想有一种神灵在背后操纵，于是每次打猎都对这个神灵祈祷，希望只是是猎的鹿的，而不是空手而回的。此后，从事战争时要祭祀有关战争的神灵，种植或者收获的时候要祭祀有关农业的神灵，从事交易的时候，要祭祀有关商业的神灵——顺便说一句，古代几乎所有的商业神灵都兼营保佑骗子的工作，如希腊神话里的赫尔莫斯。
第三种是生殖和性的崇拜：对这种让他们烦恼并快乐的，让他们的人口的到增加的神秘事务，怎么能不让他们心存敬畏呢？这种崇拜即使现代人也可以理解并效仿，年轻的男男女女对着唱歌和演戏里的俊男美女，疯狂的意淫和狂热的欢呼。
第四种是对死亡的恐惧：这是所有的宗教中最强大和奔涌不息的力量源泉。对于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生物来说，它们的生命活动就象是被编了程序的机器人一样，按照一定的外部条件的信息反馈，对照一个进化好的简单的生物数据库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完全凭借一种机械的本能来运动。这样的生物显然是脆弱的，只能在固定的简单环境中存活。为了提高生物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它必须拥有更有更复杂的决策系统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于是它们对各种外界信息的反馈必须更加智能化和弹性化。于是一个功能复杂的大脑被逐渐进化出来，而且越是强大和智能化，它就越能让生物生存的更好，最终这个越来越智能化的家伙有了自我意识——整个进化过程来说，和科幻小说里面人类努力制造更强大的电脑，最终电脑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过程是相似的。
在产生了自我意思之后，这个家伙不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让生物体生活的更好更安全的辅助性工具，而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万物之灵，去渴求伟大的使命和不朽的永恒。更加不愿意相信自己这样的万物之灵是有使用寿命限制的，他们不可救药的眷恋着尘世，恐惧着死亡的到来。但是自然的经验告诉他们，最终的死亡都不可避免的会到来，于是当有人告诉他们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死后灵魂会去另一个世界，或者重新转生，这样所有人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狂热的信奉这样的教条——如果需要灵魂的证据的话，那么做梦不是可以证明吗？
所有的宗教都要有一个地狱，或者是采取轮回的概念，总之要拥有一个可以处理人死后灵魂的模式，通过解释这个模式，宗教获得了巨大的力量。现代科学戳穿了这个模式，导致了宗教的衰落，但是带来的后果却并不是那么美妙，这就像一个医生告诉来看病的人，你已经是不治之症了，不用再来看病了。而另一个医生告诉病人，你还有救，以便他继续来看病以赚取诊费。究竟哪个医生对于病人更好？科学毁灭一个灵魂的时候，也毁灭了另一个灵魂，让人们想象自己的生命只是一堆反复堆砌的碳水化合物和一团焦虑不安的神经元复合体，这使人们产生了可怕的纵欲和高度简单的利己主义倾向。
第五种是祖先崇拜：和以上的三种来说，这种产生的是较晚的，他是人类社会族群里对自己祖先里的卓越人物的一种崇拜。很快这种崇拜就变成了赋予上述四种崇拜人格化的的力量，从祖先为创作原型的神明们同时掌握着自然力量，或者可以带来某些事务的好运与噩运，或者是掌控着生殖和死亡。这样人们不再对着某种野兽或者巨大的生殖器雕像膜拜，而是对着一个和他们很相似的人像来膜拜，这个过程中，祖先们血缘纽带的色彩在逐渐褪去，而复合神明和道德说教者的色彩在逐渐增加，这个过程也是人类从传统的氏族部落社会，向更复杂的社会形态发展的一种对神学的新的需求。
4.10 从神庙走向教会
我们如果能够穿越到5000年以前，就是在人类文明的曙光刚刚开始在亚非两大洲的肥沃河谷地带繁荣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个城市的最中央，最宏伟最金碧辉煌的建筑就是神庙，每个神庙都供奉着这个城市所崇拜的神灵，一个祭祀团体统治通过神庙统治着整个城市。
祭祀们的权力来自于对宗教的解释，而这种解释要站得住脚，就必须利用人类思维模式中的“从众”陷阱，通过把众人集中一起在神庙中一次次的反复膜拜，让“个人”看到“众人”的行为，从而坚定自己的“信仰”，这种模式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意识形态统治的最有效能的技巧——这种技巧的核心在于两点，第一是要集中足够的人数，越多效果越好；第二是要反复从事一些形式化的东西，通过重复的洗脑来强化。就像伊斯兰教规定一天要作五次礼拜，儒教强调一日三省吾身，佛教要作早课晚课，现代政党要经常举行集会和游行，或者坐在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样。
在一些生产力不太发达的地区，也许会用一些其他的地方来代替神庙，如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把一些幽暗恐怖的森林，或者一个美丽的湖畔作为德鲁伊祭祀的场所，在伊朗高原和西藏会膜拜险峻的山峰。总之，它的特点是要足够大能够容纳很多人，并且把人能从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区分出来，使他们产生一种异常的感受，这种感受于是就很容易被暗示为神的精神力场。
这样的模式用来统治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部落是足够了，但是它不能统治更大的区域，因为它的核心是利用人类的“从众”思维陷阱，但是不同的城市膜拜不同的神明，有不同仪式和不同教义解释，所以当一个城市的人到另一个城市的时候，就不会信奉那个城市的神灵，这样社会继续发展城市间的人口的流动增加时，旧有的个体神庙的统治就面临巨大危机。
克服这种方式的模式叫做多神教，就是把各个城市的神明们编制成一个谱系，让他们或她们变成亲戚、朋友、夫妻、父子等关系，并区分它们的职责和守护范围，总之要让他们产生联系，并努力把各自互相矛盾的宗教解释进行拼接，变成一个看起来并不太南辕北辙的综合大杂烩，就像巴比伦神话和希腊神话一样。
这种模式可以看作是各个不同的神庙间祭祀团体的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并不是平等意义的，往往势力更大的城市的主神，在神话谱系中也占有更显赫的地位，而且这种地位是经常变动的。比如巴比伦统一两河流域之后，一个新的神话片段被编出来，当众神面对强敌来犯的时候，原来的主神软弱无能，于是巴比伦城的守护神马杜克，被推选成为众神新的首领，打败敌人，成为众神之王。同样当亚述征服两河时，阿舒尔神成为新的众神之王。有时候，一个势力打败另一个势力的时候，会把对方的守护神从神庙里抢出来，放置在自己的神庙里一个次要位置，和自己的守护神一起接受膜拜，表示对方的神已经臣服于自己的神。这种事情在罗马时期达到高潮，所谓罗马万神殿就是罗马主神朱庇特君临被征服地区的神明们的朝堂。但是这个时候神明们已经严重“超编”没法在编制出合理的神话谱系了。
当一个帝国疆域大到多神教的神学谱系已经没法再续写的时候，就需要一种全新的宗教，一种从零开始的，严谨统一而不是七拼八凑的新的神明体系，一种整齐划一的宗教仪式和神学解说。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历史的细节的话，就会发现原始多神教的淘汰，和新宗教的产生总是大帝国的需求而发展，环绕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催生了基督教，伊朗高原的统一催生了琐罗亚斯德教，阿育王的印度催生了佛教。这些新宗教能够一统意识形态世界的的关键不是它们创造出了多么美妙的宗教教义，也不是他们的信徒有多么虔诚，而是他们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在经济上的赞助和武力上的支持。比如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了给基督教开路，不仅大量的赏赐财物还免除了基督教的各种赋税，同时对旧宗教进行迫害，禁止它们采取传统的用火和香料进行仪式的行为，他的后继者康斯坦修干脆查封了所有旧宗教。
从旧的原始多神教到新的宗教，意识形态的控制模式从神庙转换为教会，这种教会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官僚组织，它的目的就是促成在整个宗教势力范围内，所有的地方都按照崇拜同一个神明系统，采用同样的膜拜方式，信奉同样的神学体系。这样每一个人从这里移动到哪里，发现所有的地方都是由同样的信仰，这样他们就会更好的相信那位被“创造出来”的神明了。
4.11 祭祀与武士&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战争。——《圣经.撒母耳记》
祭祀们的意识形态统治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只能来来统治自己人，它通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利用人类思维的“从众”陷阱，进行反复的灌输、暗示等活动，达成统治。但是这种统治而对外部的人无效，所以当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发生冲突的和对抗时，他们就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持——那就是军事力量，这样原始社会军事首领们的权力再次崛起，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人类最早期的文明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里，随着城邦之间矛盾和冲突的逐渐加剧，一种新的城邦领导人出现了。这种新的领导人叫做“恩西”，进行翻译的时候会直接翻译为王，但是这个称号实际上来自于，原来神庙的高级后勤行政管理者的称号，负责管理社庙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尽管现在的史料不足以验证这种人的具体地位，但是就历史常识来说，这种后勤总管在宗教系统中会有一定地位，也容易捞取经济利益，是一个“肥缺”，但是肯定是被排斥在宗教最高层之外。
我们可以用推测这种人崛起的过程，在这之前，统治着神庙的大祭司们是高高在上的角色，但是和所有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一样，他们缺少处理实际事物的能力。而恩西这种人虽然身份不高，但是他们担任着管理神庙土地的耕种，作坊的生产，仓库的储备，各种劳役人员的组织管理等，决定了他们必须具备优秀的组织和领导能力。
有一天，和邻国的战争爆发了，大祭司们发现自己平日里站在祭坛上威风凛凛，对着自己的臣民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但是到了战场上，对面的敌人一个也不吊他，手持刀剑就杀上来，吓得他差点尿裤子。由于对这种带领一队人打打杀杀的事情完全不在行，所以注定必须呆在安全的后方。那么派谁来组织战争呢？当然不能委托外人，而要委托自己的心腹人员，当祭祀的肯定适应不了这种工作，这样派庙里的恩西去做——毫无疑问的是，在任何一个单位里“恩西”这种管钱管物的人肯定是“一把手”的心腹。
于是恩西这种职业逐渐由神庙的后勤行政管理人员，转变为军事首领，有一些可能由于自身能力，或者运气不佳在战场上“挂”掉了。但是会有一小部分人成为优秀的军事首领，并且在战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民众们从一次次胜利中，看到这位恩西那种独有的魅力，远远高于祭坛上那些装神弄鬼的的祭祀们，一种过去的那种简单和原始意思形态在人群中再次复活了。最终有一天，在过去的“一把手”继续对恩西呼呼喝喝的时候，恩西带着亲兵对着他“显示了一下肌肉”，于是新的统治秩序形成了。同样的时期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历史片段中找出大量的，如犹太人相当长的时期被一种被称作“师士”的宗教首领统治，但是在撒母耳统治末期，部落民族已经对宗教人员们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忍无可忍，要求选择一个军事领导人来统治国家，于是犹太人有了第一个国王扫罗。
我们如果仔细分辨人类古代的历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比较发达的部落中，都并存着两种最有权力的群体，一种是祭祀群体，另一个是军事群体。祭祀群体——他们使用一种反复灌输的人工意识形态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当然有时候祭祀们拥有知识和教育的优势也是维持他们统治的关键；军事群体——他们使用武力和一种原始的简单意识形态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在不同的国家中，两者统治秩序中的强弱和顺位是不同的，而在几乎所有的游牧和半游牧部落中，军事群体的地位都高于祭祀群体。
这种不同统治顺位的分野，往往是取决于这些国家和部落所处的国际形势下的。经常进行战争的国家，或者统治着自己的邻国以收取贡品的国家，大都是军事群体占有优势；而处于常年相对和平的国家，以及被统治用纳贡来换取安宁的国家都是祭祀集团占有优势，而几乎所有的游牧和半游牧部落都是常年处于战争状态。
在军事群体领导的国家和部落中，最高统治者是武士和军事贵族们的首领，或者是军事领导人；而在祭祀群体统治的国家里，最高统治者则是装扮成神的代言人（如阿拉伯的哈里发），神的儿子（如中国的天子），或者本身就是神（如古埃及的统治者）。
在这样的分类中，并不存在一种严格具体的分类界限，在大多数国家里两者是并存的，并存在一种动态变化，也就是说有的国家和社会更偏向于军事群体的统治，有的国家更偏向于祭祀群体的统治，而且两者的形式对比也是不断改变的。比如在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变化，国王贵族们是军事统治群体，而天主教会则是祭祀统治群体，在两者的力量对比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中总体来说，军事统治在越来越强大，作为军事统治的象征，国王穿着铠甲或军服来展示自己的身份，这种习惯一只持续到现代——欧洲皇室们依然会在盛大活动中穿着军装样式的礼服——但是他们的统治仍然需要天主教会在教堂来为他们涂抹圣油和带上冠冕。
但是存在一些极端的国家，如一些极端的军事统治国家，他们的祭祀群体的权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在几乎所有的从蒙古高原到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中都是如此，因为他们所处的四面开阔，资源稀少的地区，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生存竞争的极度激烈和残酷。这样的例子在农业文明里也会出现，比如说古罗马，罗马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和信仰，并在很长时间里是虔诚的信奉，但是他们的宗教人员只有很少的权力，他们的祭祀集团的权力从来没有离开过神庙周围，他们甚至在宗教事务上都不具备权威的力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和神进行互动。比如一个将军在出征时希望某个神明保佑自己获胜，并许诺把若干战利品用于修建神庙，然后他成功的兑现了自己的许愿。在这样的国家里，祭祀们不是天主教会等具备统治力量的集团那种“掌握着天堂钥匙”的人，充其量只在宗教事物中充当顾问的角色。
4.12 儒家的性质和起源（上）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
当世界还是一片野蛮的时代，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下游已经出现了灿烂的文明，至今还有一些自称考古学家的娱乐文化从业者，通过编造发现外星人或者史前文明是如何启发了这些人类最早的文明的线索，来出书卖钱。不过在我看来，这一点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来推理出来。
从人类最早的文明区域来看，两河流域、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以及稍晚的黄河流域，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土质非常柔软，这一优点可以在人类工具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进行耕作——只需要一个尖木棍就行，用木棍在土地上插一个洞，然后扔一个或若干个种子到里面，最后用脚踢一点土埋上。
人类最早的农业估计就是这种用木棍在地上插洞的竞赛，在土质柔软的情况下，一个尖木棍可以插许多许多的洞，而土质比较硬的地方，也许插几下木棍就钝了。这时你就需要用石刀——注意这个石刀不是普通石头做成的，而是稀少的燧石精心打磨而成，并不是随便找一块石头就能做成一个石刀，所以一些精密的石器并不是非常廉价的东西，需要很多的劳动时间才能完成——进行切削，若干次后，石刀也钝了，你又需要打磨，打磨了若干次后，石刀损坏了，你有需要外出去寻找一块新的燧石——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哦——然后重新制作石刀，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被土质柔软土地上的人远远落在后面了。
所以在这样的插洞竞赛中，土质最柔软的两河流域和尼罗河下游首先胜出，其中尼罗河因为会发生季节性的严重泛滥，这种情况下，古埃及人只好坐在地上仔细观察日月星辰和水势的变化规律，确定一个历法，不然刚播好的种子就被河水淹没了，所以埃及人稍微落后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然后是印度河流域，第四名是中国的黄河流域。
应该说，在这个古老文明的竞赛中，中国的起跑并不算太晚，不过很长一段时期他的成绩很糟糕，被远远甩在另外三个优秀选手后面。这个文明的发展速度在早期很可能是和当地的粮食单位产量有关，按照古人的说法，在两河流域南部，大麦的收获量可以达到播种量的二百倍，而维京人早期的斯堪尼亚，收获量只能达到播种量的两倍（如果是我生活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中也要出海去抢劫了）。单位粮食产量越高，在土地上投入的单位劳动力生产的粮食才能养活更多人，这样人们才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修建各种建筑物和做其他事情，而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技术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得到进步；而且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量越高，能养活更多人口，人们才能居住的更加密集，在通讯技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知识和技术才能高效率的互相交流，不断促进发展。所以文明的发展实际上不是一个匀速运动的过程，而是像大雪崩一样，一旦触动某个临界点，就会进入一个极高的发展阶段，直到遇到阻碍又停滞下来，我们从考古中发现从大地上突然涌现出的古老文明，无非是在有利的条件下首先触动这个临界点的幸运儿而已。
中国的黄河流域的黄土地虽然足够松软，但是它的肥沃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远远不能和受到大河滋养的冲积平原相比。所以建立在它上面的文明发展速度是非常有限的。不过黄河流域的优点是，这些黄土地的面积非常大，不像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狭小，这样黄河流域的发展后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
黄土地的另一个特点是，吸水性特别好，降水落下后很多被吸附在土层内，其他古老文明区域都是紧紧依附着大河，然后通过水利设施不断向外扩展，这样他们的文明区域是集中连片的。而黄土地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非常容易的通过凿井的方式来获取水源，同时黄河流域的地貌特征也比其他早期文明更复杂，不利于修建水利设施，这样我们从考古的结果的分布图上就可以看出，黄河流域的文明特点是分散型的。
这种分散性的特点，使它不能像其他文明区域那样建立一个行政统一的国家，因为居住点分散距离太大，通讯技术有限的情况下，行政成本太高。于是血缘成为维系文明团结的最重要手段，这样就逐渐产生了宗法制，在黄河流域特殊的自然条件下，这种制度从夏代到周代持续了近两千年时间，所以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在宗法制度下，对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和敬畏是联系整个民族的纽带，对共同祖先的祭祀是国家事物中最重要的部分，在祭祀上的不同的身份的人穿着不同的服饰、祭拜的顺序次序、程序都是有特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它通过一种仪式化的方式，重申大宗小宗之间的尊卑、亲疏、和社会义务关系，使以上统治的秩序和内容在宗教内涵下被神圣化和固定化，以维持现有社会体制的合理合法性。
4.13 儒家的性质和起源（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血缘的祖宗崇拜实际上是不利于统治的，尤其是大量的被征服部落，不会认同征服者对自己祖先的那种高度认同感。一种被称为“天”的神教逐渐发展起来。殷商的人高度崇拜自己的祖先，大事小情的要征求已死的祖宗们的意见，不光出征、行猎这样的大事，甚至包括头痛牙痛这样小病，都有特定的祖宗需要咨询。但是祖宗们已经不会说话，只好靠烧骨头龟甲来传达祖宗们的建议，于是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甲骨文。用周人污蔑商人的话来说“殷人尚鬼。”
相对于殷人对祖先的崇拜，他们对天的敬畏非常有限，商王武乙甚至发明了“射天”这样一种娱乐方式。殷人的每个有名望的祖宗都是一尊神，有的负责战争，有的负责农业，有的负责治病，这个过程和其他民族的祖先崇拜，逐渐和其他崇拜相融合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在殷商之前，这个过程也是一致的，比如蚩尤被作为战神，祝融被作为火神，共工被作为水神来崇拜。但是在周代开始，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祖先被剥夺了神性，它依然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用来团结和维持秩序的崇拜手段，但是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依赖于对“天”的崇拜来达成的。
商代和周代的统治模式，绝对不是教科书里用马列主义论述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完全相反的模式。这从他们的族群分布就能看出来，殷商人是紧密的居住在一起，从自己的统治中心不断对外部进行军事打击，来维持自己对“天下”的统治，就像是亚述人和其他军事民族一样。天下人服从商人的统治，是因为敬畏他们的武力。
商代的资料很少，从他们的王位继承特点来看就可以看出来，没有一个稳定的继承顺位，兄终弟及的次数高于父死子承。这也是典型的军事统治社会的特征，因为统治者需要有优良的经验和能力，能者居先。父子继承的话，会因为继承人太年轻，缺少军事经验，所以往往是前任的弟弟中富有威望和军事经验的继承王位——这样的继承方式在大部分的游牧民族中都是如此。
在整个商代统治时期，他们都维持了优良的军事记录，大多数商王们都例行公事一样从事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甚至连妇女都参与到战争中。在商代贵族的奴隶殉葬坑里，我们甚至挖出了白种人的骨骼，这些战俘最有可能是从殷人对鬼方的讨伐中俘获的，这些人很可能是东进的雅利安人的一支，他们从发源地黑海北部到北高加索的大草原向东西两方迁徙，在西部征服了大半个欧洲，是今天欧罗巴人种的祖先，向东方经过中亚地区，南下征服了伊朗高原，并统治了印度，但是在中国他们被迎头痛击，赶回中亚腹地。正是商代祖先们的光辉战绩，捍卫了蒙古利亚人种的生存空间，使我们没有被消灭，或者像印度原住民一样变成低等“种姓”。
在商代这样的军事统治社会中，宗教人员不可能拥有太高的权力，殷人“祖先神”的方式恰恰可以有效剥夺巫卜人员的权力——通常这些人都是属于低贱的人，很多人来自于被征服的民族中——我和我太爷爷商量事情，你们只管做好“翻译”工作就好了，其余的少插嘴——这样宗教人员就不能像其他民族一样垄断和神交流的权力。
和殷商人相比，周人的统治是采取分封制的，周人分布在广阔的疆域内，对当地的人进行统治，这种统治一部分是借助于居住与城墙内的“国人”组成的军队来维持对“野人”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区别越来越小；另一部分是利用“教化”的方式，通过意识形态来统治，系统的阐述周王和贵族们的“德”是如何取悦了“天”，而获得了“命”来统治“天下”。
从统治模式来看，商代是军事统治，他们凭借自己族人的力量统治外人；而周代是从军事统治向意识形态统治过度，最终他们是完全通过意识形态来统治自己人。统治者也逐渐由商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那种英明神武的英雄人物，逐渐像后代中国君主那种居住在深宫内院里，成长于妇人之手的酒囊饭袋过度。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不重要的神庙“翻译人员”，逐渐取得更重要的地位。
4.14 儒家的性质和起源（下）
商代对于自己祖先是高度崇拜的，但是对于各种祭祀明显是呈现一种粗放的模式，到了商代后期的祖甲时才有了一个具体的章程，他们的意识形态非常简单。而周代则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