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

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

土耳其新军的早期历史至今依然有些模糊不清。很难说，德米舍梅制度是完全来自奥斯曼人的创新还是曾从古老的邻居那里汲取过灵感。早在十一世纪，拜占庭帝国便有对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某些地区的儿童强制按五分之一比例征兵的传统，而突厥的酋长们最初更偏爱在奴隶市场上补充兵员。不过，随着帝国的扩张的深入，仅仅依靠临时从市场上购买奴隶显然是不够的。穆拉德的安排无疑是一个创举，然而，它在土耳其帝国内部，并非毫无争议。一些正统（甚至有些迂腐）的伊斯兰律法家坚持认为，德米舍梅制度，不论它的初衷与成效，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先知的精神，违背了基督徒的自治权利。土耳其贵族们有时候出于私心和嫉妒，也大力附和这种言论，希望取缔卡皮库鲁。而亲苏丹的专家们则辩解说，这些被招募的人都不算“被保护的臣民”——他们的祖先都是被武力征服而非自愿归顺的。尤其是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与阿尔巴尼亚人，很多都是在7世纪以后（也就是穆罕穆德开始传教之后）才皈依了基督教，因此，他们无权享受充分的基督徒权利。奥斯曼政府甚至声称它并没有强制改变臣民的信仰，理由是穆罕穆德曾说过：“所有人生来心中便育有伊斯兰教的种子。”在土耳其苏丹看来，令少数基督教青年改宗，不是一种迫害，而是一种“拯救”。

11，苏丹招募挑选基督教儿童。来自《苏莱曼之书》 虽然存在争议，但德米舍梅制度的招募方式是制度化的并有大量记载可供参考。最初，它通常每隔5年在巴尔干半岛的特定基督徒聚居区举行一次，比例大约是每40个家庭提供一人。运转良好的情况下，德米舍梅平均每年能够招募名青少年，极端情况下甚至可招募8000人。原本征募对象仅限于基督徒（唯一的例外在波斯尼亚），在16世纪后期为了解决人力短缺的窘况，并且安抚非基督教臣民，苏丹也开始允许穆斯林加入。 虽然德米舍梅的征兵是从帝国的欧洲部分（巴尔干地区）开始的，但东方的基督徒也并没有完全逃避兵役。现有的记录表明，1512年起安纳托利亚的基督徒也开始被征集。但是，不应将这种制度视作举国上下普遍实行的常态。首先，很多基督教地区在投降时都享受免于被德米舍梅征集的条款。其次，大城市与沿海地区的基督徒一般也享有豁免权。苏丹显然更偏好农村及偏远地区8-20岁健康但未收到良好教育的青少年。此举相当明智。和都市中那些心智已开甚至游手好闲的青年人比，农村小伙更像是一张白纸，可任凭苏丹打造为自己心仪的臣仆。虽然有人指责德米舍梅制度残忍暴虐，但实际上它精心避开了某些帝国重要的成员，以免让国家的工业和贸易伤筋动骨。例如，整个犹太人阶层都被免除召集（奥斯曼帝国时期国内犹太人的待遇往往好过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独生子家庭享受豁免权，城市人口、海岛人口、水手、矿工、手艺人等也不属于德米舍梅涉及的对象，另外居住于重要道路和关隘旁的臣民因已为国家承担了守土职责同样无需服役。 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德米舍梅的征募看上去是一种压迫，但当人们逐渐适应之后，便发觉该制度其实是一种让普通家庭子女升入帝国精英阶层的捷径。最初甚至有家长将自己的儿子毁容以便逃避兵役（德米舍梅征集的对象必须是健康的男子），后来情况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庭自愿让他们的孩子去参军服役，因为这意味着锦绣前程。据说不少家长都曾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被选上而进行贿赂。另外一项证据是，早期德米舍梅征募虽然主要针对基督徒，但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群体中存在例外。后者在“征服者”穆罕穆德二世苏丹时期便向奥斯曼人归顺并改信了伊斯兰教，但波斯尼亚人敏锐地意识到德米舍梅制度背后的福利，他们改宗的条件之一便是继续“享受”被苏丹征集为奴隶的权利。而从波斯尼亚招募的穆斯林被称作波托儿（potor），一般能够跳过训练的初级阶段直接进入宫廷任职。

12，19世纪初期的一份奥斯曼苏丹诏书 每一次的德米舍梅征募，通常以奥斯曼苏丹的诏令（Firman）开始。一位至少是亚亚巴希（Yayaba??，土耳其语的原意为“步兵队长”）级别的官员，带着相关文书和几个“师傅”（Sürücü）、一个秘书及相应的制服，前去指定的召集地区。而当地的基督教神父提前接到通知后，便早早地将具有洗礼证明的适龄男孩都集合起来。经过现场的仔细测试与挑选，亚亚巴希会将孩子们分列到两组名单。资质相对平庸的称作“突厥欧古兰里”（Turk o?lanlari），主要被分配到安纳托利亚地区与土耳其家庭一道从事耕作，后者负责给予这些孩子伊斯兰世俗与宗教的训练教育，并强健其体魄，最后将合格的少年送入卡皮库鲁部队服役。而比较优秀的男孩则列入“初学者”（Acemi o?lan）队伍，送至土耳其名门望族家中，作为未来的内宫男侍（I? o?lan，“伊奇欧古兰”）来悉心培养。每一群新招募的男孩都会交给相应的师傅率领，他负责把他们安全带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如果是在亚洲招募，则一般送到小亚细亚的布尔萨），沿途向经过的人家征收特别税，作为盘缠。而整个“德米舍梅招募委员会”的挑选过程，可算是融合了古老的伊斯兰传统与新式科学：一方面通过土耳其面相学从孩子的相貌体型来做出判断；另一方面，又有一套复杂的考试对孩子进行区分（类似于现代的智商测试）。当然，对孩童的最初划分并不是终生的。那些被归入突厥欧古兰里的孩子，如果未来表现优异，也有机会作为苏丹近侍团（Bostanci）成员进入皇宫，守卫宫禁及照料苏丹起居。

13位于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匹皇宮的帝王厅，居中的为苏丹王位。皇宫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中枢，也是土耳其新军驻跸保卫的场所。

14，西方大使穿过托普卡匹皇宮第二庭院前去觐见苏丹。佛兰德画家让·巴蒂斯特·范莫尔（Jean Baptiste Vanmour，）绘制。 在帝国的重要城市，如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和埃迪尔内，苏丹兴建了若干宫廷学校。在这里通过德米舍梅选入的学生将在土耳其“大内总管”（首席太监）制定的严格纪律下度过两到七年的学习生涯。他们首先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和读写土耳其、波斯、阿拉伯语，其后再由教授（Hocas）传授普通知识。而后续的深造则由学生先前的表现来决定，或是宗教，或是管理或是军事，基本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具体的课程有：土耳其、波斯和阿拉伯文学、骑术，标枪，射击，摔跤、举重甚至音乐。他们极其重视诚实，忠诚，礼节和自律。学习期间，他们被完全与外界隔绝（甚至不得与原有家庭联系），虽然靠近皇宫，但在太监的严密看守下也不能与女眷接触，从而坚持一种禁欲苦修的生活。训练中伊奇欧古兰（内宫男侍）总共有三次“遴选”（??kma）的机会，最优秀的人会去苏丹宫殿的金库或御厨房工作，其余的会担任卡皮库鲁骑兵（即“西帕赫”）的军官，服役若干年后还有机会复员为帝国的行政管理人员。

15，土耳其卡皮库鲁骑兵的全套铠甲

和伊奇欧古兰这种贵族化的精英教育相比，对普通突厥欧古兰里的训练则更侧重于军事。他们首先被送入普通突厥农民家中，用5到7年的时间学习土耳其语、基础的军事技能和穆斯林信仰。之后当“新人团队”（Acemicorps）有空缺的时候他们被会纳入，作为新军的“实习生”而得到进一步锤炼。有些幸运的新人能够在地位高贵的帕夏或贝伊家中接受教育，他们的素质能够与宫廷学校毕业的伊奇欧古兰比肩。突厥欧古兰里中的佼佼者能够晋升至“园艺师团”（Bostanc?）、“木匠团队”（Baltac?）［2］从这些精兵中还会选取一部分，进入到更专业的军械士团、火枪团以及炮兵团。与此同时，即便最普通的新军士兵在军校中也接收了基本的数学教育，他们的专业素质一般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方同行。有些新军新兵也被安排在御膳房或海军造船厂里工作。

17，新军长戟兵。丹麦画家梅尔希奥·洛克（MelchiorLorck，）绘制。

整个训练一般会持续6年时间，这些“初学者”（Acemi o?lan）同样受到宦官监督，也不能和女性同居。虽然纪律也非常严格的，但要求还是比伊奇欧古兰略低。因为如果他们不当值或训练完毕，也可以悄悄外出，甚至寻花问柳，当然在服役期内结婚还是被禁止的。一般来说新军部队的编制人数是固定的，因此只有出现空缺的时候才会让学员递补。当新兵正式加入新军时，会举行十分盛大的结业会操。“毕业生”们（graduate）以一支纵队前进，并依次紧紧抓住前一人军服的下摆，之后在他们新部队的团长面前列阵，团长会给他们每人一顶别致的土耳其新军毡帽［3］和一张证书。接下来的夜晚，在祷告之后，每个新入伍的土耳其新军士兵都会穿上正式的大衣（dolama），正式成为奥贾克（部队）的一员。 他会亲吻的长官的手，而长官会亲切地称呼他为“同袍”（Yoldas）。传统观念认为新军军纪严厉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不过实情并非如此，他们虽然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苏丹的“家奴”，但仍然被允许同原来的基督教家庭（如父母兄妹）保持联系。

18，17世纪土耳其新军毡帽，现藏于德国卡尔斯鲁厄博物馆 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期，土耳其新军士兵会被教授运用多种武器。传统上，以远程投射武器为主的步兵为轻步兵，以近战武器为主的是重步兵，而土耳其新军从作战方式来看既不属于轻步兵也不属于重步兵，他们可以算作一类特殊的“复合型步兵”，即能够同时远近武器。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附近有一座新军射击场，平时首都的新军士兵常常去那里训练。由于他们是领取固定薪饷的职业军人，花在军事训练上的时间是惊人的，这也造就了他们出众的技艺。与西欧基督教国家过分倚重骑士（以法兰西为代表）不同，土耳其人保持了一些游牧民的传统，对弓箭及远程武器高度重视。土耳其复合弓虽然没有英格兰长弓那样的威名，但精良的土耳其弓有效射程依旧可达200码（18世纪西方人用较轻的箭头测试土耳其弓，发现其极限飞行距离可达625码，不过此时已无实战意义），它在精度和射击频率上都好于早期的火枪。除了练习射箭以外，他们还会练习投标枪、击剑以及摔角格斗，15世纪初期之后也开始操练火枪。他们用旧军帽的顶端作为标枪靶子，而步枪则会用地上或墙上放置的陶罐来练习。长期苦练的结果令他们的射击精度让西方军队瞠目结舌。曾经有法国的目击者表示，新军士兵居然可以单手持步枪射击，并能命中很远的目标。与土耳其新军交手的基督教军队也指出，新军神射手仅用利用月光就能精确地射中目标，令本方相形见绌。即使到了十七世纪晚期那个所谓奥斯曼开始衰落的年代，奥地利人在多次交锋后依然对新军火枪兵的素质啧啧称奇。 但随着时间推移，传统的德米舍梅征兵制度也逐渐崩溃。原本新军成员是不得世袭的，但在1568年少数精选的土耳其新军的后裔被允许直接进入队伍，先例一开便无法遏制了。很快，新军军营里就充满了“父子兵”、“兄弟兵”。为了扩充军队数量，同时也为了安抚心怀嫉妒的穆斯林，从1582年起普通自由民也能成为新军军官的一员，这就彻底颠覆了原有制度。甚至新军高层自己似乎也倾向于逐步淘汰德米舍梅，以便给他们的子弟和亲信打开门路。到了在十六世纪末，大部分新军新兵可能都是原有军团成员的后裔了。1594年，新军军衔更是向所有穆斯林志愿者开放。1648年，实行了近三个世纪的德米舍梅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虽然“初学者”训练系统仍然存在，但逐渐废弛，也就无法复制过去的成功。这导致了整个新军军团素质在17世纪缓慢但持续的下降。1703年苏丹一度尝试在欧洲地区部分恢复德米舍梅征兵，但功亏一篑。自那以后，所谓卡皮库鲁部队中的“奴隶”主要就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贩卖的乌克兰、俄罗斯人口，但这一来源也在1783年随着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而不复存在。

19，法国19世纪画家Jean-Léon Gér?me笔下的奥斯曼巴希巴祖克士兵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结构与编制高度发达，也十分繁复。在15-17世纪帝国军队大体由海军、地方部队和卡皮库鲁部队三部分组成。海军有自己专门的“海军技术人员”和水兵，地方部队和苏丹的中央军则各有步兵和骑兵力量。地方部队中包括昔日的穆色林姆骑兵，传统上，骑兵拥有比步兵更高的地位，但他们待遇现在已经不如普通步兵了。除此之外还有阿赞布步兵和雇佣兵（包括以军纪败坏著称的巴希巴祖克）。 整个苏丹禁卫军中的步兵被称作卡皮库鲁皮亚德，土耳其新军军团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也是兵员最多的部分（新军人数在创立初期仅有1000人，但在17世纪末期已达到了5万多人）。但新军之外，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兄弟部队，如：“初学者”军团，军械士军团（Cebeci，即色比西部队，负责打造盔甲武器），萨卡军团（Saka，原意为挑水夫，后来成为后勤辎重部队）和炮兵团（Top?u，炮兵团人数在17世纪达到了5000人左右）。此外还有两类特殊兵种：布雷工兵和掷弹兵。 34个“初学者”军团（或训练营）可算是最古老的卡皮库鲁团队，它们构成两个较大的训练基地，负责为整个卡皮库鲁（主要是新军）训练新兵，补充人员。整个土耳其新军在完整状态下由多达196个团队（Orta）［4］组成，每个团的指挥官叫做考巴西（?orbacl，土耳其语原意为“长柄汤勺”）。普通新军部队称作克马特（Cemaat，土耳其语原意是“人群”），共101个团；博鲁克（beuluks，是指挥官卫队） 61个团，最后是精锐的苏丹私人卫队塞克班（Sekban）共34个团。其中，克马特部队中的精英是索拉克团（Solak，第60-63团），他们通常是技艺高超的神射手，1402年首次现于史籍。博鲁克则常常作为新军军官（“阿加”，aga）的卫队，负责维持首都治安，保卫苏丹，是部队的核心，甚至承担了某种“宪兵”的职能。而苏丹私人卫队通常规模较小，作为苏丹的亲兵，一般不装备火枪和短剑。

20，新军队长。瑞典驻土耳其大使Claes R?lamb1658年绘制。

21，新军高级军官考巴西，Claes R?lamb绘制。

23，来自埃及的新军火枪手。Claes R?lamb绘制

在这196个团队中，也有一些特殊的部队。例如克马特第一团，传统上，苏丹本人也是该团的一名战士（虽然仅仅是挂名），此外它还被称作骆驼手军团，可能是因为最初该团士兵要负责搬运辎重。第35团被称作训狗师团，第64、65团是苏丹的狩猎同伴。第99团一直由贝克塔什派教长担任，第101团则由新军的财务长统领。博鲁克部队中，第19团是哨兵部队，扎营时负责警戒。第54团由训练营主管掌控。第56团负责金角湾的守卫，扎营时则要保护新军阿加（总团长）的安全。前文提到的园艺师团也属于博鲁克，不过他们一般负责军队装备的维护保养以及治安，较少直接参与第一线战斗。有趣的是，苏丹私人卫队中，第18团也被称作秘书团，很可能他们在入伍前曾在苏丹宫廷从事过文员工作。 每个团的考巴西还得到了伊斯兰伊玛目的辅助（多半属于贝克塔什派），后者负责士兵的宗教和思想事务。而整个部队的司令便是新军“阿加”，他的地位极高，只对苏丹本人负责，连帝国大维齐（首相）也无法指挥他。不过他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按规定，只有苏丹在场时他才可以直接指挥新军，否则便只能作为整支部队的副帅，而主帅由苏丹另行指定。

24，新军士兵陪同穆罕穆德四世出行。Claes R?lamb委托绘制。

新军阿加的副手共有两位，被分别称作塞克班指挥官（Sekbanba?i）和新军副司令（Kul K?hyasi）；伊斯坦布尔阿加负责新兵训练和首都的卫戍工作；奥贾克伊玛目是全军的牧师长；新军司务长（Beytulmalci）负责全军的一切开支；新军军事法庭的法官则被称作阿赞巴希（Azar Basi）…… 新军的指挥结构也反映了土耳其根深蒂固的游牧传统，在这种传统里部落首领有责任给他的部下每天提供一顿餐食。正如苏丹在其土耳其新军中以“哺育我们的父亲”闻名一样，新军将士的等级和食物息息相关，以至于乍看起来，我们似乎不是来到了一座军营，而是一家巨型的“餐馆”。 新军团长考巴西其名号来自于“熬汤之人”，他手下军官的头衔也多半与厨房相关，例如团长以下的军官有“掌厨”（A??i Usta），在他之下则是“厨师”（A??i）以及“帮厨”（Ba? Karakulluk?u）。在整个军营里，似乎唯一一个只和军事相关的头衔是掌旗官（Bayraktar）。新军的军衔设计看上去倒是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厨师”已经是高度专业化的军人了。

25，新军中级军官的典型服饰，据说源于厨师的制服，约18世纪晚期，现藏于伊斯坦布尔军事博物馆（Askeri Müze）

至于普通士兵，则大体上分为三个层级：最底层的是从军者（ E?kinci），接下来是老兵（Amelimanda），最高的是“资深新军”（Oturak）——这部分成员资历最老，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一般不再参加战事，甚至被特许获得了经商的权利。 土耳其新军中资历大体上决定了成员的地位，其士兵通常每2到8年能够得到一次升迁机会，如果新苏丹登基，可能也会普遍提高新军的待遇，作为嘉奖和笼络。穆拉德一世给土耳其新军设下了十六条军规，包括：完全服从军官，上下齐心高度团结；严格的军事行为；节欲禁奢；谨行贝克塔什派准则；只招募优中之优；严格的惩罚制度；唯上司能惩罚其部下；由资历升迁；善待下属；普通士兵禁止蓄须；退役前不得婚配；住在军营；不允许贸易；全天候军事训练；禁酒禁赌等。对士兵惩罚从关入厨房禁闭到囚禁于达达尼尔的要塞，最高则是死刑，而最为常见的惩罚为杖笞脚底。在惩罚结束后，违反纪律的士兵还要亲吻他上司的手表示他的忏悔与归顺。对军官的惩罚则从降级、流放至处决。开战之后做逃兵会被处以绞刑，不过作为苏丹的禁卫军，能够享受较为体面的处决，其尸体会被置于麻袋里中于月黑风高之时投入大海或河泽，以免遭到示众受辱。 土耳其新军作为中央常备军，每年会领到三至四次薪酬，领薪的日子常常和国外要员来访的日子相重合，以保证新军士兵的士气、纪律和仪表（因为新军有时还要客串苏丹仪仗队，关乎国格）。此外当然还有奖金，一般都赠予表现突出的将士，如新军敢死队（Serdenge?ti）的幸存者会得到勋章和额外的军饷。 在十五世纪中期普通的土耳其新军收到的军饷并不多（这也符合他们节俭的宗旨），但他们至少能定期得到足够做一条裤子的蓝布，大量的麻布，一件新羊毛外套，一件新衬衫和足够买弓箭和干净衣领子的钱。15世纪供养土耳其新军的开销大约占整个奥斯曼帝国国防费用的十分之一，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军的待遇也大大地提高了，在帝国历史的后期，他们已经成为中央财政的沉重负担。

26，战斗中的新军士兵与军官

从某些角度看，土耳其新军和外面的世界有些格格不入，早期，他们甚至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 普通士兵居住在新军军营的集体宿舍里，那些高级军官才有机会入住托普卡匹皇宮。大多数的军营由厨房、军械库和若干睡帐组成；帐篷的门上则醒目地装饰有该团的团徽。伊斯坦布尔主要有一新一老两座新军军营，分别建成于1460和1470年代。新的军营看上去相当气派，它是砖石结构建筑，以色彩丰富的瓷砖装饰，拥有大理石窗栏和镀金大门，甚至还修建了一座喷泉庭院。军营附近簇拥着平民开设的作坊，为士兵们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由于几乎被禁止娱乐，也不能婚娶（在16世纪末放松军规之前，士兵升级为高级军官或退役后才有资格），他们只能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军事训练和祷告。虽然的确有些不近人情，但这样的制度也保证了新军的虔诚和战斗力。 通常来说，普通的奥斯曼士兵比欧洲的基督教军队更具适应力。贝特朗东［5］（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曾记载说：“他们相当勤奋，破晓时便已经起身。行军时他们非常简朴，对食物从不挑剔，一点烤的不是很好的面包、一些生肉或晒制的肉干便已经满足，有时用一些炼乳、奶酪、蜂蜜、葡萄、水果和谷物再加一把面粉，他们就能做出足够6-8人食用一天的稀粥。”奥斯曼军队也十分看重个人的勇气，士兵们会为争夺"勇者之章"（一种羽饰军功章）而展开竞争，这种奖章十分难得，因为只有在面对敌人时展现出极度勇敢的人才有资格佩戴。而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士兵被称作殉道者（Sahid）， 他的家属被称作“烈属”（Fodlaharan），由国家专门拨款通过原来的团队赡养，每周给予他们定额的食物，为其儿子分配工作，帮其女儿找到郎君。至于伤残的老兵，他们会得到一份闲差，并且仍然是部队中光荣的一员。这些政策极大地解除了新军士兵的后顾之忧，也保障了士气。 土耳其新军虽然贵为苏丹的禁卫军，但在草根阶层中却很受欢迎，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贝克塔什派思想，而后者具有某些原始“社会主义”的成分，比较贴近劳苦大众。一些贝克塔什派的德尔维希甚至认为基督教、犹太教都不算“异教”，他们自己有些人私底下还保留着基督教信仰。这种混血的状况对土耳其新军募兵颇有好处，一些基督教少年改信伊斯兰教并非发自肺腑，有些新军士兵还随身携带着希腊语或阿拉伯语的基督福音片段作为幸运符。贝克塔什派减少了宗教文化上的隔阂，这也使得它获得巴尔干基督徒的青睐，贝克塔什派信仰像一座桥梁，为苏丹和他的非穆斯林成员建立了纽带，而新军是其中瞩目的副产品。15世纪一位耶路撒冷的改宗者在他匕首上雕刻了以下诗句，可算作那个年代朝气蓬勃的土耳其人的写照：“手执利斧，奔赴征途，虽失小我，而得真主。”

27，20世纪初的一位贝克塔什派苦行僧 通常，有八名贝克塔什教士居住在土耳其新军帐营里。 他们为胜利做祷告，并于行军队列中走在新军团长之前，他们的领唱者吟诵着“Kerim Allah”（真主伟大），而旁人应和“Hu”（是的）。一位新选出的贝克塔什教长会被新军团长授予一顶特殊的帽子以示尊崇，而每当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哈吉·贝克塔什·维里的名讳被提到的，新军军官都要站立致敬。新军的精神世界，在1822年第45博鲁克的军官侯赛因（Huseyin）的一席话中可见端倪：“我们是信仰传统的人。我们信仰万物归一。……我们如飞蛾般追求神圣的火焰。我们是一群游荡在尘世的苦行僧。我们的信徒不计其数，并从不为失败所摧毁……” 除了虔诚的宗教信仰，土耳其新军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拥有一支专业的军乐队（Mehterhane）；在整个欧洲，这也算是奥斯曼帝国的首创。一支军队乐团由若干小组构成，每一组中常见的乐器包括：大鼓、双面鼓、竖笛、小号和钹。苏丹的皇家乐队拥有9组乐手，新军团长则是7个，而具体到每个团或要塞也都配备了一个小型的乐团。土耳其军乐团通常站成新月形；只有鼓手是坐着的。大的战鼓常在骆驼背上演奏，有时在行军中可能整个乐团都在马上奏乐。乐器由150-200位专家制作和维护，他们大多都是住在托普卡匹皇宮附近的希腊人或者亚美尼亚人（今天游客在伊斯坦布尔还能看到传统军乐队的表演）。而1638年土耳其旅行家埃夫利亚·切列比（Evliya Chelebi）这样形容他耳闻目睹的军乐队：“……五百个小号手奏起美轮美奂的音乐，如同天籁，让天空颤抖，让金星都舞动了起来。”土耳其军乐队当然不是用来娱乐的道具或检阅的噱头，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训练有素的乐队能够联络各军，并鼓舞士气，他们也可算作新军得以大放光彩的一件秘密武器。

28，17世纪初的苏丹乐队。

29， 现代爱好者还原模拟的土耳其传统军乐队

和平年代，土耳其新军也要承当别的使命，比如，充当军事政治要地的卫兵，甚至维护伊斯坦布尔的水渠。在复杂多样的训练下无怪土耳其新军在战争中都是一流的坑道工兵了。 驻扎刚刚拿下的城池时，土耳其新军会接手中心城堡而普通阿赞布士兵负责占领下城，并立即着手收集储藏弹药粮草，以防备敌人的反扑。理论上新军士兵都要轮换去外省的要塞执勤，一般要服役满九个月才能回到首都。不过当帝国版图急剧扩大而新军的规模也随之膨胀后，这种轮换制度就慢慢废弛了。一些新军在他们的驻地永久停留下来，并接管了当地的税收和政府，最后蜕变成了地方的军阀。 例如，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土耳其新军自己就成了当地的新贵。第一拨驻兵的后裔逐渐被本地阿拉伯人同化了，最后他们的离心倾向甚至变成了中央政府的心头之患。在埃及的奥斯曼部队也开始地方化了，不过总体而言，埃及总督们仍对帝国忠心耿耿，直到17世纪还多次离开家乡不远万里奔赴意大利（1619）、也门（1631-2）、亚美尼亚（1616）等地为苏丹作战。土耳其新军同时也是土耳其军队中的宪兵，他们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最后甚至变得比他们的军事角色更为重要。例如，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新军部队不仅要负责抓出其他兄弟部队中违反军纪的害群之马，还要在街道上日夜巡逻，保护市民，维持首都的治安，颇为类似现代的武装警察。 虽然土耳其海军有一支自己的海军陆战队，但新军作为苏丹最宠信的步兵，也常常到军舰上服役。十七世纪早期时大多数奥斯曼船尾瞭望台上都配有八名土耳其新军和六名其他士兵，他们大多数来自爱琴海的岛屿，装备了火绳枪、弓箭和一些轻型火炮。 到海军服役的土耳其新军多半是从有经验的老兵那儿精挑细选出来的，。当然，在军舰上的陆军还包括其他兄弟部队，尤其是西帕希，此外还有大量雇佣兵。在遥远北非的阿尔及尔，一支实际上独立的土耳其新军专门给海雷丁·巴巴罗萨这样的枭雄（原为海盗，被招安后官至帝国海军司令）提供支援。他们最初是被招来守卫阿尔及尔和拓展奥斯曼帝国势力的陆军，但很快发现跟随海雷丁在地中海驰骋劫掠更加有利可图，便纷纷过起了船上的生活。在欧洲人的眼中，他们早已不再是苏丹高贵的卫队，而是一群让基督徒谈虎色变的海盗。 除了驻扎在首都伴随苏丹左右的新军以外，在帝国其他重要城市（如巴格达、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开罗、塞萨洛尼基等）和行省也存在一支新军守备队。虽然名义上也是苏丹的卡皮库鲁，但他们渐渐地成为了独立的部队。例如，北非的新军便享有很大自主权，甚至阿尔及尔的新军还拥有自己的底万（议会）。进入17世纪后，尤其是18世纪，地方上的新军部队越来越自立，例如，在大马士革，当地总督便成功将一部分新军改造了了自己的私人卫队，而在埃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随着驻扎在地方的中央军队逐步被封疆大吏侵蚀和吸收，奥斯曼帝国的中央集权也慢慢分崩离析。 原文载于《战争事典15》，作者马千 彭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