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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中国以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和谐发展
日09:16 　
印度、中国以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和谐发展（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BFA 主会场）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促使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的其他地区。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也在改变和不断挑战许多亚洲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所扮演的角色，亚洲国家在自我改革、避免边缘化、重新定位与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关系方面有哪些举措？中国、印度和亚洲邻国能否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使所有国家从中受益？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亚洲国家在借力中印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亚洲国家和市场如何乘中印成功之“东风”发展本国经济，有哪些经验可资借鉴？中国和印度又能从与亚洲邻国密切的经济联系中获得哪些益处？[责任编辑:wilso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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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过哪些国家
事迹也要写
中国重点援助过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1、援助外蒙古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
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 济和技术援助协 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2、援助朝鲜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 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3、援助越南
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 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 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4、援助阿尔巴尼亚
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 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不满意，于是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
然而，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 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5、援助非洲国家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但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
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6、援助柬埔寨
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 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 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7、援助老挝
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 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8、援助印度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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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只发生在对个别国家的援助中。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印染、桶匠，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　　此时，新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多年战争后民国政府留下的烂摊子、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驻相关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中，这一项占有不小的分量和重要地位。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三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柬埔寨，我们除了援建水泥，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记者发现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1
蒙古国最早请求支援劳动力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9年到1960年、“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　　——我国外交档案解密透露1960年底以前的实情　　多年以前，但我国人民仍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对兄弟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促进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中小为主，多快好省”。　　4
11年外援总额：40.2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他的发言稿题为“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上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8个字。46年后，这个发言稿加上了印有档号的封面，向公众亮相。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35.39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三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则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李强还介绍，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在其余援助“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17项中，刚与我国建交两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项。“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养了外国实习生2864名。”　　5
中国还积极参与了人道主义援助　　翻阅半个世纪前的援外档案，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少档案都提到：“认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外援’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对发展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过去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1955年7月，在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专家名单中，就有我国两位养蚕专家和他们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国也迅速提供了救济。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19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据李光耀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援了10亿美元。　　1、援助阿尔巴尼亚：　　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年代末，中国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2、越南：　　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　　另外，中国还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为朝鲜，中国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4、“非洲兄弟”：　　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同胞兄弟有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工期“不少于五年”，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他们或找我驻外大使，或直接专门致函我国领导人、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有30000吨大米，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柬埔寨，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一一满足各国的要求？原来，蒙方提出。但是，有关我国“外援”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几内亚高官要求我经济援助等谈话记录”，“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过多、过急，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商谈和办理“援外”事务。对于上点岁数的中国人来说，“外援”一词并不生疏，共进行了14次会谈，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尼泊尔，外交部给使馆的回电中颇显为难：“此次蒙古所提出的工人种类繁多，要求去蒙的时间又急，并且所涉及的问题甚广……进行动员是有困难的。”“又如去渔工，蒙方有无渔船，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对外援助”这个“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电台，勘探铁矿煤矿、过多、过急　　虽说是我国提供外援，我们给人家东西，但与受援国就外援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日。而且，我们的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3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卡尺、灯泡等物、捕鱼等近40个工种，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百废待兴，国力有限。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也很早。在标明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在当时我国外交部和外贸部等政府部门。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家具制造、厨师、电话机，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缅甸、马里、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还有的以国家政府或外交部给我国发照会的方式。”为什么要谈判这么多次，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裁缝、制靴。1960年的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在近日向公众开放的，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1130箱酒及粉条、广播里。”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着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双方就此组团商谈。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对此、乌干达，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1个月后；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修复古庙等，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2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记者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　　新中国对外援助究竟有多少，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显然：“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纺织、木板、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　　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渔工？”后来，根据中方建议，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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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 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仍慷慨外援、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但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无偿援助蒙古1、通信设备、粮食，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新华社报道，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答应日后考虑。　　1954年11月，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3、援助越南　　日，帮助蒙古建学校，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副总理乌兰夫率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4、援助阿尔巴尼亚　　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轮船、电话机、卡尺，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1130箱酒及粉条，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纱厂、发电厂等、水泥厂、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1、援助外蒙古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1974年10月。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5吨葡萄干，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 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　　1970年8月，我们也要有，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虽资金捉襟见肘，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 济和技术援助协 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　　1961年阿尔巴尼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　　1975年5月、沥青等。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 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不满意，于是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　　然而，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 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5、援助非洲国家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但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　　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6、援助柬埔寨　　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 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 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　　7、援助老挝　　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 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8、援助印度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尽管如此，日、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1974年2月破土动工，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越南以断炊为由、医药等：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　　1960年代初，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 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厨师、裁缝，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修复公路及航运。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5月15日、轻重机械厂。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6亿卢布。　　2、援助朝鲜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
太多了。除了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个别与中国敌对或者和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基本上都援助到了。
　中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对外称中国国际救援队,英文缩写为CISAR（以下简称救援队），于日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亲自授旗。CISAR的主要任务是对因地震灾害或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建（构）筑物倒塌而被压埋的人员实施紧急搜索与营救。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由中国地震局、解放军某工程部队、武警总医院有关人员组成，目前共计230人左右。　　成立以来，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 ，认真学习政策理论 中国国际救援队参加的历次国际救援行动　　、地震知识、现场搜救知识和技能，刻苦训练，开展模拟演练和实战救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国际救援队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有紧密联系，配合中国外交政策，积极参与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救援事务，如INSARAG（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组）、UNDAC（联合国灾害评估与协调队）等，同友好国家的救援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如瑞士、新加坡、德国、荷兰等。　　2003年　　2月24日，新疆巴楚—伽师发生6.8级地震，救援队首次参加实战救援，为灾区社会稳定、恢复家园发挥了积极作用； 　　5月21日，阿尔及利亚发生6.9级地震，救援队初次登上国际救援舞台，并搜索发现了1名幸存者，扩大了中国在国际救援事务中的影响； 　　12月1日，新疆昭苏6.1级地震； 　　12月26日，伊朗巴姆7.0级地震，救援队都及时赶赴灾区执行救援任务。　　2004年　　12月26日，印度洋地震与海啸灾难发生，中国国际救援队两批共70人赴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灾区，实施了为期四周的人道主义紧急救援行动，共医治了1万多名伤病灾民。　　2005年　　10月8日，巴基斯坦7.8级地震后，中国国际救援队派出两批90人，赴巴基斯坦重灾区巴拉考特开展了32天的紧急搜救、医疗救治、疫病防治、灾害评估、震后趋势判定等工作，营救出3名幸存者，救治2785名伤病人，还第一次担当了现场国际救援协调人，发挥了重要的救援协调作用。　　2006年　　5月27日，印度尼西亚日惹特别自治区发生6.4级地震，救援队赴重灾区 中国国际救援队　　班图尔开展了历时18天的医疗救治、灾害评估和紧急搜救工作，中救援队承担了班图尔灾区近1/4伤员的救治工作，共医治3015名伤员。凭借过硬的作风、精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和出色的工作，救援队成为灾区一支重要的救援力量，得到当地政府、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有力地配合了中国整体对外援助行动。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在开展地震救援的同时，积极发挥一专多能、一队多用的作用，先后参加了青海雪崩、天津蓟县山体滑坡救援行动。[1][2]　　2008年　　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发生后，CISAR携带着生命探测仪、液压气垫等专业救援设备和搜索犬于5月13日凌晨，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都江堰的受灾群众面前。他们身着橘红色救援服，后背印着醒目的“CHINA”字样，先后成功救出49名幸存者。　　2010年　　海地地震　　加勒比岛国海地当地时间日16时53分（北京时间13日5时53分）发生里氏7.0级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海地当地时间日下午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首都太子港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受灾情况严重。 　　海地12日发生地震后，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派出国际救援队赶赴海地参加救援。1月13日晚，中国国际救援队从首都国际机场搭乘飞赴海地执行救援任务。据悉，救援队一行共计68人，由三个分队组成，包括来自国家地震局的10人专家分队等。据了解，救援队随机携带了总价值约1200万元人民币的10余吨救灾物资，其中包括救援、通讯、后勤保障、医疗、食品在内等物资设备和三只搜救犬。 　　当地时间1月14日凌晨，中国国际救援队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6076包机抵达海地首都太子港。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抵达海地太子港机场之后，带队的领导就开了一个碰头会，安排了一下下面的工作，同时队员们也开始相互调试设备，准备开始下一步的救援工作。然后，已经有20名的队员，其中7名是国际救援队的队员，4名是医护人员，然后其它的还有公安部，外交部， 中国国际救援队　　地震局和一些新闻媒体的成员。另外他们携带了3条搜救犬，直接乘中巴前往联海团总部坍塌的现场，已经开始了现场勘查和初步救援的工作。1月13日的时候，多米尼加的救援队就在上午抵达了海地首都太子港，开始进行救援工作。然后13号的下午，美国、法国、冰岛、波多黎各等国家的救援队也都相继抵达。他们的部分队员已经前往了联海团的总部，开展了救援。目前救援的进展并不是非常的快。我们得到的消息是目前在联海团的总部已经救出了21名伤员。目前已经是太子港的深夜，一些国家的救助工作已经暂停了。中国国际救援队刚刚抵达就已经派出了一个20人的小组去现场展开救援工作，反应是非常迅速。　　玉树地震　　青海省玉树县日晨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14日晚19时55分中国国家救援队共119人，其中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工兵团60名搜救队员、武警总医院30名医疗队员及国家地震局相关人员等组成，携带了两台大型救援车、9条搜救犬和流动医院等搜救和医疗设备抵达灾区。在这里他们将要克服高寒、高海拔等多重困难实施救援。　　2011年　　新西兰地震　　日中午12时51分，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克莱斯特彻奇发生里氏6.3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距离地表仅有4公里。 　　该队10名成员于25日到达新西兰展开救援工作。　　日本9.0级地震　　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在日本岩手县大船渡市　　3月13日，应日本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遣中国国际救援队一行15人（6名来自地震局，9名来自武警医院和工兵团，人数受到日本政府的限制），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前往日本，参加救援行动。 　　中国的救援队当地时间13日抵达日本受灾严重的岩手县大船渡市，并于14日清晨7点从集合营地出发，与日本当地救援队一起展开搜救工作。这是地震发生后首支来到当地参与救援活动的国际救援队。大船渡市靠近海滨，遭受地震和海啸双重袭击，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3月16日，为保障中国国际救援队工作的顺利和队员的人身安全，中国地震局准备了20套核防护服紧急送往日本。 　　3月18日，日本外相松本刚明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给予日本震灾慰问和提供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并期望充实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内涵。[3]　　编辑本段影响　　中国以日益开放、成熟的姿态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只有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才能真实展现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因为有经历才有发言权和主导权。”总结多年来参加国际救援工作的经验，宋建新这样说。 　　“参与国际救援事务是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平台。国际上任何事务都是分国界、种族以及意识形态的，唯有人道主义救援是没有分别的。”宋建新认为，“借助这个平台，不仅可以充分地展示我国在经历30年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综合国力，还能全面体现党中央、国务院‘以人为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更进一步表达中国积极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景。” 　　“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切实开展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救援外交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外交手段，已经成为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外交领域的重要内容。”田义祥说，“救援外交”的开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其不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更有利于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认识。 　　在以往的几次重大赴外救援行动中，“各救援队之间充分合作，密切交流，说明了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团结一心。比如在印尼海啸救援现场自然形成的‘接力合作’，大大提高了灾后救援效率，更在国际合作过程中，使各个国家间在灾后救援领域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与借鉴，最终达到共同进步。”田义祥总结说。 　　据了解，我国还加大投入力度，在北京凤凰岭建设了具备现代化水平的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此外还投入1.1亿元组建8支涉及抗洪抢险、医疗防疫、核生化、空中紧急运输、海上搜救、应急通讯等多个领域的救援“国家队”，以应对国家重大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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