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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徐州民盟是江苏省最早建立的一批具有地下斗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组织之一。组建于1946年10月国民党统治徐州时期。
当时国共和谈已趋破裂，国民党疯狂镇压一切进步力量。民盟总部派遣江涛声、莫少彰、邹铎三位同志来到徐州，于1946年10月在国民党陆军总医院成立了民盟地下组织，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筹集资金，搜集情报，运送药品，护厂护校、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和徐州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邹铎同志出任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当年秘密发展的一批盟员也大都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五、六十年代，广大盟员以极高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在文教战线上辛勤耕耘，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改革开放后，盟市委带领盟员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推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小康徐州、实力徐州、和谐徐州作出应有的贡献。
&&&&徐州民盟在地下工作时期，以江涛声为负责人的盟组织团结的院内进步人士和市区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发展盟员15人。1950年7月成立了由邹铎、佟蔗佳，佟兰昌、王瑞歧、王宝巽五人组成临时工作委员会，邹铎任主委。至1952年底盟员总数达到57人。建立了九个基层组织。从此徐州民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到“反右派”运动前盟员人数和达到164人。
&&&&自1953年至1984年共召开七次全市盟员大会，自1987年至2011年共召开六次盟员代表大会。
&&&&目前，全市有基层组织42个，盟员978人。这些基层组织，除了带动盟员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以外，还积极组织大家参政议政、热情服务社会，为建设繁荣、文明、和谐的新徐州做出了很大贡献。
&&&&民盟徐州市委历任主委为邹铎、刘佩芳、王汉英、于汝绶、王惟苏、李申。2011年李靖华接任主委。
邹铎同志1917年生于山东威海，1934年考取山东省青岛市工务局学习测绘技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鲁南参加抗日民主解放先锋队，从事抗日爱国活动，1944年12月，在昆明经（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周新民（曾任民盟中央委员）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民盟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至为残酷，一批优秀的民盟先辈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为了开辟新的工作领域，是年10月，邹铎同志受民盟总部委派，与、莫少彰（原名）一起来徐州开展民盟地下工作。经宋庆龄同志推荐，江涛声同志任徐州陆军总医院院长，邹铎和莫少彰同志分别为徐州陆军总医院中尉司务长（后为上尉总务主任）和少校注册询问股股长。他们以医院为据点，成立了民盟徐州支部，江涛声为主委，莫少彰为副主委，邹铎为委员。从此，徐州有了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政党组织。
1947年秋的徐州，暗杀事件时有发生，国民党的军、警、特横行。由于国民党对陆军总医院的民盟活动有了警觉，按民盟总部的指示，江涛声和莫少彰于1947年底和1948年初离开徐州。邹铎同志仍继续以陆军医院总务主任身份为掩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并肩战斗。
党盟结成革命的联合统一战线
为了开展革命工作，邹铎同志通过内线与在铜山中学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佟苏丹同志取得了联系，后又与华野系统中共徐州第二工委书记李凯同志、华野驻徐办事处主任邵晓平同志取得了联系。由此，党盟在革命斗争中组成了徐州隐蔽的联合统一战线。华野联络部领导派李凯同志到徐州开展工作。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党组织向邹铎同志提出解决李凯同志的职业掩护问题。
邹铎同志就利用工作之便，设法让李凯同志出任陆军总医院市内采购仓库的保管员。这样，李凯同志不仅可以穿上国民党军服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且安全也有了一定的保障。但由于李凯同志没有户口，随时仍有暴露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邹铎同志就在徐州子房山附近的中兴街开办了“中兴书店”，由李凯同志任经理，并作为中共徐州第二工委的隐蔽领导机关。为邹铎同志中兴书店的开业提供了大部分经费。书店开业后，为了不让国民党伪保甲长找麻烦，给党的工作造成干扰和破坏，邹铎同志就让当时陆军总医院的伤员作为书店的股东，并每天安排几个伤兵去书店座座。就这样，党的地下机关的安全得到了保障，直至徐州解放。
协助中共地下党搜集军事战略情报在淮海战役打响的前夕，华野徐州办事处在战略情报方面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系统，可提供情报的联络点共有六处，其中地下民盟组织为其中的两处。一处为陆军总医院，一处为徐州剿总司令部警卫团。按照战略情报的要求，要了解国民党部队指挥官的指挥特点、彼此之间亲疏关系、敌军中的新老兵比例、官兵士气以及作战实力等等。对于这样的情报，陆军总医院这一独特的场所是非常理想的。当时陆军总医院主要收容的伤病员有黄伯韬的二十五军、周至道的八十三师、邱清泉的新五军等。邹铎同志经常利用该院事务主任的公开身份看望各科伤病员，广交朋友。一些级别较高的军官为解决个人的临时困难，也主动向邹铎同志靠拢，成为搜集敌军战略情报最特殊、最有用的对象。为此，邹铎同志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其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有：国民党邱清泉的部队兵源极其困难甚至枯竭，实属外强内虚，根本不能称为“王牌”之军；新五军构筑的防御工事，其碉堡射击孔都由平射改为向下倾斜设计，由此反映出敌士兵的畏战心理和射击的有效距离仅仅为百米之内等等。这些情报华野领导极为重视，为组织有效的进攻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配合淮海战役的进攻，华野总部粟裕司令员要求华野外线工作组核实敌军在徐州的防御体系，以里应外合全歼国民党杜聿明部队。这一任务落在中共徐州第二工委书记李凯同志身上。李凯和邹铎同志研究后，邹铎同志主动承担任务。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对徐州周围的广山、骆驼山、狮子山、小巴山、子房山以及火车站等的军事布防作了详尽的调查。中共地下党组织依据这些情报，对原汇编的《徐州敌军防御工事》进行了重新绘制，从而使华野总部得出“徐州是一个敌军非设防城市”的论断。这一重要情报对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和徐州城的解放，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组成里应外合的隐蔽武装力量
为发展徐州民盟地下组织的力量，邹铎同志积极配合江涛声、莫少彰同志，团结、联系、帮助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在陆军总医院医护人员中发展了十多位盟员，如外科主任、少将李时桢，内科主任、少将李锡敏，内科主任、上校蒋宏毅，护士长、上尉史兰生以及朱朝成、佟蔗佳、佟兰昌、王宝巽、戴秉堃等，大大增强了徐州民盟地下组织的战斗力。徐州解放前夕，他们在邹铎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集药品、搜集情报、迎接解放等项工作。
为了做好国民党部队官兵的反蒋、反内战工作，经盟员蒋宏毅同志介绍并严密考察后，民盟地下组织结识了具有爱国、反蒋思想的国民党“剿总”徐州司令部警卫团阻击连少校连长顾柏衡，并将这种关系介绍给中共地下党李凯同志。自此，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军官内部有了一条政治上可靠的内线。通过这条内线关系，团结了不少国民党士兵，并利用战局的发展，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为瓦解敌军和国民党的策反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团结战斗迎接徐州解放
日下午，邹铎同志从国民党内线得知杜聿明部队下令国民党军队撤离徐州的消息。他立即与李凯同志一起召集部分地下党员和盟员共同商量，对如何保护城市和迎接解放军入城作了具体的部署，特别对从国民党撤离到解放军入城时间上将有的十多个小时“真空带”的城市治安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并在这危急与关键时刻，中共和民盟成立了“徐州地下组织迎接解放指挥部”，党盟并肩，开始了秩序井然的迎解放工作。
指挥部要办的第一件紧急任务是尽快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军宣言》。邹铎同志连夜联系徐州印刷厂职工赶印了上万份《解放军宣言》，在国民党撤离的同时满城张贴，安定人心。宣言张贴后，徐州老百姓还以为是解放军便衣武装进城了，对稳定全市工业生产、人民生活、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12月1
日凌晨，“迎接解放指挥部”
集中了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和盟员，由李凯、邹铎同志带领，在淮海东路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渤海纵队先头部队入城。在与部队取得联系后，邹铎同志在团部临时驻地（现是政府对面，原国民党的励志社）共同参加了接管工作。为顺利接管原国民党把守的一些要地，邹铎同志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徐州分行处找到一辆轿车，和李凯同志一起将解放军团部开出的介绍信迅速送到地下党员手中，再由他们为向导，带领先头部队迅速占领和控制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军事要塞以及物资仓库。邹铎同志还和指挥部一起，和组织与自发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护厂、护校和护路斗争，确保了徐州全城的水电、通讯、交通和主要场馆所的安全。
1950年7月，徐州建立了民盟地方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徐州市临时工作委员会。邹铎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后又相继担任了徐州民盟第一届至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邹铎同志在担任徐州民盟主要领导人以后，认真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和民盟中央各项决定，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广大盟员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至六十年代初，徐州民盟共有盟员164人，建立基层组织13个。
五十年代，邹铎同志还担任过徐州市青年学校总务科长、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抗美援朝分会秘书长及徐州市政府委员、副市长等职，1964年调往南京任江苏省民盟秘书长，1974年病逝于南京。
江涛声的父亲30年代为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即居住在济南，但当时江涛声在济南的资料无从收集。我们只能根据一些资料掌握到他1947年回到济南后工作、生活、战斗、发展民盟组织的一些情况。
离开徐州到济南
1946年10月，江涛声与莫少彰、邹铎三同志，受民盟总部派遣，从南京来到徐州。经过董必武的特殊安排，由当时国民政府的军医总署署长、国际红十字会的上层人士林可胜推荐，江涛声同志任徐州陆军总医院少将院长，邹铎和莫少彰同志分别为中尉司务长（后为上尉总务主任）和少校注册询问股股长。他们以医院为据点，成立了民盟徐州小组。江涛声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发展盟员，并通过秘密渠道与徐州中共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即和中共鲁中南系统徐州地下党党员佟苏丹、佟震五同志取得联系，又通过二同志的介绍，与我华野系统中共徐州第二工委书记李凯同志取得联系。经过几次共同秘密活动，和在战斗中的互助互援，进一步取得了相互敬爱、相互信任的战斗友谊。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次协商，中共徐州第二工委和民盟徐州地下小组两个革命组织相互携手，组成了一个联合行动的革命统一阵线。
民盟地下小组通过地下工委向解放军提供军事情报，和，向解放区运送药品、医疗器材、油印机、手枪和法币等。如1947年夏季，山东解放区发生严重的痢疾传染病，江涛声同志得知药品不足后，冒着极大风险，让管理药库的亲戚宋邦智拿出几箱奎宁、黄胺等应急药品及油印机一台、自己最心爱的手枪一支、身上仅有的法币一部分（约几百万元），令邹铎连夜通知共产党地下组织秘密运往解放区。
当时的徐州，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暗杀事件时有发生，国民党特务对陆军医院的民盟活动已经有了警觉。江涛声受到监视，他被迫辞职。经中共徐州地下工委反复研究，为照顾他的身体和安全，建议他暂回济南老家，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隐蔽开展民主党派工作，做好迎接解放的一切准备。
创建济南民盟组织
1947年秋末冬初，江涛声同志抱病回到济南，到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工作，以养病为掩护，秘密开展民盟的工作。他会讲德、英、法等多种语言，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在上层各界之间往来，进行革命宣传。
他当时身患多种疾病，脸部虚肿，腹部胀长，但他仍以旺盛的精力开展个别串联、家庭聚会等活动，向他的亲友们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腐败，介绍国内外的战争形势及共产党的一些方针政策，为发展组织及迎接济南解放作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他向几位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不满、政治上可靠的人介绍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主要内容，并指出，国民党垮台是肯定的，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他还较详细地介绍中国民主同盟的情况，他说：“民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是一个进步的组织，今后民盟与中共一道为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亲友加入了民盟组织。1948年春季，济南市已有7名盟员，他们是：江涛声、宋美莲（江的夫人）、刘继虞、鞠国华、田凤翰、王申、戴秉彝。江涛声同志在4月写秘密报告给代表民盟总部指导江苏、山东等六省三市的民盟上海区招待(执行)部主任委员辛志超同志，报告说：“生意很好，现在已有7位伙计”。民盟在济南市的地下组织就这样正式建立了。同年6月，又发展了5名盟员，他们是薛斌、韩明斋、贾少浦、张党五、石郡南。8月份又发展了2名盟员张大伦和彭雨辰。后来还有米嘉祥等。这些新发展的盟员绝大多数是教师，也有医务工作者及机关职员。后来大多成为济南民盟的骨干，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如米嘉祥为临时工作委员会和第一届民盟济南市委委员，王申为临时工作委员会、第一、四届市委委员、第五、六届秘书长，第六届副主委；贾少浦为第六、七届市委委员。
有一时期，每星期六晚上在江涛声同志家学习中共的文件，研究盟的工作，还学习了由辛志超同志及中共徐州地下党秘密送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已四面合围，济南市已是一座孤城，解放指日可待。9月初，江涛声同志号召盟员以高度热情迎接济南解放，要求盟员向亲友做好宣传工作，要告诉人们：“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救星，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绝对不扰民，不害民”，“在国民党军队工作的人员只要放下武器就能受到优待”，“私人工商业将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要开展护厂、护校活动，尽可能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这些动员号召给全体盟员以极大的鼓舞，盟员不同程度地做了一些工作。
济南解放后
日，济南解放了。次日，新任的济南特别市副市长同志派交际处长陶稷农同志代表中共济南市委和特别市政府看望江涛声同志，并询问解放前民盟的组织活动情况，还对济南民盟组织和盟员表示慰问，随后又派人送来北海币五百万元，面粉二十袋，以安排江涛声同志和其他盟员的生活。这是解放后济南的盟员亲身感受到的共产党对民盟组织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深切关怀。
几天以后，在江涛声同志家里召开了一次盟员会议，到会盟员七八人。会上江涛声同志号召大家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文件、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革命并适当发展新盟员。不久，他被任命为山东省白求恩医学院教务长、中苏友好协会济南分会筹委会副主任。
在民盟组织建设上，民盟成员由7人到30人。为了提高盟员素质，把盟员中的一部分干部通过徐冰同志介绍到华东大学学习。盟员们有的走上教育战线，有的在医院救死扶伤，在党的领导下一起走上革命的金光大道。
在开展民盟工作的同时，江涛声带病投入到医学教学管理、研究中去。1949年医务出版社出版其主编的《病理学大纲》一书。他先后著译了《营养对于传染病抵抗力的影响》、《苏联公共卫生的实质》、《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贫血治疗之探讨》、《维他命现行法定标准》、《营养观念的变迁》、《一种新麻醉剂：蒜醚》等。还写了《阿姆斯特丹》、《都拉格》、《北欧木屋中》等自传体文稿，撰有《德波日三国关系》、《德国政局的暗礁》、《满州战役述译》、《捷克论》、《日本的山东政策和山东现势》等时事论文。
据早期加入民盟的仝献昶（原任济南市第四医院外科主任医师中国民主同盟济南市委员会常委、医务总支主任委员）回忆：“
1949年11月，我随医学院由福州回到济南，那时我已由医学院毕业，成为外科第一年住院医师兼助教。米嘉祥比我高一班，除住院总医师外，米嘉祥和我是仅有的两位住院医师。他常给我讲述民盟在济南的一些活动的情况，以后于1950年秋介绍我加入民盟。我记得在1948年7月间，医学院尚未迁福州之前，在一个炎热的下午，米嘉祥约我去拜访江涛声同志。在他家院中，我看到他躺在葡萄架旁的凉椅子上，只着短裤和背心，缓慢地摇着芭蕉扇。我立刻注意以他的肤色是典型的肝硬化特征，他的肚子异常膨隆，无疑已有腹水，谈话间他的语音低弱。他们怕他精神不支，谈了一会儿即匆匆告辞。我走出他的院门，脑海里浮想联翩：江涛声同志患肝病，已经历几个寒暑，病情始发展到如此程度，他来济时间短，却做了大量民盟的组建工作，为山东民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令人敬佩。他一心扑在人民的事业上而不顾个人健康安危，这种为振兴中华的赤诚之心，永远是民盟前进的动力，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
从该段回忆，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江涛声带病工作、生活的情形，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断。
1949年春季应召赴北京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会议，返回济南后，正当他准备积极开展盟务工作时，肝炎突然加重，病情急剧恶化，于日不幸逝世，时年39岁。当时山东省政府副主席郭子化亲至江涛声同志寓所向遗体告别，山东省政府和民盟中央拨来专款为他治丧。《大众日报》发表了吊唁文章。宋庆龄向他赠送了花圈。
江涛声逝世后，济南市的民盟组织陷入瘫痪状态，1949年冬季民盟总部派邹铎从徐州来济南联系济南市的全体盟员。
江涛声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往来于各国之间争取国际支援；他积极奔赴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为人类解放事业呕心沥血；为了党的统一战线，他组织创建了徐州民盟、济南民盟地下组织。他永远为人们所铭记和怀念！
江涛声（1910年
9月13日一日），原名江晴恩。湖北荆门人，著名医学家、生物化学家江清博士的长子，从小受新思想影响，1926年在北京今是中学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翌年在德国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一面学医，一面和谢唯进、成仿吾等从事德共中国语言组（中国旅德支部）工作，希特勒上台后被驱逐出德国，后又在捷克、瑞士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在瑞士考取巴塞尔大学病理博士，1934年回国到济南，1935年因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刘思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1936年获释，后到捷克宣传中国的抗日运动，1939年率领捷克名医基希博士、奥地利医生杜汉等组成的国际红十字医疗队，经宋庆龄等安排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嗣后，在董必武领导下，到安徽、湖北、江苏等地利用医学博士身份做地下工作，1946年底任徐州国民党陆军总后方医院少将院长，为共产党组织提供了很多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区购买了大量医药物资，后被国民党当局察觉，被迫于1947年底转移到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工作，1948年春，组建了民盟济南市第一个地下组织，积极开展护厂护校工作。他会讲德、英、法等多种语言，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在上层各界之间往来，进行革命宣传。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江涛声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济南分会筹委会副主任、山东省立医院第二教务主任。1949年医务出版社出版其主编的《病理学大纲》一书。他先后著译了《营养对于传染病抵抗力的影响》、《苏联公共卫生的实质》、《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贫血治疗之探讨》、《维他命现行法定标准》、《营养观念的变迁》、《一种新麻醉剂：蒜醚》等。还写了《阿姆斯特丹》、《都拉格》、《北欧木屋中》等自传体文稿，撰有《德波日三国关系》、《德国政局的暗礁》、《满州战役述译》、《捷克论》、《日本的山东政策和山东现势》等的事论文，日在济南病逝。
在徐州，在济南，老同志相遇时，常有人提起曾在白色恐怖下的徐州和济南开创民盟地下组织工作的江涛声同志。
　　江涛声同志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法国（应为德国——龚德建注）攻读医学时参加共产党，以后脱党。抗日战争爆发那年，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历任云南、四川等地几个医学院的副院长、院长职务。1946年，他奉民盟总部之命，经当时国民政府的军医总署署长、国际红十字会的上层人士林可胜推荐，到徐州陆军总医院当院长。在这里，他以合法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民盟地下组织工作，旋与徐州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为解放战争做出许多贡献。1947年夏季，山东解放区发生严重的痢疾传染病，江涛声同志得知药品不足后，冒着极大风险，让管理药库的亲戚宋邦智拿出几箱奎宁、黄胺等应急药品及油印机一台、手枪一支、法币一部分（约几百万元），令邹铎连夜通知共产党地下组织秘密运往解放区。
据说事后不久顾祝同到徐州视察军务时在伪“剿匪”司令部大发雷霆：“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是个战略要地，怎么能让一个左倾危险分子来当我们的陆军总医院院长！”遂下令对江涛声同志严密监视。江涛声同志已预感到处境非常危险，被迫写了辞呈。当然立即照准。同时辞职的有莫少彰、史兰生二人。留下的邹铎同志一人接管总务工作，一直坚持到徐州解放。莫少彰、史兰生二人帮助江涛声同志办完了交接手续后提着一个装得鼓鼓的旅行包奔到江涛声同志家中认真而得意地说：“报告院长！一切交接工作都已完毕，还剩这些！”
“剩多少？”“五千万元（旧法币）！”
“快给老头子（指沈钧儒老人）汇两千万！”
“是！”史兰生取出两千万元汇给了南京辛志超同志。
这是江涛声同志最后一次向民盟总部提供活动经费。
江涛声同志由于多年为革命事业奔波而积劳成疾，能查出的疾病就有严重心脏病、肝硬化等。他辞去陆军总医院院长职务后，很想去解放区工作。后经徐州地下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反复研究，为照顾他的身体和安全，建议他暂回济南老家，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隐蔽开展民主党派工作，做好迎接解放的一切准备。
　　1947年秋末冬初，江涛声同志抱病回到济南，以养病为掩护，积极联络亲朋友好，秘密开展民盟的工作。他给辛志超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来济南后，生意顺手，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三个伙计。”以此暗指发展的新盟员。据民盟济南市委副主委王申同志回忆，1948年春，济南民盟地下组织已有江涛声、刘友渔、王申、戴秉彝、鞠国华、宋美莲和另一位女大夫（姓名遗忘）。
当时，他们每星期六晚上到江涛声同志家中聚会，学习共产党的文件及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这些文件的来源，通常有两个渠道：一是来自共产党徐州地下组织，一是辛志超同志从南京通过关系转来。这种定期聚会，实际是民盟地下时期的组织生活。学文件，分析济南国民党军队及政府机关、学校的情况和思想动态，然后由江涛声同志整理成文向上汇报。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江涛声同志郑重地告诉民盟盟员：济南即将解放，请秘密转告自己的亲友或群众，不要惊慌，不要外逃，有条件者尽可能地保护机关、工厂、学校的一切公物免遭破坏，以迎接解放。
济南解放后的第二天，新任的济南特别市副市长徐冰同志派交际处长陶稷农同志代表中共济南市委和特别市政府看望江涛声同志，并询问解放前民盟的组织活动情况，还对济南民盟组织和盟员表示慰问，随后又派人送来北海币五百万元，面粉二十袋，以安排江涛声同志和其他盟员的生活。这是解放后济南的盟员亲身感受到的共产党对民盟组织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深切关怀。
济南解放后不久，江涛声同志被任命为山东白求恩医学院第二教务长，并当选为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1949年春季应召赴北京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会议，返回济南后，正当他准备积极开展盟务工作时，肝炎突然加重，病情急剧恶化，于日不幸逝世。这个时间，离开他朝思暮想的新中国开国纪念日只有二十天了，他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莫翰文，日（农历丙辰年3月28日）出生于云南省蒙自县草坝大郭西村的一个彝族家庭，原籍陕西西安，祖辈姓毛，汉族，曾为明朝将领，明亡后迁居云南石屏，再迁蒙自。怕清追诛，故一迁再迁，打从高祖开始改姓莫。莫翰文的父亲莫增禄，字彰，生于1896年，幼年读私塾，继考入昆明优级师范，1917年受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影响，离家投身革命，到了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曾担任广东佛山镇镇长，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连长，1927年在武汉战斗中牺牲。战友们凑三块大洋买了汉口一位老乡的一块菜地将其安葬，并将墓址寄给莫翰文的母亲。
　　莫翰文的母亲孙淑贞，生于1897年农历8月9日，幼年在家读书，由家庭老师教《四书》、《三字经》、《千家诗》之类的书，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
莫翰文的外公在当时的开远是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家境较为殷实，在蒙自环城西路开有一家马店，当女婿莫增禄离家投身革命后，他就将女儿和外孙接回家中，并在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在环城西路的那家马店留给女儿谋生育子，那份遗嘱由母亲传给儿子。在文革中，莫翰文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背地里将它烧毁了。
　　二、求学
　　莫翰文的启蒙老师就是母亲，从小就读于母亲授课的私塾。母亲教他读《三字经》、《千家诗》之类，之后，就读于当地的小学、中学，1936年考入昆华工校，1939年10月考入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了二年后，他认为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读土木系不能救国，即改人文法学院政治系学习。因此，他在大学里多学了二年，于1945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莫翰文从小受父亲的影购，怀有远大的报国志向。他的学生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爱国学生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时代潮流影响下，他开始接触和学习到许多革命理论，特别是读大学后，他结识了一大批由内地来昆明的进步人士和知名学者，如周新民（中共党员，时任民盟中央组织部长）、潘大逵、罗隆基、闻一多、楚图南、李文宜等人。在他们的影响培养下，莫翰文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开展了一系列爱国学生运动。例如他和同班同学杨维骏，发展了同学丁维铎、蒋阜南、孙致和共同成立了革命组织“星火社”。该组织受中共影响较深，其宗旨就是要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莫翰文还先后介绍了工学院的高国泰、毕异和邹宏凯参加“星火社”，壮大了革命队伍。莫翰文在学生时代曾担任云南大学政治学会主席、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1944年12月，经周新民、李文宜（中共地下党员，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到云南做妇女工作）介绍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青”），担任小组长，组员有杨守笃（后为中共党员，边纵负责人之一）、王维晋，并在民盟中央罗隆基的指导下创建了云南大学的“民青”组织，任主要负责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昆明虽处后方，但仍经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他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时间，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内战、全民抗战、复兴中华民族等主张。莫翰文热爱家乡，十分关心在昆明求学的蒙自学子，曾担任蒙自旅省学会会长，为促进家乡人的团结、协作、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还经常接济上昆求学、务工的家乡亲友，使他们顺利完成各自的事业。莫翰文在昆明求学的费用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况且他在大学二年级时即与昆明姑娘方桂馨成婚。这些费用主要靠二舅资助。因为当时外公已去世，母亲教书的收入微薄，只能够维持生计，而二舅孙佑昌时任开远县参议员、南定乡乡长、清剿大队长、南安乡中心小学校长等职，会使双枪，是开远蒙自一带的一条好汉，为人仗义疏财，又特别器重他的这个外甥，故倾其所有，尽力资助，辅其完成学业并结婚生子，还将外甥媳妇方桂馨安排在他管辖的南定中心学校任教，兼开远县大庄烟草改进所出纳员。莫翰文投身革命后，曾多次做二舅的工作，使之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首先是说服二舅在1947年辞去了乡长职务；其次是在卢汉起义前，推二舅为首组织滇南彝族暴动，反对蒋介石的部队第26军、第8军。与卢汉起义相呼应，加快了云南和平解放进程。日，孙佑昌在个旧召开暴动会议，13日从个旧返回羊街途经鸡街时，在火车上被开远县县长万云峰及大庄镇镇长马熙文派人暗杀，使暴动未能获得成功。后来，莫翰文感念其二舅抚育之恩，将在环城西路的老屋分割开来，分给二舅之子孙家铭一份，并于生前立下遗嘱。
翰文在云大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爱人桂馨成了他们的得力助手，经常为他和同志们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有一次，翰文和同志们在翠湖边的一所房子里开会，桂馨在外边放哨，看到可疑人员，就敲门报信，使同志们安全转移。
　　三、初期革命活动
1945年7月，莫翰文大学毕业后，经教授潘大逵和郑独步的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任昆明民盟中学支部负责人，同时担任昆华商校教导主任，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先后聘请杨明、李广田（原云南大学校长）、丁维铎、高国泰、汪大受、唐登珉等同志和一批进步教师到校工作，把学校建成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他和杨维骏、杨明、孙致和创办了《中国周报》，杨维骏任社长，唐登珉（中共地下党员）任总编。从他们的姓名中各取一字，署名”杨致文”，刊头是闻一多先生题的字。他们利用《中国周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行径，矛头直指蒋的反动统治。中共《新华日报》曾转载过该报的文章。
莫翰文在昆华商校工作的近一年里，中国乃至世界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要化。首先是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紧接着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加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民盟和中共的合作更加紧密，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全国民主空气比较浓厚。这样的政治环境使他和同志们有一定的发表革命言论的空间和时间。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内战的硝烟也不断升起，使刚刚走出校门踏上革命道路的他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于是，他十分注重培养青年一代参加革命工作。在商校，他引导和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如”民青”。在昆明发动的“一二
·一”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他组织商校的全体师生和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积极投入到斗争中去，实行罢课，反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作反内战演讲等等。他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次，有几个特务突然撞进商校搜查，家里只有翰文妻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她看到特务挨家挨户搜查，急忙将丈夫放在家中的《中国周报》及其他进步书刊捆成一包，塞进大女儿的包被里，抱着女儿走到商校门房，将那包书刊交给管门房的李大妈，请她代为藏在床底下。这样才躲过了特务的搜查。事后，翰文和同志们都夸她机智勇敢。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当时在商校学习的一批进步学生，后来许多人都加入了边纵和地下党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先生。闻一多先生在“最后一次演讲”前通知莫翰文离开昆明以保存革命力量。莫翰文先返回蒙自，发现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向民盟总部请示后，转移到上海民盟中央工作。去上海途经武汉时，他曾按母亲交给他的墓址图，寻找过父亲的墓地。但因战争破坏，原址已面目全非，没有找到。后来才知道，他离开昆明不久，闻一多先生就遇害了。他和同志们辛辛苦苦创办的《中国周报》也被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查封。同年10月14日，上海各界举行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的公祭大会，民盟总部派莫翰文去参加大会。会后，总部领导告诉他，有一位盟员江涛声，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经宋庆龄的推荐，派往徐州陆军总医院当院长，民盟中央要江到那里做发展民盟组织的工作，江要求派人同去，总部决定派他同去，领导指定江涛声为主委，莫翰文为副主委，邹铎为委员，以徐州陆军总医院为据点，成立民盟徐州支部。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委派。
四、徐州创业&&&
莫翰文到徐州后，化名莫少彰，意思是说他是父亲莫彰的后人，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以徐州民盟支部为依托，开展革命活动。莫少彰通过民盟中央的关系，先与驻徐州的国民党陆军总医院少将院长江涛声取得了联系。江院长任命他为该院少校注册询问股股长，以此职务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和江涛声、邹铎（中尉司务长，后为上尉总务主任）以医院为据点，成立了徐州民盟支部，逐步发展革命积极分子入盟。民盟组织刚建立的两三个月，活动只限于医院内部，主要是了解医护人员、警卫人员、伤病员及医院周围驻军的情况等。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发现医院的内科主任李锡敏、蒋宏毅，外科主任李时祯、护士长史兰生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他们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为人正派，就发展他们加入了民盟组织。他和江涛声一道对医院的人事作了新的安排，医院重要部门如药库、手术室、住院部等都安排了自己人或比较可靠的人员负责。他与这些同志一道，曾多次把急需的药品送给中共游击队，并为游击队和民盟总部多次筹集活动经费。给民盟总部的钱多数由江涛声、或邹铎筹集，由莫翰文汇去，总部组织部副部长辛志超经手使用。后来，经莫少彰发展人盟的还有刘贤立、茅以中（均为协和大学学生，后在上海正始中学任教）、梁华光（暨南大学学生，后为暨大助教）等人。1947年初，莫少彰还和江涛声商量，在医院内开办了一期护士训练班，收容了数十名逃亡到徐州来的青年学生，用半工半读的方法一面为医院培养人才，另一面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训练班办了三、四个月，江和莫都亲自给学员讲课。
　　（二）与中共徐州地下党共同战斗。莫少彰通过民盟中央组织部长、中共党员周新民的关系，与徐州地下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根据周新民的介绍，他首先找到在徐州盐务管理局的职员徐智愚，经徐介绍在徐州东效东贺村找到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负责人佟震五（佟苏丹），经他介绍与华野系统的中共城东工委书记李凯取得了联系，几经接触交谈，相互取得了政治上的信任，使徐州民盟支部与中共地下党很快开展了革命合作。莫少彰在徐州工作期间，还通过蒋宏毅盟员的介绍，与国民党“剿总”司令部警卫二团阻击连连长顾柏衡相识。阻击连在警卫团中是主力连，很受重视，他们一直担任内部警卫包括总司令公馆及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公馆住处守卫。顾是少校军衔，是国民党军队中的进步军官。当时，有些人误认为顾柏衡是顾祝同的侄子，并受到“剿总”总司令刘铎的青睐和信任，刘铎一出“剿总”辕门就由顾柏衡带一个加强排护卫，他成了刘铎的贴身人，加上他慷慨好义，急人所难，有些中下层军富遇有困难找到他时，他均千方百计帮忙解决，因此，在同僚中均认为顾是一个有肝胆、重义气可交的朋友。莫翰文在与顾柏衡的交往中，认定顾是可以策反的人，于是他多次找顾单独交谈，终于争取了顾柏衡参加革命。莫少彰将争取顾柏衡投身革命的情况向徐州民盟汇报后，民盟介绍顾与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建立关系，积极为党工作。根据顾柏衡的主动要求，中共把徐州郊区区委书记刘进派出，由莫少彰写信介绍给顾柏衡打入“剿总”司令部警卫二团阻击连任文书，不久又派刘以立（刘继堂）打入警卫二团阻击连，协助刘进、顾柏衡进行秘密工作，并负责与城东工委书记李凯联系。在交朋友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接触了解，他们把一些军官区分出基本力量和外围力量。属于基本力量的人，已认识到中国的前途所在，愿意拥护共产党。外围力量仅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随同基本力量行动。经过一段艰苦工作之后，阻击连的多数官兵都能团结在党的周围，听从党的指挥。顾柏衡将驻徐国民党军队内部中上层军官关系调动等重要军情作及时了解，并通过刘进、刘以立将情报及时送出，使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曾受过中共野战军领导机关的表扬。顾柏衡多次向翰文请求率部起义，投向革命。莫向顾说：“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你要继续留在敌人内部，做好收集情报的工作，到关键时刻再起义”。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到了关键时刻，敌邱清泉、李弥兵团被围，顾柏衡与刘进为送出敌邱、李兵团残部企图对解放军实施突围和施放毒气的情报时，被敌军发现，刘进被捕牺牲，顾腿部被打伤。在万分危急的清况下，顾柏衡从指北针及枪声判明解放军位置后，才带警卫班突出封锁线。在激战中，随同送情报的起义人员全部牺牲，他孤身一人找到了华野九纵队一个师部，将上述情况作了汇报，为全歼杜聿明集团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
　　（三）争取龙云转向革命工作。
　　莫少彰在徐州期间，还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多次到南京做争取龙云（原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军事参议院院长）转向革命的工作。龙云当时虽被蒋委以高官，实际手中无权，属被软禁性质。龙云是彝族人，莫少彰是在昆明求学和工作期间，通过二舅孙佑昌（曾为龙云侍卫长）的介绍与龙云相识的。二人虽政治地位悬殊，但在思想上和言谈上有相通之处，加上龙云作为一省主席，也有意在本民族中培养新秀，于是两人就有了忘年之交。莫少彰去南京见龙云，大都是从医院开通行证，有时还从顾柏衡那里开“剿总”司令部的通行证。顾曾将他的新毛呢校官服借给莫穿，说这样去南京出入才有派头，还可减少卫兵的查问。据莫少彰后来回忆，他见到龙云时龙云常常对蒋破口大骂，言谈中有对家乡族人的怀念，有复仇的决心。龙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民盟方面，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已流露出倾向革命的意向。有一次，解放军打垮了国民党军队几个师，莫少彰讲给龙云听，龙云听了后说：“蒋介石这个独夫，不会太长了！”（四）战友情深。
　　1947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徐州暗杀事件时有发生。国民党特务对陆军总医院的一些反常现象有了警觉。为防不测，莫少彰住到了顾柏衡家。当时，江涛声患了严重的肾脏炎，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医治。他做了两件令人难忘的事。第一件是将他所佩将官美制手枪和200发子弹赠送给莫少彰，嘱莫“善为用之”，莫后又把枪弹转赠给顾柏衡，也嘱“善为用之“。第二件是他流着眼泪让莫转告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必送他去苏联医肾脏炎。江对莫说：“组织如此关心我，我万分感谢。我是医生，我知道我的身体不能支持长途跋涉，请你向组织转告，我就在这里医治了。”莫少彰也流了泪，几十年来一直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莫少彰在顾家不敢久留，遂接受民盟中央和中共地下党的派遣，返回云南组织武装斗争和开展争取卢汉（时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起义的统战工作，配合解放战争全面的大反攻。顾柏衡为他筹集了路费，买了徐州至昆明的飞机票，临上飞机前，还将他最新的一套毛呢校官服给莫穿上，留作纪念。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时，正式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的活动受到了国民党的监视，江涛声不得已离开徐州。江临走时，交给了地下党一批药物和两支匣枪。在江涛声、莫少彰先后离开徐州后，整个民盟徐州支部的工作便落到了邹铎的肩上。他工作积极认真，不畏艰险，与其他同志一道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
　　五、黎明前的奋斗
　　1947年底，莫翰文秘密回到昆明，化名“莫绍祥”，住在拓东路内弟家。他急切盼望有人来找他接头。按照中共徐州地下党规定的联络暗号，如果来人说“裔昌”，他回答“苏丹”，就算联络上了。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有人来找过他。因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只有上级才知道下级的住址，下级无权询问上级的住址，又不能写信讲真实情况，只能使用暗语或信号进行联络，因此，他和地下党联系的线中断了。昆明不能久留，他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乡蒙自，见到了母亲、妻子、大女儿，及已满周岁初次见面的二女儿。他看到二女儿酷似自已，遂取名为“若严”，即象父亲的意思。
由于找不到地下党，他又重新做起民盟的工作来。他找到高国泰、丁维铎、杨明等同志，在一起研究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决定以高国泰任校长的泸西师范学校为据点，杨明、李俊昌等先行到泸西，团结进步师生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民盟及一批进步学生在泸西发动了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起义失败，牺牲了不少同志。最后，还是靠中共地下党和“边纵”才挽救了这支失散的队伍。当时，高国泰同志正在省开教育会议，闻讯后急忙撤离昆明，后在新平被捕。这期间，莫翰文留在昆明，先后在松坡中学、建国中学和女师任教，作为掩护，同时暗中做发动民族上层反蒋起义的工作。1948年底，杨维骏从上海回到了云南，找到了杨明、莫翰文和丁维铎，传达了民盟中央和中共华南局的指示，要他们积极协助云南地下党策动省主席卢汉起义，准备迎接云南和平解放。具体的任务是：通过龙云派到云南任民政厅长的安恩浦（彝族）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营救高国泰；努力控制龙云的旧部以便解放军入滇时收编，重点放在滇东北和滇南。当时就决定派杨明和丁维铎到滇东北去控制龙绳增部，派莫翰文回到蒙自控制万保邦部，杨维骏留在昆明，同两方保持联系。
当时，中共华南局书记在杨维骏离开香港时给了他一个暗号：“江方介绍杨维骏来找庄田周楠李明”。以便与云南地下党联系。杨维骏将此暗号告知莫翰文和丁维铎，要他们分头去找地下党边纵联系。莫翰文带着安恩浦写的介绍信回到蒙自，找到了万保邦的弟弟老九，由他护送莫到设在芷村的万师司令部。万委任莫为政工处长，化名“毛正”（含有为先祖正名之意）。当时，万保邦急于起义，莫劝说待解放军入滇时择机起义未果，万保邦仓促打出了“滇桂黠反蒋自卫军”的旗号，发动了起义。自卫军先向蒙自县城进攻，但失败了。莫向万提出了很多建议，受到了万师长的重视。万保邦要莫帮他训练敢死队，带领一批青年军人到屏边县的马鞍底建立游击基地，还派了一名姓邓的担任军事教官。由于叛徒告密，这支队伍刚到马鞍底就被
　　国民党26军的大部队包围起来。邓教官自带一连人先行逃跑了，其余的人被抛在包围圈里。当时和莫在一块的只有两个副司令，一个姓杨，外号叫“杨豁嘴”；另一个叫何成武。形势十分紧急，三人分头突围。莫翰文带了三十多人连夜突围出来，到了越南境内才与突围出来的何成武汇合。未突围出来的敢死队员大部份都牺牲了，包括杨副司令也遇难了。
莫翰文、何成武带着幸存的7人绕道回蒙自草坝大郭西村。当时，莫的侄子李锦铭（后任蒙自县统战部长等职）正在组织地下民兵，就设法把他们保护下来。在家乡隐蔽了一段时间后，莫翰文在二舅孙佑昌的帮助下，把何成武等人送到“边纵”，自己则又换上长衫，打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潜回昆明。他脱险时是日，正遇三女儿出生，遂取名为“缭屏”，有纪念屏边脱险之意，另外更主要的意思是他相信革命的烈火终将在屏边乃至云南成燎原之势。莫翰文回到昆明后，才有时间去照顾一下感染伤寒、生命垂危、一直在住院治疗的妻子和舅嫂子。他将保存在身边的结婚戒指及妻子的首饰变卖了，才勉强凑够了妻子住院治疗的费用，好在治疗及时，妻子、舅嫂子的病都痊愈了。
莫翰文回昆明后，还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鉴于他与卢汉的特殊关系，党委托他多次找卢汉做工作，争取卢汉起义，参与和卢汉签订和平解放云南的协议。当时参与签订“和平解放云南的协议”的有杨维骏、杨明、莫翰文、安恩浦、张增智（大革命时的中共党员，后因病脱党），协议一式三份，卢汉一份，杨维骏一份，另一份由汪大受送到香港民盟总部转中共华南局报党中央。当时中共边纵游击队在云南活动，国民党军也屯重兵于云南。卢汉为与边纵取得联系以牵制国军，就提供一部电台，由莫翰文负责组织人员冒险送到了边纵，使卢汉与边纵建立了秘密联络通讯，在以后的武装保卫昆明及和平解放云南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共地下党委任莫翰文负责领导党的外围组织“新盟”、“民青”、“新协”、“工盟”等进步团体和做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1949年12月，莫翰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昆明市委组织部工作。卢汉起义后，昆明遭国民党正规军猛烈攻打。莫翰文受党委派，带着秘密通行证，穿梭于战斗前线，积极动员组织进步团体及工人、学生拿起武器，筑起筏垒，武装保卫昆明。中共陈谢兵团进驻昆明前夕，他曾作为云南地下党的代表之一，在昆明郊外秘密接受四野政委宋任穷的接见，提供了昆明市区图及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为和平解放云南作出了贡献。
云南解放初期，1950年上半年，莫翰文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积极参加了接收政权和建设人民政权的工作。
莫少彰遗作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中原、华北和华东解放区进攻。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呼吁停止内战，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又被暗杀。
　　我从昆明到南京民盟总部要求工作。9月，由于宋庆龄推荐，盟员江涛声被派往徐州陆军总医院任院长。我和邹铎同志被总部指派和他同去。指定江涛声为主委，我为副主委，邹铎为委员，以徐州陆军总医院为据点，成立民盟徐州支部。我们的公开身份是：江涛声为院长，莫少彰为注册询问股长，邹铎为收发员。
　　陆军总医院是日本侵略我国时日本人建的，规模大，设备全，可收病人一千多人，全院编制官兵六百多人。江涛声同志提任院长后对医院重要部门的人事作了新的安排，门诊部、内科、外科、药库、仓库、给养室、收发室、注册股等都安排了比较可靠的人员，思想进步、工作认真负责的人被重用。
　　我们三人广泛接触院里的军医、护士、炊事兵、看护兵和派到院里警卫的官兵（一个连），摸他们的思想，特别是对内战的认识等等。每人都联系着许多人，从医护人员中发展组织，如李时桢（外科主任，佩少将衔），他除任外科主任外还在外面开私人诊所，比较有钱，对民盟和中共都相信，曾做了许多有利于解放战争的宣传，在经济上给我们一些支持；李锡敏（内科主任，佩少将衔），他为人非常正直，思想进步，做了些我们交给他的工作。蒋宏毅（先是内科主任，后为分院院长，佩上校衔），他热心民盟的工作，一再表示只要是有益解放战争的事，要他去做，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史兰生（护士长，佩上尉衔），他是一位热血的青年，为了革命，他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同我曾做过一些非常冒险的工作。
　　我们与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到民盟总部汇报工作后，提出为了进一步开展徐州民盟的工作和参与解放战争，我们必须与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于是民盟中央委员周新民（他曾是我读云大时的老师）介绍我去找当时在徐州盐务管理局公开身份是职员的徐智愚同志，他又介绍我找佟苏丹同志。我们联系上的时间是1946年冬。佟苏丹同志对民盟徐州支部的工作曾给予许多帮助和支持，如介绍找李凯同志，把地下党员刘进同志和刘继堂同志通过我的关系安插到国民党顾柏衡的“剿总”警卫团里；介绍了几个年轻人到总医院里，都被安插于重要部门。他知道我同龙云（国民党的军事参议院院长，被蒋介石夺了他云南的实权后，调南京任职）的关系后，建议我做龙云的工作，等等。
党和民盟的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精神在我们和佟苏丹同志间充分体现了。1947年秋，江涛声患重肾脏炎，他同我讲，他不会活得太长了。我把他的病情告诉佟苏丹同志，佟苏丹同志听后，过了几天同我讲，党组织决定送江涛声同志到苏联医治，为了医治他花多大的代价都要做。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江涛声同志，他听后眼泪不断地流，说：“党这样关心我，我太感激了，我是医生，我知道我的身体受不了如此长途跋涉，就在这里医了。”这样的事情经过，我对地下党如此关心民盟的同志亦是很感激的。江涛声同志将他所佩将级军官的手枪交给我，他说，这支枪交给你，我的身体不可能用它了，你很好地使用它。我接了手枪和二百多发子弹后，心里难受得泪往心上流。这支手枪后来我送给了顾柏衡同志。
钟期光笔下的华野情报工作
华野首长的指挥自如，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情报的及时与准确。我们在徐州郊区建立的地下党组织“ZG徐州第二工作委员会”，在书记李凯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情报工作，也很有成效。他们与中国民主同盟徐州分部的江涛声、莫少彰、邹锋等人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江涛声任院长的GMD徐州陆军总医院等多处为据点，通过来医院视察、慰问的敌军将领、党政官僚、社会名流和住院的伤病员等，了解敌军的内部关系、指挥官的变动与特点、新老兵的比例、部队士气、后勤保障等情报，为华野前委分析形势，判断敌情和下定歼敌决心，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考资料。敌军战略情报真，我军耳聪目又明。在JF战争国共两军的激烈对抗中，许多生动传神的战争奇观都与战略情报的及时准确提供有关。
1957年6月开始的一场反右派斗争对民主党派也有重大的影响。从反右一开始，民盟就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特别是在民盟中央揪出了所谓的“章罗联盟”（指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民盟更加成为斗争中的众矢之的。徐州民盟也不例外。笔者当时在市民盟工作，亲历这一时期的经过，现就记忆所及概述当时的情况以存史实。
　　徐州解放后，1950年10月，经民盟总部批准并得到中共徐州市委的支持，建立了徐州民盟市级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徐州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邹铎任主任委员。建立市级民盟组织后着手发展盟员，到1957年反右派前共有盟员164人。根据党的统战工作的要求和民盟中央的部署，那一时期徐州民盟的工作主要是：
　　①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和党的中心工作，如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宣传我国第一部《宪法》、参与宗教界的反帝爱国斗争、教育系统的内部肃反、教育教学改革等。
　　②通过民盟领导人参加市委召开的座谈会及盟员参加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人代会政协会的活动，就徐州市各项建设事业提出意见和建议。
　　③帮助盟员学习理论、时事政策，进行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④推动盟员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在组织建设方面，民盟中央提出的组织发展方针是：以文教界为主、以中上层为主、以进步分子为主，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积极稳妥地发展盟员，建立盟的基层组织。在各级党委的支持帮助下，动员推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民盟，在中等学校（当时徐州无高等院校）任校级领导参加民盟的有一中王汉英、陆承勉、孔庆湘，二中宋志恒，三中武昌俊，四中黄子安，六中王敬箴，八中韩席筹，九中何荣生，徐州师范李召贻、孟又新等，知名的小学校长有陈恭沂、陈德薄、何子耕、丁洪泽、佟荣昌等，文化界有知名的画家王琴舫、钱书樵、王寄舟、张之仁，音乐家冯宜民；中学各学科骨干教师有李鸿钟、王守之、郑培心、白锡如、张世功、郭松泉、李新冶、越荣东、张永彬、张述风、王又新等，此外还有市妇联副主席贾玉琴、《工商日报》总编辑权啟仁，市立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陈毓真，铁路医院眼科主任赵定铭等。解放前入盟的盟员佟蔗佳任市工商联副主任，王宝巽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戴秉堃任市卫生防疫站站长。
五十年代徐州民盟发展的盟员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他们经过思想改造和不断参加政治学习以及民盟组织的教育，政治立场、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服从、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们中有的人解放前就反对和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接触过进步人士或地下党员，所以他们都积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些盟员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或被重用和提拔。盟员张兆新解放前经营出售进步书刊的“新声书店”，为支援抗美援朝，自愿捐献了有数十间瓦房的房产。
　　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提出了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民主党派内部还传达了毛泽东曾讲过“两个万岁”——即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由于这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重大方针的提出，徐州民盟的全体盟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激发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热情。那一时期有的盟员入了党，有的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主委邹铎被推选为副市长。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开座谈会，发动大家对共产党提意见。从5月初开始，一方面各级党委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召开座谈会，请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如中共徐州市委第一书记陶有亮在市委（即现在的机关北大院）分别邀请民革、民盟、民建、农工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进行动员。
另一方面，民盟江苏省委及时召开各市民盟负责人会议，由省民盟主委陈敏之亲自作动员，要求发动盟员帮助党整风。从当时知识分子和盟员的心态分析，虽然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有党委和民盟的动员，但由于解放后他们经历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电影《武训传》及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难免有疑虑，给党提意见并不热情主动。
当时我(徐德修)在市民盟任组织部副部长，蓝名一任宣传部副部长，主委邹铎在市里兼有多项领导职务，民盟的日常工作由我和蓝名一两人负责。约在5月上旬，市委统战部分管党派工作的副部长王培基把我们两人约到他的办公室，郑重地指出：为了帮助我们党整风，需要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敞开思想多提意见，现在看他们还有顾虑，需要先从民盟做好发动工作，民盟盟员都是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士，盟员发动起来了就能带动其他知识分子解除顾虑，要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告诉他们现在不是言者无罪的问题，而是言者有功。你们两人是党信得过的干部（蓝名一当时已入党）这项政治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人，一定要完成好。
既有党的指示，又有民盟上级组织的布置，我们便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去完成，不仅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又召开小型座谈会发动，主委邹铎也亲自作动员。记得在一次大会上我讲话时把王培基讲的“言者有功”改说为“言者有赏”，就这四个字成为我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一大罪状。经过多方发动，有的盟员开始“鸣放”（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鸣与放，后又改称大鸣大放）。当时据不完全的了解，一些盟员所提的意见多是涉及工作方面或对基层某个党员干部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和群众关系方面的意见（经过“三反”、“五反”运动，那时党员干部并没有贪污、受贿、生活作风腐化堕落、跑官要官等现象），也有涉及教师工资待遇方面的意见，如认为苏、锡、常江南城市中学教师工资既有一级教师，还有不少二级、三级教师，但徐州最高为三级教师，且人数极少，认为徐州中学教师的工资是江苏的“盆底”。也有的提出对党外领导干部的职权尊重不够等。
民盟盟员参与“鸣放”提意见大体从5月10日以后到6月初。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在“鸣放”中提过意见的盟员思想紧张，惴惴不安。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撰写的），在社论中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又指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忽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社论一出，犹如雷霆万钧、泰山压顶之势，反右派斗争的矛头直指民主同盟。民盟中央随即对章伯钧、罗隆基等展开猛烈的揭发批斗，徐州民盟当然也成为反右派的重点。《徐州工人报》也发表了批判民盟的评论和文章。在此之前一些盟员的发言均成为右派言论的罪证，如对个别党员有意见就以“反对党员就是反党”定罪；如提出党员领导干部业务不精通，就定为“反对党的领导，妄图篡夺党对学校的领导权”；如提出对党外领导干部的职权尊重不够，就定为“要与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如提出教师工资相对偏低就定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如对教育教学一切向苏联学习提出改进的意见就是“反苏”；对社会上某些不良现象有意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等等。总之对一些盟员的发言无限上纲，并断章取义或歪曲事实。那时被批斗者是无权辩解的，否则就是“死不认罪抗拒到底”，还曾有过没有言论的右派，虽然他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认为他对党心怀不满，批斗的内容并不限于鸣放时期的言论，通过发动群众深入揭发，从前说过的某些话或个人之间的言谈都可以作为罪证批判。反右派开始后，在盟员中首先揪出的右派分子是民盟市委副主委、市卫生局副局长、市政协常委王宝巽。为了对他批倒斗臭，曾在中山堂召开过卫生系统群众参加的批斗大会，随后又接连不断的不同规模的批斗会，并张贴揭发批判的大字报。陆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盟员有：民盟市委委员、市教育局中教科长赵荣东，市卫生防疫站站长戴秉堃，民盟基层组织负责人张兆新、谭福沛、唐秀峰、甄兆宇、赖叔虞、董季康，各学校骨干教师张世功、鲍寿彭、权伯公、钮景春、王功立、吴文仲等。1958年5月反右补课，民盟市委机关干部徐德修、蓝名一也被打成右派分子。至此，共有23名盟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占164名盟员的14%以上。主委邹铎虽未被打成右派分子，因有右派言论也受到批判，并不再任副市长。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盟员受到双重处理，行政上被降级、撤职，个别被劳动教养、送往矿山监督劳动，在盟内除有5人保留盟籍，其余一律开除出盟，还有的盟员过去的历史问题已有结论未受处分，在被打成右派分子后，联系其历史问题，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被投入劳改。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徐州民盟不仅是打了23名右派分子，而且从此停止了组织发展工作长达二十余年，并将民盟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反右派斗争结束后，紧接着是盟内整风，主要做法是人人都要制订“自我改造规划”，并开展“交心”活动，即“交黑心，换红心”，要深挖自己有哪些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和思想，用大字报或小字报的形式张贴出来，并进行竞赛，交的“黑心”越多才能表明有了进步，还要梳辫子、大辩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有的盟员为了争取多交“黑心”，不得不违心地瞎编胡造。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但它的影响远未结束。“十年浩劫”期间，凡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盟员，作为“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右”，当然再次受到批斗，有的盟员“交心”的内容，则成为“造反派”制造冤假错案的黑材料，即使已经被摘掉右派帽子的盟员，则称为“摘帽右派”，在政治上仍低人一等。总之，那一场被严重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给徐州民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全面拔乱反正，对“十年浩劫”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党中央决定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复查改正，到1979年上半年，徐州民盟盟员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全部得到改正，被开除出盟的恢复了他们的盟籍，各单位也恢复了他们的工资待遇，被降职、撤职的重新安排了工作。我从1978年底回到民盟工作，和获得改正的盟员多有接触，了解到他们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人生坎坷，身心受到伤害，但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后，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热情，一如既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他们衷心拥护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虽被民盟开除，或曾“因盟获祸”，仍对民盟怀有感情，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有的盟员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更加勤奋地工作，并做出优异的成绩。如曾被划为极右分子的张世功，打成右派后先是送到利国铁矿监督劳动，“文革”中又被斗得死去活来，改正后被任命为一中教导主任，分管高三毕业班。他日以继夜地工作，高三的升学率逐年上升，他的语文教学成绩突出，发表不少高质量的论文，被江苏省评为首批特级教师，被我市推选为省政协委员，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文仲，反右前是徐州师范的数学教师，改正后交叉参加了民建会，任命为副秘书长，他创办了育才会计学校并任校长，为我市培养了数千名财务人员，他也被推选为市政协委员。赵荣东，改正后任命为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被师生称为业务能力强、德高望重的老校长。王宝巽，改正后恢复行政14级的工资待遇，任市医学会副会长，积极为发展我市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离休后享受厅级待遇。蓝名一，改正后恢复了党籍，先后任地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巡视员，对新时期我市的统战工作多有建树。董季康，改正后已年逾古稀，不能重返讲台，他利用自己的专长，义务为群众教授太极拳，坚持十余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誉。从外地调来的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盛家廉，是甘薯育种专家，改正后任市农科所副所长、研究员、市政协副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培育出的甘薯优良品种“徐薯18”荣获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
　　因是数十年前的往事，仅凭记忆，如内容有出入请知情者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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