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重用太监不重用海军

提到古代的名相,但凡了解一些历史知识的人,都能说出来好几位,秦朝的李斯、汉代的萧何及唐代的房玄龄,无一不才能突出、功绩显赫,他们的事迹流传了上千年。然而,以上的三位人物,与春秋时期的管仲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为何这么说呢?

管仲懂经济、知兵法、善谋略,还是一位不世出的古代外交奇才,制定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辅佐齐桓公成为名副其实的春秋霸主。作为少有的全才,管仲不拘泥于一家之学说,从他传下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道家、法家及杂家均有涉猎。另外,他识人用人的眼光也非常独到,临死前对齐桓公说:“大王啊,你不能重用那个宦官,否则后患无穷,甚至会死在他的手上。”结果字字应验。

管仲口中所说的宦官,就是后来的奸臣竖刁。原本这个竖刁并非太监,而是宫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官,除了阿谀奉承之外,没有别的才能,在管仲活着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有出头之日。竖刁对管仲相当痛恨,却不敢表现出来,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但邪恶的种子却根植于内心,想方设法结交其他大臣。

为了讨好齐桓公,竖刁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居然想到了非常绝的一招,一狠心进行自我阉割了,如此狠毒的招数也只有他能做到,估计明代的魏忠贤就是跟他学的。即使如此,在管仲的眼皮子底下,竖刁也未能得到重用,他甚至怀疑之前的所作所为是否值得。

公元前645年,管仲一病不起,年近八旬的他,知道自己这次挺不过去了,尽管还有许多未完成的愿望,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谁也躲过生老病死的结局。齐桓公亲自过来探望,看着奄奄一息的管仲,眼中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哽咽地问道:“仲父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一定谨记在心。”

自知上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管仲也没有绕弯子,对齐桓公做了一番叮嘱,主要是建议他勤于朝政,体恤百姓,如此齐国才能长治久安。将要闭眼的那一刻,管仲语重心长地说:“大王一定要远离竖刁,最好把他赶出宫,或者直接除掉,一个对自己都能下狠手的人,肯定不会对大王忠心,切记!”

齐桓公表面上答应管仲,一定会牢记他的话,但在管仲去世没多久,就开始宠信竖刁,几乎对他言听计从,把管仲的遗言忘记的一干二净,无疑给自己买下了一个大坑。几年后,齐桓公身患重病,竖刁不但没有找御医为他治疗,还不许宫里人给他送饭,最终齐桓公活活被饿死,估计他死前肠子都悔青了。管仲的那番话,不仅在古代适用,现代也非常有借鉴意义,一个连自己都不珍惜的人,让他真心对朋友好,无疑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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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三国演义》,东汉末年,国家很不太平,旱灾、水灾、地震等天灾时有发生。皇都洛阳就发生了大地震,房屋倒塌,死伤无数。接着大雨滂沱,海水泛滥,沿海居民多数被大浪卷进海里。老百姓缺衣少食,命在旦夕,苦不堪言。

并且常有怪异现象发生。有的地方发观母鸡不但不下蛋,反而变成公鸡。一天皇帝在温德殿和群臣议事,突然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下来,吓的皇帝爬在地上不敢动,群臣四下躲避,过了约半个时辰,大青蛇才走了…… 大臣蔡邕上奏说,国家经常出现灾异观象,是因为太监干预政事所致,皇帝看了奏折,置之一边,不以为然。太监曹节悄悄看了奏折,然后告诉了其他太监。于是太监们找了些莫须有的罪名,诬告蔡邕,皇帝听了太监的诬告,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把蔡邕罢除官职,赶回老家。第二件事是,认为太监诬告有理,做的正确,还尊敬的称呼太坚张让为‘’阿父‘’。

以蔡邕被罢官可以看出,皇帝根本不听忠臣之言,而相信太监的话。称呼太监张让为阿父,说明了皇帝对太监的尊敬,对太监的重视,对太监的重任。

当时主要有十个太监狼狈为奸,号称十常侍。皇帝还封太监赵忠为车骑将军,张让等其他九个太监都封列侯。这样,十常侍手握重权,互相商议,如果谁不顺从他们,就想办法杀掉。谁不给他们行贿送礼,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让皇帝罢除其官职。

太监专权,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反贼四起。各地告急文书纷纷送来。而十常侍却把十万火急的文书藏起来,不向皇帝启奏。

有一天,皇帝和十常侍在后花园大摆宴席。谏议大夫刘陶,直接来到后花园,跪告皇上,天下反贼四起,侵略州郡,各地告急文书纷纷飞来,太监们藏而不报,欺君罔上。请求皇帝治十常侍之罪,重用文臣武将,平天下之乱。这时,十常侍都跪爬在皇上面前:‘’大臣不相容,臣等不能活矣!愿乞性命归田里,尽将家产以助军资。‘’言罢痛哭。皇帝听了太监的话语,反说刘陶欺君罔上,令武士推出斩之。武士们把刘陶推出后花园,正要问斩,司徒陈耽不让斩,说要去面奏皇上。陈耽又来到后花园,面见皇上,说十常侍祸国殃民,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劝皇上立斩十常侍。陈耽以头撞地而谏,皇帝却听而不闻,命令把陈耽和刘陶都关进天牢。晚上,十常待便在狱中把二位忠臣都害死了。

以刘陶和陈耽之死,可从看出,忠臣谏言,皇上非但不听,反治其罪。十常侍在皇帝面前,卑微之极,可怜兮兮。背后却阴险毒辣,残忍之极。太监的谎话又说的那么真切、入耳,听起来又那么合情在理,使人感动。而皇上不仅不听忠言,又根本不搞调查研究,单听一面之词,唯太监之言是从。

昏君无道,不听良言;昏君无道,朝廷黑暗;昏君无道,百姓遭殃;昏君无道,太监祸国。

昏君无道,十常侍祸国殃民。而后大将军何进无谋,引狼入室,董卓进京,妄行废立,祸乱朝纲。风起云涌的三国,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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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干政在我国古代是一个难以忽视的政治问题,这种现象在明朝又尤其猖獗。明朝的宦官干政起源于明成祖朱棣。朱棣为什么要大量任用宦官呢?这其中还有一番曲折。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就是明成祖的父亲吸取历代教训,对宦官控制很严格,专门有内臣不许干政的规定,也不让他们读书写字。他的孙子建文帝做了皇帝后也一直遵循他祖父的做法,不给宦官干预政治的权力。但他的儿子朱棣却没那么听话。朱棣篡夺皇位的过程中,他的一众家臣为他出了很多力,立下赫赫战功。此外,在他攻打京城的过程中,从皇宫里出来的太监也给了他不少有用的信息。

朱棣成为皇帝之后,在大多数事务上都遵守旧制,只有在宦官的问题上完全和他的父亲不同。他认为,宦官没有生殖能力,没有子嗣,是对自己最衷心的一群人。所以他大批启用宦官,让人交宦官读书写字。作为内臣的宦官不仅干涉政务,朱棣甚至还派宦官去担任监军,让他们插手军队事务,成为自己在军队里的眼睛。

宦官作为朱棣最信任的一群人,被派去监视各级官员,可以说从中央但地方的所有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不仅如此,上至朝廷百官,下至市井百姓身边都可能有这些特务的监视,甚至粮价米价这类的事情都在他们监视的范围。

有关明成祖手下的宦官,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那就是东厂。朱棣任命太监掌管司礼监,又在这个基础上设立了专门的太监机构东厂。东厂特务遍布全国,只听皇帝的话,其他谁的话都不用听,是明成祖的私人机构,权利范围非常广。东厂的正式成立年份现在还没有定论。或许朱棣也知道,成立这样的机构并不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也刻意掩盖。

朱棣对宦官的重用给他后世的子孙留下了无穷的祸患。虽然在他在位期间也有像下西洋的郑和这样的宦官,但是宦官势力的壮大造成了明朝中后期宦官乱政难以根除的现象出现了刘瑾、魏忠贤这些奸宦。不止东厂,后来甚至出现了新的内廷机构西厂。

宦官王振亲手摘除了朱元璋立下的内臣不能干政的牌匾,宦官还一度左右了皇位人选。明朝后期皇帝发起的多次政变也没能清除宦官势力,明朝最终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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