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在陆丰起义投诚主要事件
张子君收集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全面内战。由于内战遭到全国人民其中包括统治区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反对，此时做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坚决打击国民党军政中的顽固派，分化和瓦解中间派，团结左派，争取国民党军政在全国各地的起义或投诚，其意义十分重大。解放战争时期，经我党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陆丰地下党认真做好瓦解争取工作，国民党军政在陆丰投诚起义的主要事件有：一九四八年五月，国民党大安镇副镇长兼联防队副队长陈炳辉率本队廿余人枪起义。同年八月四日，陆丰县警察局河口警察派出所警长叶佐庭等六人起义。八月，国民党南塘自卫队陈希腾队长率本队十多人枪起义。同月，国民党南塘中队中队长温和率本队廿余人枪起义。十二月，驻守在南塘的国民党中队郑作仁中队长率所属中队起义。次年一月，国民党河田联防办事处主任兼西北联防大队大队长彭展南率本队一百五十余人枪投诚起义。在彭展南投诚起义后一个月，陆丰西北的东坑、水唇、仑塘(黄塘、仑径、黄布寨、田心、下砂等小乡)、螺溪、河西(南万、黄金坑、欧田小乡)等六个乡镇的联防武装和许山下罗氏联防队均接受了和平接收。五月，国民党陆丰县保警二中队中队长邹自明率本中队五十余人枪在东海茫洋渡口起义。
以上投诚起义人员，或被整编，或被编人我华西游击队、海陆丰人民自卫队东北大队、粤赣湘边纵队，或被遣散回乡，或被护送去港。
扫一扫分享该新闻
&&上一篇:下一篇&&:
Copyright 2015 www.lfxcw.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主办：中共陆丰市委宣传部
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转载或建立镜像
(建议使用分辨率 IE9.0以上版本浏览器)解放战争时188万国民党部队倒戈起义内幕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 万人，包括将领1500 余名，涉及陆军240 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 艘，空军飞机128 架。
188 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在世界五千年的战争史上，谱写了空前绝后的辉煌篇章。
鱼龙混杂的倒戈“国军”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比较而言，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军”和“共军”力量对比悬殊，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光明前途，蒋介石、陈诚也曾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被如期“剿灭”，青天白日旗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在战场上倒戈，把枪口指向了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先是1945 年10 月30 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 年1 月郝鹏举率第6 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 年5 月30 日潘朔端率第184 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共产党军队对敌军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响亮、很能震撼人心的口号。
第二次高潮，在1948 年9 月至1949 年1 月的战略决战期间，其中重大起义对战略决战的进程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吴化文率整编第84 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60 军的长春起义，使人民解放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并及时抽调原围困长春的部队去堵截企图借营口海港南逃的廖耀湘兵团，完成毛泽东“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歼灭”的战略意图；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 军和第77 军的三个半师在江苏贾汪等地的起义，让解放军通过其防地迅速完成了对黄伯涛兵团的战役包围；廖运周的第110 师于淮海战场起义，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遭受了致命打击；傅作义率北平20 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千年古都免遭兵燹，傅作义功彪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风卷残云之后。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虽然还有偏安一隅重整旗鼓的念头，但成建制部队起义、投诚可谓“风起云涌”，这期间起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7 兵团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
这188 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成分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国民党军队内部等级森严，兵随将转。起义，都由上层将领谋划、决策，绝大多数下层官兵以及部分中层军官基本上是茫目随从、被动选择。虽然绝大多数士兵都是被抓来的壮丁，贫苦农民居多，但他们长期麻木于逆来顺受的奴隶地位。军官的成分最为复杂。国民党军官相当一部分是富家子弟，其中一些军官，或者其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或者本人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几乎每支部队都有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政工系统，并安插了带有特务性质的政训人员，甚至还有潜伏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和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党团及帮会。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堂口林立，无孔不入。在第16 兵团，兵团副司令、第47 军军长和3 个团长均系袍哥大爷，全兵团有近半人员参加了袍哥组织。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
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消除影响，其宣传机构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攻击共产党“要兵不要官”、“要枪不要部队”、“吞并异己”。
鉴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最大限度地分化敌对营垒是战胜强敌所必需的战略和策略，所以，当时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整编，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一个是授予“中立”的番号。其中，高树勋部叫“民主建国军”，郝鹏举部叫“华中民主联军”，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军第1 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如此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
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高树勋起义时，共产党军队答应其“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与刘伯承、邓小平同辈”。潘朔端的第184 师更有意思，虽然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还是扩编成一个军，随之“见官升一级”，师长升军长，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连长升营长，排长升连长。“升官”之后，由于官兵一律实行解放军的供给制，一些军官又大发牢骚：“升了官还是不发财！”
起义部队不用共产党的番号，却要改造成共产党的队伍，难度可想而知。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本质不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的自觉战士，所以，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方法，主要是上课、做报告、讨论。
对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国民党官兵不但生疏，而且最初很不理解，很不习惯。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昭1946 年6 月奉命进入海城起义部队执行改造任务时，曾在起义部队的军官轮训队担任政治教导员。
据卢昭回忆，上课通常很顺利，颇费周折的是讨论。一开始，讨论没人发言，卢昭很奇怪：“你们怎么不讲话呢？”
军官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讨论？什么叫“讨论”？只听说过“讨饭”、“讨口”、“讨赏”，没听说过“讨论”呀！
卢昭只得耐心解释什么叫“讨论”，如何“讨论”。几乎每一期轮训队都是到最后一个星期，军官们才习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起义部队中开展的正面教育，转变了相当一部分官兵的立场，然而，从整体上看，温和的正面教育方法要想彻底解决起义官兵长期在旧军队里养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尚需很长的时间。
原国民党第184 师在海城起义改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 军”，在安东地区整编期间，虽然接受了共产党4 个月的正面教育，但并没有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1946 年10 月，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南满根据地时，时任“民主同盟军第1 军”即原184 师副师长的杨朝伦，利用旧军官对起义部队的控制，借起义部队向北满大后方转移之机会，在吉林省白山市的石人车站附近，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叛变，使扩编后的“民主同盟军第1 军”所辖的第184 师1300 余人被裹胁叛逃，史称“石人车站叛变事件”。
笔者曾采访过多名参加这次叛变行动的海城起义官兵，他们告诉我，旧军队讲究人身依附关系，实行“愚兵政策”，“长官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当一些军官策动：“走，我们回去找曾军长！”不少士兵就稀里糊涂跟着跑了。
血与泪的大控诉
如果把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看成是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闯出这条新路并找到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源于一次“倒过来讲”的政治教育尝试。
据“民主同盟军第1 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1947 年主持撰写的《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记载：
由于起义之初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剥削、压迫距离太远，还常常与起义官兵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 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2 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的命该如此的有5 人；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 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 名士兵中，有83 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个“实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欺压讲起，再来讲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阶级压迫制度。
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
自此，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就成为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主要办法。
在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士兵和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逼来的壮丁，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把辛酸的眼泪？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中所受的阶级压迫是骇人听闻的。
在经济上，军官“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军阀部队是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7 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 团的副营长陈×× 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 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还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
“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473 团副营长王×× 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 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便被王×× 叫住，王让他们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把他们全部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158 师军官邓×× 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 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连长便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 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
在第144 师的2451 名士兵中，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 人。这些士兵中被棒打过的1238 人，被打残废的22 人，枪毙未死的33 人，活埋未死的24 人……
控诉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恸地。第472 团2 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了31 人，第二次又昏倒了35 人。
控诉大会下来以后，有的士兵两三天吃不下饭，还有的甚至一时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诉苦以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喜出望外，逐渐恢复了正常。
从“算细账”、“挖苦根”到“思想还家
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彻底撕开了改造旧军队的“突破口”。
随后，便是思想改造的“纵深战斗”。控诉运动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来，就是“算细账”，结合驻地附近的土地改革运动，先算“剥削账”。
原国民党第158 师警卫连士兵张正全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一年到头受苦，自己的母亲却活活饿死。算账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穷的，老是怨命穷，怪上一辈没有留下什么家产。算了账才知道，原来是被封建地主剥削穷的！”
算完“经济账”，再算“政治账”：看看周围的村子，地主、富农占多大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再看国民党军队，士兵有几个不受剥削压迫？共产党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总有一天会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第三步是“挖苦根”：云南地主老财剥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财剥削人，东北的地主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万恶的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开展控诉运动之前，起义官兵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等一系列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争论中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掉学习积极分子，但经过泪血大控诉后，从前的争论戛然而止，广大起义官兵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觉悟了的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起义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一位起义团长曾感慨地说：“要讲改造思想，共产党的办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万里，没有谁能比得上！”
据当年集中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原国民党第60 军的起义军官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坦白运动，当时叫“思想还家”运动。
所谓“思想还家”，就是说起义只是形式上回归人民阵营，灵魂深处旧社会、旧军队的那一套并没有根除，因此，要真正从思想上回归人民阵营，就必须与旧我进行毫无保留的彻底决裂。
与旧我的决裂，是心路历程上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每一位起义学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要坦白在反共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摘了老百姓一个西瓜，都必须一件不落写上去。不仅如此，对别人的罪恶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
“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共产党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作彻底清算。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还家”运动在部队和军政大学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展开，并定期交换揭发材料。
后来，在起义部队中也搞了，但名称不同，改造海城起义国民党第184 师时，叫“坦白运动”；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 军时，叫“阶级自觉运动”；改造在四川德阳起义的国民党第7 兵团时，叫“揭发与批判旧思想的民主运动”；改造在四川彭县起义的刘文辉部、邓锡侯部、潘文华部时，叫“反对不良风气运动”。
群众发动起来了，人间的什么丑事、恶事都遮盖不住。在昔日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里：
第473 团军官马×× 坦白：1949 年该部从宝鸡撤退下来时，胡宗南下令向宝鸡县政府要100辆大车。县长受命后，支派警察到街上、路口，见到老百姓的大车就抓，然后交给马××。一些车主为了要回大车，就把马×× 请去下馆子、打麻将、洗澡、玩妓女。结果，钱大把大把地花了出去，不但大车一辆都没有要回来，车夫也全被编入部队当了二等兵。
第27 师情报参谋傅×× 交代：他直接、间接枪毙、刀砍、活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老百姓共101 人；在山东作战时，还杀了4 名农会干部，并把他们的心脏挖出来吃了。
运动之初，一些官兵满不在乎，个别老兵油子讲述自己调戏奸污妇女、嫖宿娼妓的时候，津津有味，参加讨论的士兵哄笑一堂。
压住这种苗头的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愿”吗？不，那是一群被金钱和权势摧残的阶级姐妹！
果然，经过诉苦、评议，没人再笑了。有的起义官兵甚至边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边嚎啕大哭，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建立士兵委员会，确立“党指挥枪”
破旧，是为了立新。一边改造，一边建设。在起义部队建立全新的民主制度，其典型标志，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
据当年改造曾泽生起义部队的连指导员浦绍林回忆，建立士兵委员会颇费了一番唇舌。你要打消士兵的顾虑，因为士兵当奴隶惯了。你还得打消军官的猜疑，告诉他们，成立士兵委员会不是和军官作对，是八路的规矩，解放军所有连队都要成立这个组织，这是人民军队性质决定的。
那时，连队士兵没几人识字，选票只好用黄豆代替。投票完毕，监票人当众数黄豆，得黄豆多的几位当选。
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由经济委员协助干部管理连队的伙食，监督收支情况，并定期检查，逐月公布账目。每月节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指导员还介绍说，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20 年前在井冈山上订的规矩。
第一次领到“伙食尾子”，钱虽不多，但士兵那个激动啊，一个劲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就是好！”
起义士兵徐树礼将领到的“伙食尾子”攒起来，攒了半年，买了一支自来水钢笔：“革命了，不加强学习咋行？”
军官们也感慨：“就凭这一件事，国民党军队也该败给八路！”
在经济民主中尝到甜头的士兵委员会，在政治民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整个控诉运动的摸底、发动工作，指导员都得到了士兵委员会的有力配合，各级召开的控诉大会一律由士兵委员会或士兵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主持。
从前见了当官的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士兵，如今，理直气壮地主持控诉旧军队的军人大会。变化，如同地覆天翻。
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起义部队开始陆陆续续发展中共党员，由上而下地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发展新党员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一个一个地发展，只与指导员保持单线联系。等到每个连队发展到三五个党员以后，团政治处举办新党员训练班，对外称“政治训练班”，成批培训新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政治整训后期，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自上而下全部建立，连有小组（整训结束不久，支部开始建在连上），营设支部，团设党委，整个起义部队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全军各级党组织公开后，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军队的各项政治工作也热火朝天地开展了起来，并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多少年后，不少起义官兵回忆，当年的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不仅平易近人，还给他们留下了读书多、见识广、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多数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不过他们宣传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启蒙道理，给了那些奴化意识根深蒂固的起义官兵以耳目一新、没齿难忘的人权启迪，进而实现了麻木灵魂的彻底觉醒。
灵魂裂变的链式反应
改造旧军队，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项创造：培养先起义的官兵，去滚动改造后起义的部队。
以改造国民党地方军阀武装之滇军为例，国民党第60 军之184 师于1946 年5 月30 日在辽宁海城起义后，就让他们撤往后方根据地集中“学习”，其中，有五六百名官兵先后被送往军政大学和轮训队接受系统的政治教育，占这支起义部队兵力的四分之一左右。
显然，在战场形势十分严峻、战争资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耗费大量宝贵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去彻底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并在起义官兵中下大力气培养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其着眼点在战略上。
1948 年10 月17 日，滇系国民党第60 军在长春起义后，东北军区迅速向起义部队调派解放军干部410 人，其中海城起义的云南籍官兵在60%以上，且多安排在改造起义部队的第一线，担任连指导员或营教导员。
1949 年12 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20 兵团（前身是北伐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和范绍增（电视连续剧《傻儿师长》、《傻儿军长》、《傻儿司令》的历史原型）的袍哥武装“国防部挺进军”在四川起义后，交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 军负责对其实施改造，由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桢带领几百名干部进入这两支起义部队。这几百名干部骨干，90% 以上为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官兵。
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得到了普遍推广。渡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席就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曾亲拟电报指示中共华中局：“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在百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中，成建制改编并长期保留下来的野战军，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 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该军首批出国，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渡海攻岛等战役战斗，以及朝鲜北部西海岸防御。其中，在第三次战役中，其所属第149 师创造了两个步兵营用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全歼英军第29 旅一个坦克营的战争奇迹，其所属第442 团1 营率先攻占汉城；随后的第四次战役，该军以极为简陋的武器装备，在弹药补给极为困难等恶劣条件下，于汉江南北两岸顽强坚守50 昼夜，胜利完成了掩护我军主力在中线集结并实施反击的战役任务，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彭总曾拍板：“有我彭德怀在，50 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团以上单位被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只有“白云山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 军149 师447 团。该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第5 连，是长春起义部队唯一发生叛变的连队。据当年曾被叛兵绑架过的该连指导员高汝云回忆，叛变平息后，他将多数叛兵从监狱里带回连队，经过教育，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被提升为干部，还有部分战士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该部起义将领陇耀师长的长子陇涤湘闻知此事后，脱口就是一句：“共产党就这点，太神奇了，真的！”
在百万倒戈官兵灵魂裂变后营建的精神家园里，广大起义官兵实现了重树人生目标的心灵皈依。在笔者采访过的起义官兵中：
参加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马占伟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 年，然而在69 岁那年，还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夙愿。
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李峥先，第三次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88 岁。
海城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的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红色秘史，黑历史，真实的历史，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真实的历史，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今日搜狐热点您好， []|
& 最新文章 & 正文
为何解放战争国军将领会大批起义或倒戈
[导读]促成国民党大批将领起义的关键，自然与战争后期人心所向，但不少人选择投向共产党，也有理想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很多国民党人当年选择国民党，也同样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
钱壮飞还在1947年夏天，国内外舆论就已经纷纷怀疑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能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了。美国的公众舆论早就在提醒政府:“必须考虑中国现政府行将崩溃及在位已久之蒋主席即将失其领袖地位之可能性”，因为“国民政府着手改革，及国军征服共军”，希望渺茫。《美英对华舆论摘要报告》（1947年8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46册第49号。当年夏天，与国民党关系甚佳的魏德迈将军受美国总统指派来华考察，竟也开始对蒋介石继续领导的能力表示质疑。他在结束考察回国前夕发表的声明当中就公开说:中国国内形势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还“须有有感召力的领导”。言外之意，蒋已失去领导中国的威望了。领教过蒋介石固执己见，且排斥异己的个性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时的说法更是直截了当。称:“蒋主席在政二十年，思想陈旧，性复固执，且极易受人之包围，不能发挥有效之力量。故中国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责任，实应由蒋主席负之。”他提出:中国的问题要想有所解决，蒋最好“退让贤路”。《密报》（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二）42933。亲眼目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一步步恶化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时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应付蒋及其中央政权失败的前景。他先是设想，应当支持地方实力派成立分裂的政府，以此抵制共产党的胜利，继而又主张劝蒋退休，以便推动国共和谈，组成联合政府。司徒雷登态度的这种转变，在1948年10月下旬以前和以后可以看得相当清楚。美国朝野的态度都如此，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更是可想而知。倒蒋毫无疑问一度是又站在反蒋立场上的众多国民党人和中间势力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然而，想要在中国实现非共、非国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只在1947年仅昙花一现，便偃旗息鼓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实再明显不过，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固然难以维系，以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之强，也断不可能听任另一股力量取而代之。因此，随着中共中央公开宣布愿意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1948年春天之后，那些与蒋介石离心离德的反蒋派国民党领导人，如李济深、冯玉祥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就不能不转而密谋与共产党妥协与合作了。而这些在国民党内拥有众多亲朋好友、师生旧属的国民党人参加到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中来，自然会进一步便利中共的情报工作，甚至是推动那些对蒋或对内战不满的将领们，在战场上反戈一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于日。在此之前，中共就很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在情报工作方面，最早打入国民党的是钱壮飞等人。1930年，钱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成为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1931年春，因顾顺章被捕，钱截获情报后被迫撤出。此后最有名的大概是1939年潜入军统的张露萍及她所发展的情报小组，该小组到1944年被破获，没有能对后来的国共关系起到怎样的影响。严格说，中共能够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关键部门内，这个时候仍旧占据着关键岗位的情报人员并不很多。这里应当提到的有南京电信局军话台，包括重要军话台和次要军话台的主要成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监控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的通话情况。另外，主动加入共产党，潜伏在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军务处担任少将处长的谢士炎等人，这时也在帮助中共做情报工作，并设有秘密电台，只是仅半年左右即被破获。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包括曾经有意加入共产党，1948年受命执掌东北军事大权的卫立煌和身为共产党员的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辽沈战役期间也都没有资料能够证实他们曾经与中共暗通款曲。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员多为单线联系，或为长期潜伏的目的相当时间内不发生联系，这都造成一些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并未直接在年的两党战略决战中发挥作用。当然，这时在国民党内向中共传送情报者为数不少，但他们大多都是由中共各地组织策动或牵线，如汪维恒、张权、史永等等，所在部门和职务不特别重要，故其情报的价值也较为有限。关于中共情报工作之神奇，明显地被一些纪实文学之类的读物和海外的国民党人所夸大了。如黄仁柯在《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一书中称汪维恒是潜伏在军政部部长陈诚身边的军需署长，月到河北、东北视察后即将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产党，使共产党预先了解到东北国民党军的情况一说，就有所不实。实际上汪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共，后虽担任过西北五省军需局少将局长，但在辽沈战役前就离开军界，就任上海财政局长等职。且即使汪有所谓向共产党提供河北、东北团以上部队番号等情报之事，在当时也丝毫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因为长春、沈阳被围后国民党守军的情况中共方面早就一清二楚。至于书中所说张权传送情报一事同样有传奇色彩。迄今为止，就连张权此时的身份为何亦是众说纷纭。有说他是联勤总部视察员，有说他是太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有说他是国防部中将部员闲职，也有说他是黄河以西警备副司令的。至于张窃取情报一事，有说他在淮海战役进行中窃取了参谋本部作战地图，有说他是在解放军渡江前调查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江防情况绘制成图交给中共地下党，有说他两者都做了。而实际上，国民政府这时既没有参谋本部，也没有总后勤部。究竟事实如何，尚须研究。相反，在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党组织，这时在情报传递方面反而具有较突出的作用。如国民党第一一师中的中共党组织，就一直在秘密将该师所获得的各项重大作战行动情报，传送给中共军方。汤恩伯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经策反，则向中共提供了汤部的军事情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驻浦口的第九十六军军长等，也都先后为中共提供了包括江阴要塞、沪杭沿线国民党军事部署图等。当然，在整个内战期间，还是有两个极具价值的情报人员需要提到，这就是熊向晖和郭汝瑰了。熊向晖称得上是典型的情报人员，而他却是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顺手之作。他打入胡宗南部，还在抗战刚刚开始之际，他当时本是清华大学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恰好赶上胡宗南招收学生，被胡看中，报请周恩来同意后，留在胡部，官至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由于抗战期间胡宗南负责包围封锁延安，熊的位置对确保延安中共中央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抗战条件下有种种牵制，胡宗南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计划，却都没有实施，故中共中央基本上没有动用熊。熊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前述在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攻占延安的那一次。原本这个时候胡宗南已经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早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动身。因为蒋介石突然决定进攻延安，召胡到南京，高度机密地部署袭击方案。胡宗南为了做得漂亮，鬼使神差般地把熊向晖临时召至南京，要熊帮助准备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等文件。这样一来，中共中央自然也就预有准备，及时撤退，确保自身的安全。不过，延安占领之后，熊向晖就去了美国，其作用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内战爆发后在情报方面对中共军事上帮助最大的，理当是郭汝瑰。郭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以代旅长的身份参加过淞沪抗战，以暂五师师长身份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并因有勇有谋而被陈诚看中，先后升任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乃至于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第三厅厅长。但是，郭和熊向晖不同，他并非中共有意安排潜伏的情报人员。郭和后来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一样，是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的。郭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眼见国民党太腐败，相信共产党政治清明，才又萌生“归队”思想，并很快与中共取得联系，进而被安排为中共提供情报。只是，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任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一向重叠交叉，比较混乱。用杜聿明的说法就是，这时的整个战争都是由“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因此，除了部队整体部署的大原则之外，国防部作战厅获批的计划与部署，往往并不会严格地落实到战场上去。何况，郭就任作战厅长后4个月，淮海战役，即徐蚌会战很快即告展开，杜聿明等已经开始对郭有所怀疑，不让郭知道自己的作战方案了。12月间，蒋亦不要郭再提供作战意见。如果照郭自己的感觉，实际上从这一年10月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受到监视，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保护自己。淮海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不得不辞掉作战厅长一职，于2月4日飞赴重庆，去担任七十二军军长了。从上述情况来看，郭在情报上如果起过一些作用的话，也不过是在淮海战役之前的三四个月里，主要是传递出来一些有关辽沈战役的情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但即使是辽沈战役期间，由于卫立煌和郑洞国等屡屡抗命不遵，故国防部作战厅的计划亦形同具文，没有多大实际价值。而读郭在淮海战役期间的日记，可以看出郭仍在积极策划有效的进攻和解围计划。其多数难以实现，并非由于郭之计划对国民党不利，多是因为前线指挥官抗不遵行，郭对此亦十分恼怒。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严格说来并不是情报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占领整个大陆（除西藏以外）为止，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到将近85万人，接近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的九分之一。如果加上接受和平改编的将近30万人，则占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将近七分之一。其中较为著名者，如日第五十二军五十八师王家善在辽宁营口率部1万人起义。9月19日济南守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人起义。10月17日第六十军军长曾济生率部2万余人在长春起义。10月31日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阳率部在沈阳起义。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余人在江苏贾庄、台儿庄起义。11月27日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率部5000余人在安徽蒙城双堆集起义。日第一六军二八二师师长张奇率部5000余人在安徽芜湖至繁昌地区起义。4月23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率舰48艘分别在南京和镇江江面起义。5月15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2万余人在武昌起义。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长陈明仁、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等率部在长沙起义。9月19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等率部在绥远起义。9月26日新疆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赵锡光及新疆省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等率部在迪化（按即乌鲁木齐）起义。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在成都起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率部在彭县起义。12月11日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等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12月12日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范绍增率部在川北起义，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等率部在贵州起义。12月21日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副司令兼第十六兵团司令曾甦元等率部在四川广汉一带起义。12月22日川陕边区代主任喻孟群、第二路总指挥许绍宗等率部在四川广江一带起义。12月23日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补给区司令曾庆集等率部在成都起义。12月24日第十五兵团罗广文率第一八军、一一军等，以及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等率部于四川彭县起义。12月26日川陕甘边绥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于成都北德阳起义，湖北省主席、第三兵团司令朱鼎卿等率部于四川金堂起义。12月27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于四川简阳起义，等。由中共秘密策划的战场起义，对于在内战爆发后尚处于优势之中，以及后来在大规模战略决战过程中的国民党军，损害之大，要远远超过郭汝瑰等人的情报的作用。如前述1947年2月下旬的山东莱芜战役，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不仅在战役行动中向中共方面提供准确的自己部队行动的情报，而且在中共策划下临阵只身出走，造成全军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从而为中共军队消灭第七十三军和第四十六军4万余人，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48年9月中旬开始攻打山东省府济南时，中共亦通过策反济南守军之一，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顺利地控制了国防部加紧空运援兵必须要利用的济南机场，并且在济南城防撕开大口子，彻底动摇了济南守军的防御决心。原计划要一个月打下的济南，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攻克了。攻城的华东野战军仅以14万人就全歼守军11万人，第一次夺取了具有强固防御工事的中心城市，还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大批高级将领。10月17日，被围达数月之久的长春守军之一，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倒戈，向中共东北野战军交出防地。第六十军此举，也是中共长期对这支滇军部队进行统战工作的结果。而它退出防守，当即使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手下的守城主力新七军彻底瓦解，被迫也于两天后放下了武器。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两天后，第三绥靖区副司令，身为共产党员的张克侠和何基沣，率领第五十九军两个师和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2万余人实行战场起义，不仅为华东野战军打开了通往徐州的东北大门，而且使华东野战军就便切断了正急于西撤的黄伯韬兵团的退路，使中共方面毫不费力地就实现了包围黄兵团的初步作战目标。战至22日，黄百韬兵团被彻底歼灭，黄本人自杀，5个军10个师的高级将领大部被俘。其后，在包围黄维兵团的战役行动中，共产党员廖运周率领的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假意担当兵团突围的先头部队，通过中共中原野战军的防线后，即告起义，从而使黄维后续的突围部队陷入混乱，突围计划完全失败。一一师的起义，影响到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不受黄维信任，在中原野战军的围攻下宣布投降，致使协防的第十军受到牵连，很快于12月11日被歼灭，军长熊绶春战死。如此一来，黄维兵团只好下令各自突围。15日，黄维兵团亦全部覆灭，黄维及副司令吴绍周、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等均被俘虏。国民党军将领这时所以会大批起义或倒戈，显然与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功策反分不开。1945年秋的平汉战役中，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上万人起义，导致战后国民党第一次有战区副司令被俘，第三十军、第四十军2万余人被歼，就是因为中共自抗战爆发前开始，至整个抗战期间，都始终没有放弃做高部的统战工作，并在高树勋身边派有自己的代表。战后蒋介石不允许高部前往敌占区参加受降，反而委任他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要高部参加打通平汉线的作战，高自然不满。这时中共乘机策反，犹豫再三之后，高最终决定倒向共产党一边。淮海战役中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等部的起义以及第一一师的起义，更是直接由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的。第一一师内部甚至建有秘密的中共党委会，师长廖运周就是党委书记。这种部队的起义，是迟早的事情，只是如何选择对打击国民党军最有利的时机罢了。由于战争本身的需要和国民党自身四分五裂的情势，促使中共各个地下组织几乎都全力以赴地动员各种关系，加入策反工作。到1948年战争形势明显地有利于中共之后，各中央分局，甚至各市级党组织，或建立专门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或利用城工部展开策反工作。如中共上海局即以该局负责人张执一牵头组成策反工作委员会，先后策反做过蒋介石侍从参谋的段伯宇，并通过段策反其弟，即这时担任联勤总部运输副司令兼吴淞基地运输司令的段仲宇，就便又策反了蒋经国的亲信、做到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干训第一总队总队长的贾亦斌。通过段、贾，又策反了蒋介石三个伞兵团之一的刘农峻团。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还策反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长治号、长江舰队和20余架飞机起义，并且策反了负责死守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等。由于中共这时高度重视国民党军队策反工作，常常是党政军各部门多管齐下，一个对象有多个线索在同时进行，争取力度极大。1948年，中共派去吴化文部做策反工作的，就有三四拨人马，仅中共济南市委就有两条线索几乎同时在做吴的工作，吴的妻弟因为是中共党员，也中断了在北京朝阳大学的学业，受命前来做吴妻子的工作，最终取得成功。江阴要塞守军起义，也是同样情况。另外像争取张轸、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也都是多条渠道在同时工作。这时积极协助中共策反的，还有其他中间党派，特别是和国民党军队将领有众多师生、部属关系的农工民主党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第五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被策反，就与中间党派的介入有关。最著名的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王葆真，在帮助郭汝瑰传递情报时机关突遭破获，王不仅焚毁情报，而且备受酷刑，也没有供出郭汝瑰和他的中共联络人。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刘宗宽，则是农工民主党的秘密成员，1949年初即与中共取得联系，向中共传送情报。川军刘文辉等倒戈，就是由民主同盟代为引线搭桥。1949年8月，包括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刘建绪、李默庵、贾异之、谌小岑、罗翼群、李任仁等4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联名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也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幕后策反的作用。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之所以容易成功，实得益于三点:第一自然是因为军事形势根本逆转，蒋介石的指挥完全失败，众多军事将领已失去继续作战的信心和勇气，不愿再为国民党作嫁衣裳，白白牺牲自己的部下。中共又严格区分了战场起义和缴械投降的政策界线，起义部队不仅可以基本维持原有编制，而且官兵均可享受不咎既往的待遇，这对处在动摇之中的许多国民党将领也颇具吸引力。多数国民党部队接受策动，宣布起义，都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二是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挤轧，特别是杂牌军，包括非嫡系出身被编入中央军的将领，备受不平等待遇，甚至动辄被排挤吞并，造成众多非嫡系部队离心离德倾向严重。如前述高树勋在发动部下倒戈时就公开讲:“我们新八军过去受蒋介石中央嫡系的歧视，大家都清楚。就供给而言，比人家差十几倍，还经常受到他们的监视、分化和吞并。我去西安时，还当面受胡宗南的侮辱，这些年来受气的事是说不完的。”在这期间率部在战场上倒向共产党者，相当部分都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并非偶然。如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洲、第三十八军一七七师师长吕元壁、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第六十八师一一九旅三五六团团长张公干、保安绥靖公署军务处处长谢士炎、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还有像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所部，接受和平改编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部也是这种情况。另外大批起义的，还有东北军、滇军和湘军、川军等部队。如起义的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八师王家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支队长韩梅村等均是东北军旧部；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及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等则属于滇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湖南绥靖公署副司令刘兴、李觉、副主任李默庵、西北军政公署主任陶峙岳、湖南省主席程潜等则属于湘军；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前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川东游击司令范绍增等则属于川军。不难看出，国民党非嫡系将领，特别是杂牌的地方派系的军队，与蒋介石及其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隔阂过深，是造成他们普遍容易被策反的根本原因。第三是有不少将领正义感强，颇具理想性格，对蒋介石国民党此时的作为和政策极为不满。较典型者如既是冯玉祥旧部，又曾加入过共产党的张克侠，这时就在日记中记有颇多不满现状和向往革命的言论。他在日记中写道:“北平面粉闻悉已达百万元一袋，如考虑未来有数百万元一袋之可能，则不觉骇然矣！真不知人民如何活下去，当局者如仍能夷然自得，安坐火山口上，其雅度诚不可及。”“近来，物价之跃进，加上天灾及不已的人祸，经济崩溃，命运殆不可免。‘塞翁失马’，为人民之祸乎？人民之福乎！”“鲁西大战益迫，双方皆集中大兵，但国军行动较缓，又闹家务，将领互相攻击，将帅不和，前途可叹也！”“军心、民心、军事、政治、经济日在恶化，直呈一面倒之势，如物价之小落大涨，不可能好转。”“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彼以组织死党，胁持大众，威胁利诱以操纵政治者，其能稍悟乎？在肘腋刀剑之下，各种浪潮仍风起云涌，其征象早已显明。”正是因为张克侠有上述思想，他才敢于公然写信给同为西北军旧部的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劝其学冯玉祥揭旗反蒋。函称:“现政府之情形，腐化至不可救药，虽有强大武力，终不能幸存。况且，所有武力全系仗美国支撑，自己连力量也没有，卖身投靠活着更没有前途。因此，我觉得为这样政府流同胞的血，支持它的存在，真是悲惨耻辱的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蒋系亲信或嫡系将领中的一些人，后来之所以也选择起义，也多有颇为相似的原因。如蒋经国手下的重要干将贾亦斌，就是因为目睹国民党日渐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与早先理想背离，因而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只因蒋经国抱负心很大，贾一度对蒋经国还抱有希望。不意蒋经国1948年8月乘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之际，雄心勃勃地在上海同时实施“打虎”行动，结果打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扬子公司一案时，竟因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干预而不了了之，此事激起贾的强烈逆反心理，最终对蒋经国和国民党都死了心，从而下决心倒向了共产党。促成国民党大批将领起义的关键，自然与战争后期人心所向，潮流所趋的大势有关，但不少人选择投向共产党，也有理想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很多国民党人当年选择国民党，也同样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权主义，甚或民生主义，与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时期宣传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和言论宣传，本来就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似之点。除了年一段时间共产党推行的激烈的苏维埃革命政策以外，两党政治追求上的主要区别，在当年的许多青年人看来，不过一个较为温和，一个更为彻底而已。正因为众多有理想的青年人更倾向于彻底的解决办法，因此也就造成了从黄埔军校开始，国民党旗帜下的学生和青年军官大批加入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许多人更干脆加入共产党。尽管1927年两党关系破裂后，中共政策一度转向“左”倾，导致不少曾经同情甚或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年轻的国民党军校学生等转向国民党，但是，随着国共两党再度和解，中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特别是随着国民党自身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许多早年加入过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过关系的国民党将领不免会重新思考自己当年的选择。如张克侠、廖运周、郭汝瑰、侯镜如等，就是在抗战期间或抗战结束时因为对国民党失望，而重新主动与中共发生联系的。而其他一些将领，如何基沣、谢士炎等，则是在此期间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作为而加入共产党的。还有一些将领，如卫立煌等，也是在抗战期间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只是因为中共中央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而未同意其申请罢了。而相当一批黄埔生的思想转变，就更是直接与当年的经历密切相关了。这种情况显示，还在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后期，在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眼里，国共两党之间就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差别来了。到了抗战结束，内战爆发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弊端百出，危机重重，激起社会民众和舆论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将领中的离心力日渐加大，最终促使许多人选择站到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一方去了。国民党军事上的迅速瓦解，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
如果你对评论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
财经新闻博客评论
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