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汉天气预报,明明只有3千,为什么我却过着月薪3万的生活

四川广汉市三河村贪污拆迁费,我们每人只能拿到3万,先政府说的是赔偿5万的,到最后只有3万,现在还没有拿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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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市三河村贪污拆迁费,我们每人只能拿到3万,先政府说的是赔偿5万的,到最后只有3万,现在还没有拿
我有更好的答案
最好的解决办法集体上访,现在的政府都想平安,大家一闹,就慌了。
但最终他们只拿了3万5,而他们村另一个生产队因为村上当官的都是那个村的,理由是几年前卖了些地,他们当时都分了钱了,所以就少拿,也在此之前他们明明和村镇达成了协议,几年前卖地分的钱不算在这次补偿里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表姐她们那当初说的是一个人3万,明明说的是一个人4万5,结果跑去闹了后变成了一个人2万9,另外去年我三姨她们那也被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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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天哪 | 广汉人要小心!这个东西90%的广汉人家里都有......
昨天,有朋友突然给全哥打电话
说是要新房装修好了马上搬新家了
让全哥去凑凑人气
这可就把全哥惊着了
我明明记得他4月份才买房呀
这才2个月吧,这刚装修完就搬进去
是不要命了吧!!!
哥们儿,这新家甲醛达标了吗?
味道清除干净了吗?
朋友一听懵了,
让全哥赶紧给他说说甲醛的那些事!
一提到甲醛超标,人人避而远之
你又了解多少呢?
甲醛的危害又是什么?
甲醛有哪些危害呢
01致敏作用
皮肤直接接触甲醛可引起过敏性皮炎、色斑、坏死,吸入高浓度甲醛时可诱发支气管哮喘。
02刺激作用
甲醛的主要危害表现为对皮肤粘膜的刺激作用,甲醛是原浆毒物质,能与蛋白质结合、高浓度吸入时出现呼吸道严重的刺激和水肿、眼刺激、头痛。
03致突变作用
高浓度甲醛还是一种基因毒性物质。实验动物在实验室高浓度吸入的情况下,可引起鼻咽肿瘤。
04对皮肤粘膜的刺激
甲醛的主要危害表现为对皮肤粘膜的刺激作用,甲醛在室内达到一定浓度时,人就有不适感。
大于0.08m3的甲醛浓度可引起眼红、眼痒、咽喉不适或疼痛、声音嘶哑、喷嚏、胸闷、气喘、皮炎等。新装修的房间甲醛含量较高,是众多疾病的主要诱因。
生活中甲醛一般存在于哪里呢?
01人造板材
甲醛一般存在于一些人造板材之中,人造板材就是小块的碎木,木屑用粘合剂合成在一块。而我们常用的橱柜,衣橱,地板都有可能用到带有甲醛的人造板材。
02油漆涂料
甲醛一般存在于油漆涂料中,油漆的味道大家应该都闻到过,刺鼻,很不好闻,味道大的地方甚至都要捂鼻。
03某些化纤地毯
甲醛一般存在于某些化纤地毯中,这种合成的纤维地毯,背面都是用胶牢固粘连的,其作用是和地板的粘连剂大致相同。
所以新买的家具、地毯,还有一些涂料都可能含有甲醛。
装修新房室内污染
装修室内污染主要有害物质就是甲醛和苯,这种气体看不见、摸不到,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
根据科学检测,装修所用的材料,比如复合地板、密度板、胶合板等各种乳胶漆和新的家具都有大部分化学合成物组成,这些东西会释放出一些有毒气体,比如苯、氨、甲醛、氮、放射性和TVOC等。
而长期呆在有装修污染室内环境中,会导致人出现恶心、胸闷、头晕目眩,严重会引起咳嗽哮喘、皮肤过敏、神经衰弱、长期不孕等,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要更加注意。
室内装修污染还有哪些危害
引起流泪、咽喉部不适和肺气肿;可能会增加儿童患上哮喘几率;可能造成新生儿先天性异常,导致儿童智力下降;长期接触甲醛,还可能会引起慢呼吸道疾病,女性朋友们还会出现月经紊乱、妊娠综合征等。
室内污染装修不合格的有一定的危害性,房子是要装修的,但是我们可以把污染源减到最小,为了家人的健康着想,家里房屋装修好之后,常开窗通风、放一些吸收毒气的绿色植物,还有尽量在房子装修1年后再入住。
生命无价,健康无价
一定要注意新家合格装修!
搬家后遇到以下情况就要注意了!
1每天清晨起床时,感到憋闷、恶心、甚至头晕目眩;
2家里经常有人感冒;且不容易好;
3虽然不吸烟,但是经常感到嗓子不舒服,有异物感,呼吸不畅;
4家里小孩常咳嗽、打喷嚏、免疫力下降;
5家里人员常有过敏等毛病,而且是群发性的;
6家人共有一种疾病,而且离开这个环境后,症状有明显变化和好转;
7新婚夫妇长时间不孕,又查不出原因;
8孕妇在正常怀孕的情况下发现胎儿畸形;
9新搬家或者新装修的房子里,室内植物不易成活,叶子容易发黄、枯萎;
10上班就感觉喉咙疼、呼吸道发干,下班后便没事了; (办公室甲醛超标)
11新装修的家庭和写字楼房间或新买家具有刺鼻、刺眼等刺激性异味,而且异味长期不散。
检测新家甲醛的方式
01在新房里放一盆吊兰,一周过后去观察,如果吊兰的叶子是从尖上往里面开始发黄的,就表示甲醛超标了,超标至少两倍以上,如果是外围发黄,则可判断是3-5倍。(仅供参考)
02市面上有一种“空气甲醛自测盒”,可以自己在家轻松检测甲醛含量是否超标。
03再者就是请专业的家政公司来检测,出结果快且准确,比较安全放心。
民间广为流传的除甲醛的四大误区
01 陈醋除甲醛
不论陈醋还是白醋,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醋酸,遗憾的是,醋酸并不会和甲醛发生反应。只是可以掩盖甲醛的味道,因此人们误以为醋把甲醛清除了,实际上甲醛并没有减少。
02 柚子皮、菠萝皮除甲醛
柚子皮和菠萝皮都有其独特的果香,味道浓郁持久,沁人心脾。实际上,道理也和食醋一样,柚子皮、菠萝皮并不能清除甲醛,它们只是用自身的味道掩盖了甲醛的味道。
03 绿色植物除甲醛
绿色植物在阳光的作用下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达到清新空气的效果。这一点让人们误认为植物同样能够清除甲醛。
实际上,甲醛会与植物的蛋白质、核酸和脂类物质发生反应,伤害植物细胞,严重的可能导致植物死亡。在含有大量甲醛的环境中,植物本身尚且自身难保,更何况帮人类来清除甲醛了。
经过实验表明,植物只能清除叶片周围的少量甲醛,所以,人们不应该把治理甲醛的任务完全交给植物。
04 化学试剂除甲醛
目前,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甲醛清除剂,大多是纯化工成分。
是药三分毒,特别是一些劣质甲醛清除剂的成本只有二三元,其本身就是对人体有害的化工成分,即使能够与甲醛发生反应,也无法保证安全健康,反而造成二次污染。
如何预防甲醛带来的危害
01 经常开窗通风
甲醛的释放时间长达3-15年,因而,大家不要想着几天内就把甲醛彻底清除掉,开窗通风应当成为日常必备工作。
特别是夏季气温较高和冬季供暖的时间,都是甲醛释放量较大的时候,必须要保持每天开窗通风换气,把房间内不断释放出来的甲醛排除到室外。
02 在家中放置清水
这一方法可能大家不屑一顾,其实,只要稍微懂些化学的人都会知道甲醛是易溶于水的,清水也会大大的吸收甲醛。
所以,我们只需将室内各个角落多放几盆水,每天更换,也会大大的降低室内甲醛浓度,减少污染。特别是在夜间或者不方便通风的条件下,这一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
03 使用一些纯天然的空气净化产品
可以尽快入住或达到更好的除甲醛效果,利用这些纯天然的矿物质对甲醛进行更彻底的吸收和分解,使用起来方便,特别适合普通家庭使用。
大家一定要注意!
买新房搞装修是件好事
但如果为了快速入住
而不顾及可能导致的健康隐患
那就不可取了!
希望大家在看完这篇文之后
能意识到甲醛对健康的影响
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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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版
出版说明 前言
(一)常璩身世与其撰述动机
表格、图、表解(二)原着撰述过程与资料依据 (三)原着之优缺点 (四)原着流行情况 (五)宋代刻本与校勘工作 (六)明代刻本、钞本与校勘工作 (七)清中叶刻本与校勘工作 (八)道咸以来之翻刻与校勘
表格、图、表解(九)旧刻遗存问题与此次整理目的 (十)校勘述例 (十一)阙文辑补述例 (十二)绘图述例 (十三)注解与标点述例 (十四)附录搜辑述例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附说盐卷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附常志梁州郡县与两汉志及晋志对照表卷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附一蚕丛考 附二成都七桥考卷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附一庄跷入滇考 附二蜀枸酱入番禺考
(一) (二) (三)附三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卷五
公孙述刘二牧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卷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卷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卷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卷九
李特雄期寿势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卷十上
先贤士女总赞论
一 二 三 四附巴郡士女赞注残文辑佚卷十中
五 六 七 八卷十下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卷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原附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卷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附录一旧刊序跋
一宋元丰成都刻本吕大防序 二宋嘉泰邛州刻本李□序 三明嘉靖甲子成都刻本杨经序 四同前书刘大昌后序 五明嘉靖蒲州刻本张佳胤序 六嘉靖蒲州刻本张四维序 七张佳胤江原常氏士女目录跋语 八吴g古今逸史校刻华阳国志凡例 九明天启丙寅李一公重刻华阳国志序 十同前书范汝梓序 十一四川省图书馆藏函海本华阳国志卷九李志张佳胤跋语 十二函海华阳国志附录 十三汉魏丛书江西本华阳国志王谟跋 十四清嘉庆甲戌南京刻题襟馆本廖寅序 十五北京图书馆藏顾广圻校批本前四卷中的重要题记(附说明) 十六向觉明家藏何校顾批华阳国志考略 十七向藏本之顾批及其他干嘉名流题记 十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载记类华阳国志 十九章宗瀛校四库全书考证史部华阳国志 二十山右丛书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史部九载记类华阳国志丛记两种 二十一悔过斋重刻题襟馆本华阳国志陶浚宣题记 二十二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 二十三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校明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跋附录二莫与俦著作两篇
一考 二庄跷考 跋 & &
出版说明  《华阳国志》是一部有影响的历史、地理着作,《四库全书》入史部载记类,近人则往往将其划入地方志中,并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
  作者常璩(约公元二九一-三六一),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自后汉迄晋世,常氏世代为官,为江原巨族。常璩少年时,得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氐人李氏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以后,注意网罗旧家大族。李期、李寿之世,常璩任成汉史官,获读宫中图籍版档,曾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东晋永和三年(三四七),桓温伐蜀,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入晋后,因受歧视,不复汲汲仕进,乃怀愤裒削旧作,为《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分为两大部分,前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为地理之部,所涉及的疆域,北起今陕甘南部,南到今滇南和滇西南边境,西起今川西地区,东至长江三峡地区。后九卷是对我国西南地区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从远古蚕丛、鱼凫的传说时期起,至东晋咸康五年(三三九)止,其叙述的侧重点,则在公孙述、刘焉据蜀时期,三国蜀汉时期和氐李成汉统治时期。
  此书体制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文笔富赡。草创始就,即倍受重视。范晔着《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取其文,后来崔鸿着《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亦无不尽量吸收《华阳国志》的成果。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着录。任乃强先生认为“其开我国地方史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是有道理的。
  《华阳国志》版本很多,北宋有元丰吕大防成都刻本,南宋有嘉泰李□邛州刻本,原本均已佚。明清而下,翻刻传抄者更多,今存之各种本子,有三十种。任乃强先生整理此书,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现存所有版本(其中包括被任先生本人认为反映了元丰本面貌的何焯校本),参考大量有关典籍,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其校、点和补均反覆斟酌,极见功力。其注释、附论和插图,对书中所涉及的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形成、经济发展、土风民俗、物产资源、着作学术等方面及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关系、古西南地区同印度的文化交流等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由于任先生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历史十分谙熟,而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方法,其所考订,每能贯通历史文献、出土材料和实地情形,娓娓而谈,令人信服。在整理《华阳国志》的同时,任先生又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纠正了《汉书》及其颜注、《后汉书》及其李注、刘昭注、《三国志》及其裴注、《水经注》、《晋书》、《资治通鉴》及其胡注的若干谬误。这些工作,对于研究西南史地,探讨西南地区民族发展史和地区经济发展史等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校勘记,以单行小字夹于正文中间,辑补文字于字下加▲符号,删去之文字排小一号字,并加圆括弧以表明之,注释置于整理者所分各章之后。
  应当说明的是,作先生之校勘,偶有未说明所据版本而仅依文理改动者,又其所辑补的文字,除诸书明引为《华阳国志》之原文以外,亦有以他书之有关段落词句以意补之者。这种做法,同一般遵循的辑校原则有不尽合处。好在校勘记中对校改、增补文字的来历及其校补理由均有说明,并有统一的标记与原文区别,读者仍可清楚地看到底本的面目。在注释中,亦有一些未提供足够证据而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推断成份,我们仍依原稿排印,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作出判断。在出土文物不断增多,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将会进一步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本书原稿所附全部地图均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刘思源同志重新绘制,谨此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 & &
前言   (一) 常璩身世与其撰述动机。    (二) 原着撰述过程与资料依据。    (三) 原着之优缺点。    (四) 原着流行情况。    (五) 宋代刻本与校勘工作。    (六) 明代刻本、钞本与校勘工作。    (七) 清中叶刻本与校勘本。    (八) 道咸以来之翻刻与校勘。    (九) 旧刻遗存问题与此次整理目的。    (十) 校勘述例。    (十一)阙文辑补述例。    (十二)绘图述例。    (十三)注解与标点述例。    (十四)附录搜辑述例。
  研讨西南古代史地,屡须检《华阳国志》,然学者每以未有善本,残阙讹夺,影响文义为憾。今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师生的协助下,搜讨旧刻,博征群书,勘正原文,补其残阙,施以标点,分段加注,插绘地图,期于解决旧刻遗存之问题,便于读者使用,称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兹将常璩原着特点,历代钞刻情形,与此次整理工作过程、方法、着力之点及存留问题作一说明,藉当叙例云尔。 &
(一)常璩身世与其撰述动机
  常璩字道将,晋世蜀郡江原县人。江原常氏为巨族,颇多治学艺、擅文辞、喜着述者。四世纪初,因蜀地农民起义,当地士族纷率其部曲客户流转远徙他乡。常氏以常宽为首领,从杜|等东走荆湘。璩时尚幼,家较贫,未能远徙,随族结□,附青城范长生以自存。后受李雄绥抚。雄既奄有梁益,颇兴文教。时则蜀土清晏,年丰赋薄,璩以旧族遗民,方当壮岁,在安定生活中,得遍读先世遗书,颇以文学自负。其后蜀民流在荆湘者,奉杜|割据湘州,常宽复率族避地交址。李雄收取宁州,招辑流民,蜀人流在交址、南中、荆湘者,次第复还,常族与焉。时璩方强仕,常氏新还者咸依之。璩强学好问,招还流民中又多有识远方地理与乱离故事者,记问既丰,颇多撰述。逮李期、李寿之世,璩仍为史官。曾依李雄时图籍版档,撰《梁益宁三州地志》及《蜀汉书》。李寿与江左绝,而颇交通北方,璩书缘是最先流传黄河流域。李势时,璩官散骑常侍,素服巴西龚壮言论,倾心江左。永和三年,桓温伐蜀,军至成都,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势降晋,随势徙建康。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裒削旧作,改写成为《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因资料新颖,叙述有法,文词亦复典雅、庄严,符合封建士流志尚,故能及时流行,为千六百年来地方史志所取则。
  其书凡十二卷,约分三部:第一至四卷,述梁、益、宁三州地理与其古史;第五至九卷,志公孙述以来割据蜀地者始末;第十、十一两卷,标榜蜀中人物,殿以《自序》一卷,又辑附三州人物目录。全书共约九万字,在绢素时代,为地方史一鸿篇钜制矣。
  兹为便于说明常璩的时代背景与撰述过程起见,编为下列年表: &
常璩年岁(估计数,误差约五年)与其着述
惠帝元康元年
晋朝廷内乱发生。
出生年(?)&
关中羌胡并起叛晋。
关陇流民入蜀。
赵Q据益州叛晋。
李特攻杀赵Q。
晋益州刺史罗尚与李特相攻。
李特建初元年。
李特败死,李雄反攻罗尚。
李特建兴元年
罗尚败走巴郡。李雄入成都。
蜀民大流徙。
江原常宽率族入巴,流转荆湘。
罗尚得荆州支持,军复振。
怀帝永嘉元年
蜀、巴对峙。
梓潼叛雄附巴。
巴西叛雄附巴。巴内乱。
蜀流民杜|等据湘州。
李雄收复巴西、梓潼、犍为。
二十岁左右
李雄统一益、梁二州。
愍帝建兴元年
南中流民渐还巴蜀。
湘州杜|败亡。
刘曜入关中、西晋亡。
元帝建武元年
司马睿称晋王。
司马睿称帝,是为东晋。
陈安叛刘曜于陇右。
三十岁左右。
晋有王敦叛乱。
明帝大宁元年
李雄军攻宁州,败还。
王敦败死。
成帝咸和元年
李雄取涪陵。
晋有苏峻等叛乱。
苏峻败死。
苏峻余党败溃。
李雄遣李寿攻取巴东、建平。
李寿进军阴平、武都杨难当降。
四十岁左右
李寿南征宁州。
撰梁、益二州&
宁州入于李雄。交、广流民渐还。
地记及《南中志》。
李雄卒。蜀宗室相残。
李期玉恒元年
改写《梁州记》为《巴汉志》、《益州记》为《蜀志》。
晋取蜀兴古。蜀取晋汉中。
李寿汉兴元年
李寿袭成都,杀李期,改国号汉。
建宁叛蜀附晋。李寿通使石虎。
撰成《蜀汉书》。
蜀克建宁,复宁州。
蜀军攻柯不克。
五十岁左右
改写《三州志》为《华阳国记》。
康帝建元元年
晋军袭蜀江阳。李寿卒。
李势太和元年
晋军取巴东。
穆帝永和元年
李势杀其弟广及解思明等。
李弈自晋寿叛,寻败死。
桓温伐蜀,李势降。
随李势徙江左。
李势余众拥立范贲复据成都。
改写《华阳国记》为《华阳国志》。
晋军再破成都擒范贲。
萧敬文犹据涪城叛晋。
六十岁左右
萧敬文败死。
晋殷浩北伐屡败。
晋内外政权归于桓温。
秦苻坚即天王位。
李势卒于建康。
七十岁左右卒(?)&&
(二)原着撰述过程与资料依据
  上表判断《华阳国志》非一次写成,而为纂合多种旧作所改编者,有下列证据。
  1 全书各篇自言其截止年代,参差不同,且其实际内容亦未与《序志》所标计划一致。如《三州士女目录》言“至晋元康末年”,而所列人物如谯登、侯馥,皆死于永嘉以后。又其《后贤志》云收“ 二十人”,实仅十八人有赞。足见其虽最后辑录之《士女目录》与《 后贤志》,亦非按照计划一次完成者。大抵《先贤》、《后贤》两篇皆先撰成赞,后乃补传为注,又后乃造《目录》,复经几次增删,故流行本与最初计划颇有不符。
  2 其《序志》自言全书叙事“终乎永和三年” 。其卷九亦明明标题为《李特雄期寿势志》,乃其文终于咸康五年李寿犹未死时,阙李寿事之太半与《势志》全文;又其篇始于李雄,李特事迹乃在《大同志》内。可知其撰《大同志》在玉衡年代,至汉兴年代又更以《蜀先主后主纪》与李特、流、雄、期、寿事纂为《蜀汉书》,至汉兴三年以后,慵未赓续。晚居江左,乃分《蜀汉书》之《先主后主纪》各为志,改特、流事为《大同志》;并拟于雄、期纪志外续成寿、势二志,卒因畏避忌讳,兼以老病,未克完成,仍旧至咸康五年而止。
  3 《魏书》卷六十七《崔鸿传》(《北史》卷四十四略同),谓鸿景明初(三四0)“搜集诸国旧史 ”撰《十六国春秋》,因多犯忌讳,不敢行世,魏主闻而征之,正始三年(五0六),“乃妄载其表曰……惟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未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指中原)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又其子秘书郎子元,永安二年(五二九)奏上其父书曰:“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五二二),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父云“乃亦颇有”,子云“草构悉了 ”,皆足证正始年代鸿已撰成全书,具有蜀事。时既尚未购得江南撰之《华阳国志》,则其于蜀李事为何书耶?其为璩汉兴初年所撰之《蜀汉书》无疑矣。故魏收指其藉口未得江南书为“妄载其表”,而崔子元表则迳称其父所谓“江南撰录”之“李雄父子据蜀时书”(指《华阳国志》)为“李雄蜀书”;盖就李雄父子据蜀一事言,两书内容类同,崔子元混称之也。
  4 《水经注》屡引常璩之书,有称《华阳国记》者(《漾水》、《沫水》)二处,称《华阳记》者多处(卷三十三最多),他或称“常璩曰”,或称《巴汉志》,其文则皆今日通行之《华阳国志》文也,而竟无一处称《华阳国志》者。又常氏自序,虽标题为《序志》,文中乃作“号曰《华阳国记》”。可见此书旧本原称《华阳国记》或《华阳记》,江左改写本乃称为志耳。又,江左人士引此书者,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郡国志注》,皆只称《华阳国志》,无称作“ 记”者。隋唐以下引此书者亦然。足见常氏居蜀时所撰而流行于北方者,本曰《华阳国记》或《华阳记》,居江左改写之本乃称《华阳国志》。因其改写易名于衰年恍惚中,偶仍旧序文字作“号曰《华阳国记》”耳。盖常氏原着有《巴汉志》、《蜀志》、《南中志》为地理专书。旋复增益霸史部分,名曰《华阳国记》,盖早已单行,传钞于黄河流域,为崔鸿、郦道元等所依据;徙居江南后,乃合地记、霸史与地方人物为一书,分别篇章,定名《华阳国志》,江左人士与隋以来各书所引皆江南本,原撰各记未更流行也。
  5 常氏此书,以地理之部为最精。其为历世所称道与引用者,大抵不出前四卷。然此四卷之编次方法,颇多可疑:璩本蜀人,仕于蜀国,其文亦特重在蜀,何以首列《巴志》,《蜀志》反叙《汉中志》后?又记益、梁、宁三州文字分量相当,何以独分梁州为巴与汉中两卷?晋梁州治历在汉中,李氏梁州刺史亦常驻晋寿,何以首列《巴志》,且以《梁州总序》属之?《水经注》引此前两卷文,何以又不称《巴志》、《汉中志》而别称为《巴汉志》?综此疑点,可以推断:常氏最先所撰地记为益梁宁三州各一卷,缘李雄弃汉中后,梁州形势首重三巴,故作如此叙述,并名为《巴汉志》,原次在《蜀志》后。入江左后,为尊晋制,未便抑汉中于巴郡下,乃分《巴志》与《汉中志》为两卷,藉省改写之劳。试细校此巴、汉两卷文字,其为李氏统治时期旧作,形迹宛然,足知其先后撰述沿袭过程。大抵璩居江左时,但着力于表扬乡邦人物,衰慵暮气,未能更写符合晋制之《梁州记》也。
  由上推断,更综述常氏撰述过程与其资料依据如次:
  地理之部 《蜀志》撰述最早,取材于扬雄《蜀本纪》,应劭《 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与扬雄、左思两《 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氏自所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订之。其他所云司马相如、严君平,阳城子玄等之《蜀本纪》,皆既佚之书,则疑其或属虚记,或仅传闻,莫得而征之矣。此篇初名《蜀记》,曾单行。(魏、周、隋时诸书所引《蜀记》,即出常氏。)后乃改为《华阳国志》之一篇,称《蜀志》耳。最初撰述时间,约在咸和中李雄统一蜀地之际。
  常氏于撰述《蜀记》同时,亦撰《巴记》一书,所据为谯周《三巴记》及自荆湘招还流民之传述。后复采祝龟《汉中志》与郑仅、陈术之书,合东三郡与梓潼、阴平旧事于《巴记》为一书,曰《巴汉记》,至李寿时流传于北方。永和中,收入《华阳国志》,始分为《巴志》与《汉中志》二卷。
  其《南中志》纂述较晚,约在咸和八年李寿取宁州后。所据为杨终《哀牢传》,谯周《南中异物志》,魏完《南中志》等书,尤以得于北还流民之传说为多。收入《华阳国志》时,全用旧文,未有增改、故咸和八年以后更无所纪。
  霸史之部  晋初,陈寿与王崇各撰《蜀书》,记刘二牧与蜀二主君臣史事。其后常宽撰《蜀后志》,记晋武帝时蜀中官吏。汉嘉太守杜龚更续赵Q、罗尚时事。常璩并得其书。既为李氏史官,得详知李氏世谱,又亲见太安以来蜀中乱离情形及李雄收拾全局经过,复继杜龚之后,续常宽之书,皆叙次年月如本纪。初未行世。汉兴初,乃更取《汉纪》所载公孙述事,分别《纪》《传》若陈寿书,称为《蜀汉书》,凡九卷,合《自序》为十卷。李寿录之以遗石虎,故北方文士最先传钞之,崔鸿表所谓“亦颇有之”,由得此书也。《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并作“《汉之书》十卷 ”,《通典》直称之为“《汉书》十卷”,《通志》称为《汉志书》,皆钞者所以自便之名。其由李势表上者,已删除常氏《自序》,改称《蜀李书》;《旧唐书.经籍志》“《蜀李书》九卷”是也。其书只叙至汉兴二年,今本《华阳国志》卷九,改用晋帝纪年,至咸康五年而止者是也。
  《隋书.经籍志》《华阳国志》下,又有“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等字,谓梁世子萧方等与其幕客撰此二书,记李氏事,当入霸史,非谓常璩所撰。惟其文实多出于常氏《 蜀汉书》,故附着之耳。
  《蜀汉书》以蜀比正统。降居江左改写《华阳国志》时,不能不将此部大加改造,除改用晋帝纪年外,又将公孙述、刘二牧合为一志(原为列传),李特、李流事(原为本纪)合王浚、赵Q、罗尚事为《大同志》一卷,仅以李雄据蜀后别为一卷;在晋着书,势所必然。究其内容实质,皆未失《蜀汉书》旨趣。
  人物之部  常璩在蜀时,陈寿《益部耆旧》与各郡单行之《耆旧传》并盛流行,常宽复有《梁益篇》续陈寿《耆旧》,故璩仅专力于地记与霸史之部。似亦曾仿杨羲《辅臣赞》撰有《益部士女总赞》一篇,为文学自娱之业,未以行世。由其地理书中,已将州郡杰出人物加以短语表扬,兼及贤守令,则其初无赞述人物专篇之志可知矣。入江左后,乃因旧所赞,更仿陈寿《辅臣赞注》前例,各系小传为注,明确颂扬巴蜀人士之德业功名足以傲世励俗者,为《先贤》、《后贤》两篇,以抒其不堪东人诮藐之郁气。着力过猛,故虽仅两卷,篇幅则大于地志与霸史之四、五卷。犹嫌其发抒不尽,更辑《三州士女目录》以充实之。此其于江左改写此书时新增之部也。
  自序之部  封建文人恒喜于其得意着作之末,夸张门第德业。常璩亦仿司马迁、扬雄、班固、仲长统等,于书末撰《自序》一篇,盖本有长文述其身世,附着于《蜀汉书》内,崔鸿据之,于《十六国春秋》中列有《常璩小传》。今传常璩字道将,即出鸿书。李势表上之《蜀李书》,则已将《自序》删除。《华阳国志.序志》虽为一卷,篇幅不逮他卷之十一;盖降人没落,衰年畏讥,且惧触忌讳、滋是非、反以妨其书之流行,故删去旧序身世之部,但存着述旨趣千余言而已。文中 “凡十篇,号曰《华阳国记》”一语,盖仍原《自序》文,恍惚未改正也。原《华阳国记.巴汉志》为一篇,合《蜀志》至《 后贤志》为十篇。 &
(三)原着之优缺点
  我国自公元一世纪开始,渐起地方史志撰述之风,或传耆旧,或记风俗,或志古迹,或纪岁时,或状山水,或辑故事,逮如宫观梵塔,夷貊殊俗,草木禽兽之类,或文或赋,各依州郡方隅,汇为专书,传钞流布,与群经诸子争市。此实我国文化一大进步也。大抵汉武以前,文化事业集中于政府,掌握于史官,故史籍必出于国都,所纪恒属王侯世家之事。闾里所传,仅或着于诗歌,极难收入史录。汉武以后,儒生高拥《七经》,夺去文化揆席,史官降于从属地位。然经师史官时相冲突,虽由历朝帝王以政治强力融合之,终不可以长久相保。故自东汉初年起,治史诸家往往退处州邑,传其地方故事,群芳怒发,遍地皆然,不复更萃于上林一角焉,于是基层社会之情俗,不待车采访,中枢布政,能广泛资为依凭。大统一之局从而赖以稳定,则方志诸家有其功矣。然一至四世纪间,地方史志虽已发达,率皆偏记一类,无全面描绘之巨文。其一书而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综名物,揆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汇为一帙,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实自常璩此书创始。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一。
  璩虽生于乱世,而笃好古籍,勤于搜讨。当李雄升平之世,承两汉魏晋之后,旧家遗存典籍之富,复缘李雄颇兴文教,饬风雅,璩壮年喜事,驰骋其间,所获丰备。又历任史职,得取用当时图籍档簿,且多与聚集迁流之人交往,录其见闻,故所拥资料,在当时最为赡足。按其《自序》所举,获见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城衡、郑仅、尹贡、谯周、任熙八家《蜀本纪》,旁所引据复有何英、杨终、赵宁、王崇、陈术、祝龟、习凿齿、王隐、虞预、干宝之书,多有永和时已经散佚者。在未有印刷术时,学者依于纨素,千里访购,累年不能必得。璩乃独拥一方之盛,博取约用,精练再三,故能一度书成,辄被传钞,流行南北,如有□翼,“洛阳纸贵”,未为多让。此其凭藉丰厚,取用鸿博,亦如《三都赋》之见重于时者二。
  封建时代着作,非依附于经艺,即恒被斥为异端,为士林所摈。璩则崇尚儒术,泛通经艺,兼及谶纬、五行、天文、易象之说。其所崇奖,又全属清高洁白、孝义节烈、亲上死长、勇强任侠一类封建道德,足以培养风俗,与儒家主张契合。所揭“书契五善”,能自兼备,文学复足以相称,而于条理部居、抑扬控纵之间,未尝苟且。故其在封建史籍中,从来无人加以訾议。我国两千年来,地方史志不下万种,无非流行一时,旋成覆瓿。惟璩此书,虽仅方隅之事而能流行全国,迄今研究封建社会史者犹必重之。此其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代表性强,足以抗衡正史者三。
  巴、蜀、南中,即今所谓大西南者,开化虽与中原同时,而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希。例如李冰治水,瑰然为人类创造奇迹,而马、班之书仅在《河渠》、《沟洫》篇中记以数言。天文历数,《易》理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苌弘、洛下闳、任文公、涪翁等身世。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于中原者。相如、扬雄之赋,乃得狗监与侍臣推荐而显。是故蜀士多怀宝自迷,肥q不出。此巴蜀与中原古代隔阂之实际情形也。常璩此书,纯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驰骛于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畅其流灌,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此就掌握地方特殊性与全国一致性相结合言,常氏实开其先河者四。
  常璩长育于封建时代,其思想固不可以现代水平责之。若仅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则当时之封建制度,究不失为比较进步之社会制度。而璩又为其中倾向于改革之人物,故其着述中往往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例如,对贪污之揭发指责,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公道主张之表扬,与夫崇俭德,尚勤劳,奖信义,鄙自私等,书中多有突出之叙述。又屡表彰出自寒微之人物,与捍卫群体利益的功勋。对于古代史料,颇能批判吸收,而非一味盲从滥用。又略于往古而详于当近。虽非通体皆然,要其个别有所表现,稍胜于班固、陈寿诸史。此其于史学三长中,史德尤为杰出者五。
  其书缺点,首在于宣传封建迷信,脱离历史真实之处不少。次为其着力表扬之封建道德,除供历史参证外,已少价值。又次在于对经济资料搜讨太少,未能透达社会基层。由于其对经济基础无所认识,故不能反映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缘是,往往以前后不同时代之社会现象混为一谈。例如第三卷论蜀中风俗,以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相杂揉;第四卷记南中事,以封建文化讥少数民族之类皆是也。又因其书定于衰暮之岁,精神既难贯注,校尤多疏虞,字句间往往有重复、歧互、脱误、偏枯,甚至有前后抵牾之处。凡此数失,大多由于历史时代所局限,殆为封建史学家共同之缺点,未足引为深责。要当善为区别,发扬其优点,评正其缺点,是则余为此书作注时所曾随处留意者也。
  其书脱稿迄今,千六百年中,历经书手传钞,匠民翻刻,颇有讹夺、溢衍。或经俗手改窜,或有脱简阙文。清代从事于校勘此书者二十余家,所能解决之问题不多。阙失待补、讹讹待正、误衍待削、颠乱待乙、晦涩待解、异同待校之处累累有之,则钞刻所遗之憾事,未得诿为常氏之缺失也。 &
(四)原着流行情况
  唐宋以前,书籍全靠传抄,流传甚难。学人求书,亦甚迫切。举凡内容新颖、代表性强、切于实用之书,有所闻知,必争钞购。故左思赋成,洛阳纸贵;陈子昂碎琴,百轴遽空。常璩所辑录者,皆当时中原学人所不深悉而极欲知晓之事,故每一卷成,即能钞售,无论江左、中原,流行并颇迅速,《华阳国志》为其最后定本,尤为世人所重。崔鸿求之七年不得,至于表乞魏帝访购,着于《魏书》。其他经人引用,今可考见者约举如次。
  晋义熙中,徐广撰《晋纪》已采用。宋元嘉初,范晔撰《后汉书》采用尤多。同时,裴松之注《三国志》亦有引用。梁天监中,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引用。太清中,萧方等撰《三十国春秋》亦依据之。此皆南朝人士之使用此书者。在北朝,则魏太和中郦道元撰《 水经注》,已采用其蜀中旧着甚多。崔鸿景明中撰《十六国春秋》,依据其《蜀汉书》。正光三年,又购得其《华阳国志》。他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本农学书,亦引用之。诸家或称所引书名,或否,要其文字可按验也。
  隋唐时,则大业中虞世南等撰《北堂书钞》屡引之,贞观中,房玄龄等撰《晋书》尤多采用。同时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魏王泰等撰《括地志》亦颇引之。景龙中,刘知几撰《史通》,屡称此书,比于正史。开元中,徐坚等撰《初学记》屡引之。元和中,李吉甫《 郡县图志》亦曾采录。
  宋世,则太平兴国中李P等辑《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并多采之。景德中,王钦若等辑《册府元龟》采之。南宋则如欧阳《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纪胜》,并多采入,时则雕板盛行,此书已有刻本,而旧钞传播于故家者犹多。川峡四路各州图经,殆无不引据此书者。
  此后,各代一统志、地方志蔚起如麻,虽或地非梁益,亦多采录此书。其汇辑巨制,如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几于录用此书全文。惟昔人采书,不遵原语,断烂割裂者为多。又或不检原本,意举其义;甚至剿录他书所引,未见本文;因而每有讹乱,不尽可据以校订刻本。
  至于仅志书目与卷帙者,自《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明焦f《国史经籍志》、陶E重辑《说郛》、清《四库全书提要》,以及近世书目诸刊,皆着录之。清代补辑《晋艺文志》诸家更无论矣。
  此书刻本始于北宋,历世转多。明末以来,辑丛书者往往收入,并各以原书全貌与世相见,而颇有异同。清代诸校雠家考订此书者先后二十余人。
  以下略述此书版刻源流与诸家校勘工作。 &
(五)宋代刻本与校勘工作
  元丰元年(一0七八),成都府尹吕大防(《宋史》卷三百四十有传)开始镂行《华阳国志》。其目的仅在表彰一方人物,故云“庶有益于风教”。此刻本久已散绝,仅赖李□录存其原序一篇(参看《 附录》)。向觉明(达)先生家藏有朱墨校本《华阳国志》十二卷,后八卷为顾千里批校真迹(前四卷乃过录何焯校本)。前四卷之顾校原件存北大图书馆,余曾见其摄影胶卷。此二本除顾氏墨批之外,另皆有朱批,为清何焯(义门)所书,窃依其内容,定何氏校语所据之本为元丰吕大防刻本(辨证详见《附录》),是何校比顾批价值更高。吕本不显于世久矣,赖何焯批校而存其□略,又复得为吾人所利用,亦幸矣哉。
  常璩此书,在传钞时代,流行既广,窜乱亦多。钞者或肆己意为别字,或随爱憎有节删,或因误解文义而妄加增饰,亦有以前人批注语误入正文者。又或夹页误连,错简误缀。误衍、误脱,讹讹错乱之处,在在难免。自有刻本,始稍统一。然吕刻所据非善本,亦未加校勘。地志、霸史之部,谬乱颇甚,至如李□所云“载祀荒忽,\缺愈多,观者莫晓所谓”。
  李□字叔仅,丹棱人,史学巨子李焘之子(《宋史.李焘传》),嘉泰四年(一二0四)官邛州知州时,嫌吕刻讹乱,乃取《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与《益部耆旧传》参订,通正文理,从新刻版印行。是为此书最早刊行之整理本。此刻行而吕本遂废。明代诸刻,皆遵李氏。然李刻未久而蒙古军入蜀,文物荡然,故刻本流行于世者仍希,今世亦不可得,但能从明代诸刻知其大体面目而已。
  李氏原序,自言整理工作亦颇矜慎:“凡一事而先后失序、本末舛逆者,则考而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设或字误而文理明白者,则因而全之。其他旁搜远取,求通于义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验,可信不诬者。若其无所考据,则亦不敢臆决,姑阙之以俟能者。”是□仅据正史调整吕刻错乱之部,固未曾迳以己意窜改旧文。其所改正字亦不多,大抵皆有小注说明。今其注文具在。世有谓李□窜改《常志》者,非实。
  李刻之遗憾,首在于未能博征旧钞善本,进行校勘。既属史学世家,讵无家藏此书钞本?乃亦未能取以校正吕刻,而别取正史校之。其序云“盖尝博访善本而莫之或得”。夫常氏原作,必不遵循旧史成文,是李□ 所为,仅能据史实疏通吕刻讹乱格塞之意,非可能得常着面目精神;且所订限于霸史之部,贡献殊属微渺。至于所谓整理吕本文,如《蜀志》与《李志》两处,则谬陋难以设想。乃犹自诩为“较以旧本之讹谬,大略十得五六”(原序参看附录二),未免失于夸妄矣。 &
 (六)明代刻本、钞本与校勘工作
  李□刻版后三十年,元人据蜀,又四十年而宋亡,历元至明嘉靖时,约三百六十年中,更无刻本。嘉靖以后,明刻本有下列五种:
  (1) 嘉靖甲子(一五六四,嘉靖四三年)成都刘大昌刻本( 以下省称刘本)。现存书两部:一部在四川省图书馆,一部在北京图书馆,亦各有残阙,互补恰成完本。冠首《知成都府杨经序》云:“ 壬戌岁,剖符西土,景行先哲,博征文献。政余谈及是书,鲜有知者。乃刘子出家藏一帙视之。因之校正。谋之同知温子训,推官宋子守约,将梓传焉。……阅三月,梓人告成事。”又有《刘大昌后序》云:“璩仕晋为散骑常侍,平生着作有《汉之书》、《平蜀记》、《 蜀汉故事》;三书散逸,所传仅此,藏书家亦不多得。兹编旧录间有脱误。尝参互考订,稽之《范史》列传并注中所引,幸获什一。阙者仍旧。久藏笥中。献之郡斋,受命校正。爰命梓人”。《序》末有“ 本府吏张尧誊写”七字一行。其书每叶两面各十行,行二十字。杨经大字序后载《李□序》,又次乃为《吕序》,足见所依为邛州宋刻。于纪年处皆提行(偶有非纪年处提行,及纪年处未提行者,然极少),不尽依段落文气。又多俚俗字,如称作□,补作●,博作□,迎作●之类不一。每段自首行顶格外,余行皆低一格,此皆当时书吏缮写程式,非宋刻原式甚明。即就刘大昌《后序》文字分析,亦可知其人仅俗吏,学识浅陋。误解《隋书.经籍志》梁人之《平蜀记》与《蜀伪官故事》为常璩书,又以李氏散骑常侍为晋授之官,而所据参订书仅《范史》一种,其不胜“校正”之任亦甚明。通观全书,实未见其校正之迹。若云有之,则亦惟多作提行,破坏宋刻段落耳。
  惟其刘大昌无校订此书之力,故所保存宋刻原文最多,适以形成此刻一大优点。近代大藏书家傅沅叔(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有长文称道此刻本,举出其前十卷佳字六十四处,解决清代校雠家如顾广圻等所怀疑而不能确定之问题颇多。如云:“如卷五‘以功曹李雄为大司徒’,廖校云:‘雄当作熊,见《后汉书》’。此本正作李熊。……卷十,‘同室斋定’。廖校云:‘ 误,未详,本或作窆字’。又,‘●谷二石’,廖校云:‘误,未详,本或作蜀’。今本正作窆、蜀字。凡此皆廖氏所疑而未敢遽为订正者,今得此本,若合符契,益可恍然矣。”(全文另载附录)。此外尚有绝大优点为傅氏所未道及者三:一,清初国内流行之明代刻本,《大同志》皆阙“太安元年”以下四页,刘本则全有之。二,又,皆脱《先贤.士女总赞》与巴、蜀、广汉、犍为四郡《士女小传》,刘本除巴郡外全具。三,又,《 三州士女目录》人数与总数多不相应,说明各本皆有脱漏;刘本此《 目录》亦有脱漏,而独多出数人,可资以参订他本,补成总计数的全部人名。
  (2) 嘉靖甲子蒲州张佳胤刻本(省称张本)。张佳胤,四川铜梁人,嘉靖庚戌进士,《明史》卷二百二十二与《铜梁县志》卷八有传,避清庙讳作佳允。亦于嘉靖甲子官蒲州知州时刻行《华阳国志》。妙在与刘大昌初不相谋而同时开雕,同于甲子春季完成。据王世贞所撰《墓志铭》:“公之乞归也,实在万历丁亥… …明年戊子,卒得风疾不起。”又序其《诗文集》云: “卒年六十有二。”则张氏生于一五二七,卒于一五八八。其官蒲州在中进士后十四年,年三十八,正盛壮好事之时也。
  吾于张本初未求得。迨全书初稿将完时,始从北京图书馆拍照得之。《中国版刻图录》第五册亦有此书原刻第一页样片。用与吴g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校,文字、行款相同,每面十行,行二十字。足见吴g系用张本影刻,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亦然。故张、吴、何本及上海石印本大体相同。非如刘刻之为完本也。
  傅沅叔《藏园群书题记》卷一《校明刘大昌本华阳国志跋》谓:“张氏蒲州所刻,观其《自序》,乃得钞本于澶渊晁太史家。嗣在江阳,假得杨用修本,又在梁,假得朱灌父本,交互取质,参正脱讹。”又“有《张四维序》,亦署嘉靖甲子元月”。“凡刘刻改正之字,张本一一皆具。可知二公校订之精审,视后世所传恶钞迥然大异。”“余昔年曾得抱经堂藏本,缺第十、十一两卷。嗣与友人易得完帙,今宝藏于双鉴楼中。”知傅氏亦有此本。或即转入北大图书馆者。
  另据《山右丛书初篇》(近世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印)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云:“《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撰,明嘉靖本,张佳允刊。前有宋元丰戊申吕大防微仲序,次目录。十卷以下差谬过甚,卢弓先生按《自序》重订。末附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张佳胤补。”
  大抵张氏原刻有特点四:(一),用吕大防成都刻本为蓝本,但是本残阙。未得嘉泰李氏刻本相校,虽云用晁太史、杨升庵、朱灌甫三家批注本参订,并未校出诸多脱落,足见其用功殊疏。(二),有张氏新辑江原常氏《士女目录》附在卷末。(三),《先贤志》不仅阙《巴郡士女赞传》,又阙蜀、广汉、犍为三郡士女。又脱《大同志》泰安元年以上至永宁元年四页。(四),改窜宋刻原文之处颇多,每失常氏原作精神。例如《先主志》中,有不依宋刻,迳用《三国志》原文长段刊易宋本之处。致被后人斥为“俗本”。此正由其以学识自负,妄弄笔墨,反不如刘大昌之嘿无所措者焉。
  (3) 新安吴g刻《古今逸史》本(以下省称吴本)。吴g名不见史籍,所辑《古今逸史》五十五种,经上海涵芬楼影印,有所撰《自序》一篇,未着辑刻年月。各卷皆有“明吴g校”或“明新安吴g校”或“ 明吴中珩校”一行,与万历壬辰(一五九二)新安程荣所刻之《汉魏丛书》行款同式,而所收书鲜同(如《华阳国志》程即未收)。疑是与程荣同时分购括苍何镗之书,别自刊售,其时间亦在万历二十年前后也。
  其《华阳国志》一种,系依张佳胤原刻,有下列证据:
   1 用《中国版刻图录》第五册所影张刻第一页,以及自北京所拍回的张本胶片同吴本相校,文字、行款均同。各行字画如一,可以相套,直同影刻。惟吴本卷首多“晋常璩着”与“明吴g校”二行,致将“州牧”至“甄其”二行顺移下页。又,张刻骑页折线上为“ 《华阳国志》卷一”六字,吴本作《华阳国志》与“ 卷之一”两段于墨界上下。其他五十余处皆为此式。盖为求全书五十五种行款一致而改,于原文无所改也。
   2 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张佳胤所辑(吴本已明着于题下),万历以前唯张刻有之,跋语作“佳胤曰”云云;吴本亦有之,同作“佳胤曰”云云。夫惟张氏自刻乃可作“佳胤曰”。他人刻本即当加上“张” 字,而吴本无之,足见其是全用张刻,更无所用心于其间。
   3 吴本有“校刻《华阳国志》凡例”六条,其第二条云:“ 《先贤志》遗第二卷《巴郡士女》计七十八人传赞,故旧逸也,宋李叔仅校刻曾未指出,今考明阙之,庶备搜补”。然吴本《先贤志》仅《汉中士女》、《梓潼士女》两篇,且皆无赞。无论巴郡,即蜀、广、犍三郡《士女赞传》亦无。验以另引之耿氏《藏书记》,则吴本所据仅为张刻之残阙本,而此凡例六条,实张刻文,故与吴本不相应也。
  (4) 武林何允中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何本)。《汉魏丛书》创辑于浙江括苍人何镗(字振卿,号宾岩,嘉靖进士,见《 浙江通志》),原辑书一百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包有《华阳国志》。万历己卯(一五七九),东海屠隆(字纬真,《明史》卷二百八十八附《徐渭传》)为之改排为典雅、奇丽、鸿肆、藻艳四部,写有序文。但未刊行。新安书估程荣,购得其书三十八种,仍分经、史、子(集部全阙),于壬辰年(一五九二)刻行。有屠隆序,隆盖其介购者。此三十八种中无《华阳国志》,疑是被吴g分购去矣。
  何允中刊行《汉魏丛书》约在十七世纪初叶,即万历末年,分经翼、别史、子余、载籍四部,增辑为八十种。多取吴g《古今逸史》诸书。其《华阳国志》编入载籍,内容与吴本全同。每行二十字,各行首尾起讫,与吴本毫无参差。惟每面只九行,故各页起讫不同。又无凡例。《目录》与各篇标题亦大悬殊。其《目录》不标卷数,作十四行平排。吴本之《李特雄寿势志》,何本作《雄寿势志》,而书中标题作《李志》。无《先贤志》,但有《汉中士女志》与《梓潼士女志》两目。(吴本则作“卷十、《汉中士女志》”,非用张刻旧目)。《后贤志》,作《西州后贤志》。各卷首行,何本标目顶格,不记卷数,其下有“晋常璩着”及“某县某人阅”共一行。如此相异而已。亦阙《大同志》四页与《先贤志》前二子卷,为其依照吴本,而非与吴氏同用张刻为蓝本之证。其最大荒谬处在于以《三州士女目录》为《序志》,而以常氏《序志》为《序志后语》。个别文字镌误,亦较吴本为多。在宋明刻《华阳国志》中,此为最劣。
  何允中字文开,武林县人,见所题《丛书目录款识》,余无可考。其人盖略知文艺而不通豁,敢于剽窃改窜,而巧于推广销场之书估。其书每卷皆镌有校阅人名贯,如《巴志》,“武林黄嘉惠阅”;《 汉中志》,“蜀郡刘志曜阅”;《蜀志》、《南中志》,“吴郡汪明际阅”,如此广泛引列当时知名人物以壮声势,实皆未曾从事校阅。至如《序志》“武林钱敬臣阅”,竟不知其内容为《三州士女目录》。《序志后语》,“武林何士锡阅”,亦不知其为常璩《自序》,则其校阅名实可知。然竟藉此虚声,迷惑无识之八股文士,一时行销甚多。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明刻单行之《华阳国志》一部,即用此本翻刻者也。
  (5) 天启丙寅(一六二六)李一公成都刻本(以下简称李本)。有知成都府李一公与钦差四川恤刑范汝梓两序(另载《附录》),均称“重刻《华阳国志》”。时距刘刻仅六十三年,非由版片敝败,盖不满刘本字体庸俗与段落谬乱,略作调整而重刻之。
  今未求得李本原刻,但从《函海》校注中知其文全据刘本,仅有极少异字。所录宋人校语,移在书头如眉批。提行分段则与刘本大异。又移《序志》于《巴志》之前,是为特点。刊行未二十年而蜀大乱,故流行亦不甚广。
  (6) 影写《永乐大典》本。《永乐大典》中收有《华阳国志》,系依李□校刻本缮正。清武英殿聚珍版《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三十八之《华阳国志考证》,即对《永乐大典》辑出本之校勘文也。原辑本未经刊行,今《永乐大典》已散帙不可得。
  (7) 嘉靖中钱谷手钞本(以下省称钱本)。钱谷字叔宝,号罄室,出身孤贫,好读书。每得善本,手自钞写,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游文征明门,师其书画。《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查文征明生于成化六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一四七0--一五五九),钱氏游其门下,当在中岁,即正德、嘉靖之间。其手钞《 华阳国志》,今有《四部丛刊》影印本。就其笔力与印章推测,又当是钱氏晚岁所作,大约钞于嘉靖末年,或隆庆之世。在刘、张二刻之后。或与同时。其板本与刘、张二本又不同,是其所钞为李□刻本。审其内容,有为钞自李刻之证据数端:
   1 仅有李□《重刊<华阳国志>序》。
   2 各篇文字,殆与刘本相同,但多古字,无俗字。
   3 提行空格,皆有法度。每有无文空格,其格数与校得宋刻原阙或作黑疤之字数相当。(并详本书校注)。
   4 文中小字夹注,经考订可知全属宋刻已有之校语。    5 多有避宋庙讳,如恒作●之类,至敦字缺笔为避光宗讳,故知为依南宋刊本。
   6 卷十分上中下三子卷,标题为《先贤士女总赞》,各传本为注文,此与刘本均通为大字。与《四库全书提要》之“《总赞》相续成文”,及“□本第十卷分上中下”各语符合。
   7 提行处与刘本大异,则非据刘本。《蜀郡士女志》后无“ 佳胤曰”按语,亦不附《江原常氏士女志》,则非据张刻。第三卷《 越Q郡》及第九卷《李势志》后,李□按语皆作大字低格钞入,亦李刻之证。
  今世不可复见李□刻本,清初江南藏书家固当有之,藉钱氏此钞,获于今日识见李刻形制,为益甚大。惜原钞不言所据版本,殊劳猜测耳。
  (8) 附论明何宇度刻《华阳国志》单行本的有无问题。清干隆中撰《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屡屡提及,颇似当时馆阁笔人,曾亲见何宇度刊之《华阳国志》单行本,并取以与吴g、何镗二本校勘者。然今未见有何宇度刻《华阳国志》单行本,自此《提要》外,亦更未见他文论及何刻此书。
  查《四川通志》卷八十八,《经籍志.史部附录》(原例录非蜀人官蜀者所刻之书)有如此一条:“《益部谈资》三卷,明何宇度撰。宇度里贯未详,万历中官夔州通判。”又查《夔州府志》卷二十三《秩官》,明代通判有“何宇度,湖广德安守御所官籍恩生”一条。再查《湖北通志》中的《选举志》、《人物志》皆无其人。惟卷八十一《艺文志》五有“《益部谈资》三卷,明何宇度撰”一条,云:“ 宇度字仁仲,安陆人,侍郎迁仲子,官詹事,主簿,出为夔州通判……”并无曾刊《华阳国志》之说。再查《明史》卷二八三《何迁传》,安陆人,字益之,永乐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则宇度官夔州时,只能在仁、宣之季,最迟不得过正统间,果曾刊行《华阳国志》,则是刻此书之最早者。嘉靖以后诸刻,应或取校于此书,清代藏书家、校雠家,亦当有所接触,乃皆无迹象可征。是可疑矣。
  细绎此则《提要》,不合实际之处甚多,例如何镗《汉魏丛书》并未刊行,即程荣刻本亦无《华阳国志》,而《提要》云有何镗《汉魏丛书》本,盖误以何允中为何镗也。明刻《华阳国志》之尤近于李□本者,当推张佳胤、刘大昌两本,《提要》均未提及,但言有影写本,应指影写《永乐大典》本或钱叔宝钞本。是搜讨犹未到也。《后贤志》二十人,只十八人有赞,各钞、刻本皆然,《提要》乃云“二十人有赞”,是其检疏忽也。至于以常氏《序志》“升于简端”,明刻惟李一公本为然。李刻亦有蜀、广汉、犍为《士女赞传》。初阅《提要》,以为所言何宇度本即李本。嗣因何与李不同时,何亦未官于成都,且《李序》与《范序》均未言有何宇度参加其事,判其不然。嗣疑所言何宇度即何允中,因考二人并不同时,且《汉魏丛书》本与单行本不可相混。亦判其不然。反覆推求,判此《提要》为馆阁诸人妄凭记忆,捕风捉影,信手写成,初未检原书,遂误以何允中为何镗,以《益部谈资》为《华阳国志》,又以李一公本为何宇度刻故也。何宇度实未刻有《华阳国志》。
  《四库提要》谬误颇多,近人已有纠谬专册印行,犹未论及此条,故并附录辨正于此。 &
(七)清中叶刻本与校勘工作
  清代校勘《华阳国志》,始于干隆三十九年《四库全书考证》之《华阳国志考证》,只十二条,仅用何允中本及《后汉书》文订正《 永乐大典》辑出之影写本。且其书未印行,今置不论,但录曾刊行者与从事刊本之校补者如次:
  (1) 干隆通州李调元辑刻《函海》本(以下省称《函海》或《函》)。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绵州罗江县人,干隆癸未(一七六三)进士,戊戌岁(一七七八)官直隶通永道时,搜集蜀人着述( 仅少量非蜀人作品)百五十九种镌成丛书四十函,称为《函海》,“ 皆知不足斋所未采者”,号为当时三大丛书之一(《汉魏》、《知不足斋》、《函海》)。其书以《华阳国志》冠首,亦惟《华阳国志》一种为精校之本。其底本为苏州朱文游家所藏吴县惠氏红豆斋旧物,经惠定宇批校之宋椠。又有钱谷钤记,可能即钱谷据钞之底本。一时校勘名宿如吴骞、卢文、金榜、程瑶田、陈@等并推重之,许为邛州原刻。李氏从丁小山(名杰,浙江归安人,亦校雠家)家购得,并取刘大昌、李一公、吴g、何允中本,手自校勘,注其异同。是为十八世纪内最为完善之足本《华阳国志》,《函海》一书,以此取重于时。
  《函海》开雕于辛丑(一七八一)秋,至壬寅(一七八二),全书将成,李因亏空撤职。刻工收工赀未足,不肯发版,赖其戚南部陈琮(字韫山,时官永定道)借银三百两赎回续雕,至甲辰(一七八四)春完成。李自撰有后序,见《附录》。
  此书校勘工作甚细致,态度矜慎。凡提行、空格,诸本异文、别字,各家批注,无不忠实注出,使阅者如兼得诸本。又无辄以己意窜改之迹,是其远胜宋明诸刻之处。所集明刻中无张佳胤本,故亦无《江原常氏士女目录》。
  《函海》初刻,自《华阳国志》外,他本讹脱颇多。各方对之多所指责。至嘉庆十四年(一八0九);调元从弟鼎元(字叔和,号墨庄)致仕回籍,检定全书,改正篇目,并校订文字若干处,付调元子重夔刊行。重夔言搬移损失,另刻新板,于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完成,仍四十函,是为绵竹重刻《函海》。其内容与通州旧刻出入颇大。剔去旧刻十三种,新收入者十四种,各函编次之书殆与旧刻全异,而以《华阳国志》冠首如故。其《华阳国志》,较旧刻少吕、刘、李、范四序,仅存《李□序》一篇。余仍原版。因其非另一版本,故只附着于此。
  (2) 干隆江西建昌王谟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王本)。王谟字仁圃,江西金溪人,干隆丁酉(一七七七)进士,授知县,自乞教职,选建昌府教授。好着述。尝辑《汉魏遗书》五百余种,撰《江西考古录》,《豫章十代文献》等书。嫌程荣、何允中《汉魏丛书》义例未善,乃就学署增订为八十六种,干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刊行。学使桂林陈兰森为之序。亦载屠隆原序。谟自撰《凡例》九条。又于《目录》后作《总跋》,指斥何允中本之谬。又载有“参阅姓氏”九十二人,皆南昌、南城、南丰、新城、泸溪诸县生员与建昌府学生。
  其中《华阳国志》一种,仍只翻刻何允中本,但从载籍转入别史,并加圈点而已。其以《三州士女目录》为《序志》,《序志》为《 序志后语》,及脱《大同志》四页与脱《先贤志》两子卷等重大缺点,皆无所指称与修正。故就《丛书》全面言,王本稍胜于何;就《华阳国志》言,则无毫厘差胜于何本,且其圈点谬妄,篇页错落之处颇多,实非佳书,而清代学人多重之,称“江西本”,足见其时认真读书者少也。
  其首卷《巴志》标目行下,有“晋常璩着,万载袁廷鳌校”十字。以下各卷则只“晋常璩着”四字,不更载校阅姓名。是为与何本唯一不同处。袁廷鳌者,干隆己亥(一七七九)乡试举人,选知县(见《江西通志》卷三十四《选举表》),盖王谟教职任内最先捷之门生,实未参加校阅,但藉其微名以自壮,仍是何允中攀载名流入书故智。乃此后直至清末,凡刻《汉魏丛书》者皆遵江西本,于《华阳国志》下亦皆有“万载袁廷鳌校”一行,可谓书林怪事。
  (3) 浙江杭州增补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浙本)。自何允中刻《汉魏丛书》,至干隆时,已二百余年,原刻存于坊间者少而购者益多,至于书贾“多以建阳书林所刻《汉魏名文乘》冒充”(王谟《凡例》语),王谟因而增辑,别镌为江西本以夺其利。杭州书估又复訾短王本,乃更向江浙诸藏书家求得善本改易何刻《汉魏丛书》之一部分为浙江本以与相竞。所刻仍依何允中原式。镌刻时间未详。
  其中《华阳国志》一种,原用何本影刻,雕成,乃更剜补成为足本。其改补何本之处,约举如次:
   1 《目录》依常氏《序志》十二卷原目,改用吴本款式,卷数与题目各占一行,而第十卷又分上中下,共占二十九行。洗去何本《序志后语》等荒谬标题。惟卷十上、中、下卷分题为《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总赞》,《汉中士女总赞》,与原着剌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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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至九卷,行、叶全同何本,惟多有剜补拥挤字及剜余空白处。例如:卷五第五叶下,何本原文“汉二十二世孝灵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刘(以上第四行)焉字君朗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裔建议…… ”(第五行)两行,此本在前行刘字上剜补“竟陵”二字挤刻。于次行朗字下,剜去“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裔”十一字为空格。如此例多不胜举,故文虽改易而各行首尾与叶数皆仍旧刻无变动。
   4 卷第八(《大同志》),除剜补挤刻字外,又补原脱宋刻四叶文字。其处理方法为:于第九页末行“Q腹心也”句下空白处增小字夹注云:“此下向有脱文,今补刻四叶。”其所补刻,自“永宁元年”以下共六十行一千一百九十四字。其叶数番号则改第九叶为“ 九之一”。所补为九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以下乃为第十叶,故亦未移乱旧刻叶序。但因旧刻为每面九行,行二十字,此千一百九十四字不能恰满四叶,故“ 九之五”又空一面零三行无字。“太安元年”以下仍旧从第十叶起,剜补之文仍同前法挤排。
   5 第十卷补上中二子卷及赞如钱钞本,共有二十四叶(原何本只八叶),则完全不同何本矣。
   6 删去旧《西州后贤志》标目之西州二字。
   7 纠正何本《序志》标题,仍为《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改次行“晋常璩着武林钱敬臣阅”为“常道将集”四字。空第三行。自第四行起复与何本行、叶从同,但多增补各人品题字,挤刻于行首。例如:第二条“林闾字公孺”上增“高尚逸民”四字,九字挤刻,孺字以下小字不动。第四扬雄条,多“德行 ”二字,与“给事黄门”六字挤刻,“侍郎”以下字不动。
   8 改正何本《序志后语》标题,仍为《序志》。
   9 改所有“撰曰”为“赞曰”。
   10删除原附《江原常氏士女目录》一篇。
  此书未着镌刻时间与剜补缘由和依据。兹就上列特点推之:因改“撰曰”为“赞曰”,是《函海》特点,所补各叶文,又皆《函海》所有,所删《江原常氏士女目录》,亦《函海》所未收;故可疑其剜改所据为《函海》。剜补时间,当在王谟镌行江西本不久,即干、嘉交替之间(一七九六前后),盖欲以此诸优点压倒王谟本,亦坊间决胜之一着也。惟此刻亦有廖本所具而《函海》所无者二特点:一为《巴志》“殷人前徒倒戈” 句增“前徒”二字,一为《三州士女目录》中所增品题各字,则又似廖本刊行以后即嘉庆末岁(一八二0前后)始剜补者。卢校本固曾先据《函海》本而又别有所增订也。细考其所依据,乃卢文校本。
  (4) 嘉庆甲戌(一八一四)廖寅南京刻本(以下省称廖本)。廖寅(一七五二--一八二五)字亮工,号复堂,四川邻水县人,干隆己亥(一七七九)乡试举人,捐选河南叶县知县。因擒获白莲教首刘之协超升镇江知府,赏戴花翎;旋护常镇通海道,兼管扬州税关;转江西吉南赣宁道;未久复升两淮都转运使。皆当时所谓“肥缺”。既富盛岁赀,谬附风雅,借钞得孙星衍家藏宋本《华阳国志》,先后邀请元和顾广圻、江宁顾槐三为之校勘,雇名刻工刘文奎兄弟就所居题襟馆镌刻。甲戌年刻成。世称题襟馆本。
  廖本胜于以前诸本之处,专在于校勘,其校勘态度之审慎,见解之精辟,表现于下列各点:(1),虽有宋本依据,仍复引据群书,多所订正。(2),校语简洁,夹注行间;订正虽多,未尝改窜原本,阅者循文及注,其义自通。(3),凡所订正,虽多用臆测,后经别本证实其正确,足见其识力。(4),校正地名错字皆发前人所未发。(5),首先指出旧刻汶山、越Q两郡间脱简,并搜列旧籍所引此段脱简中文字五条,提出考订线索。凡此诸优胜处,皆出于顾千里手,以及顾槐三之参订斟酌,廖寅无所预也。其缺点在于未多征集异本参校,不惟蜀中刘、李诸刻及蒲州张刻为所未见,即比较完善之《 函海》本已经行世三十余年,亦未取供参考,故着力虽多,取信不足,较之《函海》,互有短长。今从北京先后借得顾氏原稿之,其手笔即批注于经何焯校录之元丰底本上,而二顾竟无所觉,真可怪也。
  (5) 清中叶校勘《华阳国志》诸家。干隆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有《四库全书考证》一种,其卷三十八《华阳国志考证》十二条,署“臣章宗瀛恭校”,仅据何允中本改补《永乐大典》本十余字,陋无足述。其时江南多大藏书家与校雠家,如歙县鲍氏知不足斋,吴县惠氏红豆斋,黄氏百宋一廛,江都秦氏五笥仙馆,余姚卢氏抱经堂,海宁吴氏拜经楼,陈氏紫微山馆,归安丁氏小酉山房等,皆盛名籍籍,殆与皇k竞富。他如江都程晋芳、阳湖孙星衍、鄱阳胡克家、江宁严长明、钱塘汪宪等皆称数十万卷。或兼刻书,或擅校雠。其校雠皆以淹贯经史,兼通小学为基础,空前精辟,不同浅学者流,远非四库馆校阅诸臣所及。惜清廷未能延致,仅用章宗瀛十二条搪塞此书。
  于时民间校本多未刊行。其于《华阳国志》有所贡献者,据所知有惠栋、卢文、顾广圻等诸大家,略述于次。
  红豆斋惠氏者,其先惠恕字元龙,一名周惕,康熙辛未(一六九一)进士,官密云知县。其子士奇(一六七0--一七四一),辛卯(一七一一)进士,官广东学政。父子皆好藏书。士奇子栋(一六八七--一七五八)字定宇,号松崖,不乐仕进,专力学艺,恒以校书自娱。家藏旧刻既多,互用勘正,俱成善本。故有得其藏书钤记及校注批札者皆珍视之,称惠校本。惠氏不刻书,但以校本、复本与他藏书家掉易秘藏。其时宋明刻本《华阳国志》惟吴g、何允中二本在江南流行。惠氏所藏独有李□刻本,较吴、何本多数十叶,称为足本,历世珍秘,专以校订本与人掉易他书。其书有钱谷钤记,盖即谷钞本所据。惠栋死后,家落书散,此本入于同邑朱氏。干隆戊戌(一七七八)又转入归安丁氏,即《函海》所据本也(参看《附录》《函海》诸跋文)。其中惠栋批注仅数处,一时士流,皆以其为红豆斋旧物而重之。
  干隆癸巳(一七七三)开四库馆,征求遗书,歙县鲍廷博(一七一八--一八0三)献书最多,时称为江南第一藏书家。所藏《华阳国志》皆吴、何本,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亦未收录。故惠校足本出世,曾经哄动一时。实则其所取据为蜀刻刘、李本,故其增补文字,与刘、李本略同,出入不大。小酉山房主人丁杰(一七三八--一八0七)于一七七八年购得朱文然所藏红豆斋足本,曾取蜀刻刘、李本校勘,有陈竹厂诸人襄其事。见《程瑶田跋》。一七八一年,乃由程晋芳(一七一八--一七八四)介让与李调元,为《函海》冠冕。李调元再取明刻各本细校镌行。
  惠栋另有校补《华阳国志》足本,曾经抱经堂卢氏换得。抱经堂卢氏者,先有余姚富人卢存心,好藏书,干隆丙辰(一七三六)举博学鸿词,未仕。其子文(一七一七--一七九五)字召弓,壬申( 一七五二)进士,一七六八年弃官归养。潜心汉学,尤嗜校雠。所校经、史、诸子、小学书甚富,或刊行之,或总为《群书拾补》。有江阴诸生赵曦明者襄赞其事。所校《华阳国志》,使用版本已多。又为江南藏书家中最先得蒲州刻本者。
  《山右丛书》载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又有“卢氏校张本”一条云:“干隆二十五年丁丑二月,卢氏校张本。卷十缺上中二卷,但存下卷,今补足。先《总赞》,次《士女传》。《蜀中士女》为上卷。《巴郡士女》宋本已缺。《广汉犍为士女》为中卷。《 汉中梓潼士女》为下卷。”
  又录有按语一条云:“常璩《三州士女目录.巴郡士女》范目以下共一十八人,当列《蜀郡》后为第二卷。今按本志赞传并阙,岂称全典哉?自宋吕大防、李 □二刻已无闻矣。先民往则,宜垂竹素。强识之士,不重有感耶?”(原有双行小注云“此条在第十卷《蜀郡士女赞》后”。)盖即购得卢校张本后题记也。
  卢氏得张佳胤刻本于干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亦系脱卷十上中二子卷与《大同志》四叶者,即吴g所据之本,系明代江南所有唯一之张氏刻本,卢氏依惠氏校本补足,仍阙《巴郡士女赞传》。其第九卷末有题字云:“按《魏书.崔鸿传》,云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久思陈奏乞缘边求采云云。然则元魏时已阙此卷。抑不知璩本有录无书,不补可也。又按其子子元云:正光三年购访始得。是有此卷。”(参看附录耿文光题记)则考订亦殊未精。大抵卢氏长于经学,于史事未能深透故也。
  卢氏晚居杭州新桥之抱经堂,所校书不似惠氏之秘护,而乐于流通。除自刊行外,常听友好转钞。上述杭州剜补之《汉魏丛书》本《 华阳国志》,即据卢校本改补者也。
  卢校《华阳国志》足本,于干隆癸丑(一七九三)经海宁陈@( 一七五二--一八一七)借钞。@尝携至苏州上津桥石泉古舍,于一八0九年与黄丕烈校阅,有批注。此本后为山西耿氏万卷精华楼所得,亦见《耿文光题记》,称为“卢氏校张本”。陈@校语,细楷朱书,录于张本上端,自别于卢氏校语。@字仲鱼,嘉庆三年(一七九八)举人,好校雠。与嘉定钱大昕、大兴翁方纲、金坛段玉裁、苏州黄丕烈诸人友好,其经学之深与藏书之富,并为当时浙中首屈。黄丕烈字荛圃,苏州吴县人,干隆戊申(一七八八)举人,博学嗜书,收藏宋版极多,名所藏书处曰“百宋一廛”,自号“佞宋主人”。亦好校雠与镌刻。所刻古籍,务遵原本款式,不容妄改,为一代刻书程法。他与陈@订交于晚岁,以互出秘本勘校为乐。
  耿文光初欲以所得“卢氏校张本”付刻,嗣觉其校犹未精而止。耿氏自记云:“见赞中一条,至名齐吴王止。张本旁注下有阙文。卢校云:名齐吴王耳,非阙文也。乍读之,疑王字实玉字之讹。名齐吴王,实不成句。因取《函海》本对勘之,果是吴玉。……卢校反逊《 函海》之刻,遂置之。”(参看《先贤志》吴玉条校注)。于此,足见卢氏校勘之深度殊逊于《函海》。亦足见惠氏校本与卢氏校本相异之处。
  阳湖孙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字渊如,干隆丁未(一七八七)进士,历官山东道员,至布政使。富于藏书,亦好校雠,所镌地理书颇多。其家藏有校录元丰吕刻残本《华阳国志》,有何焯、李调元、段玉裁校阅批字。未刊,让与廖寅,并劝其延元和顾广圻为之校勘刊行之。即题襟馆本所据底本也。
  顾广圻(一七七0--一八三九)字千里,号涧 ●,元和县学生。师事同县经师江声(一七二一--一七九九),通经史、训诂、天算、舆地之学,目录学尤为专长,不求仕进,以校雠、着述为业。当时名宿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皆延请其校勘宋版经籍,考订文字,咸以精当见称。其为廖寅校《华阳国志》,在嘉庆庚午(一八一0),即廖寅年届六十,两淮盐运使任内。顾氏时年四十余,矜负意气,颇与廖不惬洽,中途辞去。终其业者实为顾槐三。
  顾氏手稿前四卷现藏北大图书馆,经川大拍照保存。其稿系就吴g刻本上用朱墨标识,批注行间格外殆遍。亦杂有他人参校批语。顾氏大字行书。参订者字娟秀真书,其一处云“秋碧按”,盖顾槐三手笔也。其下方栏外,每有墨渍掩字,未能全读。首卷《吕大防序》题作《华阳国志引》,顾眉批云:“《四川通志》作《后序》。”又批“抄本无此序”,谓孙星衍所钞宋本也。序末“元丰戊申秋日吕大防微仲撰”句上,批云:“ 元丰无戊申。戊午,元年也。庚申,三年也。”初未肯定何年,刻本乃作戊午,盖刻时乃依《函海》本定之。即此一点,亦足见顾氏校书未尝注意版本,但以意为之。然甚精细与慎重。
  顾氏校勘此书之方法:首在清理其郡县体系,撮取前四卷中各郡属县名称、数目、置废、度移等文记,整理为表。廖刻所附《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署称“邻水廖寅”者,实剽夺顾氏创作。顾氏原稿写在《目录》叶后空白处,字迹可辨。地理说明,全局在握,乃更从汉、魏群书中摘录引用《华阳国志》诸文若干条,汇写一处,以便核对(写在《目录》叶后,正文首叶前)。以下乃于正文行间格外,批注其纠误、存疑及考订文字。其准备工作,甚有法度。
  正文首行标题《巴志》下,行书大字二行云:“ 癸酉十月,重读一过,颇有点窜处,后之得此者□□之。涧●记”。(中二字照片不明)。癸酉,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即开雕前一年,盖顾初辞去时持去此稿,廖寅既决定付雕时乃索得之。由于顾氏受其薪给,故不得不付。廖寅并未遵其原稿刻行,而别取顾槐三之说,又并攘为己作焉。
  顾槐三字秋碧,江宁县人。幼着文名,不求仕进。所着有《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俱收在《廿五史补编》。又有《然松阁赋钞》与《诗钞》。生卒年月无考。据蒋国榜跋,为干嘉时人。盖与顾广圻先后受廖寅聘校此书者,最后定稿实出其手,廖序似亦彼所代撰。序中单称顾广圻者,自逊让,不敢与千里争名也。其序别创奇说,妄谓“华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与太华不同”。足见其人浅薄无根柢,非可以赓续顾千里事业者也。
  顾槐三改易广圻校语处与遵用处,可于此稿本明白指出。兹举《 巴志》首段为例:廖刻本“历夏殷周”句下有小注云 “当作历虞夏殷,脱虞字,衍周字”十二字,顾氏原稿并无此语。应是顾槐三意。细审常氏原意,固不当有虞字,顾广圻亦不至有此谬注(参看卷一校注)。又顾千里原稿,首段上方栏外有行书额批云:“广圻按,自此至凡统郡一十一,县五十八是《总序》。十一郡者,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汉中郡,柯郡、西城、永昌、建宁、朱提也。”此批语四十八字,有朱笔泐勾,下批真书二小字云“不然”,盖秋碧批驳字。廖刻本亦即无此校注。又转下叶“分益州巴汉七郡置梁州”句额上,原稿有“广圻按,此谓巴一,巴东二,涪陵三,巴西四,宕渠五,汉中六,梓潼七也”。挨下“更割雍州之武都阴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兴以属焉”句,原稿于新城侧注“十”,上庸侧注“十一”,魏兴侧注“十二 ”等共五字。又于其额上批“十二明甚”四大字。廖刻本于“凡统郡一十一”下有校注云:“当作二。按巴汉七郡者,巴一……梓潼七也。所广益者:武都八,阴平九,新城十,上庸十一,魏兴十二,故梁州之统郡一十二也。”则是全采广圻原稿。又“洛书”句上,原稿额批“广圻按,当提行另起”亦被朱泐,旁有真书“不然 ”二字。廖刻本亦即以“洛书曰上连”,不提行另起。如此反映廖刻对顾广圻原校遵与不遵之处不一。可知顾槐三并非与顾广圻同时参订之人,亦非广圻友好;而是广圻辞去后,乃受廖寅延聘为其撰写校注之捉刀人,故得迳以己意删抹千里原稿,自为校注也。世谓廖刻为“ 顾千里校本”,殊不尽然。谓此稿本为“千里与秋碧商讨本”者亦谬。此稿本,盖由顾千里辞廖馆后,更于癸酉岁重阅修订,寄付廖寅,寅以付顾槐三作撰定校注参考。故槐三得迳以意涂抹批驳,并无商酌语,直如宗师批阅试课者然。其稿本前四卷转入北大图书馆,后八卷,不知何故分散,现藏向觉明(达)家。说在《附录》。
  以上所述,清干隆、嘉庆年代曾经校勘《华阳国志》者,除《四库全书》馆诸人外,有惠栋、丁杰、陈竹厂、程瑶田、李调元、李鼎元、卢文、陈@、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诸家,就中卢文、李调元与二顾着力最多,顾广圻识见卓绝,贡献最大。李调元广征异本,校其异同,保存逸刻旧文;卢文劈破秘藏善本陋习,使江南人士得见宋刻足本;顾槐三因缘时会,削顾千里校以就己意,然究以保存原校之处为多,非同掠美;皆其有功于常氏之处。 &
 (八)道咸以来之翻刻与校勘
  嘉庆以前,刻书者志在流通,不尽在于牟利。故其校刻往往绝精,成本甚高,非富有者与有志学人莫能为之。海禁既开以后,商品流通畅便,购书者多,书业成为商业之一种,文士经营商业者往往开设书肆,翻印旧刻,目的专在牟利;多为妄言欺冒,以争市场;校雠之学,固摈而不用;即精雕艺人,亦鲜有人延致。出书愈多,善本愈少。此社会风习一大转变。其反映于《华阳国志》者亦殊明朗。道光乙酉(一八二五)李朝夔重刻《函海》,乃其叔父鼎元迫令为之,政府亦多方奖借,乃克卒业。其书较旧刻为佳。盖犹具干嘉流风余绪。同治以后刻此书者,每况愈下,至于不堪,有如下列所举:
  (1)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绵竹常氏刻益州佳史馆本(以下简称常本)。绵州照藜书屋主人常某,见题襟馆本为时所称,自记为常璩后裔,乃于绵州影刻廖本,铲去原刻“题襟馆藏”四字,改刻为“益州佳史馆”。此外一无所易。并“金陵刘文奎,弟文模、文楷镌”一行亦保存焉。其荒谬处尤在其首叶(旧云封面)有“嘉庆甲子重刊”一行。嘉庆甲子为嘉庆九年,尚早于廖刻十年。书贾剽盗无耻,竟至于此。由此破绽,大为士流所讥,其书竟不流行。或谓其书实系刻于光绪年代。或谓其书实系刻于同治甲子。同治甲子,上距李朝夔刻《函海》仅三十八年,旧时良刻工尚有留于绵州者,故其镌刻技艺,略可追踪题襟馆,无讹误笔画,但字较瘦,亦翻刻之较佳者。
  (2)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叙州卢氏红杏山房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卢本)。宜宾书贾红杏山房主人卢秉钧,于光绪二年江西本版片漫漶之际,出其旧藏较为清楚之《汉魏丛书》影刻。自撰《小引》次于《屠隆序》后,其文如土讼师牒词,鄙陋可笑。末有“ 无奈干隆迄今又历一百余年……钧不揣冒昧爰将家藏善本出而逐一勘对补残校谬重付枣梨俾读者开卷了然” 云云。至其所改,就《华阳国志》言,仅首卷《巴志》标题下有“马湖卢秉钧重校”七字(次行仍“晋常璩着万载袁廷鳌校”十字)。又改“撰曰”为“赞曰”,末行“《巴志》终”下,镌有“马湖卢秉钧较刊”(原文如此)七字。以下各卷,则俱于次行“晋常璩着”下镌 “马湖卢秉钧校刊”七字。又仍用“撰曰”未改。正文中偶有与江西本相异之字,似由刻手误镌,非卢贾曾有校改也。
  (3)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成都二酉山房翻刻题襟馆本(以下省称酉本)。篇叶行款与各卷文字均同廖本。仅无“金陵刘文奎弟文模文楷镌”一行。有“ 光绪戊寅仲秋月重刊于二酉山房”一行。疑廖氏子孙所为。四川省图书馆有此书,夹有唐百川校笺。
  (4)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广汉钟登甲缩镌《函海》之《华阳国志》为单行本(以下省称钟本)。汉州征文斋书肆主人钟登甲,以《函海》卷帙太多,人不易购,亦独《华阳国志》一种为士林所爱,乃于光绪七年八月,改写缩镌为十六开本。行款并遵《函海》程式,但将夹注小字放大为每格二字(原每格四字),故各行起讫不同。首叶黄纸,题“华阳国志”四大字,华作业头。尤怪在每卷标题皆遵《函海》原款有“晋散骑常侍蜀郡常璩道将撰,宋丹棱李□叔仅刊本,绵州李调元赞庵校定”三十字,而其所冠序文,自宋吕、李两篇外,乃有题襟馆本之廖寅原序。然其书镌刻颇佳,小巧便于携带,故流行甚广。余自北京隆福寺购回一部,原标“邻水廖寅刻本”,审乃钟本,盖由其有廖序而误传也。
  (5)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广汉乐道斋缩刻《函海》本。乐道斋主人未暇考。其书全部缩雕李朝夔重镌之《函海》为十六开本,仍四十函,书一百五十九种。刻工颇佳。其《华阳国志》,首叶黄纸真书“函海 ”二大字,上款“川西李雨村编”,下款“仿万卷楼原本”,底面“光绪壬午锓于乐道斋”十字则极丑劣。内容一如钟本。
  (6) 光绪庚寅(一八九0)邻水李氏悔过斋补刻题襟馆本( 以下称为陶本)。廖寅南京刻本版片,在太平天国年间展转迁流,为会稽陶氏购得。光绪庚寅,廖妻族有邻水李铁船者,从会稽陶浚宣处购回,补刻其蠹残、遗失与漫漶之部,并从《太平御览》引文增刻《 张翕传》百零五字。其介购、增补、题识、督刻并出陶手,故省称之为陶本。原刻似在上海,镌板运回邻水。
  陶浚宣书法甚佳,于此刻首叶篆题“华阳国志” 四字(志下“心”多一画),叶底有“廖氏题襟馆原本,光绪庚寅十月,板归邻水李氏悔过斋。陶浚宣题记” 二十七字(文载《附录》)。其书末陶氏跋文与所增《张翕传》,皆陶手书,精刻俨如墨迹。此外与题襟馆本无异。廖序叶末仍有“金陵刘文奎弟文模文楷镌”一行。
  (7) 光绪甲午(一八九四)湖南艺文书局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湘本)。十六开本。较王谟本多杨廷瑞《重镌<汉魏丛书>序》与长沙王先谦撰之《盐铁论序》(此书改曰《后序》),冠于全书。又删《陈兰森序》。其《华阳国志》,改用题襟馆本缩写,有吕、李两序而无廖序。书末又有王谟江西本原跋。张冠李戴,牛头马颈,殊可骇异。其荒谬处,刻工亦能知之,在《后贤志》二十八叶《 谯登传》末行应空六格处镌“永人你不通也”六字,杨竟不觉,随书流行,甚可笑。
  (8) 宣统辛亥(一九一一)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与民初育文书局石印《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石印本)。皆有光纸石印十六开本。有“辛亥孟秋精校重印”与“通州张謇重序,会稽陶浚宣书”等题识。为书九十六种(比王谟本多十种)。其《华阳国志》则全依王谟本,仅存吕大防一序与王谟跋语,无论未曾参考明刻及《函海》与廖本,即浙江补刻本亦未参订。通体简陋,与张謇序称“广集新旧之刻,特聘通儒,详加考究 ”语气完全不符,书商欺讹射利,至此为极。由于石印价廉,复在上海出售,销行极速,一年之内翻印达七次之多。宣统退位后复由上海育文书局承接翻印,印本完全与大通书局本同,只版权所属不同而已。
  (9) 一九一七年,上海隐堂刻《龙溪精舍丛书》本(以下省称郑本)。广东潮阳人郑国勋字荛臣,游宦寓居上海,辑近出善本为《龙溪精舍丛书》,在沪用木板精刻,以民国七年二月齐d琳序冠首。郑氏《自序》称“岁在宇大荒长至日,潮阳郑国勋序于上海寓庐之隐堂”。盖清室遗老嗜古者发宦囊为之。宇大荒即丁巳。长至,夏至日。龙溪精舍,其潮州故寓名也。其《华阳国志》全遵题襟馆本,仅字画朴拙与偶有误字为异。特点在附有金山顾观光《校勘记》,及廖序前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三页及《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在正文前,为不同。书末有“广陵邱义卿绍周监刻,扬州周楚江刻”一行。
  (10)上海中华书局校刊《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仿宋字排印《四部备要》,其《华阳国志》一种全据廖本。封底有“上海中华书局据顾校廖刻本校刊”及“桐乡陆费逵总勘,杭县高时显、吴汝霖辑校,杭县丁辑之监造”三行。不称题襟馆本,而称顾校廖刻本,盖随俗传,以为校注全出顾千里。
  此书校对甚佳,与原刻毫无讹谬。亦无他增饰。原线装本发行于一九一七年。其后复摄影缩印为平装本,今多存者。
  (11)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钱谷钞本。
  (12)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吴g《古今逸史》本。
  上两种皆取明本摄影印行,毫厘不失原貌。其内容前俱已经论述。影印不成其为新版本。兹但举其名,备检取参校耳。《四部丛刊》亦有缩印平装本。
  (13)成都志古堂翻刻题襟馆本及顾观光《校勘记》(以后省称志古堂本)。成都志古堂书肆主人王祖佑于一九三七年影刻题襟馆本,并据《龙溪精舍丛书》附镌顾观光《校勘记》,又据陶本附刻“ 《华阳国志》佚文”一页,即《张翕传》百零五字。当时名士林山腴实主其事,期为此书之空前善本。刻工校对均佳。书末有“华阳王祖佑新培重刻,华阳陈迹践室初校,华阳林思进山腴覆校,成都邱光第仲翔覆校,岳池何青亭绍恩刻字”五行比排,独刻工一行特低二格。
  此书当时并未峻工。解放后,王祖佑将刻板捐献给人民政府,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增刻封面一叶,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就成都志古堂原版印行”二十二字者是也。
  (14)清末叶校勘《华阳国志》诸家。道咸以来,刻书者专事翻板,其所谓校,皆专指校对旧本与新刻间有无不同,与干嘉校雠、校勘之义不符。校雠既无市场,学人多弃而不顾。偶有兴趣所属,业余从事者,亦每每仅从搜采故籍辑录异文方面用功。其于《华阳国志》尚能注意版本异同者,则有山西耿文光、北京傅沅叔(名增湘,本江安人,寓居北京)。能征采异文者,则有会稽陶浚宣,成都唐百川。兼而能之者,则有金山顾观光。耿、傅、陶三家论着,上文已引。《附录》收其全文。以下补述顾观光与唐百川二家。
  顾观光(一七九九--一八六二)字宾王,亦字尚之,江苏金山县(今属上海)人。好学博通,经史百家,天算舆地,无不涉猎。尤精数学,所着算术与历法书籍甚多,精辟每出西人之上。又好辑古人逸书,所辑凡数十种。同治元年卒,年六十四。《清史稿》有传。所撰《华阳国志校勘记》,旧载《武林山人遗书》中。一九一六年,郑国勋收入《龙溪精舍丛书》,附《华阳国志》后。一九一九年,成都存古书局据《武林丛书》,镌成单行本。一九三七年,成都志古堂又据存古书局本,镌附于《华阳国志》。《武林山人遗书》,存古堂本,龙溪精舍本皆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志古堂本改依廖本《华阳国志》,作每面十行,行二十字。内容全同。
  顾氏《校勘记》遵用题襟馆本,有时称“廖刻本 ”,有时迳称“ 廖校”“廖云”,盖未知其捉刀人有先后二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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