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有什么区别
因为历史与未来紧密相关。不能认识历史，也就不能认识未来。史前就有全球化：“五谷丰登”词汇发明就是结果
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每天都享受着“天涯若比邻”的便捷。全球化的利弊也是世界性的前沿话题。可是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全球化并不是发生在今天，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前的史前时代人类就发生了一次全球性的东西交流南北融合，并因此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比如两个非常对称的词汇“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就是全球化的结果。
在大约一万年前，世界出现了四大独立起源的农业文明中心区：两河流域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南美洲和非洲农业起源中心区。西亚独立起源的农作物代表主要是小麦、大麦和豆类，驯化出的动物包括山羊、绵羊和牛；在中国起源的农作物包括水稻、小米、大豆、荞麦等，驯化出的动物则是狗、猪、鸡等。
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的兴隆沟遗址，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马丁教授和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早在八千年前这里已经开始种植小米。而且还发现了人工栽培的距今7600年前的糜子，就是现在蒙古族早餐还常吃的“炒米”。糜子具有生长期短、可以适应处女地生长两个特点，导致其被不断迁徙的人群使用，并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在距今7000年左右传入欧洲。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小米的遗迹。
与此对应，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在大约距今4500年前传入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分布广泛的遗存显示它的传播至少包括了三条路线，即主体为北线的欧亚草原大通道，中线为河西走廊绿洲通道，南线则是沿着南亚和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同样是小麦，为什么西方人习惯吃面包而中国人习惯做成面条或馒头？合理的解释是，小麦传入中国时并没有传入其饮食的方法，于是中国人首先根据中国的地理条件在种植上进行了改变，同时又创新性地发明了馒头与面条的吃法。
五谷丰登，代表了农业的兴旺，五谷一般是指黍、粟、稻、麦、菽。这既包括中国自己起源的稻子、小米，也包括了从外部输入的小麦。“六畜兴旺”更是史前文明交流的代表。事实上直到夏、商、周三代，六畜才逐渐齐备。中国的六畜可以分为两组：猪、狗、鸡和马、牛、羊。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而马是游牧文化的标志，猪和马重要性的变化意味着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消长。
马丁教授通过自己多年的研究认为，距今年前，世界首先发生了一次食物的全球交流，然后在年前，金属制品和动物开始迁徙，到了年前，更为精致的东西开始传播，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开端。也就是说，丝绸之路并不是第一次中西交流的起始。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条草原通道。
所谓欧亚草原通道是指以欧亚大陆草原为主线的一条东西向的古代通道，东起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穿过中亚至西亚乃至东欧，经过蒙古高原，向南沿着河谷地带，如黄河、桑干河、永定河等，可以直接通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条通道被认为是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线。
从全球范围看，西亚是冶金术最早出现的地区，最早的铜制品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进来的，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仰韶和龙山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但其冶金术的发展却表现得超乎寻常。
青铜器、绵羊和小麦，这三类物品最早都发现于西亚，在早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它们很有可能是捆绑在一起向外传播的文化包裹。
其实，农作物和器物传播只是人类迁徙的副产品。当然与绘制各种植物动物的传播线路相比，大家更关心人类自身的交流故事。一条通道之所以成为一条通道，必然是对外部世界持开放的态度并具有较强的文化兼容性，任何的传播不可能脱离人的活动而实现，“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背后的人类的迁徙与融合也许更有趣。
过去东西方都习惯于自己的局部角度，由里向外出发去看历史；这使得大家一边享受着“天涯若比邻”的物质便捷，一方面却还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比邻若天涯”的隔阂。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试着从全世界文明发展的全体角度，由外向内来看各族各地的文化互动与交流，这或许是个好趋势。
游牧人常年维持清贫生活。一壶酥油茶、青稞酒、一碗青稞炒面，是长期的饮食结构；一件羊皮祆，白日当衣穿，夜里作被盖；一顶帐篷是全部家产，成年累月在高寒草原与牛羊为伴。世人认为其苦不堪忍受，而牧人却视为正常生活。而且，这并不是低贱人的生活，它是整个部落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人们心甘情愿维持普遍的清贫生活，并不刻意追求财富，过奢侈生活。这已成为做人的准则，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人们说：“男人节制是智人，女人节制是贤女，大官节制是伟人。”在藏区，一个部落所属的地域，其一切资源和生物（草山、泉水、土地、家畜、野生动物）都被认为归自然所有，而使用权归该领域一切生物，包括人和其他动物。因此，人们得到任何财富或收获，他要与周围人、周围的动物均等分配。“露水大的一点东西分着吃，针尖大的一点活儿一起干。幸福与快乐若降临，共同享受无偏私。”打猎时，猎人捕获了猎物后，在他未拿回家向神佛、向家人、向邻居分配前，任何一个外来人首先看见了猎物，猎人便要与其平分。如果是众人集体狩猎，那么，获得猎物众人平分。以后，别人获取了猎物，也照此分配。
一、 中国文化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在总体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或农业文化。但就自然环境而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宏观地说，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远古至今，这种文化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的分布面积越来越大，而游牧文化的分布区则日益缩小。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1.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论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周期性的气候变迁，大体上而言，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民族融合时期，都是相对的寒冷期。寒冷期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传统游牧区域的南移，迫使游牧民族南下；而出现相对的温暖期时，如历史上的汉唐时期，造成的结果便是农耕区域的北移，促成了农耕民族纷纷北上开垦农田。2.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北部、西部边疆的开发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移民实边”，主要是把农业人口移往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田，如军屯、民屯等，其中就会将牧场开垦为农田。例如，西汉以前的河西走廊基本上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但是，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这里就逐渐被开发为农耕经济区了。这种人类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农耕经济区向游牧经济区的推进和游牧经济区的逐渐缩小。另外，历代统治者，包括游牧民族的一些统治者在内，滥伐森林，大兴土木，在草原地带发展农耕经济等，都对历史上草原地带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无疑也是造成游牧经济地区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3.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发展游牧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片面地追求牲畜的数量或生产规模，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过载放牧，造成了一些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草场的退化，草原面积因而减少。4.历史上自然的农牧界线反过来又不断强化了两种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区别界线，使得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似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游牧民族永远是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也永远是农耕民族。这样就产生了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文化观念上的对立。当然，历史上农耕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的范围的变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不是单纯某一个因素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上述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两大经济文化区系形成的文化因素
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布格局是十分鲜明的，就其形成原因而言，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即认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或“生态环境”是产生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时，却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客观的因素或非人为的因素，否则，文化的研究就失去了其基本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地去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中有关人的因素，也就是人类“文化”方面的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都注意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认为中国与西欧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耕作制度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在西欧封建时代，农业耕作方式是田草结合、农牧结合，而中国则是单一的粮食种植业。[7]也就是说，中西农业文化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中国的农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单一的种植业文化。种植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没有能够有效地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实际上的分离状态，二者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与斗争，并且，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与这种经济类型间的分离状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上述两种经济类型间的有机的结合，我们认为除了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外，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是形成农牧分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由于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中原地区是整个农耕民族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相对于周边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发达、先进的优势地位，因此，也就产生了以中原和周边相对立的思想观念：中原为本，周边为末，中原代表先进、文明，而周边则成为落后、愚昧和野蛮的同义词。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以中原为内，而以周边为外，逐步将中原农耕民族、农耕文化与周边的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相互区别开来的思想意识。中原是文明、“礼仪之邦”，是属于华夏；周边则是“蛮荒”之地，属于“四夷”。后来所形成的内地与汉族、边疆与少数民族的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中原与周边“对立论”或中原“中心论”的某种思想遗留。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使得这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利益等方面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界限始终存在，而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这就是长城的修筑并赋予长城以特殊的文化内涵。当然，尽管在两种经济类型间缺乏有效的融合，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融合的现象却很多.
历来游牧文明，因为其特殊的生活习性，往往在军事上有一定优势，长期游猎畜牧，所养成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习惯要强大一些。一般实行的都是兵民合一，平时生产，战时战斗。战争往往还带来劫掠的财富，激发民众的战斗意志。
五代，南北朝的时候，北方游牧文明都曾进击中原。并建立国家。
元朝更是到达极致，纵横欧亚，横扫大陆，先后三次西征，击败金，西夏，花刺子摸，南宋，黑衣大食，俄罗斯诸国，匈牙利，还击溃了东欧的骑士联军。占据了有史以来最广阔的土地。
清军则成功的攻入中原，并且被汉文化同化。
而农耕文明往往带来更强大的经济力量，至于农耕的军事力量,则和当时朝代的政治制度，君王的个人能力，以及发展局面成诸多方面有关联。
例如汉朝的汉武帝，在文景两朝的积累之下，奋发兵武，当时又有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一众良将，建立了强大的骑军，击败了匈奴。
再有初唐时李世民，文韬武略，兵强将广，也击败了曾经逼近长安的强大突厥人，俘获了其主君颉利。
这两个例子都是农耕文明击败当时尚很强大的游牧民族的例子。
经济实力未必和军事实力成正比。
蒙古之所以可以三次西征攻陷欧洲，有他本身的特殊原因。在火器未得到普遍装备的应用是，骑兵是最强大的作战力量。蒙古的骑兵一向强悍，但在铁木真之前没有的得到统一，威力未能释放。
在铁木真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后，蒙古铁骑的强大力量被释放。
而当时名将也是辈出，哲别，术赤，木华黎，察合台，托雷，速不台，这些都是日后震惊了欧亚的悍将。
铁木真本人战略上的出色，加上战术上的强大机动力和冲击力，还有将领们不错的实力，构成了强大的战力。
而以往大国军队所头痛的两个关于远征的问题：补给，被蒙古军队打到哪抢到哪的作风解决了不少，远征的补给压力大减。蒙古高原独特的恶劣环境，早就了蒙古骑军强大的耐受能力，因而跨地域远征的难度减少了不少。这两个优势都是以往的大陆帝国诸如罗马，汉朝，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唐王朝等，所不具备的。因而蒙古人能在那个时代纵横天下。
有关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概念，最早听Mikerwolf阐释过，只是他用的是另外两个词汇：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在深入了解了这个理论后偶更乐意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这两个词汇，它们更加贴切和容易理解些。 这里所说的游牧文明是一种大游牧文明，世界上从古到今大致有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这六种行业和六种民族，与其相应的也有六种文明。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以外，其他五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这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
农耕世界以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城市文明为主，生活富裕而精神保守；游牧世界以流动的游牧经济和部落文明为主，生活艰难而勇于开拓。两个文明带一经形成，冲突就频繁发生。进入金属时期以后，随着游牧民族渴望享受农耕文明成果而向农耕世界发动的进攻，两种文明接触、冲突、交融的旧世界交响曲开始循环往复地演奏。当某个游牧民族在强大头领的率领下统一起来之时，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就来临了。进入农耕世界的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当地的经济文化而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并且还可能换用了语言。当农耕世界恢复平静、民族融合渐趋完成之时，战争的乌云又在山那边重新聚集，一场新的民族战争又在孕育之中。征服、迁徙、融合、再征服、再迁徙、再融合成为古代民族接触史的主旋律。与之相应，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融合、再接触、再融合亦成为古代语言史的交响乐。在东亚大陆，对于进踞农耕世界的征服者来说，是语言的换用；对于被征服者的农耕世界的语言来说，是语主的嬗变。从而使语言的变化突出表现为语主的变化。
秦汉以后，在北方先后兴起的游牧民族，有汉代的匈奴、丁零，魏晋北朝的鲜卑、柔然，隋唐的突厥，北宋的契丹，南宋的女真，此后是蒙古和满洲。尽管中原汉人以征战、长城、联姻、册封、任用、内迁等一系列方式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仍然呈周期性向中原农耕文明区域泛滥，一次次逐鹿中原，大有步黄帝遗踵之雄风，屡屡在中原建立民族政权。从始皇结束姬周封建联邦制统一中国（前221）到清帝皇冠落地（1911）的2132年间，北方民族统治中原或全境长达840年之久，这还不包括具有鲜卑血统的隋唐的326年统治。其中尤以近古时期，从辽、金、元到满清的北方民族政权连绵不绝，造成了中国历史和汉语演变的复杂画卷。
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尽管中原王朝修筑起万里长城，但是并未能够遏制文明的冲突。"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是：1.作为文化古迹，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建筑物遗址；2.作为统治形态，秦皇暴政的物质孑遗；3.作为政治目的，中原汉人政权一厢情愿划定的一条南北分界线；4.作为战争结果，中国历史上的"马其诺防线"；5.作为文化象征，中原文明阻挡北方民族南下失败的象征。北方民族只要向中原发动进攻，战马的铁蹄一定会跨越万里长城。即使明朝将京师迁往北京，即使再怎样加固万里长城，也无法防范汉人自己打开山海关。就是吴三桂不献关，腐朽的明王朝也已无法阻止勃发的满清入关。因此长城既不是中华民族强大的象征，也不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只是一座废墟。
1、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的优势
多数人都相信，农耕民族比同时代的游牧民族更加先进和文明。但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就会发现，农耕民族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重击，中外历史都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观点就是“骑兵优势”或者“步骑不敌”，也就是说，骑兵相对于步兵，在冲击力和机动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游牧民族的优势就在于此。顺着这个思路推论下去，战争中马匹数量较多的一方理应占有优势，而马匹数量又取决于产马地，所以结论是占有更多更好产马地的一方在战争中居于优势地位。
这种观点并不能说错，但却过于简单化了。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缺陷：
（1）过度强调骑兵优势，有人甚至鼓吹单一兵种制胜论，这明显是不符合史实的。
从战术的层面看，冷兵器时代的四大基本兵种（包括突击、投射步兵，以及突击、投射骑兵）各有所长，多兵种合成的体系更有利于各兵种发挥自身的长处、掩护各自的弱点，单一兵种制胜论是不合理的。（请参见军事历史学者阿瑟.琼斯等人的分析。）
从战役、战略的层面看，骑兵的高机动力确实有利，游牧民族军队可以利用骑兵的机动力切断农耕民族军队的补给（比如宋辽岐沟关之战），或者避开对方主力深入后方避实击虚，而农耕民族步兵为主的军队则显得相对迟缓。但当农耕民族军队依托坚固防御，或者后方安全有保障时，却往往占据上风（这样的战例很多）。所以过度强调骑兵优势并不合理。
（2）忽略了游牧民族更为重要的优势：社会组织形式。
宋朝没有足够的战马，这是与游牧/半游牧民族对抗时的一大劣势。但问题是：如果宋朝能保住优良牧场，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不要想得太简单。
农耕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军队的组织形式相差较远，虽然可以组建一支大型部队，甚至骑兵部队，但成本极大地高于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更接近军队的组织形式，因此在军事上更有效率，这是他们真正的优势所在。
农耕民族培养一个骑兵需要花费大量的训练时间和金钱，养马的成本也相当高。相比之下，游牧民族日常进行的游牧、打猎，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骑兵训练，所以很容易成为合格的骑兵。
类似地，要把一群农夫训练成一支军队而不是乌合之众，需要大量的训练，成本相当高。而游牧民经常进行的大型狩猎活动的组织形式，与军队的组织形式有相通之处（史料中经常提到，游牧民族军队的战术与他们的狩猎方式相似），所以组建一支军队相对容易。
农耕民族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粮草补给，由于这种限制，古代农耕民族最高动员率大约是3%。而游牧民族的习性使得他们的军队对补给的需求相对较少，这不但使得他们机动力更高，而且使他们可以有很高的动员率（夸张地说，就是全民皆兵）。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历代都有有识之士或多或少地提到：游牧民族的“根本在于胡俗”。这是农耕民族所不具备的。
其实对农耕民族来说，建立大规模骑兵集团不但成本过高，很多时候不切实际，而且也并不合用。农耕民族有大量目标需要防守，经常要在复杂的地形上作战，这与游牧民族截然不同，步兵必然是主力。所以历史上成功的农耕民族军队，往往是大型步兵集团与精锐的规模相对较小的骑兵部队的组合：利用前者的优势进行严密防御，并为后者提供稳固的支持，在适当时机利用后者的优势快速袭击。这样的合成战术体系灵活性好，战术选择余地也大，但对将领的要求相对较高。为降低军队的维持/行动成本，农耕民族常把已征服的游牧部族吸收进来，借助其骑兵优势强化自己军队的实力。
2、农耕民族的应对方法
农耕民族在对抗游牧民族时，始终要面对几个难题：
（1）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的天然优势。这在上文已讨论过。
（2）游牧民族往往较为分散，流动性高，因此很难找到明确的实力中心作为打击目标。
（3）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往往在15英寸等雨线之外，不适合发展农业，没有农业就无法支持一支足够规模的农耕民族军队长期存在（单靠运输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即使农耕民族击败某支游牧民族，也无法长久控制他们的活动区域，只能等待下一支游牧民族兴起。
农耕民族实力强盛时，确实可以组织大型骑兵集团，用犁庭荡穴的方式剿灭游牧民族。但这种做法成本过高（一个例子：汉武帝对匈奴和西域的战争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而且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前期积累经营。更重要的是上述第3个难题无法解决，即使成功地消灭了某支游牧民族，不久又会有新势力出现。
中外历史都已证明，对付游牧民族没有什么特效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游牧民族的威胁是不可能的。农耕民族只能在发展自身的基础之上，综合使用多种手段：
（1）严密防御，抑制住游牧民族的劫掠。
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发动的战争往往是掠夺性的，如果劫掠的成本过高，他们常常会屈服，转而寻求贸易。
（2）用利益诱使游牧民族分化、瓦解。
内部分歧是游牧民族的通病，通过一股游牧势力来钳制另一股（所谓的“以夷制夷”）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历史上屡屡获得成功。松散无组织的游牧民族要容易对付得多。
（3）对危险的游牧势力进行重点打击。
（4）进行主动的、渐进的民族融合。
比如通过羁縻制度，将已征服的游牧部落纳入己方势力范围，这样可以借助其骑兵优势强化自身的军事实力，降低军队的维持/行动成本。这一点初唐做得比较出色。宋代也有类似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将门中的折家。折氏世居府州，“内屏中国，外攘夷狄”。北宋西军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熟番”。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明是同化能力最强的文明之一，这是一种有力武器。当然，要保持被控制的游牧部族始终“锥尖向外”，直到被逐渐融合，农耕民族自身的实力要足够强。凡事有利就有弊。
（5）如果游牧民族开始定居，建立城市，随后必然是农业化。这种半游牧半农耕民族一方面拥有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一方面拥有多元的经济，而且有较为稳固的政体，对“以夷制夷”、分化瓦解的策略抵抗力相对较强。这样的对手往往较难对付，比如历史上的北魏、辽、金、清都是这种半游牧半农耕民族。
但半游牧半农耕民族也有他们的弱点：内部的民族矛盾往往很复杂、棘手；由于已经定居，因此不再那么行动飘忽、突然，第2个难题也不再存在；尚武传统往往也会逐渐丧失。如果农耕民族顶住他们早期的攻击，与他们竞争综合国力，理论上是有胜算的——只是理论上，而且前提是自身不出问题。
1、摆正位置，不能把游牧民族当作蛮夷。
如果我们对各个朝代对边疆的处理排个序的话，我自己的排序是清、汉、唐。其实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清的政策是满蒙一家，历代皇室联姻，清朝的皇族里留着蒙古人的血液；汉朝是把匈奴当作平等的帝国对手对待，而汉朝的国际意识也很强，在西域各国里纵横联合，把自己作为国际社会里的一员，虽然是较强的一员，但只是联盟，并没有把自己一定当作宗主国；唐相比做的要差些，开始就自居天可汗，虽打败突厥，但客观讲，唐朝的边患较重，全胜时期和吐蕃也不过有胜有负，还有东北的契丹，西南的南绍，唐的地位其实是被大多数人高估了
所以说，态度或者文化心态决定了政策，而政策决定了大致的结局，不要把汉人的地位人为拔高，以平等的地位对待，这样自然会好些
顺便讲个不太好的，宋朝打不过别人，叫别人哥哥，就好些了，换个对手，还打不过，干脆叫别人叔叔，挨打还是少些了，后来理学昌明，和蒙古人都谈判好了，居然屡次杀别人的谈判使者，既无自知之明，也无信义，不亡无天理
当然这个话比较伤自尊，但客观如此，保证朝代不亡，明朝自居天朝上国，都打不过别人了，崇祯想偷偷的搞点谈判，想先缓过劲来按下国内的起义再说，结果消息泄露，朝野一致反对，所谓那些天朝的那些读书人唾沫星子就淹死人了
2、关键的区域一定要拿下
东北至少要到现在的山海关，西北一定要拿下河套地区，唐朝对吐蕃的一大昏招，就是将河套地区做了聘礼，致使关中无守，而明朝在东北地区开始做的不错，但在现甘肃地区屡战屡败，致使西北地区糜烂，战乱始于西北，虽然明亡于党争，但没李自成加速，只是满族人还是不行的，另外，东汉时期，最终没有处理好西北与羌族的关系，特别可惜的是，秦朝辛辛苦苦弄的水利设施都被破坏，致使富饶的汉中平原连粮食生产都不够吃，唐朝都要有两个首都，而西安在唐之后也不再成为首都，中国本土的脊梁断了一半，还怎么能站立
3、消灭道学家的渊源
最可恨的是思想上的固步自封，自宋以后，中国的思想家唯有王阳明一人，一个人民族如果思想上被阉割了，还谈什么进取，这些道学家就只奉四书五经为经典，出了这个范围都是离经叛道，思想上关起门来自高自大，国家也是这样，明朝那么大点地方，还是那么多国家的宗主国，弄个长城锁边疆，海疆也锁了，它再不亡，我们现在的领土不知道有没有300万
如果说关中没落是断了地域的半条脊梁，那么理学昌明则是断了思想的整条脊梁
4、改变民间的用马习惯
汉人的马是用来种地、拉车的，所以要阉割，才能力大及温驯，长期以来，内地的马种越来越差，根本不能用来奔驰战争，把马多弄来搞搞体育运动，普及下赛马、马球啥的，最起码军队里要搞，才能保证马种不坏
本来想顺便意淫下，发现越写越多，才知道，这种话题还是扯淡，历史没法重复，现代人回古代也一样，只能瞎意淫，花那么多时间想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如想象现在，现在我们还不如以前呢。。。
游牧民族战胜农耕国家的原因有那些？
生活习惯方面：游牧民族身居塞北苦寒之地，因此在困苦环境中锻炼了极强的耐力和蛮勇精神。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以骑马狩猎为主，饮食也是以肉类为主，等于每人从小进行军事化训练，加上部落间冲突是生活的常态，因此拼搏精神和战争技巧渗透游牧民族的肌体，成为其灵魂的一部分。相对于农耕民族的安宁静谧和温顺，游牧民族的强悍就显而易见了。
2、游牧民族经济落后，没有文明基础。因此为了生存发展，必然向农耕民族所占据的富裕文明之地进行骚扰或侵略征服。游牧民族作为进攻方以骑兵为主，在野战中对农耕民族的步兵有优势，再加上战术技巧和雄才大略的领袖的指挥，可以战胜组织不那么良好或者指挥官愚蠢懦弱的农耕民族的军队。
3、战争能力方面，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全军骑兵，机动力很强，可以全线骚扰农耕民族的边境，令其防不胜防；其军队补给完全依靠在敌国境内抢劫掳掠，因此不存在后勤问题，所以攻击性和持久性很强。
农耕民族则完全两样，兵民分开，普通群众没有经过战斗训练，一般没有很强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军队编制庞大，步兵居多，后勤完全依赖后方补给，因此国防力量造成的经济负担很重。由于要防守漫长边境线，因此兵力比较分散，很难短时间集中，因此作战限制很大。在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中，往往只能凭借坚固城池作消极抵抗，至于追击反攻就很困难。
4、精神方面：游牧民族以战争为生活的主要方式和目的，以强者为荣，因此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很强。其政策指导也一贯以入侵和征服为主，因为别无选择。农耕民族拥有灿烂的文明，政策上以守成为主，在强盛时可以抵御甚至臣服游牧民族。但是平静生活容易滋生安逸享乐的思想，促成全民族的腐化堕落和血气的弱化，因此衰落中的农耕民族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往往远不如游牧民族。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衰落中的农耕民族的军队往往一触即溃，甚至全面投降叛变。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及却比不过它国。宋的战争成本比落后的国家要高很多。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你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纵观世界史，历史上文明的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消灭。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宋兵很弱。有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宋人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下来是骑马、掠夺、战斗的。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恶的。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在血雨腥风中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于它不只拥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蛮的战斗力，而且还拥有文明民族先进高超的技术。蒙古人攻打下一座城市，唯一留下的一种人，不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也不是天真的孩子，还不是年迈的老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工匠艺人。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现代，它不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还拥有美国人的原子弹等高科技武装技术。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民族战争。因为一个是正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顶期文明，一个是刚形成的民族正处在原始时期的文明。
宋朝后期虽然武力相对较弱，但用它强大的综合势力，经济与文化侵略着辽国、金国等周边各国。促进了他们的汉化。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进步。辽国逐渐废除奴隶制及歧视汉人的政策，金国更是不折不扣宋文明的仰慕者。金国在北京的皇宫是完全仿照的宋朝汴梁的皇宫建造的。金国的皇帝穿着宋式的皇服，文官的品级和宋一样。金朝实行科举取士，孔子的四十九世孙也被金主封为公爵，金主亲自行礼祭祀孔子。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金人全都模仿应用宋制。金国还学宋国印制纸币。苏东坡今天刚在宋出版的新书，明天就有可能在金国的大街上叫卖流行。从金朝遗留下的铜钱就能看出金钱就是只有汉字的典型中国式铜币。从留存至今的卢沟桥的建筑风格及技术来看，金人已完全成为"中国"人了。金国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掠夺吸取与学习了大量的宋的财富与文化。就从落后的原始文明进化到封建文明。到金国灭亡前期，实际上金国以与南宋差别已经不大了。金国成为宋朝之后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富强的国家。但金国也在富强的生活中失去了曾经野蛮无比的战斗力。
像朱熹一样的一大批知识份子开始是坚决的抗战派，拥护政府进攻收复国土。但后来看到两国和平的局面。逐渐成为保守派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不希望两国在大动干戈，破坏两国人们的安定和平的生活。不进行战争并不是少数人"苟且偷安"，这是民心所向，是符合全民的利益。
一个国家及王朝的灭亡，不一定是因为它自身的腐朽及内政混乱、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国家有可能是面对外部野蛮的力量一时战略决策的失误、一次的战争失败就有可能导致。宋朝的皇帝极其统治者是相对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比较开明的有功绩的。宋朝的灭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宋朝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宋朝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之力一次打败的，而是多个民族与多个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败的。蒙古是在灭了西辽、西夏、花刺子模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边各国都归于其下之后才对世界上最繁华强大的宋国发动进攻的。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进的技术火药及战船把强大的蒙古联军钳制数十年之久。宋朝是在蒙古野蛮的铁蹄下坚持得最持久的国家。宋是文明的创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夺者。宋人的失败是因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灭亡是因为宋朝发展得太快和当时野蛮的世界格格不入......
大陆文明对中国人的影响
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西方文化起源于游牧文明。中国深受大陆文明的影响，就像西方深受海洋文明影响一样，所以从一开始中西文明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大陆文明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的是体现在文化上。1.起源于农耕文明，定居的现象影响血缘关系定位明确；范围狭窄影响近距离效应，产生实用主义，宗教心理单薄，富于人情味，崇尚和为贵。2.思维方式：长于形象思维，如象形文字。3.中国人善于综合，而西方善于分析。4.随机性，据情况改变，如孟母三迁；而西方叫系统化、程序化，讲求公平。5.有矛盾讲求协调解决，而西方是通过竞斗解决。6.比较内敛，不好张扬。7.沉静，崇尚静穆美，而西方崇尚运动美。8.中国文化形式简约，如吃饭用筷子；而西方则如刀叉之类的繁复。9.知足的文化，如郑和下西洋；而西方不满足当前，如对新大陆的探索。10.看重亲情、血缘关系。11.崇尚善之美，而西方则是真之美。12.中华文化是食文化，不排他，是理想的文化，利于保存；而西方是现实的文化，利于发展。
一、什么是大陆文明？&
大陆国家、海洋国家和陆海复合国家的区分，是麦金德（英，）和马汉（美，）以来的地缘政治学、军事学和战略学等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岛国和海岸线明显长于陆上边界的半岛国家，是海洋国家；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和虽然频海但缺乏开阔的出海口或海岸线显著地少于陆界的国家，即为大陆国家。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理特征则是：既有广阔的陆地版图和很长的陆地边界，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与开放的海洋相邻。地理上，中国是陆海复合国家，但从文明的角度看，传统中华文明始终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中国很早就拥有海岸线，但中国人从来就不要求了解海洋，不去征服海洋。
二、大陆文明的主要特征
1，封闭性。古代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广泛到无法认识的空间，仿佛有着无边的腹地，给人以没有边界的感觉。一个普通人绝不可能走出这个边界，他们也不知道大陆的边界在哪里。作为统治者来说，他们理所当然地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作为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外界的变化漠不关心——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关心”，因而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思考能力，往往缺乏与外界进行交往的内在冲动。
2，单一性。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也与北面的游牧民族有着很长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地带，但海洋文明与游牧文化都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造成实质性影响。相反，大陆文明是海洋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共同腹地。商朝以贝壳为货币和装饰物，就说明海洋在远古时代也是“中国”的边缘。无论是海洋文明，还是游牧文明，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选择的价值取向。
3，同一性。大陆文明作为文化硬环境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期逐渐硬化成为核心的构造体，如同人的脊椎骨一样，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从此很难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总是以单一化的大陆文明为基础，逐渐构建成为博大精深的宏大结构，这个结构的“主体工程”完成之日，就成了推进大陆文明高度同一化之时。佛教是汉代以后传入的，但佛教文明显然无力冲击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从佛教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强度与广度来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期，即处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传入中国，结果则难以逆料；还有一种假设是，如果中国与印度两块大陆之间没有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两块大陆之间的人民很容易实现文化上的交流，其结局则同样不可言说。
4，排他性。排他性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完全排斥，凡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相冲突的外来文化往往会被完全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二是选择性。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往往只是吸纳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用的部分，成为附着于“体”之上的“用”。但一切外来的文明都很难从结构——“体”的方面来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的难以改变，很难想象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改造”西方文化或是印度文化，相反亦是如此。
大陆文明对于中国人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由于大陆文明的空间无比广阔，中国人选择了 “集中式”的方式思考问题
由于物质匮乏，土地等物质资源往往不能满足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是任何一个部落首先要考虑的大问题。如果把分散的财富集中起来，总会有一些部落生活得很好，或者总会有一些人会活得很好。去“节欲”、“节用”，都去减少对物质资源的占有，也许更多的人都能够生存下来，而且用不着去杀人
海洋文明、大河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
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
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尼罗河；古巴比伦也靠近海洋，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与海洋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也创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所以，靠近海洋，有海洋文化不一定就能发展成海洋文明。
古代海洋文明最著名的就是古希腊，他们的文明依赖于海洋而产生和发展，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古希腊的文化里有关海洋的描述很多，以海洋为主体的文化很发达
大河文明，顾名思义，就是以来大河发展起来的文明。其文化发展与大河密不可分。
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河文明就是4大文明古国，他们都是靠大河才发展起来的
古埃及——尼罗河
中国——黄河，长江（最主要的是黄河）
印度——恒河
古巴比伦——底各里斯河，幼发拉底河
农耕文明也就是其社会各方面以来于农耕的一种文化，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95以上。具体表现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
政治：强调农业为军事服务，包括农产品的军事化（就是农产品要上交给国家，然后再分配给军队），农民的军人化，农民每隔几年就要服军役，要进行戍守边疆，押运粮草等各种军事活动
经济：小农经济为主，重农抑商。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除了农业之外，国家不允许（或者压制的十分严厉）其他行业的发展。农业才是其文化的根本
文化：强调农民是君主的附庸，从精神上来麻痹广大农民，强调“天地人和”“天人感应”
古代最典型的农耕文明就是中国，中国有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农耕文化占据着绝对地位
游牧文明也就是依靠游牧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
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近代工业文明，它们的发展均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代价。相反，游牧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却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作为先决条件。这是游牧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地方
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落后和应改造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就用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了牧民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生物再生原理的深刻理解，并且认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无常，包含变化、运动之意。当《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随着农耕文明的生根和发展越来越严密而消逝时，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却始终张扬着，并且和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性格结合起来，成为保持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文化因素。
海洋文化和大河文化容易混淆，下面就是海洋文明也是大河文明的特点和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1、海洋文明有其开放性，而大河文明则是封闭的。
　　2、海洋文明过家代表是古希腊，而大河文明的代表是古代中国，她们都是文明古国。
　　3、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都是非常的古老。
　　4、在一定情况下，两种文明可以相互转化。
文明，按《辞海》的解释：“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国外也有与此相类似的定义。（1）本文取文明的这一定义，对海洋文明作出这样的界定：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尼罗河；古巴比伦也靠近海洋，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与海洋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也创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所以，靠近海洋，有海洋文化不一定就能发展成海洋文明。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我们首先要确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海洋文明，分析这种文明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寻找后来海洋文明的发展，最后总结出海洋文明的根本特点和优势，以使我们对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起点。
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1）总的趋势是由一统走向分立，再由并立走向统一。（2）从地域上说，由中原向四周；从东北到西北，从北方到南方；表现在宋辽夏金元在军事上的战与和，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地域上也有中国向世界扩散，东西方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中国在此时仍处在先进地位。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地 域上也包括从陆路到海洋，中华文明通过陆路、海路向外传播。中国的医药、文化典籍也向外国输出。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马可·波罗到中国。阿拉伯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3）从文明形态上说，由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到农耕文明。（4）从碰撞的范围讲，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多元文明的碰撞与交融。（5）从程度上讲是发散型的、放射型的。（6）碰撞中给人民带来苦难（11—13世纪，欧洲有十字军东征，有蒙古军的西征），在交融中促进了交流，推动了东西方文化发展。（7）宋元时期是秦汉以来中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显示了中国的魅力，对世界文化进步起了重要作用。世界上优秀文化的传入，也丰富了中华文明。
这些促进了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融合
人类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三次入侵
两大世界的对垒与文明扩展的“酵母”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在地理概念上，肥沃富饶的土地与浩瀚无边的大海，最能引发人们的向望与遐想。但是说起对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沙漠也许来得更为重要。中国历史有很大一段都是写着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与征战。万里长城也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戈壁沙漠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军事的影响绝不亚于黄河长江。在中东也是一样，阿拉伯大沙漠上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地理上处于古代文明的边缘，却不时成为引导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沙漠上的漂泊生活是在离生存线不远处的挣扎，造就了这些部落的膘勇与强悍。在寻找牧场、水源与立足之地的过程之中，他们与定居下来的农业社会相遇，产生各种规模不一的冲突。有时候来的只是零星小股，抢走食物与财宝。有时候，沙漠内部的争斗会产生出有领导才能的首领，带着大队人马突然成为一股强大的旋风，横扫并征服富饶的农业区域，建立自己的大帝国。穆罕默德所领导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骑兵，都是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沙漠骑兵拥有独特的战略优势，与十八、十九世纪称霸全球的英国海军有不少相似之处。驾驭沙漠与航海一样，都需要专门的经验。茫茫沙海为他们提供了迂回，休整，隐蔽的上佳场所。但是对他们没有经验的敌人来说，沙漠不但让人晕头转向，还常常成为死亡陷阱。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人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安土重迁，彼此隔绝，具有极其狭隘的地方性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却比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出更为丰盛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可能从基本的生存劳作中解脱出来，去从事冶炼、建筑、水利灌溉、商业贸易、社会管理、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活动。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即汤因比所说的“亲代文明”)都是从定居的农耕世界的文化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子代文明，则都是在这些亲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而衍生出来的。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
在公元前2000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这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占的地域非常有限，它们由西向东一线摆开，集中地分布在大约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从而形成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垒。从地域范围上来看，农耕世界如同文明的“酵母”，被包围在游牧世界的巨大“面团”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这些文明的“酵母”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文明的这种“发酵”过程呈现为时空坐标上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文明范围在空间坐标上的蔓延扩散过程的同时，也就是文明形态在时间坐标上的更迭嬗变过程。通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双向征服活动(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和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文化征服)，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使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区域逐渐联结为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进而使得民族史和国别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更替嬗变，引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种和新性状的产生，最终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
印欧语系游牧者的入侵狂飙
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武力冲击共有三次。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2000纪初叶，入侵者主要是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诸游牧民族。这些操原始印欧浯言的游牧民族最初生活在黑海和里海周围，从公元前2000纪初叶（甚至更早）开始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扩张。最先是赫梯人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建立了帝国，从而在闪米特语系的巴比伦帝国和含米特语系的埃及帝国之间插入了第一块“雅利安楔子”。不久以后，喀西特人和胡里特人分别从扎格罗斯山区和亚美尼亚高地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前者攻占了巴比伦的都城。建立了巴比伦第三王朝(约公元前1518年～前1155年)；后者则在巴比伦与赫梯之间建立了米坦尼王国。到了公元前2000纪后期和公元前1000纪，欧亚大陆上的印欧语系各游牧民族开始向西、南、东三个方向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在西方，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希腊人(包括爱奥尼亚人、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等）进入巴尔干半岛，意大利人进入亚平宁半岛，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人来到东部欧洲和波罗的海南岸，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则分别深入到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和高卢、西班牙腹地。在南面，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伊朗高原，并先后侵入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起米底王国和庞大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另一支印欧语系的游牧者则取道伊朗高原而冲入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白肤碧眼的侵略者与印度河流域身材矮小、皮肤暗黑的土著达罗毗荼人经过长期的混杂，成为今天印度人的祖先。向东冲得最远的一支印欧人甚至越过了天山屏障。到达中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这支印欧人所建立的国家后来被中国人称为吐火罗或大夏(即巴克特里亚)。
“公元前2000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2000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这种大骚动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发起第一次大冲击的结果，这次大冲击断断续续地从公元前18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并形成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以后的200年间，在此期间，赫梯人、喀西特人、胡里特人等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入住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和阿卡亚人则冲入爱琴海地区，并在稍晚些时候毁灭了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另一些印欧语游牧者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伊朗高原，向印度和东方的迁徙活动也于此时开始。第二个高潮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前950年间，它的前奏曲是卢卡人、阿卡亚人等“海上民族”对埃及和地中海东岸诸国(赫梯、腓尼基等)的劫掠和入侵，而“海上民族”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侵略说到底又是一支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多利亚人南下浪潮挤压的结果。在这次冲击高潮中，粗犷野蛮而精力旺盛的多利亚人摧毁了由他们的游牧先驱者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致使希腊社会经济萧条、人口流失，各种文化制度瓦解，倒退到一种黑暗的蒙昧状态中。这种蒙昧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诸城邦崛起时才结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赫梯帝国的衰落而留下来的真空地带，很快就由闪米特语系的游牧民族——阿拉米人和希伯来人填补上了；而另一支闪米特游牧者迦勒底人则极力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进行渗透。稍晚些时候，欧亚草原上新崛起的印欧语系游牧者米底人和波斯人也先后趁着这次冲击高潮的余波冲入伊朗高原，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富饶的沃土，并最终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波斯帝国。在印度河流域，此前已侵入哈拉巴文明地区的雅利安人开始了与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和文明化改造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像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的暴力征服活动那样充满了血腥味，但它对于后来的印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四大《吠陀》书和婆罗门教就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见证，它们后来以否定的方式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导致了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复兴。与此同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另一边，来自西部高原的、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从游牧生活方式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化的周民族，实现了对商王朝的政权更迭。而周王朝自建立以后，其西北边界始终受到诸戎狄部落的骚扰，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最终又导致了西周的覆灭，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之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汉帝国的产生。在这些不断威胁中国西北边境的戎狄部落中，有一支就是后来成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第二次大入侵的主力军的匈奴人。
从公元前2000纪初至公元前1000纪中叶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久、成分最复杂、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这场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印欧语系的诸游牧民族，此外还有闪米特语游牧者和中国西北部的诸戎狄部落，而它的承受面则是从西至东分布在旧大陆整个农耕地带上的所有亲代文明国家。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新旧文明的更迭)和文明地域的扩展。从文明形态更迭的时间坐标上看，米诺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夏商周文明等亲代文明灭亡了，古代埃及文明无可拯救地衰落下去，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帝国、古代印度和中国秦汉帝国。从文明域界扩展的空间坐标上看，文明的地域范围从北回归线至北纬35度的狭长地带向北扩展到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今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大约扩展了8至10个纬度。匈奴人的西进运动与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
如果说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主要是由游徙于欧亚大草原中部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发起的，那么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主力军却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这次入侵浪潮的矛头虽然也是指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但是其推进趋势却是从东向西的波浪式展开。如同多米诺骨牌运动一样，这次民族大迁徙活动呈现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欧亚大草原上的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被卷入到这场来势汹汹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浪潮中。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到公元后4世纪不间断的西进运动促成了欧亚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西徙，最终导致了整个古典文明体系的崩溃。
中国华夏苗裔自商周之时即已与匈奴发生联系。范文澜先生写道：“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狁，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4］先秦史料中有关于武丁伐鬼方、季历伐鬼戎、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宣王伐狁的记载。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活动之地，戎狄族曾多次骚扰周朝疆域，对农耕社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带来了破坏性的灾难。《诗经·小雅·采薇》曰：“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西周与戎狄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就是被戎狄杀死于骊山之下。春秋战国时期，戎狄与华夏列国曾多次交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御戎狄即匈奴人的侵犯，在列国北部旧城墙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并不断地徙谪戍边，以实边塞，构成了阻止匈奴南犯狂潮的坚固屏障。到了秦末，国内烽烟迭起，“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汉高祖平定宇内后，匈奴更成为中国之大患。自高祖至孝文帝，汉朝在匈奴的强劲攻势面前基本上持防御政策。从汉武帝到东**帝之间，汉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派遣大军深入漠北和西域，屡破匈奴，设立朔方郡和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广置边塞烽系统。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部分匈奴(北匈奴)不得不向西迁移，从而拉开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入侵的序幕。
在匈奴人的西进浪潮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原来游牧于敦煌以西的大月氏人。公元前2世纪时，大月氏人就迫于匈奴人的挤压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与天山山脉组成的自然屏障进入中亚，征服了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并与当地居民相混杂。公元1世纪中叶，大月氏五个部落中最强大的贵霜部落兼并了其他四部，建立了地跨中亚细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另一支停留在乌浒河(今阿姆河)畔的大月氏人则与西进的匈奴人相混合，形成了哒即所谓白匈奴。公元5世纪初，哒人由中亚南下，侵入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地区，对波斯人的萨珊王朝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最终摧毁了笈多王朝并破坏了“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
公元2世纪以后，匈奴人由中亚继续向西，稍后进入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一带。原来栖居于此的阿兰人被迫转向西南，与日耳曼部族中的汪达尔人混居。公元374年匈奴人跨过顿河，进入东哥特人等日耳曼游牧部落的活动区域。野蛮的日耳曼游牧民放抵挡不住更为强悍的匈奴游牧者的强大攻势，在征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许可之后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罗马帝国之所以同意日耳曼人进入其境内，是为了缓解兵源匮乏之忧，企图利用这些勇猛的日耳曼游牧者为其戍边。然而曾几何时，野性未泯的日耳曼游牧者就掉转头来成为进犯罗马帝国的急先锋，拉开了西罗马帝国毁灭的序幕。为匈奴人所迫和继匈奴人之后，日耳曼各部落(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第人等等)以及阿兰人、阿瓦尔人、马札尔人等欧亚草原上的游牧者纷纷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帝国，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古典文明的终结。
在东方，汉帝国在抵御匈奴人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虽然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其精力也逐渐消耗殆尽。到了汉代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和诸侯迭起，曾经不可一世的汉帝国终于毁于战乱，而一度臣服于汉朝的南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也乘机再度崛起。公元316年，匈奴首领刘曜夺取长安，晋朝遂告灭亡。此后羯人、鲜卑人、氐人、羌人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胡人政权，形成“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来临。
然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故事至此并未结束。由匈奴人引起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和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余波在中国晋王朝、西罗马帝国和印度笈多王朝灭亡以后又持续了一两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元7世纪，西方***文明和中国大唐王朝才从混乱局面中真正确立和重建起来。然而就在这时，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支游牧民族——贝督因人又从农耕世界的南面对刚刚稳定下来的旧大陆各文明中心发起了攻击，从穆罕默德建立***教到阿拔斯王朝崛起的100多年时间里，阿拉伯人把他们的疆域扩大了几十倍，先后征服了亚美尼亚、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萨珊王朝、埃及、北非、西班牙和印度河西岸地区，并严重地威胁着西方***社会和拜占庭帝国，从此奏响了宗教时代文明对垒的新乐章。
概而言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根本原因是处于强盛状态的秦汉帝国对企图东进和南下的匈奴人入侵浪潮的有力遏制和坚决反击，而它的历史结果则导致了东起秦汉帝国、西迄罗马帝国的整个古典文明的覆灭。从时间坐标上来看，第二次农、牧世界大冲突和大融合促成了人类文明历史从古典时代向宗教时代的过渡，具体地说，它导致了秦汉帝国、大夏王朝、笈多王朝、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代埃及文明的衰落和灭亡，并且在这些旧文明形态的废墟上促成了一批新文明形态的产生，如唐宋帝国、阿拉伯帝国、西方***文明和拜占庭帝国。从空间坐标上来看，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使得游牧于欧亚大陆上的—部分匈奴人、鲜卑人、大月氏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南的日耳曼诸部族、马札尔人和阿拉伯人进入农耕世界，摆脱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的域界因此又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了约20个纬度。
来自欧亚大草原东北端的入侵狂飙
到公元11世纪末叶，当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余波已经完全平息，此前侵入农耕地区的游牧者逐渐放弃自己的野蛮习俗而普遍接受了农耕世界的文明生活方式时，欧亚大陆东北端的广袤草原上又开始酝
酿新一轮的大规模入侵浪潮。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欧亚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人和突厥人，这次大入侵最初采取了日耳曼蛮族对付罗马帝国的方式，即通过充当雇佣军的方式入主宗主国。这种和平渗透的工作是由一支突厥人——塞尔柱人来进行的，他们先是受雇于阿拔斯王朝，后来却成为这个王朝的统治者。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渗透严格地说来只能算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一部冗长而低沉的序曲，虽然潜藏杀机，却并不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这次大冲击的主旋律是由勇猛凶悍的蒙古人奏起的，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率领下，蒙古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横扫了从中国东海到匈牙利的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虽然蒙古人的征服如同昙花一现，为期不长，但这次征服却像噩梦一般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第三次大冲击的压轴戏是由一支信仰***教的突厥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来主演的，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反串了两种历史角色：一方面他们是***教世界主动攻击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批穆斯林战士，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游牧世界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最后一群牧羊人。
在蒙古人悄然崛起的12世纪末叶，欧亚大陆的各文明中心都呈现出一派积弱不振和分裂混乱的局面。在东方，宋王朝在辽(契丹)、西夏（党项）和金(女真)的轮番攻击下节节败退，一度不得不对金国俯首称臣，偏安江南一隅。在中亚和西亚，曾经不可—世的阿拉伯大帝国已经分裂为许多分立交讧的穆斯林王朝。在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不仅时时面临着穆斯林的威胁，而且也从假道东征的西方十字军的大肆劫掠中饱受其苦。至于西方***社会，则处于内部的教权与王权之争和外部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的双重困扰之中。因此，当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挥师西侵和东犯时，除西方***社会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文明圈均在蒙古人(以及各支突厥人)的摧枯拉朽的入侵狂飙面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蒙古族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蒙古”一名最初见于邱处机的《西游记》，后为元史所沿用。“蒙古”一词在蒙古语中的原义为勇悍无畏，一说为“银”(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曰：“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白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银。”)。蒙古人早期曾居住于额尔古纳河上游地区，约在8世纪时西迁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的草原地带。1206年，蒙占孛儿只斤部落的首领铁木真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统一了长期处于分散状态中的蒙古各部族，建立了蒙古国，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不久以后，成吉思汗就开始向蒙古族过去的统治者金国发动战争，1215年攻陷金中都燕京。接着又掉头向西，攻打西辽和花剌子模，一直推进到里海地区和高加索；向南跨越帕米尔高原，掳掠了印度的信德和拉合尔。1222年，成吉思汗经由兴都库什山脉返回漠北，顺势灭了西夏，以喀剌和林为都城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蒙古大帝国。
1227年，成吉思汗在武功显赫、踌躇满志之时死去，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推行他的扩张政策。拔都、贵由、蒙哥、旭烈兀等相继率军西征，先后征服了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吐番(西藏)、波斯、叙利亚和巴格达。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位，并把首都从粗犷荒凉的漠北小镇喀剌和林移至文明富庶的北京。1279年奄奄一息的南宋政权终于被蒙古人所灭，从此以后，忽必烈潜心经营中国事务，西域的蒙古各部则分裂为几个互不相属的汗国，各行其政。在里海和黑海以北的南俄罗斯地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和长孙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在中亚，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在阿姆河以西直至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旭烈兀建立了伊儿汗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地区，则是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这些汗国大多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联合体，靠着—个强有力的军事统治者来维系，缺乏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行政体系，因此它们后来又进一步分裂为一些更小的汗国。事实上，自从1260年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军队击败蒙古大军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浪潮即已开始走向低落。此后不久，接连发生的内部纷争(如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之间的战争、13世纪末叶窝阔台之孙海都对忽必烈元朝的反叛等等)使得蒙古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到了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蒙古人的征服狂飙已成为强弩之末。
到了14世纪，日益萎缩和分裂的蒙古帝国如同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融化。窝阔台汗国早在14世纪初期就为元朝和察合台汗国所兼并；1353年中亚的伊儿汗国灭亡；1368年元朝覆灭，蒙古人被逐出中原；在俄罗斯，莫斯科等公国的王公贵族们从14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拒绝向金帐汗国的宫廷纳贡和效忠，到了1480年伊凡大帝使莫斯科公国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而察合台汗国则长期处于几大汗国的左右夹击之下，一直处于是分裂和积弱不振的状态。虽然14世纪末期帖木儿帝国的崛起曾一度造成了蒙古大帝国中兴的假相，但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一样，帖木儿帝国也不过是夜空中的流星，一闪而逝。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迅速分崩离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主乐章到此结束。再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奏起的悲壮尾声了。
蒙古人的征服是人类历史上来势最凶猛、波及范围最广泛、为时最短且破坏性最大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那些身材矮胖、骁勇善战的黄皮肤蒙古人，以其高超精湛的骑术和骇人听闻的暴行，给从中国到西欧的各个农耕文明圈中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蒙古人的征服活动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新文明，但它却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时代。由于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把中国的火药这一伟大发明带到了西方，从而使得后来的凶猛矫健的游牧骑兵再也不能在滑膛枪的密集子弹面前任意地纵横驰骋。而继蒙古人之后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活动，与其说是表现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不如说是表现了***教世界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当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锐利兵锋终于被遏制在维也纳的坚固堡垒之前，或者说当15、16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来临时，整个欧亚大陆已经泾渭分明地被划分为三大块：天山——喜马拉雅山以东是信奉儒家伦理的大明帝国；从印度到小亚细亚直至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是穆斯林的天下，它包括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菲帝国和囊括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直至匈牙利的奥斯曼帝国；在旧大陆的西端和西北端则是西方***世界。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使得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游牧地区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与强大的农耕世界相抗衡了，游牧生活方式一蹶不振地衰落下去。不久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就开始取代了农、牧世界之间的冲突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分散的区域史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
最初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渺小脆弱的农耕文明，正是借助这三次游牧民族大入侵的反作用力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文明通过野蛮而“发酵”的过程是如此的顽强和不可抵挡，以至于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越过了公元1500年这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以后，原来如同蔓草一般四处蔓延的游牧民族反倒变得像3000年前的农耕世界一样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了。接下来的历史就是关于新崛起于旧大陆西北隅的工业世界怎样一大片一大片地把汪洋大海一般的农耕世界从地图上抹掉的故事。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认为：“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各种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相互闭塞的历史，发展到有联系以至于密切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史，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它是历史自身漫长发展的结果。”［5］从这种发展的世界史观来看，3000年来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冗长的序幕，15、16世纪以后开始的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内容。
文明高度发达的汉民族为何两次被游牧民族征服？
一切历史问题，其实皆可以归结为经济问题，而一切经济问题，皆本原于现实问题——可见，历史并不是故纸的垃圾堆，关键看你用没用心去看。
读国史，每见北方蛮族入侵，总是惘然：为什么偌大中国，竟不能敌区区蛮夷？
农耕民族为什么很难战胜游牧的蛮族？除了传统的说法，还有没有其他理由？
汉武帝时代，中国还有相当的畜牧业，所以还能组织起象样的中原骑兵，能够有效的打击匈奴；而唐太宗仍然只能靠以蛮族为主体的骑兵部队去对付蛮族，唐太宗的胜利，不能算是农耕民族的胜利；永乐五次北伐，没有什么象样的胜利，更无法歼灭蒙古骑兵。
老夫子们唯德是从，好德如好色，但解释来解释去，总不能令人信服。
这几天看《草原帝国》，一边在书页旁边写心得，一边做MBA数学题，忽然有了点想法。
其实，以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容易解释的问题。
先列举一些数据。
宋人说，要一百个农夫，才能养一个兵，姑且以此为人力成本基准值，设为PC1。
而草原蛮族，一个壮年男子，就是一个兵，设为PC2。
以生产力（人）为单位，则有PC1=100，PC2=0。
农耕民族的武力形式主要是步兵，而草原蛮族是轻骑兵。
从战斗力来看，中原农耕民族和蛮族的主要对抗区域是华北大平原，唐人的《反经》认为“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也有人认为，平原上一个骑兵实际可以对抗八个步兵。姑且取较小值，则战斗力为8F1=F2。
而作战效能E，取决于战斗力F和作战频率f，有E=F*f。骑兵的战场机动速度，至少可以达到步兵的两倍以上，则骑兵的作战频率至少可以是步兵的两倍。那么，骑兵部队的战斗效能E2，就是步兵部队E1的十六倍了：E1/E2=F1*f1/(F2*f2)=F1*f1/(8F1*2f1)=1/16。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蛮族骑兵天生就是优秀的战士，而农耕民族的步兵，还需要长期的训练，才能勉强成为战士，这中间的成本难以比较，故此处没有精确计算，但是绝不等于可以忽视。
接下来构建一个模型：一个草原蛮族，动员十万军队，则中原农耕民族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遏制它呢。
从成本上分析，蛮族人口总数P，比例为男女各一半，从正常年龄分布来看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子比例，至少可以占到男子人数的2/3，则有
100000=P*1/2*2/3=&P=300000
即，一个三十万人口的蛮族，就可以轻易动员十万骑兵。
通过上面的计算，中原民族要集中十六倍以上的步兵，才能与之对敌。就是说，要一百六十万人！蛮族动员十万骑兵，完全无需成本，而农耕民族就不同了，为了有效对付这个三十万人口的蛮族，他们要动员一亿六千万人口！
姑且不论中原农耕民族有没有这么多人口可以动员，即便有，她也必须要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才能把这么多人口的优势真正变成胜势——即便是今天，我们都还难以把一亿六千万人有效地组织起来——历史上没有一个纯粹的、稳定的农耕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某些王朝在其组织力强大的时候，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人力优势，但是仍然不能有效的达到其目标，因为这个终极成本实在太高，而且没有有吸引力的回报。
例如蒙古与金的野狐岭之战及随后的会河堡之战，十万蒙古骑兵，先后歼灭以步兵为主体（这个时候的金朝，在生产方式上已经相当汉化了，可以视为农耕民族）的金朝主力六七十万左右。瓦剌骑兵也轻易歼灭过明朝五十万大军（土木堡之变）。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战败归结为统治的腐败和统帅个人的无能，以上人等的罪过，最多只是没有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已——要是完成了，他们就理当是大英雄，可以端坐在庙堂里吃冷猪肉而于心无愧了。
显而易见，蛮族在人力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农耕民族简直无法和他们竞争。
从金融成本上来比较，农耕经济固然远较蛮族经济发达，但是通过以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稳定而富裕的农耕经济居然更撑不起一场战争。
宋太祖设立封椿库，扬言要以二十五匹绢购一辽人之首，“计其精兵不过十万人”，那么二百五十万匹绢，就足以搞定辽国问题了。
仿佛农耕民族完全可以用她的经济优势压倒她的对手了。
可是历史不是这样简单的。太祖皇帝忘记了，他的这个设想成本，只是在对手完全放弃博弈机会，让他一个人“Play a
game”的前提下的严优。
契丹人没有理由不参与博弈。而一旦他们参与了，太祖皇帝的成本就不再是纸面成本，而是不断的变化——确切的说是疯狂的上涨，直到大家的博弈达到均衡，或者一方无力继续玩下去而认输。
大宋王朝在太祖皇帝的既定国策下，疯狂地发展经济，结果一不小心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搞得最好的王朝——但是，太祖皇帝的购买目标还是没能够达成——事实证明任何不考虑事物发展变化的纸面计划和教程，注定是要失败的，宋太祖是这样，王明是这样，俺们的大学教育也是这样。
太祖皇帝要买人家的脑袋，契丹人只好花成本来谋求脑袋还是保持在原有的位置。如果买脑袋和保脑袋的成本一样多，最后拍卖会一般竞争下去的结果，多半是经济实力弱的契丹人输。
然而蛮族的成本低得多，他多投入一点成本，我们就要多投入好几点，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杠杆效应。这样算下去，我们也没什么便宜好占。
但是契丹人是进化了的蛮族，也有经济头脑，虽然投入不多，但是她家底薄，支付能力还是有限的。
最后大家都觉得这很无聊，于是谈和，大家选取次优方案，和气生财。谈完了还把媒人踢到床下去，说什么“凌烟阁上图功最，不数当年曹利用”。
从货币角度上来讲，蛮族的酋长同样不用花自己的钱养兵，而中原的皇帝就要花大价钱了。
蛮族的骑兵，不需要携带粮食，只要有草他们就能远征——没粮食他们就喝马奶，一点都不缺乏营养。所以供养成本和使用成本可以忽略为零。
而中原皇帝养兵的价钱基准很多，只举两个有代表性的。
清末，冯玉祥当淮军步兵的时候，是“三十三天三两三”，当保定练军的时候，也是每月三两多一点。
而明末的价钱，按《弘光实录钞》的说法，1644年，左良玉部队员额一万八千，每年该饷八十余万，人均月薪将近四两。此说原自弘光朝邸报，基本可信。
明清两朝，基本上步兵的平均月成本在三、四两之间，这也是白银时代的中原王朝的步兵基础价格。
我们现在往往把大明朝的灭亡归结于“横征暴敛”，其实大明朝的税收水平实在是很低的，万历中叶的年收入才四百多万两银子。
而大明朝要动员十万军队，其年花费要到五百万两左右，而这还仅仅只是维持费用，还不包括装备、补给、弹药、粮秣——要动员人手把这些东西运送到战场上，还要花更多的钱——要知道阎应元一个科级干部，腰刀也是价值三十余两银子的呢。所以大明朝的军队每次丢盔卸甲，就大大的便宜了满人。
大明朝的皇帝，尤其是管事的皇帝，比如说崇祯，真的是很头疼，小小的打一仗，他就要破产。所以崇祯一天到晚象个催命鬼，今天逼着袁崇换“五年复辽”，明天逼着洪承畴“克期决战”，后天逼着孙传庭“出关剿贼”，把三个最好的督师都给卖掉了——今天的人都骂他白痴，可是你自己上去试试看！没准你比他破产还快。
大明朝的皇帝不但养不起军队，而且打不起胜仗。戚继光定下的倭寇脑袋的价钱，是三十两银子一颗，杀敌千人就至少得发奖金三万两——别说少，就这点钱，大明朝后期都拿不出来，左良玉在辽东的时候，就因为发不出工资被当兵的吊起来打。欠饷成为明末的普遍现象。
而蛮族呢？不用说了，即便不是全骑兵的后金，成本也比大明朝低得多，他们穷得很，《天聪朝臣工奏议》说“全靠兵马出去抢些回来”，可见他们出兵的成本为负，支付的时候当然很有积极性。
所以成本决定了行为，决定了战略战术，也决定了胜负。
所以，科技水平低，但是成本更低的蛮族，在竞争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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