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美总统特使飞往延安见毛泽东为了啥？_网易军事
1944美总统特使飞往延安见毛泽东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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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赫尔利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蒋先生合作，由他当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回答是：“他当政府主席。”赫尔利变得十分乐观了。他问毛泽东，与蒋先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重庆，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毛泽东说：“当然在重庆。”
（原标题：1944美总统特使飞往延安见毛泽东到底为了啥？）
原文配图：赫尔利在延安。本文摘自《解放战争》，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黄土沟壑的上空盘旋。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在此之前，因为很少有飞机在延安降落，这个共产党中央所驻扎的偏僻小城内还没有称得上机场的设施。现在，那个被称为“机场”的地方只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空地。由于手中有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事先亲自起草的一封关于这块空地的规模、走向以及各种可以利用的地面标记的电报，驾驶飞机的美军飞行员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机场”，并且迅速地俯冲下去。美军飞行员此刻的行动如同一次氛围奇特的飞行表演。——但是，还是出事了。飞机的轮子刚刚接触地面，左轮猛地撞上一个看似松软实际上异常坚硬的黄土堆，机身立即向左倾斜，瞬间变成一团带着尖厉呼啸的巨大的黄色烟尘，烟尘在接近那片空地尽头的时候戛然而止，机头戳在地上使整个飞机几乎竖立起来，机舱的左侧裂开一个大窟窿。驾驶和乘坐这架飞机的数名美国军人惊魂未定地从机舱里爬了出来。他们显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们立即感受到延安炙热耀眼的阳光和浓烈醇厚的黄土气味。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发生在中国的规模巨大的战争——战争的一方称之为“解放战争”，另一方称之为“戡乱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典型的内战。——叙述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必须从战争爆发前一年一架倒霉的美国飞机开始。因为，当那架飞机在跑道尽头变成一团跌跌撞撞的烟尘的时候，站在空地边的延安军民惊骇的叫声以及爬出飞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迷茫的神色，无疑是中国即将进入的那段动荡岁月和即将爆发的那场战争的极具意味的开端。那个夏天，美国人急于飞往延安的原因是：首先，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而蒋介石需求的对华援助越来越多，引起美国朝野的一片不满；其二，美军已经开始轰炸敌后日军目标，迫切需要共产党抗日武装提供有关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美军飞行员；其三，或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并了解他们，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华政策所必需的。延安，已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了一个含义复杂的政治词汇。延安指挥的武装力量遍布整个中国，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之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就是一个“国家”，尽管蒋介石从来没有承认过其合法性。中外记者们发现，共产党人在这片黄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被国民党报刊描绘成“匪首”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性情温和，除了不断地吸烟之外，这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南方人，举止从容不迫、神态安然自得。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国共两党是选择战争还是和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内战，而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外记者们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认识了毛泽东。——“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美军观察组虽然被延安的一个黄土堆弄得心惊肉跳，但是《解放日报》刊发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还是让美国人十分高兴。社论不但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据说社论标题中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毛泽东对随行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国防止内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影响。由于担心一旦抗战结束，美军撤离后，国民党军会立即发动内战，毛泽东甚至向美军观察组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受到友好接待的美军观察组吃上了延安生产的面包，而毛泽东和延安军民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美军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永远走着鸭子步的落魄的美国流浪汉，在流浪汉的身后，是那个距离延安十分遥远的国度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接着，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到达延安。赫尔利曾经是胡佛总统时期的陆军部长，出任罗斯福总统特使之后不久，他便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深陷中国内战开始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这个美国人很快就被共产党人视为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但是，他第一次来延安的时候，受到了真诚的欢迎。毛泽东特别交代，要专门为赫尔利“开个欢迎会”，“再搞点音乐晚会”。延安方面期待的心境，源于重庆传来的情报。不久前，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已与赫尔利见过面。赫尔利对林伯渠和董必武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缓和，并且同意他必要时与共产党人接触。他代表罗斯福总统来到中国，就是要促成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最终战胜同盟国共同的敌人。在此之前，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见过赫尔利。于是，与前些日子那架运载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出现意外一样，这位美国特使也令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感到了颇多的意外。赫尔利乘坐的飞机在延安降落时，周恩来正好在那片空地上，当他得知走下飞机的外国人是赫尔利时，立即招来一个步兵连作为临时仪仗队。六十一岁的赫尔利“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连的检阅，“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这一情景令急忙赶来欢迎他的共产党领导人不禁“瞠目结舌”。第一次会谈，面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基本上是赫尔利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他再次强调自己到延安来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蒋委员长不但愿意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且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同时正在考虑以某种形式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赫尔利拿出一份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亲自为共产党领导人朗读起来：一、 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 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 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 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 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毛泽东问赫尔利，这份文件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解释说，这是两党谈判的基础，不带有任何强迫性。参加会谈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说，毛泽东想知道的是，您刚才说的是蒋介石的意见还是您自己的意见。赫尔利犹豫了一下说，原来是我自己的意见，后来蒋先生作了若干修改。午饭之后，接着会谈。毛泽东不再给赫尔利滔滔不绝的机会。在警告赫尔利“中国的事情很难办”之后，毛泽东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即联合政府问题和改组军队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始终无法妥协的最主要的问题。毛泽东说，抗战以来，“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一共一百九十五万军队，“有七十七万五千人来包围我们”。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拥护国民党，以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战斗在敌后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国民党军队早就被打垮了。军队是需要改组，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公平，他说蒋介石抗战八年，是他周围的腐败分子利用了他。但是赫尔利依旧认为，关于他带来的那份文件是有沟通的可能的，他请毛泽东亲自修改文件上的条款。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一条，把第三条放在第二条之前，建议加上联合政府的条款：“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毛泽东强调增加的这一条款意味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国民党只是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中与其他党派平等的一员。赫尔利以他对中国极其有限的了解，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赫尔利表示：“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先生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陪同毛泽东去见蒋介石，并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见面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泽东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对经过修改的方案在蒋介石那里获得认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因此，他问赫尔利：“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是否会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说，有赫尔利将军见证，如果蒋先生拒不签字，将军就可以明确地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认为很公平的协议，“毛同意了，蒋不同意”。这时，赫尔利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蒋先生合作，由他当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回答是：“他当政府主席。”赫尔利变得十分乐观了。他问毛泽东，与蒋先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重庆，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毛泽东说：“当然在重庆。”毋庸讳言，美国政府做出的主动接近的姿态，确实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某种希望，即希望美国可以成为中国对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调解人。尽管毛泽东终生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抱有极大的警惕。赫尔利带着美国式的天真回重庆去了。毛泽东没有想到，首先给共产党人造成困难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一九四五年残冬时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雅尔塔。当时，盟军对日作战的大势是：在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战局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罗斯福甚至接到过蒋介石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联盟战争的信函。——而一旦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将上百万军队投入英美对日战场，那么，在美军以巨大代价征战的太平洋战区和仍让英军处在噩梦中的印缅战区，战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困难。罗斯福和丘吉尔来到雅尔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斯大林出兵，直接打击中国本土上的日军，以减轻盟军在亚洲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推进整个战争的迅速结束。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后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果然，斯大林对苏联红军承担对日作战“开价”很高。除了从日本那里恢复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各种权益之外，大部分的条件涉及中国。包括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的权益，恢复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和南满（哈尔滨经长春至旅顺）铁路。另外还有：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千岛群岛交与苏联。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字了。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而在政治信仰上与苏联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心情更为复杂。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来了，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层斑驳的绿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论联合政府》。这个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公开发表的文件，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内战。陈布雷的意思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有颠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毛泽东担心的是：一旦日本战败，内战全面爆发。就在共产党人对未来提出设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事件突然降临。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八个集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开始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和延安的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早了一天。突然到来的胜利，给国民党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延安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十年前，共产党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此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他们对中国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焦虑，绝不是出自于对中国社会与民生的担忧。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联盟的格局。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格外关注国民党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九十四军被运到上海，第九十二军被运到北平……这种规模甚至超出了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担忧的是，五万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军受降，实际上既是等候着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同时也不排除打算与苏联争夺控制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更让共产党人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消息，依旧来自苏联。苏军对日作战开始后，朱德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宣布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签署外交文件当属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一“条约”签署的时机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生存环境。条约的要点，是落实苏联在《雅尔塔协议》中取得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以此换取了斯大林的承诺：上百万苏军已经开进中国东北，虽然此刻那里没有国民党军的一兵一卒，但是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并且，“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有外国记者评论说：“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起草了发至各战略区的电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电报表明，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同一天，蒋介石发布了三道命令：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蒋介石的第三条命令，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冲突的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否“合法”的问题。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电文充满了毛泽东的文风：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三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德副总司令 彭德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紧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毛泽东质问道：“试问要伪军维持的那种‘治安’，不就是伪军在日寇指挥下维持了八年的那种‘治安’吗？试问要伪军‘保护’的那些‘人民’，不就是日寇和伪军一向保护的那些奴事日寇、鱼肉人民，为非作恶，发财致富的那些汉奸卖国贼吗？”十四日，蒋介石的回电到了，电文竟是这样的：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样的邀请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应该说，延安对于赫尔利的政治调解最初充满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准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存在任何杂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共产党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简陋”：“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即是最大的让步，因为我们得到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尔利从延安带回重庆的那份由毛泽东修改过的协议，还是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受改编，并且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统辖，国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八月十六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电：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末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未（八月）铣（十六日） 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的电报，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请求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为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邀请共产党人“共定大计”的口吻更加热烈：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在驰电奉邀，务肯惠诺为感。蒋中正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问题。朱德同意，说要解决问题，去是有利的，对将来的选举也是有利的，“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也同意，但是建议暂时先不去，等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来再去。就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中正 哿（二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随后提出，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武装可以让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据地。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电报将共产党人力争国内和平的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与蒋介石见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中国有“洗心革面”的成语，意为通过改过面目一新。毛泽东接着又说：“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那一年，毛泽东五十二岁，蒋介石五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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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心灵读本，鲁籍同乡精神家园。
阴法唐(1922-——)，山东肥城市桃园镇张里庄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旅组织干事，冀鲁豫军区县大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团长兼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和进军西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后，历任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书记兼西藏军区分区政治委员，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第三届政协主席。1988年任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对印反击！阴法唐将军访谈实录，澄清历史谜题
本文原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2005年第2期，转发此文献给参加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人民军队英豪与先烈!
阴法唐将军（左）和作者魏碧海
受访者：阴法唐，1950年10月参加昌都战役，任第18军第52师副政委;1951年与副师长陈子植率第52师主力进军西藏，任中共西藏工委江孜分工委书记;1959年任西藏军区江孜军分区政委、中共江孜地委书记;1962年任藏字419部队政委;1963年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1980年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1986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魏碧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军事历史》杂志总编辑、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大校军衔。主要著作：《铁流东进》、《西陲血路》、《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纵横天下》、《山河喋血》、《东北风——四野战事全纪录》、《刘伯承画传》等。主要影视作品：电影《决战黄桥》、《粟裕战苏中》、《那岁月刻骨铭心》、24集理论文献专题片《跨世纪的红星》、20集文献纪录片《红色货币》、9集理论文献纪录片《从胜利走向胜利》、6集文献纪录片《传奇上将陈再道》、8集文献纪录片《战将杨成武》、8集文献纪录片《王树声大将》等。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编写组成员、《刘伯承军事文选》课题组副组长、《刘伯承年谱》课题组组长、《刘华清传》编写组副组长。曾获第10届和第13届“中国图书奖”、第3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编者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及1962年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一直是军事论坛上讨论最激烈的热门话题之一。网民们大多不了解中印边境争端的来龙去脉，不了解1962年自卫反击作战的时代背景，所以无法理解毛、周的战略决策，出现了许多过激、过偏的言论。《军事历史》作为军事科学院这一军事学术权威机构主办的期刊，有责任和义务发挥正确舆论导向作用。澄清历史事实的最好办法是“让历史见证人出来说话”。为此，本刊记者魏碧海对阴法唐中将进行了两次专访。阴将军长期在西藏工作，是“老西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也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主角——“藏字419部队”的政委。
本刊记者魏碧海(以下简称魏)：阴政委，首先我代表《军事历史》杂志同仁和广大读者对您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表示感谢!
阴法唐(以下简称阴)：不用客气。这段时间开会、写文章、参加有关西藏问题的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你寄来的信和采访提纲我看了，来不及认真准备，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吧。
魏：您是“老西藏”，从1950年的昌都战役到改革开放6年后的1985年，西藏沧桑巨变，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您都经历过。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向您请教，鉴于时间关系，这次就谈一个问题——藏字419部队组建始末。
阴：藏字419部队最初不是一支部队，而是一个指挥部的代号，叫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是1962年6月组建的。当时西藏军区只有3个团的野战兵力，419就指挥这3个团准备应付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后来指挥部及其所辖部队就作为相当于一个师的部队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到1963年6月“藏字419部队”这个代号取消，前后大约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可以说“藏字419部队”完全是为了应付中印边境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而临时组建的。
魏：请谈谈组建时的情况。
阴：1962年6月初，西藏军区(那时候是大军区)通知我到拉萨开会，接受任务。当时，我是中共西藏工委江孜地委书记兼江孜军分区政委。接到通知后，我猜想可能是要派我到西线去与印度方面谈判。那时，尼赫鲁搞“前进政策”，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边境地区推进，蚕食我领土，并与我边防部队发生武装冲突，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是西线阿克赛钦。进藏初期，我曾与印度打过交道，所以有这种想法。
魏：那时您想到过四个月后会与印度军队在东线大打一场没有？
阴：没有想到，那时候根本没有与印度军队打仗的准备。6月11日，西藏军区组建前进指挥部，代号藏字419部队，中央军委最初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做好配合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的准备。那时候我军反蚕食斗争的重点是西段，由新疆军区负责，成立了康西瓦指挥所。54军副军长何家产任“康指”司令员兼政委。从1959年以来，特别是1962年上半年，西段局势一直非常紧张，武装冲突不断。
魏：许多网民有一个疑问：印军的蚕食活动早就开始了，如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至传统习惯线之间多达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就是在1950年至1954年间被印军侵占的，为什么我军的反蚕食斗争迟至1962年才开始进行？
阴：中印边界争端分西段、中段、东段三个地区，情况都不同，很复杂。就拿东段来说，一因麦克马洪线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期盼谈判解决;二因印军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地区之时，正是我们进军西藏初期，大的历史背景大家都知道，那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们以举国之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
魏：在抗美援朝的同时，我们进藏的18军部队有没有力量与入侵的印军在喜马拉雅山较量？
阴：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西藏站稳脚跟。虽然，1951年中央政府就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十七条协议”，但是要落实这些协议是非常艰难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千方百计想把我军赶走。我们为了争取达赖等上层人士，可谓仁至义尽，采取了许多宽容、安抚政策，尽量减少驻军就是为了不刺激达赖等人的一项措施。18军部队真正进到拉萨及其以南地区的兵力很少，实际上只有两个团，大部分兵力在18军后方司令部的指挥下修公路、建机场，保障前面的部队。当然打不打是一回事，有没有力量是另一回事，只要需要，我们是有办法的。
魏：我听王贵(原18军干部，曾任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中将的秘书)说，昌都战役时，作战人员与后勤保障人员之比为1：3，到进军拉萨时，前方人员与后方保障人员之比为1：10。真是这样吗？
阴：这个比例是谁统计的，我不知道，后方保障兵力大大超过前方兵力是确信无疑的。进军西藏比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为艰难，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等军级干部和大部分师级干部以及少部分团、营级干部参加过红军长征。西藏地旷人稀，生活物资匮乏，尤其是缺乏粮食。上层反动分子扬言要把我们饿死，说“饿肚子的滋味比打败仗更难受”。意思是他们在昌都战役中打了败仗，现在要让我们更加难受。他们屯积物资，导致粮食等物资价格飞涨，然后在群众中撒布谣言，说解放军把东西买光了，煽动群众与我们对立。根据西藏粮食和其他物资缺乏的情况和照顾群众利益，毛主席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要从内地运进去。当时没有公路，后勤保障极端困难，除自己生产和可能的采购(包括从印度、尼泊尔采购)之外，修公路就成为我们能不能在西藏站住脚的首要任务。
魏：公路没有修通前，前方不可能驻很多部队，不然要饿肚子。可是公路修通后，驻军是不是可以增加，增加到足够对付印军的步步蚕食？
阴：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日同时通车到拉萨。康藏公路全长2416公里，修这条公路牺牲了两三千人。前面已经讲过印军侵占东段我大片国土是在1954年前。那时我们在西藏仍然没有完成站稳脚跟的任务。1952年2月西藏军区成立，下设警备区、军分区，当时拟定我任江孜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方案报上去，总部同意了，但毛主席为了不刺激DL集团，决定西藏军区暂不成立警备区和军分区。直到1959年DL集团全面叛乱了，我们才在平叛和民主改革时成立了军分区。那时西藏军区就三四个团的兵力，虽然兵力少，我们并没有忘记边防职责，但是上层反动分子不断捣乱。1952年1月，我们派一个营进驻喜马拉雅山区的隆子宗，离“麦克马洪线”很近。不久，拉萨就发生了“人民会议事件”，藏军和寺庙的喇嘛在拉萨制造骚乱，他们包围了中央代表住所，占领城区制高点，并秘密调遣驻日喀则的藏军炮兵团到拉萨。为了应付不测，我们又不得不将隆子宗的那个营调回了拉萨。1954年DL到北京参加了人大会，并当选为副委员长，他一度思想倾向进步。1955年他回到西藏后，受到反动分子煽惑，特别是1956年到印度参加释加牟尼涅盤2500周年纪念大会时，又受到外国敌对势力和西藏外逃的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思想动摇，一度想滞留印度。周总理为此亲赴印度跟他做工作，并重申六年之内不在西藏搞民主改革。DL才有所转变，回到了西藏。随后中央决定，将驻西藏的部队40%调回内地，在地方工作的同志90%都调回去。我们的兵力就更少了。这时，康区和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叛乱武装纷纷窜到西藏，与西藏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向我们发动进攻。反动武装不断伏击、袭击我军。我们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也只是进行了被动的自卫，没有反击。我们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去制止叛乱分子，想不到他们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利用叛乱分子。反动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我军从西南、西北调了3个师进藏平叛。直到1962年3月，全区的平叛工作才基本结束。
魏：我军与印军的武装冲突也发生在DL集团叛乱之后。
阴：是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一直想把西藏变成一个“缓冲国”，基于这一目的，他与西方敌对势力相勾结，支持DL集团的分裂活动。早在昌都战役时，尼赫鲁就荒唐地指责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中国政府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1959年，DL集团的叛乱失败后，尼赫鲁的幻想破灭了，就气急败坏地指令军队实施“前进政策”，因而不可避免地与我军发生流血冲突。
魏：东线的“朗久事件”与西线的“空喀山口事件”就发生在1959年下半年。
阴：这两起流血事件发生后，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并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政府和平谈判的诚意，中央下令我边防部队停止巡逻，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主动与印军脱离接触。这是我国政府为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作出的让步。我们历来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其后，周总理访问印度，两国外交人员进行了交涉。尼赫鲁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又不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维持现状，他把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维护边境和平局面作出的种种让步都当成是软弱可欺，变本加厉地蚕食我领土。
魏：反蚕食斗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印军在西线的蚕食行动屡屡受挫，于是将蚕食的重点转到东线。前面您谈过藏字419部队正是为了反蚕食而组建的，请谈一下部队的领导机构和部队的组成情况。
阴：前面说过，藏字419部队是代号，最初叫西藏军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进指挥部，简称前进指挥部。司令员柴洪泉，他当时是山南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是我，当时是江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副司令员姜松，当时是江孜军分区副司令员;参谋长曹宗奎，当时是山南军分区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魏克，当时是西藏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419部队组建初期只有司令部和政治部，没有后勤部，机关干部主要来自西藏军区机关。419机关设在拉萨西郊，那里本来有一所医院，医院撤走后原准备办一所学校，学校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我们就驻在那里。419部队辖3个步兵团和几个保障分队。这3个步兵团几乎是当时西藏军区的全部野战兵力。不算驻日喀则的一个师，那个师是平叛进藏的，建制属于西北军区，后来也归西藏军区。419部队都撒在外面，分布很广。157团驻曲水，离拉萨约五六十公里，紧靠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左岸;155团驻巴河桥，现在属林芝地区，离拉萨200多公里;154团更远，驻扎木，离拉萨约700公里。419部队兵力为8000人，至此西藏才算组建了真正意义的边防部队。这也说明我们事先没有与印度军队作战的准备。
魏：请谈一下419部队组建初期的战前动员和战备工作。
阴：首先是思想动员，军委和总政下发了《关于反对印度反动派军事挑衅的政治工作指示》，我们组织部队学形势，讲明边境问题的起因和实质，作执行任务的准备，开展以揭露尼赫鲁反华真面目为中心的控诉教育运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爱国热情。
魏：此时，西线反蚕食斗争更加激烈，印军在该地区不断增加兵力，造成频繁的武装冲突。
阴：这个时候前线不断传来坏消息，印军太嚣张了，步步进逼。也好，尼赫鲁给我们上课了。我们只好借助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实教育部队，广大指战员听到这些情况，义愤填膺，纷纷写血书求战。
魏：1962年六七月间，毛主席为反蚕食斗争专门提出了一个方针：“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可见直到此时，我们还没有与印度打一场战争的打算。
阴：是的，当时只是做准备。六至九月，419部队在政治动员的同时进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战术训练，再到营、团规模的实弹演习。对部队作了“汰弱配强”，对三分之一的干部作了调整，把老弱病残的干部战士调离了作战部队。乔学亭当时在内地院校学习，我们把他调回来当团政委。从内地军区还调来了一些人才，如从武汉军区调来了一批优秀的40火箭筒手，连人带装备一起来的;北京军区支援我们一批通信器材，也是连人带装备一起来的;从内地还调来了藏语、英语、印地语翻译100多名。
魏：1962年9月以前，印军蚕食重点在西线。西线我军采取“顶、逼、围、堵”等办法，有效遏制了印军的扩张活动，于是从9月开始，尼赫鲁将蚕食重点转到了东线，他认为在这个方向印军的兵力和补给条件占优势。
阴：麦克马洪线本来就是非法的，我们从来不承认，印军在50年代早就侵占了“麦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尼赫鲁还不知足，居然下令越过“麦线”继续向中国领土“前进”。西藏军区为了查明印军入侵麦线以北地区的情况，派遣山南军分区一个连的侦察分队到克节郎地区，并在克节朗河北岸设立哨卡，与南岸印军隔河对峙。印军向上谎报军情，说有600多名中国军人包围了他们的哨所。印度军方以此为借口，令他们的所谓“王牌”第7旅在48小时内向前推进，用“武力驱逐”北岸我军。当时尼赫鲁在英国访问，他向内阁下令“在麦克马洪线决不能退让一寸。”
魏：“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人麦克马洪在地图上划的一条线。事实上克节朗河地区在“麦线”以北。尼赫鲁为了得到更多的地方，硬说麦克马洪在这个地方划得不对，他采取卑劣的手段修改地图，将“麦线”向北推移，把“麦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划入“麦线”以南，随后派兵侵入这个地方。
阴：接着就发生了择绕桥事件。印军向我守卫择绕桥的边防战士开枪，打死我边防战士5人。这是印军蓄谋制造的一起流血事件。拉萨各界群众4000多人集会愤怒声讨印军的暴行。419部队也抓住这一事件进行教育动员。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热爱和平，可是侵略者偏要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指战员对印度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纷纷请战要求还击。10月10日，印军又在择绕桥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我军牺牲11人，伤了12人。这次事件发生后，大家更看清了，克制忍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与印度的一场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魏：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央是不是就下了与印度打一场战争的决心？
阴：还不能这么讲，只能说是下了要反击印度侵略军的决心，至于反击的规模，还谈不上达到战争的层级，我想仍属武装冲突这个层次。作战规模的扩大是后来的事。在我们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还在内地养病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紧急召见了他，中央和军委领导当面向他交待了自卫反击作战的任务，目的是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10月12日，尼赫鲁公开宣称要把中国军队从克节朗地区“清除掉”，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公然叫嚣：“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10月17日印军在东线和西线同时向我军发起进攻。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称，他们取得了拿破仑式的独一无二的胜利。从时间上可以看出，正是印度当局的狂妄将武装冲突的规模一步一步推向了战争。10月12日，即尼赫鲁宣称要“清除掉中国军队”的同一天，张国华才返回拉萨。10月17日，中央军委才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0月18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出指示：“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总参下达的作战任务最初是歼灭侵入“麦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一个营。
魏：克节朗战役实际上歼灭了印军一个旅，这是怎么回事？
阴：张国华司令员返回西藏后，在拉萨开了一个会，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随后就到了山南的麻麻。他听取了军区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分析和我们的作战意见，果断提出了对印军左右两翼同时打，歼灭印军一个旅的大胆计划。这个计划报上去之后，总参和军委，包括几位老帅都不同意，怕我们胃口太大吃不掉印军的那个王牌旅。还是毛主席有气魄，他说：“让他们打，打不好重来!”这才有克节朗战役后来的规模。
魏：张国华回西藏之后，又组建了一个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这与6月份组建的那个西藏军区前指是什么关系？
阴：张国华司令员到拉萨的同一天，419部队分别从林芝、巴河桥、拉萨、曲水等地开拔，向克节朗前线集结。14日，张司令进抵山南的麻麻，组建了新的军区前指，张国华任司令员，邓少东、陈明义、赵文进任副司令员，吕义山任副政委。原来的军区前指及其所属部队，即藏字419部队，就以相当于师的单位投入作战。
魏：我听说在克节朗战役之前，419部队首长，特别是您本人对战役决策提过很好的建议。请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阴：第一线指挥员不要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要遵照古田会议精神，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要敢于提意见，这也是我们解放军特别是18军的老传统。前面讲过张国华司令员对总参作战计划提出改动意见就是一个光辉范例。当时，印军第7旅在克节朗地区的部署像一个短腿的“T”字，正面宽，纵深浅，各据点距离近，要歼灭他的一个营，其余部队一是可能来援，二是可能逃跑，况且我们有能力把它吃掉，所以不如作全歼一个旅的计划。打一个营也是打，打一个旅也是打，打一个营麻烦还多，不如狠下心打一个旅。其实在这次战役中，各级指挥员都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如军区前指原来给主攻团第155团的任务是首先歼灭卡龙据点之敌，尔后再歼灭枪等和扯冬、绒不丢据点之敌。155团鉴于卡龙与枪等很近，打卡龙必受枪等之敌的侧击。他们认为有能力将这两个据点同时打掉，于是主动向上级提建议。柴洪泉和石伴樵(军区前指副参谋长)去155团视察，团长刘广桐、政委乔学亭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柴、石二人没有同意。后来我去了155团，他们又向我提出，我认为有道理，可以采纳。我就向柴洪泉提出，柴没有表态，他问石伴樵，石也不好说了。我就直接报告张国华司令员。张司令很重视，直接打电话问我，两个据点一起打有没有把握？我对这支部队的情况比较了解，就回答说没有问题，有把握。张司令果断拍板，批准了155团的建议。这样的事例还有。
魏：请介绍一下克节朗战役双方参战兵力。
阴：印军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的是他们的所谓王牌第7旅，另配属阿萨姆步兵第5营和炮兵、工兵等部，兵力为3000多人。第7旅所辖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在1944年意大利战场立过大功，廓尔喀人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有尚武的传统，早在100多年前就是英国雇佣兵的主要来源;拉加普特联队第2营和旁遮普联队第9营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印军的精锐部队。这3个营的历史都超过了100年。我方参战兵力为：419部队全部、11师第32团第2营、山南军分区一部和炮兵、工兵各一部，共10300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3，我3倍于敌。张国华司令员授权419部队指挥机关指挥以上参战部队。西藏军区前指位于麻麻，419指挥机关位于学波洞。
魏：整个东线地区敌我兵力对比是多少？
阴：印军除克节朗地区的3000多人之外，在棒山口至达旺地区部署了2700人，在珞瑜和下察隅地区部署了8个营，整个东线印军兵力约2.2万人。我军在东线除419部队和11师两支野战部队之外，另有山南、林芝、昌都军分区的部队，总兵力2万多人，与印军相当。但我们在克节朗方向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在其他方向实施佯攻，以牵制当面之敌。
魏：请谈一下克节朗战役的经过。
阴：克节郎战役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一个战役，也是战斗最激烈、最艰苦的一个战役。战前各级指挥员对当面敌情、地形进行了反复侦察，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和制定了非常详细的作战方案。在印军连续向我发动进攻后，我军于10月20日凌晨发起自卫反击。我军采取夜行晓袭的战术，在夜色掩护下穿插、迂回到敌侧翼和背后，在攻击出发地隐蔽待机。攻击印军右翼的任务基本上由154团单独执行。攻击印军左翼卡龙、枪等的155团，在157团、11师第32团一个营及山南军分区等部的配合下于清晨7时30分，向印军两据点发起了攻击。实事求是地说，印军还是很能打的。他们是印军的精锐，又受了欺骗宣传，认为我军侵略了印度领土，加上对我军特别英勇的战斗作风和俘虏政策不了解，就一味的抵抗，死守地堡，很多战斗他们被打死的比当俘虏的还多。如卡龙据点有印军143人，其中被我军击毙的有92人，当俘虏的只有51人，其中不少是因伤被俘。我军在攻克卡龙的战斗中伤亡也较大，牺牲21人，伤29人。
魏：两强相遇勇者胜，应该说我军的顽强压倒了印军。
阴：这话一点不错。印军的工事主要是地堡，如卡龙据点印军143人，就筑了64个地堡。我军是一个一个地堡逐点攻击，那真是短兵相接啊!著名的“阳廷安班”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涌现的。这个班共8人，班长牺牲了，第二班长接着指挥;第二班长牺牲了，副班长马上顶上去;副班长牺牲了，老战士立即顶上去，最后牺牲了7人，只剩一个新兵，这个新兵又主动加入另一个班继续战斗，真是前赴后继。这个班在另一个班的配合下，攻克了27个地堡，歼敌55人，战后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印军哪里见过这么厉害的部队？我们在气势上确实压倒了他们。原定3天的攻坚任务，我军只一天就完成了。印军第7旅当时大部被歼，余部溃散于丛林，不久被我清剿，最后全旅被歼灭。以后的战斗，印军士气被完全瓦解了，我军真是摧枯拉朽!
魏：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7旅被消灭后，位于第7旅后方的印军第4师战术司令部和炮兵第4旅等部纷纷南逃，此时中央军委下令我军不受“麦克马洪线”的限制，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南追击。
阴：军委关于越过“麦线”的命令是10月20日21时下达的，军区前指给我们的命令是21日16时55分，这个命令是让我们夺取龙布、丘散谋、吉米塘等地，为下一步夺取达旺创造条件。我们接令后，迅速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在追击途中，我们俘虏了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达尔维被俘后说：“你们在24小时内消灭了一个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22日23时总参下达了“相机攻占达旺”的命令，我们接到军区前指的命令是23日10时。达旺地区的印军看到我们逼近了，就逃往西山口方向，我们只抓住了他们的后尾部队。山南军分区指挥所和419指挥机关随即进驻了达旺。
魏：克节朗战役的战果如何？
阴：克节朗战役，包括向达旺方向的追击作战，共歼灭印军1897人，其中毙敌832人，俘1065人，缴获火炮75门，轻重机枪122挺，枪1104支，直升飞机2架。我军伤亡388人，其中伤256人，亡132人。
魏：克节朗战役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同时，总参和西藏军区前指下令我军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休整待命。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的和平愿望。但印度政府不但不理，反而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组织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战争动员。
阴：尼赫鲁自己撕下了“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假面具，公开向美、英等国乞求军事援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立即满足印度的军事需求，加紧向印度空运军事装备，鼓励印度与中国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尼赫鲁在西方的支持下，决心与中国再进行一次较量。顺便说一句，我们在战斗中缴获了不少美国援助印军的武器，有的还没有开箱。
魏：印度新任国防部长恰范声称：决心同中国战斗到底，直到最后获得胜利。印军向边境调兵遣将的同时，还不断炮击达旺河北岸的我军阵地。
阴：印军还要打，我们想罢手是不可能的，只好奉陪。印军加紧向边境地区增派部队，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东线的兵力达到3万人，其中1.5万人部署在达旺河南岸至印度境内的提斯浦尔之间。为了打破尼赫鲁通过军事冒险达成领土要求的幻想，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给印军更为沉重的打击，迫使印度放弃军事冒险，回到谈判桌上来。11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再歼灭印军3至4个旅的任务，其中达旺方向2至3个旅，瓦弄方向1个旅。
魏：瓦弄方向自卫反击作战是54军军长丁盛负责的。
阴：54军第130师于10月21日从四川出发，原拟参加达旺方向作战，后因印军向瓦弄方向增兵，军委决定将该师投入瓦弄作战，并与昌都军分区联合组建丁盛指挥所，简称“丁指”，指挥瓦弄方向作战。
魏：第二阶段反击作战，达旺至西山口、邦迪拉方向是主要方向，在这个方向419部队仍然是主角。请谈一下印军的兵力部署情况。
阴：前面说过达旺河南岸至提斯浦尔印军部署了1.5万人的兵力，其中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地区约1.2万人。印军是沿公路两侧纵深梯次配备，基本上是一个长蛇阵。刘伯承元帅形象地指出印军的部署特点为“铜头、锡尾、背紧、腹松”。印军第62旅等部约3300人部署在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第65旅战术司令部率两个营约1500人部署在略马东、德让宗地区;第48旅战术司令部率3个营约2200人部署在邦迪拉、拉洪、登班地区;第4师战术司令部和炮兵第4旅部约1000人部署在雨旺附近;第67旅在伏特山和米萨马里地区。
魏：我军在这个方向投入了多少兵力？
阴：中央军委为了加强东线主要方向的作战兵力，将步兵第55师从西宁调来了。这样我们就有了3个师的兵力，即：419部队、11师两个团、55师，另有山南军分区4个连、炮兵、工兵等部共1.8万人。我军与印军在这个方向的兵力对比为1.5：1。我们采取刘帅提出的“打头、切尾、斩腰、剖腹”的战术，实施大纵深迂回包围，多路穿插分割，将敌人的长蛇阵切为数段，各个歼灭。
魏：3个不同建制的师，另外还配属了不少炮兵、工兵，请谈一下我军的指挥关系。
阴：这个方向统一由西藏军区前指指挥，张国华司令员率军区前指于11月1日由麻麻移驻达旺以北5公里处的邦岗共。那个地方原为印军的一个指挥所，印军留下了一个沙盘，张司令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就用那个沙盘研究作战方案，下达各部实施迂回、穿插、分割的任务。我军第一步有两个任务，一是“切尾”，由11师两个团从印军右翼实施大纵深迂回，绕到印军主力后面，切断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堵截敌南逃退路，同时阻击从邦迪拉北援之敌;二是“打头、击背、剖腹”，由419部队、55师、山南军分区和炮兵、工兵等部歼灭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地区之印军，尔后与11师部队南北夹击德让宗之敌。张国华司令员本来要419机关统一指挥西山口到德让宗地区的作战。鉴于55师是一个跨大区的建制师，我感觉全由我们指挥不好，我就向张司令提出419与55师联合指挥，建立“联指”，张司令采纳了这个方案。联指随155团行动，在行进中还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事情。发起总攻不久，我们一部随155团向申隔宗穿插，结果走错了路，又遇悬崖绝壁，行动就慢了。那个地方很奇怪，电台信号弱，电报既发不出去，也收不着。联指另一部也遇到类似情况。从18日下午两点半到19日中午12点，联指与上级和下级都失去了联系。我们的部队素质很好，一看与我们联系不上，马上就越级与军区前指直接联系。在这20多个小时，张司令就直接指挥到团。直到联指电台信号恢复了，才恢复了对419部队和55师等部队的作战指挥。
魏：西山口至邦迪拉方向战役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我军的迂回、穿插、分割战术。战后张国华向中央汇报作战情况时指出，印军最怕侧后迂回，毛主席说：“这不仅是印度，从古以来，哪一支军队都最怕这一手。”请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阴：迂回、穿插、分割战术的灵活运用是克节朗战役的一个特点，各级几乎都成功地运用了。第二次战役，也就是西山口至邦迪拉战役，这个特点更为明显。从整个战役看，有大纵深迂回，如11师的“切尾”行动，急行军用了7天5夜的时间，从印军右翼绕一个大弯子，深入敌后150公里，将邦迪拉至德让宗之间的公路切断了，把拉洪以北之印军兜进了我军的大包围圈中。从每一个战斗看，都有距离远近不同的小迂回、小穿插、小分割。根据张国华司令员和军区前指的作战部署，战役总攻时间为11月18日8时30分，在此之前，各部队根据各自的作战任务隐蔽穿插至预定位置。既不能过早到达预定位置，以免暴露战役意图，也不能过晚到达，否则就达不成多路向心合围的目的，让敌人从缺口中逃掉。如山南军分区郭指的部队是从12日出发的，157团是14日出发的，154团和155团是15日出发的，55师部队是14日出发的。这些部队在迂回穿插途中有的就与印军小部队打响了，但印军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察觉我军的整体作战意图。直到11师18日拂晓切断他们的后路之后，才意识到我军竟然有这么大的胃口，给他们布了一个南北纵深达150公里的口袋。
魏：印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不如第一次战役那么顽强，当他们意识到已陷于包围之时，害怕重蹈第7旅被全歼之覆辙，纷纷夺路溃逃。我看过印军第62旅参谋长在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据他说，18日晨，当我军总攻刚一发起，印军第4师师长就脱离了指挥，逃跑了，接着防守西山口的印军第62旅旅长也脱离指挥逃跑了。印军实际上是在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下竞相逃命。
阴：在第二次战役中，印军除依托工事的防御部队比较顽强之外，一脱离工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我军在战斗中不管兵力比印军多还是少，均能做到攻必克、守必固，那种气势完全是秋风扫落叶!印军是沿公路两侧呈线式部署的，后路被断后，陷于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两翼受到攻击的绝境，纷纷向公路两侧的高山密林中溃逃，这样建制就乱了，难以组织起像样的防御和反击，整个战线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联指所属部队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米龙岗等地，11师攻占了德让宗和邦迪拉等地，印军主力不是被歼灭，就是溃散于山林中，另有两股分别向打陇方向和邦迪拉以南逃窜。军区前指即令419部队第154团向打陇追击，11师第33团向邦迪拉以南追击。随后，154团追到打陇，占领了吉莫山口;33团追到查库，占领了鹰窠山口、比里山口，接近了传统习惯线，从那里可以看到印度平原了。21日，中国政府发布声明，宣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部队接到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转入分片清剿。在清剿中154团击毙了印军第62旅旅长辛格准将。
魏：现在很多人大惑不解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军本应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为什么要主动停火？主动停火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后撤？这一仗把“麦线”以南的大片国土刚刚收回，干吗还要放弃？这些疑问在当时有没有？
阴：其实，这些疑问在当时也是存在的，有的还很强烈，他们说：“麦线”是非法的，“麦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我们的，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反击侵略者，既合理又合法，为什么要撤啊!况且胜利来之不易，部队吃过不少苦，流过不少血。从喜马拉雅山的山脊向南麓一路追下去，上面是高寒地带，都穿棉衣，我们指挥部还烤火取暖。高山缺氧，越往下气温越高，在公路上追击敌人时，有的扔掉棉袄，只穿单衣。氧气充足了，呼吸也顺畅了，打了大胜仗，收复了被侵占的国土，心情欢快得不得了。部队后撤时，正好相反，步步往高处走，上山的路是不好走的，越走越冷，氧气又慢慢稀薄了，呼吸又困难了，心情就更沉重了，思想上的弯子也是有的。
魏：我们的干部，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是如何给战士做思想工作的？是怎么帮战士们转过这个思想弯子的？
阴：那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的威望非常高，只要给战士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大家都会认为是英明正确的，都会坚决执行。通过学习，大家逐步理解了边界问题不能靠武力解决，要通过和平谈判。我们的自卫反击战是被迫进行的，打是为了和。况且我们保留着自卫反击和保卫国土的权利，不怕问题不能解决。
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利用毛主席、党中央的崇高威望来做思想工作确实是十分有效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很想知道您本人作为419部队的政委，是如何理解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停火后撤”的决定的？
阴：“停火后撤”是同我们自卫反击作战的目的联在一起的。前面谈到了，打是为了和，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和外交斗争。自卫反击战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但何时打、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是前进还是后撤，完全是毛主席、党中央视情况掌握的。决定“停火后撤”，我自然想到是火候到了，是情况的变化和任务的转换，不存在什么思想弯子。部队的思想工作，也是根据这些精神进行的。事实上，包括外电广播都证明，经过两次战役，狠狠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者，扩大了我国的政治影响，得到了国际上的舆论支持，粉碎了帝国主义的造谣诬蔑，有力地配合了我国的政治、外交斗争，也为今后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了条件。这是我当时的理解，现在也基本上是这么想的。
魏：中央为什么要在收复失地后，作出“停火后撤”的决定？理由是什么？
阴：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政府反对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纷争，包括边界问题。中印边界冲突正是尼赫鲁关闭谈判大门引起的，我军自卫反击就是要告诉印度当局想通过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不撤军，不仅会给尼赫鲁以口实，还会使与我国存在边界问题的许多国家心存疑虑。第二，我们的主要战略方向不在西南，而在东南。我们不想在这个方向与印度陷于一场持久消耗的战争中，而分散和削弱主要战略方向的力量。况且印度曾经是个殖民地国家，他与帝国主义存在本质区别，他对中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从来就不够成主要威胁。第三，我们不想给美、苏等国际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正是美、苏的支持和怂恿，尼赫鲁才会在反华的路上越走越远。印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溃败后，尼赫鲁抛弃了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假面具，甚至公然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要求美国出兵打中国。中印两国继续处于战争状态，势必给美、苏以坐收渔利的机会。
魏：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我军在1962年的重大军事行动，除此之外，我军在东南方向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大陆经济困难、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升级、苏联策动新疆伊犁塔城暴乱等，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于是成立了一个“反攻行动委员会”，制订了“国光作战计划”。毛主席紧急召见总参谋长罗瑞卿，指出：“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不要为西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为此，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第一批7个值班师、2个铁道兵师等部12万人于6月初奉命入闽;同时令12个步兵师作好准备，随时入闽;令空军15个师、30个团作好参战准备。当时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这是中共军队自韩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
阴：现在有些“事后诸葛亮”，看到1962年蒋介石并未反攻大陆，就认为我军在东南方向的大规模战备行动是无意义的，这个观点我不赞成。
魏：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我军的大规模战备行动，才使蒋介石知难而退，打消了反攻大陆的幻想。有的网民认为：我军在收复“麦线”以南大片国土之后之所以撤军，是因为后勤补给困难。您认为后勤补给困难算不算一个原因？
阴：不能说没有这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还是上面说的那几条。尽管1962年我国经济很困难，由于西藏事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储存了一些粮食，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踊跃支前，又有全国的支援，作战部队的供应还是好的，加上部队还有生产的传统嘛!
魏：还有人说，我们之所以主动停火后撤，是因为守不住。您认为这种说法对不对？
阴：不对!那是不了解情况。单从地形上讲，我们守在那里，是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更不用说其它因素了。
魏：您亲自到过“麦线”以南地区，请谈一下当地老百姓对我军的态度。
阴：我到过的地方主要是达旺和德让宗一带。印军侵占以前，那里一直处在西藏错那宗的管辖之下。六世达赖就出生在那个地方，有一座寺庙，我们几个领导专门去看过，拜访过该寺的一位负责人。达旺、德让宗一带的老百姓有藏族、门巴族等，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都与西藏其他地方一样。我还到寺院与喇嘛交谈过，也到当地群众之间做过工作。老百姓对我军非常热情，他们说：“一看长相，我们就是一国的。”我们给老百姓带了些盐巴和茶叶，他们吃了后高兴得不得了，说：“好久都没有尝到我们这些东西了，印度的盐巴和茶叶我们吃不惯。”
魏：做群众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到“麦线”以南后，我军还跟内地一样吗？
阴：完全一样。我们的干部战士帮老百姓挑水、打扫卫生，医疗队免费看病，文艺团体演节目，宣传队放电影。当时，达旺地区的庄稼成熟了，我们帮老百姓收割。那个地方有很多竹子、藤条，有手艺的战士就帮老百姓编筐子、篓子。老百姓哪里见过这样的军队？很快就对我军产生了深厚感情。我们的群众工作队更是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群众主动为我们提供情报，带路去清剿溃散在丛林中的印军，也主动参与支前工作。我军撤离的时候，老百姓真是依依不舍，不少人掉眼泪，自动组织敬酒、献哈达。
魏：“麦线”以北的西藏人民刚刚挣脱农奴主的枷锁，他们对“金珠玛米”(砸烂锁链的人)更是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请谈一下他们的支前工作。
阴：关于西藏人民的支前工作那真是一篇大文章，这是三言两语说不清的。中共西藏工委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广大翻身农奴为了保卫国家和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踊跃支前。他们抬担架、送物资、修公路，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姐妹争着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一位翻身农奴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去支前。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全区出动民工3万多人。可以说，我军之所以战无不胜，靠的不是武器先进，而是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这是我军与其他军队的本质区别。
魏：请谈一下第二次战役的战果？
阴：西山口至邦迪拉战役，我军歼灭了印军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上歼灭了第48旅、第65旅、第67旅等部，毙旅长以下2886人，俘2177人，缴获枪3840支、炮187门、汽车416台、坦克9辆等大批物资。我军牺牲225人，伤477人。其中419部队歼敌2173人，包括击毙旅长以下896人，俘1277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无一人被俘。
魏：战后，我军不仅释放了全部战俘，还将缴获的武器装备全部归还给了印军，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恐怕也是没有先例的。
阴：后来有人评论说这一仗打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
魏：419部队完成释放战俘和归还武器之后，是不是就取消代号了？419部队首长来自不同单位，他们回没有回原单位？
阴：419部队所属各团于1962年12月底从战区撤离，返回了原驻地。自卫反击战虽然结束了，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印军又很快重新占领了我们撤出的地区。印度当局一直以各种借口拒绝与我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西藏军区决定保留419部队建制，随时准备应付印军新的入侵和挑衅。1963年我调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徐浩接任419部队政委，柴洪泉等仍留在419部队工作，未回原单位。部队成建制改为一个陆军师，这个师一直是我军在西南方向的一个主力师。
魏：中印两国人民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友谊，1962年的那场战争只是两国关系史上非常短暂的惟一不愉快的记忆。那场战争之后，中印边境虽然仍有零星的冲突，但整体来讲还算是比较安定的。毛主席在战前说：“这一仗至少要保持边境20年的和平。”如今，40多年了，边境上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改革开放后，两国关系逐渐得到了改善。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两国进行了多轮外交谈判，如果当年尼赫鲁不拒绝中国和平谈判的建议就不会有那场战争。血的教训告诉人们：想通过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是行不通的!这也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又一重大历史意义。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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