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从不把三农问题看成仅是三农问题一样，我也从不把西部问题看成仅只是西部的问题，所以，我认为：　　　　与其说是西部大开发，不如说是东亚大开发！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提问直截了当：“中国有三大特点，一是中国有两种制度，城市和乡村；二是中国有四个事业，如果把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放到全世界２０６个国家，就会发现中国有世界上的高收入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下中等收入地区和所谓的世界的低收入地区；第三个特点是中国有四个社会，包括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和所谓的知识型社会，那么，在这样的基本条件下，我们的公共财政到底能做什么？做得了什么，做不了什么？今后的１０年，会不会更加恶化？”（《中国财政到底能干什么？》）
　　『关天茶舍』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
　　旅英流亡作家杨炼促当局正视农民问题　　　　　　得奖幕後推手　　　　　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杨炼，是风行全中国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能获得世界级报导文学首奖的幕後推手。四年前曾在台北当过驻市作家的杨炼说，透过这本书被人们盗版、传阅，农民问题在中国已经不可回避了。　　　　　　目前旅居英国的杨炼在柏林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最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当下的处境；而这个奖，就刚好最适合颁给中国。　　　　　流亡海外的作家杨炼说：「中国是一个问题非常多的地方，不过一直不被世人所理解，就像是月亮看不见的那一面。现在透过这本书被人们盗版、传阅，农民问题在中国已经不可回避了。」　　　　　　他指出，这本书的深刻之处，就在於明白地指出了造成现在农民困境最根本的结构性原因。　　　　　　他分析说，在国际经济体系下，中国问题已经超出了民族问题的界限。中国农民问题，其实已经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中国农民调查」，比起去年描写车臣人民受战争荼毒的首奖作品，更具有急迫性和世界性。 　　　　　　学者敬佩陈桂棣夫妇实践精神　　　　全景式记录农村的贫穷、抗争和悲壮　　　　　　在中国遭查禁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获得国际性的尤里西斯报导文学奖，北京学者大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作者陈桂棣、吴春桃夫妇二人，以时代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实践精神从事写作，不仅从书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散发出的诚实、坚持的气质，而且他们的原创性工作，令人敬佩。　　　　　　北京学者评价此书说，这是一部也许会让新闻从业者汗颜的作品。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经过叁年的农村调查，全景式记录了那些「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沈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　　　　　　学者表示，在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叁农问题」已成全民共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几乎家喻户晓的情境下，文章没有回避安徽部分高层官员的过失，实属难得。 　　　　
　　米奇尼克：“重建社会”。　　　　梁泉：重建家园，重建自己。
　　梁泉:你我自己的故乡抛在一边然后你又去做什么了呢?想你的祖国吗?祖国如何才能富强? 8亿农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了以后,也许会富强吧!　　　　然而这一切不都得由最基本的个体,个人做起吗?试想人人都把故乡抛在一边,那么谁来守卫自己的故乡?　　　　这个世界尊重事实就像农民的&狭隘&一样,农民只看到眼前利益,实在也是.评定综合国力的基础便是人均收入,这个&人均&是现实的，是狭义的.　　　　你的&大中国&说该是结合欧美国家观念说的，在美国,这种故乡情节比较淡漠,在欧共体就更不消说,甭说&家乡观念&,甚至&宗亲观念&从他们身上都淡漠的厉害,仿佛生子之为尽到做动物的本能,繁衍后代.这种观念在他们那里当然是行的通的.然而,在中国兴许就不行,期间最重要一个环节就是&人口&问题.　　　　据说在日本,&故乡情节&就比较严重.对于人口众多的国家,大面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场灾难。　　　　
　　回作者：喀喇　　　　呵呵，可能你没看我的文章的内容：）　　　　我的文章标题是引用海子的诗句。
　　提贴用。　　　　深圳港资厂4000人罢工拦路 不满低薪加班
　　　　　　车龙10公里柜车过关难　　　　　　【明报专讯】深圳市昨日发生近年罕有的4000名工人拦路罢工事件。当地一间港资电子厂工人因不满工资过低及工作超时，过千人上街抗议并堵塞市区一条主干道4小时，车龙长10公里，逾千辆香港货柜车无法过关。　　抗议事件震惊深圳市政府，据传市长李鸿忠亲赴现场协调疏导，示威工人昨晚已回厂静坐，但劳资纠纷尚未解决。　　　　　　主干道瘫痪塞车4小时　　　　　　发生罢工事件的港资厂为「美芝海燕电子厂」，有4000多名员工，港方代表姓欧阳。昨日上午8时，海燕电子厂数千名工人开始罢工行动，随後有千多人到当地交通动脉北环路拦路抗议，工人在北环路双向路面静坐并呼喊口号，两边行车即时受阻、车辆大排长龙，其中以香港货柜车居多。　　拦路事件持续至中午12时，造成深圳市东西交通严重阻塞，数千汽车排成近10公里车龙。　　　　　　底薪230元仅标准四成　　　　工人代表透露，厂方长期实行不合理工资待遇，工人每月底薪仅230元人民币，远低於劳动部门规定的610元最低标准，每月工资连同加班费也不到900元。有工人说，香港老板曾答应加薪，但工厂中方负责人并未执行。　　　　　　厂方愿检讨工资未获回应　　　　　　据悉，厂方昨日下午向工人发出承诺书，主要内容有4项：一是承诺7日内重审工资结构；二是每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每日工作8小时，假日加班按国家规定办理；叁是审订後的工资由9月起计算；四是工人不得聚众闹事、立即复工。不过，工人对承诺书并无积极回应，多数工人表示拿不到钱就不复工。示威工人昨晚已回厂静坐，双方谈判尚无进展。　　　　　　深圳市劳资纠纷近年日益严重。据市政府信访办公室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信访（陈情）总量共4.1万宗，比去年同期上升13.6%。上访者多为民工，投诉主要分3类：企业欠薪或克扣工资、工资未达最低标准及超时加班、欠缴或未缴社会保险，其中因低於最低工资标准和超时加班引发投诉有3000馀宗。　　　　　　深圳上半年30人以上重大劳资纠纷有512宗，比去年同期上升11.9%，每日都有许多工人到市信访办求助。深圳市政府官员指出，投诉量大增已经影响社会稳定、干扰公共秩序。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则表示，他们将安排更多工作人员帮助解决这些纠纷。
　　一批人头猪脑不学无术的家伙专制着中国，靠它们去开发西部，作它妈的黄梁美梦吧；　　开发西部首先是水的问题，如果不建那个狗屎三峡，而把钱挪出来，从青藏高原顺着地势的坡度把雪水引到西部那该多好啊。
　　回作者：独狼儿　　　　呵呵，你可能没认真看我写的文章。我的文章写得枯燥，但却是用心写的，需要用心去看。
　　邹韬奋曾说：“有志于某种事业者，与其临渊羡鱼，毋宁退而结网，结网无他，即对于某种事业所需要的能力加以充分准备。”
　　梁泉兄，多谢你的好文。还没成功，我们需继续努力。
　　回作者：木清秀　　　　谢谢你的鼓励：）　　　　小学时有个年纪较大的同学，他给我说过一件事，说你只要低头站着不动，假装看地下，哪怕地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用不了多久，身边肯定会被围得水泄不通。　　　　他告诉我的这件事让我至今难忘，个人心得有二：　　　　1，长时间低头假装看一件东西（比如自己提自己的贴），呵呵：）　　　　2，不去做让人围观的事，呵呵，二与一有矛盾吧？但是很有哲理哦。　　　　顺便说一下，我愿把文章写给那些认真地过日子的人看。　　
　　午间休息时偶尔收看凤凰台的《1949大迁徙》，无比感动和感慨！
　　有一点处世哲理。多的不解。我关注着。
　　回作者：木清秀　　　　就我个人来说，我少年时听说西装和领带是罪恶的东西。　　　　我们生活的断裂不仅表现在知识方面，比如对基本历史常识的缺如，所以才对西部曾是华夏文明的中心那么无知；我们的断裂更表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我们不会与自己好好相处，比如，独自享受阅读与思考的快乐，而不是因惧怕孤独在网络的大街上围观。　　　　呵呵。　　　一些题外话。
　　看着灯红酒绿的周围，梦回离开多年的西北。难以思考，泪流心中。
　　回作者：木清秀　　　　刚刚在电话中与一个来自中部，人在广州的网友谈西部这个问题。　　　　只要心中有梦，人生与生活自会不同。　　记住别把梦丢掉，把根留住！
　　下面是我和西部一个社科院的学者在网络聊天后整理的成一篇文字：　　　　　　文字标题：这问题就不像是好人提的　　　　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关注西部开发？我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不能关注西部开发？在我的心里，这个问题就像17、18世纪的美国人科顿·马瑟说的那样，“如果有人问：一个人为何必须做好事？我的回答是：这问题就不像是好人提的。”　　　　卡尔·施密特说过，自由主义宪法的核心内涵是，个人自由的范围在原则上是无限的，而国家干预这一范围的能力在原则上是有限的。换句话说，个人行动在理论上无须证明其合理性；相反，国家的干预行动却必须证明其合理性。把这些意思用到个人为何关注西部开发的问题上，则可以这样说，个人为何关注西部开发无须证明其合理性，而个人不关注西部开发则必须证明其合理性。西部是我们的祖国家园，你为何不关注西部开发？　　　　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注意毒酒与豆腐碴工程，但是人们也许没想到这些东西同样可以由文字做成，存在纸上的文章中，精神的东西同样是为人所消费的产品。哈耶克先生指出：“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他们无论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见来支配这个成长而同时又限制它。”我国百姓历来尊敬读书人，也许原因就在其“知书达理”吧。所以，如果连读书人们都不再敬重自己的职业，只把它们当作是谋生的手段，我认为这既是对生命的冷漠和对生命尊严的不敬，也是“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　　　　前段时间，我曾在午间休息时偶尔收看了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SPhelps)在他的题为《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如何区别》的演讲中指出，任何经济制度后面都存有人们的思想认识。即经济制度和任何制度一样是人们自己建立、使用、维护，也只有人们才能更改的。任何制度都不会自动改变。哈耶克说：“我们从来没有把国家或政府、战争或商业活动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当我们使用这些名词中的任何一个时，我们总是指通过明确的关系把个体活动联系起来的某种理论结构。”因此，“人类关系中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危机，这主要与普通公民的人生观有关，而与各个政党的活动没多大关系。”（哈耶克）　　 　　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　　我们这些惯于“吃文化大锅饭，端精神铁饭碗”的人缺少的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我们把责任往古人创造的“文化”、“精神”或者制度上推的时候，我们也把自己做人的责任与尊严推没了。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说：“二十一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这已经在各个方面表现得非常清楚。”　　　　我们要切记，“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现在正面对着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如果依照我的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确的，就是要保存的是人而不是文化。……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问题是在怎样转，转向何处。”　　　　“当代中国文化必须经过文化自觉的艰巨过程，才能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1997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在今天以学问为业的川人中，现在广州中大的刘小枫和任剑涛，和在民间的王康（重庆人，顺便说说，四川这个名字有其人文意义，把重庆设为直辖市还不如把四川分为东川与西川两个省）和毛喻原比较让我关注。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对学问的那种执着与虔诚。　　　　千百年来，华夏大地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地上的古国家园变成了废墟。而比地上的废墟更可怕的是心中的废墟。　　　　不走路的人永远不会跌倒。把华夏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上来看，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伟大的，它们最伟大之处在我看来就在于让我们这些惯于改朝换代的人们告别革命。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所以无革命之理，似乎已说了不少，实则尚未说到要紧处。要紧处在经济之停滞不前，产业革命之不见。此超过一切问题之大问题，实为中国之无革命之因，亦为中国无革命之果。这就是说，一面由于经济之不进，而文化和政治礼俗、法制不变；同时一面亦由于文化和政治不变，而经济不进步了。正为两面交相牵掣，乃陷于绝地。”　　　　陈寅恪先生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迎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托克维尔还说：“在民主国家，所有公民是独立的并且是弱小的；他们自己很难做什么事情，也不能迫使其同伴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他们不学会自愿地相互帮助，他们都势单力薄。”　　“只有通过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互惠影响，情感和舆论才能得到补给，人心才能得以宽广，人智才能得到开发。”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学会自愿地相互帮助”“通过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互惠影响”致力于“经济之进步”和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之建设吧。　　　　去年湘西行，到了抗日战争受降地芷江，我写了《残旧心窗》，从边城凤凰回来，我写了《不见从文》，以记录我的观察与思考。我不是为了责人，而是更多的自责。所以，去年十一，我又特意去了湘潭。　　湘潭回来，我知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我们曾引以为荣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那么，我们是否想过我们也需要引以为耻地说“我们就是‘四人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幸福与痛苦都是身边的人所施加的，如果“我们不是‘四人帮’”，谁是“四人帮”呢？我们能推脱自己的责任吗？我们也许不能改变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担当做人的责任和找回做人的尊严并不能让世界马上改变，但却可以让生活马上改变。　　爱人如己，敬重生命，只有人自己才可以做到。　　　　我把温世仁先生所倡导和开拓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事业形象化为“黄羊归川”，既是为了面对“我们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是我们全体华夏子孙的家园而不是相互杀戮的战场。”也是坚信“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应该成为华夏“中国国家伦理的资源”（刘小枫），成为我们生活与生命中的信仰。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不论你望得多远，仍然有无限的空间在外边，无论你能数多久，仍然有无限的时间数不清”。西方国家曾先行一步的工业文明并没有使历史终结，它只是超越了农业文明的进步，对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即现在已开始的网络文明来说，工业文明只是网络文明的开始。只要个人还在活着，就不会有生活的终结。同样，只要生活还在继续，就不会有真理的终结。人和他们的生活有自己的路，我们要“多听天工，少着人力”，那就是：既尽力而为，又顺其自然。　　　　人类社会文明永远如一条大河，逝者如斯，永不停息……“这里不再出伟人，让我们努力做大事。”（雨果）　　　　梁泉 上　　　　　　于广东珠海
　　[编者按：王海光教授的文章既有对现实生动的描述，又有对未来发出的疑问。这是因为在今天中国这一发展图景中，农民的未来找不到前景。城乡分割依然严重，城乡差距依然巨大。改革20多年，我国的社会结构仍然处于这样一副分割状态，这主要是城乡两大社会群体身份不平等造成的。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下，城市利益集团和工业利益集团可以最大限度地廉价利用农业劳动力资源和其他资源，强势集团总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弱势集团。尽管王教授文中的一个技术工每年可以从北京挣回上万元钱，但实际上这位农民工仍然将大部分他创造的价值和利润留在了北京，城市和工业总是拿到农民工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么多年了，有谁质问过1.2亿流动农民工的合理性？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涌动着这么多的流动人口？为什么要让中国的农民工年复一年地来回奔跑着？除了利用廉价劳动力，还能找出任何理由吗？]　　中国农民工：何处是归程？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王海光　　　　日　　　　去年“十一”长假，我携妻到山东济宁探亲。回京时，火车票告罄，随即到汽车站搭乘了一辆长途汽车。车上的座位比较脏，乘客寥寥无几。从车站开出后不久，汽车在一个小镇停下。一群早已等候在此的青年农民们，提着大包小包一拥而上。顿时，整个车厢塞的满满当当。刚才还为人少自我安慰的我恍然大悟，这是一辆农民工“专列”，我们这几位衣冠楚楚者则是车主额外捞钱的“夹带”。　　　　大家此行的目的地都是北京，但意义却大不相同。我们是回家，北京是我们生活工作的属地。他们是出家，北京是他们打工赚钱的场所。抱着不同的动机，奔着同一个目的地，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长途旅行是寂寞的。在汗酸、脚臭和劣质烟草的混合气体中，我一边安抚着妻子愤怒的絮叨，一边和身边的农民工们开聊起来。陌生人在旅途中的攀谈，很容易向对方敞开心扉。我很快就了解了他们的情况。这是一个在北京某郊区县建筑工地打工的群体，是由本地的一个包工头招去的。“十一”期间，回家忙秋，与家人团聚。回程的车是包工头找的，但车钱得个人自负。　　　　问及他们的打工收入，身边一位30多岁的红脸膛汉子颇带几分自豪地说，我是大工，做木匠活的。大工干一天，挣六七十元。小工的收入只有大工的一半。我知道本地是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一个县，为什么不在本地做呢？红脸膛汉子回答的简单而充分，钱少呗！一天要差二十多呢。他一家三口人，有两亩多地，这在农村算是多地的，一年地里的收入也就是两千多元。孩子还要上学，开销很紧。他在北京打工，每年能带回家一万多元。这可是本地挣不到的大数。可以想象，在这捎回家的一万多元背后，得有多么地省吃俭用。　　　　都去过北京市里什么地方？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些在北京打工已三四年的农民工乡亲，竟无一人去过市里。他们打一天工，有一天的钱，不打工没有钱。到市里，是要花钱的。家里有老婆孩子盼着，谁会放下挣钱的活不干，没事去市里逛悠。我默然了。　　　　这就是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他们的根系在家乡，但家乡的土地已经提供不出滋养他们的足够养分了。他们在城市挣钱谋生，但城市文明又不能吸纳他们。他们象无根的浮萍一样在城市间流动着，为自己，为家庭，也为家乡的土地。　　　　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显著的国家，农民群体的数量最多，城乡收入差距最高，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最为严重。所谓“三农”，实质上是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出路在于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接收地在城市，农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在城市，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在城市，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在城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8%上升到现在的42%，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低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大约低20个百分点。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大量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脱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来讲，现代文明还只是城市橱窗里的摆设——可以看到，但却享用不到。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经过20年的努力，建设一个惠及十多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六亿多农民的出路。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来源，一是种，一是养，增长空间有限。近年来，农业增收极其缓慢，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率差距持续拉大。笔者去年到农村进行农户调查时，县农经局长用一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境况，“面朝黄土背朝天，锻炼身体不挣钱”。就全国范围讲，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五六倍之多。同时，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在加剧。每年人口增加1000多万，耕地面积减少1000多万亩，在农村滞留的剩余劳动力有两亿多人。这些构成了农民走出土地的现实压力，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加入了打工群体。目前，在城市（镇）打工的收入，已经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以上，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80%。据粗略估算，全国有1．2亿外出做工的农民。这是一支正在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庞大的农民工大军。他们象钟摆一样，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摆动；象候鸟一样，在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之间流动。然而，何处才是他们的归程？　　　　农民工的出现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非农领域的一种现实体现。在中国工业化起步的计划经济时代，出于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和保护城市的需要，国家实行了城乡二元分治的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地限制在土地上。农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二等公民，进入城市的路径基本上是堵死的。对于那些离开土地，外出谋生的农民，则被社会认为是不守本分者，贬称为“盲流”——无序的盲目流动的群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出现了到城市中经商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这些“走四方”的农民工群体，是农村中知识文化程度最高，谋生能力最强的部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这支队伍象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已经在农村社会中分化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农民工阶层，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格局。　　　　农民进城打工，承担起了城市中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工作，用自己的辛勤劳作丰富了城市的生活，给城市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无不浸透着农民工的汗水。同时，进城打工也使农民工看到了外面更加精彩的世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习了知识和技能，积累了经验和阅历，在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家乡开拓了一条富源。在父老乡亲的眼中，他们是有本事挣钱的能人。在乡土社会的变迁中，他们是有胆识闯天下的精英阶层，也是正在努力争取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过渡性的特殊群体。　　　　但是，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是非常崎岖的。要使他们完全跳出“农门”，进入城市，不仅是职业的转换，更是社会身份的转换和文化心理的转换。由于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存的社会性和制度性障碍还没有完全突破，由于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巨大隔阂还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弥合的渠道，农民工在城市中还是处在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在政策上不能得到市民的平等待遇。农民工们从事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获得的报酬最低，生活条件最差，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拖欠工资的事情经常发生，更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在就业、教育等方面得不到同等的市民待遇。与城镇正式工人相比，农民工的地位是“三同三不同”，即“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这使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尴尬境地：他们的一只脚迈入了城市，另一只脚仍在农村，中间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鸿沟。他们工作在城市，生活还在农村，同时感受着城市人的白眼和农村人的青睐。正是后者，支撑着他们在城市中忍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以二等公民的身份辛勤劳作。但是，如果缺乏制度的支持，他们迈入城市的那只脚也是支撑不了多久的，还会回归农村。　　　　除开这些制度上政策上的先赋性歧视，城市在文化心理上对农民工也有一些先赋性障碍。城里人对于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有着天然的文化优越感。大批农民工进城，有一个熟悉城市规则的过程，增加了城市管理和治安的难度。在许多人眼里，农民工是和脏、乱、差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农民工年复一年默默地工作中，城里人突然发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时刻离不开他们了。有些行业，离开了这些白眼相对的人就不能正常运转。于是，城市对他们改变了“盲流”等歧视性称呼，而采取了“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等比较中性的，但仍带有明显身份特征的称谓。这是对他们地位的一种认可，虽然这还仅仅是在边缘意义上的认可，但毕竟是城市认识的进步。　　　　中国城市化的途径，一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扩张。城市空间的拓展，把周边农村土地囊括进来了，将他们的农民身份转为城市居民。一是职业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通过工业化发展，将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上来。相对广大农村而言，城市的空间扩张的进程是有限的，不能进入农村的腹地。而且，在农民变为市民时，城市还必须解决就业的问题。解决了社会身份，并不能解决社会就业，就会使他们既没有了土地，也没有了工作。而对于已经有业的农民工来说，城市只需要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所以，对于农村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来说，农民职业的转换，应是城市化的不二法门。但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缺陷，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职业转移和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移有很大落差。这种人口流动的不一致性使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显得很不平衡，在城市的边缘化地带上徘徊着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对其所谋生的城市，难以建立起认同感。如何使他们不仅在由农业到非农职业转换上，而且在身份转换上真正进入城市，实现职业流动和社会身份的同步转换，正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并不是在户籍册上将农民改成非农那样简单。当前，在中小城镇的层面上，已经放开了户口迁入的限制。从理论上讲，在城市中有固定住房和稳定收入的，都可以成为本地市民。也就是说，进入城市的资格是由能否生存的经济门槛决定的。这无疑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进步。但对一个农民工来讲，年收入有一二万多元已是不错的，要迈中小城镇的这个门槛还是太高了，更遑论大半还达不到这个收入标准的。而且，生活费用低的地方，得到工作的机会也低。如果是向大城市流动，大城市的户籍管理上还有很多其他限制，并不是在经济上具备生存的实力就能解决入户问题的。这是城市出于自我保护的利益考虑，短时间内还难说能完全放得开。城市作为聚合生产要素和服务功能的场所，城市规模越大，提供的聚合效能越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比中小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的场所，农民工们流动的主要方向也是在这些地方。中小城镇容易落户，但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大城市落户难，但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农民工来讲，能挣到钱是第一位的，一个得不到工作的市民身份，对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意义。农民工的流动方向是有工作机会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这意味着，全国有数以亿计的群体，其谋生场所和生活场所有着相当大空间距离，而且这种状态还会在一段并不短的时间内继续下去。　　　　在农村生活压力和城市生活引力的双重作用下，积聚在城乡之间的边缘地带的农民工群体会越来越多。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下，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上升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农民工的绝大多数是那些具有亦工亦农双重身份的人们。他们劳动岗位变动频繁，工作极不稳定，流动性大、季节性强。在城市中挣得的薪酬，多用于维持在农村中日益拮据的家庭生活，很难有什么资金积累。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又会复归于土地，重操旧业。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改变身份，但却为子女的上升搭建了一个台阶。成为个体工商户，是农民工比较现实的一个途径。许多人也正是以工商个体户的身份在城市中立下足来。但是，它需要比较熟练的劳动技能，需要一定的资金，还要熟悉城市规则，建立比较良好的人脉关系。这并不是一般农民工所能够达到的，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比较现实的梦。许多打工青年的目标都是在大城市打工挣钱，回到家乡城镇当工商个体户。在打工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人，凭借个人出色的才智禀赋、更为辛勤努力的工作和某些特殊的机缘，成为了企业主和白领阶层。这些人虽然没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但却提供了个人奋斗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象征意义。　　　　虽然农民工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能在城市中待下去，但它所波及到的农村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颠覆。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已经没有父辈那种对土地的眷恋，而以外出打工经商为本事。在许多地方，农村青年人已经不会种地了。这种在乡村社会中出现的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变的社会流动态势，形成了向城市化过渡的社会张力。这种张力已经在农村社会造成了不安，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已经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如果提供不出有效的城市化实现途径，这种不安的状况还会进一步加剧。解决的方式，不是把农民工重新赶回农村，而是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拓展他们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　　　　尽管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沟壑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弥合的，但城市在逐步缩小和弥合城乡二元差距，促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毫无疑问是具有主导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农村曾经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城市有支持农村的道德责任。而且因为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引领农村向城市化过渡的义务。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城市，必须把城市安全和发展放到整个社会安全和发展的范畴中进行考虑。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农村，也不会有城市的安全环境。因此，城市应切实检讨自己的政策，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给予公平的合理待遇。如果城市能够为农民工的公民权益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使他们很快熟悉城市规则，从边缘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就能有效地提高这一群体的组织化程度，真正进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可以说，这是一条在整体上提高民众素质，发展人力资源的现实途径。可以想象，当有一亿多农民工，能够在打工经商的阅历中，得到现代化城市先进文明的熏陶，经过民主观念、维权意识的培养和知识技能的训练，对农村社会和城镇化发展，会是一支多么强大的建设性力量，将大大加快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行文与此，电视中正播放一首唱红全国的流行歌曲，“我们的大中华，好大的一个家……”。但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有自由居住吗？“我们能到那所叫城市的大房子里去住吗？”如果说，过去我们遇到的只是个别人怯生生的探问，那么，现在的发问已经是一个上亿人的庞大群体越来越理直气壮的质问：“为什么不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中国农民工：何处是归程？　　中国读书人：何处是归程？　　　　　　
　　肯尼亚环境保护主义者获200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日　来源：中国日报网站 　　　　　　　　
万加丽·马阿萨伊（ Wangari Maathai）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10月8日，肯尼亚环境保护主义者万加丽·马阿萨伊（WangariMaathai）赢得了200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非洲妇女。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赞扬马阿萨伊为“可持续性发展、民主与和平所作的贡献”。马阿伊萨是肯尼亚环境部副部长。　　　　　　　　马阿萨伊在半个小时前已经提前得知了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她当时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三分钟前接到挪威大使的电话得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兴奋，不知说什么好。”　　　　　　马阿伊萨将获得1千万瑞典克朗（136万美元）的奖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与12月10日在奥斯陆向马阿伊萨颁此奖项。（孙晓慧）　　　　　　资料：万加丽·马阿萨伊与“绿带运动”(WangariMaathaiand the Green Belt Movement)　　　　　　“在社区乡土采取行动极为重要。有时在考虑全球性问题时，我们会感到自己微不足道。可是若在较小的社区乡土行动的话，我们将能有所作为。”　　　　　　1970年代中期，生物学家万加丽·马阿萨伊因为祖国肯尼亚的森林遭肆意砍伐而深感忧心。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贫困与人口膨胀成为肯尼亚自然环境的沉重负苛。为了索取燃料、为了开垦农田，穷苦的人们肆意砍伐树木。随着树木的消失，动物与其他植物也开始消失。因为缺乏树木的保护，地面表土遭雨水侵蚀，土中养分全被冲走。　　　　　　自然环境的退化加深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带来营养不良、食水短缺、传染病蔓延等问题。1977年，透过她在当地成立的一个民间团体“肯尼亚全国妇女理事会”(NationalCouncilof Women inKenya)，万加丽女士开始鼓励乡下的妇女种植树木。她们的活动过后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草根运动——“绿带运动”。　　　　　　此运动教导妇女如何培植树苗，并将树苗分派至最需再植的地区。妇女们从中赚取酬劳，用以满足当前的急需、供孩子上学、作有利可谋的投资。此运动教导人们健全的自然环境与健全社会的关系，而农夫和村民也学习妥当的土地管理，比如制造堆肥、确保土壤肥沃、善用当地原有植物品种等。“绿带运动”带动了成千个妇女组织的成立。妇女们在肯尼亚种植了超过二千万株树苗，更设立了六千多个苗圃。　　　　　　她们还利用《地球宪章》的伦理框架，着手解决当地社会的问题。此外，超过五十万名学生也因“绿带运动”而学习到可持续生活的概念。　　　　　　“绿带运动”不但缓和了森林遭砍伐的问题，更为妇女带来收入，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社区挺身扮演领导的角色。　　　　　　在许多国家都纷纷效仿“绿带运动”下，一个原本只在万加丽女士自家后院小苗床展开的环保活动，现已变成一股全球性的洪流。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所贡献。我们往往放眼庞大的目标，却忘记无论身在何处，都可效上一份力量…有时我会告诉自己，我可能只是在这里种一棵树，但试想像一下，如果数十亿人都开始行动的话，这将产生何等惊人的结果？”
　　《地球宪章》是一套道德原则，声明如何在21世纪建立一个公正的、可持续的以及和平的全球社会。 　　　　《地球宪章》已被翻译成26种语言，作为推进教育、对话、自我检讨及改革的工具，宪章广受支持。　　　　
在巴西库亚巴的《地球宪章》石碑。 　　 这个“民众的宪章”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对话与磋商才完成的。全球文明社会不断发展，《地球宪章》适用于这个时代的崭新共识。迄今有超过六千个代表世界上百万民众的团体已签署了对宪章表示认同的协议书。 　　　　自然环境是《地球宪章》首要关注的课题。宪章认为，环境保护、人权、平等的人类发展，及和平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 　　　　“地球宪章推进行动”(Earth Charter Initiative)的总部在哥斯达黎加。此行动受到各青年团体、教育家、工程师、宗教团体、都市、地方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广泛支持，现已达到全球性的规模。《地球宪章》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化或宗教，其普遍的目标唤起万人的认同，将各集团、组合结合起来。 　　 　　
　　“要使世界焕然一新，　　就得先改变自己。　　每个新的时代都始自心中。　　这个内在的壮举　　将为自己内心的解放带来出乎意料的可能性。”　　－－本·奥克里(Ben Okri)
　　『关天茶舍』失去家园的灵魂 　　 　　　　 作者：脆弱的芦苇 提交日期 　　
　　洛克说：“哪里没有财产，哪里就没有正义。”
　　凤凰早班车：三岁中国龙凰胎（美国领养儿童）美国相遇。
　　『天涯杂谈』有限的善心 　　 　　　　 作者：端个板凳看热闹 提交日期： 14:39:00 　　
　　谢谢作者：柳冬，提起。　　　　我和华夏子孙一样一直活在“把我自己的故乡抛在一边/我连自己都放弃”的悲剧中，所以，十七岁那一年，我就当了海内华人，我和我的同胞一样别无选择，别无选择，别无选择！所以，现在我看到了“黄羊归川”，才感到找到了那条迷失了千百年的归家之路。
　　梁泉啊梁泉，你天天在网上晃悠，你的企业整理得如何了？你把文章贴得哪哪都是，我都找不着，你还想不想让我看？
　　回作者：yiping1914　　　　呵呵，不出意外的话，近日到北京向你赔不是：请你吃饭：）　　请客吃饭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哦：）
　　呵呵“选择和政党”应是“选举和政党”，全文应是“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我顺便写，欢迎你顺便看，别当真。
　　看好了：我本月22日出门，27日回京。到北京应该地主请吃饭啊。
　　你怎么和梁晓燕女士的行程一样啊：）　　早上我第一次打电话给她，说我近日到北京，她说的和你差不多。看来为了你们请的吃饭，要不我晚点动身，要不就我就要在北京呆上些时间。
　　安南在清华大学演讲 巧妙答问称卸任后想做农民
　　香港东方日报十月十日报导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指，北京在意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甚么都可以谈，包括国旗、国号及国歌；国号的问题没有预设框框。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接受访问时表示，他听过 United Republics of China的提法，不过，叫甚么国号不是关键性的问题，在大陆至少有人提过十多个统一后新国号的讲法。 　　　　　　刘国深续表示，九十年代初，大陆已拋出统一后，国旗、国号都可以谈，大陆在意的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甚么都可以谈，对国号、国歌持开放态度。刘认为大陆官方没必要凑热闹响应台湾的正名运动。 　　
　　在路上：　　　　http://xindalu.net/kb/1/128.htm
　　收看西部频道，看到导影陆川谈他的电影《可可西里》（蒙语为可爱的青山，藏语为可爱的少女），感慨。提提。
　　既然如此，我就不改行程，你晚点来吧。
　　我们不想做“原子化的个人”　　　　
崔卫平　　　　　　　　　　
秋风先生最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评论“我们有判决传统的能力吗？”引证网上人们对传统的两种表态，即普遍赞成将中秋节定为法定公休日，和普遍反对将恢复高考以来省级状元的名字刻制成碑，说明今天的人们试图理性地辨别传统究竟属于精华还是糟粕，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事。这是一个“理性不及”的领域(引哈耶克语)。　　　　　　我把秋风先生看作激进保守主义者。但是我要和秋风说一句——“理性不及”不等于“理性无效”。在某些事情上，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判断传统的不足，比如说宦官制度、“文字狱”、强迫女孩裹小脚。　　　　　　说起传统，马上令人联想到传统典籍、传统价值。但这些形成条文、规矩、仪式的东西，只是传统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它们只有借助于传统社会才能存在，是从传统社会中逐步生长出来，是建立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而非少数圣贤的设计。在传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意义上，我完全同意秋风所说的，“传统是大写的”，不管是传统社会秩序还是由此生长出来的传统价值体系，都是大于任何人包括皇帝本人的。但是我的疑问却从这里刚刚开始。　　　　　　你说的传统到底是指什么？我们今天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传统？我指的不是老生常谈的传统中的精华、糟粕问题，它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我要问的是：如果说传统价值是由传统社会培育出来的，能否不返回到“传统社会”而仅仅返回到“传统价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任何价值，离开了它存在的社会历史土壤，就变得不可理解了。而返回到传统社会、重现那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在当今是可能的吗？　　　　　　当然，不能从传统社会不复存在，便得出传统价值便一无是处的结论。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转型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会和历史有程度不同的联系。这个简单的道理就不再复述了。我宁愿换一个角度，把当下再度兴起的复古、崇古思潮，转换成另外一些视野和可能性。　　　　　　撇开分裂的阶级斗争眼光，你可以把传统社会看作一个共同体社会，人们通过认同这个社会的规则和价值，感到自己是其中一员，感到自己是有“根”的存在。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支配性力量，但是一旦你认同某种价值某个秩序，哪怕这种认同有虚幻性，你也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主、自愿和参与的。这样，你就不会因为游离而产生空虚，因为孤独产生虚无，因为感到自己被拒绝于社会之外，产生那种非常无能为力的感觉。　　　　　　这样一来，人们对于“传统”的呼吁，其背后透露着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呼吁；重新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恢复人们之间的互相同意、互相接受；在恢复我们的社会纽带、恢复我们社会的自主性、恢复人们之间的协商共进的同时，磨合和发展出一整套适合于今天我们这个共同体的价值表述。甚至在被看作不良的民族主义情绪那里，你也可以看到一种有关个人的自主性、他的积极参与、他希望自己是人们当中“一员”的那种要求。　　　　　　在做翻译工作时，有一个词总是令我感到不知所措，直译出来就是“团结”，但经常怎么看都不像。于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我又会把它翻成“休戚与共”、“同仇敌忾”之类。的确，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与他人“团结一致”的感觉了。我们都是阿伦特所说的“原子化的个人”，因为离开共同体而从“根”上开始枯萎。　　　　　　网上的人们为什么认同中秋节作为法定的公休日？那是因为中秋节给人的感觉是“我是大家庭当中一分子”，是那个小团体的不可或缺的成员，“我”与他们休戚与共，与他们从根上是相联系的；而将各省历届高考状元的名字放到国子监孔庙中去并刻制成碑，是将一部分人从另一部分人当中分离出来，是造成人们之间的隔离、隔绝而不是一致和联合：当人们将一些人从另一些人当中划分出去，其余剩下的人都与他们周围的人们之间就有了间隙。这种对于传统的选择不仅仅基于判断传统中的精华糟粕，而是与人们现在的生活、他们对于生活的期待、人与人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价值的滋生之地。　　　　　　我本人也同意中秋节作为法定的公休日。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甚至同意清明节以及七月十五的鬼节也一并算进去。因为那些死去的人们，他们也是与我们休戚与共的。听说台湾人在鬼节的时候给死人送去A片，我觉得那是一个十分不坏的主意。　　　　原载先锋论坛
　　流亡的断章　　
张伦　　　　　　　　　　
对流亡者来讲，生活是一篇断章，尚没有结局，但有一个与当下不同的开头；流亡也是一个结尾，过往生活永不再能衔续；流亡更是一个开篇，一个与这结尾隔不断、理不清的开篇。……　　
这是几篇断章，有关流亡。　　
浪漫的流亡之都　　　　
巴黎是美丽的，常被人用各种浪漫的字眼形容。以那些美国好莱坞片为例，每每在需要一个浪漫的结局或是浪漫的去处时都要把巴黎请出来让人神游。巴黎滋润着许多人浪漫的梦，许多人浪漫的梦装饰着巴黎。也许，罗马有些衰败，柏林破残了，维也纳渐渐沉寂，伦敦嘈杂拥挤，纽约商业味道过重……只有巴黎，人们依然愿用浪漫来加以冠名。在物欲的世界里，巴黎是许多人梦幻的花园，正像对那些想发财的人，纽约是他们憧憬的圣地。　　就是这个巴黎，却是一个真正的流亡之都。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以她拉丁式的浪漫和人道的情怀接纳了无数流亡者。那长长的流亡者的名单，象穿过她怀抱的静静的塞纳河，见证着历史和她的热情。仅二十世纪，十月革命后俄国流亡者，西班牙内战后的共和党人，二战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冷战时的东欧的异议人士，南欧军事独裁统治下的民主人士，黑非洲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因各种原因逃离故土的人们，六、七十年代拉美专制的反抗者，躲蔽原教旨主义迫害的阿拉伯世界的精英，前南斯拉夫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妇孺……一次次历史的巨潮澎湃，都给巴黎送来些不速之客，象在沙滩上留下各色石子。许多人也象石子一样沉嵌在沙滩上，或是因太阳的照耀而发光闪烁，或是融进沙泥消遁；要么，就是在另一番大潮涌退的时候回归大海，重返故地。巴黎的文化天空，也常常因这些脱离自己星座会聚于此的星辰而显得灿烂夺目。没有这些流亡者，我常自问，巴黎还会有如此的魅力，如此缤采丰呈？　　巴黎是多彩的，因此，如让我选一种色彩来代表巴黎，我将不知所措；但选一种颜色来代表流亡，我则有定见：那该是蓝色，而不是黑，白，绿，红或是黄。那是介乎蔚蓝和深蓝之间一种晃动的颜色，随希望的阳光而变换。自然，如有人愿意用灰色和黑色，那也有其道理：当阳光黯淡，蓝色便会渐成灰黯，直至漆黑，象乌云覆盖，暗夜降临的海洋。只是，那流亡中的阳光一半来自流亡者自己的内心，另一半才来自外界。通常，流亡总是伴着些怀旧，饰着些忧郁，而这，也是我选择蓝色，将巴黎视为流亡之都的一个理由：似乎只有巴黎的气质中生就带着某种浓郁的兰色色调。巴黎是艺术的，只有艺术地才能欣赏巴黎。法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亨利、杜迪欧 （Henri Dutilleux) 一生喜欢蓝色，围绕蓝色创作，他说，“很久以来，对诗人们来讲，蓝色都是夜的光芒”（“C‘est que depuis toujours, pour les poètes, le bleu est la lumière de la nuit”。）我们知道，夜常是流亡者的故乡，流亡者也常常是夜行者。让蓝色来代表也是为给流亡之夜涂着些光芒。　　假如浪漫不只意味着欢快，温情，梦幻，还包括对过往的眷恋，对未来执着的想象，对爱的坚守，对故乡的愁绪，那么谁又能说流亡不是浪漫的？可是，流亡终归有些残酷，那是寻梦的游客和享受生活的巴黎人难以窥见的！好像只有流亡能将生活的残酷和浪漫二神如此紧密地聚捻在一起，让每日的生活成为两者相伴的双舞。浪漫的残酷，残酷的浪漫，或许，这种双舞在巴黎的表演的最酣畅淋漓。一日三餐，昂贵的住房，工作，家庭，他人的歧视和漠然，冬日严寒里排三四个小时的长队去更新证件时异乡人的感受，一切都时时提醒着浪漫都市里的流亡者无权浪漫，也让他无法浪漫。但他却必须学会浪漫，坚持浪漫，否则严酷会将其摧毁，生命之舞将为之中断。于是他试着，将每一丝霞光都视为一个有关希望的神秘的允诺，拿孩子的每一次微笑都当作一朵未来之花的绽放，把水波的每一阵荡响都听为一首赞美自由的华彩乐章……　　似水年华，年华似水。巴黎，名字可以入诗的都市，恋人般，将那些游子拥拢在自己的怀抱里，用吟唱给他安抚；她让那些远归者时时怀恋，又让那些未归者日夜思去；她还象一个少妇，在午后的斜阳里，端坐在花园中遥想过去，美丽的脸上印着青春时代激情的烙印，现在却多了份从容和安宁。她自觉力不如昔，但依然凭着爱心、敏感地倾听着远方求救的呼喊，准备伸出搭救的双手，为那些被迫离家去国的人们。她明白她无法平抑流亡者那与流亡伴生的愤懑，也永远不能让自己以其美和爱取代流亡者心中的故土。但她也知道，只要她那悠久的自由氛围尚在——那是所有浪漫的本源，她在流亡者的心中都将永是一个——浪漫的流亡之都。　　　　　　流亡者的机票　　
克里斯蒂娜是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一个朋友，六、七十年代环保、女权等新兴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因此，她认识很多那时住在法国的各国流亡者。　　一次，她忽然问起我现在的身份，有没有入法国籍，我答没有。她忽然不语，有些感慨。过了一会，她又说，“入吧，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国！……你也不要以为你会很快回去，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流亡朋友，那时，他年年买一张回国的机票，年年作废。到后来他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我无语。想象那流亡者的面孔和表情，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最后，定焦在一张看不清目的地和持有者姓名的模糊的机票上。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这是余光中的“乡愁”，在他的时代。为那位流亡者，默默在心中吟改了这样一句：“如今呵，乡愁是一张作废的机票，我在这头，祖国在那头”。　　　　
流亡者的泪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是我最钦佩的几个二十世纪的作家之一。他曾说失去祖国“是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不会体会到的处境”。他与妻子在巴西自杀前曾写过一份著名的遗书，过去在中国读后，难以入眠，那还是在自己也踏上流亡路前。自然，对他那样一位作家来讲，仅仅是流亡恐怕还不足以让他自杀，那是二战的烽火所显露的欧洲文化的危机、精神家园的颓毁让他心生绝望，使他对未来和自我的存续产生怀疑。我也因此常联想到在法西边境因不堪西班牙边警的屈辱而自杀的本杰明，一个天才的德国思想家。对真诚到底的人，一旦对自我产生疑惑，尊严受到凌辱，自杀有时就是唯一的出路。　　……　　那个能讲汉语的韩国同学姓什么我已忘记，总之记得他在非洲和台湾都呆过。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认识一位香港来的女孩，嫁了个越南人，晚上请他去做客，他提及我，主人也一便约请，问我是否乐意前往。除了上课，那时我自愿地割断几乎与所有人的来往，不过不知为什么还是接受了邀请。　　吃的东西完全记不得，总之不可口。女孩三十来岁，不会讲国语，难以沟通。共同的语言是法语，对我来讲还半生不熟。无聊沉闷，气氛有些尴尬，小两口的关系有点那种还没孩子前的常见的紧张。后来听韩国同学讲，我们到达之前，因他们吵架，香港女孩还哭过。想起来进家门时，那女孩的眼睛似乎确是有些反常。　　耐着性子吃，耐着性子听，听那男主人高谈阔论国际政治，当年越南在冷战中的地位，反共的骨牌理论等等。这是位电脑工程师，有着九十年代初信息经济狂飙突进时他那代同行所惯有的自信和傲慢。这更让我生烦，只想离去。　　几个亚洲人的聚叙，饭后自然要喝些茶。话题不知为何突然转到无话的我身上。当他知晓我的身份时忽然眼睛一亮，身体急切地向我这里倾斜了一下，问道，“你从中国逃出来到法国之前在那里？” “在香港”，我回道。“多少时间？”“三个多月”。“住难民营还是什么地方？”
这回轮到我来吃惊：那语气和用词都有些“专业”味道，没流亡过的人是不会如此发问的：那之前，就没一个法国人如此问过。一时间象一股风拂过，带走我一大半对他的反感。不待回答，他忽然自述，“我从越南跑出来化了半年多时间，后来在马来西亚住难民营，在一个岛上。整整又是半年多。……每天想自己的父母亲人，不知他们的生死，在什么地方，死的心都有……最糟糕的是不知道将来到何处去，关在里面，你什么都不是，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什么东西了 !……”泪水猛然溢满他双眼，顺颊滚下。屋中顿时沉静，只有他那因激动有些颤动和间隔的声音，多话的南韩朋友也沉默了。柔和的灯光下，香港女孩有些无措，而刚才那位傲慢的男主人已随眼泪消失，瞬间变成脆弱、多感。他的话强烈地触动我，尤其最后两句，唤起我一些不愿回想的记忆。想说些什么安慰他，却依旧没说。　　夜深，该回去了。他依依不舍，坚持要开车送我回去，那不是段很长的距离，加之有方便的地铁，本不该劳他相送，但我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我知道，“同是天涯沦落人”，他送我这一程，也是让自己在记忆里走一程。我不知道，他今晚对我述说的东西是否曾对他的妻子讲过，即使他说过，他是否也曾流泪，而她则是否会听懂，随之泪落。　　独伫街头，看他的汽车消失在巴黎的夜路中。　　自那以后，再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也许是怕再去他们家做客，或许是怕还要耐着性子听他的高论，要么就是，怕再看到他的泪眼，搅动我的内心。　　　　
流亡作家的酒　　那年我在斯特拉斯堡和些国际著名的流亡作家一起开过一个会，会后和尼日利亚著名的黑人剧作家、诺贝尔浆得主索因卡一起乘机回巴黎，他在那里暂住然后回纽约任教。机上我问他自己和他的祖国的近况，他说“那些混蛋将我以叛国罪缺席判处绞刑，我，叛国者？！”带着一丝不屑和讽刺，他笑起来，自信和爽朗。　　因是短程，空姐只送些轻饮料；他十分认真地申明他不喝饮料，只喝酒，请那小姐给他瓶酒。姣好的小姐笑起来，如此率真无忌，不知这位下颚长着些花白胡子、身着发旧的灰蓝色外套的黑人何许人也。她返转去给他找来一瓶。他高兴地开瓶与我对饮。两三天下来，我对他那来自非洲大地的质朴、真诚有了真切地感受，也更理解了过去几次在他的文章中读到的那份悲天悯人，那份因非洲凄惨命运而生的愤怒和苦痛。当街相遇，你会觉得这是来自非洲哪个地方的一位乡土教师，只有那双忧患但又炯炯有神的双眼象是在向你昭示，一个黑非洲大陆上漂移出的高贵和痛苦的灵魂，它的道德和理性之光。　　看他喝酒，想起会上的鲁西迪，那位吃饭睡觉时时都有一群特殊警卫保护的特殊作家。最惊诧他如何能在多年类似囚徒的生活后仍能保有那么机敏的思维和对生活的热望。与这位带些忧患的智者索因卡相比，鲁西迪更像是个有些玩世不恭，才华横溢的才子。那日按会议程序轮到上台与读者见面，他在大幕后急急地叫来位年轻人，塞给他一些钱，请他无论如何去帮忙买一瓶酒来，否则他上不了台。一会儿，年轻人满头大汗转回，手中拿着瓶红酒。可一时又找不到开瓶的起子。鲁西迪便拿个东西硬是将木塞压到瓶里，将酒倒出，用喝水的槊料杯连灌三、四杯，一跃上台。开篇就是一句，“我就不信这个the pen （英文的“笔”字）斗不过这个 le Pen （法国极右派头子的名字，那时斯特拉斯堡市正在举行反极右派的许多活动）。全场大笑、喝彩。我想到“李白斗酒诗百篇”。　　像是个被临时假释的长期囚徒，或是，一个被严厉的父母放了风的孩子，那两天，你觉得他像在拼命咂呷那点外出的欢快，享受接触世界的快感。你看得到这位仁兄在与那位年轻漂亮的墨西哥女诗人眉来眼去时的兴奋，也感受得到他在警卫前后夹带着被送走时笑脸下那份自嘲和沮丧，象个在父母喝唤下必须归家的玩童。　　多年后，报上读到对他的追杀令被取消、他移居纽约的消息；再后来，当我在法国“世界报周刊”上看到他与美丽的印度女星结婚的彩照时，我笑起来，想起他那次喝酒和那位墨西哥女诗人。……　　
酒尽，飞机已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降落，夜已深。互道珍重。索因卡说住老朋友家。说着，一位中年黑人开着部旧车到了。他脸上泛现光芒，朗声笑起，趋前与那同样笑着的朋友边问候边张开双臂拥抱。那是这之前没见过的笑容。一瞬间，我仿佛觉得他不是在拥抱一个朋友，而是在拥抱一个黑色的大陆，拥抱他的祖国。　　通讯录上他留下的联系地址随岁月渐渐模糊，疏于与人联络，从来没有使用过，想必它也一定更换过多次了。后来好像有消息说尼日利亚的情况有变，政府邀请他回国实行民族和解。便试着想像他在归国飞机上喝酒的样子，想着想着，仿佛看见他充满风霜的脸上那份愉悦，还有，就是那深色的旧外套。不经意间想到，一些同胞在国人或外人面前的那种大师的姿态，象罩了一个由“中国”或“国际”两字做成的宽大斗篷，适时更换，以使身躯显得硕大。于是，我又轻轻地笑起来。或许，流亡有个好处：能让人减肥，无论是在肉体还是精神上。　　因对生活、祖国和自由的爱才有了流亡，丧失这种爱，流亡便成死亡。　　……　　……　　流亡是……　　……　　断章是无法衔续的，它是一种特殊的作品。我想，还是请读者用想象来帮我接续吧。　　　　
二零零四年十月三日至八日草于巴黎郊外
　　南方周末：湖北省监利县两任落马书记的滑铁卢 　　　　
　　日　来源：南方周末 　　　　　　　　
　　　　　　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湖北省监利县的离退休老干部们经常聚在一起，下棋、聊天、喝茶。2004年夏天的这样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起了县广播电视局原局长苏兆新，马上激起一片怨声——这位很快就将成为法庭被告的贪官，在监利县早已民怨四起。　　　　　　　　突然有位老干部说：“他可是监利的大功臣啊！”大家马上不解地围了过来。　　　　　　“想想杨道洲啊——李昌平没能让他下来，多少老干部没能让他下来，可是苏兆新这次把他牵出来了。”　　　　　　此前不久，监利县检察院查办了广电局原局长苏兆新贪污行贿案件。由此推倒了监利官场的多米诺骨牌。　　　　　　日，监利县广播电视局原局长苏兆新被刑拘，监利县反贪局开始调查；　　　　　　日，黄冈市副市长、监利原县委书记杨道洲被湖北省纪委“双规”；　　　　　　日，荆州市委副秘书长、原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被荆州市纪委“双规”。　　　　　　杨道洲和杜在新，分别是监利县前后两任的县委书记，他们主政监利的时间，从1997年到2004年，共计7年。　　　　　　曾经的“廉政标兵”　　　　　　2000年，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的一封信，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李昌平以自己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实际体会，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声音。众所周知，后来李昌平在当地无法立足，最终不得不“自愿辞职”，南下打工。　　　　　　一位老干部回忆说：“乡镇党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李昌平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有人当面挖苦李昌平时，没人出来给他说句话。”　　　　　　一位当时任乡镇党委书记的干部说：“我们没人敢跟他说话。”　　　　　　县委一名干部，受命天天在棋盘乡盯梢，李昌平走到哪就跟到哪，持续几个月，直到李昌平离开。李昌平见了哪里的记者，去了什么地方，他都要一一向上汇报。当时的“执政者”正是时任县委书记的杨道洲。　　　　　　这位县委书记，是1996年2月从湖北省钟祥市跨地区调动任监利县副县长、代县长的。　　　　　　1997年春节一过，当时的杨县长就把财政局局长找来，将春节期间收受的6万多元礼金全部上交，而且毫不客气地附上送礼人的名单。　　　　　　这是他来到监利的第一个春节。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位县长的风头就盖过了当时的县委书记。”一位监利干部回忆说。　　　　　　他的“风头”来自这6万元礼金和送礼人的名单，也来自他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　　　　　　敦实的杨道洲出现在公共场合时，总是西装笔挺。1998年长江遭遇特大洪水，监利也深受其害，他面对十万灾民泪流满面的形象，通过报道抗洪救灾的电视镜头广为传播，他曾面对抗洪英雄胡继成的母亲痛哭流涕，曾与抗洪部队官兵依依惜别热泪盈眶，曾对贫困大学生慷慨解囊，曾对一些贪图私利的干部大发雷霆……　　　　　　2000年3月，杨道洲被评为湖北省廉政标兵，在省纪委召开的反腐倡廉大会上作了一万多字的报告。他说：“一想到监利的十万灾民，一想到监利落后的经济，一想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的神经就一紧。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没有贪图母亲钱财的理由！”　　　　　　当时，会场掌声雷动。　　　　　　然而与此同时，却有“八大金刚”的说法不胫而走，在民间流传开来。这八个人分别是县广电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此外，还包括一名一夜暴富的包工头。其中的几位后来陆续成为市人大代表。　　　　　　苏兆新，正是“八大金刚”中的铁杆人物之一。　　　　　　苏兆新曾经在酒桌上公开说：“你们信不信？我给他(杨道洲)打个电话，他三分钟之内就得出现。”果然，县委书记在广电局局长的电话后，很快来到现场。　　　　　　监利县城有几条主干道，目前几乎都在“隆隆”的施工中。　　　　　　它们是年间施工完成的，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却不得不因质量问题开始翻新、重整。在那几年里，一位本不为人知的包工头，将监利几乎所有的大型施工项目，尽数收入囊中。他就是刘耀发，杨道洲的“八大金刚”之一。　　　　　　1999年5月，县公安局整体搬迁。公安局局长被杨道洲夫人叫到宾馆谈话，希望这项工程能够包给刘耀发。这位夫人许诺事成之后让他当上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在遭到婉拒后，据说这位夫人打电话给杨道洲，又哭又闹，说这位公安局局长不给面子。　　　　　　为了显示工作业绩，杨道洲一面向上级汇报说当年的财政任务已经完成，一面在下面借贷——甚至是民间借贷来填补亏空。据一位在监利有着四十余年工作经验的金融系统老干部估算，1998年当年，监利县债务负担增加约两个亿。　　　　　　市政工程是杨道洲在监利的政绩中重要的一部分，仅县城的玉沙大道项目，财政就投资了3700余万元，自然，项目是由“八大金刚”中的刘耀发承揽的。另一方面，监利虚报减轻农民负担1.5亿。　　　　　　杨道洲留给监利许多干部的印象是：在以“八大金刚”为主的小圈子里“没有底线”，在此之外“小钱的问题上做得滴水不漏，却专门乐于搞面子工程，最喜欢搞城建项目”。　　　　　　在面子工程和巨大的虚报数额支撑下，杨道洲政绩突出。一位曾经参与过考核他的老干部介绍说，他留给组织部门的印象是“有魄力，有胆识，才思敏捷，作风过硬，敢于拿大措施、做大动作，是个难得的将才”。　　　　　　“作风过硬”的另一面，是这位县委书记习惯于直接打断别人的话，包括人大、政协干部在讨论工作时提出的异议。一位原监利县人大领导回忆说：他在会议上刚对数千万元的市政投资提出不同意见，杨道洲就打断说：“你不要说了！”这位原人大领导回忆起1998年的场面：“百万民众和解放军官兵在长江前线奋勇抗洪，县里却在装修办公楼，还专门拿出300万修监利宾馆的主楼。”2000年，杨道洲升任荆州市副市长。　　　　　　据10月1日《楚天都市报》报道，“省纪委现已查明其主要错误事实：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十余万元；滥用职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数十万元；违反规定购买企业内部职工股从中获利；收受他人礼金；存在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两性关系问题。”　　　　　　鉴于杨道洲的行为有的已涉嫌犯罪，有关方面拟将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他的黄冈市人大代表资格已被依法罢免。　　　　　　引人争议的任命　　　　　　2000年10月，杜在新接任监利县委书记一职。　　　　　　当时的荆州市市委主要负责人曾说，杜在新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李昌平上书总理之后，中央、省、市调查组接二连三奔赴监利，告状信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监利的局势非常混乱。2.2亿元的财政收入只完成了1.13亿元。　　　　　　来到监利后，杜在新经常下乡入户调查，还专门到华中农业大学去找专家，带回了“回形鱼池”等产业结构调整方案，提出“以工养县，以水富民”的口号，大做水文章。监利县发展计划局的一位领导说：“在荆岳长江大桥立项问题上，杜表现出了非常的果敢与坚决。凭着一张嘴，说服了岳阳市与湖南省的领导，说服了中央有关部门，甚至让荆州市率先掏出了100万启动资金。”　　　　　　杜在新从荆州市广电局来到监利的时候，正是农村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之下挣扎窒息的当口，基层问题非常突出。上任不到一周，杜在新“连东南西北都没摸清”，辖区黄歇镇就因负担问题出了人命。　　　　　　数天后，他在全县正局级干部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发展是解决监利问题的根本办法》，轰动了监利。按照一位老干部的说法，“极大地鼓舞了人心，给神经紊乱的监利注入了一针镇定剂。”　　　　　　监利电视台一位记者证实：有一位杜的崇拜者甚至将杜的这篇文章自费印刷成小册子赠送给大家。　　　　　　那次他提出：农村入户收费要做到“有钱交钱，没钱就走，说声再见，下次再来”。但也有乡镇干部哭笑不得地说：“这根本不可能嘛！到了那个份上，哪个农民会心甘情愿给你交钱呢？”　　　　　　杜在新曾是家乡松滋县(现已撤县设市)的中学教师，并曾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常务副市长，后任荆州市广电局副局长。来到监利的时候，他刚刚做了两三年广电局局长——在突然开始面对一个农业大县之前，他并没有多少农村基层工作经验。　　　　　　杜肯定没想到：监利最终成为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点。从上任到“双规”，不到3年时间。　　　　　　瘦高的杜在新，总是穿着深色的夹克衫。形象虽然朴素，开口下笔，却总能得到上级的肯定。　　　　　　在他被双规之后，监利干部中有这样两种普遍的看法：一种认为杜在新以一个“文人出身”的背景，在监利最困难的时候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实属难能可贵了；而另一种认为：这个任命本身，就造成了监利工作的损失。一位政协系统的老干部说：“这两任书记，前一个是政治品德尤其的坏，后一个是能力尤其的差。其结果，就是监利人民为7年来的损失支付代价。”　　　　　　监利县很多人说起杜在新，第一句话就是：“文人出身。”　　　　　　“危险”的苏兆新　　　　　　2003年10月换届之前，杜在新曾在写给荆州市委的工作和思想总结上说：“我母亲74岁，前不久回家看她，她还在田里挖红薯。我把她挖出的一个3.8斤的红薯带回监利，放在客厅里。为什么？我是吃红薯长大的，我是父母含辛茹苦拉扯上学的。我是在党旗下发过誓的，农民的儿子应该有农民的本分！”　　　　　　但被苏兆新交代出来的杜在新是另一个形象。　　　　　　广电局长苏兆新，留给监利干部们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有一次在饭桌上，苏兆新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务员屁股上捏了一把，全然不顾一旁有县委一位女领导在座。　　　　　　又一次应邀赴筵，进了门他发现在座的每人都带着一个“侨子”(意即小蜜)，惟有他孤身一人。苏二话不说，返身就走。不到20分钟，他带来两个年轻女人，一前一后相拥进来。　　　　　　在民间，苏兆新留下了大量令人肉麻的下流语言。连杜在新都曾在一个不公开的场合说：“你是‘流氓加才子’，哪来那么多鬼话？！”据知情人介绍：苏玩弄的女人有十几个，其中有一位女干警，为了弟弟的干部身份问题，想办法成了苏兆新“身边的人”。作为“八大金刚”之一，苏兆新很快通过这位弟弟所在单位的直接领导，使干部身份问题顺利解决。　　　　　　苏兆新在监利老百姓中“名气”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解扰器”。那是他在专程“考察”之后从外地“引进”的先进设备，功能是对有线电视信号先行加扰，电视机须配备“解扰器”设备实施解扰，才能收看。此举的目的，是解决“有线电视收费难”的问题。　　　　　　每台数百元的“解扰器”，对监利县城的平民来讲，不是一个轻松的小数目。一些人大代表纷纷上书，县人大常委会几次听证，一家律师事务所甚至免费为老百姓代理诉讼。县人大常委会一位原副主任说：他曾亲眼看到下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电视，就开着电视机蹲在边上听里面的声音。“看得人直想掉泪啊。”　　　　　　这些都没能撼动这一决策的推行。就如同苏兆新在所有场合中肆无忌惮的言行一样，他倚仗的是杨道洲的支持。　　　　　　杜在新上任后，曾对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清楚苏兆新是个“危险的人”。　　　　　　杨道洲在荆州市任职，是县委班子的直接领导。“八大金刚”们常常到市里去“汇报工作”。用监利县一位干部的话来说，杜在新来到这里时，杨道洲留下的“八大金刚”呈现出一种“尾大不掉”的局势。　　　　　　在县人大组织的行规评议中，县广电局连续三次被评为“末位”。按照县委的有关规定，连续三次居于末位者后应该引咎辞职。而苏兆新非但没有丢官，而且于2004年2月获得了副县级任命。　　　　　　据称，在这个问题上，荆州市委一名领导曾给杜在新打了一个电话“通气”。开常委会研究的时候，杜在新发现除自己之外，其他常委委员竟然都表示赞成——他们都已知道了那一通来自市里的电话。那次会上，只有杜在新一个人提出了苏的一些缺点。最终任命获得通过，苏兆新由此成为副县级干部。　　　　　　于是，“危险”的人继续获得了任用。　　　　　　杜在新向廉政账户上交的数额中，有1.3万元的票据背后，被他标上了“S”的字样。据一位“老监利”说：在监利县主要干部中间，姓名字首拼音为“S”的惟苏兆新一人。　　　　　　“我像一辆方向失控的汽车”　　　　　　据荆州市纪委介绍：杜在新在监利任职期间，违纪金额(含物质)80余万元。一位乡镇干部说：“我们管他叫‘杜灾星’，卖官卖得上上下下没人安心工作。”　　　　　　这形象与人们印象中的中学教师、“文人出身”的儒雅官员，显然相去太远。而对杜在新来说，这三年的县委书记生涯，也是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　　　　　　刚到监利时，他曾在大会上高声说：“取一文，我就不值一文！”　　　　　　他还公开表示：干部任用要“民主化、推荐化、程序化，有农民负担问题的，一律免谈”！一时传为美谈。　　　　　　杜在新到任的当年岁末，某乡镇一管理区为清收欠款给十余名农民“办学习班”——将他们强行带到一个废旧仓库，限制行动自由，其中一名青壮年农民因饮食起居条件恶劣导致胃出血发作，身亡于腊月二十七。有关情况被记者采写为报道，杜在新亲自给报社编辑打电话，好言好语压下了稿子。　　　　　　然而该镇党委书记还是很快当上了一实权部门的负责人。后有关情况通过《内参》发出，该干部才被撤下。　　　　　　据杜在新的一位朋友介绍：他上任后第一次运作乡镇干部调整，备受打击。涉及数百名干部的调整，让他陷入纷纭复杂的关系网络里，疲于应付。事后杜在新曾说：“人事安排上的不公主要是上级有关领导起了操手作用。”　　　　　　一次“迫不得已”的人事任命之后，杜在新在私下场合对朋友哀叹：“这人何德何能啊——来做这个镇党委书记？！我没办法，只好给他配一个能力强的镇长，能独当一面的。他在这个位子上坐多久，人家这个镇长就陪着坐多久，不敢动。”　　　　　　他在悔过书中回忆了在监利第一年过年的情景：“我的老同学(时任某乡党委书记)提来几只洪湖麻鸭，我怎么也没敢要。可是很快，乡镇干部某某某和某某某上门拿出1万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下级一次拿出这么多钱。”　　　　　　那时候的杜在新，还如履薄冰。　　　　　　据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有一次在杜家，主客几人正在客厅谈话，杜在新突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声色俱厉：“你又干什么去？！”　　　　　　在他背后，儿子正蹑手蹑脚想出门。父亲一声喝斥，他愣在原地。妻子这时出来替儿子讲情：“他也一天没出去了，让他出去走走吧。”　　　　　　杜在新很恼火：“走什么走？！”　　　　　　自从他的儿子调来监利后，走在马路上就会有人上前招呼：“请你吃饭！”有主动结交的，有介绍别人来结交的，其中甚至包括涉黑组织成员。后在县公安局查办涉黑组织案件时，犯罪嫌疑人一再提及杜在新的儿子，后经反复查实，才证明他并未参与犯罪。　　　　　　有人感慨：“老杜真不应该把他儿子调来。”　　　　　　在主政监利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杜在新的家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儿子结婚，他一桌酒席都没有摆；父亲去世，同样不事声张。　　　　　　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议论他了。“做了官就不认老同学老朋友了”、“高攀不上了”，这些说法同样令杜在新为难。他在悔过书中提到：有些钱物往来，是纯粹私人之间的“礼尚往来”。　　　　　　然而这道界线很快就难以把守了。　　　　　　杜在新在悔过材料中谈到：第一次收下两位下属各一万元钱后，他“就像一辆汽车，自己只有购置权，可是方向盘握在别人手里，刹车踩在别人脚下，从此这辆车的方向就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了”。　　　　　　尽管这样，他还是心存忌惮。杜在新先后向廉政账户上交6万余元，这个数字在监利县廉政账户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在悔过书中继续说：“如果说那一次是我的堤坝打开一个小口，那2002年妻子住院，就是大坝溃堤。”　　　　　　杜在新的妻子因患乳腺癌住院期间，医院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21个乡镇和各直属部门的领导无一例外地赶赴荆州市的医院探望。　　　　　　“趁没人注意，就往病床被子下面掖钱，要不就是床头柜什么地方。这里那里，找到能塞钱的地方就塞进去。”据当时负责照顾的县委工作人员估计，一般的乡镇是2000元，有的塞了5000元。根据这个数字大致估算，那一次妻子住院，杜在新收受数额约为37万。　　　　　　妻子死里逃生之后，谨慎的杜在新向廉政账户上交了两万元礼金。就在那一天，他对一位朋友说：“生死边缘走了一遭，这一次我看开了，人活着不就那么回事吗？”　　　　　　后来的事情已经无需多言。一位县处级干部说：“杜在新在监利把人都得罪光了。因为不管能不能办成事，他都收钱。经常是一个位子许给好多个人，收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一位县里的老干部说：“杨道洲、杜在新的干部路线就是唯上、唯钱、唯亲，领导打招呼的要提拔，重金相送的要提拔，是同学、老乡、亲戚的要提拔。难怪每次干部变动时，都有一些有分量的人来监利打招呼；难怪有‘心诚’者要在大年初一到杨、杜的祖坟上去祭祖；难怪有些人要千方百计和杨、杜或是他们的夫人认同学、攀亲戚、套老乡；也难怪县委组织部门曾有科长直言：‘想提拔，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　　　　　　杜在新最后完成了一个文人到贪官的角色转变，他的政治形象，定格于监利干部口中的“杜灾星”。　　　　　　一位政协系统的干部说：“乡镇和县直部门在发展经济时，一味迎合县委书记的好恶，你说挖鱼池，我就搞‘路边花’、搞形象工程，把种棉花的田也挖成鱼池；你说‘招商引资’，我就‘见了菩萨就下马’，就是垃圾企业也引进来；你说‘宁可少收3000万，不能再死一个人’，我就采取不作为，农民的合同款干脆停收……”　　　　　　杜在新曾在一个私下场合对朋友说：“就是这群人，把什么都搞坏了。动不动就往上跑，往荆州、往武汉跑，找人下来讲话。”这位朋友回忆说：他的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杜在新于9月19日写完了他的悔过书，于9月23日被荆州市纪委移送荆州市检察院。　　　　　　湖北彻查此案　　　　　　截至发稿时为主，监利县又有数名涉案人员被相关部门查处。　　　　　　监利县反贪局一名参与办案的警官告诉记者：县委主要领导中间，在苏兆新的行贿案中，除了少数几个没有接受贿赂以外，几乎人人都是榜上有名。　　　　　　监利县反贪局顶着压力查办苏兆新案之后，湖北省委给予了高度重视。据荆州市检察院查办杜在新案的主管领导介绍：杜在新一案，是湖北省纪委的发函查办件。　　　　　　作为“中国第一稻谷县”，监利县是省委书记“很花心思”的一个区县。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的很多施政想法都把监利包括在试点范围内：农业税费改革、机构精简，等等。在监利县，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中年干部在乡镇、村庄、学校到处了解情况，轻车简从，不事声张。　　　　　　“这次能查到这个力度，多亏俞书记反腐决心大。”监利县一些官员说。　　　　　　一位官员说，古人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心头之痛，是党纪国法不能容忍的。杨道洲、杜在新的被查处，正反映了党心民心所向。一切腐败分子必然以损民始，害己终。另一位老干部说：贪官个人的悲剧造成的是全体县民的悲剧，曾经蝉联湖北省粮食产量九连冠的监利县，目前各项经济指标在荆州市8个县市区中“稳居末位”。原来人均财政收入不如监利的几个周边县市都超过了监利。“监利的农民很苦，监利实干的干部也很苦，恨铁不成钢、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好领导更苦！监利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本报记者 徐 楠 □李思德
　　陈昕说下边老百姓贫困到什么程度，他能想象到，但有一个问题他没料到：“如果一个最基层的地方官吏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主持公道，甚至欺负老百姓，那老百姓除了失望、愤怒和痛恨之外基本上没什么办法。……”　　《一个挂职博士能走多远》
　　古代社会理想：　　孔子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服，美其食，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墨家提出：　　“兼相爱，交相利”；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动寡，富不悔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人即为，不利人即止”；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礼记.礼运》（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儒家著作）中对“大同”社会作了如下著名的描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有，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国古代的这种“大同”理想的创造，诚如侯外庐先生所揭示的：“是循着神话传说的方向来描绘的。大体说来，最初‘发现’的远古理想世界是所谓尧舜的时代，这在孔子、墨子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接着又‘发现’了前于尧舜的所谓黄帝的时代，以道家为代表；继而‘发现’了前于黄帝的所谓神农的时代，以农家许行为代表；最后更‘发现’了前于神农的美妙世界，以晚期儒家的‘大同’理想为代表”。　　　　上段回复和本段回复转引自：安贞元著《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第78~79页
　　任剑涛先生的相关看法：见　　《从大同到自由：百年中国政治致思主题的转变》 　　　　
　　我在可可西里的时候曾经赶上过盗猎分子被抓获，我曾蹲在他们身边与他们聊了一下午，我试图去理解他们，其实他们是很简单的人，破衣烂衫，不装，也不胡说，看着不凶残，但打了700多只藏羚羊，做了很凶残的事情。他们其中有一个眼睛单纯得像孩子的年轻人，他手上有几百条藏羚羊的生命，他从来没有读过书，也不是传说中的神枪手。他们是被西宁等地的老板雇佣去盗猎的，我觉得藏羚羊真正的杀手是那些幕后的老板。而对可可西里的掠夺是盗猎分子的一种生存方式，饥饿、贫穷则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　　　　在这部电影之前，我觉得一个环保主义者是背上干粮和行囊去那种地方拣易拉罐或者是手拉手去保护藏羚羊。但是拍完电影之后，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真正的环保首先是要解决贫困问题，让人能够吃饱饭有衣服穿有地方住，那么侵犯藏羚羊的事肯定会减少，这是我的心里话。　　　　《陆川：你可以结结巴巴说一个真理》见南方周末 　　　　　
　　村里的老年人对陕西感情很深，能说出一些至今仍存在的关中地名，说着说着就落了泪。他们对现在的陕西不甚了解，好多人都保留着过去的观念，说陈琦是从“清国”来的，问左宗棠的人还在不？来的时候，陕西衙门批准不？　　　　　　离开故土已120多年了，东干人对陕西却怀有一种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感情。马赖赖家隔壁一个叫马兹涅夫的东干老人，将他于1959年在莫斯科买的一幅《老鹰抓小鸡》的中国年画保存了四十多年。东干诗人大吴说，百年来，我们就像离群的羊，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大羊群里去。年轻人把陕西叫“我爷的省”，见陈琦高兴得很，问陈琦西安城是个啥样子？见过成龙没有？　　　　　　　　********　　　　　　　　东干人几乎家家都有小车，这里就像小车博览会，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且都是原装货，当然最多的还是俄罗斯的伏尔加和本国生产的。在这里，小车不是身份的标志，也不属于奢侈品，而是人们生活生产的必需工具。　　　　　　　　******　　　　　　　　在哈国，公民看病住院、学生大学前的教育、一个地区内通电话都是免费的，有的地方水电甚至热水都是免费的，六十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也可以领到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元左右的养老金，即使在最偏远的地方，公路边也隔一段就建有一个汽车站，是一种用水泥统一预制的小房子，外面画有各种艳丽的民族画，里边有供旅客休息的长凳。哈国大路上、闹市区、公务员的办公室、学校的教室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领袖纳扎尔巴耶夫的画像，陕西村的乡党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稳定、和睦、美丽的国家里，陈琦感到很宽慰。　　　　　　　　《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 见南方周末
　　　　梁泉的批语：　　这些“陕西村的乡党”如果不是在100年前离开华夏中国，生活在如此小国：哈萨克斯坦，他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殷永纯：从北大才子到乡村教师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何晓鹏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中国《新闻周刊》 文/何光沪　　
　　杨云标：让农民有尊严有微笑 　　　　中国《新闻周刊》 　　 　　　　　　让农民有更多的尊严和微笑，这是杨云标及越来越多的“新乡村建设者”的目标，但对于杨云标来说，这个目标却如此可望而难及　　　　　　本刊记者　文晔　　　　梁泉批语：生活教导人们！　　
　　雒玉鳌：一个农民的信用美德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李径宇　　
　　黑夜的献诗　　　　 ——献给黑夜的女儿　　　　　　 海子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留在地里的人，埋得很深　　　　　　　　　　 草叉闪闪发亮，稻草堆在火上／稻谷堆在黑暗的谷仓／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 太丰收／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黑雨滴一样的鸟群／从黄昏飞入黑夜／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走在路上／放声歌唱／大风刮过山岗／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转引自：　　『关天茶舍』（旧文重贴）黑暗游戏的背叛——读海子的一首诗以示纪念
　　给朱镕基上书的李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