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 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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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 31 Oct :5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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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极不平凡”的成就是如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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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 17 Oct :00 +0000
　　人是历史的动物，对于过去的历史往往也容易有“后见之明”，但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往往却看不那么分明，有时甚至有如梦中之人。尤其是当事物在短期内发生极为巨大的变化，身在其中的人们对于“意义”的领会可能就很不同了。不过，即便感觉再迟钝的人，若是对比今日中国与五年前的中国，恐怕也不能不惊异过去五年的“极不平凡”。对于若干年后的历史学家而言，它也将是足够“令人惊异”的，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发生的变革，都一定会被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身处这样的历史性变革是幸运的，亲睹这样的历史性成就是幸福的。
　　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内政国防外交，各个方向均重拳发力，积极作为；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皆运筹帷幄，布阵良方。内政而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遍地开花；外交而言，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老朋友”外交与“新伙伴”外交，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多边齐发，纵横捭阖，“朋友圈”越做越大。十八大一锤定音，不改旗易帜，不封闭僵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中全会显示坚定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强调完善治理，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践行郑重承诺，全面建成小康；六中全会突出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五位一体”工作总体布局；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整体转型升级；以“一带一路”倡议，传播合作、共赢、普惠、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五年来的成就是开创性的。五年来，党中央在“破”中“立”，在“立”中“破”，有“破”有“立”，边“破”边“立”，“破”“立”并举，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新局面来自新任务，新任务来自新形势。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四个伟大”应时而生，应势而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凝聚共识，振奋人心，一个曾经无比辉煌的伟大民族渴望铸造新的辉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主题鲜明，始终一贯，世人瞩目的“中国道路”充分显示了“四个自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朝惕夕厉，常怀忧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建设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打造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强本固基。
　　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有句名言，“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用来描述五年来的变革再恰当不过。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期，改革进入短兵相接、生死相搏的重大关头。然而，只要善于筹划部署，坚持正确方向，找准关键突破口，巧妙持久发力，五年亦不为短，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从小小的“八项规定”开始，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新闻舆论、思想宣传、文学艺术、哲学社科、文化教育……各项工作步步为营，“中国话语”、“中国声音”、“中国思想”丝丝入扣；司法改革、监察改革、军队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影响之巨，尚待来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二孩”政策、养老“并轨”迈步、医保“漫游”提速……许多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改革不断推出，便民惠民利民，一个更有活力、更加公平的现代化社会正在到来。
　　五年来的变革是根本性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知不觉间，天地可有大变。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已经使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五年来不断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的重大成就，意味着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新的发展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接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人民以更加强烈的心情向往美好生活，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担负自己的历史使命。
　　身处这样的历史性变革是幸运的，亲睹这样的历史性成就是幸福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召开将掀开变革与成就的新一页，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份子，中华民族的每一成员，都是这伟大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作者：刘晨光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中国网 　编辑：薛笔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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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网来·喜迎十九大】郑永年：中国未来改革方向明确，前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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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11 Oct :00 +0000
<![CDATA[理上网来·喜迎十九大
　　观察砥砺奋进的5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如同一幅气势恢弘的画卷，其中改革是最为鲜明的标识，也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今天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未来的改革将往何处去？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了新华网思客的专访，详细介绍了他对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看法。
改革不是就中国论中国，要考虑到世界发展的趋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方案，加上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建立法治国家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我们算了一下，细化一点来讲，这两个改革方案囊括了500多项重大的改革。当时有海外学者说，这500多项改革不用说百分之百完成，如果能完成75%到80%，那时的中国将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所以我们今天的改革，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同时，这个改革不仅要放到中国的历史上来看，还要放到世界的历史发展上来看，因为现在进行改革并不是就中国论中国，要看世界论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都是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放到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这样才能符合人类发展的大方向。中国的改革也要考虑到世界发展的趋势，而不是孤立地来设计我们自己的改革。
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是一个重大战略规划
　　经济上，我们现在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按照十三五规划，人均GDP要达到12000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6.5%，我想6.5%这几年基本是没有多大问题。针对穷人，我们现在正在大规模的精准扶贫，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规划，因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化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等地存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都是因为绝对贫困的人太多。我们现在要解决的这个精准扶贫，主要目标还是要解决绝对贫困的人口，基本的社会要保底非常重要。经济下行我觉得是自然现象，中国经济基数大，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我想足够了。但是要改善，从以前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转向质量型的经济增长，这非常重要。
方向明确，中国未来的改革非常乐观
　　国内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加上“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国内国外的保障。我们现在穷人多，但穷人多并不是一个弱点，西方现在的高收入经济体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讲中等收入陷阱，他们讲高收入的困境，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但至少我们有一个方向很明确，我们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个方向非常明确。所以对于未来，我自己比较乐观，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要比西方好过得多，因为我们有方向。（编辑：薛笔犁　黄晔璇；视频：仇炳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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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茂于：加快质量强国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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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30 Sep :29 +0000
<![CDATA[　
　　9月21日，由国务院参事室、国家质检总局联合主办，新华网承办的“2017国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走进质量时代”为主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茂于在“开动创新引擎 建设质量强国”专题研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质量强国与知识产权强国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
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茂于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记者 陈杰 摄
　　关于质量强国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张茂于认为，可以概括为“两个共生”和“两个必然”。
　　两个共生——
　　质量强国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共生于创新这一个时代主题之下，共同支撑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张茂于表示，知识产权强国与质量强国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让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激励高质量的创新，高质量的创新又催生出高质量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可以说是创新更有效率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
　　质量强国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共生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局之下，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开篇即提出，“提高供给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是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这表明了质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与中心地位。”张茂于说，“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供给、以商标为代表的品牌供给和以版权为代表的文化供给等代表着国家知识产权的供给水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必然——
　　在如今，谈质量必谈知识产权、谈知识产权必谈质量。张茂于认为，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供给能力是质量强国的重要支柱。反过来，知识产权植根于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之中，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与服务业才是孕育高价值知识产权的土壤。
　　质量强国必然是知识产权强国、知识产权强国必然是质量强国。一个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均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也必然是技术强、品牌强、质量强的国家。“所以，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本身也是推动质量强国建设的过程，二者是一致的。”张茂于表示。
　　在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质量强国战略实施方面，张茂于谈到三点工作考虑。一是大力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努力提高知识产权质量。从专利申请质量、代理质量、审查质量、加强专利保护运用促进专利质量提升四方面着手，大力培育高价值核心专利。二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优化高质正品发展环境。协调推进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等各项工作，切实提高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力度。积极构建集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三是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助推产业提质增效。在知识产权运营体系方面，支持建设一批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为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收购托管、交易流转、质押融资、产业导航、分析评议等提供平台支撑，进一步推动高增长、高收益、高附加值的优质知识产权深度融合经济社会发展。（编辑：白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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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谈10年前金融危机启示：金融改革不能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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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07 Sep :00 +0000
<![CDATA[　　10年前，来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以上下降到了7%以下。在中国经济孕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过程中，如何完善和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再次成为重要议题。
　　然而，金融一方面能够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也能伤害实体经济。比如10年前的金融危机，就导致了实体经济的重挫。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指出，在实体经济改革不到位时，金融改革超前了，就是在自娱自乐。他认为，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改革不可分割，不管是哪一项改革滞后，都将使得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落空。在实体经济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放松金融并不会使得资金资源得到非常有效地配置。
夏斌：寻找逐步释放风险与预防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平衡，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相当难的实践问题。
为何世界经济还在衰退与复苏的摇摆困境中？
　　在经历2007年前的世界经济繁荣后，2008年大泡沫突然破了，来势凶猛，“百年一遇”，当时世界一片恐慌。但当时，前有年大萧条教训，大家认识到大萧条是由于过于信奉了古典经济学市场出清理论，针对当时的有效需求不足，政府未及时干预。后来凯恩斯主义也由此兴盛起来。
　　因为有了那次教训，当又一次“百年一遇”大危机来临时，美国立即怂恿各个大国齐力放松货币政策，总算在2009年前后未让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时那样的恐慌局面。大萧条时，美国国民收入下降幅度超30%，失业率上升8倍，高达25.2%。年美国单个季度GDP也快速下降，但是各主要大国失业率还能维持在10%左右，没有出现大萧条时期那样的惨烈景象。
　　最难熬的日子是过去了，但是上次大萧条从1929年开始，历经五年，到1934年美国经济就恢复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次大危机自2007年迄今已10年过去了，世界经济还在衰退与复苏的摇摆困境中，确实时间够长的。而且，迄今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特别要看到的是，世界各地由危机而产生的反全球化浪潮，以及由经济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动荡似乎此起彼伏。
　　为什么？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教训告诉人们，当危机来临时，主动动用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从今天看，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作用是有限度的。要让经济真正从危机中复苏，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形成，还是要靠基于市场基本出清基础上的结构调整，要靠技术创新。
　　在货币信用问题上，不能走极端。长期的、过度的货币扩张刺激，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如果说2008年危机爆发至今已长达10年的时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要当心出现“教训之教训”，既要吸取过去过于紧缩的教训，又要吸取基于过去紧缩教训基础上的过于宽松政策的教训。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出路不在于政府人为调控的货币信用手段，而在于一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实体经济改革不到位，金融改革超前只是自娱自乐
　　联系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关系，确实是金融稳，经济才能稳。这是因为经过前一周期经济“超级繁荣”阶段后，现在经济增速减缓，面对较大规模的货币存量，必然要市场出清，要结构调整，要去过剩产能，但是我国目前这些任务并没完成，自然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因此，防范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不稳，经济不可能稳。
　　反过来，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自身存在不少制度性、结构性问题，此时不管是采取宽松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经济都不可能得到稳定增长。因此可以说，人类经济从实物经济发展到复杂的信用经济后，两者是相互作用的。
　　因此，在当前，如果实体经济改革不力，市场不出清，僵尸企业不出局，过剩的产能、资产泡沫不解决，仅靠放松金融，并不会使资金这个资源在全社会得到非常有效的配置。实体经济改革不到位，金融改革超前了，只能是在自娱自乐。
　　“脱实入虚”是现在大家经常议论的一个经济现象。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年此现象为什么没有那么突出？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2009年前甚至在2011年前，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时，一是投资很旺盛，有多少资金都能通过传统的金融商品直接进入到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似乎也没之后那么紧迫。二是相对于当时的实体经济发展，资金总嫌不够。
　　但2012年后，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增速放缓，投资增速也在放缓了。这时候，第一，市场上投资预期减弱，有些理性投资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实体经济接纳不了那么多资金；第二，房市在当时仍是偏重于资产属性，有诱人的投资投机需求；第三，政府为了防经济下行过快，货币政策又一直是中性偏松。
　　在这样的环境下，再加上金融监管协调不力，缺乏统一的宏观审慎理念，各种金融机构都在积极鼓励大胆创新，打破分业经营和利率的限制，自然，一些资金就会绕道逃避监管，创新出各种各样交易结构复杂的金融产品，放大杠杆、自娱自乐、层层赚钱。金融交易结构越复杂，赚钱的层次越多。
要逐步释放风险，不去主动引爆系统性风险
　　到底如何理解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呢？应该看到，这两者的矛盾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中国改革开放快40年了。在过去的40年中，每当宏观经济运行遇到较大矛盾与问题时，这个问题往往被大家提起，引起争议。说明这一关系在改革实践中确实不容易把握好。
　　抽象来说，实体经济是本，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经济改革加快了，金融跟不上，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金融改革与创新过快了，同样会引起经济的不稳定。
　　就金融作为一个子系统看，要很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必须了解到，这个子系统不仅仅是金融创新越快越好，也并不是加杠杆、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的金融产品就越好。
　　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应是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我在和陈道富合著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曾提出，应该是一个包括四要素在内协调平衡的金融体系，四要素包括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行动、涉外金融（汇率和涉外资本流动）。只有四要素协调平衡发展了，经济才能稳定发展。
　　然而，四要素的协调平衡又是动态的，可以有多种的组合。在一定的时期，一个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适应还是不适应，是好还是坏，往往取决于这四要素的共同作用。这个观点在西方金融教科书中从没提过，但可以说被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个又一个案例、一段又一段历史所证明。
　　说具体点，今天国家讲金融稳、经济稳，是告诫我们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首先强调防范金融风险，因为当前经济领域中突出的问题，是金融风险问题。“一行三会”各个监管部门监管力度加强，意味着前几年的监管特别是协调监管不够得力，滞后了，出现了不少“无序金融创新”。
　　基于前几年部分的无序金融创新和已积累的不少风险，当前加强监管是必需的，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即使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发展会有所影响，也是必需的，长痛不如短痛，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是有利的。
　　当然，释放风险要讲究策略，防止在进一步加强监管中引爆更大的风险。
　　金融具有“天生”的不稳性。且由于受利润所驱，微观金融一直具有内在的、主动的、持续不断的创新动力，而监管行动往往又是被动的、被引致的。因此，在实践中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监管这对矛盾，确实要讲究艺术，要向我们历史上自身积累的而不是西方教科书所指向的经验学习。
　　在当今中国，既要强调监管者关注市场发展，主动向市场学习，逐渐放松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金融限制，不当市场的尾巴。又要强调市场要依法创新，要监管立规在先，金融活动在后。要采取逐步释放风险策略，不去主动引爆系统性风险，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相当难的实践问题。（编辑：吴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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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要拔除哪些“硬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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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04 Sep :00 +0000
<![CDATA[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区域经济发展中软环境建设是基础性工程。软环境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困扰多地方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大题材。
　　在政策趋同、规划统筹的情况下，营商环境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没有好的环境，商招不来、资引不来，招来了也留不住。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实践证明，哪里软环境好，哪里就会形成强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就会形成优势明显的“洼地”效应，就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哪里软环境差，投资者就会望而却步，经济发展就会受影响。区域经济竞争力之争，实质就是营商环境之争。
　　什么是软环境？软环境是指相对于硬环境而言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政务、政策、法制、市场与人文等环境。
　　比如从企业视角而言，一个地区的诚信环境怎么样；从政府的视角而言，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服务环境怎么样；从社会的视角而言，一个地区的居民素质、文明环境怎么样等。
　　把软环境作为振兴发展的突破口，应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
　　进入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变革。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要素红利”让位给“创新红利”，“政策红利”让位给“制度红利”，因此要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生活秩序。在市场开发方面，更要在“负面清单”基础上与国际接轨，按国际规则办事，建立完善的规则体系和制约惩戒机制，造就良好的投资环境。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按规则办事或违反规则行事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职能与管理经济的方式与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要求还相距较远，政企、政事、政资、政社、政群不分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程序繁杂、工作效率较低，恃权管理、随意干预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地区市场秩序混乱，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地区封锁的问题比较严重。
　　实践证明，经济生活缺失规则、违反规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秩序，影响了地区的信誉和招商引资环境。软环境已经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命门”、“要穴”。
　　软环境建设，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但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是软环境建设的工作主角和责任主体。软环境是政策环境、作风环境、效率环境、服务环境、工作环境，本质上这些环境是地方政府效能的外在表现。软环境建设得好不好，说到底是各级政府及其队伍认识提没提高、服务到没到位的问题。改善软环境，就是改革政府运行机制，就是转变政府职能。
　　打蛇要打七寸。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正文明执法、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重点，以推动政务公开、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为保障，坚持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方针，努力研究建立软环境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影响软环境建设的突出问题，在软环境建设中要拔出的“硬钉子”、要剔除“主障碍”，抓住软环境建设中的主要矛盾。
　　这其中，关键是用“三种清单”定好制度规矩。
　　权力清单要变小。一律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坚决消除各类隐性障碍和“潜规则”。
　　责任清单要变清。一个部门能办好的事，就没有必要交由两个部门办。
　　负面清单要变短。首先容许，但可以有例外，即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一律允许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凡是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影响民间资本公开进入和竞争的各种障碍，一律予以清除。重点就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做到行政审批事项少、审批时限短、审批程序规范、政府服务优。
　　好的软环境，不光是大企业有市场、有效益，更是小微企业有活路、有出路；好的软环境，不光是国有企业、政府办的企业发展得好，民营企业也应该能发展得好；好的软环境，不光是精英阶层能大展宏图，更应该是草根也能够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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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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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28 Aug :44 +0000
<![CDATA[改革是针对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展开的。
　　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当前阶段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的战略决策。
　　然而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却出现了片面和选择性落实的问题：对那些真正触及生产关系层面，刀刃向内改自己的改革要求视而不见；只热衷于那些刀刃向外干预市场和企业的措施，正在逐渐背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
　　以当前正在扩大化、运动化、执行偏差最严重的“去产能”为例：“去产能”的初心是去“僵尸企业”，“去产能”的本质是结构性的供给管理而非改革措施；“去产能”背后的思想和执行手段大部分是计划经济思维；“去产能”层层加码乃至扩大化的结果是扭曲市场信号、造成不合理的利益再分配、转移改革视线并最终干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因此，有必要发起改革之辩，探讨究竟什么才是衡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
一、“去产能”扩大化及其影响——扭曲市场的利益狂欢
　　2016年以来，中国部分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焦炭指数从649点最高上涨至2330.0点，最高涨幅244%，焦煤指数从561点最高上涨至1650.5点，最高涨幅194%，螺纹钢指数从1820点最高上涨至4053点，最高涨幅123%，铁矿石指数从324.5最高涨至726.5点，最高涨幅124%。
　　在总需求基本稳定的背景下，真正引发上述能源原材料涨价的，并不是什么新周期，而是“去产能”政策扩大化造成的供给收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投机炒作。在不断强化的“去产能”供给收缩预期下，这些所谓“过剩”产能行业的产品，居然像几十年前供应短缺时代的产品一样成倍暴涨，不但扭曲了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影响经济的复苏，而且还无形中造成了三个财富再分配。
　　第一个财富再分配，是下游制造业和上游能源原材料企业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4倍；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仅增长18.5%。
　　第二个财富再分配，是中小民营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8%，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仅增长14.8%。
　　第三个财富再分配，是进口成本上升，造成国民财富向外流失。今年上半年，中国共退出煤炭产能1.11亿吨，同时进口煤炭1.31亿吨，同比增加2300万吨，国内去产能的同时，国外厂商扩产并加大向中国市场出口，如印尼、澳大利亚等产煤国、产矿国对华出口明显增加，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也造成了中国国内财富的流失。
　　对上述财富再分配中获益的企业而言，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对于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也未必是好事，反而会削弱改革的动力，为下一轮问题埋下伏笔。而每一次去产能扩大化，都造成一轮大宗商品和相关资产的价格暴涨；每一轮暴涨和获利者的狂欢，在扭曲市场抬高制造业成本的同时，更是迅速滋生聚集了巨大的利益链条和相关领域的寻租机会——这些现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和伤害不容忽视。
二、“去产能”扩大化的本质——刀刃向外、层层加码的供给管理措施
“去产能”这样的供给侧管理政策如果不偏离其初衷，是积极的。“僵尸企业”往往是依赖银行贷款，甚至是政府补贴生存，其生产的产品靠市场力量消化不掉，却还在不停消耗社会资源。2015年提出的“去产能”措施，最初是针对如何去过剩产能让这些“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从而释放其占用的生产要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提高经济活力是有好处的。
　　但是，由于供给侧管理在全球经济学体系中都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持，也缺少非计划经济的实践经验，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供给侧管理”一不小心就容易与计划思维、行政手段相联系。不少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过度依赖行政手段 “去产能”，通过做计划、定指标、下文件等强迫命令的办法“去产能”，或者通过层层加码的各项非经济标准和手段推进“去产能”，造成了“去产能”扩大化。
　　例如某省为了表决心，提出要把钢铁煤炭去产能作为“标志性战役”，严格落实环保、能耗、水耗、质量、技术、安全等6类严于国家的地方标准来推进“去产能”。国家的标准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省级政府为了向上级表决心，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地市级政府为了向省政府表决心，也提高标准；县级、镇级层层效仿，层层加码……如此“去产能”怎么会不扩大化？难怪某些地方老百姓反映，大量完全合法合规、环保达标的工厂也被勒令停产，连养猪场都被关闭，养的鸡鸭也被抓了——如果让群众认为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越来越远。
三、衡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中国经济“供给结构老化”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战略性选择，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衡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呢？试想，十年、二十年以后回头看，后人一定会对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做出评价：届时评价的标准是去掉了多少煤炭、钢铁、水泥的产能，铁矿石、焦煤、焦炭的价格上涨了多少？还是通过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显然，改革是针对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展开的，要改政府自身管理经济的方式，只有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只有那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供给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举措，才是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因此，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才是衡量供给侧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
　　为什么“去产能”扩大化等非改革举措，会成为某些部门和地方如此割舍不下的“改革”良方？只有正确认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和出发点，明确了衡量供给侧改革成效的标准，才不会把供给侧管理等调控手段当改革，衡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者：滕泰、张海冰；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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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四强集体上阵，联通混改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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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 22 Aug :00 +0000
<![CDATA[中国联通可谓是在各方博弈中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将一步步拉开国企混改的序幕。
　　一波三折的中国联通混改方案终于落定。8月20日，中国联通公布了27条公告，正式披露了混改方案相关文件。
　　对比8月16日晚间撤下的公告，募资金额、定增对象、持股比例等关键内容都基本保持不变。证监会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国联通混改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作为个案处理。
　　8月21日，中国联通复牌，在A股市场上全天封停涨停板。
　　作为我国唯一一家集团整体混改试点单位，联通混改意义重大。此次混改事件的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引进互联网四大巨头作为战略投资者的意义是什么？本文收集各方观点，为读者梳理联通混改的台前幕后。
联通混改事件始末
　　中国联通混改方案剧情一波三折。
　　从日联通确认参与混改试点起算，到日，耗时整整315天。之后确定A股上市公司作为混改主体。坐上混改火箭的中国联通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曝光率。直到今年4月5日，中国联通A股停盘。
　　8月16日，中国联通连发多份混改方案相关公告，但却在不久后撤回了公告，部分观点认为，这可能因为中国联通混改涉及的定向发行方案，存在与现行规则相悖的情况。
　　20日晚间22点50分，中国联通在A股发布了混改公告。公告称，自2016年以来，中国联通在发改委等部门的指导下，制定了混改方案。同时就混改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在依法依规履行相应程序后，同意对中国联通混改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作为个案处理，中国联通可以根据日证监会再融资制度修订前的规则制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联通混改方案千呼万唤始出来，终究是一场值得的等待。中国联通可谓是在各方博弈中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将一步步拉开国企混改的序幕。
为何混改选择了联通？
　　有人称，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混改方案。此前中石化、中石油等央企的混改，往往是从某一具体业务板块突破，比如中石化的销售业务和中石油的管道业务。
　　而中国联通是唯一一家集团整体混改的试点公司，直接拿核心资产进行混改。联通身处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此例一出，当可为央企混改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尤其是那些跟联通有着相似身份与定位的企业。所以，此次混改被寄予厚望。
　　联通董事长王晓初、总裁陆益民在与机构投资者的问答环节中提到，混改的核心是要解决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组织架构过于庞大，让企业小而灵活。同时，在人力资源方面，激发个人贡献。让个人、股东、企业的利益一致化。
　　根据目前的方案，联通集团对中国联通A股超过35%的股权比例让渡给民营企业，被视为最大亮点。但中国联通A股上市公司依然姓“公”。联通集团+结构调整基金+中国人寿股权总计约53%。因此，此次混改并不改变中国联通国有企业的性质。
　　另外，要形成制衡机制的董事会。在未来的董事会发展方向上，实现了多元化，董事会“6-4-5”的分配：6是国有，4民营企业，5是独立董事。由于投资人分为两部分，所以保持两个董事会是必要的。国内针对国内经营，香港对国际的管理更熟悉，这样有利于优势互补。
四大互联网巨头第一次在此握手
　　事实上，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是联通混改的一大突破口。这些战略投资者除了四大互联网巨头，还包括垂直行业公司、金融企业、产业集团和产业基金捧场，共有780亿战略入股，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引入的民营战略投资者中，腾讯以110亿元位列榜首，占5.21%；其次是百度70亿元，占3.31%；阿里巴巴43.3亿元，占2.05%；京东50亿，占2.36%；苏宁40亿，占1.88%。值得一提的是，京东的大股东是腾讯，腾讯+京东的权重要远远大于友商们。
　　国有部分两家，中国人寿217亿，占10.22%；接受老股的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基金129.75亿元，占6.11%。
　　混改肇始，联通就对外放风，重点选择与中国联通业务互补性强的合作伙伴。资深电信观察家刘启诚指出，联通此次混改伙伴的选择，不是简单地只为引进资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投资者重新整合内部业务，价值上、产业链上互补，或者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以形成新的竞争力。
　　联通与腾讯的合作主要在反电信诈骗、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
　　与阿里巴巴的合作主要在基础通信服务、移动互联网及产业互联网等领域。
　　与百度的合作包括手机百度、百度糯米、百度地图、度秘等项目。
　　联通和京东合作的重点必定和各自的老本行有关。京东的3C品类销售额占线上市场份额超过50%，联通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和线上线下渠道。
　　四大互联网巨头是助力，但也有可能成为掣肘。达睿咨询首席分析师马继华指出，中国联通希望依靠这些互联网公司解决自身应用能力研发不足的短板，可合作方却是各怀心事的互联网江湖，难度很大。甚至有业内人士戏称，联通的“后宫”以后会变得热闹。
混改的风又大了
　　2017年被视为国企改革之年，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则断言2017年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落地之年。垄断领域的混改一直是难啃的硬骨头，但该领域混改对整个混改乃至国企改革有着牵引作用，攻坚就在这两年。
　　作为央企混改试点中唯一一家A+H股公司（既作为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又作为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中国联通在混改中具有“红旗手”的地位。方案一经公布，意味着混改工作进入新阶段，将对其他国企的改革产生示范效应。
　　混改要打破垄断，打破民资行业准入的“天花板”、“玻璃门”，引入民资进入垄断行业，激发民间投资。民营资本作为混改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抓住其中的机会。
　　市场对国企混改的未来及机会进行了几点总结：
　　1.从混改时点节奏，央企及重点省份带有标杆性质的混改项目会于近期密集落地，提升市场对于改革的整体偏好；而全国多数地方的一般国改项目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伴随人事、政策定调、混改标杆模式的落地后，逐步有序展开。
　　2. 关注地方国企混改的区域机会。地方国企改革“一企一策”形式更加灵活，在守住合规、公允、职工利益这些底线的基础上，各种形式的“曲线退出”不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以体现国资“有进有退”。共有约20个省市出台地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指导文件，但各地区国企混改的推进力度和进度不一。据统计，广东、上海、山东、北京、天津等地区已进行混改的上市公司的比重高。
　　3.从重点领域看，根据发改委倒排时间表的要求：首批国企混改试点主要集中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垄断性行业。
　　第一批、第二批央企混改试点名单上的试点集团改革或将得到重点推进。
　　而在第三批试点中的企业中，石油、天然气领域混改试点是重点。如今随着以联通为代表的电信领域混改破题，下半年油气、军工、铁路等领域的混改落地将提速，并在数量、层级、深度等方面进一步发力。
　　其中，当前央企层面的国企混改，兼并重组仍将是重头戏，央企混改将加速推进。当前存在的央企和已合并重组的央企中，直接涉及民生领域、竞争性行业的并不多，大多数是集中在关键战略性领域，主要有军工、钢铁有色、交通运输、航空等。
混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公告中，有一条只言片语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核心员工层占股3%，其中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不超过7550人。
　　《内创业革命》作者蔺雷博士认为，混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联通的混改，正是要解决这两大问题：既要募集资金、构建更全面的产业生态，在4G和5G业务上持续发力，还要激发内部员工的创新创业活力。这背后，恰恰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募资是“内病外治”，激发活力则是“内病内治”的思路。
　　联通正在做一件激活基层员工的事，就是“内创业”。而这件事的强力推动者，正是被誉为“电信第一人”的王晓初董事长。早年他在担任电信董事长时，就在运营商中第一个“吃螃蟹”，推动内创业在电信落地生根。
　　内创业是一剂激发联通内部活力的良药，更为那些给有创新意识和创业冲动的内部员工提供了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这已经不是少部分人才能享受到的股权激励，而是几乎涉及企业全体员工的激励，是联通“内病内治”实实在在的落地之举。
　　更重要的，内创业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式。
　　国有资产流失是条红线，使得国有企业各级管理人员在决策时必须掂量。正因如此，在现有的框架下，很难对国资的已有存量进行大规模的混改，否则总不可避免地会跟“国有资产流失”挂上边。这就像一个大饼，你要去分它，必定会使别人分到的变少。而且，如果这么做，很可能又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那种状况。
　　那么，为什么不换个思路：既然不能分原来旧的“大饼”，能不能烙一张新的“大饼”？这张“大饼”中不仅有国资，还有民资和员工一起参与其中，最终三方共享成果。内创业，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新做法，它的实质是在国企内部做增量，让增量起舞。
　　那么，新的“大饼”到底怎么烙？这里提供四条建议。
　　第一条，老板要做内创业的“破冰引航者”
　　第二条，企业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创业平台
　　第三条，企业必须形成新的治理机制
　　第四条，要允许失败，建立投资失败的容错机制
　　联通混改背后有多少机遇，前景几何，还要留待时间验证，但注定是一次新的尝试。我们拭目以待！（作者：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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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国企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历史包袱如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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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13 Aug :00 +0000
<![CDATA[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龙头”
　　“去产能”是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顽疾、痼疾，尤其在重化工业比重大、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的东北地区来说，产能过剩已经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不探讨东北过剩的产能是如何形成的，但产能过剩毕竟是现实存在，无法回避。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国企改革是“去产能”的难点，也是关键。
　　在东北地区，目前的国有企业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重化工行业分布较多，负债率比较高，利润下滑比其他类型的企业快一些。
　　从行业分布角度看，江苏80%国企集中在科技、基础设施、能源、媒体、新兴产业、金融、投资等领域。上海60%国企集中在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以及功能性、保障性的重点领域。
　　而东北的地方国企大多是竞争性领域企业，这些竞争性领域企业的特点是老、重、剩。从企业经营状况看，东北的地方国企赢利能力下降。而盲目投资、扩大产能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前些年，钢铁、有色、船舶、工程机械、汽车、风电、光伏等领域的产能过剩，大多存在国企投资失控、效率不高、投资成本过大等因素。而且一旦建成达产，要想把产能压下来或者转产，尤其是关闭破产，可能性比较低。员工失业、税收下滑、政绩考量等，谁也不敢承受这样的风险，根本无法解开这个紧紧的套。而其结果是市场愈发混乱，企业日子愈发难过。
　　进入经济新常态，在增长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国有企业适应能力需要提高，减少风险隐患。有关专家认为，现在国企、尤其是垄断性国企，占有资源较多，每年给国家造成较大损失，而现在国企的产出在GDP中占14%左右，如果不尽快针对垄断性国企进行重点改革，预计将会影响“十三五”期间年均GDP增长目标的完成。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首先从供给端入手。对于传统产业产能的严重过剩，比如针对煤炭、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主要是清理“僵尸企业”，让这些行业的过剩产能退出去。在化解煤炭、钢铁等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会涉及到一些国有企业，基本上是采取兼并重组、破产清算这两种有效手段，化解国企中的产能过剩问题，来整合和淘汰部分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上是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优化要素的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目前，东北地区国企改革还有许多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国企经营机制不活。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企业行政化色彩浓厚，高管人员套用行政级别，薪酬反映不了人才价值，金融证券等行业人才外流严重。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的问题较为突出，企业冗员负担也很沉重。
　　股权开放度不高。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仍不合理。特别是集团层面，国有独资企业数量较多，占比达80%以上。在已完成股改的企业中，还存在国有股占比过高问题，混合所有制企业少。辽宁的国有资产证券化比率远低于上海等很多省市。
　　央企改革滞后。东北央企数量众多，总计达3183户，仅辽宁就有央企各级企业1751户；吉林2013年央企销售收入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收入的90%多；黑龙江央企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也在60%以上。不光数量多，而且块头大，并在关键行业掌握较多资源。央企大都属于重化工业，央企加大投资固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越是上大项目，当地的产业结构就越加偏于重化工业，形成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而央企一旦出现亏损，不仅拉动地方经济总量下滑，还会出现难以填补的“税收窟窿”。东北经济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央企为主的重化工业、传统产业造成的，这些领域多数是产能过剩的领域。可见，如果没有央企和地方国企的参与和实质性突破，去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切实推进。
　　国有企业历史包袱沉重。国企“三供一业”移交、厂办大集体改革、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和企业职工安置等历史遗留问题负担沉重。仅在辽宁这些工作需要过千亿资金投入。东北三省需要承担较大财力负担，而不解决这些问题，对企业改革重组、实行股权多元化或混合化改革等都会产生重重障碍。
　　“僵尸企业”主要存在于地方国企群体当中。部分国企之所以处于僵而不死、劣不能汰，有地方政府干预和保护的问题，因为这些国企与当地的GDP、就业、财税收入都有很大关系；但也有客观原因，那就是改革涉及到当地的金融风险、企业债务、拖欠税收。在一些地方，一旦企业“黄”了，地方政府将承担无限的责任，一个国企倒闭就会牵扯出背后的一大串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问题。所以只好千方百计补救企业，企业仍然“名头犹在”，所以僵而不死的问题国企越来越多。
　　解决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最根本的还是靠改革。从2016年开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中央就突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其中的政策措施要点，一是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二是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三是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四是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五是严格控制增量，防止已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六是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务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
　　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数量多、占比大，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东北的优势所在，是东北振兴最为重要的条件和基础。国有企业是“国之重器”，也是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龙头”，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去产能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清除历史包袱，化解各种风险，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积极推进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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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挖掘中国经济新动能，五大类型产业如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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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 11 Aug :13 +0000
　　8月11日，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做客“参事讲堂”，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的主旨演讲，并与受邀学者、企业家等进行圆桌对话。本期“参事讲堂”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新华网思客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协办。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把当前中国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阵类产业、弯道超车产业和战略型产业，并就不同类型的产业分别给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助力中国企业抓住机遇，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以下内容根据林毅夫演讲内容整理：
中国GDP增速超预期 国外看好中国经济
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 郭建伟 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取得38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但是这几年，有些人对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发展产生了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从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7%。当然，这个速度在世界上还是很高的速度，但是6.7%的增长速度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首次出现连续6年经济增速下滑。因此，国外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转型方式，并非像有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一次性把经济当中的各种矛盾、各种扭曲取消掉。在渐渐转轨的过程中，保留了经济当中的一些扭曲性、结构性的问题。然而在国外看来，这些扭曲性、结构性说明经济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即使在过去这30多年我们经济发展的成绩在人类社会上史无前例，但是“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在国际上仍未停息。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田舒斌赠送林毅夫漫画。 姚冠华摄
　　当前，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状况、新态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且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强化我们经济本身的素质，并提出了新动能、新经济的发展新方向。在正确的引导下，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绩。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止跌回升，达到6.9%的增长，这超乎任何人的预想。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看好中国经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如何实现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追求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型。　　
林毅夫：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姚冠华 摄
“把企业并购过来，技术也就引进来了”
　　首先，是追赶型产业。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德国相距较远。它们的产业中国也有，为什么它们的收入水平会比我们高？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我们高，而这背后是它们的技术水平、产品附加价值比我们高。
　　如何让这些产业的技术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一，把企业并购过来，让它变成我们的企业，那技术就引进来了，可以嫁接到我们的产品上。这样我们的产品质量就能提高，价格就能提高。
　　要并购，首先需要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卖给你。如果没有人愿意把企业卖给你，我们怎么追赶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到海外，到拥有这个技术的国家去设立研发中心。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国外经济发展状况不好，就业状况不好，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得不到好的就业。这时，如果你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就可以利用当地的高技术人才来研发新技术、引进新技术。
　　第三种方式，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外国的企业和技术。现在有技术的产业和企业也在寻找市场，有很多外国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进入到中国来设厂生产。此时，中国积极地招商引资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良好的经商环境，企业就会带着技术来到中国。
　　第四种方式，如果招商引资也招不来，还有什么办法？我们也可以在国内自己组织攻关。
　“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不能是无源之水”
　　第二，是领先型产业。已经在国际上领先的企业如何继续保持优势呢？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
　　研发是研究和开发两个词的组合。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就有很大的竞争性，所以企业对做开发有很大的积极性。
　　但是开发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研究的对象是基础学科，通常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产品，不能申请专利，它只是一份学术论文，会变成公共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做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任何人做基础科研，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不能长期持续。因此，就需要政府来支持基础科研。
　　另外，有些技术是所谓的平台技术，一家企业研究不合算，这需要鼓励相关产业成立平台技术研发的机构，政府也可以提供一点支持。
　“让企业在海外创造第二春”
　　第三，是转阵型产业。这是从军队里面学来的一个词，就是我们应该转变阵地了。过去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中有优势，但现在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怎么来推动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呢？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少数的有能力的企业去经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部分，比如经营品牌、产品设计、产品研发、质量管理、市场渠道管理。另一种，将加工场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比如西部地区或者海外。
　　如果这些顺利转移，好处主要有两点：从宏观来讲,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变成国民生产总值(GNP)。从企业来讲，可以利用它在技术、市场管理渠道上的优势，通过国外廉价劳动力创造第二春。而且我们还给国际上低收入国家创造了一个窗口机遇期。尤其现在建设“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在我们的50%以下，有的只有我们的10%，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也可以实现腾飞。
在“参事讲堂”圆桌对话环节，嘉宾们围绕当下经济热点话题展开精彩讨论。　姚冠华摄
“以技术为主的新业态，中国没有劣势”
　　第四类，弯道超车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就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在一个起点上，可以直接竞争的产业。
　　为什么有可能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呢？因为从80年代以后，由于移动通讯、互联网等新技术出现，涌现了一些产品跟技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需要相对少的产业。这些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在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积累上仍有劣势，但是从人力资本来看，我们没有劣势。
这些年中国的教育发展非常快，跟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所以从人力资本上看，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差距。雷军拉着100多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推出小米手机。
　　以技术为主的新业态，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劣势，还有比较优势。因为我们人多，所以天才就多，在技术发展上只要有一个突破，全社会都突破了。其次，我们的国内市场大。新产品、新业态，只要研发出来，很快在国内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第三，在硬件上，中国的产业在世界上部类最齐全、配套能力最强。所以只要有个想法，在国内马上可以形成产品。像共享单车，这个想法一出，马上在国内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这在国外是不太可能的。
　　利用这些优势，我们在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短的产业上，可以直接跟发达国家竞争。而且这种产业特别适合中国现在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们天才多，大家都可以创新。我们配套能力强、国内市场大，适合人们创业。当然，一个比较宽松的创业环境仍然是需要的，政府要减少创业的关卡，给创业者一点扶持。各地就设立了各种梦想小镇、孵化基地，这是非常好的方式。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当下中国的产业可以分成五大类型。　姚冠华摄
“投资这些产业就是投资未来”
　　最后，是战略型产业。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这也意味着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会非常大。虽然在这些产业上，中国跟发达国家是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我们仍然应该做。
　　第一，战略型的行业的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对我们未来的国际民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微生命科学、空间海洋技术等，都对我们得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如果这些技术被国外掌握、获取专利，我们再进入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做。
　　第二，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技术，那国防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战斗机、航母、大飞机等产品，技术的资本投入非常大，研发周期特别长，如果由民营企业来做的话，通常没有办法承担资本投入和由此产生的长期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支持。现在国家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对于这些产业的扶持，就应该跟发达国家学习，由财政上直接拨款来支持研发。
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机会在哪里？
现场座无虚席，观众聚精会神聆听。 姚冠华 摄
　　我们怎样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继续利用技术发展的空间和动能来保持技术提升、产业升级和维持经济比较高速的发展？
　　总的来讲，我国发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多，并且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自身素质，同时防止一些可能爆发的危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我相信，只要抓好机会，我们就可以维持6.5%以上的增长。这是我们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我们的经济规模现在占全世界的7%，6.5%的增长，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超过30%。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发展还能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这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
　　《参事讲堂》是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联合新华网思客共同打造的演讲与对话栏目，以“参天下之大事，讲民生之文章”为主旨，将邀请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地方政府参事、文史研究馆馆员担任主讲嘉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立法、重大政策、重大事件、重大工作部署、重大舆情、重大民生关切，为公众提供权威分析和解读。（编辑：白帆、薛笔犁、吴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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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重组全面加速，国企能迎来哪些“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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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16 Jul :00 +0000
<![CDATA[中国中车的出路就在于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有率。
　　2017年6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涉及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领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正在显著加快，围绕着国企改革的市场化重组正在全面加速。国企改革征程中，重组合并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关系是理解国企重组合并的关键所在。
重组合并是否能打破内耗性竞争？
　　国企的诞生，具有强烈的国家建设意图，这也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的市场化企业。在国企的发展史上，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带来了繁荣，同时国企也承担了原本由政府税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行政化的经营模式起到了正向作用。但随着国企体量的增大、管理模式的滞后及创新效率的下降，加之市场经济的成长，原本国企的正向作用开始减退，而它本身所具有的行政化色彩，对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还有可能起到反作用。
　　比这些更为严重的是，体量巨大的国企间也可能存在同质化竞争的问题。甚至，在一些地方，演变成区域、部门、行业间行政作用力的对抗。这种内耗造成的不仅是经济增量的减少，更严重的是区域、部门、行业间打响了利益争夺战。
　　同质化竞争对于体量巨大的国企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发展阶段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由于过去交通不便或者运输成本高昂，大型电力建设需要的基础设备产品一般是由就近的区域生产商提供。因为无论在价格上还是售后服务上，它都具备明显的优势，因此同质化竞争的激烈程度不大。但在今天，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便捷及经营成本的下降可能导致同质化竞争加剧，这一方面促进了产品技术创新及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资源浪费。
　　至于重组合并是否能够打破内耗性竞争，要看本次国企重组合并的出发点和力度如何。着力于市场化规律，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以产业链的完整性、互补性、促进性的形成为目的，那么重组合并后的新国企就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尤其在技术创新、效率提高方面，会有一个不错的开端。
减少“户数”，国企能迎来哪些质变？
　　政府一直强调国企重组不是为了减少数量，而是更加注重内涵和实效，不是停留在物理数量的变化上，而是追求重组合并后的化学反应。重组合并在管理上必然引起国企数量的减少，这是所谓的“物理”数量变化，那么所谓的“化学反应”主要来源是什么呢？
　　第一个来源，重组合并前后产业链供应发生变化，企业的产品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的上下游衔接发生了变化。重组合并方向有两个，一是拆分了再重组，再者就是直接合并，这里面的区别在于要不要一个企业占据产品全产业链的上下游。前者有利于保留优质资产，剥离劣质资产，企业的经营范围被再度规范，后者有可能在企业体量进一步加大的同时，内部的同质化竞争及利益划分出现分歧。
　　第二个来源，重组合并后的人事变化及管理模式再造。从目前的国企重组合并的趋势看，单个国企的体量增加基本上是定局。这也意味着管理岗位将面临削减，职位调整及不同企业管理模式的碰撞也是不可避免的。原本安于现状、静如死水的国企在重组合并过程中及未来一段时间，调整、迷茫、动荡、稳定等将成为国企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关键词。不同的意见或声音打破原有的宁静，激发的是对旧管理模式的破除与革新。旧的国企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求稳定，但却压制了员工的创新力。
　　重组合并后的新国企能否迎来由量变到质变的焕然一新，还是要看内容是否大于形式，能不能真正追求质变。平静的湖面缺乏搅动是形不成涟漪的，追求质变就需要敢于打破原有的规则，敢于淘汰落后产能，敢于破产一部分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只有这样重组合并的新企业才能具备新的活力。
　　有人质疑，这波重组合并是否会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我认为，垄断是否形成，不仅要看国内市场，还要看国际市场。对于原本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而言，国有垄断对于一些民营企业的冲击是巨大的，但随着全球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垄断一定程度上只是区域性的，而非全领域的，这也给一些民营企业带来了启示：过去靠政府释放经营红利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可能需要更加集中的力量参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
海外市场中，国企新方向究竟该如何定位？
　　从目前的情况看，国企重组合并的目的无外乎几种：
　　其一，在于减少重复投资，减少浪费，资源共享。比如三家通讯公司出资成立的铁塔公司也可以视为某种意义上的重组合并，未来这种模式有可能随着电力体制改革深化，而出现在电网企业中，从而形成输配电通道的相对独立。
　　其二，在于优质资产联合、优势互补，增强国际竞争力。比如中国中车，在国内市场具有领先地位，而未来一段时期，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出路就在于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有率。
　　其三，在于为相关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本寻求实体依托。例如，招商局集团和中国外运长航集团的重组就颇有玩味，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是在2009年重组合并的“新”公司，体量已经很大了，把如此体量之大的企业并入招商局集团作为其子公司，可以理解为国有资本在寻求实体依托，为了便于经营，有平级变为上下级垂直管理的关系，以期减少中间的经营成本。
　　重组合并的新国企如果还停留于国内市场，是难以长久维持企业运营的。相对于国内市场而言的具有优势的新国企，应当立足于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充当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排头兵。
　　总之，关于国企重组合并，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还需要思考的问题及论证工作还有很多，也只有搞清楚重组合并的内在逻辑及定位、出路，才能避免重组合并后的“组而不合”、“大而不强”等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情况出现。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在加快国企深度调整重组步伐的同时，思考如何通过重组红利的释放兼顾到所有的市场主体利益，也非常重要。对于国企重组合并而言，只能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应先搞清楚内在逻辑之后再行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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