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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世界》--杰克·贝尔登[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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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记述了自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采访，所见所闻和自己对中国翻天覆地的感受。他深入解放区，采访一线作战的指战员、经历土地改革的华北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甚至还亲自参与游击队的作战行动，同时他也深入蒋管区，记录那里的风风雨雨。他所采访的对象与斯诺，史沫特莱等人不同，他所采访的大多是小人物，大多是曾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的穷苦农民，他描述了他们在土地改革前后的经历和感受，从而，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
北京出版社曾在80年代初出版了这本书的中译本，距现在有20多年了。我在超星上找到并下载了全书，（超星对未付费用户做了限制，只能看17页）为了推荐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我抽空用文字识别功能，对其识别并做校对作成普通文本格式，以方便大家！曾经将校对一稿和二稿帖在世界军事论坛上，这次重贴到虚幻，又校对一次，改了不少错字，算是三稿吧，但错误肯定还有，希望大家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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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进入红色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把他打得无法招架的日本军队，放下武器向他投降了。一百年来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西方列强，也乖乖地归还了租界，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在国内，蒋介石的地位看来十分巩固。当时他统率着四百万大军，其中三十九个师是美国帮他训练、全部美械装备的。他的空军在亚洲大陆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全被他囚禁或制服了。唯一可能对他的权力挑战的，是八年前被他围困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几乎被他消灭的一伙共产党游击队。
这位中国独裁者从他战时的藏身之地重庆出来，胜利地回到他的首都南京，准备着、盘算着、并且看来也有可能恢复他对四亿五千万小国人民的绝对统治。从外表看，蒋委员长似乎成了近二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
不到四年之后，当我写这些文字时，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急转直下。他已经逃离他的首都，退居原籍乡下。他的政府的行政院长恬不知耻地敦促美国恢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设立陆、海军基地。他的妻子跑到美国来，哀求美国官员帮助他挽回颓势，也许到头来还要挽救他的性命。
这时，恰恰就是那些一度被人轻视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拿下整个满洲和华北，毅然决然地渡过长江，攻占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大有横扫全中国之势：不但要彻底推翻蒋介石的二十年王朝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百年统治，而且要完全改变中国超过二千年的几乎原封不动的生活方式。
除非这一切那是虚假的，否则，正如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那样，中国革命也大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急剧变动，要知道这里涉及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几个人曾预见到中国内战这种戏剧性的转新。
我一九四六年再次来到中国时发现，在华的外国观察家对蒋介石和他二十多年的仇敌打仗的结局大致上有三种估计。
少数西方军界人士认为，蒋委员长不出一年就会击败共产党，迫使他们投降，或者把他们消灭。更少的人(被认为思想非常激进和左倾的)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的干涉，战争将继续二、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也能把他们包入山中，打通铁路线，重新统一中国，谁也无法与他争雄。
事后看来，应该说这些看法之缺乏见识，就象那些搞民意测验的人员曾经预告，美国人民在投票中将使杜鲁门总统落选一样。从根本上说，这些预言之所以落空，那是由于未能掌握一些极普通的人民的心理。
这全是老生常谈，无需多加发挥。但即使在今天，当中国共产党到处战胜蒋介石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不是未得到正确的理解，便是受到蓄意的歪曲。于是我们看到，象前大使蒲立特、众议员周以德、陈纳德将军、艾尔弗雷德·兰登等这类一些高级人士，以及为蒋介石的覆灭而哭丧的形形色色的政客，都把这个所谓痛心的结局归罪于马歇尔的错误政策、俄国人的阴谋、共产党的宣传以及天晓得的共他原因。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左看看，右看看，还惶恐地抬眼朝天上看看，却从来不肯抱着同情心地朝上看看。他们找到造成蒋介石失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可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即中国革命。是这场革命，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造成了奇迹，把那个骄横不可一世的中国独裁者打翻在地，使东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致整个世界历史都可能为之而改观。
这样巨大的事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且它还在发展之中。它之所以能够发生，要归因于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资本主义西方和封建主义东方的结合。这两种文明汇合的结果，使几乎整个中华民族逐步陷入贫困的灾难之中。这样的进程不是遵循着任何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是沿着宽阔的大路走向几乎全面的大崩溃，使得农民、知识分子以至于统治者通通被抛出了原来的轨道。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身上的脓包终于破裂，内战再起，并且很快发展为革命。
中国革命同任何其他社会大革命一样，其前提是：一、社会处于解体中，它已病入膏盲，再也无法解决本国的迫切问题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二、人民痛恨现政权，广大群众中出现了革命情绪，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找到活路，准备不惜一切牺牲，挺而走险，视死如归，三、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集团丧失了一切创造精神，对把社会拉出死胡同毫无信心，四、出现了一个新集团或政党，能够利用上述各种因素来取得对社会的控制，并实施它自己的拯救社会的纲领。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革命，这个过程尚在继续着。毫无疑问，只有从中国所由产生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西方势力的侵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加以旧有的生活准则几乎全部被破坏，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于是产生了革命的必要性。
但是，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用革命加以改造的迫切必要性。但这革命一直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外来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大，不准中国人民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作为远东最危险、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日本被打败了，西欧的帝国主义也遭到削弱，这才使中国革命成为可能，并使它转入一个新方向。
但是，革命的可能性和革命的成功之间也存在着一道鸿沟。明摆着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日本的失败，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削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就根本不可能夺得政权。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在基本的意义上影响、而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具体进程。基于同样的道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经济及各国各阶级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也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曲折进程。这些变化甚微小，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共产党恰恰是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刻战胜蒋介石的。
我并不想过份强调心理上的因素，但人们不能不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被打败，是因为在一九四五至一久四九年间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人心向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种人心向背的变化不是在冷静的学术性气氛中，而是在激情十分高昂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达段期间，激情在中国内战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并不否认，这种激情是以前就存在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但是只有当中国人民的激情冲破束缚它的一切牢笼，并对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发生作用时，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才能乘势夺得天下。
蒋介石是被激情、而且主要是被激情搞垮的。中国农民投入战争与革命中的热切的希望和刻骨的仇根，化成巨大的激情的能量，象在中国社会中爆炸一颗原子弹似的，几乎把中国社会炸得粉碎。从农民们蜂拥着冲进地主宅院的脚步声里，从一个其土地被农民分掉、其身躯也被乱棒砸成肉酱的大地主垂死呼号中，从一柄杀猪尖刀向着其祖宗牌位平素受到农民拜祀的族长的心窝猛扎进去的闪光中，从一个被自己的母亲引来助蒋介石特务砍掉脑袋挖出肠子的姑娘的惨叫声中，从阴沉沉地念着“蒋介石来了”的摆香案降神的巫婆的喃哺咒语中，从妇女们用剪刀剪割一个恶霸身上的肉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声中，从过去在丈夫拳脚下呻吟、如今在村里组织起妇女会的新媳妇们把她们所痛恨的男人又打又抓又撕时发出的凶狠的复仇叫喊声中，可以感到、看到、听到这种激情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在平原、山区以及田野里，这种激情到处都高涨起来，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新力量。
在内战和革命中，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因势利导这些巨大的激情。
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先例可遵循，没有任何航海图可作指南。过去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是因为群众的失望和仇恨还不足以激发他们摆脱麻木状态。当出现了新的局面，激愤的农民起来的时候，蒋介石本当理解这种新局面和农民的激愤之情；但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到。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去了解人民的心情。这就是蒋介石失败的一部分内因，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部分内因。美国政府、美国报界、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各使馆、军事机构和商业办事处，部只顾本国或本身的狭隘利益，而看不到苦难的中国农民的心情，这些农民虽然目不识丁，但心情极度激愤。
对于美国人，体会一下穆罕默德谴责麦加商人的话是适当的：
但你们不优待孤儿，
又不相互鼓励，施食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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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则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先知—有时是假有时是真，视情况而定。作为先知，他们找到一幅航海图—一种本领—来指引他们穿过战争和革命所唤起的非常单纯而古老的激情的惊涛骇浪。阿摩司就是用这种本领把耶和华从天上访下来，严厉惩办以色列的统治阶级的：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欢你们的集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
我却不悦纳。
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
惟原公平知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以色列的先知们是用这些话改造上帝的，共产主义的先知们也是用这些话改造了并正在改造着中国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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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战爆发了
一九四六年中国爆发内战时，我正在关国，象很多人那样正想把被多年的战争彻底打乱了的生活安顿一下。我离开中国已有四年，在这期间中国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一种情况却没有变，那就是没有和平。抗日战争刚结束，中国人民就被投入了内战。这场内战比中国四千年的曲折历史中的任何一次冲突都范围更大，更惨烈，更具重要性。
一个素称是和平的民族，刚从一场外敌野蛮入侵的浩劫中幸存下来，又陷入兄弟阋墙的惨剧，此情此景实在令人触目惊心。马歇尔进行调解所达成的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在华中和长城内外大打起来。到了一九四六年中，中国遍地烽烟，双方厮杀之激烈，就是在对日抗战中也是少见的。
对这种实在可怕的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老一辈的中国通说，中国之所以爆发内战，是由于中国人秉性野蛮，无能力治理自己。新一辈的中国通则归咎于蒋介石的政治腐败和共产党一味争夺政权。中国的大学生们认为，原因在于蒋介石的特务暗杀呼吁和平的教授。中国知识分子说，这是由于美国向蒋介石的战争机器大量供应军火。前大使蒲立特则怪那个雅尔塔交易，罗斯福总统在那次交易中邀请斯大林进入满洲参加对日战争。所有这些解释都带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偏见，也许作解释的本人是相信的，但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却似乎颇不足信。
只看雅尔塔交易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假如我们相信蒲立特先生的逻辑，罗斯福总统当年要是不邀请斯大林进入满洲打日本，蒋介石可能已经控制了全中国，并把共产党削弱到不敢违抗这位中国独裁者的地步，若要是违抗，就会在几个月内被消灭掉。这样的逻辑简直不顾以下的事实：共产党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年仗而从来没有被消灭掉。而且它还进行了八年抗日战争，它不但没有象蒋介石那样在抗战中糟到削弱，反而变得更强大了。要是想寻根究源，那么更重要的是，自从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东方的门户以来，在这古老的儒家社会里所引起的如此激烈的矛盾，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以致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英国在一八四零年挑起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二十年血战、回族的起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庚子之变、国共内战—冷酷而确实的情况是，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来，中国没有一年是太平的。所有这些流血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不但俄国人与中国内战无关，并没有从中插手，而且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中国内战根本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我在美国注视看中国陷入又一场内战的时候，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只是感到悲哀，因为我是很喜欢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悲剧，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反对打内战，不但普通老百姓反对，就连蒋介石部下的一些老将领和国民党人员也反对。不过蒋介石部下那些人的反对是很勉强的，只有民主人士大声疾呼要求和平。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民主人土的反战运动特别高涨。许多大学教授奋起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后者是国内最猖狂反对和平、要求全面内战的势力。把国民党镇压中国知识分子的暴行揭露得最淋漓尽致的人，是大家所万万想不到的。此人就是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博土。他在中国住了二十年，做过蒋介石的社会问题顾问和宋美龄的秘书。一九四七年，文幼章离开中国，不久就声明他离华的原因。他写道：
各方面越来越乡的迹象表明，蒋介石无意恪守他 (对马歇尔将军)的诺言，正在策划全面内战。那时他急欲压制一切民主人土的反战呼声。……于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当他即将撕毁马歇尔所主持达成的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密令特务残酷暗杀组成一个委员会的十二位教授(这些中国救授，有几位是美国留学归来的，当时正极力主张各方妥协，成立一个中间路线的政府)。
第一个遇难的是李公朴教授，他和他的小儿子被枪杀在街头。第二天，著名的国学家闻一多在离开一个集会时被刺杀。那个委员会的其余十位成员，都已内定在当晚被杀害。幸亏其中有一位跑进美国领事馆，把这次政治迫害阴谋告诉美国领事。这位勇敢的领事立刻换上军装，开着吉普车出去，车上挂着美国旗，把八位教授接入领事馆保护起来。还有一位教授跑到一个周围有高墙的中学里藏起来。
那天夜里，六百名中国学生保卫校园，打退特务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后来美国政府出面干预，用飞机把这些教授接运出了中国。
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杀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因为这两人我都认识，是很优秀的人才。但是象所有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他们不掌握武装，因此几乎完全没有依靠。也许正是有鉴于此，所以中国各地掌握武装的集团才拒绝向蒋介石交出武装。
抗日战争结束时，南京政府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然而不但共产党紧握手中枪，而且同共产党联合反蒋的成千成万的农民和学生也拿起武器，准备迎击进犯他们家园的蒋介石军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神奇力量驱使这些非共产党人去支持被公认的中国政府所讨伐的盟友?难道他们真的以为，把日本人打跑以后，中国其他各界人民都将支持他们反对拥有强大兵力的蒋介石吗?如果他们背弃虚幻的盟谊而归顺蒋介石，固然还得担心蒋介石会剥夺他们在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所赢得的那一部分自由权利，但岂不亦胜于跟着共产党去自杀?
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人的确显得是自取灭亡。蒋介石的兵力比八路军多三倍，大炮、机关枪和步枪的火力也占相应的优势。蒋介石还有空军、铁路、军舰和汽车，共产党却一无所有。蒋介石据有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肥沃土地，经济力量相对地雄厚。他占着所有的大城市，沈阳、上海和汉口的最大的兵工厂都掌握在他手里。共产党偏处中国比较贫瘠的地区，没有任何象样的城市，只有一点简陋的军火工业设在山中。此外，蒋介石控制着几乎全部海岸线，可以同外国通商，并且被包括苏联在内的列强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元首。共产党却被封锁在内地，只能用自行车和骡车贩运于穷乡僻壤之间，在国际上且被视为叛进。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战争机器看来是处于优势的。
就连多疑的老中国通也认为，蒋介石现在的军事力量看来比抗日战争前当他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时还要强大得多。上海的美国商人写回美国给我的信说，美国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整顿得面貌一新，已不再是我在四年前所见的腐败样子了。这支军队经过很好的训练，纪律严明，装备精良，士气旺盛。
“共军是打不赢它的，”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写道，“战争将在几星期内结束。“我曾经采访过蒋介石的六十几支部队，所以对信中所说的极表怀疑。然而，报纸上所登载的关于中国内战的进程，好象又证明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蒋介石捷报频传。在美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蒋介石迅速地把他最精锐的部队运到华北和满洲的各大城市，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只能在城外活动。他不用费很大劲就肃清了京沪周围地区，把众多的共军赶到黄河以北。一位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是小孩子，不懂得打仗。”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们宣称；&&“战事将在三个月内结束。”美国报刊也附和了这种论调。由于没有别的消息从中国传来，人们很难相信共产党能够项得住，更不用说打赢战争了。接着，到了一九四六年中，朋友们开始来信谈到华北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局势，这种局势后来导致蒋介石节节失败和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消息不很确切，但有几点值得注意。共产党、八路军受到蒋军驱赶，不坚守阵地也不迎战，放弃了所有的大城市、铁路枢纽和重镇。可是，他们跟抗日战争时期一样，不仅在蒋介石的后方保持游击基地，而且在各地农村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步把国民党军孤立起来。结果，虽然蒋介石仍然步步推进，可是进展已经缓慢下来，看来要成为一场持久战。面临着这种黯淡的前景，蒋介石的一些将领暗中设法促进停战，认为只有采取政治方式，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大批青年学生不堪蒋介石文化专制的压迫，倒向共产党一边，去领导农民。更令人惊奇的是，工商业者承受了沉重的捐税负担，有些人的工厂被蒋介石搞所谓国有化而归于乌有。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极度不满，以至于积极设法把美国武器弹药输送给共产党。在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中，共产党改变了他们过去十年所执行的改良主义政策，而突然发动一场革命，这件事就象对准蒋介石的脑袋扔去一颗炸弹似的。
美国报刊上关于这场革命一个字也没有报导。这似乎是很难以置信的。美国政府官员、情报人员以及中国问题专家，也都丝毫没有谈到这场革命。我感到奇怪，任何人要是不知道共产党对他们区域的人民做了些什么，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的事态呢?当然不可能。看来，不但新闻报导，而且对华政策也是以完全错误的前提为根据的。这真叫人不安。
我知道，要想了解这场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现场去。可是我又为自己找不去的借口，说在中国生活很不卫生、很苦和枯燥—这些都是实情。并说我厌倦了战争，这也是实情。后来我想到在中国内战中无辜牺姓的成千上万条生命，想到为和平奔走而被杀害的李公朴和闻一多，想到被共产党引上革命的艰辛途程的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农民。牺牲我个人一点舒适生活，去探索这场战争和革命的真谛，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吗?
于是我抱着这种庄严的心情，收拾行装，离别妻子登上一条货船前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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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九四七年的中国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不持护照而在一个外国登岸的。我并非有意吹嘘自己有什么本事，但我确曾不只一次，而是两次在中国登岸，都没有任何人要我出示我的美国护照。这至少反映了远东的一般情况。
我第一次在中国登岸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我根本没有拿护照，我是“约翰逊总统号”轮船的一名水手。这船很旧，是一九O四年造的，木质甲板还漏水。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但我那时才二十三岁，有着浪漫主义的性格。船到香港我就上了岸，决心在东方逛一逛。我原打算呆两个礼拜，但渐渐喜欢了中国，结果呆了九年。
第二次到中国时，我其实有护照，但是没用着。我们的船经过四十二天令人疲累的航程，越过太平洋，到达天津外面肮脏的港口塘沽。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国的币值象当时的气温一样下降得很快。普通老百姓拿着这些不值钱的纸币，买不到柴和米，挨冻又挨饿。所以，当一位圆滑的海关关员乘艇登上我们的船，一面宣称他不能让我们上岸，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一面悄声对我们说，他家里子女多，不忍让他们挨饿时，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他的话很罗嗦，但没有中国人惯于采取的拐弯抹角，所以我们很快就猜到他的来意。他见我们懂得他的意思，便改变了态度，毫不客气地向我索取一件皮夹克 (他没有得到)。他还向一个乘客要二百块美元和一个金手表 (他得到了)。这个乘客带着一大箱染料，他自己估价值一千美元(但我相信在染料短缺的天津市场上其实可以卖一万五千美元)。之后，这位有七个子女的关员，干脆把海关条例抛到九霄云外，让我们在华北一处空旷的田野里登岸，于是我们和他双方都免除了办理海关和入境手续的麻烦。
我阔别中国四年以后，就这样又回到那里，这丝毫没有夸张的成份。这件事是我得到的头一个印象：蒋介石的官吏一如既往，仍然是贪污勒索的能手。
我们交了好运，驻扎在那里的一支美军怜悯我们的处境，把我们送到他们在塘沽的司令部。如果我没有记错，那里驻有一连美军看守着一处军火堆，这些军火四散堆放在田野里，而那里正处于共产党民兵出没的中心地区。那些美国兵思乡心切，十分窝火，觉得受了一种自己并不赞同的美国政策的愚弄。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几个月后，当这支美军正要调离中国之际，共产党的民兵以为这个军火堆将被移交给蒋介石，便进行袭击，打伤了一些美国兵。美国当局勃然大怒，宣称这些军火本来准备丢进海里的，既然共产党的民兵欺人太甚，美国就要把这些军火交给蒋介石了。用这种办法整共产党是骗不了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不管怎样，美国终归是要把这些军火交给蒋介石的。
离开了塘沽那些思乡的美军后，我经天津前往北平，在一九四六年除夕进入城墙上筑有雉堞的北平城。我上回最后一次看到北平时它已处于日本占领下。我是在一九三九年和史迪威上校一家人离开北平的。史迪威那时正要回美国向陆军部情报处汇报工作。他跟情报处闹意见，因为情报处不重视他关于日本越来越成为美国心腹之患，因此美国应该援助中国的报告。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史迪威将军(那时他还在冲绳岛)要求中国准许他去北平作最后一次访问，但蒋介石对他记仇，不准他入境，史迪威只好回美国，不久就死了，永没有机会再看到他如此热爱的北平。
假如这次他能够同我一起重回北平的话，他会看到这个城市在外表上没有多大变化。在华北的寒冷的晴空下，这座故都仍然如此令人神往留恋。在昔日皇宫的许多园林里，服饰华美的青年男女在已封冻的护城河上溜着冰，使人根本想不到在那巍峨宫室之外，&&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处于内战和革命之中。已有许多老中国通回到北平的胡同住所重操*他们的旧业。他们隐处恬静的宅园里，重温以前的悠闲的生活，好象完全不知道，在那高高的城墙之外，一出历史剧正在血迹斑斑的中国大地上展开。
然而在新年假期中，中国故都的深池厚墙已经不足以把战争与革命的气氛屏诸于城外了。这种气氛，从哈尔滨到上海，从黄海之滨到内蒙，笼罩着全中国。在圣诞节假期间，据说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东交民巷外面的操场上强奸了一个中国姑娘。北平成千上万大学生的民族情绪本来就很高昂，这个事件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我曾经目睹上万名北平学生，不畏军警的棍棒殴打，上街游行，高呼“坚决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等口号。现在，在一九四六年底，就在这同一的古老城墙下，我又看到新一代的中国学生，显然继承着他们前辈的政治和精神传统，再次举起当年的民族主义旗帜上街游行，这次喊的口号是；“美国兵滚回去， 我们要自由!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两次示威游行的特点．倒不在于它们都是由北平学生发动的，也不在于它们都是反对外国的，而在于它们都是违反蒋介石政府的意愿的。时间相隔已十年，学生已是换了一代，然而两次游行都是反对蒋介石，要求民族解放的。此中意义，明眼人是清楚的。
人们无需是一个国际间谍也能看出，北平许多在政府圈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战的继续应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是它武装了蒋介石。人们也无需是一个先知也能断定，美军在中国土地上留驻越久，就越利于共产党向人民宣传蒋介石已成为美国的走狗。
由于上述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全部工作正在迅速崩溃，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国军官们更是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的办公处设在用洛克斐勒基金创办的协和医学院里，他们工作得如此狂热，以致对此感到钦佩的中国学者们很快就结执行部起了个外号，叫“万睡上校宫”。
那些上校们是否上班时睡觉，这并不重要，因为到了一九四七年初的时候，中国内战的所谓停战已经被破坏无遗了。当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南京、上海及北平谈判的时候，双方军队正在满洲及华北的战场上互相厮杀。
中国有句谚语说：&&“台上互相敬酒祝福，&&台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句话可谓是对一九四七年一月时的中国局势的最好写照。
这句讽刺话所反映的悲剧，美国调处特使马歇尔并非毫无所知，他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承认失败，收拾行装回国了，行前发表一个怨气冲冲的声明，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在马歇尔发表上述声明以后，人们无需具有特别敏锐的眼光也能看出，中国那早已广泛展开的内战，即将变成一场争夺中国大陆的全面冲突。鉴于交通随时可能断绝，我决定马上动身去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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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搭乘“联总”的便车
要去解放区，怎么个去法，却是有些问题。十年前，当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成为第一个访问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时，共产党偏处西北一隅，还不难找到他们。如今他们在苏联边境和黄海之间的广大区域里驰骋，茫茫大地，如何才能与他们接上头?
我本来可以搭乘那时还定期飞往共产党首都的美国联络飞机去延安。但是延安已经有点象是一个旅游中心，在中国的每一个外国记者都争着飞到那里去看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共军总司令朱德一眼。我不想去凑这个热闹，因为这种方式不能深入了解中国人民、中国内战和革命。
我本来还可以去满洲。但是东北是在传统的中国生活的主流之外，那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反封建主义斗争，没有严重的土地问题，因而不存在突出的革命形势。另外，和许多人的见解相反，满洲不是决定中国内战胜负的地方。我想正是这后一点促使我决定另找去处。
当时最关键的战区是华北。这里是一片广大的平原，人口九千万，位于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和满洲之间。蒋介石据守平、津和华北一些地方，但除非他能在这个平原上打开一条通路，使他的孤处华北的部队同他的首都连成一气，否则便休想统一中国。横亘在蒋介石南北两军之间、挡住蒋介石北上道路的，是共军陈毅和刘伯承两部。陈毅将军的总部设在上海以北、北平以南的滨海省份山东。独眼将军刘伯承则驰骋于晋冀鲁豫边缘的广大地区，时而横扫平原，&&时而向西退入高扼平原的山西丛山之中。于是我决定进山去探访这位名将。
刘伯承不但是共产党最骁勇善战的将领之一，而且关于他的传说也是最多的一个。他早年追随过孙中山，一九二七年举行起义，反对蒋介石，参加毛泽东在华南井冈山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他一度做过红军的总参谋长，并曾在苏联高级军事学院学习过。一九三四年，红军举行两万五千里长征时，他是开路先锋。他同彝族首领歃血为盟，使红军得以安全通过这个骠悍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战斗的岁月中，他的一只眼睛被手榴弹炸瞎，所以得到了“刘瞎子”、“独眼将军”等外号。有时人们叫他“独眼龙”，因为在中国的传说里，龙是象征权力和机智的。他身上多次负伤，但都不是伤在要害处，因此人们称他是“福将”。那时，中国军界有一句话，说中国有三个半战略家，而刘伯承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半。
刘伯承的总部设在邯郸附近，从北平前往那里要穿过平原走三百英里路程，其中至少三分之二的路程须乘大车，绕过国民党占据的几个城市，而且是我自己一个人，没有译员同行。但我中国话讲的还可以，同时这样可以有机会现察共产党的后方地区而不受中国译员的监视，所以我不很在乎此行的艰难条件。
虽说前往刘伯承的总部并不十分困难，但第一步是要设法进入解放区，这却不是易事。为了解决这个因难，在北平的几位共产党人土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洽商，让我搭乘他们运送救济物资的便车前往解放区。
在天津，我和“联总”的人员一起过了几天，颇受启示。在那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又在各地和其中一些男女成员混得很熟。当我回顾过去十年战争期间我所见过的许许多多卑鄙&&的事件时，不得不说“联总”在中国的工作是最不象话的了。“联总”在华人员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法国、奥地利等二十几个国籍，他们无不对蒋介石政府在“联总”物资上营私舞弊的行为感到惊骇。然而更使我在“联总”的朋友们气愤的，是美国政府如此纵容蒋介石，任他肆无忌惮地处置“联总”的物资，而这些物资是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民捐赠的，其目的在于减轻饱受战祸的人们之困苦。
首先是公然无视华北受苦难的人民，只因为他们是在共产党管辖区内。这完全违反“联总”的一项决议，其中明文规定；“在任何时候，救济和善后物资不得被当作政治武器使用，在分配物资时，不得因种族、主义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在中国，歧视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是故意的。因日本占领而遭难的中国人民估计有二亿六千六百万人，其中一亿二千万人(如果包括满洲应为一亿五千万人)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如果“联总”的物资是公平分配的话，那么运抵中国的二百七十万吨物资中，至少半数应分给解放区。但实际上，住在共产党地区的人民只得到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八都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使用了从消极的封锁到悍然发动军事进攻的一切手段，竭力阻止“联总”物资运入共产党地区。更恶劣的是，蒋介石的官吏上下其手，在这些捐赠给中国人民的救济物资中大捞一把，营私自肥。
这种恶劣行径使“联总”工作人员大为沮丧。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志愿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些人是由教会派出的，每月只拿三十美元的工资，因此当他们看到，一列车一列车的粮食经过一千英里的路程运到内地，本来是为救济中国饥饿的农民用的，岂料军人们又把这些粮食用车载船运经过一千英里倒运回来，在黑市上售卖时，他们倍加感到痛心疾首。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美国姑娘，她自告奋勇照顾一批孤儿，“联总“发送一批食物供她养育那些孤儿，可是蒋介石的军官们不准她提取。结果，很多孩子饿死了，而那些本来可以救他们一命的食物，却在附近的仓库中出售。这位美国姑娘给她在上海的上司写信说：&&“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我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上司照例提出了抗议，但心中明知这是白费劲。
“联总”的一些较年轻的工作人员的愤概之深，也颇使我惊异。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美军中服役过，另外一些人则在欧洲参加过反希特勒的地下斗争。他们过去斗争时目标很明确。他们反对蒋介石如此刁难他们的国际事业，横加阻挠救济物资运入华北，不让救济在抗日战争中受难最深的华北人民。正好这时“联总”天津办事处想开辟一条路线，把药品和医院用的病床穿越战线运往共产党地区。这是一体件冒险的事。双方部队的防线不断变化着，又没有公路，而双方的士兵有时还向“联总”的汽车乱放枪。但是这毕竟是通过前线的最好办法。等到以后蒋介石完全切断“联总”的运输线路时，那就得自行设法偷越了。
经历了几桩小小的冒险之后，我到了沧县，这是国民党在华北这一带据守的最后一个城市。在那里我遇到一位名叫乔治·巴克莱的年轻美国人，他正要把三卡车的廉价病床运交给共产党。这批货物并不十分有价值，但是巴克莱非常认真负责。不过，对他轻易冒风险的做法，我认为无论是他自己的上级还是共产党，都不会赞赏的．至于蒋介石的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
我对巴克莱说我愿跟他同行，并说明我非去不可。他想出一个主意，叫我冒充一名“联总”代表。他交代我；“上车后请坐在我身边，不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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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入解放区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天色开始暗下来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赶紧动身，才能在天黑前到达战线那边的第一个共产党城镇——泊头，路程为三十英里。我们匆忙地把铁床、药箱等货物装上卡车使出发了。我们的车子开出沧县城门叶，在铁丝网路障后的国民党岗哨挥手叫我们停车。
巴克莱笑着对端着枪向驾驶台走来的哨兵打招呼说；“你认识我吧?我上次来过。“哨兵点了点头。
“那人是谁？”他眼睛盯着我道。
“也是‘联总’的。”巴克莱回答。
我坐在驾驶台里，默不出声，装着不懂中国话，并努力装得象个国际救济工作者的模样。
那哨兵带着一种不在乎的好奇心端详了我一会，在我们的药箱上敲了几下，就拉开路障，挥手让我们的车开出去，进入华北大平原。
出城不远，我们过了大运河，进入无人地带。车子定在高低不平的大车道上，巅得很厉害，路面有时与田地一般高，有时突然深陷入铁轮 大车所碾压出来的坑洼里。四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展展的田野，在阴晦的冬日中，显得光秃秃、褐色和毫无生机。
我们行驶了十英里—十五英里—二十英里，没有看到一个共产党、一个军人或一条枪，
到了黄昏，田野慢慢灰暗下来，刮起了阵阵冷风。大气里象有一匹被缚住的野兽在咆哮。天地之间隆隆作响，似乎随时都可能雷声大作。呼啸的风象发出狂笑似的吹过我们那不带笼的卡车，阵阵尘土从挡风玻璃的边缝里钻进来，我们的车子跌跌撞撞地在平原上行驶，四周茫茫一片，荒凉而单调。我们多么希望共产党赶快来接我们。我们不愿在黑暗中遇到枪击。但是举目四望，平原上什么也看不见。莫非这里不久前受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共产党的据点全被拔除了?我看罢四周的田野，低下头来点燃一支香烟。突然在我下边路右首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接着咔嚓一声好象是枪弹上了膛，随后就听到吓煞人的喊声。我象挨了枪击似的惊跳起来，巴克莱来一个急刹车，十几个武装人员跳到车上，象是要把我们从坐位上拉出来似的。车子嘎吱一声停住了。
我下意识地抬手准备抵挡来人的袭击，但他们没有想打人的意思。
他们当中一个人说道；“我们等着你们哪。我们是来接们进泊头的。“原来这些拦车人是民兵，他们一拥而上，有的站在踏板上，有的趴在车头上，我们的车子又往前开了。突然空中啪的一声响，一颗子弹呼啸着飞过我们头顶。护送我们的人急忙从车上往下跳，我们又来一个急刹车。这时枪声大作，我们的护送人员端着枪，俯身往前疾跑，嘴里大声喊叫着不知什么话。我们猜想大概是口令。因为枪声停下来了，民兵们回到车上，我们继续赶路。我们又一次来到大运河边，在一座桥前停下，等木栅打开后，车子从桥上过了河，进入泊头。这里是遭到破坏的津浦铁路线上第一个共产党据点。
镇里的街道黑幽幽的，看不到什么生物，也看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车子停在一座石砌的房子旁边，民兵们下了车，我们呆在车里，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不一会儿，街上前前后后的门都开了，一缕缕灯光射到街上，一群群的人出现在车旁。
“啊……哈，人声嘻杂，许多双手伸过来，把药箱拾入黑暗之中。
一个人走道来，把我们领到当地的商会。大房子里生着个炭火盆，虽然烧得很旺，也驱散不了寒气。借着两盏油灯的微光，我看到有四个人。他们自我介绍是泊头的镇长、副镇长、解放区救济总会在当地的负责人和联络处秘书。这位秘书姓陈，是个腼腆的青年，会说一点不流畅的英语。我向他们一一点头。有人推一个凳子过来，让我坐下。我说明我是一个美国记者。他们听了面面相觑。
难道他们没有接到通知说我要来?他们说没有接到通知。没有派一名译员来接我吗？他们说没有。
我把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给我的介绍信和路条拿出来。镇长、副镇长、救总负责人和陈秘书一个接着一个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查验这些证件。他们如此慎重地到另一个房间验证的做法，不禁使我猜想那些证件上莫非有什么暗号。
我知道介绍信上指示泊头当局把我送到西北二百英里外的刘伯承将军总部去。我原以为他们看了介绍信后会向我说几句欢迎的话。不料他们回到大房间时一言不发，拿眼睛盯着我。巴克莱凭着同他们有一面之交，想替我说项，但那镇长咕哝着说：“介绍信倒是写清楚的。”就不往下说了。
老实说，受到这样的冷遇使我感到意外，当时甚至有点气愤。回想一九三九年，我第一次访问共产党地区时，新四军军长项英将军，翻过一座山走了十英里到半路上来迎接，亲自带我到他的总部去。一路上还在树上和岩石上张贴着欢迎我到共区的标语。同现在相比，真是天渊之别。这些官员的态度好象是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从他们的神态及对我的探问的支吾回答中懂得，他们对我这个美国人有所怀疑。我担心，如果各处都这样对待我，此行就不会有收获了。第二天早上，我心中更不踏实了。我起床时，巴克莱已经返回国民党区去了，周围没有人，于是我自己一人走到泊头街上。我看见我们服务员爬在梯子上，在商会墙上画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巨幅肖像下面，忙碌地刷写标语。我用照相机把画像拍了下来。一个过路人立刻停下来，质问我拍照有没有得到批准。我想说：“你们可以画画，为什么我不能照相？”但我还是装作听不借中国活，以免与他发生争吵。
沿街走到拐弯处，突然一个小孩在我身边一面跑一面喊“Mei&&Kuo fan&&tung”。&&Mei Kuo就是美国，&&至于fan tung，就我当时所理解是“饭捅”。叫谁饭桶就是骂谁什么也不会只会吃饭，也可用来骂人肥胖。由于我身穿飞机驾驶员的皮夹克，一定显得很臃肿，所以我不大在乎人家说我是一个美国饭桶。可是，再往前走了几步，在一堵墙前练唱歌的一群民兵，忽然转过脸来对着我露出讥笑的样子，&&口中唱道：&&“打走了日本鬼子，又来了Mei Kuo fan tung“。”我没完全听懂，但意思显然是不很客气的。过了一会几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骂我“反动派“。我是镇上唯一的外国人，受到公开助辱骂，很不是滋味。但我自我安慰说，现在才体会到，在美国的华侨洗衣工被小孩们追逐辱骂“中国佬！中国佬！”时，心里是如何想的。其实，我来到共产党区域第一天早晨所经历的，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乡村中的遭遇相比，算不了一回事。后来，战争越打越激烈杜鲁门总统日益推行反共政策，美制飞机轰炸中国乡村，很多中国农民对当地所有的外国人部十分不客气。我举目无亲，感到很孤独，回到商会便找服务员聊天。他是迄今与我打过交道的人当中最懂道理的。他说，日本人在泊头驻军近八年，打人杀人，无恶不作。日本人走后，国民党军队在泊头驻扎四个月。他们也无恶不作，喝茶不给钱，还抢东西、砸家具。最可恨的是，他们在一九四六年扒开运河大堤，淹了老百姓的房子。为了核实这一点，我走到镇外，亲眼看见有些民房还泡在水中。水退后，镇上的火柴厂还灌满淤泥。后来，我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制造洪水的战术。国民党军官为了军事上的利益，不惜扒开任何地方的河堤，哪管老百姓死活。这位服务员说，他喜欢八路军(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为他们不闯入老百姓的屋子，不抢粮食。现时泊头一带没有八路军，部队开拔已有几个月，镇上只有民兵。至于共产党员，他说不上来。没有人跟他讲过共产党员的事情，他也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员。那天晚上，副镇长陪我吃顿时，谈话内容与此差不多。
“咱是无党无派的人，”他说，“咱不一定要照俄国人的样子干。“
由此看来，我到解放区的第二个晚上，还没有遇见一个共产党员。我开始寻思为啥要跑到这个地方来。就在吃晚饭当中，谈定次日一早用大车送我去三十五英里外的阜东，从那里换车继续走，就这样一站一站地往刘伯承将军的总部送。计算一下，全程要走八、九天。我觉得这还是乐观的呢。坐大车一天要好二十英里路也是有些难的，因为快到阴历新年了，天在下雪，我怀疑有哪一位农民愿意在这样的时节出门赶车，哪怕送的是一个外国客人。
晚上我躺下睡觉时，对下一步的旅行感到不很对劲，心想还不如呆在边缘地区，去找在无人地带活动的游击队。可一想到即将会见那传奇式的独眼将军刘伯承时，心中就很高兴，但是这一带的人似乎都不大友好，路上是否安全，也没有把握。知道一国的人为何对另一目的人不友好，这是一回事，亲身尝到这种不友好的滋味，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人家冲着你呼反美口号时，不管你心地如何豁达，也是不大好受的。不过要对解放区的人民说句公道话，我应该承认我后来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只是在开头那几天我的确感到颇不受人欢迎。
我就是在这种不大痛快的心情中，动身去二百英里外寻找刘伯承将军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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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冒雪赶路
“打倒喝农民血的地主!”
“反对蒋介石把中国出卖给美国！”
“我们不当日本军阀的奴隶，也绝不当美帝的奴隶！”
我住处的墙上贴着这些令人有些紧张的标语。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冷得发僵。我把游介石的四十万元法币兑换成八万元共产党的边币，准备开始穿越华北平原的旅行了。
那天是阴历除夕。
几天来地己冻得梆梆硬。&&昨晚，&&西边刮来大片乌云，&&雪下了整整一夜。一群小孩跟着我走出泊头城墙外时，雪还在下着。在一所倒塌的房屋的土墙边，一挂北京式的骡车等着我。一个手拿鞭子的少年，&&从骡车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整理着绳套。那骡子好象嫌冷似的，在地上刨着蹄子，咧唇鸣叫。我的行李袋捆在车后头篷布外面，照相机和打字机放在车篷里头。雪花闪烁着，飘到地上，只见白茫茫一片。那些小孩的头上，落了一层蓬松的雪。雪悄悄地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群小孩在我周围。一个身穿泊头保安队制服的青年定过来，说明他来当我的警卫，要护送我一站到邻县阜东。他围着骡车转了一围，检查我的行李和绳套是否弄妥了。他朝我望了望，我站在那里，雪花已经把我弄得一身白。他说：“上车吧，在车篷里躲躲雪。。
我迅速地上了车。这车就好象安在轮子上的小屋似的，用蓝布蒙在一个木框架上固定住，框架上部呈拱形，两旁插入车帮里，车蓬里可以避雨雪。这蓬子三面都挡住，我朝车前方看出去，就象是在隧道里往外面看似的。
车板上铺着一块很脏的垫褥，我坐在上面身子靠在车后背，两只脚伸出外面。这车似乎小极了。
警卫员也爬上车来，坐在车前方我伸出来的脚边。车把式吆喝一声：
“准备好了吗?”
小孩们尖声喊叫：“美国反动派，再见！”
我们出发了。骡车缓慢地走了一段路，轮子就陷入雪窝里，车身略吱咯吱地响，骡子打着滑，累得直喘气。车把式不停地响鞭子，一左一右地猛抽在骡子身上，那骡子使尽全力才把车拉出雪窝。天色越来越灰暗。漫天飘着棉絮般的雪花。空中暗云低徊，阴沉沉的一片，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看样子这雪还得下好几个钟头哪。我把身体略往前靠一下，在风雪交加的凄凉光线下看着我那两个伙伴。
警卫员坐在前面，&&两脚在车外悠荡着。他身穿深蓝色衣服，还披着一件棉袍，给他那粗犷酌外貌增添了一点满不在乎的神气。从他那鸭舌军帽底下，散垂着长而卷的黑发，厚实的嘴唇不时露出一丝带讥讽的微笑。他那模样有点象电影演员约翰.卡拉代思，但年轻得多。
他二十四岁，在八路军部队呆过。他很熟练地摆弄着他那支驳壳枪，只要一见雪地里有四、五个以上的人时，他就悄悄地把枪从盒子里掏出来，放在膝上，用棉袍盖着，不露出外面。
车把式手握鞭子，走在骡子旁边。他脸颊红润，牙齿焦黄而不整齐，一幅机灵样子。他十四岁，个子稍矮，但已经是满脸皱纹，好象是饱经风霜的三十五岁的人。他那鞭子很小，是用两尺长的木棍系一根同样长的细绳做成的，同他的身材倒还相配。
我们出了泊头，上了大车道，穿过田野往前直奔。路上不见行人。大雪和严寒足以使人闭户不出，何况已届年关，人们在家里忙着结账、敬灶王爷，准备过年。这一天出远门的人极少。
我们的车子颠簸着穿越一片广大的荒原。举目四望，都是平展展的，&&远处地平线才有树木。脚下的土地显得古老而衰蝎，叶子掉光了的树枝丫搓，直耸天际，衬托出满目荒凉的景色。这些树与美国的有些不同，有点女性的形态，比较纤细，枝干上长出许多头发似的细长枝条。
雪不停地下着，盖满那难看的褐色平原，最后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我们的车轮象是在白云上面奔驰似的。有一次，一群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啾啾唧唧地清脆得象铃声一样叫着归巢；这阵悦耳的声音在雪茫茫的寂静中，听起来就象一曲绝妙的仙乐。
这种不期然的宁静为时很短。身处如此宽广的华北大平原，使人不禁心神不定。我们走得很慢，已经好几个钟头了，风景似乎毫无变化。不久我就觉得被这一望无垠的平原所吞没，凝视着它就象凝视着大海那样，使人迷茫。我感到象是流落异邦的游子，不知身居何处，也不知去向何方。面前既无路标，也无道路，甚至看不到太阳，无法判定行进的方向。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大村庄，车把式停下来给牲口饮水喂料。我们走进一家茶馆，屋里蛛网密布，泥地上有粪污，墙角垛着一袋袋粮食，说明这店主有不少余粮过年。我们上了土炕，盘腿而坐，从小炕桌上拿起茶碗来，大口大口地喝。
在我的背后，烧着一柱香，屋角墙上贴着灶王爷的神像，面前放着几碗油饼、小米饭之类的简陋供品。灶王爷垂着长长的胡须，仁慈地默默望着这些供品。缕缕香烟缭绕在他的脸前，他也不眨一眼。我曾听到过中国共产党反对宗教的种种传说，可是这家店主依旧供着他的灶王爷，毫不担心有谁会把他墙上神像撕掉。
我们又上了路。傍晚的时候，我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我坐在骡车前部，头顶着车篷，两脚垂挂在外面，忽然火光一闪，先是右边，然后是左边。我以为是闪电，但一想不对，这闪光太靠近地面了。我坐在车上，等着这闪光再出现，但什么也没看见。这时近处树丛里忽然出现一团桔黄色的火球，在昏暗的暮色中闪亮了一下，就渐惭熄灭，使得那处树丛比刚才更加黑暗。这景象使我毛骨悚然。突然火球又出现了，&&闪亮一下，又归于黑暗。就在那亮光的一刹那，我瞥见几个人影晃动了几下。这些人影都紧贴地面，火球好象就在他们那里忽亮忽灭的。
快到树丛跟前时，我眺下车来，拨开外面的小树，看见几个坟头，前面有两个男人和一个老妇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串纸钱，点着后扔到坟头上，然后跪在雪地里在坟前磕三个头。我这才意识到人家是在祭祖坟，然而这种简朴的祭祀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它与我的世界和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而富有莫名的神秘味道。我回身走了。一路上看到田野里火光点点，处处有人在自家祖坟前磕头。
我们又到了一个村子。在两排土屋当间的小巷里，有一座用松柏枝扎成的牌坊，装饰着黄纸条儿，正当中用小纸花缀成“恭贺新禧”四个大字。
我们停下。一个农民过来问我是哪国人。“美国人，”我答道。他友善地笑了笑。在他的笑脸后面的屋墙上灰浆刷写的大标语：
我们不当日本的奴隶，
也绝不当美国的奴隶。
我凝视这标语好一会儿，觉得很奇怪，怎么在这个穷乡僻壤里，离开美国、离开马歇尔
及杜鲁门总统那么老远的地方，会有这种政治口号。我那警卫员看到我这种神态，微笑道；
“没啥，不要紧张。”
我问村里人，这天晚上干哈。有人回答说：“我们有玩的，还有吃的。“这人还装模作样跳一跳说；“我们还要跳跳呢。”我很想在这里住下，看看这村里的人是如何欢度除夕的，我想凑个热闹，也参加跳几下。可是大概因为我是外人，暂时只许同官员和骡车夫打交道。
天色己黑，道路看不见了，寒气袭入篷车里，冻得我脚发疼。我们朝着远处有火光的地方走去，到达建桥镇，穿过它的土墙进入镇内，却见不到任何灯光，好象在战时通过一个备遭破坏的德国城市的情景一样。
再往前走也没有用了，于是我们在一家大车店前停下来。车把式把骡子牵进院子里，卸下套，喂它吃料。屋里有人亲热地招呼我进去。我走进一间矮屋，借着一盏油灯的微弱亮光，看见有七、八个人极好奇地望着我，他们的面孔好象是从中世纪直接冲着我跳来似的。大车店掌柜的是个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的愉快的老汉，他招呼我坐在一只粮食口袋上面。
我的警卫员显然觉得这个大车店不够高级．不好让我这个“外宾”在这里住宿，于是出去给我另找地方过夜。不知怎么的，也许人家没有向他交代我的身份，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懂得记者是个啥，所以我这位警卫员对人说我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是前往邯郸巡视，为运入粮食和药品作准备的。我心想，经过这番介绍，我准会受到人们的另眼看待，我满心以为人们会跑来诉说没饭吃，恳求我给予救济。没想到他们却对我说他们有足够的吃的，说由于实行了减租减税，他们生活过得比以往十五年都要好。他们告诉我，政府每亩只征收十七、八斤粮食的税，而过去是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什么杀猪税、干菜税，就连殡葬也要上税，还要支应各种差役。大家都认为现在的税制公平合理。
我的警卫员回来带我穿过衔镇来到一个院子里，那儿特别为我生了一堆篝火，几个青年和一位长者聚合在那里，邀我吃东西。我的警卫员自命通晓我的各种习惯．郑重其事地说：“他只爱吃甜食。“我不知道他是从何得知这点的，但是人家不管这一套，照样端来一盘盐水煮肥猪肉和—碗油腻的青菜。我觉得难以下咽，可是一看这些人很穷，他们是竭诚款待我的，我只好勉强吃下去，差点没呕吐出来。
过了一会儿，县政府派驻建桥的一位代表前来看我。他是本镇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时，他在这里教书。蒋介石的军队被日军赶跑后，他带领一批学生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当时出现了很多支游击队，但多数是挂着抗日的招牌，趁乱打劫的盗匪。建桥镇一带，一度出现过十二个自称领导本区抗战的游击司令。一九三八年，八路军一个营的部队从山西境内的山上下来，开赴沿海途中到达这里，号召各支游击队整编为统一的队伍来除匪安良。本镇人民响应这个号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在艰难的环境中存在了六年。一九四五年日军撤出这一带后，这个政府便进来接管城镇。这位青年人看来很为他所属的这个政府而自豪。
“我们的政府，”他不无得意地说，“是由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人士、无党无派人士等各方面的人组成的，有老有少，有男也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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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吃地主的肉
天刚蒙蒙亮，雪还下着，我们又上路了。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到达阜东县，我的警卫员护送我这一程的任务便告完成而将与我分手。阜东是我的旅途的第一站，这里的景象使我颇为吃惊。不错，阜东四周有城墙，但是城内却是空荡荡的。城里原先有五百多户人家，日本人一九四五年从这个地区撤走时，放一把火把房子都烧光了，所以现在这里荒凉得象一个冰窟似的。
我的警卫员把我送到一座马厩里避雪，那里挂着一张破旧的列宁像，地上很脏。他把县长找了来，这位县长是位眼神和善的人，他领我穿过城里的瓦砾场来到他的办公处。那是一间小土星，屋里用一九三九年的旧金山报纸糊着以御寒风。这些美国报纸是如何来到华北平原的这个原始城镇里的?是日本人带来的呢，还是哪个地主老财去北平、天津一类大城市旅行后带回来的？这是我搞不清楚的谜。墙上还贴着满脸胡子的马克思和思格斯的画像，还有中共主席毛泽东的画像。没想到还有国民党及蒋介石奉为国父的孙中山的画像。县长告诉我说，这些画像是从南面三十英里外的“繁华”城市衡水的书店里买来的。
这位县长在抗战前也是当教员的。日军入侵后，他把老婆孩子托付给邻居，&&自己参加了当地的游击政府。“那时十分艰苦，“他说，“我们常常一天要转移三、四个地方。政府就和现在的一样，不过还要精干一些。“他说他眼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付水灾。去年铁路沿线的许多村庄被水淹了，淹死了一些人，饥民吃了几天树叶子，但没有饿死人，现在情况有所好转。
洪水过后，联总送了一点救济品给这个地区。数量不多，也不顶什么用。其中竞有破丝袜和女人的高跟鞋。“也许你老婆或女朋友用得着，“他笑着说，“我们这里的乡下妇女却用不着。“我望着屋外的雪地和残破、古老的城墙，心想这类挖苦“联总”的笑话在中国各地不知重复过多少遍。
我喜欢这位青年县长。他淳朴、有朝气、有见识，看来很接近群众。下午，他招待我吃过饭后，给我弄来一挂双骡大车。起车的是一位乐呵呵的老农，他脸颊象小孩儿一般红润，我见到他就咧嘴对他笑起来。
护送我这一程的是一位年轻愉快的干部，他跑在大车旁边，吆喝着牲口，“驾，得勒儿—得勒儿，”他一面高兴地喊着，一面赶着车跑，等那骡子奔起来时，他才跳上车，跟车把式坐在前面，一左一右地挥动手中的长鞭，放声喊叫，车把式则用一根树枝敏捷地敲打着辕骡的屁股，我们的车子在路上颠簸着疾驰。从奔跑着的骡子背后朝那灰色天空望去，经受着车轮的激烈震动，使人有一种随时都会飞离地面的感觉。
“这两头牲口真好哇”我对车把式说，眼睛看着他衣领上露出的一截干净的红脖子。
老汉回过头来，露出爽朗的笑容，说道：“是不赖。不过还比不上咱在抗战前的那头骡子。那头呀，爬山象头虎，涉水象条龙，你信不？“他对着护送人说：“它飞奔起来，真叫你气都喘不过来，一天能跑一百五十里，不止一回，有那么十几回啦。只是有一条，吃得太多。喂它吃草料时，好家伙，就象侍候一个火车头。多棒的骡子啊！它死时，咱都不忍吃它的肉．而是象人死了一样把它葬了。你想想，那骡子活了十七年呢。那身子骨呀，喝！“
“您的身子骨可硬朗哪，老乡！我说道。
那老汉满面红光，浑身是劲，乐呵呵地说；“谢天谢地，是硬朗啊，怎么能不呢?咱吃得饱饱的。政府一年给咱一百斤小米，我兄弟贩卖豆子，老婆和妹子做衣服，一家过得不赖
呀。您信不信咱过年还吃上肉呢，吃得可好呢。“我故意把共产党的一个口号反过来，说道：&&“您是不是吃地主肉啦？“
老汉一听，把鞭子搁在膝上，脱下手套，揩了揩嘴，把脸一沉，很不高兴地说：“您这位同志说到哪里去啦。咱不吃人肉。可是咱不敢说这一带没有人吃过地主肉。您说呢？“他转脸对着那护送人。
“怎么样？”我问道，拿出一支香烟递给老汉。我等着老汉用火镰敲打火石燃着火绒，点燃了香烟。
“他们是怎样吃地主肉的？”
“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
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
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一天晚上，一个当了民兵的贫农偷偷回村来看他媳妇三花。三花知道男人天未明就得走，立刻和他睡觉。大伙儿都知道他回家了，谁也不说，只有那村长跑去报告地主穆世安。这汉奸地主把三花的男人从炕上拖出来，五花大绑抓走了。三花苦苦哀求那地主开恩放他男人。但是她穷，又没有人放过问这案子。她跑到拘留所，浑身哆咳，哀求道；‘让我见见我男人一面吧。’穆世安的狗腿子说：‘你到街上去，就见着了。‘她一听，以为放了人，马上跑到街上，果然见着了。碉堡地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这碉堡是狗地主强迫大伙儿磨破手流着血修起来的。那颗人头血淋淋的，服睛被抠出来了。三花一看就疯了。她爬呀爬，想爬上去取那人头，被大伙儿拉住送回家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人头掉在路上。天明鸡叫后，三花出门来到街上，看到男人的头，捧回家去。她把人头抱在怀里，躺在炕上三天王夜，又是亲又是摸，好象她男人还活着一般。她凶得象一头母老虎，又象一头下了仔的母狗，谁都不能挨近她跟前。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一直紧紧抱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刻也不松手。
车把式话音停了一下，戴上手套，拿起鞭子，气呼呼地接着说：
“这不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吗！”他朝者骡背上猛抽了一鞭，
“这不是吃老百姓的肉吗！”
护送我的干部在老汉讲到半截时跳上了车，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插进来说道：“你们不是也吃了地主的肉吗？”“那个汉奸的事我记得最清楚，”干部接着说，“四百多人控诉了他。全区有二万人参加了清算他的大会。很多小脚女人不能来开会，于是人们押着汉奸先游村，让大伙儿都有报仇雪恨的机会。我忘不了那次游斗的情景。那天我参加押解犯人。快到第一个村子时，我跑在头里，汉奸刚刚过了头一所房子，就有一群人手拿钢叉、锄头、长矛、棍棒朝他捅来。一个手拿剪刀的妇女高喊：‘我恨不得吃这汉奸的肉’干部们一看群众的来势，知道没等到这汉奸到达会场准要被就地打死。于是规定大伙儿可以打他，但不许把他打死。
“他被押着一村串一村地走了五、六十里路，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愤怒控诉。老乡们遵照干部的规定，不动家伙，但还是把他揍得半死。&&有的人拿着菜刀要求道：&&‘让我割他身上四两肉吧！‘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拦阻了他们。
“穆世安开头还挺得住。可是到了一个村子，他当街停下来，满脸淌着血和汗，象娃娃一样哭叫：
“我在这里为大伙儿办事八年了…“难道没有一个人可怜我?请行行好给我一块手巾擦擦脸吧……脏手巾、红手巾都行。”
“我痛恨他，但他哀告的声音象一个可怜的小孩。他十分狼狈，四面张望，向人求助。他象小孩向人乞讨一块饴糖那样，一再哀求：‘给我一块布吧，什么烂布条也行。’但是人们都站在那里，对他怒目而视。后来有谁说了一声：&&‘给他一块骑马布吧。‘逗得大家笑起来，接着又揍他。我喊道：‘别往死里打，要留活的开大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拉开，但还是有一个妇女从村里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断抓穆世安的脸。
“我们把他挨村游街示众后，在一处松林旁举行控诉大会。附近的墙上画着他的罪恶历史。一棵棵树上贴着纸，纸上写的都是被他害死的人的名字。那天早上，政府宣布要处决汉奸穆世安，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穆世安一被押上台，就有十个人朝他冲来。一个人喊道：‘你杀了我儿子。’另一个人把他推开，说；‘别跟他废话，揍他 *** ！’众人齐呼：‘对，不用跟他多说，揍他 *** !‘人们开始往台上跑。这时，大会主席站起来，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说：&&‘要揍也得分批来，得有个秩序才行。‘
“第一批就有七、八个人揍他，跑上台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乱扎。我在台下，只听人们呼喊：‘别把他打死了，我们还没轮到呢！’我被人群推呀挤的往前靠，哎呀，真是……“
那干部的话音停了一下。
“别忘了三花的事，”车把式高声说，“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您大概不认得我，我是去了。我不吃地主的肉，谁的肉我都不吃，但是我还是去了，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忘不了三花那天的模样。她走了三十里路来参加大会，头一天半夜里走着来的。她早先是个大门不敢出的差差答答的小媳妇。可是那天，哎呀，变了一个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上台扑向穆世安的情景。
“好哇，你这狗汉奸，你也有今天！‘她喊道。三花一出现，群众就楞住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她的苦情。人声静了下来，只听那汉奸回答说；
“你也看出，我活不成啦。“
“你对大伙儿说你是怎么害死……‘说到这里，她哽住了，使劲抓自己的胸，下面的话虽然说得极轻，但是最远处的群众
都听到了：‘是怎么害死抗日战士我的男人的。’
“不是我杀他的。‘
“不是你是谁‘三花厉声问道，“是谁？”
“是鬼子。‘
“就是你！是给你害死的……，
“这时三花解下腰上系的皮带，在众人面前抽打那汉奸。那个喊叫声啊，她打一下，大伙儿就叫‘打得好！打得好！’我也跟着人喊起来。看着三花报仇，真叫人解恨啊……她几下就把穆世安打趴在地上了……哈，我忘不了……“
车把式摇摇头说：“忘不了啊。&&我可不吃地主的肉，三花做得对。
老汉跳下了车，赶着骡子走。
“控诉会后来怎么了?”我问那干部。
“三花打过后，又有一些人跑上台来用棍子打他。他躺在地上装死。大会开了三、四小时，&&只有四十人轮得到打穆世安。这时主席叫停一停，向大家说：&&‘谁受过这汉奸害的站起来！，五百人站了起来。这时要维持秩序很难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往台上挤。干部们没办法，只好把穆世安拉出去枪毙了。他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用席子裹着。群众知道了，从他家里把尸体抢出来，揭开席子，继续用棍子打他。一个男孩儿用梭标在他尸体上连戳了十八下，边戳边喊：
‘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枪。’
“最后，&&人们把他的脑袋揪了下来，&&一连几天有很多人来看。有人指着他的脑袋说：‘你从前当司令好不威风，许多人要来见你。现在你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来看你。“
干部说完后，舌头发出啧声。
“真残酷阿！”他说。
“残酷?”车把式说，他原先走在后面，这时走到我们旁边。“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条人命，现在杀了他一个，这有啥残酷？我自己是不愿杀人的。不过你怎么能怪咱那些老乡呢?咱只杀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活着。这也叫残酷?不说是什么世道！“
他不作声了，阴沉沉地只管瞅着他那两头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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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赶路，谁也不说话了。天快黑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寒风彻骨，我跳下车来走着，想暖暖身子。我看到右前方有个村庄，便说：
“太冷了，&&咱们别急急往前赶了，&&不如在这村住一宿吧。老汉，您那牲口大概乏了，让它们也歇歇脚。“我们在村里找着地方借宿。被平原上的朔风吹了一天，冻得够呛，进了这土屋感到又温暖又舒服。泥地上散发着粪便的臭味，房东宏大娘一手往灶里加柴禾，一手拉风箱，锅台上发出烧焦小米的酸味儿。我同老大娘拉家常。开头她不大愿意谈。她一个儿子在抗战中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打国民党，老伴儿参加了反抗地主的暴动。说着说着，她不再拘束了，把肚里的苦水倒出来了。
“您说这是什么世道！ 鬼子在这儿时，&&我老伴儿交不起租
子，硬叫那狗腿子陆华斋打了二百板，屁股都打烂了。您以为这回他老实了吧?没那事儿。
八路军一来，他就要参加斗地主。我说；‘记住你的屁股，下一回你的脑袋也保不住啦。’这倔老头儿！您以为他听我的啊，&&才不呢！&&我们两口子吵了一宿，他发起火来，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媳妇儿为他好，他反倒揍媳妇儿，您说有这样的道理吗“
“您不让他自由嘛……”那干部说了一句。
“啥自由不自由！小伙子，&&别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华轻人咋想的。鬼子在这儿时，我大儿子叫地主给打死了。打完仗后，二儿子要为他哥报仇，&&他带来几个干部……我一看就知道他想干啥，心里凉了半截。‘给我滚开，你这不孝儿子！你哥死了还不够，现在你也要去找死，扔下老娘不叫她活!‘那小子冲着我乐。做娘的反倒叫自己儿子笑话了。他干脆拔腿就走，参军去了。“
“大娘，您不明白，”干部劝解道，“咱要和平，可蒋介石他要进攻解放区，他要杀咱大家呀。“
“蒋介石这忘八蛋。太欺负咱老百姓啦。”大娘放下柴禾，站起身来，老眼被烟蒸得直眨巴，“你们咋不干掉他过太平日子?这仗啥时打完啊！“
“快啦……您放心好了。”
&快?到底多快啊？别尽哄我。这日子真难熬呀。&
&大娘，别唠叨啦，大家烦死了，人家这位外国客人也会见怪的。&
“我不信人家外国人象你说的那样。”大娘顶了一句。
我从中调解了双方的争论。大家吃完小米饭后，房东大娘到隔壁屋里喂她的毛驴去了。车把式、干部和我三人挤着睡在炕上。半夜里我醒了，睁着眼睛躺着，身旁的车把式鼾声雷动。我望着他，又联想到三花的遭遇，以及房东大娘和干部的谈话。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使我越想心里越沉重。车把式又鼾声大作，我终于推了他一把。他哺哺几声，醒了，用手揉揉脸。
他“唉唉”哼了几声，翻身接着睡，鼾声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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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旅& &伴
春天到来时，黄河与运河涨水，洪水浇灌了大片的低洼地整个华北平原就象是个一望无际的大花园，麦浪滚滚，绿树丛丛，千百万人民生息在这片大地上。
田野里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生活的图景，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穿蓝布褂子的农民在勤奋劳作。夏天，太阳一个劲地曝晒，海上又没有风吹来，村舍泥抹的屋顶干裂了，第一场雨下来，就滴滴嗒嗒漏水。夏天骄阳当午时，其热难耐，人们都呆在自家土星里．周围一片寂静。
秋天，高梁红熟了，地里人又多起来，收割了庄稼，打谷场上喧闹欢乐。进入隆冬，寒冷的平原上不见人影满目荒凉，一片寂静。高高矮矮的树梢，在严冬白茫茫的天空下，象一根根灰色的电线杆。田野里只有几只野兔奔跑着，在无人行走的雪地里寻找安身之处。
我一站一站地穿越这个荒凉的平原，朝着西南方向，直奔晋冀鲁豫边区总部所在地邯郸。晚上投宿农民家里，访问地方官员，第二天换一部大车继续赶路。第三天，我来到边区政府的一个地方办事处，有一部美国军用的中型卡车等在这里载我去邯郸。我喜出望外，因为几天来坐着骡车，慢慢腾腾，一天只能走二十英里路，弄得我焦急难耐。
可是这部中卡已经破旧不堪。美国人开着它从印度经过缅甸来到中国；蒋介石的军队接收后把它开到华北；如今，它在作战中被缴获，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这部车子真可谓历经战火，万里跋涉之后，遍体鳞伤。挡泥板已经撞坏，都快拖到地上了。车蓬早已没了，后面的横木横七竖八地乱晃着，乘客要是不小心，眼珠就会被捅出来。
为了开动这部老爷车，配备了整整四个人：司机、机械师以及两个助手。那两个助手象马车夫那样，袖手坐在驾驶室两旁延伸出来的车板上。
一百多个老乡跑出来看我这个“洋鬼子”坐“汽车”。这是难得的瞧热闹的机会，大家看得十分带劲儿。当那位机械师摇车把，摇了五分钟还发动不起来时，老乡们大声起哄，好象是说：
“干吗不找一头骡子来拉呢？”
司机感到面子上难看，便从方向盘后的宝座上跳下来，戴上手套，从机械师手里夺过摇把，熟练地摇了几下，马达轰然发动起来了。周围的群众喝采叫好。那司机脱下手套，回到驾驶座上，踩下离合器踏板，挂上挡，神气十足地向群众招招手。松开离合器踏板。车子往前一冲，但走了一丈多路就灭了火。
这样又折腾了几次，&&我们的车子才算开出村，走上了公路。这条路是日本人修的，虽然有很深的车辙，但路面冻得硬实，我们的车子很快加速到每小时二十英里。读者可能会说车速太慢，但连日来我已经习惯于每天走二十英里，现在这个车速就象是飞似的了。
“真快啊，太好啦！”我听到一个清晰的北京口音在说。
说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政工干部，他和我一样也是前往刘伯承将军总部去的。他身穿大褂，头戴呢帽，这种装束在这一带农村地区显得很不协调。事实上，他告诉我，这项呢帽有时给他惹来不少麻烦。老乡们看他这身打扮很象乡间的劣绅或国民党统治的城市里来的骗子，常常耻笑他，骂他“汉奸”。但这人很固执，把这呢帽当宝贝一般坚持戴着。
为了遮挡风沙，他戴着一副风镜，还用一条大围巾兜住他那顶宝贝帽子，把面部和颈项包起来，活象本世纪初期美国驾驶汽车的人。
我这位旅伴七年前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九四O年，他跟着一百多个青年同伴潜逃到游击区来。一路上，白天在麦地里藏身，夜间偷偷穿越田野，好容易来到太行山。当他第一次看到穿中国军装的人时，不禁高兴得热泪盈眶。但紧接着日本人进山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几乎全部房屋被烧毁、牲畜被宰光，粮食被抢空。生活变得极端困苦，他常常产生跑回北平去的念头。他总算熬过来了，如今被派下乡从事政治工作。
我和他攀谈一阵后，便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双手一甩，苦笑一下，急促地说：
“哪有条件呢？哪有时间谈恋爱呢?我们不断转移，没有自己的房间，没有地方和女朋友幽会，没有时间找爱人，没有机会接吻。“接吻一词他是用英语说的，还用舌头拖长尾声，好象对一种外国佳肴回味无穷似的。
“这里的生活苦哇，”他沉思地说，“我们没有精力谈情说爱。最糟糕的是没有漂亮的姑娘。你找不到漂亮的女人干革命工作的。“他的话音带有一点情绪。他讥讽地说：&&“到处是小脚女人。“他向我坦白说他从来没有同女人谈过恋爱。他同我说话时声音很小、很快，老是弓着背，不停地用谦卑的眼光觑着我。
“将来恢复和平时，”他说，“我要去北平……”他没往下说。他的眼神流露看孤独哀伤，但又严酷得可怕，象一匹负伤野兽的眼睛似的，使我不忍心看他。他耷拉着眼皮，强作笑容，忽然脱口说出几个字；
“月儿……情人……接吻！
这几个字他是用英语说的，似乎他是在很久以前看电影时听过的，&&当时偷偷记在心里，现在随着惆怅的思念脱口而出了
完全是一派知识分子的孤独情调！我不客气地如此断定，同时心里想，在这一带落后的农衬里，还有多少这种学生出身的人，渴念同城里的窈窕淑女悠闲地谈情说爱。
我们的车子颠簸着走了不知多少时候。我的旅伴一会儿哼一支歌曲，一会儿长时间沉默，进入梦境。
下午我们到了邯郸，这是座落在现已不通车的平汉铁路线上的一个有四万人口的城市，也是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以来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但是邯郸只有一半的生气。市长解释说：“美制”的飞机炸毁了发电厂，使得城里的电灯不亮了。市长担心其他设施统统会被炸毁，所以把棉纺厂、铁工厂及其他一些小工厂连同五百工人迁移到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
与工业转移的同时，边区总部也进了山，所以我的旅行尚未完结。留守在城里招呼过往人员以及象我这类客人的，是一位姓蔡的交际处官员，待人很热情。
“你好！我好，。谢谢你！欢迎你光临邯郸。”他见了我，没等我开口，就一口气用英语说了这一串。
这位蔡同志同我那位同车的旅伴一样和善，但他忙的不亦乐乎，毫无感到孤独的样子。他已婚，妻子年轻漂亮，他称妻子为“我的爱人”。他有个五岁的儿子，这孩子跟着妈妈学扭秧歌，又学唱反蒋歌曲。蔡同志夫妇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区相识和结婚的。他们的小孩生下没几天，日军就大举进攻他们所属的游击队。两口子都逃走了，走前把孩子托付给一个相熟的老乡，两年后才能回来接孩子。
我后来了解，有很多的八路军干部把自己的小孩藏在老乡家里，但日后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幸能骨肉团聚。有时老乡惨遭敌人杀害了，有时逃往他乡了，孩子便从此下落不明。有的孩子只肯喊抚养他们长大的老乡为“爹”，而不认前来接他们的亲生父母。也有些老乡需要养子的劳动力，不愿交还这种孩子。最后，有的干部觉得拖儿带女干革命是个累赘，干脆把孩子送给老乡。
邯郸是铁路线上的重镇，又是平原的粮食和山区土特产的集散中心，城市有一定规模，因而有一些生活服务设施，于是我经过长途跋涉后第一次洗了个澡。
当我和市长从澡堂回招待所时，有个穿军装的人从一个房间里跑出来，十分激动地向我们打招呼。他指着我们右边那个房间，压低声音说：“法国人！”市长听了大吃一惊。他挨近我，用右手的食指在左手心里写了一个“法”宇。接着他诡秘地指着自己的嘴，摆了摆手指，示意：“不要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匆匆走进我房间，带着歉意向我解释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法国籍代表刚从南方来到这里，如果知道我是去刘伯承总部的，恐怕他也会要求一同去，那就难办了，因为总部所在地要保密，只有“十分可靠的外国朋友”才让去。
这个事件过后不久，蔡同志拿着两个玻璃瓶来到我房间里，瓶里装着象是血一样的液体。
他解释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叫哈里森的美国医生两天前在这附近的地方死去。这一瓶是他死前吐出来的，那一瓶是他死后吐出来的。“蔡同志举着两个瓶子叫我看，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事情有些蹊跷，市长暗示，哈里森之死恐怕是一宗谋杀案。后来我查阅了哈里森的日记，才弄清真相。不久前他押运一车皮的物资前来开封，打算送往解放区。国民党官员故意把他这个车皮调到黄泛区一条偏僻的支线上去。货车厢里不能烤火，也没有吃的，那里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求助无门。整整一个礼拜时间，他蜷缩在贷车厢里，又冻又饿，可又不敢离开他所押运的物资。朋友们听到他所处的困境，终于说服国民党官员把他这个车皮拉到开封。这时哈里森患了病，身体己很虚弱，但他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于是把这批物资用渡船运过黄河，送到了共产党地区。由于挨冻受饿过度，他倒毙在那里。押运物资来解放区的许多“联总”人员都遇到蒋介石官员的这类捉弄，但哈里森是我所听到的被用这种手段整死的唯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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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邯郸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乘一辆烧木炭的日本卡车离开这里。同车的有一个女青年，她的八路军制服象一只麻袋似的套在她身上。她的名字叫任旗，英语讲得很不错。同车的还有一个带着好几百万元的押款员，他把这些钱放在一个杜松垮垮的白布袋里。这一带治安情况较好，用不着担心会遇到土匪或强盗。即使碰上了，个把盗匪也无法背着这么一大袋钞票跑掉。
我们的车子很快驶出了平原，进入太行山麓，开始嘎嘎作响地缓慢爬坡，车后面拖着烧木炭产生的青烟。
这一带傍山梯田里种的冬麦苗露出了冰冷的地面。石子铺的公路，有时笼罩在峭壁的阴影里。一堆堆残雪湿漉漉的，产生一股寒气。但是人们一见那生气盎然的青翠麦苗，寒气不觉为之一消。
一路上我们遇到一队队满载山货下平原去的骡车。在山间隘道错车，减缓了我们的车速，也给那些赶车的老乡造成麻烦。牲口听到我们汽车马达的轰隆声，一受惊就乱了套。有一回，我们的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骡车相错，双方的轮子勾住了。我们的司机不顾任琪的劝说，还一味往前开，结果把人家的骡车弄翻了，骡子也被拽倒在地。两位知识分子—任琪和我那位北平大学生朋友—尖锐批评汽车司机，这样做不对，会使政府脱离群众。但那位无产阶级司机却直咕哝。
我们继续前进，这位司机的某些古怪动作增添了旅途的乐趣。他不时把车挂到低档，扳下手闸，然后跳出驾驶座，从地上撮起一摔雪，跟着汽车跑几步，把雪撒入车首边上的一个水箱里。这是为了把燃烧木炭产生的热度冷却呢，还是想往散热器里注水，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清楚。
我们的车子一路上吞着雪冒着烟，开进了武安，这是位于山麓高地上的城镇，再往西就是壁立的大山了。城中心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的尖顶和附近一座古代宝塔的塔顶耸立在全城房屋之上，好象互相争夺这一带居民的侍奉似的。
我们的汽车对天主教堂和佛寺都不屑一顾，却驶离大路，开进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里。从前这院里一定是收拾得很整洁的，现在到处是破汽车和机件，还停放着四、五十辆大车。骡、马和人横七竖八躺在满地的草料和粪便之中。
我们的木炭车马力不足，前面的坡爬不上去，于是我们换乘一辆吉普车。车上要坐五个人，还安装上全部行李。任琪挤在后座两个行李卷中间，我坐在一个行李卷上，她拽住我的大衣，使我不致掉下车去。
任琪有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后来我逐渐与她相熟，对她颇为钦佩。在刘伯承总部期间，她一度当我的译员，我常常问起她的身世，这里不妨介绍一二。
她本是邯郸城里人，父亲是一个地主。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她刚十五岁，在北平念初中。她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读书，而当时蒋介石的教育部长号召所有大中学生撤到内地去，那里可以免费上学，于是她回到家里，带着弟弟妹妹逃离日占区。她在华中流浪了好几个月，尽管教育部许了愿，但她一再发现，没有钱还是上不了学。后来她坐船离开汉口前往重庆，逆长江而上，全程九百英里。船上挤满伤兵和难民，也有一些逃难的宫人。但只有任琪一个人不嫌肮脏而主动照料路上的伤兵。有几个记者赞许她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给她作了推荐，她才进入南开中学。
据她介绍，南开是个“贵族”学校，她在那里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少爷小组看不起，很难找到朋友。学校中缺乏自由空气，三青团特务看到谁读进步书报，抡起棍棒手枪就打人，任琪对此非常气愤。她听到关于共产党、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的情况，十分向往，便在抗战第四年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她学习英文，现在英语讲得不错，只是慢一些。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工程师。此人已经娶了英国老婆，并且生了孩子，但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抛下了妻子，奔回中国，参加了共产党。任琪很同情这位工程师，对他一见钟情。
抗战结束后，工程师随部队开往东北。任由想跟着去，从西北跋山涉水一路走到内蒙古，企图穿过长城去关外。但是蒋军封锁得紧，她过不去，于是又辗转几个月，回到家乡邯郸。
当她历尽千辛万苦，风尘仆仆，身穿破军装，踏进家门时，她母亲惊喜交集，喃哺半天才进出一句话，‘“儿呀，你也该找个婆家啦!“
那时邯郸已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任琪动员她妈把地分给贫农。妈妈听了不对味，回答说：“穷人有穷人的命，我怎么可以违抗天意？“但是任琪非常坚决，一连劝说两夜，做娘的流了不少泪，最后屈服了，把大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
任琪已经二十六岁了，她决心参加反蒋战争。她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很显然她是迫切要求入党的。她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当一个女英雄。她从来没有与男人接过吻，她觉得这很没意思，不懂得为什么外国人总是喜欢这一套。她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影片里的女人花了很多时间梳装打扮，还坐在一种古怪的机器里不断摇晃她们的屁股。她觉得这些美国女子太无聊、太愚蠢。她常问我：“她们怎么能这样胡闹?”她很喜欢读小说，特别是关于战争和英雄人物题材的。我问她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有何感想，她说她不喜欢女主角安娜(她弄混了，误以为是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她太“软弱”。
任琪现在到总部去，希望找到办法去东北寻她的情人。所以，尽管她满嘴豪言壮语，对美国妇女表示鄙夷，可是她自己不也是害了相思病吗?我们相处三个星期后就分手了，她骑着一头毛驴，直奔一千英里外的哈尔滨去了。我祝她一路顺风，希望她安全通过封锁线，找到她的情人。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的吉普车越往前走，石子路越崎岖不平。后来根本没有路了，车子开进一条于涸河床，七弯八拐，来到一个树木稀疏的山谷里。这一带的村子都有石墙，象碉堡一样，外表比山下平原村庄的土坯房屋深沉一些。
傍晚时我们到达冶陶。这是晋冀鲁豫军区总部所在地。刘伯承将军这时不在家，上鲁西视察部队去了。
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将军带着他的能讲英语的秘书李棣华先生来迎接我。寒喧几句后，他问我对解放区有何观感。我对他说，一路上不许我拍照，这位我很恼火。他请我原谅。
“地方干部不懂得新闻记者的任务。你放心好了，在我们解放区，你要照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我们欢迎任何记者来解放区参观。你要看什么都可以，看到任何东西部可以写。“
我对这种痛快表示有些半信半疑，但是后来共产党真的让我看了很多东西，并且向我介绍他们自己的情况，好的坏的都讲，很使我出乎意料。我发现只要通过军区或政委的渠道办事，就可以享有意想不到的自由去参观并调查边区的任何东西。只有当我脱离共产党的渠道，落到非党人士，即所谓进步学生—特别是能说英语的沙文主义学生—手里的时候，才会遇到麻烦。
不过暂时还没有碰到这种倒霉事。我被安排在一所石屋的一间干净的房间里住，自己睡一个炕，室里生着一盆炭火，有一个从阎锡山部队里俘虏过来的战土当我的勤务兵。室里还有一面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幅杜鲁门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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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军队的创建
九 中国的一位政治委员
凡是在大战期间居住巴黎的人，都记得星形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区如何被用绳子圈起来，圈内的房屋全部被盟军司令部征用了。整个区域四面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警卫森严，没有特许证件，任何人也不准通行。而当我来到只有二千人口的冶陶这个小山村时，几乎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指挥三十万正规军和一百万游击队的首脑机关就设在这个小小的石头城内。这位我感到很惊奇。除了架在一处房屋顶上的无线电天线之外，你根本看不出这座小村镇就是司令部的驻地。因为村镇里没有设任何禁区，各军事机关的大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
也许是冶陶地处偏僻山区的缘故，所以司令部的官员们具有别处所没有的安全感吧。且不管原因何在，将军们和行政大员们倒确是如同普通土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开各种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在闲暇时，也可看到他们坐在石头城墙上，俯瞰山乡池水，与老乡们促膝闲谈。正是这些身着粗布军服、不拘礼仪的人们，也正是在这太行山区，指挥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正是他们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这是当前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斗的一个主要战场。我意识到，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内，可能就在这里决定战争的胜负。我决心尽量多了解一些这里的情况。
使我感兴趣而又迷惑不解的是，孤处穷山僻野之中的小股游击队，在毫无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怎样能在敌后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并得以生存，而且经过八年抗战之后，更加壮大起来，以致能够与美国训练和装备的蒋介石军队争夺天下。中国的国民党人，甚至美国的某些国会议员，一再说什么 *** 从来未打过日本。如果真是这样，八年之间，他们未曾与民族敌人作战，那么当时他们是如何得以生存，而现在又如何有能力与蒋介石较量呢?
我想要探询其中的究竟，这并非仅仅是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之心。同时，我自己也很想了解 *** 是如何在敌后生存的。一九三七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