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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与匈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帖木儿与金帐汗国，这些近乎传奇中的名字，对于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陌生。当然，你也许还看过有关匈牙利人、保加尔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书籍。如果你对古代史感兴趣，你或许还具有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甚至萨尔马特人的知识。你或许还听说过阿瓦尔人和哈扎尔人。但是，你未必了解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可以碰到的、属保加尔人的各部，即乌基尔人、库特利格尔人和乌特格尔人，你未必了解佩切涅格人和库蛮人，以及与塞尔柱克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有关系的乌泽人。上述这些民族都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在历史上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草原上大量的事例已经证明这些帝国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波斯、印度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草原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只有当他们与那些有文字历史的文明接触时，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才稍微明朗了一些。然而，即使是在有关他们的资料相当丰富时，语言的复杂性又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当数量极少的专著和专门性研究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时，囊括多学科的一般性著作，或者是对这些民族的漫长历史作较大范围论述的综合性文章就尤其珍贵了。而在这些屈指可数的专著中，格鲁塞的不朽著作《草原帝国》可算首屈一指。格鲁塞的这一精典著作首次出版是在1939年，后来曾多次重印，没有重大改动。1952年版（当时正值作者逝世前夕）增加了1939年到1951年间针对草原艺术问题所发表的讨论稿的附录。然而，书的主体保持了原样，这本巨著中最有趣味和最重要的一般性论述乃保留至今。本书是英文版的首版，是沃尔福德根据1952年法文版译成。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雷恩?斯托亚诺维奇对译文作了校对，并协助统一了专业术语和音译名词。已故小詹姆斯?F．麦克雷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印刷工作。有关草原艺术问题讨论的附录，由于过时而未收入，本书引入了适用于今天学术研究的大量注释。编辑了综合性的索引和备有19幅地图。其宗旨始终是使该书的英文版除了适用于专业研究外，也适用于普通读者，此外，该译本不仅驾驭了原著的知识，而且还保持了原著开阔的视野和雄浑的气势。拉特格斯大学沃里斯历史学教授彼得?查拉尼斯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的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们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似乎都是极难解释的，以致使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他们是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然而，同这些人一样，人们也不是大地之子，更多的倒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不过，随着我们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动机就变得清楚了。他们敦实而灵活的身躯（由于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幸存下来，因此是不可战胜的）是草原的产物。高原上凛冽的寒风和严寒酷热，勾画出他们的面貌：瞅起的眼睛，突出的颧骨，卷曲的头发，也练就了他们强壮的体格。逐牧草而作季节性迁徙的放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特有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胆怯地仿效和嗜血性的袭击交替出现所形成。这三、四位伟大的亚洲游牧民划破了历史之网突然逼近我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仅仅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罢了。对于成为世界征服者惊人形象的这三个人来说，有多少个阿提拉，多少个成吉思汗失败了呢？失败，也就是说，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领土包括四分之一亚洲，疆域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的有限的帝国――然而，人们必须承认，这是已经具有某种重要性的一项成就。我愿向你们介绍以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三位巨人统领的这支伟大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行进了10个世纪，他们的活动从中国边界抵达欧洲边境。我们对野蛮人这一问题应该作出严格的定义。古典世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被其邻居者如此命名的人民。对罗马人来说，在长时间内，克尔特人是野蛮人，正像日尔曼人对高卢人，以及斯拉夫世界对日尔曼地区一样。同样，以后被称为中国南部的地区，对中国人的起源地黄河流域来说，长期被视为蛮夷之地。但是，由于上述所有地区的地理条件使生活在这些地区内的居民采取了农耕生活的方式，他们摆脱了落后，逐渐与农耕生活融为一体，以致到中世纪后期，几乎整个欧洲、西亚、伊朗、印度和中国都达到了相同的物质文明阶段。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地带没有经历这一变化过程，即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沿欧亚大陆中部的北方伸展的一个辽阔地带。这是草原地带，西伯利亚森林从它的北缘穿过。草原上的地理条件只容许有很少几块耕地存在，因此，居民只得采取畜牧的游牧生活方式，正像几千年前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其它人类的生活一样。其中的一些部落（即森林地带的那些部落）确实还停滞在马格德林狩猎者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仍处于野蛮状态――这儿不是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低能，而是说，由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这儿长期保留了其他地区早已抛弃了的那种生活方式。当亚洲的其余地区已步入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这些畜牧民族残存下来，这一事实在历史剧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毗邻各族之间产生了一种时代的移位。公元前第2干纪的人们与公元12世纪的人们共存。游牧民族从一支到另一支，只要是从外蒙古南下的民族就到北京；或者是从吉尔吉斯草原来的就登上伊斯法罕。突变降临了，并且充满着危险。对于中国、伊朗和欧洲的定居民族来说，匈奴人、土库曼人和蒙古人确实是未开化的，他们被展示出来的武器所吓住，被玻璃球和封官赐爵所吸引，恭敬地与耕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游牧民的态度是容易想象的。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在干旱的岁月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险穿过荒芜的草原，来到耕地边缘，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大门边，吃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成熟的庄稼、堆满粮食的村庄和豪华的城镇。这一奇迹，或者说，它的秘密――维持人类的繁荣所需要的辛勤劳动――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蛊惑，他就会像他的图腾“狼”一样，在雪天潜入农庄，窥视着竹篱笆内的猎物。他还怀有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的冲动。幸存在农业公社旁边的牧猎公社，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可以看到和接触到那些仍处于畜牧阶段的各民族（他们忍受着在干旱时期草原所固有的骇人听闻的饥荒）的地区内，不断繁荣的农业公社在发展，它们之间不仅呈现出突出的经济悬殊差别，而且还呈现出更加残酷的社会差别。再说一遍，人类地理学上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态度，使我们回想起同处于一个现代城市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感情。耕耘着中国北部优质黄土地的农业公社，种植着伊朗的田园，或基辅的肥沃黑土地的那些农业公社，被一条贫瘠的牧地围住，牧地上常常是恶劣的气候条件，那儿十年一次的干旱，水源干枯，牧草枯萎，牲畜死亡，随之而来的是游牧民本身的死亡。在这种条件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定期性推进成了一条自然规律。加之这些游牧民，无论是突厥人或者蒙古人，都属于理解力很强、头脑冷静和注重实际的人，由于所处环境的严酷现实的训练，他们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当定居公社，通常是处于衰败中的公社，在其猛攻下屈服时，他们进入了这个城市，在最初几小时的屠杀结束之后，他们不费大的周折就取代了被打败的统治者的地位，毫不害羞地亲自登上了像中国的大汗、波斯的国王、印度的皇帝和罗姆的苏丹这些历史悠久而受尊崇的王位，并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相应的称号。在北京，他成了半个中国人，在伊斯法罕和刺夷，他成了半个波斯人。草原与城市之间持久的调和是最终的结果吗？绝不是。人类地理学上不可抗拒的规律继续发生作用。即令中国化或伊朗化的可汗没有被一些本地区的反抗（无论是缓慢的，或是突发的）所推翻，那么，来自草原深处的新的游牧部落、即饥饿的部落，将会出现在他的边境上，把他们这位暴发的堂兄弟只看成是又一位塔吉克人或拓跋族人，即波斯人或中国人，他们重复着这种冒险，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冒险怎么大多都能成功呢？同一旋律怎么会在从匈奴进入洛阳到满人进入北京的整整13个世纪中反复发生呢？答案是：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成，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就像火炮赋予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事实上，中国人和伊朗人都没有忽视过这支骑兵。中国人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采用了他们的骑马服装。波斯人从帕提亚时代起就领略了骑兵撤退时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的威力。但是，在这一领域里，中国人、伊朗人、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从未能与蒙古人相匹敌。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于，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种诡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并不是说他们常常遇上敌人，相反，他在对他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精疲力尽。这支骑兵蒙蔽人的灵活性和无处不在的假象，一经被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者别（哲别）和速不台所掌握，就赋予了它一种共同的智慧。普兰?迦尔宾和卢布鲁克曾亲眼目睹过战斗中的这支骑兵，他们被它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所震惊。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亡了，因为它们产生于马其顿和罗马政体，它们是有组织的国家部署的产物，像所有国家一样，它们兴起、发展、消亡。而草原上的马上弓箭手们统治着欧亚达13个世纪之久，因为他们是大地的自然产物，是饥饿和欲望的产物，是熬过了饥荒岁月幸存下来的游牧民。当成吉思汗成功地征服了世界时，他是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当他还是一个被遗弃在克鲁伦草原上的孤儿时，就与弟弟老虎术赤一起每天带回了足够的野味，而没有被饿死。对古代和中世纪来说，马上弓箭手们投射和飞驰的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在当时是具有战斗力和摧毁敌人士气的作用，几乎与今天枪手们的子弹的作用一样。然而，自从这些弓箭手们不再是世界征服者以来，仅仅才过了三个世纪。草原及其历史在自然外观上，亚洲高原表明在地球史上曾经演出过最壮观的地理戏剧。这一巨大的大陆块的隆起和与周围地区的隔离，是由于在两个不同时期内形成的两大褶皱山系集中碰撞而成，两大褶皱山系分别是天山和阿尔泰山的海西褶皱（天山以西域陆块为界，阿尔泰山以安加拉大陆的古西伯利亚高原为界）和喜玛拉雅山褶皱山系。喜玛拉雅山褶皱在中新世时期取代了欧亚大陆的“古地中海”。天山和阿尔泰山朝西北方突出的弓形和与之相对的、喜玛拉雅山朝南突出的凹形合起来把突厥斯坦和蒙古利亚包围起来并使之与其他地区隔离，似乎让它们悬在四周的平原之上。这些地区由于海拔较高，又远离海洋，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在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气温变化幅度是从零上38℃到零下42℃。西藏高原海拔很高处几乎都能生长普通植物，天山与阿尔泰山的半弧形山区也是这样，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们属高山气候，植物分布各有特征，有山脚的森林，有山峰的稀疏植物。除西藏高原和天山与阿尔泰山的弧形山区外，几乎整个亚洲大陆被一条纵向的草原带覆盖着，草原上，冬季万物休眠，夏季万物枯萎。这片大草原在灌溉地区仍是肥沃的，但在中部，肥沃的土地逐渐枯萎变成了沙漠，这片大草原从中国东北部起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从外蒙古的库伦延伸到马里和巴尔赫地区，欧亚北部草原在此让位于更富有地中海特征的伊朗和阿富汗的亚热带干草原。在北部，这条纵向的欧亚草原地带分别与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的北部大森林地带，以及蒙古北缘和中国东北部会合。在草原地带中部的三个地区，草原不知不觉地让位于沙漠：河中地区的克齐尔库姆沙漠和阿姆河以南的卡拉库姆沙漠；包围着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是从西南贯穿东北的大戈壁滩，它从罗布泊（戈壁滩在此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起，到中国东北边境上的兴安岭止。这些沙漠像癌细胞一样吞啮着草原地带，在有文字记载历史以前时期它们就不断蚕食着草原。戈壁沙漠北面是北蒙古、贝加尔湖畔的森林、鄂尔浑河和克鲁伦河畔草原，南面是南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草原和热河，这一中间位置是妨碍突厥-蒙古族帝国（无论是古代的匈奴人的帝国，还是中世纪的突厥人的帝国）幸存下来的持续因素之一。在沙漠边上的草原之路，给在今天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的历史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一地区摆脱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尽管总是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或控制），使商路上的这些绿洲具有都市的、商业的特征，通过这些链条式排列的绿洲，这一地区形成了西方几大定居文明即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伊朗文明和印度文明与远东的中国文明之间的交通线。在干涸的塔里木河南北的两条凹形河岸上形成了两条道路：北道经过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喀什、费尔干纳盆地和河中地区；南道经过敦煌、和田、莎车、帕米尔山谷和巴克特里亚。这条纤细的双线，交替着穿过沙漠，越过山峦；它弱似忙于越野的蚂蚁爬出的婉蜒而漫长的路线，然而，它已足以使我们的地球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世界，足以维持中国的“蚁穴”与印欧的“蚁穴”之间的低限度的联系。这就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沿着它，进行着贸易交往和宗教传播；沿着它，传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地区的传播佛教的人。经过这条路，托勒密曾提到过的希腊－罗马商人们争着控制那些易于获得到来自“塞里卡”大捆丝绸的地方，中国东汉王朝的将军们试图与伊朗世界和罗马帝国东部建立交往。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是中国从汉代到忽必烈可汗时期的一贯原则。然而，在这条狭窄的文明小径以北，草原为游牧民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由无数条道组成的无边无际的路，即蛮族之路。在鄂尔浑河或克鲁伦河畔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地区内，浩浩荡荡的蛮族大军畅通无阻，因为尽管阿尔泰山和天山北部山嘴在朝着巴尔喀什湖方向似乎已经合拢，然而实际上两山之间在楚固恰克方向，在塔尔巴哈台的额敏河处，空隙仍十分宽阔，裕勒都斯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朝着西北方向的空隙也很宽，来自蒙古利亚的牧马人在这里看到了远方一望无际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塔尔巴哈台、阿拉套和穆扎尔特通道上不断有从东方草原向西方草原迁徙的游牧民通过。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前，这种运动可能更多地是采取相反的方向，人们的印象是伊朗种（印欧种人）的游牧民，即希腊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伊朗碑文证实为萨加人，必定朝东北方向深入了很长的路程，到帕兹雷克和米努辛斯克地区；而另一些印欧种人在塔里木诸绿洲上定居，分布在从喀什到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甚至远至甘肃。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公元初年起这种流动就是从东向西进行的。在以后的中国突厥斯坦的各绿洲上不再盛行印欧方言即“东伊朗语”、库车语或吐火罗语。相反，是匈奴人，他们以匈人一名，在南俄罗斯和匈牙利建立了前突厥帝国（匈牙利草原是俄罗斯草原的延伸部分，正像俄罗斯草原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一样）。在匈人之后来的是阿瓦尔人，阿瓦尔人是在6世纪的突厥人的压力之下从中亚逃出来的蒙古族部落。它将先后统治着俄罗斯和匈牙利。7世纪的哈扎尔突厥人，11世纪的佩切涅格突厥人，12世纪的库蛮突厥人，他们都是沿同一条路而来。最后，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统一了草原，可以说，他们成了从北京到基辅的大草原的化身。草原秘史是突厥-蒙古各部落为争夺肥沃牧场，彼此吞并的历史；是主要受牧群的需要所驱使，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进行无休止迁徙的历史。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迁徙路途非常遥远，往返迁徙一次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这些游牧民的种种条件，即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都已经变得适应了这种迁徙。在黄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这些不停的流荡的历史，由定居国家的人们保留下来，但是很少，仅仅是当时对他们有影响的那些事件。他们记录了在长城脚下，或者是在多瑙河要塞下，即在大同或者是锡利斯特拉爆发的波涛汹涌的猛烈攻击。但是，关于突厥-蒙古各族之间的内部骚动，他们谈了些什么呢？在可以称为帝国地区的鄂尔浑河源处的哈喇巴喇哈森和哈拉和林，我们发现了其目标是要统治其它游牧部落的所有的游牧部落：在公元纪年以前有突厥族的匈奴人；在公元3世纪有蒙古族的鲜卑人；在5世纪有也属于蒙古族的柔然人；在6世纪有突厥族的突厥人；在8世纪有回鹘突厥人；在9世纪有黠戛斯人；在10世纪有蒙古族的契丹人；在12世纪有可以假定是突厥族的克烈人，或乃蛮人；最后是13世纪的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尽管我们可以识别这些对其它部落施加过霸权、交替出现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但是，我们不知道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这三大母族的最初分布情况。今天，通古斯人无疑地不仅占有北蒙古，还占有东西伯利亚的大部，以及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东岸地区；而蒙古人则聚集在历史上的蒙古利亚；突厥人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突厥斯坦。然而应该记住，在东、西突厥斯坦，突厥人是后来者，他们在阿尔泰山的影响是直到公元1世纪才为人们所查觉，他们在喀什噶尔和河中的影响分别在9世纪以后和11世纪以后才被人们查觉到。撒马尔罕和喀什两城的市民基本上仍是突厥化的伊朗人。然而历史表明，在蒙古利亚本土上，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明显地使许多突厥部落蒙古化，这些部落是阿尔泰山的乃蛮人，戈壁滩的克烈人，察哈尔的汪古特人。在成吉思汗把所有这些部落统一在青蒙古人的旗帜下以前，今天蒙古利亚的一部分仍是属于突厥族的，甚至今天确实还有一支突厥人，即雅库特人，占据着通古斯人以北的西伯利亚东北部，在勒拿河、因迪吉尔卡河和科雷马河流域。这支突厥人离白令海峡如此之近，在蒙古人以北，甚至在北冰洋上的通古斯人以北，因此，在企图确定“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相对位置时必须谨慎。以上所表明的是突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主体最初可能是定居在相当远的东北部，因为不仅是今天的喀什地区，而且在萨彦岭北坡（米努辛斯克）和大阿尔泰（帕兹雷克）当时都是由来自印欧种人的共同摇篮南俄罗斯的印欧人居住。这一假设与像伯希和、纪尧姆?德?埃维西等这些语言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语言学家们拒绝考虑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与集中在乌拉尔山区的芬兰-乌戈尔族所使用的那些语言之间存在着最初的联系，直到进一步的证据即将发现。再则，且不管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之间的最初的联系，今天它们之间存在的相当大的差异使我们考虑，在有史时期内曾联合在一个共同统治下的这三个种族（因此，他们之间常常发生文明术语所说的互相仿效）可能彼此之间一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分布在亚洲东北的辽阔地区。如果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历史仅限于他们的远征，或者仅限于在寻找新牧地中发生的尚不清楚的那些小冲突的话，那么，它们的历史简直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就目前的利益而言。人类史上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游牧民对南方的文明帝国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反复出现，直到征服成功。游牧民的袭击简直是一种自然规律，是由盛行于他们土生土长草原上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当然，那些留在贝加尔湖畔森林地带和黑龙江的突厥－蒙古人仍然是未开化的人，靠渔猎为生，如到12世纪时期的女真人和直到成吉思汗时代的“森林蒙古人”，他们被森林隔离地带严严实实地封锁住，不可能想像还有其他的、令人羡慕的地区。这与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不同，草原牧民靠饲养牲畜过活，因此，他们由于需要成了游牧民：牧群追逐牧草，他们跟随牧群。加之，草原是马的故乡。草原之子是牧马人出身。无论是西方的伊朗种人，或者是东方的突厥－蒙古种人，是他们发明了骑马服，正像在博斯普鲁斯出土的辛梅里安人时期希腊花瓶上所看到的斯基泰人所穿的服装一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那样，中国人于公元前300年在骑兵交战时仿效匈奴人，以裤子取代了长袍。闪电般突然袭击的牧马人是能在远距离射中敌人的马上弓箭手，他们在撤退时能发射出箭（即帕提亚之箭，实际上是指斯基泰人和匈人之箭），他们在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同他们捕捉野味或母马时所用的一样，都是箭和套索。在这些袭击的门槛边（此处是草原的尽头和耕地的起点），他瞥见了与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将唤起他的贪婪的生活方式。在其土生土长的草原上，冬天是寒冷的，冬季的草原是西伯利亚泰加森林气候的延续地带；夏季十分炎热，因为夏季的草原是戈壁滩气候的延伸地。为牲畜寻找牧场，游牧民必须爬上兴安岭、阿尔泰山或塔尔巴哈台山脉。唯有春季把草原变成了一片草木茂盛的平原，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中，对牧群和牧民来说，春季是最美好的季节。一年中的其余时间，特别是冬季，游牧民的目光都是转向南方温暖的土地，在西南方是向着伊塞克湖，即“热海”；在东南方是向着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并不是说他要尝试着像对待耕地一样地耕种土地，当他占有耕地时，他本能地让它处于不生产的休闲状态，土地变成了草原，为他的羊群和马群生产牧草。这就是13世纪的成吉思汗的态度。征服北京地区以后，他的真正欲望是使河北平原上肥沃的玉米地上升到牧地的地位。然而，尽管这位来自北方的人对耕耘一无所知（直到14世纪，突厥斯坦和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仍是纯游牧民，他们愚蠢地洗劫着已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和改变灌溉渠道使土地荒芜――就农民说，至少是不要按时付钱），但是他对都市文明中的机械产品和令人愉快的事情赞叹不已，并作为掠夺和洗劫的目标。他被温和的气候所吸引，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相对的温和，因为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似乎也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但是，只要游牧民还保持游牧精神，他就把定居者只看成是他的农人，把城市和耕地看成他的农场，对农人和农场进行公开勒索。他骑在马背上沿着古老帝国的边境巡游，检查从那些比较欣然地按规定行事的人们上交来的定期贡赋，或者当受害者鲁莽地拒绝支付时，在突然袭击中掠夺不设防的城市。这些人像狼群――狼不正是古代突厥人的图腾吗？――徘徊在鹿群周围，扑向它们的咽喉，或者只是拾起那些迷途的和受伤的野兽。凶猛掠夺和勒索定期贡赋（就天子而言，定期贡赋被委婉地说成是表示亲善关系的礼物）交替出现，大体上已成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7世纪中突厥－蒙古人与中国人之同关系的固定模式。然而，从游牧民中有时也会产生杰出的人物，他及时得知定居帝国的腐朽状况（这些狡猾的野蛮人像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人一样非常熟悉中国帝国宫廷内的拜占庭式的阴谋）。他将与中国的一派或者一个王国签订盟约以反对另一派，或者与篡位失败者签订盟约。他将宣布自己及其部落是帝国的盟邦，在保卫帝国的借口下进入帝国边境地区，在一代或两代之后，他的孙子们已充分具备了中国人的外表，采取了大的行动，泰然自若地登上天子的王位。在这一方面，13世纪的忽必烈的功绩只不过是4世纪的刘聪和5世纪的拓跋人的重复。又过二、三代后（如果不被某次民族起义赶出长城的话）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的、仍在挨饿的其它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出现。在5世纪，拓跋人站在匈奴人和鲜卑人的肩上消灭了他们，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在12世纪，在契丹人（一支完全中国化的蒙古人，自10世纪以来他们就是北京的和平的君主）的北面，女真人崛起，他们是通古斯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在几个月之内他们夺取了北京城，结果轮到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恰好一个世纪以后被成吉思汗灭掉。欧洲也与亚洲一样。在俄罗斯草原（它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连续性：在阿提拉的匈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他们属芬兰－乌戈尔种人，具有匈奴贵族的强硬）、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库蛮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同样地，在伊斯兰境内，在伊朗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征服者中，伊斯兰化和伊朗化的过程与上述征服“天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征服者的中国化过程―一对应，在这里可汗成了苏丹和国王，正像在东方他成了天子一样；像在中国一样，他很快就让位给另一些来自草原的、更加粗野的可汗们。在伊朗也可以看到征服、继承和毁灭这一类似的过程，伽色尼突厥人之后，紧接着是塞尔柱克和花刺子模的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的突厥人和昔班尼王朝的蒙古人，更不用说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以箭一般的速度来到了穆斯林地区的外缘，取代了在小亚细亚的、垂死的塞尔柱克人的残余，由此迅速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征服拜占庭。因此，比约丹勒斯描述的斯堪的纳维亚更高一级，大陆亚洲可以被看成各民族的策源地和亚洲的日尔曼尼亚，在民族大迁徙中注定要把苏丹和天子呈献给古文明帝国。草原游牧部落的这些定期性袭击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地理规律，草原游牧部落的可汗们登上了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的王位，登上了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王位，登上了科尼亚或君士坦丁堡的王位。但是，还存在着相反的另一种规律，它通过古代文明地区使游牧入侵者发生缓慢的同化过程。这种现象与所期望的一致，具有双重性。首先存在着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因素。这些野蛮的牧马人作为相当分散的贵族被淹没在这些密集的居民中，即远古的人口稠密地区。其次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国和波斯文明，尽管被征服，但反过来征服了野蛮的和末开化的胜利者，令他们陶醉，使他们麻痹沉睡，最后消灭了他们。在征服之后常常只需要50年，生活继续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化和伊朗化的蛮族首先起来保卫文明，反对来自蛮族之地的新攻击。公元5世纪，洛阳的拓跋族君主把自己看成是中国耕地和文化的卫士，反对所有的蒙古人：鲜卑人或者是希望重建业绩的柔然人。12世纪，正是塞尔柱克人桑伽“密切注视着”阿姆河和锡尔河，反对来自咸海或伊犁地区所有的乌古思人或喀喇契丹人。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故事再现于亚洲历史的每一页。正像罗马文明在奋力抵抗撒克逊和诺曼日耳曼主义时，在被它同化的法兰克人中发现了后备力量一样，中国文明在5世纪的这些拓跋人中发现了它最好的支持者；而阿拉伯－伊朗的伊斯兰国家也知道上文提到的勇敢的桑伽是最忠实的拥护者。这些中国化和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作出了更好的榜样，他们完成了古代王中之王或者是天子们的事业。库思老或哈里发未能取得的胜利，即获得巴昔留斯王位和正式地进入呈索菲亚，被他们的意外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在穆斯林世界的欢呼声中完成了。同样，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穆耳?完泽笃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亚细亚、高丽、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因此突厥－蒙古人在为他们效力中只是挥舞他的剑就征服了这些古文明地区。担负起统治之后，他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人一样统治着这些具有古文明的各族人，与他们的传统和他们长期的抱负保持一致。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这些统治者在他们的中国政府里，执行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纲领；在伊朗－波斯世界，实现了萨珊朝和阿拔斯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色圆屋顶的进军。现在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沿着这条路经西伯利亚――在安加拉河上游、离伊尔库次克不远的马利塔地区曾经发现了一尊属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雕像――进入中国北方，泰亚尔?夏尔丹注意到，在华北甘肃宁夏附近的水洞沟黄土坡和陕北榆林地区西南的萨拉乌苏河都有奥瑞纳式文化遗址。同样，马格德林文化似乎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在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以及在河北省都有它的代表物。河北省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山顶洞内发现了人骨架和人体装饰品，还发现了骨针、钻有小孔的动物犬状形牙齿、骨制的垂饰物、带孔的贝壳、珠母碎片和赤矿石的堆积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或更确切地说，是将近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草原之路还成为一种梳形陶器向亚洲传播的途径。这是一种饰有平行直线纹的陶器，它于公元前第3千纪上半叶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发展起来，并由此传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逐渐对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产生了影响。在随后而来的一个时期，即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一种饰有螺旋纹的优质陶器――其风格最初形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利耶，在布科维纳的斯奇彭尼兹、比萨拉比亚的彼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库库特尼――可能同样是经过西伯利亚、从乌克兰传入中国，大约公元前1700年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又在甘肃的半山地区发扬光大。最后，按塔尔格伦推算，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并与同时期多瑙河地区的伟大的青铜文化（奥涅提兹文化）有联系；而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是在300年之后（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开始的。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斧和长矛头在中国被仿造出来，以致使马克思?劳尔推测，中国大约在此时期（大约公元前1400年）模仿了西伯利亚的青铜技术。草原古代史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发展了一种日益风格化的动物艺术，这种艺术显然是独创的，是为装饰镶嵌在马具和装备上的铜片、银片和金片而设计的，是游牧民的一种奢侈品。在库班的迈科普墓地中出土的金银合金花瓶和一些明显反映亚述－巴比伦风格影响的纯金银制成的动物形象（公牛、狮子等）是这种艺术的代表。据塔尔格伦推算，这些艺术品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600年至1500年，与米诺安中期文化同时。这种最初的亚述－巴比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有史时期（公元前第6世纪），这一点在著名的克勒姆斯青铜斧上可以看到。塔尔格伦倾向于认为，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起，一支印欧种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开始居住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辛梅里安人被认为是属于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Thraco－Phrvgian），他们或者是“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者，更少假设性，他们原来“就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位著名的芬兰考古学家把最近在第聂伯河流域和库班发掘出来的这一时期的大量古物，至少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归属于这些辛梅里安人。在古物中，最重要的有博罗季诺珍品（公元前1300？－1100年左右），包括青铜镰刀在内的斯特科夫珍品（公元前1400？一1100年），尼科拉耶夫的青铜铸器（公元前1100年？）和阿布拉莫威卡的青铜镰刀（公元前1200年？），它们都是在多瑙河下游与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地区发现的。此外，在库班还发现了金片和一尊纯银制的斯特拉米沙斯托夫卡雅公牛像（公元前1300年？）。最后，在捷列克河畔，有皮亚蒂戈尔斯克棺椁（公元前1200年？）和科本初期的棺椁（属纯青铜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200年？－1000年）。南俄地区的所有这种辛梅里安艺术都与甘扎－卡拉巴克赫地区的外高加索文化有联系。在甘扎－卡拉巴克赫已经发现饰有几何纹动物图案的优质青铜纽扣（外高加索文化开始于公元前年间，最迟在公元前第8世纪结束）。辛梅里安艺术还与塔里锡文化有联系，塔里锡青铜艺术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达到繁荣。波克罗夫斯克（今恩格尔斯）木棺的年代可以推至公元前年，它反映出前辛梅里安文明，或者说辛梅里安的青铜文明，是从伏尔加河传播到乌拉尔山区和突厥斯坦的。在下诺夫哥罗德（今高尔基）附近的色玛，一批珍品使我们看到了处于低级阶段的铜器和青铜器文化，尤其是一些带孔的战斧（公元前年）。在哈萨克地区，一种类似的文化，即安德罗诺沃文化，传到了米努辛斯克，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时由卡拉苏克文化延续下来。这是最早的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其中有带孔的斧子（它可能对商朝中国安阳地区的青铜斧有影响），扁平的匕首，色玛式的矛头和带有纯几何纹的装饰。高加索的动物艺术似乎没有传入这一地区。再往北，在叶尼塞河河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于相当晚时才发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艺术，其中产生了一些著名的麋形和马形的石刻。从公元前年间，辛梅里安文化继续在黑海北岸发展。这似乎是诺沃格里格鲁夫斯克文物（带孔的青铜手斧）和布格河畔的尼古拉耶夫的青铜铸器时代（约公元前1100年？）。在捷列克草原上，科本的纯青铜时代与格鲁吉亚的、名为勒尔瓦尔的文化显示出有趣的相似，勒尔瓦尔文化是草原上较先进的文化（由于该地发现了铁），它产生了饰有人和动物形象的奇特的青铜带，这些形象在风格上是呈几何图形的，表现了打猎和耕种场面（约公元前年间）。此外，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之间的波克罗夫斯克（今恩格尔斯）可以看到一种地区性青铜文化，它继续在这一地区发展，这可以从赫瓦伦斯克墓群得到证实；据塔尔格伦估计，这些墓的年代是在公元前年间。塔尔格伦还断定，这一文化是属于斯基泰人，即当时第一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北伊朗人的，他们继辛梅里安人之后将统治黑海北岸草原。辛梅里安文化的最后阶段处于公元前900至750年间。这是加利西亚地区的米海洛夫卡文物时期，其中有著名的金王冠，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辛梅里安文化与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公元前800－700年？）有相似之处。在基辅南部，带有高加索影响的波德戈尔扎文物也属这一时期；敖德萨东部科布勒沃的带孔的青铜斧也属这一时期；一般而言，当时在南俄罗斯大量存在的、矛端上有两个槽口的矛头都属于这一时期（约公元前900－700年）。辛梅里安的青铜文化还流传到罗马尼亚，在摩尔达维亚采取了波德-希拉斯特安和穆列什文化的形式；在瓦拉几亚采取瓦尔托普文化的形式。然后，辛梅里安青铜文化继续传入匈牙利。有理由认为（正如塔尔格伦的观点），当东南部的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时（哈尔希塔特1期文化大约处于公元前900至700年间），辛梅里安人和色雷斯人仍逗留在青铜时代。在别处，处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属于斯基泰人先驱的哈瓦伦斯克文化群同样也发展缓慢了，该文化群大约在公元前900年时曾产生过索斯诺瓦雅?马扎青铜铸器。在这段时期内，在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发展起来，根据塔尔格伦的观点，这一时期是处在公元前年之间，以带有两个眼的有孔青铜斧为代表，其装饰仍以几何图形为主，尽管也有少数珍贵的动物形象，它们无疑是装饰在刀、剑的把柄上。应该记住，俄罗斯草原上的辛梅里安人的青铜时代在它的最后阶段是处于与两种铁器文化（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和高加索文化）的交流之中。在辛梅里安文化的较晚地层上发现了来自哈尔希塔特的铁刀，正象在斯基泰人早期地层所发现的一样。根据希腊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并得到亚述王国编年史的补充，在公元前750至700年间，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从辛梅里安人手中夺走了南俄罗斯草原。希腊人称之为“斯基泰”（Scyths，Skythai）的民族，亚述人称之为“阿息库兹人”（Ashkuz），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之为“萨迪”（Saka）。从名称上推断，斯基泰人属于伊朗种人。他们是在今俄属突厥斯坦草原上“最早的伊朗国家”内保持着游牧生活的北伊朗人，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亚述和巴比伦的物质文明的影响：这种文明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定居兄弟、在南方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人和波斯人。斯基泰人与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萨尔马特人一样，对历史上的马兹达克教和对其后不久逐渐转变了米底-波斯人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改革还一无所知。这些斯基泰人的生动形象保留在库尔奥巴和沃罗涅什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他们留着胡须，戴着如同在帕赛波里斯浅浮雕上他们的萨迦兄弟一样的帽子，即防御草原寒风的护耳尖顶帽，穿着萨迦人以及他们的堂兄弟米底人和波斯人都很普遍的宽松服装――束腰上衣和大裤子。草原上的骏马再现于切尔托姆雷克古坟出土的两耳细颈银酒罐上，马是斯基泰人须臾不可分离的伴侣，斯基泰人爱用的武器是弓。这些马上弓箭手们“无城廓”，只有人们称之为“旅行城市”，即伴随他们作季节性迁徙的篷车，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一千九百年以后，在13世纪，即迦儿宾和卢布鲁克村的威廉的时代，穿越同一片俄罗斯草原的成吉思汗蒙古人跟随着的就是与之类似的大篷车。在这些篷车里他们安顿妻子和堆积财产：金制装饰品、马具和装备上的饰片，无疑地还有地毯――因装饰这些用具的需要，产生了斯基泰艺术，并决定了它的形式和总的发展方向。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至3世纪期间也如以往一样仍是俄罗斯草原上的主人。今天的语言学家们认为，斯基泰人应该归属于伊朗种人――印欧家族，属印-伊种或雅利安种。然而，正像刚才提到的那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突厥－蒙古种的匈奴各部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大约在同一时期，这些匈奴部落活跃在草原的另一端，即中国边境上。草原上游牧生活的条件，无论是在黑海和里海以北还是在蒙古，确实是非常相似的，尽管蒙古草原上的条件更加艰苦。因此，毫不奇怪，每当我们读到希腊史家们笔下描述的斯基泰人和看到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的斯基泰人时（除去体态和语言），就文化和一般生活方式而言，我们总想起中国编年史家和画家们描绘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我们发现这两个种族中有许多习俗是共同的，这或者是由于他们类似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得出了解决问题的一致的答案（例如，斯基泰人和匈奴马上弓箭手们都是穿裤子和靴子，而地中海各族或早期中国人是穿长袍。还有他们都使用马蹬），或者是由于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的实际接触，使处于同一文化阶段上的斯基泰人和匈奴人产生了相同的习惯（殉葬即是一例，在斯基泰人和突厥－蒙古族人中，殉葬风俗流传到很晚时期；而在西亚和中国，这种风俗很早就不存在了，甚至自乌尔墓和安阳墓以后就不再看到）。于是，在公元前750－700年间，斯基泰人（确切地说，是斯基泰－塞人中的一部份，因为塞种人中的大多数仍留在天山附近，在费尔干纳－带和喀什噶尔）从图尔盖河和乌拉尔河进入南俄罗斯，在那里他们赶走了辛梅里安人。一些辛梅里安人似乎不得不逃到匈牙利避难，匈牙利可能已经由与色雷斯人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民族居住着；人们认为正是这些难民留下了舍拉吉附近的米赫埃尼文物，赫维什附近的富库鲁文物和加利西亚的米海洛夫卡文物。其余的辛梅里安人经色雷斯（据斯特拉波记），或者是经科尔奇斯（据希罗多德记）逃入小亚细亚。在小亚细亚，他们先游荡在弗里吉亚（约公元前720年），后又到卡帕多细亚和西里西亚（约公元前650年），最后到达彭蒂斯（约公元前630年）。一些斯基泰人跟踪其后（720－700年），但是，据希罗多德记述，他们走错了路，他们从打耳班关隘穿过高加索，与亚述帝国发生遭遇。斯基泰王伊斯卡帕进攻亚述帝国，但是，没有成功（约公元前678年）。另一个斯基泰小王巴塔图亚要精明些，他与亚述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们有共同的敌人：辛梅里安人，他们正在西里西亚和卡帕多细亚地区威胁着亚述国边境。一支斯基泰军配合亚述的行动方针，进入彭蒂斯，打垮了最后一批辛梅里安人（约公元前638年）。大约10年以后，亚述受到米底人的侵扰，巴塔图亚的儿子，希罗多德名为马代斯者，应亚述的要求亲自入侵和征服了米底（约公元前628年）。然而，米底人不久起来反抗，其王奇阿克撒列杀斯基泰人的首领们，斯基泰余部穿过高加索返回南俄罗斯。这些只是斯基泰入侵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却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斯基泰的入侵威胁西亚近70年，在这70年中，这批印欧种的野蛮人成了令东半球害怕的人。他们的骑兵奔驰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寻找掠夺物。这次民族大动荡，甚至在以色列的先知中也可以觉察到它的反响，它标志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进入南方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时期中的第一次入侵：这种入侵运动在以后大约20个世纪中将反复出现。当波斯人取代亚述人、巴比伦人和米底人成为西亚的主人时，他们致力于使定居的伊朗保持安全，免受来自外伊朗的新的入侵。据希罗多德记载，居鲁士领导的最后一次战争正是对付马萨革泰人（Massagatae），即希瓦以东的斯基泰人（约公元前529年）。大流士发动的第一次远征是反对欧洲的斯基泰人（约公元前514一512年）。他取道色雷斯和今天的比萨拉比亚进入草原，在那里斯基泰人又采用了他们游牧民的惯用计谋，不是与大流士交战而是在他到来之前撤退，诱他深入到更远的荒野。大流士明智地及时撤退了。希罗多德认为这次“远征俄罗斯”是专制君主的愚蠢；然而，这位阿赫门尼德王朝的君主实际上是打算以此实现一种很自然的政策，即外伊朗的波斯化，或者说是建立起泛伊朗联盟。这一事业没有成功，斯基泰人避开了波斯的影响，在南俄草原上又平静地生活了300年。大流士远征的结果至少是使西亚得以长期免受游牧部落的骚扰。斯基泰艺术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与塔尔格伦的看法一致）斯基泰人占据俄罗斯的进展情况。最初，从大约公元前700年至550年，斯基泰的文化中心仍在东南方，在库班地区和塔曼半岛。这时斯基泰人肯定已经在第聂伯河下游和布格河下游之间的乌克兰南部处于统治地位，这从在马尔托罗查和麦勒古罗夫两地所发现的古物可以得到证实，尽管古物明显地是以零星分散的方式存在。据塔尔格伦，直到大约公元前550至450年间，斯基泰文化才大量地在现今的乌克兰地区涌现出来，并于大约350至250年间达到了顶峰，这从第聂伯河下游的切尔托姆雷克、亚历山大里亚、索罗克哈、德勒夫等地的王室大坟墓中可以看到。斯基泰人在西方的扩张所达到的最北面是沿森林草原的北缘一带，即稍微偏向基辅南部，在沃罗涅什地区。斯基泰人在东北方的扩张是溯伏尔加河而上，直达萨拉托夫，在此已有重要发现。塔尔格伦把该地的斯基泰人，或者说具有斯基泰特征的人（无论哪一种伊朗人）都认定是萨尔马特人。南俄罗斯的斯基泰人很可能只是一支对辛梅里安人（即一支色雷斯－弗里吉亚种人）下层实行过统治的贵族而已。贝文尼斯特指出，在希罗多德书中（IV，5－10）被说成是有关斯基泰人起源的资料表明斯基泰一名是纯伊朗人的名字，而同样是关于这些斯基泰人的另一些资料却认定他们起源于希腊，他们的名字仍是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的名字。残存下来的语言由考古遗物得到证实。塔尔格伦说：“甚至当斯基泰主义和希腊主义正在确立时，辛梅里安青铜时代的哈尔希塔特文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仍继续在乌克兰存在。”最后，在斯基泰地带的北部是与大约是辛梅里安下层住在一起的非斯基泰野蛮人，希罗多德称他们为安德罗法吉人、米兰克尼勒斯人、伊赛多涅斯人，他们可能属芬兰－乌戈尔种。塔尔格伦认为，安德罗法吉人应该住在切尔尼戈夫以北，米兰克尼勒斯人在沃罗涅什以北。已经知道这两种民族都加入了斯基泰人反抗大流士的入侵。至于伊赛多涅斯人，贝文尼斯特在乌拉尔地区、叶卡特林贝格附近搜寻他们的遗迹。塔尔格林把所谓的摩尔达维亚文化归于斯基泰人的邻居、即属芬兰－乌戈尔种的安德罗法吉人和米兰克尼勒斯人。摩尔达维亚文化遗迹已经在德斯纳河和奥卡河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其特征是只有相当低级的几何纹图案，毫无斯基泰人的动物形象的风格。公元前第7世纪斯基泰人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的大举入侵所产生的后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斯基泰人是亚述的同盟者，这种亲密关系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他们与亚述社会的这种最初的接触，对草原艺术的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首先，很可能正是在公元第7世纪穿越西亚的漫游期间，他们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斯基泰艺术的初期并非没有受到克尔特－多瑙河流域的哈尔希塔特铁器技术的影响（哈尔希塔特文化处于公元前年至公元前500至400年，斯基泰文化处于公元前700至200年）。但是，在公元前第7世纪的民族动荡中，首先是高加索和米底国家（此处指卢里斯坦）与斯基泰人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弗朗兹?汉卡同意他在维也纳的同事F．W.库利格的意见，认为与古代米底西南部的卢里斯坦的一些青铜器一样，高加索的科本青铜器中的大部分确实是属于公元前第7世纪的。按汉卡的观点，科本的青铜器，以及甚至卢里斯坦的那些青铜器部分地是属于辛梅里安人。明显的是两种青铜文化与这一时期的斯基泰艺术的早期阶段之间有联系，斯基泰和辛梅里安入侵者的铁骑此时正席卷着同一地区。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对斯基泰艺术的早期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着不可辩驳的证据；即库班的克勒姆斯铁和金铸成的斧子（约公元前6世纪）。这把斧子上展示了古代亚述－巴比伦（即卢里斯坦）的题材：两只长着大弯角的野山羊与一些美丽的鹿一起站在生命之树旁边。动物的描绘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艺术形式明显地受到亚述动物艺术的影响。然而，它所采用的装饰手法是典型的斯基泰式的。从这一起点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兴起，斯基泰动物艺术可以被认为是将亚述（或希腊）的自然主义转向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在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墓中的金鹿上，这种艺术似乎有了它的固定形式，金鹿的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几乎可以肯定在公元前第6世纪库班也出现了这种艺术。草原美学以这种方式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存在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并具有明显的向东发展的倾向，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发展一直抵达蒙古和中国。从一开始便可以注意到有两种趋势：一种是自然主义的倾向，无疑地，它一方面从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的泉源中，另一方面从希腊的泉源中周期性地得到补充；而另一种是装饰艺术的倾向，如上所述，它转移和改变了前一种倾向，朝着以纯装饰为目的的方向发展。结果，草原牧民们和猎手们从未忽略过的动物风格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成了程式化装饰艺术的遁词和借口。这种艺术倾向可以从游牧的生活方式得到解释，无论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的，还是东方的匈奴人的。他们既无固定住地，又无地产，对于只需要现实主义的雕塑、浅浮雕和绘画都不甚了解。他们的奢侈只限于服装的华丽和个人的修饰，以及各种装备和马具等物品的装饰方面。这类装饰品――各种带子的挂钩和金属片，马具上的装饰片，剑带扣，篷车的壁板，各种用具上的把柄，更不用说地毯，像在诺恩乌拉发现的一样――似乎都是为了程式化的处理，甚至是纹章学的处理。如上所述，无论是像斯基泰人似的伊朗族，还是像匈奴人似的突厥－蒙古族的北方游牧民，都是在马背上过着草原生活，从事追猎鹿群和野驴，观看狼群在广阔的草原上捕捉羚羊。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其生活方式和财产特点使他们保留下来的只是纹章式的题材和对争斗动物程式化的描绘是很自然的。最后，正如安德森指出的那样，这些动物画像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效果。就像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和骨雕一样。除了金匠们制作的希腊－斯基泰式艺术品外――这些艺术品仅在主题上是斯基泰人的，是由那些或者为克里米亚的希腊殖民者工作，或者直接为草原诸王工作的希腊艺术家们制作的――在几乎所有的斯基泰艺术中，动物形象按装饰效果，以规则的几何图形风格制作出来。据舍夫德，其例证有：属于公元前5世纪在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发现的文物；属于同一时期，在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发现的文物；属于公元前450－350年间，在克里米亚的库尔奥巴所发现的文物；属于萨尔马特人时期（公元1世纪）、源于西西伯利亚的、彼得大帝收藏的珍品；在外贝加尔省的上乌金斯克出土的、属于大约公元初年匈奴艺术的文物。在以上文物中都发现了呈弯曲状和螺旋形展开的鹿角、马鬃，甚至野猫的爪子，它们有时使动物的身高增加了一倍。马的上唇像蜗牛的外壳一样卷曲。在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萨尔马特艺术中，正像受到同样灵感激发而产生的、由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精心制作的艺术一样，动物形式的仿效有时是非常彻底的――它们复杂地相互缠绕、交错在一起，其分枝难以想象地丰富――尽管在处理鹿和马，或熊和虎的头部时仍然保留着现实主义，可是，要把这些动物从装饰图中区分出来是困难的。动物的角和尾形成叶状，或形成鸟的形状。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消失在由它自己产生的装饰艺术之中。于是草原艺术与邻近的定居民族的艺术形成了直接的对照――斯基泰艺术与阿赫门尼德朝人的艺术相对，匈奴艺术与中国人的艺术相对――正是在描绘狩猎和动物搏斗的场面这方面，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与草原艺术中的扭曲、旋卷和模糊的画法最不相同的，一方面是亚述或阿赫门尼德的，另一方面是汉朝的动物古典风格，即快速敏捷和刻划简朴。像汉朝时期的中国一样，亚述和阿赫门尼德王朝的作品描绘了在简单、虚构的背景中潜行觅食的动物在互相追逐或挑战的场面。草原艺术家们，无论是斯基泰人或是匈奴人，都表现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常常像盘根错节的蔓藤一样缠绕在一起。他们的艺术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或表现断肢少翅的鸟，或表现被豹子、黑熊、灰色大鸟（格立芬）捕捉住的鹿和马，牺牲者的躯体常常是完全卷成圆形。图中没有疾速，没有逃避，而是胜利者有耐心、有条理地撕扯那些被猎物的脖子。如上所述，牺牲者表现了至死拖住凶手的情景。如果不是为了华丽的风格，尽管表现得“慢条斯理”，仍具有可以达到悲剧高度的内在动力。通过这种风格，动物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并且是精心制作出来的，这通常便从屠杀中抹去了所有的现实主义。草原艺术中的各种要素和倾向参差不齐地分布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和黄河的巨大地带内。斯基泰人的草原艺术在向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传播时影响了喀山附近的安纳尼诺文化（大约公元前600－200年），安纳尼诺文化无疑属芬兰－乌戈尔人种的文化。在喀山附近发现了具有丰富文物的葬地，除有通常所见的尖头青铜斧和青铜匕首外，还有动物像，在这些动物像中，动物的身体都呈卷曲状，尽管这些艺术品在制作上有某些不足和简单化之处，但它们都与斯基泰艺术有联系。然而，据塔尔格伦的观察报告，在安纳尼诺只是部分地采用了斯基泰的动物艺术风格，装饰仍然以几何图案为本。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在青铜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公元前6－3世纪），阿尔泰地区的这个重要的金属加工中心仍在生产一种饰有纯几何纹的有孔手斧（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尖角式装饰品）。然而，从此时期起，该地出现了一种质朴的、风格简单的青铜动物像，与其他地区复杂而精巧的青铜器形成对比。因此，该地正是波罗夫卡想要寻找的草原艺术在地形及年代学上的发源地。问题的重要性是明显的。阿尔泰山区的古代工匠们锤打出来的第一批动物像正是在草原艺术的地理中心，即位于黑海和直隶湾之间中点的米努辛斯克吗？这些仍处于初级的和缺乏艺术感染力的动物像是否是由于得到了西南方斯基泰人捐助的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艺术和东南方匈奴人给予的中国艺术而变得丰富多采呢？或者像罗斯托兹夫认为的那样，米努辛斯克的动物形象的贫乏可以解释为，由于斯基泰艺术在向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传播时衰落了，就像它要向帕姆森林地带传播时，在安纳尼诺发生的情况那样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米努辛斯克和安纳尼诺不过是俄罗斯草原艺术的微弱反响罢了。还应该指出，在南俄罗斯草原上最初（即从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只发现了一些朴素无华的动物风格的例子，如在七兄弟墓和库班的克勒姆斯、乌尔斯基和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基辅附近的奇吉林和克里米亚的刻赤和库尔奥巴（它们都是早至公元前5－4世纪的作品）等地发现的青铜器上。在公元前5和4世纪时，这种风格明显地变得更加复杂了，正像在亚速海岸边的美利托波尔附近的素罗克哈的动物图案那样。在一件由希腊金匠按斯基泰题材制作的精美艺术品旁边，有一些扭曲的动物像，它们具有独特的分枝，制作精细。在亚速海附近的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情况也是如此。该地区内，青铜器上刻的花纹和枝纹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图纹本身而制作。在乌拉尔山附近奥伦堡地区的普罗霍罗夫卡发现了属于公元前第4世纪的一种地区文化，其重要的收集物是矛。由于这种矛是萨尔马特人独特的武器，据罗斯托兹夫，普罗霍罗夫卡墓群标志着萨尔马特人首次出现在欧洲的俄罗斯。然而，萨尔马特人（他们与斯基泰人同源，都属于在北方游牧的伊朗种人，他们当时已经立足于咸海北岸）可能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草原，把斯基泰人赶回克里米亚。波里比阿（XXV，I）于公元前179年第一次提到他们，认为是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这两个民族在种族上是有联系的，他们都是游牧民。然而，新来者明显地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上文已经提到过，斯基泰人是马上弓箭手，他们戴萨迦帽，穿宽松的外套：他们是懂一点希腊文化的野蛮人，他们发展了一种动物艺术，这种艺术通过其风格仍然保留了对更有可塑性的自然主义形式的记忆。萨尔马特人实质上是持长矛者，他们头戴圆锥形帽，身披铠甲。他们的艺术基本上仍是动物风格，对程式化和几何图形装饰表现了比斯基泰艺术更加独特的爱好，他们喜欢采用在金属品中镶嵌彩色瓷的表面装饰。简言之，他们的艺术显示了一种极明显的“东方”反应，即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的基础上的、以程式化的花纹装饰。这是在欧洲第一次出现的中世纪前的艺术，萨尔马特人后来把这种艺术传给哥特人，再后又由哥特人传给民族大迁徙中的日耳曼各部落。斯基泰艺术向萨尔马特艺术的过渡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初，这一点可以从埃卡特林罗斯拉夫附近的亚历山大堡的大量发掘物推断出来。在公元前3至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已经在南俄罗斯确立，这一点已经从库班的布诺瓦、莫吉拉、阿赫坦尼诺夫卡、阿纳帕、斯塔夫罗波尔、卡西斯科耶和库尔德泽普斯等地出土的宝石首饰上反映出来。也可以从亚速海附近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的、属于萨尔马特时期的地层上反映出来，也反映在著名的迈科普镶釉的银质带上，带上刻有“格立芬”正在撕啮着一匹马的图案。据说迈科普银带是公元前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的代表作。在以后一个时期的萨尔马特饰片上，同样的风格仍然存在，在顿河河口附近的塔甘罗格和费杜罗沃，以及库班河口附近的锡韦尔斯卡亚都发现了同样风格的艺术品（属公元前2－1世纪），属公元后1世纪的文物发现于亚速海附近的新切尔卡斯克，库班的乌斯季拉宾斯卡亚、祖波夫农场和阿尔马维尔。这一批文物，特别是迈科普银带上的饰片，与西西伯利亚的金、银饰片，即与今天收藏的彼得大帝的部分珍品有联系，它们是以格立芬与马群之间、虎与马之间、格立芬与牦牛之间、鹰与虎之间，以及诸如此类的搏斗场面来装饰的，是以非常程式化的枝状方式来处理的。波罗夫卡把所有这些西伯利亚饰片确定在显然是太早的时期（公元前3至2世纪）；麦哈特确定在公元前1世纪；罗斯托兹夫较为可靠地认为属于公元后1世纪。有一种看法更倾向于把西西伯利亚的金、银饰片归属于同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的各族，因为据近年来苏联的发现，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俄格拉克提村――也就是说，还要向东些，在西伯利亚的中部――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头盖骨，它似乎不像是突厥－蒙古种人。另一方面，他们很有可能是属于居住在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和塞种人有往来的地区的印欧种各族。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金属加工中心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起是一种新的活动的所在地。据塔尔格伦认为，正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长方形的石槽坟墓，恰好与称为“青铜第三期”、即奉哈特的“全青铜时代”（约公元前500－300，或200年）的时期一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图纹，尤其是那些斜卧着、直立着、回首翘望的各种鹿和卷曲着身体的动物的图纹，塔尔格伦认为，它们起源于南俄罗斯。也正是在公元前500－300年间，第一批西伯利亚青铜匕首和小刀生产出来，还生产了一种“杯状大锅”，它后来从米努辛斯克向匈奴时期的鄂尔多斯和大入侵时期的匈牙利两个方向传播。米努辛斯克和塔格尔斯科耶生产的小刀，刀身薄而形状稍弯曲，刀柄柄端上有一精致的鹿头，这种小刀在整个蒙古地区，乃至在匈奴时代的鄂尔多斯都普遍地见得到。大约在公元前330至200年期间，在米努辛斯克，铁器时代获胜，生产了一种部分是铁、部分是青铜制作的尖形斧，还有一群公共的大墓地。除此而外，在米努辛斯克还发掘出一些青铜装饰片，据麦哈特，它们无疑是公元前2至1世纪的产物。青铜饰片上表现着头对头挑战的公牛，或者是处于战斗中的马；饰片上动物的耳、蹄、尾、肌肉，以及它们身上的毛都画得象“空心三叶草”式的。这一画法显然与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萨尔马特艺术有关系，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种画法经米努辛斯克传给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人，影响了他们的艺术。米努辛斯克位于萨彦岭北坡。再往西南，在大阿尔泰山北面、鄂毕河和卡通河两河源附近的帕兹雷克，格里亚兹诺夫使团于1929年发现了公元前100年，或者稍早一些的埋葬地，葬地中有“戴着像驯鹿一样面具”的马的尸体（顺便说一下，这似乎可以证明该地居民已经用马取代了驯鹿）。在这些马面具上，以及在一些用皮、木、金制的马具上都有以程式化的动物图案的装饰：飞奔着的野山羊和牡鹿，正在撕啮着一只野山羊的带翼的“格立芬”、猛扑向鹿和野山羊的黑豹，朝地上的鹿子俯冲的鹰，互相对斗的鸡。所有这些题材仍与斯基泰的、甚至是与希腊－斯基泰的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它后来的复杂的装饰。这种工整、严谨的风格产生了极好的装饰效果。在帕兹雷克，还发现了明显是源于希腊－罗马人的、有胡须的怪状面具，这些面具无疑是受到在辛梅里安人时期博斯普鲁斯境内的希腊王国的影响。大约处于同一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的类似的希腊－罗马面具，在米努辛斯克文化群中也有发现：在特里波利耶、巴捷尼、别亚、卡里和兹纳缅卡等地。除帕兹雷克外，阿尔泰文化群还包括：希柏、克拉科尔和奥罗丁的棺椁，它们大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并与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希柏文化群的文物展示了同样的动物艺术，采用离现实主义还不太远的、拘谨的风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6－48年间的一件在希柏发现的中国漆器有利于确定该文化中心的年代。公元1世纪，阿尔泰文化是以卡坦塔棺椁为代表，棺椁中有熊和鹿搏斗的木雕，鹿的角长成了鸟头。还有一些饰有程式化动物图案的青铜片和织物碎片，图中格立芬与鹿的搏斗使人想起了在蒙古诺恩乌拉发现的同时期的匈奴图案。正像在诺恩乌拉出土了一块可以肯定是源于辛梅里安人时期的博斯普鲁斯国的希腊织布一样，米努辛斯克附近的特斯棺椁中的遗物提供了直到大入侵时期来自同一地区的希腊－罗马影响的证据，在受黑海地区影响的耳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中，处于过渡文化中的动物图案继续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盛行。特普鲁科夫称之为塔锡蒂克文化，特别是位于土巴河和叶尼塞河合流处下游、米努辛斯克以北37英里的俄格拉克提村的发现就归属于这一文化。其年代是由一块东汉时期的中国丝绸而确定，其中还有一些精致的动物岩画。其后不久，在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发现的那些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关系的文化中心似乎绝迹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生了变化。米努辛斯克地区在公元7世纪初期还在生产青铜装饰品，其年代可以由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来确定。但是，在两种文化的间歇期内，该地区显然是遭到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国历史学家们在公元5世纪时曾经提到过的突厥各部的征服。据特普鲁科夫认为，在公元3世纪以后，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接替了与萨尔马特人有联系的印欧贵族。但是，米努辛斯克、帕兹雷克和卡坦塔这些文化中心在消失之前，在向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各族传播程式化动物艺术（即草原艺术）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国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蛮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才在中国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中国人称为严狁。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草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中国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已经归降于赵国的中国人。赵武灵王（大约公元前325－298年在位）甚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区），实际上还夺取了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约公元前300年）。正是为了有效地防范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的中国人都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带来了中国服装上的彻底变化；弓箭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民那里学来的骑兵裤子所取代。从游牧民哪里，中国武士们还模仿了羽毛装饰的帽子、“三尾服”和后来对名为“战国时期”的艺术起到很大作用的“带扣”。也正是为了防御匈奴，赵国及其邻近诸国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据中国史家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国人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类似的现象在匈奴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描绘的匈奴肖像上的特征，我们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尔概括道：“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由于寒冷，袖子在手腕处收紧。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头戴皮帽。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上述服装的一些细部，特别是裹齐踝部的裤子，对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有许多习惯也是相同的：如葬礼上的牺牲。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在酋长（或首领）的墓上，割开其妻子及随从们的喉咙，至于匈奴人，其人数达到上百或者上千。希罗多德（IV．65）记载，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沿眉毛平处锯开，在外面用皮套蒙上，里面嵌上金片，作为饮器使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中有同样的习惯。这一习惯特别是从老上单于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饮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确实，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把头看作战利品的。希罗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的敌人的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以示夸耀。在匈奴的后裔，即公元第6世纪的突厥人中，一个战士坟墩上的石头，其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这种嗜血性的风俗也同样盛行于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斯基泰人用敌人的血洒在插在一个小土堆上的神圣的短弯刀上，以及喝一杯被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匈奴人在订盟约时，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在悼念死者时，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用小刀把脸划破，“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也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他们吃的只是畜肉（这一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谢裘，住毡帐。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混不清的萨满教。他们的单于或者最高君主，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人（这个季节马最壮）课校人畜。所有的中国著作家都把这些野蛮人描述成顽固的掠夺者，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在从最初的匈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所有草原居民中，这些方法都很少变化。对于所有那些由马上弓箭手组成的部落，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或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这种“退出俄罗斯”可能终止灾难的来临之前就撤退了。有多少中国将领后来因为缺乏这种谨慎，他们受到匈奴人佯装逃逸的蒙蔽而进入沙漠荒凉之地，在那儿遭到了屠杀呢？至于匈奴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的语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鸟库吉倾向于把他们归入蒙古种人。相反，伯希和从汉文译本所提供的反复核对的几次巧合中，认为全面来看，这些匈奴人应该属于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匈奴人有富于特征性的艺术，主要是以一些青铜制成的、上面饰有程式化动物纹的带状的或者是其它形态的饰片，马具或装备上的座架、钩和饰钉，或者是以末端刻有牝鹿形状的棍棒为代表。这种艺术常常被称为“鄂尔多斯艺术”。其名来自蒙古种的鄂尔多斯部落，自16世纪以后，该部一直占有从黄河河套到陕北之间的地区，该地区的发现物特别丰富。它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的一个分枝。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在南俄罗斯带有亚述－伊朗和希腊影响的色彩。在米努辛斯克，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是相当简单的，无论是把它看成这种艺术的最初形式，还是衰亡形式。在鄂尔多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与中国美学发生接触，它与中国艺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鄂尔多斯艺术特别令人想起米努辛斯克艺术，尽管它是更加富于想象力的，在它的饰片上装饰着马的搏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搏斗的图案，也有些矛或箭的柄端，在一个圆节疤处用牡鹿和红鹿形象装饰。据考古学的研究，蒙古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艺术似乎与斯基泰艺术一样的悠久。1933年，瑞典考古学家T．J．阿恩认为，滦平和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3世纪初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4世纪后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对名为“战国时期艺术”的中国风格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战国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第5世纪开始繁荣的。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的第一批青铜器始于这一时期。最近，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艺术风格更往前推到公元前650年，由此证明鄂尔多斯艺术形式的草原艺术当时也已经存在了，后来，它给被称为“中周时期”的中国装饰艺术风格带来了变化。考古学家们一致同意：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引起古代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向“战国式”变化的因素之一，这一因素是同社会内部演变的规律相合的，并且明显地如这些规律那样是在同一方面起作用的。匈奴古物的主要遗址分布在从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的边境地区内。现列举如下：（1）在北方，外贝加尔省的赤塔墓地，据麦哈特确定，属于公元前第3至第2世纪，同时在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发现了西伯利亚饰片和中国汉代钱币，是公元前118年以后发行的。（2）在外蒙古，库仑附近的诺恩乌拉，科兹洛夫使团在此发现了一位匈奴王子的坟墓，墓中有表现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和以同样风格（格立芬正与一只麋搏斗，以猫为图腾的氏族中的一个成员正在捕捉一头牦牛）装饰的、华丽的毛织品，每一主题都是以最好的萨尔马特－阿尔泰的风格进行处理的，还有一块希腊织布上描绘着一个上唇留着胡须的男人，其胡须长度是人体长度的四分之三，无疑是辛梅里安时期博斯普鲁斯的某位艺术家的作品。以上所有古物的年代根据其中公元2年制成的一件中国漆器得以确定。离该匈奴王子墓不远，即鄂尔浑河岸上的杜尔伯斤和伊勒克－埃里克发现的壁画可能属于同一个墓葬群，但它们的年代未能确定，尽管画中鹿的优美姿态似乎又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的影响。（3）在鄂尔多斯，即今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的残余地区，在许多遗址上都发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别是在热河附近的滦平，多伦西部和张家口北部的哈屯森和贺垅?欧沙，在张家口以南、通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陕北和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些古物的年代可以根据其中的一枚中国“刀币”确定，刀币上刻有“t’u”的字样，是战国时期于公元前480－250年间在中国通用的一种钱币。总的说来，尽管相当大比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即是说内蒙古的匈奴人的青铜器，是与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5－3世纪）同时代的，然而，在整个汉朝时期（从公元前第2世纪初到公元后第3世纪初），同一艺术继续在内、外蒙古繁荣，这一点已经由下列发现所证实：诺恩乌拉注明年代的部分古物；在鄂尔多斯存在着刻有多头兽图案的大量的青铜饰片，这些饰片可以较准确地断定是属于这一时期；最后是在收藏品中（即塞努斯奇博物馆的收藏，考弗尔德收藏品和卢收藏品），有汉朝艺术家们明显地仿照鄂尔多斯原物复制的、具有匈奴题材的中国青铜钩。在下一个时期，即在中国被称为“六朝”（公元4－5世纪）时期，在某些不断增加的大量动物题材装饰的青铜钩上，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并未减少，动物形体都是弯曲、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在同一时期内，同样的草原艺术可以在大入侵时的欧洲的扣子、饰片和马的座架上辨别出来。此外，阿恩提到了直到9世纪仍保留着原草原动物艺术风格特征的西西伯利亚青铜器。同样的艺术也许一直在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Ongut）中继续着，在聂思脱里安教所用的小青铜器，即十字架、鸽子、圣灵等物上仍保持着这种艺术，在鄂尔多斯及其毗邻地区的泥土中出土了大量这种青铜器。此外，纯鄂尔多斯式饰片在西夏国中期（公元11－12世纪）还在制造，除非引起沙尔莫尼注意的西夏文字是当时重新刻上去的，或者，除非这些饰片是不作通用的西夏的仿制品。匈奴作为一支令人畏惧的势力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公元前第3世纪末，正是此时中国在秦朝（前221－206年）的统治下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秦朝建立者秦始皇（221－210年在位）预见到这一危险，与将军蒙恬完成了修建长城的工作。从公元前215年起，长城一直起着保卫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侵犯的作用，约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赶出了今天称之为鄂尔多斯的地区，即黄河河套内的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匈奴人在头曼单于（死于约前210―209年）的率领下，以攻月氏而开始了他们的扩张，月氏人直到当时一直居住在甘肃西部。在东方，头曼之子、继承者冒顿（约209－174年在位）打败了满洲边境上的另一支蛮族――东胡。冒顿利用秦亡汉兴（前206－202年）之间爆发的削弱中国势力的内战，于公元前201年入侵中国山西省，围其首府太原。汉朝的建立者高帝奔赴太原，驱赶匈奴，然而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即今山西边境的大同地区。后经谈判，方得解围，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中国公主或者是宫女嫁给单于为妻，正如以后的中国诗人们所吟：可怜的“鹧鸪”嫁给了“蒙古的野鸟”。大约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顿第一次给甘肃西部的月氏人带来了灾难，他声称已经征服了月氏。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161年在位）后来结束了月氏的威胁，用月氏王的头盖骨做了饮器，把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月氏一名（至少是以这种形式）仅以它的汉文译音而流传下来。然而，许多东方学专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们从这次迁徙中了解了他们）以及与希腊历史学家们称呼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按此分类，吐火罗人与印度－塞人是一个民族在两个时期内采用的两种称呼，人们认为这个民族与斯基泰人有姻亲关系，或者说它属于印欧种人，这一确认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即：在今甘肃西部的中国境内――按中国史家们的记载，该地区在公元前第2世纪初期已经是月氏人的地盘――地理学家托勒密最迟在公元后2世纪提到了一支塔沟里人（Thagouri）、一座塔沟里峰和一个塔沟拉城镇。此外，斯特拉波提到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诸族中有吐火罗人（Tokharoi），正好是这时候，中国史家们表明月氏人到达了其迁徙终点大夏，也就是巴克特里亚的边境。两种发展进程如此一致，似乎形成了强有力的论据，支持那些把中国编年史上的月氏人看成是希腊史家笔下的“吐火罗”、梵文抄本中的“Tukhara”和以后罗马时期的“印度－塞人”的历史学家们。此外，迟至公元第5和第8世纪，塔里木北缘绿洲上的居民仍说印欧语，塔里木北缘如果不是月氏人早些时候的地盘的话（因为这些月氏人被证明是甘肃的土著居民），那么，当时其中部分地盘至少是属于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与月氏人或多或少有些亲属关系的部落。直到最近，语言学者们还称这些印欧语为吐火罗语，尽管今天他们满足于将这些语言标明为库车语、焉耆语等等。然而，在历史黎明的时期，印欧语部落向远东前进了很大一段路是有可能的。这一假设使人们易于接受，因为西西伯利亚、也许甚至是米努辛斯克地区，似乎在公元纪年以前，已经有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亲属关系的各族居住，以及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带的天山南北两麓在阿赫门尼德时期就有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居住。因此，今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就该是布满了印欧种人，喀什噶尔附近的那些印欧种人属东伊朗人，在酒泉的、库车的印欧种人属吐火罗人。月氏人相当于后一种人。然而，中国历史地理书所提供的早期资料都涉及到“印欧主义”在这些前哨地区所遭到的第一次倒退。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冒顿单于（约209－174年在位）率领下的匈奴人严重地挫败了月氏。继任的老上单于（约前174－161年在位）杀月氏王，并让人把他的头盖骨制成一个杯子。他迫使这些月氏人离开甘肃，穿过北部戈壁向西逃亡。其中小部分月氏人，中国人称之为小月氏，在南山南部地区的羌人或吐蕃人中间定居下来，正如两个半世纪以后成书的《前汉书》所记，他们使用羌或吐蕃人的语言。其余的月氏部落，中国人称为大月氏，企图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定居，但很快被乌孙（其音为Oo－Soon）人赶走。中国史家们描写这些乌孙人是蓝眼红须。查尔彭蒂尔把乌孙一名与“阿息”（Asioi）一名联系起来――阿息是萨尔马特人中被称为阿兰人这一支的另一个名字――他认为乌孙人是阿兰人的祖先或亲属。如果这一假设正确的话，那么，在类似月氏和匈奴的压力之下，成群结队地向南俄方向迁移的必定是这些乌孙人，尽管比我们所谈到的时期确实要早一些，但斯基泰人正在不断地被萨尔马特民族所取代。然而有可能，月氏被匈奴从甘肃逐出之后，他们向西迁徙的浪潮曾冲击着伊犁河附近的乌孙人。乌孙人暂时被新来者征服，但在匈奴的帮助下随即进行了反扑。后来月氏人重新向西进发，来到锡尔河（希腊地理学家们的亚克苏斯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地方（中国人称大宛），《前汉书》记载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60年到达该地。在那里，他们处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边境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幼克拉蒂斯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必定已接近了尾声。公元前128年，当中国使者张骞访问月氏时，中国史家司马迁提到他们，把他们当作为已经征服和占领索格底亚那地区（指“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的人。《前汉书》记道，他们已经在该地的监氏城建都。羽田亨认为该城名字在发育上与坎塔（kanda）城一致，kanda是马尔干达（markanda）或撒马尔罕的缩写。《史记》和《前汉书》都还记道，月氏已经臣服大夏（即巴克特里亚），虽然他们似乎没有占领其地，至少在当时还未占领。塔恩怀疑（错误地）被月氏人征服的巴克特里亚君主们可能仍是希腊人，而不是塞人，按此情况，塞人未能把希腊人从巴克特里亚赶跑。许多东方学学者认为，无论如何在其后不久，即大约公元前126年，月氏人不再满足于对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他们越过阿姆河，实实在在地占领了该省。这种观点是以《后汉书》的一段记载为根据的，该书明确记道，月氏人移居大夏，由五位首领或翕侯（she－hu即叶护）瓜分了其他。事实上，与这些事件的时间比较接近的《前汉书》在这一点上似乎却不太清楚。它只记道：“大夏民（即巴克特里亚人），本无大君长，臣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当时这些人不可能还是粗暴的希腊冒险家们，而只能是某种蛮族），月氏徙来，皆畜臣之。”此文的意思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但有另一本不含糊的史书，即《后汉书》，它记道，公元84年，中国将军班超曾请求月氏王规劝索格底亚那地区王（康居王）。这意味着在当时索格底亚那地区与月氏国是完全区别开的，因此必须在索格底亚那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寻找月氏人，很可能往南朝着巴克特里亚。在阿姆河北岸稍稍逗留之后，他们渡过河，取代了巴克特里亚的塞人。据塔恩（他的观点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几乎是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无论如何，月氏人的迁徙是各族大混乱和横扫东伊朗的游牧民浪潮的标志。在南方，塞人受到月氏人在后面的攻击，占领了德兰吉亚那（即锡斯坦）和阿拉霍希亚（即坎大哈）。这一占领是永久性的，因为，从此以后，这些地区成了“塞人的地区”，按伊朗语名称是“萨迦斯坦纳”，近代波斯语称之为“锡斯坦”。所有这些游牧部落从锡斯坦猛扑向帕提亚帝国，几乎摧毁了它。帕提亚国王弗拉亚特斯二世在米底受到叙利亚国王安提珂七世的威胁，他企图进行塞硫古王朝式的再征服（公元前129年），这种轻率的举动引起一些野蛮人前来救援。这些野蛮人来了，但是不久就倒戈，弗拉亚特斯兵败被杀（公元前128年或127年）。据彭沛乌斯?托古斯说，帕提亚新王阿特班努斯二世于公元前124或123年在对吐火罗人进行反攻中受重伤。这似乎可以证明，中国史上的月氏――如果像推测的那样，就是希腊史上的吐火罗人的话――从那时起就一直定居在巴克特里亚，后来他们使巴克特里亚成了“吐火罗斯坦”。帕提亚王密特里达提二世（前123－88年）继位，他确实阻止了游牧部落对帕提亚的入侵，甚至将他的宗主权强加于在锡斯坦的塞人。然而，在公元前77年，萨迦劳赖人在伊朗已经十分强大，他们自己挑选了他们的保护者阿尔萨息家族的辛刺特拉克斯或称沙拉特洛伊克斯，把他拥上帕提亚王位，后来辛刺特拉克斯企图反对他们，被他们乱箭射死（大约公元前70年）。这些地区的塞人和月氏人以后的命运构成了伊朗和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在此回忆以下事实就足够了。塞人从锡斯坦和坎大哈扩张至喀布尔和旁遮普；然后，当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时，他们又扩张到马尔瓦和吉莱特，在那里，塞人的总督维持统治直到公元第4世纪。至于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中国史表明他们在公元1世纪建立了大贵霜王朝。《前汉书》说，这些贵霜人是大约在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部落中的一部。当时，亚洲大陆的帝国是属于匈奴的。其单于的主要驻地（就游牧民有一固定驻地而言）或者至少是他的一个夏季大本营，是在上面提到过的鄂尔浑河河源处。被中国人称为“龙庭”的另一个中心地被认为是在更南面的戈壁滩上，靠近翁金河下游地区。武帝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他们赶回老巢去。在行动之前，他设法与当时定居在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联合，企图从后方进攻匈奴。抱此目的，他派使者张骞出使月氏。张骞于公元前138年离开中国，几乎立刻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将他送往军臣单于处。他在那里被迫呆了10年之久。最后，他逃到费尔干纳（大宛）王那里，并由此到达索格底亚那（康居）。但是，月氏人满足了新占领的、地域，对戈壁地区的事情不再感兴趣。张骞只好重返归途。他再次成了匈奴的俘虏，匈奴拘留他一年多，最后，他于公元前126年回到了中国（公元前115年，张骞被派往伊犁地区的乌孙，由于乌孙人不敢与匈奴开战，张骞几乎没有收获）。由于月氏人拒绝给予汉武帝希望得到的对匈奴的牵制，汉武帝在无援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当时匈奴正在今北京方向发起习惯性的袭击（前129年）。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赶跑。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地处黄河岸边的朔方进行了军屯，以保卫河套地区。公元前124年，匈奴侵入朔方边境，卫青把他们赶跑。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原月氏人和乌孙人占领的、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赶走。占据着这些地区的两支匈奴小部落（甘州附近的浑邪部和凉州附近的休屠部），不再臣事单于，归附汉朝，作为汉朝的盟邦被安顿在南山以北。公元前120年，在鄂尔多斯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中国移民区。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前者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后者从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谷出发――横穿戈壁，而至今外蒙古，来到匈奴帝国的中心。正像阿尔伯特?赫尔曼推测的那样，卫青似乎还远至翁金河下游。他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他在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