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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赏析
日 22: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秀伟综合编辑
内容摘要：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工人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
　因而，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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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卡·马克思　　序　言　　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着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因此，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着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理由，在本着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创作，除去魏特林德著作外，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本着作的要点。　　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相反，我认为，本着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ＸＬ〕这样的工作还没完成－不彻底性是必然的，因为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发生怀疑，于是就怯懦地，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而且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的恼恨。　　仔细考察起来，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进行因素的神学的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去显示哲学的消极分解，即哲学的腐性分化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加以详细的论证。　　--------------------------------------------------------------------------------　　第一手稿　　工资　　〔Ｉ〕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工人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　　因而，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即畜类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它任何产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末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而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任何其它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末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会低于价格而支付，结果，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会脱离这种应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向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它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在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工人无条件地要遭到最大的损失。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它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ＩＩ〕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比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小；而对利润的影响又比对工资的影响小。一般情况是，有的地方工资提高，有的地方工资保持不变，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数据的价格远为稳定。两者往往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二者互相抵消。无论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数据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二者互相抵消。　　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实际的个人活动如何。　　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在苦恼时，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数据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我们且举社会可能所处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一下工人在其中的地位。　　（1）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末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所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　　〔ＩＩＩ〕（2）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里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　　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处于财富日益增尽的状态呢？那就是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但是，这只有由于下述情况才可能：　　（ａ）大量劳动累积起来，因为资本是累积的劳动；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剥夺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数据和活动数据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的手中。　　（ｂ）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扩大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在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ＩＶ〕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ｃ）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资本家的积聚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就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由于这种增加，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正像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过度劳动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家的奴隶（资本的积累作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　　〔Ｖ〕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引起资本家般的发财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导致资本的积累：因而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正像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工人的数量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出更大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而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长、增进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　　然而，这种正在增长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处境会怎样呢？　　（3）“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极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至工资缩减到仅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合，所以这个人数不能再增加了。”　　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　　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　　〔ＶＩ〕但是，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既然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庶人的这种痛苦，而国民经济学（一般是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又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末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在于社会的不幸。　　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应指出，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的提高和商品利息的提高会像单利和复利那样影响商品的价格。　　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了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的尊严。　　懒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于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部分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挣得的部分，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　　〔ＶＩＩ〕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大自然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是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值更具有偶然性、更受波动的了。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限于贫困并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使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而跟着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而社会却总是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1）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和上述其它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2）因为对社会来说全部总产品就是纯产品，而区分纯产品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　　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扣除。但在现实中，工资却是土地和资本让给工人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工人、劳动所打的回扣。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特别沉默的压迫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压迫则由于社会状况。　　而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落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作为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说来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财产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以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ＶＩＩＩ〕“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预备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但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最为普遍。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工人现在所挣得的是五十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工人所挣得的和五十年前一样，那末二者所挣得的平均起来当然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的只有一千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一百万人，那末就有99900人并不比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末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而人们却想用这种敷浅的平均计算，在关系到居民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资多少只是估计工人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对衡量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估计进去。但是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这种持续性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最近二十五年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ＩＸ〕而增加到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的工议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它地方。”（舒耳茨，《生产运动》第65页）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一种收入同另一种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靠鲸油和腐鱼维生的萨莫耶特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人口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福利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同上，第65－66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自己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的确，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完善的机器，棉纺织场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100甚至250－350个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来加入〔Ｘ〕人类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必须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比现在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末，与此同时，在不损害物质福利的情况下，给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余暇也就增加一臂。但是，在我们甚至从老克伦纳士自己领域中夺得的虏获物的分配方面，仍然取决于像掷骰子那样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法国人有计算过，在目前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每日劳动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时间对多数居民说来却有增无已。”（同上，第67－68页）　　“从复杂的手工劳动过渡，首先要将这种手工劳动分解为简单的操作。但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可以说这种连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因此，在机器工作同较大量人手间的简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表现出来。工厂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弊病......〔ＸＩ〕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同上，第69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里，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74页）　　“在英国的纺织厂中就业的只有158818个男工和196818个女工。朗卡斯特郡的棉纺织厂每有100个男工就有103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达到209个。在英国里子的麻纺厂中每100个男工中就有147个女工；在丹第和苏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280个。在英国的丝织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体力的毛纺织厂中主要是男工。1833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厂中就业的，除了18593个男工以外，至少有38927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妇女就业的范围已经扩大......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71－72页）　　“1835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织厂中劳动的有8－12岁的儿童20558人，12－13岁的儿童35867人，13－18岁的儿童108208人......当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使人日益摆脱单调劳动操作，促使这种弊病逐渐〔ＸＩＩ〕消除。但是，资本家能够最容易最便宜地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劳动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劳动力来代替机械手段，正是这种情况妨碍机械的迅速进步。”（舒耳茨，《生产运动》第70－71页）　　“布鲁姆勋爵向工人大声疾呼：’作资本家吧！’......不幸的是，千百万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幸运。”（同上，第60页）　　“于是，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有产者效劳，也就是说，要受他们的摆布。”（见魁尔《社会经济的新理论》第409页）　　“佣人－月钱；工人－工资；职员－薪金或报酬。”（同上，第409－410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出租自己的劳动换取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出租劳动材料”，“出租劳动材料换取利息”，“让别人代表自己劳动”。（同上，〔第411页〕）　　〔ＸＩＩＩ〕“这种经济结构注定人们去干如此低贱的职业，遭受如此凄惨沦落之苦，以至野蛮状态与之相比似乎也是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417－418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同上，第421－〔422〕页）捡破烂者。　　查．劳顿在《人口等问题的解决方法》（1842年巴黎版）一书中估计英国卖淫者的数目有6－7万人。“品德可疑的妇女”也有那么大的数目。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淫荡的生活道路算起，大约是6－7年。因此，要使卖淫者保持6－7万这个数目，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要8－9千名妇女为这个淫秽的职业献身，也就是说，每天大约要有24名新的牺牲者，或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新的牺牲者；如果这个比例适用于整个地球，那末这种不幸者的人数势必经常有150万人。”（同上，第229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贫困的增长而增长；最大量的人在极端贫困的状况下挣扎，彼此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1821年爱尔兰的人口是6801827人。1831年增加到7764010人，也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14％。在最富裕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8％，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反而增加21％（《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统计调查摘要》，1840年维也纳版）。”（毕莱，《论贫困》第一卷第〔36〕－37页）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抽象地看作物；“劳动是商品”价格高，就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价格低，就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很多；“劳动作为商品，其价格必然日益降低”；这种情况之所以必然发生，一部分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　　“出卖劳动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产品的最微小的一份......关于劳动是商品的理论，难道不是伪装起来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44页）“大企业家宁可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只是因为这种劳动比男子的劳动便宜。”（同上）“工人在雇用他的人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者地位......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一瞬间都再出卖，那末它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ＸＩＶ〕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落并很快死亡。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同上，第49－50页）　　可见，如果劳动是商品，那末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然而，甚至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同上，第50页）现存的经济制度。　　“既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同上，第52－53页）“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同上，第62页）　　“单是加工棉花的机器（在英国）就完成8400万手工劳动者的工作。”（同上，第193页，注）　　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　　“它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它的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毕莱，同上，第20页）“这种利益＜即经济利益＞如果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它仲裁者，战争的判决就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科学在对抗力量的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学的意见：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获得和平的唯一方法；这种战争就叫作竞争。”（同上，第23页）　　“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工业战争，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军队，这种军队能调集到一个地点，不惜牺牲地投入战斗。这种军队的士兵所以能够忍受强家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只不过为了逃避那必不可免的饥饿威胁。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下没有任何好意。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群众甚至没有信心会有人经常雇用他们；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时才让他们活下去；而一旦能够撇开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令人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第〔68〕－69页）　　〔ＸＶ〕“我们确信－那些调查手工织布工的状况的委员们也会相信－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鲜的血液不断从邻近农村流入，那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第362页）　　电子版全文： &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背景及简介　　19世纪40年代，当时马克思（26岁）流亡在巴黎，写下这批手稿，所以又称“巴黎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在年轻时代总结自己的思想和弄清思考的问题而写的一个未完成的手稿，由三部分手稿，即三本笔记构成。是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作。但是，在“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两个部分里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尽管《手稿》在一些问题的表述中还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手稿》第一次从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来阐述经济和经济学的起源，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光辉起点。　　手稿自问世以来近80年，经历了许多神奇遭遇，也担当过不少重大历史角色。时至今日，它还是马克思文献中被引用最多，同时又最难懂的文本之一。这部著作术语新旧参差，内容庞杂，可以看作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次巨大的综合和艰难的创造。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的各种必要的思想元素开始汇集、融合，日益成长为一些新的思想，并得到了尽管还不完备、但却是较为系统的创造性发挥。因此它有很大的思想含量和解释空间。在西方现代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思想界、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引起一次又一次重大的释义活动，显示出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它的学术价值通过国内外研究状态看得更清楚。　　《手稿》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全文发表于1932年,正如马尔库塞预言的那样,《手稿》的发表,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西方一度出现了“《手稿》热”,《手稿》的解释成为流行于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及评价：　　我国对《手稿》的关注较晚,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陆续出版研究《手稿》的专著。今天,《手稿》已成为马克思著作中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文本之一,有关马克思的争议,很多是围绕《手稿》进行的。　　在有关《手稿》的诸多争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手稿》的评价。国内对《手稿》的评价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受西方思潮影响,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顶点与峰巅,后来的唯物史观、《资本论》不是发展,而是倒退。这种对《手稿》评价过高,高到同后来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同恩格斯、同全部马克思主义都根本对立起来,并且要求用他们所理解的《手稿》精神来修改或重新解释、批判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制造了所谓的“两个马克思”,这种观点被人们称为“顶点论”;另一种则受苏联研究影响,认为《手稿》仍然带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影响,是不成熟的著作,竭力贬低《手稿》的价值和意义[2]2-9。学者们就此展开了争论,见仁见智。　　随着研究的进展,《手稿》引起了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广泛研究和持久争论。《手稿》研究逐渐成为理论界的热点。研究者们出版了研究《手稿》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和专著。有关《手稿》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也随之召开。1998年,南京大学哲学系和江苏省哲学学会在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65周年专题学术研讨会。日,北京大学哲学系21世纪哲学创新论坛与马克思学论坛联合举办第二届马克思学论坛暨《1844年手稿》与实践观新解读研讨会。至此,《手稿》研究在国内全面展开。　　目& 录　　第一手稿　　工资　　资本的利润　　资本　　资本的利润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资本的累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地租　　异化劳动　　第二手稿（此手稿大部分已亡佚）　　私有财产的关系　　第三手稿　　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　　共产主义　　需要，生产和分工　　货币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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