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时中国如何清除穆斯林林迫害过基督徒吗

笔者坚决支持各族群的和平共处,维护开明友爱的共同家园。坚决反对激化矛盾、妖魔化特定群体和制造分裂。正视历史与极端主义思想的危害有利于保护所有公民的安全,无论什么信仰或民族,同时也保护和平与稳定的生活环境,进而维护国家统一与长久繁荣。

在关注了极端主义在印度的血腥历史后,我们现在呈现给大家《历史纵览系列三部曲》的第二部:《十字军东征,一部被颠倒的欧亚血泪史?(下)》。应读者要求,第二部分为(上)(下)两次推出,方便读者阅读。

一提起“十字军”,恐怕很多读者的印象是野蛮、落后、腐化的中世纪教会对开明、多元、富裕的中东的入侵。然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十字架的东征,欧洲文明将会不复存在,世界历史也将改写,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证明。今天我们编译校对了一篇谈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意义的优质文章,在国外引起过广泛关注。

文中回顾一段段中世纪的战争历史的用意决不是希望再次上演宗教战争,而是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并且吸取教训,我们今天才能正确面对极端主义的威胁,坚决走理性、法制反恐道路,从而避免以前历史上的大规模的动乱与杀戮。

在进入正文前,这里有一个视频将十字军东征与穆斯林征服放在一个连贯的历史逻辑中进行综合对比,主讲人是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比尔·华纳博士。欢迎观看:

正文译自顶尖中世纪史学家Thomas F. Madden(托马斯·梅登)的文章《The Real History of the Crusades》(《十字军东征的真正历史》)以及他的著作《十字军简史》。前者网络上也有译文,可是翻译的不完整且质量欠佳,笔者在此进行二次翻译与校对,并且补充了部分内容。

托马斯·梅登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圣路易斯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的主席,也是圣路易斯大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被认为是十字军东征中最权威的中世纪学者和专家之一。在“9.11”事件之后,他经常被邀请讨论圣战、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和现代伊斯兰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的历史专家顾问。

十字军意图胁迫人入教?

经常有人说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目标是用武力强迫穆斯林世界皈依基督教,事实绝非如此。从中世纪的基督徒视角来看,基督教国域的三分之二(中东和北非)都被圣战征服、教堂被拆毁、信徒被掠夺杀害的不计其数。因此当时的欧洲人认为穆斯林是基督和他教会的敌人,击败和抵御他们是十字军战士的任务,仅此而已。生活在十字军占领区的穆斯林通常被允许保留他们的财产和生活方式,并且总是被允许继续做穆斯林。的确,在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王国的整个历史中,穆斯林的居民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徒。

直到十三世纪,方济会(一个天主教修会)才开始努力向穆斯林传教。但大部分努力收效甚微,最终也放弃了。无论如何,他们的这些努力都是通过和平的说服,而不是暴力的威胁。

公元1219年,圣·法兰西斯与埃及素丹阿卡米尔(al-Kamil)会面,试图向他传播基督教

十字军东征毕竟是战争,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暴力都是残酷的。这过程中有意外、有错误也有有罪行。1095年第一次东征的早期,一帮由Leiningen 的 Emicho伯爵带领的乌合之众沿着莱茵河一路杀害掠夺犹太人。当地主教试图阻止这场大屠杀,但没有成功。在这些战士眼里,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也是基督的敌人。因此,他们错误的认为抢劫杀害犹太人并不是犯罪,他们甚至认为这是正义的行为,因为犹太人的钱可以用来资助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但他们是错误的,教会强烈谴责了这种反犹太人的袭击。

五十年之后,当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即时,圣·伯尔纳德(Saint Bernard)经常强调不能迫害犹太人,他说到:“问一问任何一个了解《圣经》的人,问他在诗篇中发现有什么关于犹太人的预言,经上说:“我不祈祷要求他们的毁灭”。犹太人对我们来说是鲜活的圣经的话语,因为他们经常提醒我们主(耶稣)所遭受的一切。”

圣·伯尔纳德热切的布道鼓舞欧洲人参加十字军(上图),反对残害犹太人

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确有犹太人被杀害,但十字军东征的目的不是要去杀害犹太人。恰恰相反:教皇们、主教们、和布道者们都明确地命令,欧洲的犹太人不可以被侵害。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特号召组建十字军东征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似乎都注定失败。没有领导者,没有指挥链,没有补给线,没有详细战略。只是千千万万的战士挺进敌人腹地,效忠于一个共同的事业。他们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不是死于战斗,就是死于疾病或饥饿。它是一场粗糙的运动,似乎总是处于灾难的边缘。

然而,它却奇迹般地成功了。到了1098年的时候,十字军已经收复了尼西亚(Nicaea)和安提阿(Antioch)。1099年7月,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欧洲欢腾起来了。曾经将穆斯林推到顶峰的历史潮流,现在似乎要逆转了。

第一次东征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

但并非如此。当我们想起中世纪的时候,很容易想到欧洲以后的景象而不是当时欧洲的样子。中世纪的庞然大物是伊斯兰,而不是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令人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企图抵抗那种趋势。但在五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历史中,只有第一次东征显著地击退了伊斯兰的军事进程。从那以后就走下坡路了。

当十字军郡埃德萨国(County of Edessa)1144年沦落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手中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民众热情的支持进行新的一轮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由法国的路易七世(Louis VII)和德国的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两位国王领导,由圣·伯尔纳德亲自布道宣传。但它以惨败而告终。一路上大部分的十字军战士都被杀害。大马士革的穆斯林以前是基督徒坚固的盟友,可那些想进军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攻打了大马士革,让事情变得更糟。

在这样一次巨大的灾难面前,整个欧洲的基督徒不但被迫接受了不断增长的穆斯林势力,而且更坚定的认为上帝正在惩罚西方人的罪恶,敬虔运动(lay piety movements)在整个欧洲萌芽,所有一切都是想致力于净化基督教社会,希望这或许能使他们可以在东面的战场上配得胜利。

因此,十二世纪晚期的十字军东征变成了全面的抗战。每一个人,无论多么虚弱或贫穷,都被号召上阵。战士被要求牺牲他们的财富,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要为捍卫东方的基督教而牺牲他们的生命。在本土阵线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号召藉着祷告、禁食和捐献来支持十字军。然而,穆斯林势力仍然在增强。强大的统一者萨拉丁(Saladin)将近东的穆斯林融合成单一的实体,并且持续鼓动对基督徒的圣战。

在1187年的哈丁之战(Battle of Hattin),他的军队消灭了耶路撒冷基督徒王国的联军,并夺走了真十字架(当时被认为是耶稣被钉死的原十字架)这样宝贵的圣物。基督徒城市毫无抵御之力,开始一个一个地投降,最后以10月2日耶路撒冷的投降而告终。基督徒只守住了少得可怜的几个港口。耶路撒冷在回归基督徒统治88年后再次沦陷。

萨拉丁(上图)将近东的穆斯林融合成单一的实体

Lionheart)共同领导了这次东征。无论从哪面看,这都是一个庞大的军队(虽然没有基督徒所希望的那样浩大)。年事已高的弗雷德里克骑在马背上,在渡过一条河流时溺水身亡,因此他的军队在没有到达圣地之前就撤回了家。菲利普和理查德乘船渡过了河,但他们无休无止的争吵加剧了巴勒斯坦分裂的局势。重新夺取阿克里(Acre)之后,法国的这位君王就回家了,回国后忙于瓜分理查德在法国的势力。

至此,十字军东征的重任落到了理查德一人的身上。理查德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勇士,极具领导力并且也是足智多谋的战略家,他带领的基督徒军队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最终重新占领了整个海岸地区。但耶路撒冷不在海岸线上,在两次控制圣城的补给线的努力夭折之后,理查德最后放弃了。理查德承诺有一天会带军队重来,他与萨拉丁达成了停战协定,协议规定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并允许非武装的朝圣者自由进出耶路撒冷。这在基督教世界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恢复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并夺回真十字架的愿望在整个欧洲都非常强烈。

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规模更大,资金更足,组织的更好。但他们还是失败了。第四次东征(1201至1204)因为卷入拜占庭的内部政治而半途搁浅了,这是西方人永远无法完全明白的事情。他们绕道前往君士坦丁堡支持一位拜占庭王位的争夺者,这位竞争者应许给十字军巨大的回报并将支持他们夺取圣地。然而,一旦他登上凯撒的王位时,这个前王位争夺者发现他并不能履行他的承诺。十字军在被他们的希腊朋友所背叛后,于1204年攻打、占领并残忍洗劫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城市——君士坦丁堡。

第四次东征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

早先曾经将整个十字军逐出教会的教宗因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强烈谴责十字军的这种行为,但他能做的仅此而已,(译者:教皇并没有直接强制性权力来控制十字军)。1204年的这场悲剧在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之间关起了一道铁门,一道甚至连后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都无法重新开启的铁门。非常无奈的是,十字军东征直接源于天主教希望拯救东正教信徒(免受穆斯林军队的征服),可是它却使双方的关系越走越远。

但无论如何,十字军进攻君士坦丁堡并没有改变十字军是抵御伊斯兰扩张的防御战争的性质,西方基督教可能需要向东方道歉,但并不需向穆斯林世界道歉。

因此,许多人说十字军反而加速了东方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但是综合来看,突然降临的十字军至少一开始还是让他们的穆斯林对手措手不及,并且在阿拉伯军队与拜占庭之间制造了缓冲,分散了圣战部队的军力,因此很可能总体上还是延长了东方基督徒的拜占庭国的寿命。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公元后537年,是东方基督教的标志性建筑,曾在近1000年的历史中为世界第一大教堂。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被改造为清真寺。

十三世纪剩下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情况稍微好一点点。第五次东征(1217至1221)甚至一度攻下了埃及的达米埃塔称(Damietta),但穆斯林最终还是击败了那里的军队并重新占领了该城。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Saint Louis IX)在他的一生中曾领导过两次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也占领过达米埃塔,但路易很快被埃及人的计谋所蒙骗,被迫放弃该城。虽然路易在圣地里生活了几年,大力支持构筑防御工事,但他从没能完成他最迫切的愿望:解放耶路撒冷。1270年的时候,路易已经是位年事很高的人了,他又一次带领十字军向突尼斯进攻,在那里他死于肆虐军营的一种疾病。

圣路易死后,惨无人道的穆斯林领导者Baybars和Kalavun在巴勒斯坦发动了一场针对基督徒的残暴圣战。到1291年为止,穆斯林军队已经成功杀戮或逐出了最后一批十字军。至此,他们将十字军的王国从地图上抹去了。尽管基督徒军队作出过无数次的努力和想尽了一切办法,但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一直没再能够在该区域有立足之地。

我们可能会认为,三个世纪的败仗应该已经让欧洲人对十字军东征感到厌倦了。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穆斯林王国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纪变得越来越强盛,而不是越来越衰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但征服了他们的穆斯林同胞,进一步统一了伊斯兰,而且继续向西推进,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闯进欧洲本土。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不再是支援远方教友的仁慈使命了,而是奋力捍卫基督教最后仅存的国域的搏斗了。

        欧洲人开始考虑伊斯兰是否真正有可能最终实现它占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目标,(译者: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如果当时欧洲沦陷,就没有后来的西方的美洲文明,那么全球伊斯兰化的势头将似乎不可逆转,只是时间问题了)。当时有一本最畅销的书,就是赛巴思汀·布郎特(Sebastian Brant)的名著《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在一章题为《信仰的陨落》中,里面吐露出这样的心境:

我们的信仰曾在东方屹立,它统治着整个亚细亚、摩尔人的土地和非洲。

但现在这些土地都离我们而去。最坚硬的石头都为之悲痛……

我们教会的四姊妹,都曾享有尊贵教权: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提阿(Antiochia)。她们都沦陷了,被洗劫了。不久教会之首(罗马)将会受到攻击。

罗马虽然没有沦陷,但也一度岌岌可危。1480年,苏丹买买提二世(Mehmed II)占领了奥特郎托海峡(Otranto)作为他侵略意大利的跳板。罗马被疏散。然而,此后不久这位苏丹买买提就一命呜呼,他的计划也随他而破产。1529年,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围攻维也纳。要不是一连串反常的暴风雨耽搁了他的进军并迫使他舍弃许多的大炮,土耳其人夺取该城是必然无疑的事情。如果是那样,当时的德国也会岌岌可危。

公元后 1500年-1520年 伊斯兰的扩张范围 每个红点为一次扩张的战争/战斗

然而就在这一切的危局中,欧洲正在悄然酝酿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人类历史空前的文明高峰。古典希腊罗马价值观、基督信仰、对商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的混合体推动了文艺复兴的产生,从而促使基督教人文主义、科学革命和全球探险等运动的诞生。即使还在为生存而争战时,欧洲已经准备着全球规模上的拓展(译者:许多大航海探险的动力就是希望重新打通到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商业路线,因为陆上丝绸之路被穆斯林军队切断或者变得不再安全)。

文艺复兴标志性作品,西斯廷教堂壁画

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拒绝教皇的权威,从而使得十字军东征对许多欧洲人变得不可思议的,所以战斗就留给了天主教徒。1571年,一支十字军联盟海军在雷班托海湾(Lepanto)击溃了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穆斯林的威胁在经济上被遏制了。

随着欧洲财富和势力的增长,曾经可怕和老练的土耳其人开始显得落后与可怜了——不再值得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了。“欧洲病夫(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称号)”一瘸一拐地走到了二十世纪,当它最后断气的时候,留下了现代中东地区目前的混乱局面。

雷班托海湾战役,梵蒂冈地图馆

毫无疑问,十字军的攻势延缓了伊斯兰的脚步,十字军在中东建立的王国坚持了近200年的时间,加剧了穆斯林王国之间的分裂,阻止了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的形成,即便是失败的和夭折的几次东征也都迫使穆斯林把资源从进攻调配到防守端。之后几次穆斯林军队向欧洲腹地的进犯都让欧洲一度岌岌可危,所以显然十字军至少为欧洲的发展和随后的繁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西班牙的船只从美洲满载着黄金白银回到本土支援抗击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这是帮助欧洲实现实力反超的因素之一。有意思的是,最后拯救了欧洲的不是朝东收复失地,而是向西往美洲和东方的探险。

按照我们现代社会的各种标准,我们很容易鄙视当时十字军的所做所为,“有谁会为宗教参与战争呢?”我们质问道。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现在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的一些战争往往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这样的战争同样会被我们中世纪的先祖们所唾弃。

然而,不管是中世纪的战士,还是现代的战士,根本上都是为他们各自的世界和他们珍视的而战。他们都愿意作巨大的牺牲,只要是为他们所热爱的而且是比他们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不管我们是否敬佩十字军东征,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奋力抵抗,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将不会存在。承认女性的尊严、两次废除奴隶制度(一次废除古罗马的奴隶制,一次废除殖民主义兴起后的奴隶制)的古老基督信仰,不但幸存了下来,而且兴盛于整个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宗教。而没有十字军东征的话,基督教很可能早已步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沃教,波斯的一神论信仰)以及在印度和西域等地的佛教的后尘,被伊斯兰彻底摧毁。

2015年11月13日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包括年初的查理周刊袭击案,都让大家重新思考法国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里,也会去思考法国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互动史,法兰西民族与穆斯林世界千年以来的恩恩怨怨在今天究竟是怎样被看待的,怎样被接受和误读的?

查理马特普瓦提埃之战。

这次事件发生后,IS在声明中明确指出:“此次在巴黎发动的被真主祝福的袭击是为了对抗十字军的法兰西。”在这个声明中,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而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在大家都在说“我是查理”时,法国极右翼政党的一名政客说“我是查理马特”。查理马特是八世纪的一个法兰克人,他打败了当时从西班牙杀入法国的一支穆斯林大军,宗教世界将他视为法兰西民族乃至整个基督教欧洲的拯救者。我们看到,八世纪的事情、十二世纪的事情被和我们当代的事情联系到了一起。所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历史上的事情本来是怎样的,到今天又是怎样被故意地政治化,被误读,这种误读对我们今天看待穆斯林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又有怎样的启发。

现在的很多阿拉伯国家将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活动称为“十字军”,而“伊斯兰国”每次发动袭击后也会有一个声明,其中会提到“法兰西十字军”、“美利坚十字军”或者“不列颠十字军”。那么这个十字军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被阿拉伯人乃至是恐怖分子一次次拿来用做宣传的工具?

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发动十字军东征。

其实十字军的历史很简单:在1080年左右,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当时的克莱蒙、费朗还是两个城市,现在合为一体了)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耶稣的墓、耶稣升天的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现在被伊斯兰教掌握,我们要发动圣战,把主赐给我们的这块土地夺回来。同时他宣传说东方是一个流着牛奶和蜂蜜的非常富饶的国度。出于宗教狂热和对财富的渴望,在大概持续两百年的时间里,从欧洲出动了多次军事征伐:从法国、意大利、英国、匈牙利等地方向中东地区一共出动了九次十字军。

这九次十字军东征中,只有前四次比较有成果,在土耳其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这些地方建立了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并且殖民了一两百年左右。但是第五次十字军在威尼斯商人的诡计下,直接抢劫了东罗马信奉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而后面几次十字军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不是没能登陆就是一登陆就被穆斯林打败了。这九次十字军东征在大约十三世纪末就已经结束了,穆斯林取得了胜利:十字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是阿克,他们被打败后便退出了塞浦路斯。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他们不但把塞浦路斯的十字军打败,还把希腊、东南欧以及罗德岛、克里特岛全部占领。

如果放在长线来看,基本上可以说,这是一部穆斯林胜利的历史。那么,既然是一部胜利的历史,为什么会在今天阿拉伯世界的人们心中留下如此深重的伤痕?我们来看看后来的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

中世纪历史的近现代解读

近代欧洲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就是启蒙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反对教权,反对蒙昧。十字军本来是个军事征服活动,因为它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特别是因为它是由罗马教皇组织的,所以就成为了启蒙时代的欧洲史学家们反对的对象。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休谟在《英国史》中说,在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里,十字军东征运动是人类最持久也是最重大的癫狂行为。而爱德华吉本,也就是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历史学家,他说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一种“野蛮的狂热”。而法国的查尔斯米勒写的《十字军历史》(1820)是第一批关于十字军的专著之一,他在里面说,十字军东征是教皇至上主义和中世纪迷信的混合产品。而十九世纪末,这种观点又进一步被延续,在《埃及奴隶或马穆鲁克王朝》一书中,威廉穆尔说,十字军加重了不宽容,而且在基督徒中鼓励野蛮行为,和穆斯林共同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总之,十字军既是狂热的虔诚,又是教皇至上主义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的悲剧。

于是,十字军就成为了野蛮和残忍的代名词,这已经是欧洲人的共识,而这种欧洲编纂历史的叙事方式恰恰传达到了深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近现代阿拉伯史学家那里。他们一方面继承了这种观点,同时又把这种十字军的历史代入到他们的时代当中。他们不仅谴责十字军的残暴,而且把十字军的历史当作近代中东政治变迁的解释框架。

也就是说,他们看待历史的方式和我们不同。我们看待历史时,今天是一个新的时代,明天会是一个更新的时代,而他们看历史却是往回看:他们把十三世纪、十二世纪的历史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放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来。在这种方式下,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十二世纪、十三世纪的这样一些用词会放进二十一世纪的恐怖袭击中去。

很多穆斯林研究者和当代阿拉伯人都将十字军东征当代化:他们把英法为主、也有美国参与的殖民主义看作是十字军,把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是像萨拉丁一样对十字军的反抗,把以色列国家的创立看作是十字军国家的创立,把巴勒斯坦的解放运动看作是阿拉伯人自觉兴起的反抗十字军运动,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便是在坚持伊斯兰的生活方式,防止十字军的渗透。

遭受入侵时的极端化反应

如果返回历史中来看,十字军在当时的阿拉伯人心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当时的阿拉伯人无法分清谁是法国人,谁是英国人,谁是意大利人。他们把所有西方人都称为法兰克人,这样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法国在中世纪的西欧虽然不是王权最强大的国家,但一直以来说法语的贵族名义上数量是最多的。在1090年十字军第一次入侵时,他们看到法兰克人登陆,其实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反而有一种文明上的优越感。他们把这一事件看作野蛮人的入侵,或者是拜占庭雇佣的新一波雇佣兵的到来。直到这些十字军在近东建立起十字军国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些人有颠覆整个中东地区秩序的危险。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已经是50年之后了,对付十字军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这时兴起了。他们之中涌现出了一些英雄式的军事领袖,像努尔阿尔丁、萨拉丁等等,然后就出现了有关“圣战”的意识。当然,我们不能把这里的“圣战”跟今天这种袭击平民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当时的阿拉伯人很不团结,很沉迷于享乐,以至于国土上出现了空虚,从而遭到了欧洲人的入侵,他们的“圣战”是一种防御性的圣战。但这种话语在今天被恐怖分子利用起来,来动员欧洲的和阿拉伯当地的穆斯林去支持恐怖活动。

随后,中东穆斯林在思想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穆斯林国家是禁酒的,但实际上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在《古兰经》中禁止的是一切令人迷醉的东西,就是说,一个人的精神不能被这些让人上瘾、着迷以至于使行为混乱的东西所迷惑,应该说适量饮酒是不在这个令人迷惑的范围内的。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一开始一些穆斯林领主也像欧洲人一样,每次打胜仗后都喝得酩酊大醉。但后来他们的一位军事统帅被一位奴隶杀害,就因为他当时喝醉了,正在醒酒。后来的阿拉伯军事领袖,比如努尔?阿尔丁,就开始谴责饮酒。在一系列军事失败后,他们就把圣战、禁酒和反抗十字军这三者联系到了一起,使自己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归于保守。再到后来,萨拉丁,也就是带领阿拉伯世界击败十字军的英雄,他一生都没有喝酒,只喝果汁,而且在军队中也已经完全禁止饮酒了。

所以今天这些阿拉伯国家比如伊朗的禁酒,也是中世纪的一个遗产,是中世纪遭受到十字军攻击时对教义的一种极端化回归。在今天,在与西方对立处于相对弱势的阿拉伯世界再度兴起原教旨主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

穆斯林与欧洲的互相误读

虽说基督教徒在中东地区断断续续殖民了大约两百年,但他们和穆斯林之间从来没有达成过互相理解。所有西方对穆斯林的看法,都建立在恐惧和误解的心理上,而反过来也是这样。当时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是怎么看待对方的呢?

在阿拉伯人眼中,法兰克人就是魔鬼,他们“肮脏而野蛮,只醉心于肉欲中,和他们发生联系,简直就是玷污自己。”他们把将十字军建立的教会称为“肮脏的教会”。萨拉丁的《圣徒传》是当时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写的,里面说法兰克人就是一大群苍蝇或者蝗虫。而基督徒怎么看穆斯林的呢?他们认为,穆斯林“他们信任自己的上帝,但从内心里住着一个疯狂的女人,我们没法跟他们谈判,因为穆斯林既没有智力也没有信仰。”

总之,中东地区对十字军的记忆是非常混乱的,而欧洲眼中的穆斯林形象也是非常扭曲的。这些东西都在十九、二十世纪当阿拉伯国家面对殖民者时又再次复兴,一直持续影响到我们当今的世界。今天的法国是一个完全世俗化了的国家,却在恐怖袭击之后被“伊斯兰国”称为“十字军的法兰西”,这就是历史对我们今天的一种影响。

(本文为杨光在巴黎文化沙龙“鸡鸣时”2015年11月29日关于巴黎恐怖袭击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由宋迈克整理。)

当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和西亚地区的两大帝国:东罗马和萨珊波斯却因为双方之间频繁的战争和接连不断的内乱而遭到削弱,此时在阿拉伯半岛却兴起了一股强大势力,即穆斯林~阿拉伯帝国,一个政教合一的大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即先后击溃了东罗马帝国(636年,雅穆克河战役)和波斯帝国(637年,卡迪西亚战役),征服了包括伊朗高原西部、美索不达米亚、乞里奇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内的大片土地。随着最后一位波斯皇帝的被杀,延续了4个多世纪(224年~651年)的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另一方面,失去了叙利亚和埃及富饶土地的东罗马帝国,只能退缩至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沿海地区,以及位于两者之间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欧洲最坚固的城市。从7世纪后期到8世纪前期,阿拉伯人的舰队曾两次从海上进攻这座城市,均以失败告终。

从7世纪中期起,已在埃及立足的阿拉伯人开始入侵西面的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诸省,当地的东罗马守军节节败退。至该世纪后期,阿拉伯人已经攻入阿非利加诸省——东罗马帝国在北非领土的核心区域。首府迦太基由于内乱在阿拉伯军队的第一次进攻时陷落,虽然此后罗马在数年后收复了该城,然而到了697年,这座城市彻底落入阿拉伯人之手,由于担心再次易手,这座拥有近700年历史的古城被入侵者付之一炬(这座迦太基城是在奥古斯都皇帝在位时重建的)。

柏柏尔人和摩尔人是生活在北非内陆地区的游牧民族。起初,他们在抵抗阿拉伯军队入侵的过程中支持东罗马帝国。然而当阿拉伯人在8世纪初征服了西面的毛里塔尼亚后,柏柏尔人和摩尔人亦被迫臣服。711年,以柏柏尔人为前锋的阿拉伯军队,绕过赫拉克勒斯之柱(此后改称直布罗陀海峡,来自这支部队指挥官塔里克的名字),在西班牙南部海岸登陆。在叛乱的西哥特贵族帮助下,阿拉伯人在瓜达莱特战役中打垮了人数众多的西哥特军队,国王罗德里克当场阵亡。随后,只用了10年时间,阿拉伯军队便征服了除西北部阿斯图里亚斯山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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