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08日 08: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清俐

　　远古时代的先民是如何学会使用语言的？从人类最初的使用，语言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早在西方古希腊哲学界和东方的春秋时代，这些复杂的问题就引起了先哲们的思考。时至21世纪这一交叉学科日渐兴盛的时代，演化生物学、遗传学、分子人类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加入到语言起源与演化研究中来，推动着演化语言学成为当代语言学中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演化语言学复兴得益于跨学科研究成果

　　“语言是一个极为奥妙、复杂的系统。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人类语言是什么时候、怎样涌现的。”当代语言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士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将人类所特有的语言现象称为“复杂适应系统”。他说，“语言从简单的沟通手势及声音演变而来，并随环境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语言起源与演化的复杂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正是演化语言学家所关心的问题。”

　　厦门大学教授邓晓华介绍说，在18、19世纪，语言起源问题一度成为热门课题。由于缺乏充分的研究材料和适当的研究方法，因此，当时的语言起源研究难以获得认可，随后销声匿迹。直到1960年，美国动物行为学家霍克特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文章《语言的起源》，提出把人类语言和其他动物的沟通系统进行对比，研究人类语言产生和演化的生理、认知和社会基础，相关问题才重新回到学者视野。因此，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吴义诚认为，20世纪“兴起”的演化语言学是一个“复兴的学科”。

　　考古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脑科学与神经科学等学科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探索语言起源问题提供了更多新证据。“同时，计算机建模等新研究方法的出现也为‘窥视’语言起源时的场景打开了新的窗口，这些都使得语言起源问题研究重新兴起并成为演化语言学的研究焦点。”邓晓华说，语言演化研究在语言内部要素的历史演变规律和语言谱系关系等方面大步向前迈进。

　　突破传统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局限性

　　正如王士元所说，“语言是一种由两股演化力量塑造的行为，一是生物的，二是社会的。”多学科角度的语言演化研究就显示了其必要性。

　　多学科角度的语言演化研究突破了传统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局限性。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龚涛认为，历史语言学只能回溯到五六千年前，而更早的语言则无法通过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得到重建。借助基因学、动物行为学、人类学、考古学、计算机模拟等研究手段，可以了解人类早期的语言处理能力和社会—文化—自然环境。

　　在邓晓华看来，跨学科的协作正是演化语言学最鲜明的特点，也是其科学性的具体体现。演化语言学引入的各类生物学定量研究方法、数学和计算机建模研究方法等，使许多语言研究成果开始具备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使语言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证科学。

　　目前，演化语言学在国内学界迅速发展，以演化理论为指导和运用新的演化语言学方法的研究也逐渐丰富。王士元表示，每个中国人身体里的基因，都是几千年族群迁徙和融合的结果。同样，汉语也吸收了许多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词汇及语法结构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看清中国语言演化的全貌。

　　王士元和邓晓华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分类问题上采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做了一系列有益探索。“传统语言学在谱系分类研究上存在不足，演化语言学引入最新的生物学种系发生理论和方法，结合语言学中的词源统计分析法，使用计算机算法程序，对中国的语言及方言谱系分类进行再研究。”邓晓华介绍说。

　　龚涛提出将词汇—词序共同演化模型运用于汉语研究。研究表明，词序可能在词汇出现时就开始有所发展，而汉语本身就主要基于词序来区分语法成分，这一点可以说明汉语保留了语言的一些原始特性。采访时，吴义诚告诉记者，他的研究团队此前对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在不同时段的演化机制进行了考察，相关成果将于近期发布。

　　跨学科合作的语言演化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吴义诚表示，目前演化语言学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往往停留在简单的语言特性关注上，对语言的复杂性和社会性还没有较深入的研究。邓晓华也谈道，“目前已有的许多演化理论需要更多研究成果的验证，语言演化的神经与遗传基础尚不清晰，有待神经科学与遗传学的进一步发展来明晰，语言演化机制的许多方面尚需深入探讨，语言演化规律的发掘也需要更多新方法的支持。”

历史上有许多秘密，后人无法了解它的事实真相，以至成为千古之谜。例如“刀声斧影，千古疑案”，宋太祖赵匡胤究竟是不是被后来成为宋太宗的赵匡义所害；《金　瓶　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博尔济吉特皇太后究竟下嫁了多尔衮没有；西施究竟是被越王沉于河了，还是和范蠡逃亡五湖了；同治帝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因嫖娼而死于性病，等等。现在，不少学者还在研究，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也许以后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考古的新发现而得出结论，或许历史真相将永远无法揭开。但是，以上都属个别问题、个别事件，而根本问题是绝不应该成为秘密而纳入历史的隐私的，这就是房中术。

　　中国古代的三大性畸形现象：一是娼妓，二是太监，三是女子缠足。其中，娼妓和太监在国外也有，而女子缠足则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现象。所以，过去西洋人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时候，总以中国男人的长辫子和中国女人的小脚作为中国愚昧、落后的象征。

　　人类性心理进化的一个明显表现是性崇拜，性崇拜就是原始人群把性神化了的一种观念。原始初民的性崇拜除了生殖崇拜以外，还有性交崇拜与生殖器崇拜。

　　一夫一妻制是从古到今人类所实行的最后一种婚姻制度，现今的世界是一夫一妻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一夫一妻制是最完美的，是永世长存的，其实并非如此。人类从群婚杂交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对男女两性的性交关系做了较大的限制，这当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绝不意味着两性的和谐和幸福，而是贯穿着压迫和剥削。一夫一妻制的建立，是和父系社会、男权社会的出现，和私有制的建立，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同步出现的。原始时代的那种生产力极端低下的状况改变了，群婚杂交的蒙昧状态基本上是消除了，可是人与人之间淳朴的、平等的关系也改变了，出现了压迫和剥削，女子变成了男子的附庸和工具。

　　春秋时，秦国有一位宣太后，虽然是太后，可是执掌大权，朝廷的政事、军事她都要参与。有一次，楚国攻打秦国周边的一个小国，这个小国派了使臣到秦国来求救，于是秦国召开军事会议，商量这个仗怎么打。宣太后在会上发表了一通意见，她说：她过去和丈夫性交时，丈夫一条大腿压在她的身上，她感到吃不消；而当丈夫全身压在她的身上时，她却不感到重了。秦宣太后的意思是指在打仗时，要集中兵力，攻其一点，而用了一个物理学上的“压强”理论，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使敌方吃不消，从而打败对方。可是她却以性交做比喻，而且这话是在“庙堂”之上，由一位堂堂的太后对外国使节讲的，后世有不少人对此难以理解。例如清代学者王士祯就评论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18世纪欧洲的一个小国普鲁士，患于人口不足，于是就鼓励生育，甚至鼓励滥交，使人口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史家认为这是普鲁士迅速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有些国家，在战争以后，男子锐减，于是不得不对男女的性关系十分宽容。相反，一个国家如果人口过多，那么就必须对男女性行为实行控制，如以强制或启发的形式推行避孕措施。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最早提出房室养生学理论的人，当推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五十五章写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意思是：婴儿无知无欲，无畏无惧，他所含元精最充足，所以生命力极强，不知道毒虫会咬他，猛兽会抓好，鸷鸟会搏他。婴儿虽然骨骼脆弱，筋肉柔嫩，可小拳头却握得很紧；他不知道性交的事情，而小生殖器却常常勃起，这是由于他精气充足的缘故。婴儿终日号哭而音不嘶哑，此因他极度地平和无欲，从而精气不耗。能做到平和无欲，就是懂得了生命常存的法则；懂得了生命常存的法则，就叫做智慧精明，贪图性欲就叫做自招灾殃，性欲耗费精气，就叫做硬性消精亡阳。人成长到壮大，就会因耗精而衰老，这就叫做不合平和无欲，保持柔弱的养生之道。

　　　　老子在这里精辟地提出了节欲保精的房室养生的根本观点，这一观点揭示了人体生命的实质，遂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房室养生学的理论源泉，后世养生学虽有种种理论、观点和方法，但在惜精受气这一点上，都以其为宗旨，不管是医家、道家、还是儒家都不敢违背。

　　《吕氏春秋》中有“情欲”专论，阐述了情欲当节制，过之伤人的道理，主张对精要“知早涩”，认为“知早涩”则“精不竭”而精可固。在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论述了许多有关房室养生的问题，如指出“若入房过度则伤肾”，若性欲不加节制，则会伤精折寿，故《素问 "上古天真论》说：“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半百而衰也”。此外，还精辟地阐述了一些有关性生理学的知识，如指出女子二七即十四时“天癸至”，也就是月经来潮，三七即二十一岁时发育成熟，七七四十九月经断绝。男子二八，即十六岁时“天癸至”，也就是开始泄精，三八即二十四岁时，发育成熟，八八即六十四岁时，性机能衰萎。但对于体质条件较好，即“肾气有余”之人，尽管年已“百数”，而“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木简医书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医学资料（较现代性医学至少要早两千一百多年），从中可以窥见古代房中术的一斑。竹简医书共十四种，其中《养生方》、《合阴阳方》、《十问》、《天下至道谈》等，都涉及到性保佑健和相应的优生学、养生学领域。如《十问》第八问禹问师葵治神气之道，因禹治天下操劳伤神，失去性功能，因而“家大乱”得师葵治神气之道后，性功能恢复，从而“安后姚，家乃复宁”，说明研求房中之道，可以和睦夫妇，增进健康。尤其是《天下至道谈》中“七损”、“八益”之说，是对我国房室养生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所谓七损，是指房事交合中对人体有损害的七种做法，即：精道闭塞；精气早泄；精气短竭；阳痿不举；心烦意乱；陷入绝境；徒然耗费精力。所谓八益，是指房事生活中对人体有益的八种做法，即：调治精气；致其津液；掌握适宜的交接时间；蓄养精气；调和阳液；聚积精气；保持盈满；防止阳痿。这种理论对于房中养生保健来说，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代的性保健研究，自汉末至元朝及隋唐可谓发展和持续时期。东汉的三纲五常至东晋时已不起什么作用。北方各民族的融入，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勃兴，养生之学空前发展，研究房室保健学者，亦大有人在。早在三国魏时，就有甘始、左慈、皇甫隆等道士研究房中养生学，他们都有妻室，寿都在百岁乃至两百岁以上。曹操把他们集中起来，跟他们学习过房中养生术。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房室勿令竭乏”，也体现了古代性保健的学术思想。其后葛洪还提出了房事“唯有得其节室之和，可以不损”的论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 "养性序》总结了“五侯之官，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数百，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房室输其血气，耳听淫声，目乐邪色”当是少百岁之人的原因。并说“苟能节室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可以增寿。”孙思邈对性医学研究的成就，可以说能代表唐代的最高水平，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科学和精辟均是空前的，为我国性医学著作中极其宝贵的重要文献。

　　古代的性保健研究，自汉末至元朝及隋唐可谓发展和持续时期。东汉的三纲五常至东晋时已不起什么作用。北方各民族的融入，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勃兴，养生之学空前发展，研究房室保健学者，亦大有人在。早在三国魏时，就有甘始、左慈、皇甫隆等道士研究房中养生学，他们都有妻室，寿都在百岁乃至两百岁以上。曹操把他们集中起来，跟他们学习过房中养生术。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房室勿令竭乏”，也体现了古代性保健的学术思想。其后葛洪还提出了房事“唯有得其节室之和，可以不损”的论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 "养性序》总结了“五侯之官，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数百，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房室输其血气，耳听淫声，目乐邪色”当是少百岁之人的原因。并说“苟能节室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可以增寿。”孙思邈对性医学研究的成就，可以说能代表唐代的最高水平，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科学和精辟均是空前的，为我国性医学著作中极其宝贵的重要文献。

　　人能否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性问题，在性方面得到自由和幸福，影响到社会的安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兴亡。西方的史学家认为，社会上的纵欲之风是古罗马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不无道理的。中国自宋代中期以后，封建社会开始式微，统治阶级越是自感虚弱，对民众的控制和压迫越大，其中对性的控制也越严。但是，反作用力和作用力成正比，这种压迫往往会激起民众全面的反抗，其中也包括对婚姻性爱自由的强烈追求。

　　在有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或在某些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性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公元前13世纪末至公元前12世纪初爆发的特洛伊战争，斯巴达和特洛伊打了10年的仗，双方先后出动了一百多万军队、上万艘战舰，在西方古代历史上可谓惊天动地，其起因只是特洛伊王子诱拐了美丽的斯巴达王后海伦。又如，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勾引了罗马统帅凯撒，从而挑起了罗马与埃及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再如，咤叱风云、几乎征服全欧洲的拿破仑最后一败涂地，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他的第一任妻子约瑟芬因为拿破仑移情他人，抛弃了她，为了报复而泄漏重大军事机密，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这个有关爱情和性的纠纷，拿破仑或许不致失败，那么欧洲的历史又该怎么写呢？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也几乎俯拾皆是。妹喜、妲己、褒姒都被人们视为导致亡国的妖姬，亡国的责任当然不能都推在她们身上，可是她们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施、貂蝉都是色情间谍，她们在重大的###中起了10万甲兵所不能起的作用。唐朝的武则天和清朝的慈禧，这两个女人都曾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她们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开始都起源于“蛾眉惑主”。如果没有慈禧太后，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明朝末年，当手握重兵、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犹豫不决于投靠清军和闯王起义军两者之间的时候，得悉闯王的部下掳掠了爱妾陈圆圆，于是拍案而起，率部降清，使清军长驱直入，入主中原，这就是所谓“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如果当初闯王的部下不是掳掠了陈圆圆而是保护了陈圆圆，从而争取了吴三桂，中国近数百年的历史又该怎么写呢？

　　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当然有它的必然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其中也有为偶然因素所影响的许多曲折，性就是影响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偶然因素之一。

　　单就房中修为的形式和内容而言，其要点无外乎顺天地阴阳之和，全人身性命之真，或戒淫不漏以固精，或借术还精以补脑，或避忌卫生以益寿，用葛洪的话说：“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抱朴子·释滞》)考察历来房中所传之秘法，有关房中术的修为内容，大致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①采抽铅精：即女子顺采“白铅”，男子逆采“红铅”之法．此法历来视为非道，视为下乘，因为后天采练于气功修为是无益的。

　　　　②乘交元真：此法为房中术的先天修为，为上乘上双修功法，“元真”是指阴阳交感后所产生的形神真一之气。此气为二五之妙合，至灵至微，一方采得，双方罗通。故谓之“双修”，又谓之“真采”。

　　　　③乐气通脉：此为房中术的基础修为。属双修中的单修术，即男女各自采交感时的乐感之气以自通脉络。一般先通中脉，次通任督，即道教秘传“乾坤固天法”。

　　　　④乐气开窍：此即采感之气以自开关窍，关窍有一门、三关、九窍、十八户等等。

　　　　⑤采阴补阳：道家以男子属阴身，内含真阳；女子为阳体，内含真阴。交感之时，乐感冲开女子乐脉，地脉开张。男子天脉开张，阴阳乐气相交，男得之谓之采阴补阳，女得之谓之采阳补阴。

　　　　⑥还精补脑：交感时，男女各引乐感循冲脉归元，交感之精逆行归脑，即谓之还精补脑。

　　　　⑦乐气治病：引交感时之乐气，培补真元，延年益寿，通和痛病，疏通痹阻。

　　　　⑧入大乐定：藉交感之乐入于定境之中，形同掸乐，但此境非先闭绝精路及入于禅乐之境者，殊不易得。

　　　　以上这些奇特的道家房中修为，令人读来一定似懂非懂，难以知其“真诀”，仗此一录，姑作参考。更进一步对房中术修为功法的研究，还有待于医学家们的努力，今人万不可冒然仿效，以免反而误伤了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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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中术，即性的技术，其质为两性性生活的修为，它是中国古代一门口口相传的奇特秘术，具有某种神秘色彩，更由于世俗伦理道德及出家人的清规戒律的束缚，使“房中”这个在古代本来十分常用的字眼，或被宗教套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或被正人君子之流误解抨击，无论做学问还是搞养生的人，都讳言“房中”二字，似乎“房中”就是荒淫。这种讳莫如深、避之如蝎的做法，使有关房中术的资料长期埋没在古代典籍或国人的口头流传之中，令人难取真经，甚至产生出种种误解，致使这一领域至今还极为封闭，一般人难以了解房中术的真面目，更远远说不上被现代人正确认识和利用。

　　中国古代有许多妓女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结交的多为文人雅士，那么在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微妙而特殊的关系，即文人狎妓，往往不是为了发泄肉欲，而主要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生活需要。一些道学先生咒骂妓女是有伤风化的“下贱之人”，而在一些比较开明的文人雅士眼中，她们却是“红粉知己”，志同道合，诗歌唱和，乐而忘返。

　　　　在中国古代，去嫖娼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没有妻妾或远离妻妾在外，性欲得不到发泄，那么就去妓院发泄一下，他们和妓女的关系主要就是“上床”。二是虽有娇妻美妾，但感到不满足，在性好奇心理的驱使下，要去妓院“尝鲜”，感到“家花哪有野花香”。明人江盈科在《雪涛小说》中所说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拥有三宫六院、万千嫔妃的皇帝，有些也要微服出宫嫖妓，主要也是出自这种心理。三是一些文人雅士具有较高的精神生活需要，他们虽拥有妻妾，满足性欲、生儿育女都没有问题，但由于是包办婚姻或政治婚姻，双方缺乏共同兴趣和共同语言(像宋代的李清照和赵明诚那样的夫妻真是少有)，于是他们就渴望和某些异性建立一种平等的、思想感情交流的关系，而这只有去妓院才能做到。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男子除妓院外，没有和除自己妻妾之外的女子自由交往的机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文人雅士狎妓的主要目的就不是“上床”了。

　　　　当然，以上情况只发生在高级妓女中间，而多数中、下等妓女遭受着性压迫与性剥削，被人们蹂躏、虐待、贩卖甚至任意杀害，过着非人的生活，充满了血和泪。

　　　　不过，即使是高级妓女，日子也并不好过。她们总是感到身世飘零，身份低贱，十分自卑。唐代有一首敦煌曲子词《望江南》，十分深刻地描写了妓女内心的苦楚：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因此，妓女们最盼望的就是落籍从良，从而终身有靠。唐代的江淮名妓徐月英写过一首《叙怀》诗，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心情：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

　　　　这就是说，她宁可粗茶淡饭地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不愿在妓院中锦衣玉食，日逐笙歌。南宋绍兴年间，全州司户单符郎见官妓杨玉哭泣而问曰：“汝今鲜衣美食，时为爱重，有何不足耶？”杨玉回答说：“妾为女子，愿为有家。若嫁小民，布裙短衾，啜菽饮水，亦是良妇。今在此迎新送故，是何情绪!”

　　　　中国现代社会也有卖淫现象，而且颇为蔓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取缔卖淫业，并见显著成效，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又死灰复燃了。这是因为，卖淫业的产生有其经济、文化、社会的原因，如果这些根源未予铲除，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解决不了的。

　　　　中国现代的妓女与历史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都是暗娼，因为政府是严格禁止卖淫的；二是自愿者多，而旧社会的妓女大都是被迫的。

　　　　卖淫业的存在与发展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夫一妻制是从古到今人类所实行的最后一种婚姻制度，现今的世界是一夫一妻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一夫一妻制是最完美的，是永世长存的，其实并非如此。

　　人类从群婚杂交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对男女两性的性交关系做了较大的限制，这当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绝不意味着两性的和谐和幸福，而是贯穿着压迫和剥削。一夫一妻制的建立，是和父系社会、男权社会的出现，和私有制的建立，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同步出现的。原始时代的那种生产力极端低下的状况改变了，群婚杂交的蒙昧状态基本上是消除了，可是人与人之间淳朴的、平等的关系也改变了，出现了压迫和剥削，女子变成了男子的附庸和工具。

　　古代的婚姻缔结途径大致有掠夺婚、买卖婚和聘娶婚三种，其特点都是非自愿的，是通过暴力和金钱缔结起来的。

　　掠夺婚，通俗地说就是抢老婆。这是非常野蛮的，盛行于奴隶制社会。古罗马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将士们都把抢来的女子当老婆，军官优先挑选。中国东汉、唐以前也是这样。南北朝时，高乾求崔氏女而不得，就和弟弟高昂一起把崔氏女抢来了，置于村外。高昂对哥哥说：“何不行礼？”这个“礼”是指“周公之礼”，即性交。高乾明白这是要把生米煮成熟饭之意，就和这个女子野合，然后把她带回家去。《说文》云：“礼，娶妻以昏时，故曰婚。”“昏”指黑夜，娶老婆要在黑夜，为便于抢夺，所以“婚”字本身就有掠夺之意。

　　后世严禁抢老婆，认为这是“非礼”，违者要严惩，但是仍有一些不法之徒这么做。在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展出了一块木雕板，叫“王老虎抢亲”。这个故事说明朝有个恶霸叫王老虎，有一次在外见到一个貌美“女子”，就把“她”抢回家去，叫妹妹陪“她”睡，准备择吉成亲。没想到这个人是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周文彬男扮女装的，结果不但没有抢到老婆，反而赔出去一个妹妹。

　　买卖婚就是买老婆，有时是通过赤裸裸的金钱买卖形式，有时是通过聘礼（“以俪皮为礼”）、服役婚(以劳役顶钱)等形式作为变相的买卖。可以说，这种婚姻形式一直影响到20世纪。拐卖婚则至今未断。

　　在古代最普遍的则是聘娶婚了，也就是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赤裸裸的掠夺婚和买卖婚相比，聘娶婚似乎是一个进步。可是实际上在那些“温、良、恭、俭、让”的聘娶礼节中，仍旧游荡着暴力与金钱的影子。女子不再为“匪寇”所抢了，但是要屈服于家庭或家族的压力，而且有时还有强聘、强娶之事发生。女子不再被当成货物公开买卖了，可是聘礼中还含有很大的金钱成分，无财不得。这种聘娶婚对于男女双方，特别是对女方来说，仍是不自由、非自愿的。

　　古人对聘娶婚十分强调，把它看成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记?典礼》云：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

　　《诗经@齐风@南山》说：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以上叙述，都是特别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越礼”，就不是正派人了。

　　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当然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弊病在现代还有不少残余影响，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婚姻关系，仍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

　　在人类历史上，男女之爱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突然产生的，它的产生至少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男女两性关系应该比较专一。一般说来爱情应该是排他的，在群婚杂交时期，在“人尽可夫”或“人尽可妻”的情况下，怎么能谈得上爱情呢？

　　二是男女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平等才能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才能产生爱情。在男权社会，从总体来看是男尊女卑，男人把女人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和附属物，对女子享有生杀予夺之权，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的。但是，并不排除在这种社会中，有些男性能够尊重女性，双方在劳动和生活中相互了解，然后产生感情。“举案齐眉”的夫妻感情正说明了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

　　蕉下云雨图（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