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北京大学
今年是我国著名学庶北京大学百年华诞,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80周年。所以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是日为在80年前,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首先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中,敏锐地看到人类社会“新纪元”的肇始。他成为在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并引导一批先进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而使北京大学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上,突出了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关系的特殊意义。 北京大学作为当代中国的最高学府,毛泽东在这里直接走进了当时新文化新思潮汇集的浓郁氛围中,受到了一次虽然短暂却十分重要的新思想的薰陶;而它作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毛泽东又是在这里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从图书馆书记到人民共和国缔造者,北京大学是不是这位历史巨人思想发展和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这确是值得研究而又饶有趣味的话题。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湘江之畔的橘子洲头,岳麓山下,集中了一批不计身家、心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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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一场旨在总结历史、缅怀毛泽东同志伟大功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会议主题为“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和世界”。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以及中国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议以毛泽东的思想和生平、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评价和现实意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毛泽东思想及其世界性影响、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等为分论题。围绕论题,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研讨。一、对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实践贡献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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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在世界的东方继承发展由列宁加以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代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移植苏共报刊政策和新闻模式的组织者。[1]作为卓越的宣传家,他的新闻观点奠定了我国党报学说的理论基础,亦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的新发展。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大师一样,称毛泽东是新闻宣传大家名副其实。其较系统地接受新闻教育,似可定格在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红楼)助理员期间以校内会员身份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一、两大收获:接触马克思主义与学习资产阶级新闻理论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这时第一师范教员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前去担任伦理学教授。不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劝毛到北大学习,并告知“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有志青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2]8月19日,毛泽东到达北京。他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但为了解决每月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不得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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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书馆助理员到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与北京大学萧超然内容提要一代伟人毛泽东和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之间在本世纪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情绵不绝的紧密联系。毛泽东在他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都曾给予过北大以特别的关注，而北大凝重、精深、恢宏的校园文化，也曾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从而建构了他后来成为革命伟人的某种素质胚基。这是毛泽东本人、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篇章。本文是对这一奇特人文历史景观的全方位的研述。关键词毛泽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校园文化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之间，在本世纪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令人神往而十分有趣的历史文化联系。从青年时期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到中年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再到进入老年直至去世，毛泽东与北大始终是情缘未了，联系难断，“此恨绵绵无绝期”。毛泽东早年求索，因北大而窥学术之堂奥，升华超越。他盛赞过五四时期的北大，说北大蔡元培、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潮流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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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生活方向、事业和性格主要是青年时期确定的。动荡的社会状况和他本人所经历的特殊环境与机遇塑造了他的丰富个性。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曹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与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就毛泽东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O年间两次来北京及其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的历史事实,分析青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和对他以后革命实践的影响。(一)毛泽东在一九一八年八月第一次来北京井与北京大学建立了联系。在此前后,北京大学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她为寻求救国其理的优秀人物提供了可选择可比较的各种新思想。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派人物先后来北大任教,《新青年》继续着文化启蒙的艰互工作,马克思主义在较大范围内传播,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爱国情绪的普温增长,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把新文化运动推到了直接干预当时政治斗事的新阶段。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日盘迫近了。毛泽东是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下午来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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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其间,他汲取知识的养分,树立了革命信念,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做好了准备,而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习的经历,则成为其一生新闻事业的启蒙和起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概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日,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历史上存在时间不长,至1920年12月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恢复成立。历史上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初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9年2月改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校长蔡元培为该会拟定简章,规定其宗旨是“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主要研究新闻的范围、选题、采访、编辑、通讯方法以及报社和通讯社的组织等。蔡元培担任会长,导师由留美归国的徐宝璜教授和著名记者邵飘萍担任。徐、邵二人等利用晚上或周末时间为会员讲课,传授新闻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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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
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指冯友兰——引者注)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摘自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5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毛泽东——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冯友兰小传
&&&&冯友兰(年)，字芝生，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其父字台异，字树候，清光绪戊戌科进士。冯友兰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1919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读研究生，从师新实在论者孟太格，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中国。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8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其间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教的同时，冯友兰于1926年出版了《人生哲学》一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有英文、日文译本。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总共写了六部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1947年，他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共2册。1990年7月，他以95岁高龄完成了7卷本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同年11月与世长辞。　　幼年时，冯友兰在家里的私塾读书，其间接触了一些新东西，还阅读了诸如《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刊。1912年，冯友兰考取上海的中国公学。当时学校无论开设什么课，都采用英文原书，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先来的一位先生，公开地把这本书当一本英文读本来教。从此，冯友兰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钻研，做习题，由此又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正是这个兴趣使冯友兰在1915年8月投考了北京大学学哲学，毕业后又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冯友兰与几位好友也在河南宣传新文化，响应五四运动，他们办了一个刊物《心声》，冯友兰任编辑。他在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进进步。”　　1919年，冯友兰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当研究生，从师新实在论者孟太格。在学习中，他发现中国与西方交战，打了败仗，中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近代科学；而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不是因为中国人愚昧，“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哲学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力求理智的满足；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为最终目的。中西方哲学的两种理想、两种追求造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在中西文化交战中屡战屡败。以此观点，冯友兰用英文写成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原文出版)。后又用中文写出来，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生哲学》教科书，于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文本，只有最后两章是附加上去的。这最后两章是他于1923年写的一篇讲演稿。商务印书馆先已将这两篇文章列于他们出版的《小百科全书》，题名为《一个新人生观》。《人生哲学》是冯友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著作。　　冯友兰于1923年在美国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中国，任中州大学文科主任。1925年到广东大学执教，不久又转至燕京大学。为什么要去广州?实际上，冯友兰主要是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去世了。广东一省，又为本省的几个军阀所割据。所谓革命中心的国民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广州这个城市。冯友兰离开开封以前，碰见于右任，便问他：“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右任回答他：“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友兰当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就决定去了。在燕京大学时，北京的教育界非常困难，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了。学校往往只发几成的工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那时教育界人所羡慕的有两个大学：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个是燕京大学。这两个大学都是每月工资照发。冯友兰在燕京大学占了一个地位，在当时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但他又总觉得燕京不是“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这一段的哲学思想转变过程，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他在《一个新人生观》一文中，将不同的哲学学说揉合在一起，扼要地论述了宇宙观、认识论、人生观等哲学问题，内容芜杂，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其中有些思想观点后来被纳入新理学体系，成为新理学的因素并得到发展，有些思想观念后来被冯友兰放弃了。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京大学到清华大学执教，任哲学教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这一段时期他讲授的是中国哲学，通过多年积累，至1934年，冯友兰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此书的出版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本书后来由美国学者卜德(Derk&Bodde)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迄今它仍是西方人系统地了解中国哲学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nbsp&nbsp
&&&&冯友兰于1934年暑假后，出访了欧洲，观光了英、德、法等国，后又获准访苏。当时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通过阅读苏联出版的英文小报，冯友兰亲眼目睹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他的结论是：“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这种评价真实而不带偏见。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每天所报导的消息，大都是关于政治的和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人物，有时甚至把他们的穿戴都作详细的描写。而苏联的报纸所报道的几乎完全是工农业生产情况和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的事迹。当时我想，这大概就是苏联的新社会和旧社会不同的地方吧。”　　回国后，冯友兰作了两次演讲，一次讲演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讲演题为《秦汉历史哲学》。后一次演讲是借题发挥，借研究秦汉历史哲学之名介绍他所了解、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演讲中，他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此次演讲稿后来收进他193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补》。这时，冯友兰的所言所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满，于是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了他。后来迫于全国民主势力的压力，国民党未能进一步加害于冯友兰，旋即将他予以释放。鲁迅在这一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这时的冯友兰，好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继续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我如果走前一条路是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援，可以大干一番。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走了后一条路。”在《三松堂全集》第1卷中冯友兰写道：“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政府方面说是不合作，就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在这本书里，冯友兰还写道，蒋介石在重庆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叫他手下的人轮流集中受训，每半年为一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他们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盲目服从的感情。训练团中，也开了一些知识性的课程，聘请当时各大学的教授担任讲课老师。冯友兰也被聘担任讲授一门课的老师，课程题目是：“中国固有道德”，时间是每隔两三个星期讲一次不等。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大学被迫迁至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又易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在从北方南迁至南方一古城的途中，司机请大家在车进古城时把手放回窗内，而冯友兰却偏要将手放在窗外，他要体验这两者的区别，思考其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是什么，结论还未寻到，他的手臂就已经给折断了，只好住院治疗。　　在长沙期间，师生偏居衡山之下，有如此安静之处读书，颇觉不易，汤用彤这时写他的《中国佛学史》，闻一多考订《周易》，冯友兰完成了酝酿多年的《新理学》一书的主要章节的写作。这时虽然大家埋首著述，但一想到战事，一想到中国沦亡的险情，不免感慨万分，倍觉凄凉。一次，冯友兰在诗中写道：“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在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总共写了6部书：《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34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34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个新理学体系以《新理学》为核心；《新事论》以新理学方法来分析中西文化；《新原人》以新理学的宇宙观为基础阐明人生理想、人生哲学；《新原道》表明新理学是继承中国哲学的传统而创立的新哲学系统；《新知言》则阐明了新理学在世界哲学中的贡献和地位。在《新原人》的自序中，冯友兰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昔尝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自限。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他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之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nbsp&nbsp
&&&&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破除了人与自然、宇宙之间古人所谓的“天”之间的隔阂，提出“回复与万物为一体之境界”。他认为人与天本是一体，不过天有其全，人得其偏。人心通于天心，天假人以立心，人因心而知天。不过人之所知乃是从部分窥全体，所以永远是片断的、浅层的。他还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其要义为，世人都不过是宇宙的一分子，那么其思想行动都要能推动人类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以顺应宇宙进行的过程。冯友兰曾引用杨椒山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来诠释他的天地境界说。　　日本侵略者于1945年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大学三校师生北返时，在西南联大的校址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是冯友兰所作，碑文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接着说：“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以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直到解放后，冯友兰才逐渐认识到，这一代“南渡”的人之所以能活着回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成功所致。对于碑文引用的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句，他在《自序》的最后一章题为“明志”中说：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去，又有伟大的将来。……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将放出新的光彩。从以上文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的心声，是一个诚挚的思想家内心的愿望。　　1946年，冯友兰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任客座教授一年，一方面，讲授中国哲学史，另一方面，还与卜德一起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这时，他已取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为给学生上课，冯友兰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冯友兰将此讲稿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还有南斯拉夫的译本。1985年又出版了涂又光翻译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时，冯友兰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1947年，中国的局势急转，解放军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是归，是留?形势逼人，要求在美华人作出抉择。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定居美国，冯友兰却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下来，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俄。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他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大学。是年12月，清华大学就先北京而解放了。在清华大学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委派青年部长陈雪屏(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来清华大学。席间，陈雪屏宣布，南京方面准备一架专机，来迎接诸位先生。冯友兰坚决拒绝，他说：“自此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国大典前夕，有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给毛泽东写信，决心抛弃旧思想，学习新思想。在当时的环境感染下，冯友兰也在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八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nbsp&nbsp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没料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30多年后，冯友兰才开始懂得这句话：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同年的冬天，北京郊区开始土地改革，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参加工作组。冯友兰与妻子都报了名，工作组一行有十人左右，工作区域是卢沟桥及附近村庄。工作组就驻在镇中一所小学里，生活和工作的条件极为艰苦，气温常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无几，晚上人们冷得发抖，清晨起来，毛巾、牙刷冰冻有如钢板一块，钢棒一根。吃饭分派在农民家里，一顿一户，叫吃“派饭”(付款)，有时吃一顿饭，来回步行一二里。小学无礼堂设备，每次村民大会都在室外小操坪上召开，冯友兰一站好几个钟头，他蓄有长须，雪花在长须上结成小冰珠，像一串串珍珠满须皆白。晚上还要到农民家“访贫问苦”，有时来回一二十里，冒着鹅毛大雪而去，脚踏积雪而归。　　土改工作结束，工作组返校时，农民们依依不舍，特地为工作组准备了一辆小毛驴拉的车为工作组送行。冯友兰与妻子都坐在行李车上，挥手向农民告别，与冯友兰同去的有一个学生叫刘鄂培，是湖南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坐过驴车甚至没有见过小毛驴，出于青年人的好奇心，自告奋勇，挥鞭赶车充当驾车人。一路上行车平稳，可车过丰台，小毛驴犟性发作，突然转向马路的一侧疾驰。刘鄂培慌了，大声吆喝：“吁……停!”小毛驴不但不听命令而且加速前进。“轰”的一声，小车翻倒在路旁的沟里，他马上爬起来，定睛一看，冯友兰及妻子都躺在杂乱的引李堆中。幸好，沟不太深，大家都未受伤，他连忙将二位扶起，同时已作好接受严厉训斥的准备。可谁知，平时说话略有些口吃的冯友兰，这次，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看……这个毛驴……不懂得湖南话!”冯友兰以他那仁厚的胸怀和诙谐的语言，将一场惊险化为大家一阵欢笑。　　返校后，冯友兰写了《参加土改的收获》一文：“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他一个阶级成分，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有许多人是贫农，可是每一个贫农的特殊情形却不相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殊相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解了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了我们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　　日，毛泽东请几位哲学家到他家吃饭，应邀的有金岳霖、郑昕、贺麟，也请了冯友兰。此前不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冯友兰是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作这一报告时，正值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故出席大会的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冯友兰见到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都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的话语。这时，冯友兰也应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正好和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在毛泽东家里开。当时冯友兰已经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说，一个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其抽象意义可以继承，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继承了。毛泽东一看见冯友兰进门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开会中间，毛泽东又让冯友兰发言，发言中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道：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冯友兰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就座时看到他，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出了老态”。接着毛泽东又问了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友兰答道：“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nbsp&nbsp
&&&&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州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这次的谈话，无论是谈话的内容或是谈话的态度，使冯友兰感到毛泽东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后，冯友兰感慨不已，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冯友兰又参加了会议。闭会时，毛泽东又接见了冯友兰。之后，主持会议的人，送冯友兰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的是毛泽东和冯友兰握手时的像，照片上也有几位诗文史哲学界的名教授。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他和妻子每人每月各发12元生活费，还曾被赶出家门，直到1968年秋才被允许回到家里，还是作为宽大处理的。冯友兰不知何故，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在工宣队的动员下，为此，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1971年5月间，毛泽东让谢静宜转告冯友兰：“你写的信看过了，谢谢你，并向你问候。”冯友兰受到感动，又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还有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其中诗云：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解放以后，冯友兰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他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是在有些时候，也发表了一些不是忏悔的见解和主张的文章。因而，到1973年批林批孔开始时，冯友兰心有余悸，担心又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批判。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我和群众一同批孔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友兰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很快，冯友兰的这两篇文章由《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为何如此受到重视呢?一直到日，冯友兰听了谢静宜在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才知内幕。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谈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毛泽东一听马上就要看，看后提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1975年，冯友兰所著《论孔丘》出版，对孔的评价，与前迥异。　　经过50—60年代的生活波折，又经历了70年代思想的折腾，冯友兰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80年代后他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实际上，解放后，冯友兰在许多问题上并未苟同于一般之论，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诸如：50年代所写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树立一个对立面》等都属这类文章。即使像《质疑与请教》这类自我批评的文章，他仍坚持某些多年来的观点，这些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他有时迫于时势，写了检讨文章，实质上也并未放弃这些观点。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经历、教训，1979年，冯友兰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4岁高龄重新开始写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除开1982年他出访美国，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外，其它时间都集中用于《新编》的写作，甚至政协全国会议也不出席，终于以95岁的高龄完成全书，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五个月。&nbsp&nbsp
&&&&冯友兰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著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是极高的。在20世纪的70年代，他写的《人生哲学》就已经翻译成英文本，日文本。它不仅使中国哲学走向了世界，而且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打开了一条通道。　　冯友兰首先是一位哲人。在1982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中，他写道：“60年是个很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他经常引用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阐发其对哲学的思考，“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的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则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将要做的事。”他一生的哲学著作约计670万字。　　第二，冯友兰又同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不仅能够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得到印证，还能够从他虽然在人事上有浮有沉，但他始终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这一问题上得到有力的说明。当然，冯友兰同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他的一生历经了中国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又经十年“文革”的洗礼，迎来改革开放。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出发告诉我们，冯友兰的哲学思想的变化也必然有着对中国近百年历史变化的反映印迹。自解放以来，他更多的是在批判中度过的，这足以证明他在哲学领域中力争不依傍人说话所做的努力。即使在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他虽然也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但他所提到的仍然是批孔还要尊孔，这是哲学家在生活和现实土壤上尽的最大努力。我们毕竟不能苛刻地要求冯友兰是个神。　　毛泽东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这应视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毛泽东与冯友兰的来来往往，表明两人之间仍存在着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珍视中华古代文化在现实中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在此基础上更强调旧邦新命中的继承，而毛泽东更偏向于破旧立新中的“破”与“新”。&nbsp&nbsp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摘自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摘自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第2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nbsp&nbsp
&&&&艾思奇(年)，原名李生萱，1910年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用的笔名，意为“爱好思考奇异事物”。1928年，艾思奇留学日本，在福岗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1932年他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大众哲学》。1935年，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7年参加编辑《读书生活》杂志。1937年调到延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延安哲学协会，边区文协工作。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3月在北京逝世。　　艾思奇在家排行老二，其父李曰垓(梓畅)，是一个具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曾是蔡锷先生的重要幕僚，担任云南省民政厅长等职。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学识渊博，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传播者之一，曾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创立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著有《云南边区问题》等，为《东方杂志》特约撰稿人。　　艾思奇在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那时，在共产党员李国柱秘密领导筹划下，学校组织了“读书会”、“青年努力会”。艾思奇在其中负责学艺部，搞文艺、演讲和办业余夜校等。省一中有一个话剧团，曾排演过《少奶奶的扇子》、《可怜闺里月》、《娜拉》、《回家以后》等剧目，剧情大都是宣传妇女解放的。当时的省一中是男中，没有女性，找不到女人扮演女主角。这时的艾思奇便自告奋勇，担当女角任务。有一次，云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杨青田同志到一中，恰遇艾思奇在台上演戏。他问此人是谁，旁人告诉他是李生萱，正男扮女装演戏。他称赞说：“演得很不错。”五卅惨案后，昆明学运达到高潮，学生们罢课示威游行，声援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聂耳当时是省一师的学生代表，常到省一中开会。聂耳组织了一个小乐队。艾思奇每当演出或开音乐会时，总要请聂耳的乐队参加演奏。演奏的曲子是当时流行的，如《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艾思奇曾建议搞点振奋人心的乐曲，要自己动手作曲，不要老当吹鼓手。1928年，当他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还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世界音乐家的传记，同时，给聂耳带来《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歌曲。当然，这已是后来发生的事。　　在省一中上学时的艾思奇，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开办义务夜校，校址就设在天君殿内。来学习的学生，全是附近云南兵工厂、造币厂等穷苦工人的子弟，教学经费全部由一中学生自治会供给。夜校前后办了四个班，共接受约300名学生，学生主要是学习文化课，每星期也搞点演讲会。艾思奇在夜校专管教务兼教员。学生们很拥护这所夜校，每晚上课前，总是早早就到齐了，并且还爱提出问题要求解答。甚至上完课后，有的学生还不愿意离开，热心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有时谈得太晚，艾思奇还将年纪小的同学或女同学护送回家。个别学生经济特别困难的，艾思奇还送给他们笔、墨、纸张等文具。　　1928年时的日本，有些学校被指定准许中国学生就读，但要经过考试。其中的福岗工业大学办得比较出色。云南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几个去应考，但都没考取。艾思奇立志去考这个学校，他果然考上了，进入冶金系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认真学习大学的功课，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也开始特别感兴趣。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而在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有一些，但大部分未译成日文或中文，因此，阅读比较困难。为了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艾思奇下决心一边学日语，一边学德语。他拿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查着字典，顽强地进行了阅读。后来，他终于掌握了德语和日语，　　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恩经典著作打下了基础。艾思奇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还注意将理论和群众结合，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刻思考。当时的中共东京支部联系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中青年会学习一次，艾思奇虽已搬到大岗山居住，离青年会路很远，但他从不&缺席，每次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还把他从群众中、社会上调查的感受、体会，运用理论作深刻解释。正是由于他沿着这条正确的轨道前进，后来他回国投身革命，才写出《大众哲学》那样一部对一代青年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　　在东京留学生中有十四个云南老乡，暑期时曾相约一起到千叶县房州海滨去避暑。一天，艾思奇对姚蓬心说：“昨天晚上熄灯睡觉后，我听见有人开箱子，接着便听见吃东西的声音。”他们便商量着先别睡熟，看看是怎么回事。晚上等大家入睡后，果然有个人影摸黑起来打开箱子拿东西吃。两人悄悄察看，发现此人原来是刚来的腾冲老乡，于是决定第二天要求两人值班做饭，以便乘大家出去游泳时，可以在家把这事弄个究竟。次日，等大伙一下海游泳，两人就打开那腾冲老乡的箱子，在里面找到了一包家乡土产——干鸡棕。两人拿出一大半鸡棕来做菜，其余的还包好放回原处。中午开饭时，艾思奇一本正经地说：“上午刚收到家里寄来的鸡棕，特别炒了菜请大家尝尝。”说罢，他便郑重其事地端出一大盘鸡棕炒肉。由于味道鲜美又是家乡土产，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格外高兴。到了晚上，这位老乡又摸黑起来打开箱子，还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阵。第二天下午，他按捺不住心里的气恼，愤愤地说：“我们宿舍里有人偷东西!”姚蓬心便问：“你丢了什么?”他只是说：“东西不值钱。”但再问他，就不肯回答出来，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大家都指着艾思奇说：“你出的主意真好!”这小小的插曲，使远在异国的学生度过的夏令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情绪。&nbsp&nbsp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艾思奇和许多留学生出于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1932年，艾思奇来到上海后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在这里他经常忙于写标语、散发传单，搞飞行集会。考虑到长此以往会影响到艾思奇做好理论研究，左翼文化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杜国?介绍艾思奇加入了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此，艾思奇就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1933年夏，社会科学家联盟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月刊——《正路》，只出到第二期，便被查封。艾思奇在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是《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在第二期上发表了《进化论与真实论据》，这两篇哲学文章写得相当深刻，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1934年，只有24岁的艾思奇经“社联”安排，由共产党员柳氵是介绍，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他写的许多文章在《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发表。由于这个阵地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广大群众的需要，影响迅速扩大。11月，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读书问答》从《申报》中分出，发展成为独立半月刊《读书生活》杂志。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主编，柳氵是、艾思奇、聂征农任编辑。艾思奇在这时撰写的《大众哲学》——原题《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载二十四期，1935年结集出版，初版书名为《哲学讲话》，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这本《大众哲学》在解放前已印行了32版，它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少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贺敬之曾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　　“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　　啊!我们的《新华日报》，　　我们的《大众哲学》，　　我们的《解放》周刊，　　我们的《活跃的肤施》。”(即延安——作者注)　　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这本书时，艾思奇总是说：“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1935年10月，由周扬、周立波两同志介绍，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艾思奇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除了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外，还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专著。对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人的著作，他在仔细阅读的同时还很注意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中的精华，并进行深入分析，既肯定其科学内容，又指出其错误所在，对其哲学观点作出自己的评价。他热心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和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先后写过《怎样研究自然科学》和许多读者问答，名词浅释，给青年指出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所创作的科学小品，有的以艾思奇的笔名发表，也有的以李崇基(意为崇拜高尔基)的笔名发表，这些作品都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后收入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一书(高士其等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6月出版)。1936年夏，艾思奇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他们坚持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活动，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做了很多工作。这期间，艾思奇热情帮助高士其走上科普写作的道路，自己以李崇基的笔名写的科学小品有：《谈死光》、《毒瓦斯》、《谈潜水　　艇》、《火箭》、《太阳黑点与人心》、《由蝗虫说到鸡生蛋问题》、《女变男及其他》、《中风症与黄河》、《斑马》等。　　艾思奇所写的科学小品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鲜明的思想性，强烈的战斗性，不是就科学谈科学，而是常常借题发挥，抨击反动势力，抨击旧制度。比如《斑马》一作中，他介绍了斑马的种种知识后，笔锋一转，抨击起“害群之马”的“不抵抗政策”来了：“斑马如果遇上狮子，情形正和弱小民族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一样，那种为生存而搏斗的景象，是非常悲壮的。一听见狮子来了，于是分散着的斑马群就聚拢起来，团结起来。几十个斑马共同排列成一个圆阵，把头都朝着圆阵的中心，把屁股朝着外，开始接连不断地踢它们的后脚。这样一来，圆阵四周就自然地变成了一道铜墙铁壁，即使那狮子有坦克车一般大的力量，枪炮一般厉害的爪牙，也休想进攻分毫。狮子无可奈何，只好在旁边走来走去，逡巡着等机会，等到实在觉得无望了的时候，就也只好罢手，各自走开，而斑马的抵抗政策也算大功告成了。但斑马中也不是没有‘害群之马’，这些斑马常常破坏了大家的抵抗政策。当狮子来攻，斑马都列成圆阵的时候，害群之马只知道恐怖地张望着，却不肯踢动后腿，狮子逡巡到后面看，见这儿有了一个空隙，于是就大吼一声，扑上前去。斑马们辛辛苦苦围成的圆阵，就此完结，而帝国主义的狮子就胜利了。”从科学的角度看，艾思奇的科学小品大都是介绍当时的新科学、新技术，能给读者以新的知识。如《谈潜水艇》是谈潜水艇与鱼雷的知识，对于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很想了解这些新的军事常识的。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用大众哲学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用科学小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nbsp&nbsp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思奇调往延安，从此也就开始了与毛泽东互敬相长的来来往往。艾思奇到延安之前，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就在研究哲学了。不管情况如何艰险，毛泽东对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许多东西丢失了，惟独一些翻译的马列著作始终带在身边。1936年冬，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又相继发表了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他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这时，毛泽东还把他的“两论”油印本，亲自签名送给艾思奇和吴黎平，并希望他们阅后提出修改意见。之后，两人所提意见大多数都被毛泽东采纳了。　　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更好些，但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敬礼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夜　　对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日发电给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干部阅读时，就“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日，毛泽东在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时，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延安时期的艾思奇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和延安马列学院教员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在那里讲过课，他们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艾思奇在延安住的窑洞，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毛泽东经常找他去谈话，有时毛泽东也去艾思奇住处。1937年已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并已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专著的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读书与生活》这本书时，他不厌其烦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还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卓越见解。在这里，毛泽东所摘录的只不过是出自一个初到延安只有27岁的青年所著之书，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附信一封：?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见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　　毛泽东　　这封信的第一句话就对艾思奇的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谈到得益很多，又将摘录稿送艾思奇阅正。在用商量口气提出疑问时，毛泽东不是约来聚谈，而是亲自登门造访。　　艾思奇也十分敬仰毛泽东，非常佩服毛泽东的伟大气概、胆略和渊博的学问。他把毛泽东的摘录及给他的信看得弥足珍贵，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犯延安，党中央作了战略部署，疏散老弱病残和带幼儿的妇女，诱敌深入，在情况紧急时才将毛泽东的这封信交给夫人王丹一说：“报社、电台领导人员要跟随党中央转移，可能有战斗任务，要轻装。这份毛泽东手稿由你保存，千万不可丢失。”1960年，当康生、陈伯达闻知这事，当即派人将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件手稿拿去准备出版，并让他本人和所谓“当代书家”陈伯达题词写跋，艾思奇以“不要招摇”为由，毅然索回。这份手稿除身边工作的少数同志外，从未轻易示人，其间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在四十多年后仍然幸存。1979年，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重印时，书中收录了两篇关于毛泽东的信及摘录文章。　　在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还联名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毛泽东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他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有一次，总结学会的工作时，艾思奇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和发表，也算在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的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了。当艾思奇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讲法欠妥时，也跟着笑了。但是，谁也没有介意，之后这件事在同志之间传为佳话。　　艾思奇在这以后又担任了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还兼任文化工作的多种职务，如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常务理事、青年艺术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等。他在上海时就写过不少关于文艺方面的文章，担任文委秘书长后，继续撰写这方面的文章。艾思奇爱好文艺，他还特别喜欢海涅的诗，利用业余时间，从1931年开始翻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本书于1945年出版。&nbsp&nbsp
&&&&1939年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一个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指导员是艾思奇，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每次开会都是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按提纲学习讨论。为适应哲学学习需要，艾思奇编选了《哲学选辑》一书，还和吴黎平合作，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一书的任务。　　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由艾思奇任主编，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此间，艾思奇在这个刊物上也发表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重要文章。在延安举行的新哲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出席并讲了话，还设宴招待了哲学界同仁。　　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便随即召集艾思奇等十多人会议，提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任主编。1945年，艾思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任《解放日报》总编。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当时许多人误解实事求是的问题，艾思奇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其中写到：“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们只要举出他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怎样善于在分析事实的时候，就同时考察出正确地对症下药的办法。”　　不久，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为配合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其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企图以此欺骗人民。艾思奇立即针锋相对，写了《论〈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对其予以驳斥，指出这本书是张扬“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同时他指出：“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还写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颠倒，……在物质上垄断了政权，在思想上也就垄断了真理，……明明是腐败政治摧毁了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却说‘国民’对国家民族的道德不高尚。嘴上是‘公’，实际上是借此为私。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们领教得多了，中国人民受蒙蔽也不会太久了。”“总而言之，《中国之命运》的哲学是愚民哲学，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人民的极端有害的哲学。”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不仅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同时又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宣传和赞赏，而且对人民大众掌握明确哲学道理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必要性也作了鲜明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兼任中国哲学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从此，他更加重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认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要依赖自然科学，反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要受哲学的影响，正确的哲学能推动科学的前进。艾思奇既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反对把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作法。1959年，中央党校一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他亲自布置计划且常常讲课。在他的指导下，中央党校还编写了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在中央高级党校开办逻辑班时，艾思奇亲自抓教学，并多次讲授“辩证逻辑”等课程。　　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为解决好这一问题，解放以后，艾思奇曾四下农村去参加实际工作。他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并提到辩证唯物论的理论高度上加以分析。1958年，艾思奇下放到河南去参加人民公社运动。那时随着“大跃进”的发展，浮夸风已经开始，下放干部也有所觉察，但正值群众运动高潮，话说得不恰当很容易造成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局面。如果默然不吭，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又于心不安。对此，艾思奇从唯物辩证角度，写了一篇题为《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的文章，既积极保护了群众的热情，又提出了应该防止片面性。文章首先指出：“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的统一，这是　　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尔后，他用了大量的笔墨肯定人民群众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已为中国革命所证实：“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多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在此基础上他又指出：“必须同时防止陷入另一个片面的观点：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时候不注意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适当安排改进技术，改善操作，一句话，不会节约劳力，不会使有限的劳动发挥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防止片面性的建议，是辩证客观的，它的提出不仅对当时的建设，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意义都非常大而深远。&nbsp&nbsp
在这之后，艾思奇也写过不少论文、讲稿，其中有《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器》等，这些论文、讲稿，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2年都收录在《艾思奇文集》第1、2卷中，该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nbsp&nbsp
&&&&艾思奇在青年时代所学的是冶金专业，他在24岁时所写的《大众哲学》，抗日战争初期就印行到第10版。那时，进步的知识青年谁不知道《大众哲学》，而且一提到《大众哲学》就想到艾思奇，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几乎成为同义词。到解放前为止，这本书就印行了32版，可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中国有着多大影响。他在27岁时所写的《哲学与生活》，赢得了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喜爱，在阅读该书时，伟人毛泽东不厌其烦地作了19页长篇摘录，这足以说明艾思奇在哲学方面卓越的才华。当然，他在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取得成就，源于他能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哲学，更源于他心系中国革命与建设，心系人民大众的利益，因此，他在哲学领域进行了大胆创新，找到了广大劳动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即写作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从神秘玄妙的宫殿拉向了十字街头，日常生活。艾思奇不愧为我国大众哲学的开拓先锋。　　1937年，艾思奇到达延安，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艾思奇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到延安后，他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的是党安排给他的工?作——?党内思想教育。在这个岗位上，他勤勉朴实地工作着，从不讲阔气，摆架子。他待人热情、诚恳。他的讲课从不以声取胜，而是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他的讲话更具有敏锐、深刻的内涵、严密的逻辑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这时的哲学家艾思奇，人们更多地称他为“艾教员”。因此，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所说的那样，“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nbsp&nbsp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侯，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顺候　　教安?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鹤鸣兄：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箱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nbsp&nbsp
&&&&在离零陵县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处湘南边界，背靠湘水，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这就是李达一家祖祖辈辈耕作生息的地方。李达家向地主租种二十多亩田。每年秋后，金灿灿的稻谷，一担担地挑进地主的粮仓。一亩薄田要交租九斗九升，遭遇灾害，也不得少交一粒。眼见此情此景，李达的父亲极感心痛，愤愤不平。　　李达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父母特别喜欢他，因而他在兄弟中独享专心读书的厚遇。李达的父亲想，就是勒紧裤带，也要凑合几串铜钱做束修供他念书。1895年，李达刚满5岁，便跟父亲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7岁，他跟胡樊卿先生读书。胡先生是前清秀才，算是零陵乡下的一个“大学问家”，和李达母亲同乡同姓。胡先生见李达聪明好学，特别喜爱。无论在哪里教书，胡先生总是带着李达在身边跟读。胡先生在李达父亲面前一再夸奖：“鹤鸣这个孩子真了不起，书点到哪里，他背到哪里，一本书教完了，他也就背完了。……鹤鸣前途无量！”　　儿时，李达又聪明又顽皮，在唐家祠堂读《幼学》、《千字文》之类的启蒙书。到了少年时代，李达不调皮了，听讲认真，作业工整，到校最早，走得最晚。他读过的书，注解和眉批写得密密麻麻。他不满足于背诵老师指定的课文，常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他特别喜爱数学和自然常识。他好学多思，碰上难题，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它搞懂弄通。　　1905年，永州府开办了永州中学。李达刚满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学校。考试时，考生中李达年纪最小，个子最矮，特别引人注目。许多人都惊讶地围过来，端详这个乡下少年。主考老师好不容易才把试场周围的人赶走。李达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回答了所有试题。他的数学成绩优异，结果，他被录取了。他的数学成绩特别好，别的同学解决不了的难题，他很快就解决了。从第二学期起，直到毕业，他的各科成绩总评一直名列前茅。李达品学兼优。从十五六岁起，他就开始懂得为劳动者着想，为贫苦农民做好事，并自发地起来同官僚地主作斗争。有一天，他到县城办事，看到农民交粮。官老爷故意刁难农民，多算了粮。农民说：“你们算错了，怎么要多算我的呢?”收粮的那家伙听了大发脾气，拍桌子，瞪眼睛，威胁说：“我算错了，你自己来算吧!”李达挺身而出：“我帮他算，你不要欺侮人!”李达算出了正确的结果，那人被迫认输。在永州中学读书期间，李达已经有了初步的阶级意识和诚挚的爱国思想。　　一次，徐特立给修业学校学生作时事讲演，把一些国耻沉痛地告诉学生，悲愤至极，讲完，他立即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当场斩下自己的一个手指，写了血书，借以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激励学生反对列强的欺凌。徐特立的这一充满爱国激情的行动，深得各界人士的钦佩，也极大地激发了李达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在爱国主义思想激励下，李达发愤读书，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可没钱读其他高等学校。这年秋季，他打听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招收新生。于是，他父亲筹集一笔川资，让他到北京投考这个学校。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偏僻的农村，到外地去。在武汉、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大城市，他目睹了许多令人愤慨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李达抱着学好科学知识、振兴祖国的宏伟志向考入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此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到这种地步，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中国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唤起人民的觉悟，才能国富民强。于是他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认为中国得救了。但不久，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取代了清王朝。李达很失望。是年秋，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他返回故乡。次年，他到祁阳中学教书半年，继而就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两月后，因缺食宿费，李达转入湖南优级师范。这时，他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影响，决定“放弃‘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实业救国’”，“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他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　　1913年，李达以优秀成绩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费生。他想借这个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志愿。在日本，他用一年时间就学会了日语，后又学会了英文和德文。因用功过度，李达得了肺病。贫病交加，他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回国后，他在家与人合伙开办一个药店，一面当药剂师，发药卖药，一面养病。过这种“药商”生活将近三年。1917年春季，李达第二次去东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理科。那时，我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日本的五个国立学校之一的，都给公费。这种学校就有第一高等学校，该校是最著名、最为当时青年所倾慕的。“一高”非常难考，李达终于考中了。他觉得这下不单是经济问题可以解决，“实业救国”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了。入学以后，他天刚亮就起床，晚上十一点才睡觉，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李达贪婪地学习每一门课。1914年的卖国条约，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的义愤。当时李达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李达痛苦地感到，日子过不下去了，如果不找新的出路，中国一定要灭亡。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后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李达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nbsp&nbsp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为了抗议日方的暴行，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学生们纷纷罢学，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李达、李汉俊等人都是这时回国的。他们回国后，以上海为大本营，派代表到各地进行宣传、联络。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为首的就是李达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最后，请愿斗争失败了，给李达震动很大，他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也是一种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五四运动以后，李达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日，我国爆发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李达在日本。他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6月，他得知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被捕，立即赶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寄回国内发表。他的文章除了热情赞扬陈独秀、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外，还坚定地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五四以后，我国掀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刚刚兴起，李达在日本就积极为国内报刊撰稿。早在日和19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公开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这是现已搜集到的他最早的两篇珍贵文稿。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各种主义鱼目混珠的情况下，对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还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九篇短文，向国内介绍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为了及时而系统地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在国外翻译了三本书，即《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这些书于1921年5月前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对于我国的先进分子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学习、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很有作用的，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译著和文章的发表，是李达由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1920年暑假，李达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就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积极投入了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张东荪的反动主张刚一抛出，就遭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迎头痛击。李达用江春的笔名写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后来，又写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商榷》两篇重要文章。在这场反对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李达是一员坚强的主将。1921年5月，李达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论文，这是一篇讨伐假社会主义最有分量的文章。建党时期开展的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是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造中国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方法问题的大争论。在这场大争论中，李达最早参战，发挥了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从1920年起，当时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为阵地，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李达积极参加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他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1920年11月以后，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到第五号的《短言》对无政府主义也作了批判。特别是李达发表了《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两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荒谬主张。经过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系统而又击中要害的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被解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基本划清了。这不仅使许多原来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知识青年转变了立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纯洁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清除了当时混杂在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少数无政府主义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日，李达以胡炎为笔名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文，谴责第二国际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和资本家妥协”的“改良主义”、“议会主义”。为了从根本上批判修正主义，李达于1921年1月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上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揭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李达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回国寻找社会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他首先访问了陈独秀，与他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邀李达参加。李达欣然同意。当时，李达住在《新青年》社内，与陈独秀交往非常方便。他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八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发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2月，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商谈党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采用地方分权制问题时，发生分歧。李汉俊因此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李达便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把一切转给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为了党的团结，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这时起到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李达一直主持党的发起组的全面工作。李达是党的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在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列宁建党学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6月，根据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担负了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具体部署召开大会的各项事务。1921年7月，李达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一大”。大会期间，李达除参加起草文件外，还负责处理大会事务。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1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一大”会址的选定和转移以及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他负责解决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书城家中开幕了。&“一大”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作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这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李达作为会议的筹备人和组织者，为“一大”的胜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nbsp&nbsp
&&&&1921年10月，陈独秀和李达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平民女校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经过三个多月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一切筹备就绪。1922年2月，我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学在上海正式诞生了。这所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是李达，他的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其夫人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1922年初，在《先驱》第一、二期上，李达用李特的笔名连续发表《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专文。7月，李达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代表第一天集会就是在他的寓所里。同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同住清水塘，共同担负起培养党的干部、研讨马列主义的光荣任务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毛泽东任校董，何叔衡、李维汉等人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自修大学是湖南革命的摇篮，培养造就了一批革命干部，这些同志以后逐渐成长为我党的骨干。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研讨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和李达等人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　　可是，党成立只有两年，1923年秋，李达却脱离了自己曾积极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脱党以后，李达就专任大学教授，过书斋生活。这是李达脱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达脱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意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加上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不满。　　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强令解散后，李达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兼教授。后来，该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李达继续任教授。他编了一部讲义，题名为《新社会学》。1926年6月，该书出版时定名为《现代社会学》。这是李达在过去多年从事唯物史观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用文言文写成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专著。　　大革命期间，李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26年10月，李达应邓演达的邀请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生工作，代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马日事变”后，李达隐居零陵乡下，四个月未出家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捕，家乡不能立足。9月下旬，他又秘密返回长沙，后又到武汉，受聘于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11月中旬，桂系李宗仁部攻入武汉，疯狂镇压革命，残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12月16日，桂系武装出动约两个营的兵力包围武昌中山大学，逮捕和杀戮了一批进步师生。次日下午，国民党左派李汉俊等也被逮捕，当晚在汉口惨遭杀害。16日那天，李达因故迟到，在校门外看到风声不妙，见机逃走，幸免于难。当晚十二点，李达上船逃亡上海。在上海，李达全家避居在法租界一个偏僻的弄堂里，直到1932年夏。在上海期间，由于白色恐怖，李达的处境十分困难。李达特别着力从事革命的学术研究活动，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著作。李达翻译的著作有《法理学大纲》、《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现代世界观》、《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批评GN&&GU&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农业问题之理论》、《土地经济论》、《经济学入门》等。1928年至1932年7月，李达在上海和泰山的全部活动表明，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用自己的笔和舌顽强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并向人民大众和爱国志士作革命宣传，为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1932年8月，李达由上海转移到北平，应聘担任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同时还兼任朝阳大学等校教授。为了扩大进步势力，李达推荐黄松龄、吕振羽等人到中国大学任教。后来，他还把兼任的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职位让给黄松龄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的进步师生较多，有“红色大学”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之称。李达和黄松龄、吕振羽等则被誉为“红色教授”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1933年5月，李达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到张家口第二次给冯玉祥讲学。名义上是去讲辩证逻辑，实际上是去说服冯玉祥联共抗日。日，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达等1700多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李达是十名领衔签名者之一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3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七君子”被捕后，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逮捕。李达在北平与许寿裳等109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　　30年代，李达在北平的教学活动，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迫使广大的爱国青年探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命运。这时，李达热情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于寻求出路的青年是大有益处的。李达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地投身到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伟大潮流中。他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李达在北平期间，坚持做学术研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货币学，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著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哲学方面，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一书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还与人合译了爱森堡等著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因为这样，李达获得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的称号。&nbsp&nbsp
&&&&“七七事变”前夕，李达因父亲病重，回家乡探望。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李达的家被日本宪兵查抄，夫人遭到审讯和毒打。日本宪兵逼李达夫人交出李达，后来知道李达确实不在北平，才释放她。李达未等父亲病愈，即从故乡赶到上海，不久，应聘到广西大学任教。可是当他由上海绕道香港经广州、梧州到达桂林时，却被解聘了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4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不得已，他又回到故乡零陵。这年农历八月二十日，他的慈父李辅仁逝世，这位老人一生勤苦，节衣缩食，倾注全部心力支持李达读书。国难当头，老父死别，妻儿遭难，本人失业，李达忧国思亲，哀痛不已。　　1938年2月，他的好友白鹏飞就任广西大学校长，李达再次被聘到该校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李达的讲授深受学生欢迎。是年秋，李达因病告假。1938年冬，冯玉祥路过桂林，邀李达同去重庆。冯玉祥和李达经贵阳，于次年1月到达重庆，住在南温泉。其间，李达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并为他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辩证逻辑，代替黄松龄等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听众包括冯玉祥及其随从，总计约数十人。冯玉祥对李达总是尊称他为李先生。李达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理论概念经他一讲，变得饶有兴味。李达同志和在冯玉祥研究室工作的共产党员一道，继续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冯玉祥能做到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分裂、反共的政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成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与李达的工作是分不开的。1939年4月，学者们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理论与现实》，此刊由李达、郭沫若、马寅初等担任编辑委员。李达写了《形式逻辑扬弃问题》的长篇文章，发表在该刊第一卷第二期上。此时，李达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都有联系。毛泽东还从延安给李达寄来一信，赞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欢迎他到延安去。一次，周恩来派吕振羽看望李达并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时表示愿意前往，但是，又想继续出版自己的著作，他深恐拖家带口，给党中央增加拖累，态度不甚坚决，只说：“去延安，只要有碗饭吃，我都愿去。”恰巧周恩来出国治病，董必武不在，未能成行。这时，正值平江惨案之后，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李达对吕振羽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名寡妇’，是决不失节的。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后来，周恩来返渝，得知李达未能到达延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