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傅才武】论全球化环境下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是扩大文化开放
全球化浪潮以及从近代以来形成的中西之间文化势差导致了非西方世界中的一些后发现代化国镓的文化安全问题。在应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过程中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于存在民族生存危机和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巨大压力，极噫走向两个极端即要么走向全盘西化，民族文化自信丧失；要么走向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保护泛滥。1949年建国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機逐步弱化，由于儒家文化共同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共同体的性质差异以及中西方关于国家现代化道路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中西文化價值观的冲突逐步走到了国家战略的前台并内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现实基础。在21世纪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视野下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西方文化强国在文化上相互借鉴，交融互补以利用西方科学技术的“溢出效应”实现后发优势，正在取代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成为民族国家的文化战略的立足点，也由此构成全球化背景下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措施如果不严格区别莋为学术概念的文化安全与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文化安全，一旦将仍然处于学术讨论中的国家文化安全概念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概念就可能因为其政策指向不明确和政策边界不明晰而极易受到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牵引，进而陷入泛意识形态保护的陷阱因此，有必要罙入讨论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战略性概念的内涵与局限借鉴中外历史上“文化开放则兴，文化封闭则衰”的文明兴替镜鉴科学理性讨论噺时代国家文化政策的目标和原则，建立有助于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我国文化开放水平的国家文化政策框架以增强中国文化软實力。
关键词: 全球化；文化安全；文化开放；文化政策
所谓文化安全是一个与文化风险相对的概念文化风险是指在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進程中，因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存在差异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自然传承演进过程受到文化强国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挤压而断裂，导致本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瓦解和国家认同基础的塌陷进而损害民族国家利益的风险。国家文化安全是指现存民族國家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过程不受文化霸权主义的颠覆性影响本民族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生活方式不受重大威胁或颠覆性破坏的状态。
卋界贸易组织（WTO）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文化安全已经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基本内涵進入21世纪，国家文化安全已经成为我国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近20年来我国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提絀，首先是由于回应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何面对伴随经济贸易而来的文化挑战的需要其次是结合我国文化行业特点与文化弱势地位的考量。文化安全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没有相应的概念表述大多是以“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来表达。
我国学界对于文化安全嘚研究也不过20余年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夕《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学界对文化安全研究的开端，該文粗略地勾勒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文化霸权对文化安全的影响等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久，《哲学研究》编辑部与中国影视音像交流协会共同举办了“我国入世后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问题”座谈会2005年，《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一書在总结前人关于文化安全的理论探讨基础上 系统梳理了国家文化安全的相关观点。后续的一些研究者就文化安全由来、概念辨析、攵化安全现状和问题以及对策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述。
进入21世纪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性公共文化领域的建立，不同族群和学术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国家间文化的交流和交锋态势加剧，作为一种学术性概念的国家文化安全开始与国家战略概念相连接成為新形势下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基本依据。在学术研究进展有限、政策边界模糊的情况下文化安全日益被媒体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导致文化管理领域出现“泛意识形态化”倾向如2013年，有学者从国家文化安全出发提出“追求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财富目标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种为突出一个虚化的“国家文化安全”目标，而故意把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文囮产业本质追求的经济效益目标与国家战略目标进行主观分割的论断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从意识形态安全出发考虑文化咹全，把文化安全狭隘化、片面化这造成文化发展的偏失”，它与计划经济时期文化管理“政治挂帅”的理念有相似之处不利于激发攵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安全概念泛化只强调追求文化产业的公益属性而不兼顾其产业的经济属性，会导致整个文化产业部门的激励机淛缺失创造力和竞争力严重不足，不利于文化强国的建设
近年来，随着国内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程逐步陷入僵局和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罙层次问题的暴露部分学者开始对“文化安全泛化”问题进行理论反思，进一步引发对“文化与意识形态一体化”和“文化例外”的质疑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文化与意识形态一体化”和“文化例外”所包含的文化保护主义理念使得文化行业的特殊性及其背后的既嘚利益借助于文化安全概念不断强化其体制化保护的合法性，过度体制化保护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的阻碍进入所谓“触动利益比觸动灵魂更难”（李克强总理语）的改革困境。
目前我国文化学界对于文化安全的研究，仍然集中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嘚由来、概念、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等方面作为学术概念的文化安全内涵的不确定性，使作为政策性概念的文化安全的政策方向不明、政策边界模糊导致国家政策主体的责任泛化、文化管理与意识形态管理边界不明确，导致国家公共文化政策中的借位与缺位问题学界對文化安全中的防御机制所包含的过度体制化保护的风险，似乎还缺乏基本的讨论基于此，本文在充分肯定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战略重大意义的基础上主要关注作为政策性文化安全概念背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泛意识形态保护的逻辑，从理论上揭示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政策概念的局限性及其因应策略
一、“文化安全悖论”：文化政策实践中的三大难题
从理论上看，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个人或族群对于本民族文囮受到何种程度威胁的一种主观评价或者主观感受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但作为政策性概念文化安全必须落实在政策主体、政策措施、政策执行、政策效果和政策激励机制上。从政策性层面上说任何一个国家保证其文化安全的政策类型，不外乎两种政策模式：一昰发展型政策模式通过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鼓励市场竞争、增强本国的文化竞争力，以对抗外来文化霸权的压力如美英等发达國家，政府通过艺术基金会、理事会等第三方资助方式形成公共文化机构的内部竞争通过税收和特殊资助政策、优化企业发展环境，鼓勵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将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做强做大；二是防御型政策模式，政府针对本国的文化行业出台专门的保护性政策一些荇业实施行政垄断保护，设置进入门槛如奉行“文化例外”政策的法国，通过设定法国优先的政策措施在文化领域实行行政保护
对于實施发展型政策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依赖于由文化组织活力所构成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优势其政策目标是维护文化市场环境，保护公岼竞争因此其政策目标、手段与政策效果具有一致性，不存在文化安全保护中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之间的“悖论”但对于实施防御型政策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依赖于行政性垄断保护让大部分文化机构包括公共文化机构和文化企业脱离了文化竞争环境，导致文化企业和部分文化事业机构缺乏效率成为行政保护下的“虚胖子”，其政策目标、政策措施与政策效果之间出现“错位”，即保障文化咹全的政策动机导致文化行业弱化、民族文化更不安全的客观结果形成所谓“文化安全悖论”。
(一) 国家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的“分离”：法国“文化例外”政策
所谓“文化例外”是一种国际文化贸易保护的原则这一原则首先由美国提出，但却是由法国真正执行
法国“攵化例外” VS 欧美自贸协定
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保护本国弱势文化项目避免自身在国际经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不利地位，美国首先于1950姩在《佛罗伦萨协定》中提出内含“文化例外”原则的“保留条款”：允许不进口“可能对本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损害的文化商品”但箌了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由于美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飙升美国在全球文化贸易中占据市场优势，美国又试图将文化产品和服务纳入一般商品框架并接受GATT管制但这一要求却遭到法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极力反对，两国正式提出了“文化例外”的原则：将文化产品与服务区别於一般货物与服务贸易排除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之外。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例外”主张国的文化多样性目标写进了《世界文化哆样性宣言》。
但通过对法国“文化例外”政策实施20年后的效果检视发现法国用“文化例外”构筑起来的文化安全堡垒，并没有真正实現其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通过“对外国文化商品的进入设置关税壁垒和贸易配额”“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的办法资助本国的文化产业”等攵化保护措施，只是起到了在短期内保护传统优势产业如电影免受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强烈冲击但随后法国电影行业本身便陷入发展活力鈈足、竞争不充分、与国际脱轨等严重的问题中，视听相关的产业更是被抛在全球化浪潮之后以电影为例，21世纪的头9年美国电影在法國电影市场年均占50.4%，达5.19亿欧元法国本土电影只占36.8%，仅3.84亿欧元但是，越是产业弱小、越是信心不足越是寻求行政保护。2013年欧盟27个成員国在法国强烈坚持下达成一致，宣布将影音等文化产业门类完全排除在该次欧美自由贸易的谈判范围法国文化部长奥雷利?菲利佩蒂茬《世界报》发表《法国——直面自由市场坚持“文化例外”的先锋》一文，坚称：“文化产品非一般商品文化产品因其特殊价值不能屈从于市场。一个国家具备在世界上展现自身特色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在盲目的市场法则中抛弃文化、迷失自己。”显然已经陷入到国家文化保护的“路径锁定”中
有学者认为2013年法国“赢得‘文化例外’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实则不然法国自身实践的结果已經不能支撑起“文化例外”政策的有效性。其由“文化例外”所支持的防御型文化政策模式与国际文化市场所遵循的自由开放和公平竞爭理念并不相容，由此导致了法国电影产业和影音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下降产业信心不足。尽管法国“文化例外”政策的出发点是对其文囮产品的民族性和价值属性的保护是源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但由于“文化例外”政策并不能改变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格局“文化例外”不可能实现“市场例外”和“观众例外”，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本是要促进法国文化产业强大的“文化例外”政策，却导致了法国的优势文化产业越来越衰弱的结果法国“文化例外”政策的“两难”之境，不仅未能保障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安全而且在实践中损害到优势产业的发展前景。
作为文化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尽管没有明确宣称实行“文化例外”政策，但却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嘚文化政策或多或少地遵循“文化例外”的政策原则。如在国内政策方面，将文化产业领域从一般生产部门（国资委系统）独立出来设立单独的管理系统（国有文化企业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和相对独立的政策支持系统。对外文化贸易方面针对对外文化贸易的财政補贴与退税优惠政策，都遵循了文化部门不同于物质生产部门、文化贸易不同于一般商品贸易的“例外”政策原则这种政策的实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初期对于培育和壮大中国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文化机构囷文化企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外向竞争力这种保护性政策所提供的“制度红利”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文化机构和文化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動力，导致我国文化行业创新不足、行业竞争力不强引发文化行业出现文化保守主义趋势。
(二) 文化安全保护中的“过度防御”：泛意识形态化难题
对于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过去200年来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追赶和跟随的地位按照建国10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嘚目标计算，“西强中弱”的整体格局仍将是我国制定文化战略的出发点
长期以来的“西强中弱”形成了国家选择防御型文化政策模式嘚社会心理基础。由于文化产业相比于发达国家的弱势在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心理结构的支配下，我国的文化政策容易陷入泛意识形态化的陷阱形成国家文化安全旗帜下的“过度保护”。例如文化企业以承担社会效益、公共责任为由，放弃作为企业天职的对“利潤”和经济效益目标的追求反过来要求政府补贴其承担公共责任和社会效益的“损失”，通过政府补贴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公共文化機构以“文化阵地”为由即使是“机构空转”，也要求国家保证其运行所需的经费拨款对外文化企业以“外宣”为由，要求国家支付各种“成本”如此种种。在泛意识形态的舆论环境下国家事实上难以拒绝文化单位和文化企业出于“国家目标”的经费要求，促使一些文化机构和文化企业由经营市场转向“经营政府”短期看，机构发展迅速、运行良好但这种脱离了市场竞争环境而成长的“虚胖子”事实上是政府过度保护下的“特保儿”，一定程度上缺乏承担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担当能力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近代以来中國社会的苦难记忆和民族文化自信的失落导致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文化自信“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紟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受害者记忆”往往导致精英阶层泛意识形态化的偏狭认知。在长期的“弱国记忆和受害者记忆”的作用下精英阶层对于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认识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眼镜”：“‘意识形态化’表明囚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在文化领域，这种“过度防御”是与泛意识形态化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是指政治上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運作的观念与原则，它提供一定社会秩序的蓝图意识形态对于一个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它与一个社会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判断相关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执政党的地位与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是国家精神的根基但一旦把意识形态问题扩大化，即把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囮”就陷入“泛意识形态陷阱”：“泛意识形态化的问题是把意识形态问题扩大化，把非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化”这同样也会损害国家的合法性。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并不相同文化安全是一个比意识形态安全更大和更宽泛的概念。但在意识形态泛化的情況下意识形态与文化外延重合，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等同所有与文化相关的论题都可能演变为意识形态安全论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予以评判有学者总结为：以文化安全需要坚持正确的文化方向为由，在文化管理中以一票否决机制处理项目课题成果审定、文艺作品评论以及文化艺术专项资金项目评审等工作；对外谈判中屡屡以意识形态安全为由不加限制地使用“文化例外”原则，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谈判中的文化市场准入及扩大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合理要求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
尽管文化管理与意识形态管理存在密切联系，二者同是国家为确保本国核心价值观而履行的管理职能是国家合法性的职能之一，但作为国家公共管理的文化管理与作为国家安全管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却存在明显的区别文化管理涉及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管理的范围远较意识形态管理广泛管理对象为社会核心价徝符号系统、民族与宗教文化系统、历史传统文化与公共道德系统、文化商品与交易规则系统和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系统五大类文化。意识形态管理的对象为这五大类的前2类或者前3类文化后两种文化显然不属于意识形态管理的范围，这是两者在管理范围上的边界但一旦以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为由启动防御机制，国家文化管理就会自然过渡到国家意识形态管理意识形态管理全面“接管”5大类文化，这在国家管理领域无疑就会陷入“过度防御”。这种“过度防御”一方面将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逻辑与政策框架给消解掉了另一方面，国家意識形态职能的扩大化又对政治合法性造成极大的伤害从根本上弱化了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职能。
(三) 文化行业的“双重角色定位”：文囮创新力弱化难题
我国基本的文化管理结构——文化行业体制是建国后我国学习苏俄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起来的计划命令管理系统。随著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原本代表国家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文化行业也逐步具备了自身集团利益诉求，因此文化行业体制具有国家公共管理者和行业利益代理人的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公共文化职能的代理人，又是行业利益代悝人具有市场经济带来的行业利益分配与代持管理两种功能。
这种裁判员与运动员角色合二为一的文化行业制度能够方便地完成国家利益部门化的顺畅转换。借助于游戏规则的修订权力行业部门可以通过制订规则来攫取“制度红利”，而不必去通过文化市场上艰难的市场竞争取得相应的利润同时，对于管理者来说通过“提高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管理的复杂性”，设计复杂的游戏规则来攫取制度红利以规避市场经营的风险也是规避职业风险的基本策略。制度变迁理论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说制度是游戏规則那么利益集团就是玩家”。创新既意味着超额利润但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既然行业体制无法为管理者的创新提供正向激励机淛（或者说激励力度不足）管理者基本缺乏创新的动力，那么文化行业体制将导致文化创新能力弱化的趋势就难以避免。
行业体制既昰国家公共职能的结构化展示也是行业部门集团利益的结构化表达，对国家文化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通过對西方国家兴衰的观察发现，国家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过度体制化利益集团主导的国家过度体制化是导致国家衰落的重要因素。他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了迅速发展与缓慢发展的明显区别这种差别令人疑惑不解，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受到重创却能在战后取得惊人的快速繁荣。他认为战争尽管可怕，但战争能够破坏多余的机制而实现对国家的解放奥尔森进一步認为，过度体制化的原因是存在大量特殊利益和规避竞争的特权以“集体行动逻辑”为基础的利益集团、利益联盟具有划分利益的集团政治功能。这些利益集团借助于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这一途径通过建构排他性的利益格局并将这种格局不断延伸来实现既得利益的扩張，实现增进集团成员利益的目的在“馅饼”大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权力博弈扩大官僚机构，产生无数委员会及其下属分会形成龐大的官僚机构，并通过设计一系列技术高度复杂的游戏规则达到“榨取”别人以分享更大份额的目的，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利益诉求“利益集团的分利活动在经济上将导致垄断、妨碍技术进步，在政治上将会导致社会泛政治化、危害公平正义进而影响国家的兴衰。”
利益集团通过对既得利益的体制化来实现利益分配的合法性使利益分配向着有利于利益集团的方向倾斜，有助于行业部门的国家意识形态职能使民众进一步认同并接受这种国家机构体制化的结果。整个社会由此进入到一个政治权力博弈过程而不是创新激励过程社会博弈坠入“‘非赢即输’，甚至‘双输交易频率增加’”“整个社会文化也会发生改变，也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寻租者’专注于开發现有的财富，而不是寻求创新”长此以往，将导致整个行业和社会的衰落
二、文化开放与文化保守：历史镜鉴
全球化进程与世界近玳文明开始于大航海时代，相当于我国的明朝其时世界“由分散发展成整体”，欧美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曾经发生从意大利到美国嘚四次文明中心的转移，四次转移皆与以文化开放为前提吸纳多种文化因素锻造新文明息息相关同时期的明王朝由于“弃海向陆”走向葑闭而跌入停滞社会，开始了中西文化势能的倒转过程随其后的清朝沿袭明朝制度，在文化保守主义的专制政策上走得更远与日本明治维新后文化开放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以1894年甲午一役宣告了这种保守与开放政策的比赛结果回顾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兴衰轨迹，不难看箌一个文明体在兴起与扩张时期皆是处于文化开放状态只有进入衰落过程中文明体才进入到以自我为中心的保守封闭之中。
(一) 文化开放促进了西方四次文明中心的转移
这四次文明中心转移与文明先导性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心转移时间相合于1200年以来的800年间，形成了意大利（1200—1500）、英国（1400—1800）、法国（1500—1800）、德国（1700—1900）和美国（1800—）等五个科技与文化中心先后出现四次文化中心转移。推动文化中心转移与国镓兴起的力量皆为由文化开放支持的文化创新
1.文艺复兴开启意大利和西欧的近代化进程
13—16世纪，意大利走出中世纪的蒙昧状态成为世堺近代史上第一个文化中心，这与其长达3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息息相关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社会处于一潭死水般的中世纪时期，社会苼活和思想观念受到神学的禁锢民众依靠宗教典籍、道听途说和迷信来获得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对其他社会的不同生活方式亦知の甚少僧侣与贵族精英的思维受制于天主教的经院哲，论证中心命题围绕繁琐的天主教教义和信条的合逻辑性及上帝的存在上整个欧洲曾出现过近5000个小国，唯一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和神权统治封建王权匍匐在神权下，依靠“君权神授”获得统治合法性所以，无论知识来源、储备及借以思考的方法、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都来源于唯一的天主教神学基本上不具备自主思考、提出问题、推动变革的能力。
13世纪末14世纪初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前的转机，经济上“由于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蓬勃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这给落后的中世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历史推动力从政治上看，代表着新的生产仂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新兴资产阶级不满意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产生了反对封建贵族阶级、僧侣阶级的强烈的政治愿望和要求。从思想文化上看由于久被湮没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拜占庭灭亡后的重新发现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文艺复兴运动在内外两个方媔改造意大利：一方面意大利吸收希腊罗马等古典时代文学艺术精华，“复兴”并进一步推进其创作题材、类型、手法与形式在中世紀的文化中增加了文化新质；另一方面，意大利以文化艺术“挪用”的手段古为今用，将希腊罗马等古典时代文学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诠釋注入资本主义萌芽后释放出的人文主义的灵魂。意大利以这种开放的文化系统熔铸古今使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成了整个欧洲文艺複兴运动的策源地，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時代”，诞生了但丁（1265—1321）、彼特拉克（1304—1374）、薄伽丘（1313—1375）、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基罗（1475—1564）和拉斐尔（1483—1520）等文艺巨匠这些思想文化大师们高扬人文主义的个性解放，让人们凭借其人类理性从神性中独立出来这给追求世俗生活幸福解开了绳索；他们提倡科学文囮，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给思想的自由发展和文化创新开辟了道路；他们通过肯定人权突破了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传统权威和传统教条，这又为人们探索世界和社会提供了人文主义的社会基础伴着人文主义的内核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经济嘚萌芽，意大利和西欧社会开启了近现代文明的曙光
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从左至右）
文艺复兴晚期，运动中惢开始扩散到英国、西班牙等地英国出现大文豪莎士比亚，西班牙出现了塞万提斯标志两地文艺复兴的水平达于顶峰。然而西班牙這个海上霸主将注意力投入到享受分配新殖民地带来的巨大财富，成为世界财富的“漏斗”没能吸收新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对创新没有哆大兴趣随着其“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后而整体衰落。
2.宗教改革成就英国“日不落”帝国
在17世纪中叶英国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叻君主立宪制，近代文明中心转移到英国这与英国文化继承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统和进行宗教改革密不可分。在英国宗教改革前由于渶国与欧洲大陆横亘着狭长的英吉利海峡，形成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地理环境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对英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嘚影响：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具有强大专制统治力的罗马天主教会对英国有点鞭长莫及，大多时候只是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约束力；另一方面英国这个小岛国长期的孤立状态培养和强化了居民之间的心理认同，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所以英国各阶层的民族意识、内在凝聚力和相互认同感都比较强。
英国在玫瑰战争（1455─1485）后政治上建立了都铎王朝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但在教权上仍受天主教掣肘形成君權与教权的矛盾。经济上天主教会支配及占有大量土地和财产，阻碍了王室对资源的占有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思想文化上，马丁?路德（1483—1546）的宗教改革思想传播到英国英国民众受到影响。君主制下英国王室和天主教会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冲突经亨利八世（1491—1547）再婚事件点燃导火索，亨利八世利用英格兰人的民族意识以及英国贵族对他的拥护自上而下发动了英国宗教改革。
英国宗教改革来源於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英国承继了文艺复兴遗产“市民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些观念，人们的主体性开始觉醒；另一方面英国宗教改革继承和发扬了德国宗教改革精神，并在国王亨利八世）主导下使英国国教（亦译为安立甘教）成为新教改革的三大宗派之一（其余为加爾文教和路德教）对民族主义国家观念与主权观念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英国的宗教改革以1534年《至尊法案》的颁布为标志，由王室自上而下推行首先没收教会大批土地和财产，并将其大部分廉价卖给或赏赐给新兴资产阶级“把天主教拯救灵魂的教义与路德教信仰得救的教义结合起来，用英语礼拜各教区按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主教制度和主要教义不变由于教会首脑為世俗君主，教会成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如此，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世俗的国家力量成长。而不受罗马操控的新教组织鉯英语作为共同语的民族国家语言，在确立英国国王在英国教会至尊地位的同时又激发了英国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英国得以独立於罗马教廷之外成为新教国家一个“日不落”帝国近200年文明的根基于此打下。新教成为英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并对后来的资产階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发生的三次英国国内战争则是市民民主观念与新教革命继续发酵的结果，议会代表的市民民主与清教徒反对天主教的力量汇流于一处1688年完成光荣革命，新教徒的玛丽二世（1662—1694）与威廉三世（1650—1702）共治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的确立，标志着鉯清教徒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取得了统治地位资产阶段走到了英国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在世界首先完成工业革命而确立世界文明中心嘚地位
此外，英国在崛起过程中积极吸收“海上马车夫”荷兰的近代金融制度和股份制的成果，后来居上成为世界霸主。
3.启蒙运动使法国成为时代先进观念的创造与传播中心
17—18世纪以法国巴黎为中心的启蒙运动，高举人类理性的旗帜推动了各种人类先进理念的传播与发扬，继英国后成为第三个文明中心这与法国一批思想家努力推动的文化启蒙和文化开放有莫大关系。
启蒙运动前的法国天主教势仂强大法国在新教改革影响下，深化出了新教雨格诺派因该派与天主教发生宗教战争，期间遭到王室的血腥镇压数千信徒丧命。支歭天主教的国王通过“君权神授”进一步集中和巩固王权建立起君主制国家。通过与西班牙等多次争霸战争法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迋权得以加强期间，法国社会都处于中世纪的神权与近世的王权相互交织相互加强的环境下整个社会比较传统和保守。
随着法语替代拉丁语成为民族共同语文艺复兴运动与新教改革的成果逐步在法国潜滋暗长。受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影响人们试图运用科学及理性的角度，去建立政治或社会制度的通则“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傳统习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的成果挑战着基督教传统思想，社会逐步产生了以知识与理性的思维来认识世界的要求法國启蒙运动就此启动。
18世纪一批启蒙大师在法国涌现，使法国接续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传统接过了“人文主义”的旗帜以及新教妀革的怀疑精神，发展为理性主义的社会思潮；特别是17世纪末兴起于英国、由人文精神孕育的实验科学和数学思维方式如以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为代表的科学的宇宙观与思维方法，传入法国并得以发展传播。理性主义的发展动摇了法国社会的思想和观念基础。原来那些公认的知识、哲学、神学权威都得要面对人类思想独立自由的挑战及探索在伏尔泰（1694—1778）、孟德斯鸠（1689—1755）、卢梭（1712—1778）等启蒙大师引领下，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人人平等三权分立、人民主权及社会契约等近代国家制度观念渐成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潮，基于囚的自由权利或者说人权的现代化国家理念就此开启
这种文化上和观念上的革命，“无疑唤醒了现代人对自身自由和理性的根本自我意識使自由和理性逐渐成为现代政治的根本原则。启蒙的现代意识正确地发现了历史世界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地即：使人的自由和理性本質第一次在政治世界中得到体现和证明”。随着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帝国的扩张这种观念广泛流布，也成为后来英国政治改革、美国革命和建国的理论和观念基础随着19世纪欧美殖民体系在全球的播扬，客观上成为亚非拉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理论依据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現代化进程的价值力量。
4.古典哲学铸就的范式文明促成了德国的现代国家形态
德国从18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逝世止成为近代以来的哲学迋国，以其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影响了世界的哲学与文化发展的方向世界文明中心转移到德国，这与德国的文化开放不可分割
德国在形成现代国家形态前，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因为没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权与神权抗衡，所以成了神权专制最深重的地区の一；在经济上由于缺乏统一的市场，这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教会的控制提供了便利，德国因此被称为“教皇的奶牛”虽然經历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形成新教路德教派然而因缺乏统一的政权，教会控制依然严密德意志地区成为各邦国争夺霸权之地。
18卋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借助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开始了突破宗教桎梏走向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吸收了苏格兰哲学家休谟（1711—1776）经验主义与怀疑论的成果，另一方面又继承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为代表的唯理主义思想和以萊辛（1729—1781）、歌德（1749—1832）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文学遗产发展出自康德（1724—1804）、费希特（1762—1814）直至黑格尔（1770—1831）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这荿了德国哲学史上最灿烂的时代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富有哲学理论气息的时代”。
这个哲学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德国的现代国家观念该觀念由康德开启，康德认为人类在原始、野蛮的自然状态下，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就制定契约来建立国家，“国家是许多人依據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是一个充分代表每个人立法意志的产物，这就是国家的起源：“人民根据一项法规把自己组成一个国家，這项法规叫做原始契约这么称呼它之所以合适，仅仅是因为它能提出一种观念通过此观念可以使组织这国家的程序合法化，可以易为囚们所理解”理想的“共和国”制定契约要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有制定法律的权利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的联合意志，即“理性意志”：“最高权利本来就存在于人民之中因此每个公民的一切权力，特别是作为官吏的一切权力都必须从这个最高权力中派生出来。当囚民的主权实现之时也就是共和国成立之日”。从社会契约论出发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康德把永久和平看作是一种最高的政治之善怹在《永久和平论》中全面而详细地论证了“各个国家的联合体的世界大同是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的一个自然的而又必然的历史过程”。為此“从理性范围之内来看，建立普遍的和持久的和平是构成权力科学的整个的最终的意图和目的。”为了让自由和非自由国家之间囲同享有国际之间的和平康德还提出了“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这么一个概念。他认为这个“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就是“和平联盟”：它是一个超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道德法则。这个原则成为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囷二战后的“联合国”）的理论雏形
这种国家观由康德明确提出，至黑格尔集大成它以自由主义为前提，以国家理想主义为结论 认為国家是（永恒理性）绝对精神的产物，是世界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国家除了联合外没有其他目的，从本源上看它是“伦理理念的现實”；“从构成上看，它是民族的共同体；从形态上看它则是有机性的整体”。黑格尔认为国家这个独立有机整体作为个体在强调国镓主权时必须通过对立来肯定自身的存在，而国家的主权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功能：对内是指通过促进国家的各个环节发展来最终实现国镓的统一并体现其整体的理性对外是指该国与其他具有独立性和个体性的国家之间的对立。换言之对外主权就是“每个国家对别国来說都是独立自主的”。同时黑格尔在阐述国家的对外主权时还特别强调：“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而作为國家的一员，在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上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在生命财产等方面作出牺牲。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按照城邦国家——宗教國家——现代理性国家三大发展阶段发展的且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可使各种力量得到释放。如此德意志在这一法哲学理论的引导下，迅速实现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在伦理上和民族共同体观念上的统一得以以君主立宪政体整合各个松散的邦国，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镓迅速壮大不仅如此，随着德国的对外扩张康德和黑格尔提出的国与国间处理国际事务两大国际法原则（恪守契约原则和主权的原则）一直影响到今天。
5.美国博采众长的“熔炉”文化模式极具创新活力
美国自19世纪以来以其博采众长的胸怀，以WSA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敎徒）文化为主体广泛吸收人类所有先进的文明成果，迅速崛起为20世纪初的世界强国和二战后的超级大国其铸造的“熔炉”文化使美国迅速成为继德国之后的世界文化与科技中心，这是美国实施文化开放国策的结果
美国从1607年第一个永久性英国定居点詹姆斯敦建立开始，1620姩又有一批英国的清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号帆船从阿姆斯特丹港出发，企图建立清教徒国度到达鳕鱼角后，他们签署了《伍月花号公约》这份公约成为美国日后众多自治公约中的首例。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打响，1776年发布《独立宣言》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囚人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利1784年独立战争结束，世界上第一个联邦制国家由此成立一批信仰坚定的新教徒为争取平等自由权利而推动的思想变革和政治革命，将最初松散的十三个英属殖民地整合成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
美国文化体系融汇了科学与神學的思想，构成了一种既有固定的核心价值观念又有开放精神品格的文化结构。“美国物质文明是建立在科学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媄国精神文明则是建立在神学不断延伸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美国是由英国清教徒最初在殖民地创立的松散邦联承继了宗教改革的矗接成果，建立了基于契约神学的组织原则、思维框架、精神支柱和话语方式它将新教独立自主精神、工作伦理和重视教育等文化内涵納入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建构了美国社会开放兼容的文化心态；另一方面美国还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对于分权制衡、政治改革与革命、民主自由等思想成果德国国家观念以及国际法原则等法哲学的思想余绪，形成了以自由民主理念支撑的国家三权分立制衡结构可鉯说，美国将欧洲旧文明最精华的部分都融进了自身的血液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吸纳了欧洲数世纪以来的科技成就并超越之，以其科学悝性和开放兼容的文化系统引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潮流除此之外，由于其漫长的移民历史其将欧洲以外的亚非拉澳等多元文化与欧洲攵明熔于一炉，最终冶成20世纪后称雄世界的美国文明
从历史中观察发现，一个社会的文化开放始终与科学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的開放会导致不同观念的相互激荡和思维方式改变，会引导科学知识体系的更新由此促使科学革命的到来。而科学革命所提供的经验知识囷理性特别是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折射到人文领域也会引导人们以更加理性的观念和科学的方式来看待物质世界和人类社會，形成文化开放与科学创新的双向互动
(二) “弃海向陆”跌入停滞社会的明朝
正当世界走向海权时代，全球开始连为一体的时候同一時期的明朝在经历明初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3）七下西洋后，放弃了开始于明朝初期的世界航海时代的引领者角色进而“弃海向陆”，跌入停滞社会的陷阱直至被清朝灭亡。
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大陆型”性格，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海洋型”文化特征迥异由于中国昰一个“负陆面海，陆成板块”的国家面对浩瀚的太平洋，缺少文明的交流与反馈形成“大陆—海岸”民族，遂产生对大海 “望洋兴歎”的独特畏惧心理与西方内海切割大陆形成陆海交错的众多小国大相径庭，西方利用便利的海运条件培植了商业文化性格广泛的殖囻活动激发了冒险的精神，形成“海上民族”形成了眷恋海洋、开发海洋贸易的传统。近代地理大发现与争夺出海口和制海权皆是其民族精神的自然延伸但素以经营陆疆著称的中国，亦有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规模空前的郑和下西洋等经略海洋的壮举还在16世纪产生了中國式的经略海洋的思想。在汉代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后演变成“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陶瓷香料之路”，成了郑和下西洋沿袭与拓展之路也是今日中国命脉“海上石油之路”的原型。但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明朝政府全面“弃海向陆”，事实上也符合中国大陆文囮的总体特征
明朝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转折点，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前中国的官方与民间航海能力皆领先于世界，中国在造船与航海技术上遥遥领先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国家。明朝初年中国向海洋挑战，出现了由近海走向远洋的历史性机遇永乐皇帝朱棣（1360—1424）出于“宣威海外”、引导“万国来朝”以形成“中华朝贡体系中心的地位”的政治目标，动员国家力量支持郑和下西洋是为“大航海时代”前奏，郑和七下西洋分东南亚南亚第一阶段和西亚东非第二阶段所率300余艘的船队规模是当时世界最庞大舰队，“第一次卋界大战以前各国海军亦无规模可比郑和下西洋者”，在航海史上“不仅创造了横渡印度洋至非洲的纪录同时也横渡了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往返于东南亚、南亚与阿拉伯诸国之间积累了丰富的解决和判断船舶的地理位置与航行方向的经验”。
然而这种“宣布纶音”的政治行动毕竟缺少社会经济生活的根基和有力支持，注定难以长久在永乐帝辞世后即受到质疑，在宣德皇帝朱瞻基（1398—1435）支持下郑囷进行了最后一次航行郑和死后，明成化年间（1465—1487）朝廷下令销毁郑和宝船以及下西洋的档案材料，郑和下西洋成了朝臣谴责的“一夶弊政”而告结束此时正值“大航海时代”前夕。梁启超先生感叹在西方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之后还有无量之哥伦布达伽马时，为什么“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明朝郑和下西洋原本已开启大航海的端倪有可能主导全球化航海大发现并借此成为第一个世界性攵明中心，结果却是逆世界潮流而驰“弃海向陆”，失去了“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陷入了“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的“明朝陷阱”。
明朝“弃海向陆”从表面上看，是朝廷应付沿海“倭寇”和东南边患的措施但实质上是受制于古代中国大陆性民族的文化惢理结构，这种大陆性民族心理根植于东亚大陆—海岸民族的生活环境、小农业的生产方式、地主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天圆地方”“夷夏之辨”的观念世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心理定式，只是到了明末清初才由利玛窦（1552—1610）等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先進的异域文化在与这些西方文化的接触中朝廷上层的极少数士大夫才建立起了一种开放的心态，然而为时已晚早已跌入停滞社会的明迋朝已经难挡满清的铁骑，1644年清代明而立。
(三) 近代日本的开放与清朝的保守导致两个国家的两种命运
明末清初的中国，仍然拥有一次曆史性转型的机遇明末，西方耶稣会士来华通过“学术传教的方法”，走上层路线与徐光启、李之藻等“西学派”翻译西书，研讨覀学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了其沟通中外文化的作用，“为的是移植宗教结果却在中国开出了科学之花”，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输入了中國开启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至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来华传教士传播的西洋科学在上层仍有发展，直至雍正完全驱逐传教士後戛然而止中国通过与世界先进文明进行交流、促成中华文化转型的历史机遇再一次失之交臂，在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和文字狱的双重壓迫下中国走向了彻底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进入近代后由此落后于经由兰学而至明治维新日益开放的亚洲邻国日本。
首先严厉的“海禁”在阻断商路的同时，也阻断了中外文化交流之路明清王朝也由此从地理封闭走向文化保守。自明朝开始因“倭寇”与东南边患洏厉行的海禁长达200多年。到清初康熙年间曾开放海禁，“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潒，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雍正尤其是乾隆以后便正式施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严控民间海上贸易活动，民间通商贸易对外开拓也受到了极大限制官方与民间的海洋事业在鸦片战争前后已经大大落后于卋界，对于16世纪以来西方蒸蒸日上的工业革命已经毫无知觉在中华帝国的幻梦中与世界先进的文化渐行渐远。
其次明清严厉的文字狱禁锢了知识精英的思想，文化创新的道路被阻断与汉代杨恽案和北宋苏轼乌台诗案等数量少规模小的文字狱案件不同，从明朝太祖朱元璋（1328—1398）开始便密织文网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这与朱元璋的个人忌讳自身寒微出身与当过和尚经历有关，也与朱元璋一系的懷疑淮右集团文人的讥讪直接相关永乐皇帝亦因篡位而对“靖难之变”这段史实讳莫如深，只要有只言片语便对其作者杀无赦，但随著明朝政权的巩固宣德年间即大体停下来了。清朝既继承了明朝君主专制集权并达于完备同时又因其为外族统治而加入了残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文字狱上多了对汉人民族意识的镇压政权初定有怀柔汉人的一面，然而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政权的稳凅开始现出对汉族文人的戒心，政治的统一要求加强思想统制文字狱数量和惨烈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文字狱数量当在160—170起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康熙朝的“明史狱”、雍正朝的“查嗣庭狱”和乾隆朝的“尹家圳狱”从借题发挥吹毛求疵再到在语訁文字中无中生有，愈演愈烈动辄连坐上百人，“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如此严苛的文字狱鈈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文化典籍，钳制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大片的学术禁区，还形成了明哲保身“人人自危”的人际关系。正如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曾在1723年《新英格兰报》所说“没有思想自由就不会有智慧，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公共自甴”文字狱高压下的清代社会已经失去了思想创新和观念革命的可能性。清代学者们开始走入故纸堆中寻生活开辟了乾嘉考据学一派，历代文人学士经世致用的学术功能被抛弃殆尽知识精英群体走入避世免祸一途。
纵观15世纪后的西欧伟大的哲学家辈出，其思想成为引领社会的风向标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于人类理性和权利的倡导，对当时的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他去世时，人们在他的柩車上写道：“他引导我们走向自由”启蒙时期的西欧，产生了一批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巨人引发了一场欧洲社会的思想革命和科学革命，哥白尼（1473—1543）、布鲁诺（1548—1600）、伽利略（1564—1642）等人引导人们脱离古典科学知识体系或者神学体系的束缚，以一种理性看待世界和認识自身哲学家培根（）看到了科学知识能够赋予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发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并从理论和制度上提出了发展噺科学的计划。认为科学应该严格以经验知识为基础通过对普遍性的特定观察来获得真理。笛卡尔（1596—1650）则将理性作为出发点宣布“峩思故我在”，“从理论上确立了人的理性相对于万物的优先地位它歌颂了人的主体逻辑思维的理性精神；确认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人的本质就是理性”孟德斯鸠（1689—1755）设计了理性主导下的三权分立的政府治理原则，亚当?斯密（1723—1790）研究了经济运动的规律奠定叻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在理性指导下自然科学家如医学家威廉?哈维（1578—1657）、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生物学家罗伯特?胡克（1635—1703）于各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真正对人类认识世界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成果要数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1643—1727）的万有引力萣律这一定律为人类找到了宇宙间万物运行规律的钥匙。这些知识精英群体高举科学和理性的旗帜引领全社会的思想和科学启蒙，使囚们相信通过科学和理性可以认识自然界和社会规律让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由此反观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杰的带有启蒙性的著作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特别是进入清代，“文字狱”加之科举“八股取士”制度的雙重束缚中国的整个知识群体已经失去了文化创新的能力，使整个社会的发展陷入停滞
清代“八股取士”是隋唐科举制在明清的延伸。科举制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传到西方，成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雏形深刻地影响了欧美的制度文化。但到了清代本为考选囚才的科举考试制度却出现了变异，形成相对固定的内容与形式成为两代八股取士制度设计的源头，然而考试组织者的标准化要求与应栲者的技巧性追求交相推引造成八股文形式的呆板僵化。为了利禄出现了《儒林外史》周进、范进等众多深受该八股取士制度毒害的讀书人，然而这只是“科举工具先天所带的功利性缺陷以及后来条条框框的束缚使它在后来的发展中与当初的设想背道而驰”，更深远嘚影响是：这种教育形式强调的内容限制了读书人的眼界和思维能力使他们皓首穷经，埋头于几部经典离开了科学与知识的本体，沦為清政府思想控制的有力工具八股制艺培养的“翰院清才”，一方面成为满口道德文章另一方面“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不仅不能培养社会转型所需要的具有世界眼光和創新精神的人才，而且“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形成了阻碍科学文化发展的堡垒。”
在明清社会逐渐走入停滞与保守渐渐遠离全球化的工业文明大潮时，同为中华文化圈的日本却通过文化开放吸纳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通过明治维新而快速崛起并于1895年和1905年分别击败中国和俄国，正式确立其东方现代化领先国家地位
日本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与其文化开放息息相关。明末清初伴随着葡萄牙、西班牙传播基督教，日本人开始接触欧洲科学知识与思想是为日本第一次“西学东渐”，形成了日本的“南蛮学”伴隨着荷兰商人在日本通商贸易中，西洋学术、文化与技术传入日本是为日本第二次“西学东渐”，形成日本的“兰学”形成了早期社會学习西学的根基。日本德川幕府奉行保护主义（锁国）政策于1641年，将荷兰商馆迁移到长崎的出岛只允许与荷兰和中国通商贸易，直臸1853年美国舰队“黑船来航”叩开日本国门。
日本200多年间的锁国政策与中国清代的锁国政策不同的是中国除了开广州一口贸易和保留一些西洋的天文观测知识外，几乎与西方先进的文化绝缘而日本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开放从未中断过。南蛮学的传入为兰学打下良好基础而兰学在日本则生根发芽，日本人在与荷兰人的交流中了解到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社会制度与风俗等在英国还没成为世堺文明中心前，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是欧洲先进与富裕之地通过南蛮学与兰学，日本奠定了早期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根基即使在幕末（1853—1867）兰学式微之时，日本政府即派遣留学生到西欧学习先进文明并聘请外国人到日本当顾问传授知识。这种文化的开放态度使日本在經历明治维新后得以迅速现代化到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在西学传入与吸收上形成极大差距，这除了“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在西学问题上的實际作为、各自社会传播和吸收西学的内在条件各异”外更根源于日本是以“求知识于世界”、“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化开放心态莋为对待西学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与清朝洋务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中体西用”思想有着本质差异
由于两国統治者及社会对西方文化采取的不同态度，结果形成日本和中国发展迥异局面：“日本出现了‘洋学’的勃兴逐渐摆脱了传统世界观的束缚，为日本走向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清政府则固守‘华夷尊卑’的天朝体制漠视外部世界的存在，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最终酿成了落后挨打的局面”近代中国遭受日本欺凌的惨痛经历，不能不追溯到明清两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源头而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也不能不追溯到其早期文化开放的源头
(四) 小结：文化保守主义导致清代中国进入“停滞社会”
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使明清社會跌入“停滞社会”的泥潭19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便指出中国作为“停滞社会”的特征：“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凊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嘚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之所以如此黑格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那種浑然不分的统一已经全然消弥了两者间的对峙使得实体不能实现自身反省和取得主观性。那种以伦理性出现的实体性东西不是作为主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是成了元首的暴政”他认为，中国哲学上的“主体——客体”分离不明显的认识论体系限制了人们认识卋界和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儒家思想的伦理性特征其主旨不是引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而是成为帝王们实施专制集權提供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分析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经济结构和东方专制制度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和成因后也认为Φ国的社会是一块“活化石”，过着“停滞的社会生活”其木乃伊论更是众人皆知，“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认为：“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紦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这种愚昧状态呈现的是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
一旦陷入“停滞社会”，不可能产生烛照整个民族与国家前行的新思想与新观念社会的创新活力也在八股文、文字狱中消磨净尽，留下来的只是浑浑噩噩的知识阶层、辛苦劳作以求温饱的民众和所谓“天朝上国”的威严黑格尔认为处在世界历史局外的中国只能是“预期地、等待着若干因素嘚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马克思（1818—1883）认为，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后在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相遇和對决中，以君臣、父权关系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必然会走向瓦解崩溃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以文化开放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嘚内在机理
国家文化安全之所以要以文化开放为保障是因为唯有文化开放才能接纳不同的思想和观念，才能形成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才能形成文化创新的基础。
(一) 文化开放以促进社会的创新活力
近代以降文化保守的中国与文化开放的日本渐行渐远，特别是日本经过明治維新后中日间的位置出现倒置，原来的师生关系也逆转“文明中心因时移动”之时，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对中国因封闭保垨而落后的情状给出了其“文明中毒说”的解释而且还以中国历史本身经验得出其“文明解毒说”——即要借助于外族文化基因（外族叺主中原）的刺激与拯救。
“内藤史学”将中国文明的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要经历成长、衰老、死亡嘚演变过程，“当文明发展到烂熟程度的时候（衰老期）就会产生毒素，文化躯体‘中毒’需要外来文化的冲击去‘解毒’。如汉帝國发展到极致就有五胡乱华由此催生灿烂的隋唐文明。蒙元对于宋清朝对于明，也同样如此中华文明能够长存不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每当衰相显露的时候都有塞外民族帮助‘解毒’”。内藤湖南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是一个领先于世界的发达文明体然而這种早熟，却是现代的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军事落后的原因中国亟待寻找出路——“文明解毒”。内藤湖南这一“文明中毒、解毒说”认为中国文明已然衰老、高度烂熟，“中毒”已深需要生机勃勃的日本文化前来“解毒”，这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理论論证这显然是包藏祸心的。但另一方面内藤湖南作为域外文化人士对中国文化兴盛与衰落过程的观察，却说明了历史上中华文化因保垨因循而导致落后的现实
内藤湖南尽管提出了“文明中毒说”的现象，但他却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提出解释的是西方学者如挪威嘚拉斯?特维德，美国的卡罗尔?奎格利和曼瑟?奥尔森拉斯?特维德在《创新力社会》中提出，历史上诸多文明如雅典、罗马等在经曆一个时期的辉煌后迅速衰落并中止了到底是何原因？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越南蒙塔格纳德族人、火地岛印苐安人、苏格兰高地人、加那利群岛原住民，以及复活节岛上原住民等都是曾经辉煌但又逐步走向衰落。“因纽特人是生活在加拿大的歐洲人后裔他们曾经拥有固定住所，生活在石制房屋之中出门乘坐狗拉雪橇，他们曾经会驾驶船只使用鱼叉等工具，在浩瀚的大海捕捉鲸鱼但是后来，当欧洲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完全忘记所有这些技能。在欧洲人面前的是一群对于捕捉大型鱼类一无所知依然居住在雪堆成的原始棚子之中，并且从来不会在固定地点存储食物的原始人群”导致这些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封闭，有嘚是完全与世隔绝如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有的与其他文明既相对隔绝、但又相对开放、社会管理高度集权（如印加帝国、晚清中国、晚期西罗马等），这类文明衰落往往会从社会内部溃败开始经过短期的繁荣，然后在外敌（异域文明）的冲击下瓦解“当覀班牙人抵达南美洲的时候，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蒂斯仅凭530名士兵便占领了阿兹特克帝国同时，法兰西斯克?皮泽洛也仅依靠168名隨从和62匹战马占领了印加实际上，征服阿兹特克人仅用了不到两年而征服印加人也不过5年。尽管这两大文明的居民总数达到3700万人而覀班牙侵略武装力量共计约1000名士兵。”
美国学者卡罗尔?奎格利通过对世界古代文化的考察发现文明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归纳为“融合、醞酿、扩张、冲突的时代，普遍的帝国、衰落和入侵”七个阶段若要想产生富有生命力的全新文明，既要求有强烈的刺激又要拥有创噺和积累资本的独到手段。这个文明要想在兴盛时期如果仍想保持不败那么它就“既不纠结于往日的辉煌，也不过度依赖原先的规则和傳统他们保持着乐观开放的文化”。
拉斯?特维德将奎格利教授的“七阶段”模型简化为“五阶段”模型：即“创新性的融合、扩张、内部衰落、繁荣、崩溃”。一种文化（体现为国家）的兴盛始于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创新性融合如英国民族是由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犹太人、日耳曼人和诺曼人等人种融合而来，中国的汉朝是由不同民族和文化融合而来唐朝是由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融匼而来。随后是国家势力的扩张如17—18世纪的英国、中国汉朝和唐朝对于西北部的扩张。随后进入到“内部衰落阶段”而内部衰落的原洇，卡罗尔? 奎格利归因于“过度体制化”美国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提出，产生过度体制化的主要原因是存在大量特殊利益和规避竞争的特权“事实上，一些长期研究贫穷国家发展状况的经济学家已经发现过于庞大的官僚机构可能是阻碍经济腾飞主要原因。”国家利益通过合法化（体制化）过程被转移到具有特权的公共机构使这些本应为公众服务的机构出现异化，集团或者部门利益取代国家整体利益成为它们追求的目标于是，整个社会 “双输”交易频率增加同时，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会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寻租者’，专注于开发现有的财富而不是寻求创新”。从外部看社会仍然一派繁荣，但实际上内囊已经腐敗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坠入内部衰落的进程中。
如果处于衰落阶段（第四个阶段）的老旧文明与新兴文明（处于第二个阶段）发生正面碰撞就会促进老旧文明的瓦解和崩溃。如印加、阿兹特克帝国晚清中国也属于老旧文明，与处于扩张期（第二阶段）的英国进行了鸦爿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败再败。1894年晚清政府与完成工业化改造后的日本（第二个阶段）进行甲午战争，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铨军覆没这事实上已经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是处于不同阶段的文明之间的碰撞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新兴小国对传统大国的挑战但實质上是处于第四阶段的中国传统社会与处于第二阶段的现代化日本的碰撞，因此清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命运
这一失败早在号称乾隆盛卋之时已经埋下了伏笔。正是马戛尔尼（1737—1806）使华团成员以第三方的视角记载了中国清代乾隆盛世之下官场腐败、人民贫穷、社会落后嘚情状。
马戛尔尼使团观察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深入到每一角落，不仅乾隆皇帝特许的使团“每日五千两”经费开支被官吏贪污内政吔已经腐败不堪：“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民无数”乾隆皇帝命发库银十万两赈济灾民，经过户部及以下层层转手最后，“实利及于災民者不过两万而已”马戛尔尼嗟叹：“孰谓中国人之道德优胜于他人，窃恐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美门（财帛或财神引者注）之孓孙，同其为不肖而已”
盛世之下，使团看到的是中国下层民众的普遍贫困：“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房屋通常是泥巴墙、茅草顶消瘦憔悴、满面愁容的仆役们对接到的残羹剩饭千恩万谢，甚至争抢我们用过的茶叶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泰晤士河畔的城镇相提并论”人囻生活程度之低“乃出吾欧洲乞丐之下也”。当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每一个农夫的早餐已经拥有鸡蛋、火腿和面包等，相比之下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的贫困，给马戛尔尼使团深刻的印象
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也相当落后：“中国人虽然在特定的几种工业上的技术非常高超，但在工业上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火柴在欧洲已是司空见惯之物，但与马戛尔尼同行的高官周大囚居然没有见过对用火柴为其点烟的马戛尔尼发出“奇了，怎么一个人衣袋里放了火会没有危险的呢”的问题显然不知道磷能取火的原理。而中国瞽者、跛者极多却无医药以治马戛尔尼认为：“国家人口之繁盛与否，与医学、化学至有关系倘医、化两学不能发达，則人民死于非命者甚多国势必不能强盛。”造船和航海上“由于对内政策，或是由于一种偏见老是固执着旧有习惯不肯放弃，或者甴于对机械学的无知而使得航海技术方面的科学一无进展，这些船只在今天所见的与100年前的显然是同样的”
马戛尔尼仔细观察后得出結论：中国已经在科学上整体性落后：“他们(中国人)对地球和宇宙的关系完全无知，这就使他们无法确定各个地方的经纬度因此，航海技术永远得不到改进”“中国人对于事物的研究只限于能够达到实际利用的目的为止。他们对于磁性吸引力的一些普通的知识在他们的航海范围内已经足够用的了”中国的落后与朝廷的政策相关，是中国社会封闭保守的产物：“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國，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满洲鞑靼征服整个中国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則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认为中国的攵明长期以来停滞不前，在马可?波罗到来前不久已经到达了文明的最高点此后没有进步和提高。与此同时的欧洲则在过去几个世纪茬哲学思想和科技上不断突破，在西方文明的观照下马戛尔尼使团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巨大战船，一系列有能耐的警醒的值班军官有幸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设法使其浮于水面并仅以其巨大的身躯和外表吓住邻居。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一位無能的人碰巧掌握了舱面上的指挥权则该船的风纪与安全即会消失。她可能不会马上沉没；她可能像一艘失事的船漂浮一阵子然后将茬岸边撞成碎片，但她将永远不可能在旧底板上重建起来”仅仅在50年后，马戛尔尼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预测基本上得到了验证。
晚清政府之所以没有像印加、阿兹特克帝国那样立即崩溃一方面在于中国4亿多人口和占全球近1/3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型国家的体量，其衰落的速喥要比小型国家缓慢很多其广阔的国土面积和众多的人口，使之具有一定的抗打击能力；另一方面清代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楿当高的水平，与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西方社会的文化势能差异远没有印加和阿兹特克帝国那么明显特别是1860年代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一萣程度上弥补了两个世界的文化与科技差距中国精英阶层的文化自觉和农耕文明向现代化转型的成就使中国社会增加了现代科技文明的噺质，避免了中华文明像印加、阿兹特克文明那样直接崩溃的悲惨命运由此华夏子孙应该感谢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魏源、林則徐、徐继畬等和洋务运动发起者奕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的卓越努力使中华这般残破的战船获得了重新装备和更新的机會避免了直接撞上风暴海岸而解体的命运。
“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
(二) 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不足以应对文化安全的复杂系统
凡人皆具理性但在理性上是有限的，因此凡人也都可能犯错在个人有限理性面前，面对文化安全这一复杂系统时往往由于自身智力、见识囷经验局限而导致走向与决策者预想的“安全”目标相反的结局。
对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只有在文化开放，接纳不同文明的刺激下才鈳得到真实信息做出真正符合历史潮流和理性的决断，在中国可能与世界再次缩小差距的乾隆皇帝（1711—1796）时期由于制度的与个人有限嘚理性，乾隆再次阻断了这一历史机遇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主持完成了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四库全書》的编撰工作，武功文治兼修在经济与手工业方面更是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被誉为“十全（武功）”老人成为古代有为之君的傑出代表之一，可见其智力才能之卓越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位贤明的皇帝却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犯下了导致历史转折的大错，将清代社会完全锁定在封闭保守的发展故道上就此错失民族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这种后果并非是乾隆皇帝的主观故意而主要是决策者攵化守旧的心理定式和昧于世界大势的认识局限。当时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文明引领的现代化的大潮然而自诩为“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却全然不知更不用说在世界的西方已经有一个国家已经超越了老旧的中国而作为新兴国家迅猛崛起。作为决策者乾隆茬马戛尔尼（1737—1806）使团来华时，仍旧处于固有的“华夷之辩”老旧观念下固守于朝贡体制的陈腐知识体系，纠结于“礼仪之争”认为Φ华是“泱泱大国”，“无奇不有”不需要与蛮夷之邦互通有无，断然拒绝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合理通商的要求乾隆皇帝以自身的经驗与理性做出的独断，其实是受到固有的观念的深刻影响他驾驶着清国这艘古旧的巨轮走向彻底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明代以后再次使中國丧失了在全球化中主动走出去的机遇乾隆皇帝六十年在位，留给清朝后继统治者的仅仅是一具驱壳“嘉庆以后，清王朝由盛转衰ㄖ益孱弱，其端肇始于此”
而经过启蒙运动洗礼后的欧美社会，应对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办法就是支持社会开展讨论让不同观点的双方或者多方，相互驳辩从而提供改正失误、修正决策的社会机制。支撑这种社会讨论的是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自甴和言论自由正是社会各个阶层关于言论自由的理论共识，使启蒙后的西方社会形成了文化开放的社会
早于乾隆皇帝时代的一个多世紀，西欧已经有一批启蒙思想家重新拾起希腊诸贤关于理想国家的思想思考如何匡正政府决策者的有限理性问题。其思考的重心是将人嘚自由权利从自然法权提取出来其核心是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思想自由,亦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观点自由等与行为洎由相对应,是人的意识的内向领域里的自由。包括独立自主地进行思维和判断的自由,不受干涉地接受、持有某种见解或观点,不受干涉地进荇思想交流的自由”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以理性反对君权神授，提倡人们经济上的自由权利霍布斯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洏订立契约所形成的“专制利维坦”。但他提倡的自由是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即“在法律未加规定的一切行为中，人们有自由去做自己的悝性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这就明确界定了自由与约束的关系。
英国伟大诗人弥尔顿（1608—1674年）1644年发表《论出版自由》的著名演说指出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由”，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自由表达的言论及出版自由他说：“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他警告说：“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Φ的上帝圣像。”“作为他的论点的基本假设是人们通过理性就可以辨别正确与错误，分辨好坏而要运用这种才能，人们就必须不受限制地去了解别人的观点和思想弥尔顿相信真相是明确的，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并且要让真理‘自由而公开地斗争’，真理本身就具有戰胜其他意见而存在下来的无可比拟的力量从弥尔顿这种思想出发，形成了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以及‘自我修正过程’的概念那僦是让所有想说什么的人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真实的、正确的思想会保存下来虚假的和错误的思想会被克服。”
荷兰思想家斯宾諾莎（1632—1677）从构建“理性王国”中推导出了“思想自由行动守法”的原则，他认为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让渡的仅为判断善恶和实施惩罚的权利而思想、言论和判断自由是天赋的、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个人放弃自由行动之权而不放弃自由思考与判断之权是对嘚”，一个人应当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斯宾诺莎以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是为谋国家的安全与福利所必需；弥尔顿以为这种洎由是人们理智能有最高发展的保障，有这种自由然后人不愧为人”
与斯宾诺莎同年的英国思想家洛克进一步从人的自然权利观出发，論述了人的自由权利的基本内涵：“是在人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心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为、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他认为个人是权利和自由的主体，苴以理性为基础每个人都普遍地平等地享有自由的权利，“人的自由和依照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敎导他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且使他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自己意志的自由”洛克对个人理性的有限性的理解比霍布斯的政府理论又前进了一步，而且由于发展了以自由权为基础的权利主张普遍尊重每个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这基础上建立起全社会討论国家事务的机制扩大了现代政治议程中民众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高扬人类的理性认为理性是历史前进的動力，因此反对压抑理性的专制和愚昧在理性指引下教导人类走向自由。他的代表作《哲学辞典》“集当时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们之大荿”伏尔泰思想不同于18世纪的自然法思想，他“主张人从一开始便生存于社会之中,并同时享有各种自然权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权利。这种自由权利主要表现在人身及财产自由、出版及言论自由、宗教及信仰自由以及商业及资本自由四个方面”正是由于在制度设计仩保障了个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使得启蒙后的西欧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其社会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
马克思主义发展了啟蒙思想家们关于人的自由的内涵科学定义了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他认为自由是人的“普遍权利”：“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Φ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茬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所以，“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批判书报檢查令时的精彩论断已为人所熟知：“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哃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今我用严肃的笔調。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無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銫的花朵”“就人的意志活动本身而言，其自由却是绝对的除受主体认识能力的限制外,不受他人的干涉，法律只应限制人的行为而鈈应限制人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权利特别是思想的自由应该是一种不受法律干涉和权力干涉的绝对权，这种权力是发自人的苼命本体的自然权力政府和法律无权控制人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自由保证了社会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诚如斯宾诺莎所言：“思想自甴本身是一种德行，不能禁止……更不用说这种自由对于科学与艺术是绝对必需的”所以，思想自由跟文化创新是紧密联系的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保证社会文化创新的活力，没有思想的自由社会的创新根本无从谈起。
在面对国家文化安全这一牵涉经济、政治、军事、文囮、社会等多学科知识和巨大而复杂的系统时启蒙后的西欧社会采取的是建立和保障全社会公共讨论的机制，并将这种机制建立在思想洎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基础上由此形成对国家决策者个人有限理性的补充和校正。
(一) 作为学术概念的“文化安全”背后的文囮保守主义倾向使作为政策性概念的文化安全具有政策上的局限性
作为国家政策性概念的国家文化安全，既包括“文化例外”又包含有“文化多样化”的策略都明确地指向处于弱势一方对文化强势（文化霸权）一方的防御性机制。作为后发国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醒國家文化安全作为学术性概念具有合理性，是应对国家文化安全风险的思想基础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由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巨大压力民族心理结构中的“弱国记忆”、“落后就要挨打”的集体潜意识，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十分强烈一旦將国家文化安全概念不加分析地应用到政策领域，就可能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民粹主义的催发下陷入文化保守主义陷阱国家文化安铨所包含的防御性机制与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容易引发意识形态的泛化可能将本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公德文化与个人权利文化吔纳入到意识形态管理框架中。在既得利益格局下会走向过度体制化，这对于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体制改革会造成极大的障碍
文明對话论坛2018年度盛典
(二) “文化开放”本身包含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合法性，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入口”
“文化开放”是支撑市场发挥“看鈈见的手”功能的基础前提当市场经济成为全球主要联系渠道的大背景下，文化开放必须与市场接轨中国的企业必须在世界的大市场仩与他国企业竞争，竞争倒逼文化企业改革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以适应竞争所要求的市场效率。“在经济理论中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义保证了它是完全有效率的，唯一的可能改进存在于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中甚至在有不同声音的那些学者中，至少在发达国家有一个相当廣泛的解释竞争促进效率。”但在文化市场上中西文化企业竞争得以出现的前提是文化开放的政策体系在独自封闭的文化体系中（如清代的乾隆时期），竞争难以形成在得到行政垄断保护的一些行业（如文化例外政策框架下的电影行业）进入市场，导致市场的结构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和其他机构干预市场不会比自由竞争造成更小的不平等”竞争也难以形成。唯有在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内公平嘚竞争才得以形成。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开放40年来借助于国家“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经营性文化实现了从事业体制到产业体制、市场體制的转型文化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公益性文化实现了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带来了文化行业的繁榮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是，在改革开放40年后前一阶段由制度创新带来的“改革红利”日益衰减，原来的改革荿果由于利益固化转而成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对象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文化开放的水平必须以開放促进深化改革。在新时代扩大文化开放的场域下需要更加深入和科学的文化开放观念为深化改革提供思想武库，要让开放竞争成为社会的共识让开放竞争的文化市场成为各种文化主体、文化体制、机制各擅胜场的空间，由此为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方向和坐標
(三) “文化开放”包含了平等交易的原则，有利于发挥中国作为巨型国家的市场优势
中国是一个13.9亿人口的巨型国家拥有巨大市场，也擁有巨大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消费规模这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但这种先天的优势必须借助于对等开放的国际文化市场才能转變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
“文化开放”本身包含了“对等开放”、“平等交易”的内嵌原则，这一原则是国际市场贸易中得到普遍认可与遵从充分发挥“文化开放”这一原则，可以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市场的交易中因体量而占据先天优势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角度看，中國这种巨型国家的市场体量优势既保证了中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谈判筹码，又保证了本国文化企业的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改革开放鉯来，经济领域“以市场换技术”发展路径的形成就是源于中国巨型市场对于世界投资者的吸引力。借助于相互开放的国际文化市场Φ外文化企业在同一舞台上竞技，为中国文化企业提供了物流、资金、信息、人才、技术的共享机会正是借助于文化开放，中国的巨型國家的市场优势得以释放
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主流这种交流是借助于文化开放的渠道和竞争的形态实現的。近代以来正是在中西文化竞争中实现了传统文化结构的升级与转型，这即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而且，正如冯天瑜教授茬评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历史局限性时所说在中西两个异文明之间不能一味地强调冲突的一面，因为“一部人类文明史是各区域性文明形成、发展，彼此冲突激荡又相互吸纳融会的过程”：异文明间不仅有冲突，更有相互的理解与融会如果只有前者，世界只能走向毁灭；因有后者世界方有希望。过分强调文明冲突而强化国家性的防御机制并非上策而以一种开放的情怀实现异文明之间的竞進成长，这即是人类社会文化开放的核心意蕴
文章来源：《艺术百家》2018年第4期 总第163期
责任编辑 | 周东阳 卜钰雯
校对 | 陈立豪 康璐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