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福是祸，正在如火如荼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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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教育，少了些理性，定力，多了些以情怀示人的急功近利，因而难免浮躁，难免折腾，难免走过多弯路。 &中国教育也许少了些专业化和职业化精神，还少了些情怀与理性结合的理想。当然现在的双一流建设也算是一种理想。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　　日　　（此件公开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为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系统谋划，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推进机制，坚持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　　——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充分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引导高等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　　（三）总体目标。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使之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二、建设任务　　（四）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聚集世界优秀人才。遵循教师成长发展规律，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优化中青年教师成长发展、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增强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　　（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大力推进个性化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创造能力。合理提高高校毕业生创业比例，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将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导向正确、科学有效、简明清晰的评价体系，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健康成长。　　（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作出重要贡献。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争做国际学术前沿并行者乃至领跑者。推动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依托重点研究基地，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健全科研机制，开展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提高服务国家决策的能力。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创新环境，保护创新、宽容失败，大力激发创新活力。　　（七）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各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坚持用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静心治学，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基本遵循，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宣传，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并充分发挥其教化育人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八）着力推进成果转化。　　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努力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促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推动健全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与、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强化科技与经济、创新项目与现实生产力、创新成果与产业对接，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三、改革任务　　（九）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不断改革和完善高校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坚定广大师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着力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推进工作创新，有效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完善体现高校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高校章程落实机制，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加强议事协商，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共青团、学生会等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　　（十一）实现关键环节突破。　　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完善岗位设置、分类管理、考核评价、绩效工资分配、合理流动等制度，加大对领军人才倾斜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在科研运行保障、经费筹措使用、绩效评价、成果转化、收益处置等方面大胆尝试。加快建立资源募集机制，在争取社会资源、扩大办学力量、拓展资金渠道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十二）构建社会参与机制。　　坚持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制定理事会章程，着力增强理事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健全与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充分发挥理事会对学校改革发展的咨询、协商、审议、监督等功能。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推进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积极引入专门机构对学校的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十三）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　　四、支持措施　　（十四）总体规划，分级支持。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　　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科学规划、积极推进。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进入该学科领域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中央财政将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纳入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中统筹考虑，并通过相关专项资金给予引导支持；鼓励相关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央高校给予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地方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由各地结合实际推进，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相关资金给予引导支持。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支持。　　（十五）强化绩效，动态支持。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资金分配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因素，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完善管理方式，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动力和活力。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适当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适当减少支持力度。　　（十六）多元投入，合力支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完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　　鼓励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积极参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围绕培养所需人才、解决重大瓶颈等问题，加强与有关高校合作，通过共建、联合培养、科技合作攻关等方式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按照平稳有序、逐步推进原则，合理调整高校学费标准，进一步健全成本分担机制。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五、组织实施　　（十七）加强组织管理。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宏观布局、统筹协调、经费投入等重要事项决策，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负责规划部署、推进实施、监督管理等工作，日常工作由教育部承担。　　（十八）有序推进实施。　　要完善配套政策，根据本方案组织制定绩效评价和资金管理等具体办法。　　要编制建设方案，深入研究学校的建设基础、优势特色、发展潜力等，科学编制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提出具体的建设目标、任务和周期，明确改革举措、资源配置和资金筹集等安排。　　要开展咨询论证，组织相关专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需要，对学校建设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咨询论证，提出意见建议。　　要强化跟踪指导，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建议。建立信息公开公示网络平台，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什么作者：周光礼 《光明日报》（ 日 13版）CFP　　编者按 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正在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本版也刊登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国际上的已有经验和国内一些大学的探索。本文提出的“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颇有意思，现在大家已经达成共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虽然“中国的”似乎不用剖析大家也心知肚明，但本文作出的尝试让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剖析还是很有价值，而且也并非老生常谈。“两个一流”引发各地争相推出“区域高水平大学打造计划”　　2015年8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指导方针和具体目标，明确提出要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带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出，要大大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两个一流建设”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议题。它将与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重大举措一起，重塑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　　为了对接“两个一流建设”，广东省率先启动了“7+7”区域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打造计划，以及建设高水平理工大学计划。在广东省的刺激下，其他省市自治区迅速公布了各自的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北京市开启了“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清华大学“未来芯片技术高精尖创新中心”等13个北京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获得首批认定。上海市正式开始实施高峰高原重点学科建设计划，第一阶段投入36亿元，到2020年，力争使上海高等学校学科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水平，2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科方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一流学科遴选工作的通知》，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启动区域一流学科建设工程。中西部省份也不甘示弱，陕西省政府推出《陕西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年）》，计划用5年时间，建成一批具有创新条件、培养创新人才、产出创新成果的国际知名、国内的优势学科。河南省政府也发布《关于印发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将打造一批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优势学科和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特色学科。以学科为基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这些改革计划共同的特点。在“两个一流建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区域发展的新时代。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为什么是“两个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因为学科是大学的细胞，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大量的实证数据证明，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办大学”就是“办学科”。中国院校研究学会会长刘献君教授曾经指出，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香港大学第14任校长徐立之也曾这样描述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如其所言，“每当有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如果我们相关学科的老师会被邀请去做专题演讲，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的学生都希望来上这门课，那这个学科就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学科。有10个到12个这样的学科，我们就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了。”　　学科本来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知识体系，二是学术制度。大学中的学科必须具有教育学含义。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学科既是科学研究的平台，也是教学育人的平台；既是学者队伍汇聚的平台，也是创新创业的平台；既是科教融合的平台，也是产教融合的平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基础和抓手。《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强调要引导和支持大学优化学科机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学术性与实践性：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　　学科评价的标准有两个维度：一是学术性维度，即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主题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是实践性维度，即学科必须能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前者称为学术逻辑，后者称为社会需求逻辑。从学术逻辑来看，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的，是国际可比的；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主观的，是有地方特色的。　　根据学术逻辑，一流学科有两个标志，一是拥有一流科研，产出一流学术成果；二是有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一流科研和一流教学要依靠一流的学者队伍，建设一流的学者队伍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充足而灵活的经费，二是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　　根据社会需求逻辑，一流的学科不但要为区域工商业创新作出突出贡献，而且要为区域人力资源形成作出突出贡献，甚至还要为区域文化建设、环境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换句话说，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学科建设应该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　　世界一流学科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参照系。世界高等教育有两大体系，因此，世界一流学科应该有两大参照系。一个是欧洲大陆体系，一个是盎格鲁-北美体系。盎格鲁-北美体系传统上强调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重视学科的学术逻辑；欧洲大陆体系传统上强调国家需求、政府控制，重视学科的社会需求逻辑。这两大体系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盎格鲁-北美体系。正因为如此，美国科学基础数据库（ESI）成为当前世界一流学科的主要评价标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接受。尽管如此，欧洲大陆体系依然有可取之处。事实上，盎格鲁-北美体系也在积极吸收欧洲大陆体系的实践标准。　　中国大学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强调社会需求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但是国际标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两个一流建设”实质上是主体性和国际化双重挤压下的高等教育政策，一方面我们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遵循社会需求逻辑，重视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在国际可比指标上达到世界一流，遵循学术逻辑，借鉴国际经验。当前世界有三个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排名体系，除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学术排名体系依然坚持单一的学术逻辑，其他的两个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报）都既重视学术逻辑，又重视社会需求逻辑。其中，社会需求逻辑主要通过学科声誉、学生满意度、社会贡献等来体现。　　根据“两个一流建设”的“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综合世界三大学科排名体系，我们认为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一流的学者队伍、一流的学生质量、一流的科学研究、一流的学术声誉、一流的社会服务。　　为什么说这五个方面是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呢？这是因为国外大学排名只是在学校层面把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纳入评价标准，在学科层面只重视科学研究。国外的学科评估主要是了解院系的科研条件、科研活动和科研产出，尤其强调科研产出。对科研产出的评价工具主要是基于ESI数据库，对一家学术机构五年内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具体指标包括出版物的数量和他引率。而中国强调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是一体的，我们不但在大学层面强调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在学科层面也强调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我们认为，学科既是科学研究的平台，也是教学的平台；既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平台，也是创新创业的平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五大建设任务：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这五个方面就是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改革与发展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　　985、211不再继续？教育部回应：拟启动“双一流”来源：39所“985工程”高校原标题：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拟于年内启动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刘奕湛） 记者28日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正研究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拟于今年启动新一轮建设。日前，教育部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实施“重点特色学科项目”的意见》《关于继续实施“优秀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1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新部署，将“985工程”、“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求贯彻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创新重点建设机制，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据介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建设项目，一批高水平大学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带动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要整天追问中国大学为什么还不“世界一流”陈平原1 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7香港回归前后，我看见他们的挣扎，也了解他们的努力。从2008年开始，我成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双聘教授，合作更多，观察自然也就更为细致。两相比照，我发现：香港的大学越来越自信，内地的大学却越来越不自信。 自信与不自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学办得好还是不好，而是意味着内地的大学现在换了一个跑道，即所谓“参与国际竞争”。此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骄傲。在内地，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些大学办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但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对于内地大学而言，这套游戏规则是全新的，显得不太适应。 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后教育史家会记得这个年份。那一年发生两件事情，对于此后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是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一开始国家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来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些——“2+7”、“985”、“211”，对内地大学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二是经历1998年的经济危机，作为对策之一，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从次年起大规模扩招。所以，近15年的内地高等教育，基本是在两条很不一样的道路上奔跑，一是追赶世界一流，一是拼命扩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及民间很多的支持，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与此同时，让我感觉不安的是，那些被排斥在985、211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现在内地的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备受关注的是处在顶端的大学，而很少有人认真讨论那些处于中间或者底层的大学。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很多非211大学，包括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也都是好大学，有的甚至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很难找到较为充裕的经费，学校的发展通常遇到瓶颈。所以，我特别感叹，办一所好大学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却不是很难。20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沿袭的正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热爱体育且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目标是奥运会金牌。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 除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学排名也是影响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你见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或书记，几乎都会跟你说他们学校的排名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国排名。我经常特别惊讶地听到一些数字，后来逐渐明白，每所大学都是选择某一年某一排行榜甚至某一单项中自己的最佳位置进行宣传。校长书记们也许并不真的这么想，但现实的压力使得他们只能这么说。记得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曾宣布港中文不参与排名后，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来。校友们纷纷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校排名为什么跌得这么快？校长没办法，只好重新回到这套游戏规则中来。这就是上文说的，我们开始在转轨，都在努力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香港的大学基本适应，内地的大学却身心俱疲。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么一条无关“本土情怀”的“标准化”的道路上。 2 改革太急与期待太高的中国大学 单就国际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学无疑比内地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制度都是拷贝欧美大学，大多数教授也都在欧美大学接受教育。而今天中国大学响彻云霄的“国际化”口号，说白了就是以欧美大学为标准。所以，香港各大学的国际排名比内地高，并不意味着其实际水平如此美妙。内地的大学现在都面临着转换跑道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与国际接轨”。我常追问：究竟是哪个“轨”？又应当如何“接”？国外的好大学并非都是同一模式，每个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范型。有人认为是德国的，有人认为是英国的，有人认为是日本的，更多的人认为是美国的——而美国东部的大学与西部的大学风格不太一样、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发展道路也迥异。在我看来，“接轨说”误尽苍生。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想接轨，但又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接得不顺。为什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包袱太沉重；二是我们走的本来就不是这条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转轨，转得太急了，弄不好是会翻车的。 如此立说，并非否定中国大学必须改革，而是希望官员及公众对于“转轨”的期望不要太高，并不是“一转就灵”的。其实，所有的大学都在转变。比如，今天的欧美大学与二战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是在政府的号令下连续急转弯的。无论是当初的大学升级，还是日后的大学合并、大学扩招，以及近期的改普通教育为职业教育，几乎都是政府一声令下，各大学秣兵厉马、气势恢宏、步调一致地开始转轨。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哪个方向转，且有明确的时间表，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不太有利。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大。可办教育的人必须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急不得。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5年、10年、20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知道，校园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地在制定发展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我必须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15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的要求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伤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一个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的实验必须小心翼翼，特别忌惮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换形”，而不应该是“日新月异”。
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中国大学之所以步履匆匆，源于国人的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喜欢谈哈佛如何、耶鲁怎样；一是“向后看”，极力表彰民国大学如何优异。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作为“借镜”，两者都是很不错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没必要借此对当下中国大学“拍砖”。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心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有大学”。我明白他的立场，但这样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仅有大学，还有很不错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大学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年间，在校大学生也就四万多人。等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也不过八万多人。而今天则是每年大约2600万人在大学念书，二者很难同日而语。再如，当我们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经费有限直接相关。所以，当下中国大学的困境必须直面，不是召唤“民国大学”的亡灵就能解决的。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家应当明白，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地“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目前这样全民都在关心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没有办法从容地坐下来，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发展是很不利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后，留下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就离开了北京。这是借用汉代应劭《风俗通》的话，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观众越是喝彩，你就越快马加鞭；马被催得越跑越快，最后就气绝身亡了。对待中国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追问为什么还不“世界一流”，明天又希望你多得诺贝尔奖，很可能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步伐不稳，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学何为》的序言中，我曾谈到：“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为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这本《大学小言》，同样如此。希望我所描述的香港的大学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内地大学问题时的一面镜子，但不是“砖头”；让我们理解我们走过来的道路，以及我们能够达成的目标。（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2014年第9期）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俄国的顶尖大学产生了全世界近25%的菲尔兹奖得主。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是俄式教育的一大亮点，也是其能培养出大批非常年轻的顶尖科学家的原因之一。此外，俄国的科研院所气氛宽松自由，所谓领导的任务就是制造环境、创造气氛，使研究人员不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全力投入到研究中去。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基本照搬了苏联的科研教育体系，但我们只抄来了形式，并没有真正地将如何协调、配合、鼓励创新的俄国精髓学到手。作者 &张羿（数学家、逻辑学家）俄国的精英教育起源于彼得大帝时代。我们熟知的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包括今日的列宾美术学院等等[1]，从建成的第一天起，其目标就很明确，即培养西式精英人才。这使得俄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在科技、艺术、文化等几乎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大量的明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和美国拿奖数量相接近的超级大国。其在昔日帝国时代提出的“我们要向欧洲学习，但我们一定要超越欧洲”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俄国青年在各个领域努力成为精英。俄国的精英教育基本上学自法国模式，只是它的规模更大、更系统，且目标更明确。俄国人把这一系统用在人文、艺术、体育，乃至科学等各个方面，尽管因为专业的不同而略有调整，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创建于1755年，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大学。图片来源：http://www.msu.ru/en/tour/.下面笔者将以数学为例，简述这一教育系统。对于数学精英，俄国人大致是这样定义的：培养数学精英，从初中开始俄国中学、大学的精英教育基本上是为学生能够达到第一步而设计的。但同时，它有各类的文化教育、社会教育等等为后两步打基础。俄罗斯的精英教育始于初中阶段。以数学为例，在学生小学即将毕业时，他们可以从全国公开发行的一本数学物理科普杂志Quant (KBAHT)[2]中得到一份试题。学生可以把自己做好的试题答案寄到其所在城市的指定部门，再由专家评阅试卷，成绩得出之后，城市的指定部门再组织对通过笔试的同学进行口试。对学生进行口试的人员包括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及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被选中的同学将进入所谓的“专业中学”（如果是数学，即数学中学）学习，三年以后初中升高中时，将有一次考试（淘汰），弱者将转入普通高中。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这样的城市中，一般都有四、五所这种以数学为主的中学。在这里，学生们将接受普通的中学教育（包括相当多的文化、艺术以及其它的基本科学知识课程）以完成其人生必备的基本知识，但一半左右的时间将花在数学学习上。每周他们还有两个下午去城市少年宫，在这里，有俄国的顶级数学大师[3]，如Andrey Kolmogorov（柯尔莫戈洛夫，-）、Iserale Gelfand（盖尔范特，-）、Yuri Matiyasevich（马蒂雅谢维奇，-）等等，为他们讲授数学课。这些课程的讲稿经过整理后也大都会发表在Quant这一类科普性质的数学物理杂志上。这一杂志影响极广，在欧美世界有着众多的读者，包括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学生等。这种少年宫课程一般都设计得深入浅出，与前沿数学研究中重大问题的提出、现在发展的阶段乃至其解决紧密相联。为了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好内容，科学院联合大学一起为这一类课程配备了大量的助教，这些助教一般包括大学三年级以上的数学系学生和各级大学教师、科研人员等，并且他们以前也都是毕业于这种数学专业中学的学生，基本上每三位中学生配备一位助教，这特别类似于法国巴黎高师中的辅导员（tutor）。夏天时，数学中学的同学们还将在老师的带领下去黑海海滨等地的度假圣地参加夏令营。在那里，他们一边学习提高，一边玩耍。同时，他们会遇到国内其它城市地区乃至部分外国来的数学中学生，大家可以彼此增进了解，几年下来，慢慢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圈子[4]。在夏令营中，还有众多来教课、辅导的科研人员、大学生、中学老师等等。笔者认识的许多俄国著名数学家（有的已在上世纪90年代移民西方了）都会在夏天时去这些夏令营辅导学生、认识学生，同时去发现那些有才华、有潜力的中学生，以吸引他们进入数学研究领域。有些极有才华的中学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高中时就和科学院或大学中的科研人员建立联系，并进入他们的讨论班开始做研究工作的。因为这一制度，有许多知名的俄国数学家在18岁上大学一年级时（或在此之前）就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并且将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数学杂志上。该制度激发了优秀“天才”少年的活力，使他们能有用武之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俄式教育强调基础，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体育、表演、艺术等诸多方面都非常出色，这一点也为中国人所熟知，但它还有我们不了解的另一面，就是更注重实践。在数学（乃至大多数科学领域）上就是鼓励研究、创新，去解决实际问题、大问题。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数学中学与少年宫、数学夏令营的教育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把中学数学知识、奥林匹克性质的数学竞赛技巧、大学各门数学课程的基本数学理念与思想、前沿问题等等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它使得一小部分学生从高中转入大学以后，立刻就能进入研究状态并开始实质性有意义的研究，即攻克著名数学难题。从高中进入大学以后，这些数学学生中只有少数人能剩下来，继续作为潜在的专业数学家被培养。在我们熟悉的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部分高校里，每个学校会有一个由大约三十人组成的“精英”数学班来继续这部分人的数学学习与研究。笔者在此想指出，这些大学的数学系中当然还有众多别的数学学生，但他们的培养方向、要求等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5]，甚至他们将来的毕业文凭都是不一样的[6]。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是俄罗斯第一所学术型大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24年，当时由彼得大帝下令创建了科学和艺术学院。图片来源：wikipedia.org.对于这些所谓的精英学生（乃至一般的普通学生），他们在选课学习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例如，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可以去科学院的Steklov（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专业讨论班中去学习，还可以去别的大学中修习一些本校没有开设的课程，甚至可以去别的学校（科研院所）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师的课程等等。同时，他们也可以在一入大学（甚至在入大学之前），就跟从科学院的研究所中的一些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写论文等。这种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模式是俄式教育的一大亮点，也是为什么苏俄能够培养出大批非常年轻的科学家的原因之一。等大学二年级结束时，这三十几位精英学生的大部分已在学习过程中被淘汰了，只有5-6名能剩下来，此时他们基本都已证明了可以令他们终生为之骄傲的定理，并开始撰写论文，且都已将论文发表出来了。他们活跃在名师的讨论班里，向着新的目标前进。他们的前程在此时也已基本上根据这时的成就而多少确定下来，即成为研究型的数学工作者。笔者想在此指出，在俄国研究型大学的数学系中，有相当数量的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绝非像我们的学校那样强迫学生去学那些必修课、限制性选修课乃至公共课[7]。而许多做出过好的科研工作的数学学生甚至可以免掉大部分的课程，以保证他们在黄金创造期间不停地去深入研究学术。许多俄国大数学家是在副博士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期间通过教书来学习普通大学生必须掌握的数学知识的[8]。 攻克难题，成为精英的关键一步在俄制大学中，被选入精英小组的学生在二年级下半学年（第二学期）将按要求在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对数学而言，这篇论文的结果必须是解决学科中的某个重要公开问题，而回顾、综述之类的论文是不允许的。论文成绩的好坏也基本上决定了该学生的学术前途，即是否能进入科学院的顶级研究所成为研究人员，或进入俄国顶级大学成为教师，等等。值得强调的是，在俄式数学精英教育体制中，要求学生（或未来的精英数学家）必须在22岁左右公开发表论文正是由这一在二年级下半学年结束时写出论文的措施决定的。该措施能够得以施行，对老师、学生的质量都有相当高的要求[9]。这里例子有很多，比如Kolmogorov将希尔伯特第13号问题给了Arnold（阿诺德，-，曾获克拉福德奖、沃尔夫奖），Sergey Maslov将希尔伯特第10号问题给了Yuri Matiyasevich等等。解决这类数学问题本身是任何一位数学家都想得到的荣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Kolmogorov和Sergey Maslov本人对如何解答希尔伯特第13号、第10号问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他们对自己的学生的数学能力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可以直接了当将问题告诉学生。对学生而言，拿到这类问题之后的前途基本上有两种：一是把前人有关该问题的部分结果作些修补，再添些新的部分结果；二是直接了当地将问题彻底解决掉。选择后者的学生很难从老师那里得到真正“具体”的帮助，因为老师也不可能知道答案，但作为老师，他知道前人失败的教训，知道问题难在哪里，为什么有些路走不通（或者可能走得通，但在什么地方必须克服什么样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这些伟大的数学导师们作为国际数学家核心圈子的成员，他们对问题是否到了该被解决的时刻本身有着敏锐的的洞察力与基本直觉，这一点对圈外的人而言是很难觉察到的。故此他们可以在对学生有相当了解的情况下将问题在合适的时机告诉某个学生，并期望他（她）能成功地解决问题[10]。Andrey Kolmogorov，俄国著名数学家，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对概率论公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图片来源：/.对于精英小组的学生们而言，二年级下半学年的论文选题是他们步入学术界最关键的几步之一。可以说，他们为此已经作了多年的准备。此时，他们要在自己诸多非常熟悉的老师们当中选择一位作为自己今后多年的导师。一般来说，每个学生会在听课、讨论班以及私下接触的基础上先去和三位（有时甚至是四位）老师进行接触，慎重考虑他们给出的研究问题，并同时要考虑多种其它因素，如自己是否愿意和某位老师长期共事，大家性格是否合得来等等。当然，学生此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兴趣，然后是从老师那里得到的题目的难度，以及自己有多少把握等等。但老师的非学术因素，如人品、性格、爱好，在此时也对学生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 在经过极其慎重的考虑之后，学生最终自己作出最后的决定。对于一位18-19岁的青年人来说，这一选择并不容易。其实，在俄国的知识分子家庭（或世家）中，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许多时候学生父母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学生也会听取他本人从中学时形成的那个精英学生圈子内的“学生长辈”或是他（她）曾经的tutor(辅导员)们的意见。选择什么样的题目、进入什么样的领域或哪一个分支等等，这些对学生来说，有时候是很难把握的。尤其对于某个学科将来的走向，或者某些新兴学科的前途，学生不仅要经过慎重思考，许多时候也不得不多方咨询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另一方面，有的学生不仅志向高远，而且有极其超常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欲望，他们会选择最艰难的著名问题，如我们前面提到的Arnold、Matiyasevich等人。但我们必须指出，这种选择是有其冒险性的，我们知道的只是成功者的姓名。笔者遇到过一些失败者，他们早已被普通人忘记了，只有他们过去的同学或曾经的学生们还记得甚至欣赏他们的才华和勇气。尽管对某些人来说，俄国精英教育机制是残酷的，但无可否认，这一制度产生了大量的年轻精英人才，成就了上世纪苏联科学界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研究所与大学合力，保障精英教育在拿到副博士学位以后，俄国的科学家们开始进入大学或研究所“正式”工作。与法国一样，如果他们要拿到相当于大学教授的高级职位，必须要再继续努力，写出所谓的“科学博士”论文。需要指出的是，俄国的科学博士论文水平极高，如果不是解决行业中的顶尖大问题（从数学上讲，应是拿到菲尔兹奖级别的工作），则必须是建立理论体系的大工程。以数学为例，美国数学学会专门组织专家将所有俄国数学方面的科学博士论文翻译成英文，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是对俄国数学的尊敬[11]。俄国的大学与科研院所是一个大型的系统工程，为俄国精英在毕业以后的发展，也为年轻精英的培养提供了舞台、条件以及各种职业上的保障。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从苏联基本照搬了俄国模式，但是，我们只抄来了形式，并没有真正地将如何协调、配合、鼓励创新的精髓学到。在俄国的主要高等教育发达城市（如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喀山等）中，都有大学（包括综合性大学、师范类院校、理工大学以及各类更专业的工科、文科、艺术院校）以及一些科学院的研究所。大学担负着教学任务，而各种研究所是科研潮流与时尚的引领者。俄国大学中的许多老师一般都在研究所中担任一定的正式职位（有半职的，有四分之一职的），在完成教学任务以后，他们都主动去研究所参加各种科研活动，并辅导在所里学习、研究的年轻学生们。这一办法使得研究所里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学生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圣彼得堡大学的数学老师可以通过Steklov研究所来正式辅导圣彼得堡师范大学的数学学生写作论文，指导其进行研究；Steklov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可以指导俄国各大学的数学系学生进行论文写作、研究，这样可以使有限的教师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与利用。 从另一方面讲，科学院的研究所里的科研人员大都会在当地的大学中兼职授课，有的资深学术大师同时还是大学里的教研室主任，通过教学（包括对大学教师的直接影响、接触等）来传授他们的学术见解与理念。通过在大学中教课，他们也可以及时发现有潜力的学生，将他们及早地吸收到科研队伍中来。与此同时，研究所本身还举办各种讨论班、演讲、系列课程等，这些活动大都安排在下午5:00以后，使得周边的大学、中学的专业教师和有兴趣的学生能够找到时间来参加这些活动，为他们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创造机会。研究所与大学既竞争又合作的互动关系是我们当年没能从苏联学到的东西[12]。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向苏联学习，照搬照抄了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将苏联的教材、课程设置等一律搬过来。然而，我们好像没有学到俄式教育的灵魂[13]。其实，俄国大学尽管设置了这些课程，用的教材我们也曾用过，但如何教、怎么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在圣彼得堡大学，学生的基础课都是由一流的有过辉煌科研成果的资深教授来讲授的（比如逻辑入门课常常由Yuri Matiyasevich讲授，几何介绍由Yuri Burago（布莱格）讲授，传统分析由Sergey Kisliyakov讲授等）。他们在讲授这些大学入门课时，也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结合着当代的研究潮流与最新成果一起来讲授。同时，他们在讲课时对所讲的内容不时作出判断、评价，并指出新的研究问题，这才是课程真正的精彩之处，这些也是课程的核心和灵魂。对于书上的内容，学生自己要花时间去读去想，每门课程还配有习题课，习题课的老师一般是中年或青年教师，他们在专业研究领域极其活跃，具有过硬的专业技术，同时也愿意花大量的时间与学生去想一些艰难的技术问题。在学习正常基础课的同时，学生可以自由地去修习各种讨论班。在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这些顶级学校的数学系中，各种专业的数学讨论班每年有不下一百个，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14]。正是这种自由的学术空气激发着年轻学生的热情，同时，也为教师的科研提供着动力。无论是在科学院还是大学，教课或领导研究的老师要对学生（尤其是精英学生）有足够的了解，即对他们的科研潜力、兴趣等都要有正确的估计。如前所述，俄国学生如果要进入职业数学家的圈子，就必须在22岁左右拿下大问题（这个问题一定是行业内的著名难题，且被别的名家试过而没被做出来的）。学生固然要战胜挑战，但老师在这里的作用（包括选题等）是必不可少的，如何指导学生达到这一步，对老师的智慧也是极大的挑战。而在另一方面，大学与科研院所也要在制度上提供各种保障。尽管我们看每位成功的俄国数学家（科学家）好像各有各的故事，有些人甚至还常常与领导发生各类冲突，但总的来说，俄国的科研院所是相当宽松自由的，而科研院所的所谓领导们的任务就是制造环境、创造气氛，使研究人员不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全力投入到研究中去。以著名的Steklov研究所为例，该所五年才考核一次，常有人五年什么成果也没有，甚至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十年没有一篇论文，他/她也只不过到所长那里去解释一下，他/她在这段时间里到底在做什么，思考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困难等等。据说Steklov研究所还没有出过一个一事无成的研究人员，如果有什么人写的文章不多，他必定是做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工作（如Yuri Matiyasevich、S. Adian、G. Perelman），或者他培养出了一群星光燦烂的学生（如Yuri Burago）。不难看出，源于前苏联的俄式精英教育系统要远远比法国的复杂，并且它是一个牵涉到中学、大学、科学院乃至许多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投入以及对各种人力资源的调用是相当巨大的。如果我们要学习这一系统，不可能是某个大学、某个地方（大概除北京以外）可以去仿效的。尽管我们在建国初期模仿了苏联的教育系统、科研院所模式，但直到现在，我们也没能积聚起如此大量的高级人力资源。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像美国或其它欧洲国家，如英、法、德乃至日本那样，以各种方式引进其高端人力资源为我们的科研和教学服务。注释[1] 俄国在彼得大帝改革之时，早就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然而彼得大帝的改革是要将俄国拉向西方，建立大学也是为了培养西式人才。俄国大学（如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从一开始就与旧的俄国传统文化无关，而且从一开始，就定位在培养顶级精英人才。在学生来源上也是这样，宁缺勿滥。据笔者所知，圣彼得堡大学刚开始创办时，学生的人数少得可怜，只有7人。但同时，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学校的大门又是向全社会敞开的，即便是农奴，只要有才，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并得到各类资助而成为大师。例如，18-19世纪的Andrey Veronikin就是一位农奴出身，最终因其在建筑、艺术等多方面的成就而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成为永垂史册的人物。类似的例子很多，这是笔者知道的最典型的一例。从大学创建之初直至今日，对传统俄国文化的学习仍在继续，但大学等当时的新生事物建立在圣彼得堡，所以新、旧两种教育体系基本相安无事，但切割得很清楚，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新的大学尽管起步艰难，但最后终于成为主流，成为俄国乃至世界科学文化明星的摇篮。 [2] 这是一份创立于1970年的，以数学和物理为主要专业的科普杂志，其对象是普通大众和学生。该杂志在俄国、欧美都有众多读者。 [3] 俄国的顶级数学大师也是世界的顶级数学大师。 [4] 这一圈子可以说对他们终身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学术职业生涯上的互相帮助等方面。 [5] 他们的培养方式有些类似于我们五十年代从苏联学到的那一套比较正规的、严格的数学教育。如今这套教育在中国已经大大缩了水，原因是我们大学的数学系不断扩招，且九十年代以后又开始向美国学习其大众教育模式，所以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数学教育完全就不是为了打造精英而设置的。 [6] 苏俄的大学文凭（Diploma）相当于美国或中国的硕士，有普通文凭和红色文凭两种，极少数优秀学生能拿到红色文凭。 [7] 我们的学校应该学着尊重学生的选择，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学校的安排。笔者在美国的Rutgers大学哲学系念书时，在数学系、语言学系、心理学系、计算机系乃至艺术史系都修习过研究生课程，从来没觉得Rutgers大学强迫我学过任何一门课程。我们国内的许多做法（如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学管理等等）是为了便于外行进行管理，而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设立的。 [8] 其实，许多欧美顶级大学都有类似的情况。例如笔者的博士导师Simon Thomas在伦敦大学博士毕业以后还没学过“泛函分析”课，那时他才23岁，已解决了简单群分类这一重要问题，并因此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教职。 [9] 这里所说的精英学生在第二学年下半年用一学期左右完成第一篇学术论文，在完成论文的时间长短方面是有一定弹性的，有时为了彻底解决一个大问题，会拖上一两年的时间。这一时间尺度基本上由学生的导师和他（她）所在的研究室主任来把握，如果时间过长，导师与研究室主任将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例如笔者曾经听到著名的逻辑学家Shanin（沙宁）讲起过Yuri Matiyasevich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解决了希尔伯特第10问题。在接近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时刻，大学乃至研究所里的行政人员开始不停地找Shanin谈话，希望Matiyasevich拿出“应有”的成果。对于Shanin来说，这种压力是巨大的，他不得不要求Matiyasevich找一些在解决希尔伯特第10问题之前所做的小结果以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但同时，Shanin觉得Matiyasevich绝对有希望拿下希尔伯特第10问题，因此尽全力保护Matiyasevich，使他能够不受干扰并最终将问题解决掉。在精英教育中，对导师乃至导师的上级领导的素质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如何协调行政与科研教学的关系是我们的大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发展精英教育，这一点则更为重要。 [10] 笔者这样写，也许多少有些唯心论的味道，但在数学界，许多大问题在解决之前的确是有先兆的，而这种先兆可以多少被圈内的大数学家（们）觉察到（只不过这些大数学家本人在该问题上已是“江郎才尽”，没有什么新主意、新思想去克服解决该问题所要面临的诸多困难）。我们可以举几个现成的例子。美国数学家Martin Davis（马丁·戴维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即感觉到希尔伯特第10问题应该快被解决了，他甚至有直觉这一问题可能会被一位极年轻的俄国数学家解决，他唯一没猜到的是Yuri Matiyasevich的名字。群论中的Burnside问题被俄国数学家Peter Novikov和他的学生Sergey Adian及英国数学家共同猜到，而最终由Peter Novikov和Sergey Adian联合解决的。在50年代初期，20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K.Godel（哥德尔）就已模模糊糊地猜到了乔治·康托的连续统假设（即希尔伯特第1号问题）的独立性，并为此写了一篇结合数学和哲学的颇具科普色彩的文章来阐释他的观点。最后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年轻的Paul Colien在发明了新的数学工具－－力迫法的基础上将其解决。在我国吵得沸沸扬扬的庞加莱猜想（Poincaré Conjecture），丘成桐、Hamiton（汉密尔顿）等人都猜到了它有可能将被解决掉，最后由俄罗斯圣彼得堡的G. Perelman（佩雷尔曼）将其成功解决。 [11] 其实，美国数学学会、伦敦数学学会联合起来，将俄国几乎所有的知名综合数学杂志以及众多的专业数学杂志一字不漏地全部翻译成英文，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同时，大量的俄国教科书被翻译成英文等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并应用，也说明了人们对这一教育、科研体系的认可。 [12] 如何发展大学与科学院下属研究院所的功能，使之更有效地联合起来为培养中国高端人才作出实质贡献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严肃而且紧迫的课题。 [13] 笔者想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俄国的顶尖大学（如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新西伯利亚大学等）产生了全世界近25%的菲尔兹奖得主，每个大学都有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不包括文学奖、和平奖）。 [14] 当然，我们不得不看到，能够组织如此众多的讨论班需要学校本身拥有众多的人才，这些人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科研事业（外加部分组织工作）中。郑永年：中国教育改革三大败笔一、大学教育的产业化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非盈利机构。但在中国，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是一部赚钱的机器。邓南巡以后，整个国家的惟一目标就是赚钱，大学也无可避免。在前些年，当经济增长缺少动力的时候，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还公然提倡把教育转化成为一个新增长点。政府提倡科教兴国，把着眼点放在“钱”上；大学的校长们想要提升自己，也把眼光落在“钱”上。“钱”似乎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万能良药。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钱”并没有给大学教育带来任何希望，反而导致了无穷的消极后果。把创收作为目标，自然带来教育质量的大大下降。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把赚钱当作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作当副业。当然，连教学和科研也是以“钱”为目标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学向有钱阶层屈服，教授向有钱学生屈服。大量有钱阶层的人士，如商界和政界的人涌入大学。他们中间尽管有很多好的学生，但不可避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文凭、权、钱之间的交易。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教授、政治人物、商界人物都是“同学”，结成一体，对各自的未来都是增值的，惟一受损的就是教育制度。在另一边，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激励机制。考大学从来就是社会底层家庭改变贫穷状况和个人前途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只要有可能，社会底层的子女都会拼命努力来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及其子女普遍缺乏动力。因为即使他们成绩最好，他们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者其家长甚至因此走上了自杀之路。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几乎等于生存机会的被剥夺。在中国的传统里，这种情况经常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现在也不例外，政权最终是要承担或者消化这样那样的政治后果的。二、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从师范学校升为学院，从学院升为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北京的学院路从前是名副其实，但现在全部升格为大学。中国大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多一些大学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大学升级毫无理性所在。升级的动力大多来自于政治。教育部没有一个理性的宏观图景，让各个地方自行升级。为了地方利益，地方官员都希望自己的地盘里有大学的存在。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地方领导的政绩之一。地方领导喜欢，学校的领导更喜欢。随着专科升为本科，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也自然跟着往上升。没有什么不好，皆大欢喜。这样做受损的也还是国家和学生。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大量积压，找不到工作而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司找不到有用的技术技能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把大量的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了学无所用的废料。中国现在是个工业化中的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会继续是。这种经济要求大量的技术型熟练工人，大学理应配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但却没有这样做。中国有大量的基础研究，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们转化成为产品。即使可以转化成为产品，但也没有好的工艺水平。这和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缺乏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这种制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会越来越明显。三、假大空的并校风为了赶上世界水平，这些年来中国到处出现合并风。企业的合并重组还说得过去，但大学的合并就显得毫无道理可言了。不知道这是领导层本身的思想还是从哪一个国家学来的经验？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利益有关，大学合并显然来自上层。上层搞瞎指挥，下面就跟着做。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什么教育科研基地等等，都要上面来批准。这样就强行制造出大学合并的激励机制来了。一些大学之间本来就是矛盾重重，但上面也要求强行合并。大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先进的。但是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己。教育改革关系到长远国家利益，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大事情，可惜的是，“钱”字当头的教改思想已经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弃之不掉的负面效果。这种思维方式不纠正，无论怎样的教育改革也会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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