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死7日,哪一集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打仗查到了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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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武装镇压通化暴乱时三名临阵指挥员简介
又名武维扬。湖南平江人。早年就读于平江培元学校。毕业后回乡创办培元学校语口分校,当教员,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参与组织救国十人团,并兼平江《旬报》记者。1924年春任平江县工会秘书,不久兼任县农民协会工作。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编辑本段个人履历
  1925年7月任共青团平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被派赴广州,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1926年3月被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二师四团当宣传员、连党代表、代理团指导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4月初到上海总工会政治处任宣传干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组织工人请愿活动,被国民党部队逮捕。不久经营救出狱转移至武汉,任武汉工人纠察队干部大队副大队长。6月被派到贺龙部第二十军军部警卫营当排长。大革命失败后,随军参加南昌起义,南下东江时任起义军连长。起义军失败后,转去上海,被中共中央派到程潜部第六军从事兵运工作,当连长。1928年春被驱逐返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同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回平江,任县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是冬成立红军平江游击总队,任党代表兼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赤卫委员会主席。1929年4月任湘鄂赣红军游击司令部第三纵队纵队长。在黄公略统一领导下率部参加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年9月同红五军主力会合混编,任红五军第三纵队纵队长。1930年春担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6月成立红三军团曾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改任红五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率所部先后参加巩固扩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多次战斗和平江战役与攻占长沙城的战斗。同师长李实行指挥全师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多次取得重大战果。1931年8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改任军团直属队工作部部长。1934年任军团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先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事裁判所所长;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调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同年底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6月改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秋起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宣传部部长。
编辑本段抗日战争时期的任职和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等职。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对人民军队保卫工作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编辑本段解放战争时期任职和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兼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并兼东北航校政治委员,东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华中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等职,为创建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党组书记。被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夏骏青  夏骏青
原名夏英杰。1910年出生于莱芜北古德范村(今属莱芜市莱城区)。1938年1月参加革命,是年7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莱芜县委委员、县大队长,章丘县独立营营长,博莱县敌工部长。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吉林省通化行署秘书长、柳河县县长,江西省赣州市市长、赣州地区副专员、吉安地区专员,江西省建工局局长,国家建工部副局长、给水排水设计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交通部基建司副司长等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巩固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瓦解敌军做出了显著成绩,获得模范工作者称号。1978年去世。
蒋亚泉     蒋亚泉,男,原名蒋信山,日出生,河北省遵化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因革命斗争需要化名王木林。 1937年
8月初,跟随李运昌同志到河北遵化县鲁家峪一带参加抗日斗争,做交通员工作。&&原北京钢铁学院总务长蒋亚泉
同年10月,由李运昌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转为正式党员。入党后不久,他被调往冀东地区一个被服厂担任科长,后升任供给部长。1943年初被任命为永(清)兴(隆)密(云)联合县县长。在永兴密联合县境内打游击。下半年,改任冀东第十五专员公署财政粮食科科长。
  1945年9月下旬,蒋亚泉随冀热辽军区到达沈阳后,受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委派到通化地区工作。到通后,蒋亚泉先后组建起通化专员公署和通化市人民民主政府,蒋亚泉任专员兼市长。随后在通化地区建立了9个县市人民民主政府,为通化新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日参与指挥平定了“反革命武装暴动”。
  1946年底,他被调往中共东北局做民运工作。后随军南下,先后历任湖南省衡阳铁路管理局柳州分局工会主席和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衡阳铁路管理局教务处处长、铁道部工程局总监察长、北京钢铁学院总务处处长、总务长等职务。日病逝。享年76岁。通化事件  通化事件(亦称二、三事件):&
吉林省通化市,日,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当时气温零下二十几度,满街都是日本人裸露的尸体,三天后全部投进浑江冰窟窿中。当时从丹东撤回的八路军部队看到鸭绿江漂满了尸体,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通化事件是少有的中国人给日本人留下的巨痛!战后日本人一直想回通化搞祭祀活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如愿。   事件详细经过:
  日,新春大年初二,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商人、暴民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卷入国共东北主导权之争。更甚者,这些赌国民党会赢的日本人替国民党出头发动武装暴动,最终被善战而多谋的八路军彻底聚歼。战地漏网人员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八路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一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猎杀,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许多人因为冻伤手脚被截肢。暴乱核心人物一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二是汉奸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孙耕尧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料因为凌晨暴乱已经开始,电路被切断,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溃败,八路军返回驻地发现孙耕尧等暴动头目均活着,遂补枪击毙所有罪犯。藤田实彦则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第七天被公安干警从日本商社的一栋社宅阁楼中发现,同时三十多名日本人被捕。共产党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的活口,五花大绑下让藤田实彦在展览会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藤田实彦对日本人说对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对形势的错估,坚持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夺取通化政权,最终导致暴乱失败后,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计是一千八百日本人(日方有说3000余人的,也有一万多人的,当时通化周边共有日本投降军人和平民五万人)被击毙,死者统统赤条条的被扔进河里“水葬”。通化中国人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统治下,生活在高压恐惧的赤贫中,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中国人一等,宁愿将储备的战略生活物资包括棉被军服食粮焚烧了也不给市民一粒粮食一件衣服。一些胆大的市民试图在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导致暴乱后通化市民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日本人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平民纵情泄愤--因为身后有中国武装力量支撑着。日军尸体的衣服都让市民扒走了,连金牙齿也被砸下。更让中国军队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原本为了利用日本的战地医院,在关东军卫生部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作为报复,八路军将这所野战医院制服后,同样用手术刀将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挑死。中国参战人员和日本人生还者描述,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直到第二天八路军通化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于是就有了日本人的著作:“共产军虐杀日本人事件--通化事件”。全城大搜捕时,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们自己。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中国的春节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于是八路军挨家挨户大搜捕,只要不挂对联的统统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只要稍作反抗就被击毙。于是,通化的日本人无论是商社从业人员还是铁道公司职员,统统被关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暴乱前夕共产党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计划暴乱夺取共产党政权交给国民党。于是共产党秘密搜捕将一百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员关押一处。然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关押地点被泄漏。暴乱伊始,日本军队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我方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幸亏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一百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击毙。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通化孕育了以后中国的几个著名团体。中国空军的发祥地在这里,第一任中国航空学校校长是林弥一郎,原日军航空队队长。后来成为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遇见林弥一郎都要敬礼,言必称“老师”。林弥一郎差点儿在暴乱前夕被枪毙,幸亏延安时期的日本人八路军前田光繁力保才免于一死。总政文工团发源于此,前身是通化炮兵学校文工团。暴乱中,留用人员中的日本人试图开动坦克参加暴动被镇压。末代皇帝的皇弟傅杰之妻蹉峨浩被关押通化。蹉峨浩是暴乱中日本人营救的目标之一。日本人在营救蹉峨浩的局部战斗中赢得了暂时的,将蹉峨浩成功解救出来。然而在全局中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将蹉峨浩送回关押处,自己逃亡后在大搜捕中被俘。八路军中朝鲜人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我方所有部门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
而挑动暴乱的国民党人是最懦弱的,几乎没有国民党人参与战争行为,都在家里等现成的:如果日本人他们就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没有责任。但是共产党人没有放过他们,根据审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特务的笔录,共产党人逮捕了几百名在家等捷报的国民党人,最后枪毙了百来个通敌纵敌者。对于此次事件,日本人耿耿于怀,最近鼓噪声音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农历正月初一〕天色未明,南满重镇——通化市万家灯火,繁星闪烁,结束了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山城人民在喜悦中企盼光复后第一个春节黎明的到来。当时钟敲响四下时,全市电灯突然闪灭两次而后全城一片黑暗,接着位于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城区不同方向也响起三声长音哨响,顿时喊声响起,枪声大作,数千名日本关东军武装暴乱开始了。
  暴乱匪徒们手持机枪、步枪,挥舞战刀在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复仇心理的支配下,嘶叫着分数路向市内我行政公署大楼、通过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疯狂的冲锋,妄图一举消灭我军,重占通化。我党领导的自卫武装五百余人坚守阵地,英勇抗击着十几倍于我的武装暴徒。由于敌众我寡,又是分兵坚守,反暴乱战斗十分艰巨;我军阵地险象迭出。在我军各阵地中专员公署大楼的自卫反击战斗最为激烈。暴动乱开始后,左滕队长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周洪汉指挥近千名日军和国民党菲徒混合编队的暴乱分子,依仗人数众多和武器上的优势,疯狂地冲击行署大楼。坚守行署大楼的我军战士在行署秘书长夏骏青同志的指挥下,监危不惧,冒着弹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专署大楼。尽管如引顽强的抵抗,敌人还是冲上了二楼。在这危急时刻专员蒋亚泉同志处决了威逼他投降的警卫员〔内应分子〕后,立即来到战士中间边指挥边鼓励战士英勇杀敌。强暴的敌人以死决战,占领二楼后又向三楼发起了强攻,我守军决心与专署大楼阵地共存亡,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博斗,大楼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形势万分紧急。就在这危险之承,我通化支队、朝鲜义勇军的机动部队赶到,从背后猛攻暴乱之敌。敌人腹背受创,在我军猛烈夹击下终于溃败,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专署楼内楼外敌尸堆积满地,血污斑斑。经过两小时的血战,黎明时分援军赶到,在援助军的配合下,我军终于以较小的代价,共毙俘暴乱日近四千人,其中校级以上的军官八十八名,取得了抗暴斗争的胜利,从而避免了历史的逆转和更大的流血。
  密谋暴乱
  震惊中外的通化“二·三”日军反革命暴乱事件是蒋日特分子合流产物。通化市地处我国东北的东南边陲长白山区,南部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北部与松辽平原相连,这里煤、铁、森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也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故乡。在军事上,踞通化进可出东北松辽、退可守长白天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名将杨靖宇、王凤阁将军均在通化为国捐躯。日寇统治时期,通化市是伪通化省省会,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之前,日本曾一度阴谋将伪“满洲国”国都由新京长春迁往通化,“八·一五”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我八路军迅速进驻通化接收日军的投降,解放了通化,建立起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至一九四五年年底我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中共辽东省委机关陆续迁至通化,通化市成为长白山区我党领导的中心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聚居潜伏在通化的大批蒋日特务分子不甘心于失败,企图把通化从人民手中夺走,频繁地进行暗杀和武装颠覆活动。为了将我军逐出通化,他们曾数次组织伪军警土匪武装进犯通化,均被我粉碎。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出于内战的需要,欲占通化鞭长莫造成对东北我军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但是那时国民党中央军远在关内,占领通化鞭长莫及,地方小股土匪武装又难以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国党反动派以为通化有数万名日本人,特别是其中有六千名已缴械的日本关东军可以利用,于是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的亲自策划下,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为首的蒋特分子与日本关东军滕田大佐等复仇主义分子几经讨价还价,达成以暴乱成功后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为务件的日军暴乱秘密协议。为了加速这个反共卖国协议的实施,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起,蒋日特务分子加紧勾结,经过数次密谋一项旨在消灭我军、占领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为目的,利用春节期间我军守备空虚之机,由日蒋特务共同指挥,日本关东军为主力的“二·三”暴乱计划的保密。在未下达暴乱命令之前,知悉该秘密计划的人员仅限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负责人和少数蒋日特务分子。为了保守暴乱行动的秘密,电台通讯改用密码,有仅如此,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还亲自指示藤田大佐暴乱行动时“要化妆,走路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看”等注意保密事项,真可谓机关算尽。
  阴谋败露
  一九四五年末至一九四六年初,我军对于敌人的破坏阴谋虽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但是对于蒋日反动派即将发动武装暴乱的情况却未掌握,严峻的形势对我军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但是到了二月二日傍晚,距敌暴乱仅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敌人将暴乱秘密泄露出来。原来二月二日傍晚,一个戴国民党微章的人,走在大街上被我哨兵发现。在对其盘问中,该人吱吱唔唔回答不清,哨兵认为可疑将其押送支队司令部。经司令部严加审讯,该人全部交代了当晚敌人要搞暴动,以及暴动的时间、信号等重要情况。而在这天的下午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内应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头目孙耕尧分头秘密策反我军军官兵参加暴乱的情况也很快为我军所侦知。特别是敌暴乱头目孙耕尧、刘靖宇儒等策反我军军需股长沈殿铠时,沈假装答应参加暴乱并巧妙的将从敌人那里套出的暴乱秘密及时报告了我军。“二·三”暴乱计划内容要点是:一是提出了消灭我军夺取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的暴乱纲领任务;二是确定了功战我通化行政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七处重要目标;三是组织总兵力为五万人的暴乱队伍〔其中日军三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二万人,内应分子八百人〕;四是利用内应分子夺取我军炮校坦克四辆,航校飞机四架,并用日军投降时埋藏起来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军火装备暴动队伍;五是规定“山和川”为行动口令,市内以电灯闪灭为市内暴乱信号,在玉皇山顶燃放三把狼烟为市郊暴乱信号;六是规定暴乱标志:日军佩带“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蒋特佩带“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七是暴动时间为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四时。敌人的种种泄密为我军粉碎暴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二月二日下午五时起,粉碎敌人暴乱的工作在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同志的领导下紧张而迅速的全面展开:以通化行政公署蒋亚泉专员为首的我军作战指挥部,迅速身机关下达了停止一切节日活动。党政军机关人员紧急动员,全副武装,进入阵地听命令。并火速催调援兵回师通化参加平暴。根据分省委的“分兵坚守,自卫反击”的抗暴方针,抽调通化支队、炮兵学校、朝鲜义勇军支队组成机动兵力,配合保卫专署大楼、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收缴一切留守日伪人员武器,清除内奸分子一百七十余人。出其不意地逮捕了暴乱的首要分子孙耕尧等十多名主犯,摧毁敌两个暴乱指挥所。这一切进行得既秘密又神速。随着暴乱时间的迫近,我军对市区局势的控制也逐步加强。二月三日凌晨四时,日本关东军按预定计划准时发起了暴动,但由于秘密在暴乱前已经泄露,注定他们的结局只能象本文开头所描写的那样,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谨以此文: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二·三暴乱”纪实
  &#9632;吕明辉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发生的战争!
  日,以孙耕尧为首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勾结以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纠集了大约2万多人的兵力,向中国共产党刚刚在通化建立的新政权发起了暴乱,被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组织部队及人民群众镇压下去——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中国通化二·三暴乱”。
  &#9679;1946年1月23日,中共通化地委升级为分省委,吴溉之任通化分省委书记。至此,通化已经初步成为我军在东北的政治军事综合后方基地,成为中共中央指示电中所说的“汉高祖之汉中”。连日本人也描述当时的通化是“第二个延安”。
  1.接收通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仅仅2天时间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就接连发布了7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调动四路大军挺进东北。
  与此同时,以罗衡、姚黎明和李剑云等为首的通化中共地下党组织,于8月21日晚间领导七道沟和铁厂子矿山工人举行起义,缴了矿山警察和铁路警察的枪支,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辽东抗日游击纵队第八支队”。8月23日上午,李剑云带着“抗日游击纵队”给伪省长杨乃时的公函,只身来到伪省公署宣布接收通化。
  然后,我接收部队与进驻通化市区的苏联红军取得联系,莫洛道夫司令官不仅支持共产党的部队进驻通化和接收通化,并且当即决定送给部队一百多条枪。
  接着,第八支队派李剑云到沈阳联系我军李运昌部的第十六军分区,请求派干部领导通化政权,第16军分区决定派蒋亚泉同志去通化担任行政公署专员。1945年9月19日,蒋亚泉率领一个排及7名随行干部,在李剑云的陪同下,乘坐专列来到通化。
  9月26日,冀热辽区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通化成立,隶属安东省政府,蒋亚泉任专员。这标志着通化多权鼎立局面的结束和共产党领导通化政权的开始。与此同时,蒋亚泉将第八支队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第58团,通化专署成立了警卫连,随蒋亚泉从沈阳来的警卫员赵明任连长。我军还接收了通化日报社和广播电台。
  9月29日,通化第四行政公署宣布,蒋亚泉兼任通化市市长。10月1日,蒋亚泉派樊鹏飞接收了通化县政府。由共产党领导的通化新政权建设,初具雏形。
  194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安东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安东省工委书记肖华同志,派刘东元同志率领胶东军区招远独立团一个加强连200人的兵力和部分干部,由安东出发来到通化。刘东元来到通化后,在党的建设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通化地委,刘东元任书记;在军队建设方面,组建了辽东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刘东元任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建立各市县的保安大队;在经济建设方面,接管了通化矿山、铁路、电厂和银行等重大工业金融企业。接着,通化地区各市县均成立了党委和人民政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炮兵学校、抗日军政大学、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卫生部、军事工业部、光明出版社、东北印刷厂、东北银行和东北造币厂等单位也进驻通化。
  1946年1月23日,中共通化地委升级为分省委,吴溉之任通化分省委书记。至此,通化已经初步成为我军在东北的政治军事综合后方基地,成为中共中央指示电中所说的“汉高祖之汉中”。连日本人也描述当时的通化是“第二个延安”。
  国民党蒋介石也没闲着,一方面利用美国军舰向东北运兵;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指示通化县国民党党部采取行动,与共产党争夺通化的政权……
  2.国共之争
  国民党内历来是派系林立,这一点在通化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通化的国民党党部有三个。
  第一个党部是赵殿礼党部,其领导人是抗日的国民党人赵殿礼,日本人投降时他被关在监狱里。出狱后他在国民党罗大愚党部的领导下,恢复了通化县党部。开始期间赵殿礼党部还能与共产党政权合作,但终因于1945年11月初组织地方武装围打通化失败,被我民主政府摧毁,赵殿礼流亡长春、沈阳等地,后弃暗投明,参加革命。
  第二个党部书记长是从抚顺派来的于俊峰,他是辑安县大地主于老爷的儿子,伪满洲国时在日伪特务机关当过特务。于俊峰率领60多人的武装队伍进驻通化,对外称“中央产业军”,自称通化地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于俊峰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到通化之后立脚未稳,就干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情,并且扬言要消灭共产党政权,表现得十分骄横。这些情报被我军侦察员沈殿铠侦察得知后,我第八纵队联合临时治安维持会和治安警察大队,将其部队消灭,将于俊峰处决。
  第三个党部的书记长是孙耕尧,这是一个由原伪满洲国官吏组成的党部。他们自称是“老牌国民党员”,一直在做地下工作,可是,他们又拿不出自己是国民党党员的证据,找不到工作系统,没有工作上级。这些“老牌国民党党员”想在改朝换代时保全性命和家业,想在国人面前摘掉汉奸的帽子,想在国军接收通化之前获得好处,自然要想到必须首先取得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最好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谋得一官半职。他们先是想与赵殿礼党部合作,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孙耕尧代表这些“老牌国民党党员”直接与辽宁省国民党党部主任李光忱联系,获得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的委任状。
  为了使自己的党部“名正言顺”,孙耕尧带着李光忱的委任状,去通化专员公署同蒋亚泉洽谈公开国民党党部一事。因为当时国共两党刚刚签定“双十协定”,属于合作时期;还鉴于赵殿礼党部已经溃散,蒋亚泉根据“双十协定”精神,同意孙耕尧公开党部。
  于是,孙耕尧党部对外挂了牌子,并且向各地发了公文。
  在此期间,民主政府不断接到人民群众的控诉书,控诉孙耕尧是伪满王道书院院长、伪协和会通化省支会宣化部长,是敌伪的忠实走狗,曾经利用王道书院对国民实施奴化教育,是通化的大汉奸,这样的人在通化挂出国民党党部的牌子,实在令世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我民主政府命令孙耕尧立即停止党部活动。
  孙耕尧党部转入地下。但孙耕尧党部并没有放弃推翻共产党民主政权的努力,他们四处联络通化周围的土匪及反动地方武装,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同时,孙耕尧党部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共产党的政权,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勾结以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原驻通化的日本关东军125师团部分法西斯分子,共同举行武装暴乱上来……
  转自《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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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一江水_&&回复日期:
15:51:00  [第2节]
  &#9679;其实,藤田出山的真正动机,还是想联合国民党攻击共产党,这一点从他被捕后的口供中可以看出……
  3.藤田出山
  日本投降之后,关东军总司令部直辖第125师团全体官兵,在驻地通化向苏联红军投降。但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拒绝执行投降命令,率领部分部下逃到满洲炼铁会社二道江东边道支社下属的石人矿业所潜伏起来。
  战败初期,藤田实彦大佐蛰伏在石人铁矿所的日子过得似乎很惬意。
  他亲眼看见向苏联红军投降的关东军官兵们,大都如丧家犬般被集中转移到吉林市,再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寒冷的北风里出苦力。而他却躲过了这一劫,和自己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在一起,在石人铁矿大冢传治所长的庇护下,享受着在战争期间很少享受到的天伦之乐。
  在这一段时间里,化名船田的藤田实彦大佐在干什么?史料记载不一。一说这段时间藤田实彦大佐在石人矿当煤矿工(石人矿既产铁也产煤),和其他日本人一样下井干活谋生,也许是一种职业掩护。二说这段时间里藤田实彦大佐在石人矿当日本居留民会会长。不管做矿工也好,做日本人居留民会会长也罢,反正藤田实彦大佐在石人铁矿所住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在10月底至11月初左右他就离开了石人进入通化。
  藤田离开石人沟的真正原因也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藤田实彦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无法在石人沟铁矿所继续隐藏了,日本居留民会担心包庇战犯会受到牵连,所以要求大佐离开。而且,据一些日本人著作中回忆,藤田出山之前,曾经在林子头车站与刘东元司令员会过面。
  第二种说法是: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青年军官们将藤田实彦大佐从石人沟请到通化,这些青年军官想借用藤田大佐的威望起事;而藤田同意出山的目的,是想说服企图联合国民党在通化发动武装暴乱的日本青年军官们。
  其实,藤田出山的真正动机,还是想联合国民党攻击共产党,这一点从他被捕后的口供中可以看出:日本战败后,有许多日本人加入了中央军。我们要打算保障在中国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非造成中国的内战不可。同时,国民党政府是国际承认的,我们日本人要不拥护国民党,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所以,我们日本人趁此国民党势力伸入东北的时候,应该配合他们打八路军,并驱逐出境,帮助国民党统治东北,求其保障日本人在东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引自:通化市公安局档案《通化“二·三”事件资料-73》)
  不管藤田实彦大佐出山的理由是哪一种,或者是两种原因的结合——总之,藤田出山了——而且出山的时间应该是1945年10月末——因为刘东元司令员是10月24日来到通化的,而藤田11月4日已经出现在通化的日本居留民大会上并发表著名讲话了。
  或者说,正因为刘司令在林子头车站会见藤田时对他有好感,所以才允许他返回通化,并允许他出席11月4日的日本人大会,允许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4.日本人大会
  1945年11月4日,经过通化民主政府批准,由专署日侨管理委员会和“日本人解放联盟”通化支部(日本人自治组织)联合组织的“在通化日本居留民大会”,在通化剧场召开了。刘东元司令员及通化行政专署日侨管理委员会赵文卿主任等我方的一些干部,出席了这次有两千多日本人参加的大会,并且和“日解联”的干部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主持这次大会的议长是经过当场选举产生的,他是伪满洲国高级官员井手俊太郎。
  大会的议事日程是讨论日本人在战败投降之后,如何实行思想改造,在民主政府领导下互相帮助,共同生活,渡过难关,并且共同倾听我民主政府的领导意向。大会前半部是按照预期方向进行的。但是,当大会进行到后半部时,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
  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观念和忠君思想影响的山口嘉一郎走上台,大声提议:“面朝东方宫城遥拜,三唱天皇陛下万岁!”主持会议的议长,没有把握大会方向,却推波助澜,利用“赞成者起立”的办法使山口的提议得到通过。面对东方向天皇的遥拜开始了。台下一些兴奋的日本人还跑到主席台上,撕掉“打倒天皇制”的宣传标语。大会的情势急转直下。
  接下来发言的日本人,也都在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领导的通化民主政府。
  转自《新文化报》
2#作者:一江水_&&回复日期:
15:55:00  [第3节]
  &#9679;在这次失控的日本人大会之后,藤田实彦大佐再次回到了石人沟铁矿所。
  负责召开会议的“日解联”中的一些进步的日本人对大会的这种失控情况也进行了反击,并且请参加会议的、在日本人中间很有威信的藤田实彦大佐讲话。藤田实彦大佐的发言是重量级的,对藤田的发言,各种版本的资料记载不一,但内容大至相同。
  例如,平泽博人在其著作《通化春秋》中是这样记述藤田大佐演说要点的:
  “天皇陛下的御诏敕被出示之后,我们要忍住难以忍受的困难。我作为当时为防卫通化市而驻屯的部队的领导人,在大家面前,胸中有无尽的感慨——感叹在混乱的异国,战败民族在悲哀中度日。但是,今后各位要依靠人民自卫军的力量恢复治安,稳步而顺利地实现解放,即使我们作为日本人,也要在这种治安条件下受到保护,这也是协力自卫军的义务。我今天作为煤矿夫(工人),要鞭策自己为复兴尽微薄之力,希望今后和诸君共同努力,能够为各民族的安息和社会的建设而尽力。”
  从字面上看,藤田实彦大佐的讲话是积极的,是承认日本战败事实的,是顺从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的。其实,这些话不是藤田的本意,而是他在共产党政权面前的表演——也许他认为举行武装暴动的时机不成熟;也许他那时还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委任,没有同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也许他在试探人民自卫军的态度。
  在这次失控的日本人大会之后,藤田实彦大佐再次回到了石人沟铁矿所。
  这次大会加剧了留居通化的日本人与新生民主政权之间的矛盾,也暴露了在通化的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对现实生活、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对日本人实行改造的不满。同时也暴露了某些日本军国复兴主义分子对新生政权潜在的威胁,从而引起了通化共产党政权的警惕,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中重要措施之一是命令在通化的日本人向南大营集中转移……
  5.转移南大营
  南大营位于通化市庙沟,曾经是伪满洲国军队的兵营,战败前夕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撤到通化后的驻地。1945年11月20日左右,通化支队司令部命令在通化市区内的所有日本人,集中向南大营转移。当时发出这一命令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是便于解决日本人的居住问题。1945年8~10月间,从通化周边地区涌进通化市区的日本人骤增,总数大约达到1.6万人之多,是战败前通化日本居民的两倍。大量日本旧军人和难民的流入,增加了山城的人口载荷,出现了住房紧张、不少日本人流浪街头的社会现象。而且天气逐渐变冷,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很多日本人将无法过冬。如果将日本人集中起来居住,政府也好进行集中救济。
  第二是便于解决我党政军群居住问题。1945年10月24日,随着刘东元司令员率领的山东八路军进驻通化之后,我党政军群工作人员进驻通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居住紧张现象相当严重,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我方人员也将无法过冬。
  第三是便于对日本人的管理。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已经洞察到了部分日本人企图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新生政权武装暴乱的动向,如果不将日本人集中起来管理,让他们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则很难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进行有效防范。
  但是,通化支队的这个命令不为日本人所理解并拒绝执行,其主要理由是:南大营的容纳人数为5000人,而通化市区内的日本人为1.6万人左右,容纳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曾经通过“日解联”负责同行政专署联系的平泽博人,向行政公署侨民管理委员会赵文卿主任反映过意见,希望赵文卿向蒋亚泉专员转达,并且威胁说“如果不改变向南大营转移的命令,共产党和八路军就会失去日本人的支持”。
  后来,向南大营集中转移日本人的事延期了。
  但是,事件本身再次加剧了日本人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
  为了缓和这种矛盾,防止敌人利用矛盾制造事端,12月1日,通化市政府发布文告,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已经投降了,但决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失败。”文告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必须永久团结,以建新东北。”
  通化民主政府说到做到,为取信于日本人,在实际工作中确实解决了一些日本人的职业问题:对在政府部门以及公益部门工作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在生活上予以优待;对贫困的日本人,在生活上予以救济。
  据不完全统计,通化民主政府成立三个月来,向日本人发放救济高粱米8000斤,玉米面34400余斤,棉被66套,救济金19万元,受救济的日本人达1720余人。
  尽管民主政府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日本关东军中的军国主义复兴分子还是利用这些矛盾,在日本人中间煽动反共情绪。国民党特务也趁机加入,加快了勾结日本人的步伐。
  就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和日本双料特务近藤晴雄派人找到了藤田大佐……
  转自《新文化报》
3#作者:风之男人&&回复日期:
16:36:00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啊,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4#作者:一江水_&&回复日期:
12:01:00  [第4节]
  &#9679;这一天,藤田加入了国民党,起了个中国化名田友。
  6.再次出山
  说近藤是双料特务,是有根据的。
  战争期间,近藤晴雄是日本陆军驻沈阳情报机关的陆军大尉,他的直接上司是沈阳情报机关首脑池田纯久中将。池田中将是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战败期间沈阳受到空袭时在关东防空军、大陆铁道司令部、哈尔滨特务机关、关东军宪兵队、满洲国军顾问部等处任职,是集检查、防空、警备、治安于一身的重要人物。据近藤晴雄自己的口供:
  “8·15”日本投降后,我在奉天等待回国,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我就摆了一个菜床子维持生活。我的邻居国民党政治部部员片山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有军人的经验,片山就让我到通化联络事情。他说:“日本的事情非在中国大陆上开始不可。”
  我当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的动机,是“8·15”停战后,我想要使日本复兴,非在大陆上开始不可。
  这样一来,日本特务近藤晴雄又成了片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特务。
  近藤晴雄当上双料特务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1945年11月20日,奉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池田中将之命,委派其战时的部下只友少尉给远在通化石人的藤田实彦大佐送委任状——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上将委任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
  只友少尉随同通化方面的日本联络员川崎曹长从奉天来到通化,先住在清真寺街十四段日本特务栗林家。第二天,只友少尉在日本联络员中山四郎的陪同下,前往石人沟藤田住处,当面将莫德惠上将的任命状交给藤田,并且转达池田中将的命令:命令藤田负责组织东边地区溃散的日本军人,对抗共产党的部队,配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接收。
  负责送委任状的只友少尉后来参加了“二·三暴乱”,并且在暴乱中战死。
  藤田实彦接受了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上将的委任,成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并且再次从石人出山,来到了通化,潜伏在伪满洲国通化市日本人副市长林昌雄家。
  藤田最初潜入通化后的行动目标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通过日本人小向俊行和千叶幸雄,得知在长白山一带有日本潜伏军一千五百余人时,便令小向俊行联络各方日军,以便集结和掌握在通化地区的日本人的军事力量。
  第二是通过日本和国民党双料特务阿部元,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进行联系,当时阿部元已经同孙耕尧党部有了联系,并且被发展为国民党党员。
  藤田先与阿布元交谈,藤田向阿布元声明,自己有只友少尉带来的国民党东北先遣军司令的任命状,以取得阿布元的信任,要求阿布元代表他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进行联系。
  其实,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同国民党的联系是双向的,就在藤田寻找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孙耕尧时,孙耕尧也在寻找藤田,因为孙耕尧知道藤田在日本人中间的威信和号召力,他想利用藤田实彦帮助国民党党部推翻通化的共产党政权……
  7.长短结合
  1945年12月10日,阿布元代表藤田与孙耕尧进行了接触。在会见中,孙耕尧对阿布元谈到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和各部组织的情况,以及将来对在中国的日本人善后办法等等。为了拉拢日本人,孙耕尧还向日本人许诺:东边地区的政治方面由国民党负责,产业开发建设等事完全由日本人经营。
  在阿布元的撮合下,1945年12月15日,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成员姜际隆家,藤田实彦大佐和孙耕尧首次见面。当时在场的有日本特务小向利一、大政丰、阿布元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成员刘亦天。
  孙耕尧寒暄之后说:“正月初中央军必定能抵达通化,讨伐八路军。你们日本人要为自己打算,应该援助中央军来打八路军。你们日本人应该组织日本义勇军,配合中央军作战。”
  藤田明确表示愿意合作,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通化的旧日本军人们虽然已经放下武器了,但由于一些军国复兴主义分子的鼓动和官兵原有的军事素质,只要组织起来,仍不失为一支军事力量。但是,这支军事力量在通化没有政治依托,战败之军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政治理由。
  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虽然没有武装力量,但由于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的执政党,是可以代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抗衡的政治力量,只要这支政治力量出面发号施令,就会使日本旧军人的任何军事行动变得“名正言顺”了。
  旧日本关东军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这两个社会集团,对方的长处恰恰是自己的短处,对方的短处也恰恰是自己的长处,要想弥补互相的短处,只有将互相的长处结合起来。
  这是促使两个社会集团勾结起来的主要原因。
  这一天,藤田加入了国民党,起了个中国化名田友。
  藤田虽然口头答应同孙耕尧合作,但对孙耕尧的底细不放心。1945年12月25日,藤田派佐藤、石原、布田、川崎等5人,持他本人的亲笔信,到沈阳岩切医院找院长岩切(藤田的同乡,系国民党要人),调查孙耕尧与辽宁省国民党党部的关系。
  另外,藤田还不放心孙耕尧的军事领导能力,认为孙耕尧是文职人员,不是军人,在他的党部组织中没有高级军事指挥人员。按照日本军人的观念,这样的组织是指挥不了地方武装团队的。为此,孙耕尧方面也做了工作,开始在通化寻找高级军事指挥人员。
  藤田潜入通化后所开展的第三方面行动,是与“日解联”取得联系。因为“日解联”是当时日本人在通化的惟一合法组织,掌握了“日解联”,今后就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公开地或秘密地在日本人中间展开行动。
  第三方面活动开展得不顺利。12月28日,藤田因派伊藤中尉去“日解联”支部收买支部长筱野破魔夫阴谋暴露,被我公安机关“在伪满洲国通化市日本人副市长林昌雄家逮捕”,(元木和男语)关押在龙泉旅馆的通化支队司令部里……
  8.暴乱经费
  藤田实彦大佐虽然被捕了,但是,日本关东军复兴分子与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勾结活动并没有停止。藤田实彦大佐派往沈阳的佐藤等5人,继续按照藤田指示通过切岩院长和旧日本军人、国民党政治部部员片三哲,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取得了联系,汇报了藤田在通化联络旧日本关东军军人,以及正在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孙耕尧进行联系的情况。
  李光忱证实通化县孙耕尧党部确实为“正统”党部。
  为了促进通化日本复兴分子与国民党联合举行军事暴动,李光忱委任双料特务近藤晴雄为通化方面联络员,于1946年1月3日,携带二战结束后的形势和通化方面所有日本军队状况的文件、有关指示、任务和经费,随同从通化来的佐藤等5人从沈阳返回通化。
  转自《新文化报》
作者:一江水_&&回复日期:
12:03:00  [第5节]
  &#9679;就在近藤晴雄代表辽宁省国民党党部,正在促进通化县国民党部孙耕尧与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进行合作之时,临江县国民党党部从中插了一杠子。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发生的战争!
  日,以孙耕尧为首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勾结以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纠集了大约2万多人的兵力,向中国共产党刚刚在通化建立的新政权发起了暴乱,被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组织部队及人民群众镇压下去——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中国通化二·三暴乱”。
  李光忱派联络员近藤晴雄到通化的任务是:传达省党部的文件和指示,保持通化和沈阳的联络。1月5日,近藤晴雄大尉抵达通化,住在栗林家。因为藤田实彦当时已经被捕,近藤晴雄只好暂时将文件交给藤田实彦的助手小向利一。
  经小向介绍,近藤晴雄在孙耕尧家与其会见。
  在会见中,近藤晴雄向孙耕尧出示了李光忱的任命书,证明自己“通化方面联络员”的身份,说明了自己来通化的任务,并传达了李光忱的指示:“你们通化的工作不活跃,应该再活跃一些。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东北行营的意思。在通化的日本败兵有5万多,你们应该用台湾军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掌握地方政权。”
  孙耕尧则向近藤晴雄说明通化的情况:通化因共产党和人民自卫军势力较强,开展活动暂时困难;因降雪过多,与山中日本部队联络困难;藤田实彦大佐被捕,暴动暂时无法组织进行等。两人商量了如何解救藤田实彦的行动计划。近藤晴雄将李光忱交给的20万元暴动经费交给了孙耕尧,并告诉孙耕尧:李光忱答应,暴动成功后再给1000万元。
  就在近藤晴雄代表辽宁省国民党党部,正在促进通化县国民党部孙耕尧与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进行合作之时,临江县国民党党部从中插了一杠子。
  临江县国民党党部构成很复杂,其中一部分是临江县本地人,另一部分是原通化县赵殿礼党部的残余,如周洪汉,他当年三十多岁,住在公安局东胡同里。长脸,大眼睛,黄白脸膛,中等身材,体格不大好,说话有北京口音,因为他是北京中国大学毕业生。周洪汉等人是国民党辽宁省党组织中罗大愚系党员,因赵殿礼党部被我打散,不得不投靠临江县党部。临江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刘玉清(又名刘佛,刘刚),当年四十多岁。日本入侵东边道时刘玉清就投降了,和通化卢桂峰同时当上“皇军治安工作部部长”(特务),豢养了大批狗腿子,到处横行,后来转到临江县协和会。光复后刘玉清逃到沈阳投到国民党安东省主席高惜冰门下,被高惜冰委任兼任安东省宣抚办事处特派员和上校收编员。刘玉清也想收编在通化的日军,借助日本人的军事力量,推翻临江的共产党政权,迎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
  9.临江党部
  1946年1月初,刘玉清从临江来到通化,通过日本人今井酒平,与通化的日本特务阿布元取得了联系。
  事后,阿布元将此事向小向利一透露过,小向又向国民党通化县党部骨干姜际隆透露过,这样一来,孙耕尧自然知道了消息。他不能允许临江县党部“插一杠子”,不能让临江县国民党党部拉走他的“日本人部队”,不能让临江县党部抢了他的反共头功。孙耕尧劝说阿布元等人不要答应刘玉清的要求。
  刘玉清不肯罢休,干脆先发制人,通过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强使阿布元随他一起到长白山一带收降日军残部,当他们行至五道江时,与通化方面的孙耕尧、近藤晴雄巧遇。在近藤晴雄的劝说下,双方一起来到五道江信农洋行,召开了通化县党部和临江县党部的联席会议。
  在近藤晴雄的调解下,两县国民党党部和日本人达成如下协议:
  1.中日双方选出8名要人,中国6名,日本2名,建立军政委员会。
  2.日本人全力采取军事行动协助国民党作战。
  3.中央军的进攻恐来不及,应将山中的日军改为台湾军,以便使用。
  4.通化和临江负责筹集50万元现金,供给日本军队做军事费用。
  通化县和临江县两个国民党党部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的性质,是在拉拢利用日本人推翻通化共产党民主政权问题上实现了联合,统一了与日本军队联合暴动的步伐。
  1946年1月7日,通化和临江两个国民党党部在通化市区姜际隆家再次开会决定:
  1.日本人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在通化举行暴动,暴动后,由近藤乘飞机回奉天联络国民党中央军。
  2.暴动成功后,对日本人要妥善处理(给日本人以相当职业,以谋取幸福)。
  3.募集军政公款,临江县承担25万元,通化县承担25万元。
  4.解决前满铁总裁大村卓一以下技术人员寻找职业问题,使其迅速恢复开发事业。
  在解决了通化和临江两个县国民党党部争夺日本人的矛盾之后,1946年1月9日,近藤晴雄在日特联络据点华新百货店召开了日本暴动骨干分子秘密会议,进一步策划日本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会议决定:
  1.应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联合成立“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
  2.藤田实彦、柴田久和近藤晴雄3人代表日本方面进入军政委员会。
  3.委派柴田与阿布元联合行动,于1月12日袭击通化支队司令部,救出藤田大佐。
  就在近藤晴雄受命李光忱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在通化发生了“内海勋被杀事件”和“策反王晓峰事件”,由此引发1月8日共产党民主政权和人民自卫军号召日本人检举日本战犯;1月10日公开逮捕日本战犯同时解散“日解联”。在这种情况下,近藤晴雄只好避开锋芒,暂时蛰伏起来……
  10.内海勋事件
  1946年1月2日凌晨3点,通化民主政府的公安巡逻队在十字街口日本松月妓馆附近听到枪声,巡逻队急忙寻枪声赶到现场,发现地上躺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身中十弹,当场死亡,凶手已经逃之夭夭。
  通化市公安局随即对死者身份进行了查验,证明死者是日本人内海勋。内海勋是通化惟一合法的日本人组织“日解联”工作人员,平时思想比较进步,靠近共产党、民主政府和人民自卫军,在“日解联”内做了很多工作,并为民主政权领导人担任翻译。
  转自《新文化报》
6#作者:抗联老战士&&回复日期:
15:21:00  妈了个巴子的小日本
7#作者:一江水_&&回复日期:
10:57:00  [第6节]
  &#9679;周学孔对王晓峰进行了三次策反,他对王晓峰说:“中央军就要进入通化接收了,八路军站不住脚。你打算怎么办?还是帮国民党干点事儿吧。”
  内海勋被暗杀,在通化市里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借事件造谣,说内海勋是被朝鲜义勇军支队杀害的,从而造成了日本居民安全上的恐慌,以及对朝鲜义勇军支队和我民主政府的不满,挑拨了朝鲜义勇军支队和民主政府的关系。同时,也企图转移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
  通化民主政府对内海勋被暗杀事件非常重视,立即指示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很快将目标锁定“日解联”组织中某些军国主义复兴分子,并且揭开了“日解联”这个明里接受民主政府领导,暗中却在干着破坏民主政权勾当的反动组织的真面目。
  经查:通化“日解联”组织主要从事了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共产党、人民自卫军和民主政权领导人的罪行。以渡边勋为倡导者,联合在通化的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筱野派、相川派、水谷派、“日解联”支部长筱野破魔夫、伪皇帝溥仪的翻译官道满三郎、伪通化省公署建设股技师水谷英男、伪通化省公署经济科属官相川力等人为核心,成立了“国日特暗杀团”。他们先后秘密召开了9次会议,制定出暗杀团完整的行动方案,企图于1946年1月5日采用爆炸的手段,在大光明剧场慰问演出时集中暗杀我党政军领导,同时采取分散暗杀手段,暗杀在我方工作的日本人——暗杀内海勋正是他们所为。
  同一时期,这个组织还利用得到的情报,派人放火烧毁了我二道江军火库,造成军火库爆炸事件,使我军遭到严重损失。
  总之,经过我公安机关侦查所获得的证据证明,暗杀内海勋事件,确实属于国民党和日本特务所策划和组织的,暗杀组织是以日本战犯为核心的“暗杀团”,其后台是“日解联”,“日解联”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恐怖事件。
  “内海勋被暗杀事件”说明虽然日本战败投降了,但在通化的日本人中,相当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复兴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他们同通化国民党党部相勾结,企图在通化发动武装军事行动,推翻民主政权。
  这是通化的共产党、人民自卫军和民主政府第一次得到日本人和国民党勾结准备在通化暴动的信息。而在同时期发生的“王晓峰被策反事件”,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日本人和国民党勾结准备暴动的信息的可信性……
  11.王晓峰被策反
  王晓峰当年23岁,在副县长董滨领导下当侦察员,任务是收缴日本人遗弃和失散的枪支。当时,王晓峰受命去临江收缴周学孔的7支手枪和千余发子弹。周学孔是王的同学,当时是临江县国民党地下保安队队员。临行前,董滨曾对他指示说:如果周学孔交枪,一不抓,二不杀,三想参军我们欢迎。
  没想到就在王晓峰想缴周学孔枪的同时,周学孔也想策反王晓峰。
  周学孔对王晓峰进行了三次策反,他对王晓峰说:“中央军就要进入通化接收了,八路军站不住脚。你打算怎么办?还是帮国民党干点事儿吧。”“国民党快来了,你帮八路军干了不少事,来了不能轻饶了你。你应该利用现在的工作之便,搞些本钱——保命的本钱。”“你能拉出50人当排长,拉出100人当连长,拉出500人当营长,拉出1000人当团长,而这个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是正规的。”
  周学孔还对王晓峰说:“咱们是老同学了,我告诉你,中央军已经临近通化附近,打通化时日本人都起来,航校和坦克车队都参加。通化的国民党和投降的日本人联合起来要暴动了,有枪,有刀,有飞机,大炮,还有坦克,那时你们共产党就完了,你若不参加,就到长白山啃石子去吧……”
  一听说日本人要参加和国民党的联合暴动,王晓峰心里一下子反感了,虽然他当时的思想觉悟程度不高,但作为中国人,起码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良心还是有的,而且,哪个中国东北人在受了日本人14年奴役之后,还会让日本人东山再起,重新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在通化搞暴动,看来国民党也不是好东西。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王晓峰从动摇中摆脱出来,决定不听从国民党方面的策反,跟共产党走,并且决定向领导反映这个情况。
  王晓峰向通化副县长董滨同志做了报告。
  王晓峰的报告,虽然没有说明白是哪些日本人勾结国民党搞暴动,但把“王晓峰被策反事件”和“内海勋被暗杀事件”联系起来看,日本人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勾结组织暴动的信息已经确信无疑了。
  为防止万一,通化民主政府断然采取四项措施:
  1.向通化的日本居民揭露内海勋被暗杀的事实真相。
  2.为防止其他为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工作的日本人出意外,为这些日本人配备了手枪和便服,同时派了警卫员。
  3.根据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敌情,逮捕隐藏在通化的日本战犯。
  4.下令解散“日解联”,今后留居通化日本人的一切事务,均由专署所辖“通化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负责。
  12.逮捕战犯
  1946年1月10日,逮捕日本战犯的行动开始了。
  此时王晓峰因为报告线索立功并掌握情况,已经被调到专署公安处做侦缉工作,由他带领公安战士,在山田等十余名日本工作人员配合下执行这一逮捕任务。经过数日奋战,先期逮捕中尉级以上日本战犯七十余名,后增至120余名。主要有:
  伪满洲国宫内府总务处长小原一二夫中将、伪满洲国宫内府秘书官林田英士郎、溥仪随身日语翻译道满三郎、伪满洲国通化省法院院长本田、伪满洲国通化省检察厅次长金田秀雄、伪满洲国通化省警务厅特务科副科长小岛高二、伪满洲国通化省警务厅警务科科长竹村一郎、伪满洲国通化省宪兵队队长田政次郎、伪满洲国通化省税捐局局长合田益武、伪满洲国通化省协和会事务长田森慧、伪满洲国通化县副县长河内亮、伪满洲国通化县警务科特务股股长海老谷忠、伪满洲国辑安县副县长札谷、伪满洲国辑安县北总务科长、天内警务科长,还有暗杀团倡导者渡边勋、相川力以及伪通化市宪兵队长田中和铁道警护队长石井等。
  转自《新文化报》
8#作者:一江水_&&回复日期:
11:00:00  [第7节]
  &#9679;由于藤田实彦大佐被捕,通化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群龙无首。所以,解救藤田实彦出狱成了当务之急。
  在逮捕日本战犯的同时,我方还缴获了一批暗藏的枪支弹药、战刀等武器。
  但是,在逮捕行动中,由于为我方工作的日本人员山田、西川、佐藤和安口等人,表面为我政府工作,实际上却将准备逮捕的战犯名单透露给赤川一派,使有些战犯躲过了逮捕隐藏起来,从而为“二·三事件”的爆发留下了隐患。
  由于“日解联”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日本战犯或参与阴谋暗杀和暴乱的人,所以,解散“日解联”的行动与逮捕日本战犯都是在1月10日进行的。
  通化民主政府逮捕日本战犯和解散“日解联”之后,自然要引起日本居留民的恐慌,为此,通化民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日本人的情绪。
  通化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布了《告通化地区日本居留民书》,向通化市民及日本人说明了逮捕战犯及解散“日解联”的原因。
  《通化日报》也就民主政府解散“日解联”发布了消息。
  1月13日10时,通化专署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在市大光明剧场召开了日本居留民大会,由通化支队司令部宣传科长郭鲁、专员公署秘书长夏俊卿、建国联合会王宴科长、炮兵学校铁同志作了演讲,使日本人了解到我方为什么要逮捕日本战犯和解散“日解联”。大会还散发了传单,使日本居民明确了我军逮捕战犯的意义和目的。
  1月13日下午7时,蒋亚泉专员还通过电台向所属各市县人民群众作了题为《关于惩治日本战犯报告》的广播讲话。
  逮捕日本战犯和解放“日解联”是通化民主政府的英明决策,它及时阻止了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的阴谋,至少推迟了日本人勾结国民党原定于1月17日举行暴动的计划。同时,由于逮捕了百名以上的日本战犯,减少了参加后来发生的“二·三暴乱”骨干的力量,为赢得平定“二·三事件”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3 藤田越狱
  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长春等东北大城市之后,在客观上助长了通化国民党势力的嚣张气焰。这期间孙耕尧亲自去了一次沈阳,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汇报工作。
  李光忱接见了他,并且高兴地听取了汇报,对通化的工作方案表示同意和支持。他还对孙耕尧说:“据我了解,通化附近有5万名日本降军,为了防止公众舆论,我们要用台湾军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以消灭共军,掌握通化地方政权。”
  孙耕尧从沈阳返回通化之后,李光忱随即任命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工作人员刘正修为通化方面的军事指导员,并于1946年1月10日启程秘密来到通化,具体指导通化国民党和日本人勾结举行暴乱事宜。
  但是,由于藤田实彦大佐被捕,通化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群龙无首。所以,解救藤田实彦出狱成了当务之急。
  近藤晴雄1946年1月9日曾经设计过一个营救计划,想在1月12日组织小股部队突袭龙泉旅馆通化支队司令部救出藤田。但因为计划本身冒险性太大,成功的可能性太小,而且容易被民主联军由此发现整个暴乱计划,因此遭到许多人反对。
  后来,突袭营救改为秘密营救。
  秘密营救的实施者是红十字医院院长柴田久大尉。柴田大尉生活中有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女人柴田朝江,柴田朝江平日的生活都由柴田大尉照顾,她的孩子也是由柴田大尉送到朋友家抚养的。当时通化支队司令部要求红十字医院派去医护人员,柴田久院长便将柴田朝江护士长派去。柴田朝江护士长可以自由进出通化支队司令所在地龙泉旅馆,柴田大尉通过柴田朝江向藤田实彦递送密信,通知他1月13日凌晨有人营救。柴田朝江还事先给藤田实彦送去了逃跑的工具——用布条编织的绳子。
  1月13日凌晨,被关押在支队司令部三楼的藤田实彦,乘看守哨兵昏睡之际,将柴田朝江提供的布条绳子一端绑在暖气片上,打开窗户,将绳子另一端扔到窗外,顺着绳子逃了出来。但是,藤田在落地时由于惊慌没站稳,把脚脖子扭伤了。
  龙泉旅馆楼后就是西山日本人居住区。早已经潜伏在楼下接应的赤川和梅山,将越狱成功的藤田背起来,直接送进了由柴田久大尉掌握的红十字医院。
  藤田实彦越狱之后,双料特务近藤晴雄马上派藤田青年时代鹿儿岛中学校友、二道江炼铁支社仓库课长下赤静雄,来到栗林家看望藤田,与他取得联系。之后,藤田会见了从沈阳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派来通化的联络员近藤晴雄。
  经过一番安排,藤田在近藤晴雄的陪同下,在姜际隆家会见了孙耕尧,当即密谋成立“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孙耕尧将李光忱提供的20万元经费交给藤田,双方还决定择日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
  转自《新文化报》
9#作者:一江水_&&回复日期:
12:01:00  [第8节]
  &#9679;双料特务宫川和宫本两人,携带电台潜入通化市,隐居在协和街居民房宅,设立秘密情报站,代号为“401”。
  14 第一次联席会议
  由于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同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的谈判涉及军事问题,所以,1946年1月15日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由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委任的军事指导员刘正修主持。
  第一次联席会议首先决定成立“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耕尧;
  副主任委员:刘玉清;
  委员:刘亦天、杨振国、邓觉非、田耕野、迟文玉、藤田实彦、近藤晴雄。
  接下来会议由“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主持,决定“军政委员会”内设两大部:即政治部和军事部。政治部负责与国民党党部共同组建地方武装,以待“中央军”接收。军事部负责组织军事行动,以武力夺取通化并进犯安东。
  政治部部长刘亦天、刘玉清,副部长邓觉非,内设:总务处,处长刘亦天兼任;民政处,处长杨振国;保安处,处长姜基隆;财政处,处长刘敬儒。
  军事部长藤田实彦大佐,副部长迟文玉,内设:参谋处,处长郑乃樵、于正福;副官处,处长关崇芳;军需处,处长刘庆荣、戚桂云;军法处,处长周洪汉、刘涤心、赵宪福;军械处,处长王桂馨、杨景春;军医处,处长柴田大尉。
  在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孙耕尧提出:根据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的要求,联合暴乱要在1月17日举行。藤田实彦认为1月17日举事时机不成熟,因为散在各地的日本关东军军人还没有集中起来,慌忙之间举行暴动是要失败的。
  第一联席会议没有就暴动时间达成协议,决定由刘正修返回沈阳,向李光忱汇报。
  李光忱听了汇报之后,一方面满意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和日本关东军正在进行的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对藤田实彦有些不放心。于是,决定秘密派遣国日双料特务宫川和宫本两人,携带电台潜入通化市,隐居在协和街居民房宅,设立秘密情报站,代号为“401”,专门负责收集有关藤田的一切情报,随时用电台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报告。
  国民党对藤田不放心,藤田对国民党也不放心。刘正修1月18日离开通化,藤田实彦1月19日就派潜伏在石人的他的亲信樱井和池田辰三,带着他的书信再次到沈阳找同乡岩切医院长,通过岩切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联系,报告藤田实彦的暴乱计划。
  李光忱接到岩切转来的藤田的报告后,责成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政治部部员片山,通过电台给藤田实彦发出指示:“世界大战结束后,通化方面的日本关东军坚持其立场,不被八路军缴械,至今仍保持其势力,是为中国东北之协力作用,此举完全由于阁下之英明指挥。今后亦应相互联系,为建设东北共同迈进……”
  电文中还对藤田实彦下令,要求其在1月27日举行暴动。
  李光忱的电文的夸奖鼓励之词使藤田实彦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另外,在此期间通化又发生了两件和日本人有关的事件,也促进藤田实彦加快了勾结国民党举行暴乱的步伐……
  15 王妃到来
  第一件和日本人有关的大事,是伪满洲国皇弟溥杰的王妃、日本女人嵯峨浩到通化来了。
  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离开大栗子之后,包括伪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以及王妃嵯峨浩在内的伪皇室成员,一直在过着流亡的生活。
  1946年1月17日,通化支队先将福贵人李玉琴等四人送到通化。三天后的1月20日,再将伪皇后婉容、王妃嵯峨浩和女儿等其余皇室成员也送到了通化,被关进公安局小黄楼二楼。
  伪满洲国皇室成员的到来,是日本人较为关心的事,在通化也轰动一时,因为嵯峨浩王妃当年毕竟是日本人的骄傲。
  嵯峨浩王妃的到来,也为藤田实彦大佐的军国主义复兴野心注射了兴奋剂。因为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溥仪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关东军强迫溥杰娶日本女人嵯峨浩为妻,以便有一天溥杰的后代继位后具有一半日本人血统,继而逐渐使满洲国变成日本人的王国。
  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藤田实彦自然将关东军当年的阴谋与他现在的暴乱计划联系起来了——满洲国皇帝溥仪已经宣布退位了,按照皇位继承法,应该是其弟溥杰继承皇位,而溥杰也被苏联红军带到苏联战俘营。那么,就应该是溥杰的女儿继位——也就是嵯峨浩现在带在身边的女儿继位。如果暴乱成功了,就完全可以以皇弟之女为旗帜,号召仍然滞留在通化的日本人和满洲国宫廷官员们组成小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成立“后满洲国”。通化,不又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吗?
  转自《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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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00  [第9节]
  &#9679;如果不答应日本关东军提出的第四个条件,谈判就会破裂,联合暴乱就会化为泡影。
  藤田实彦不是一般的武夫,他是具有政治家头脑的军人。他的政治野心非常明确——当年大日本关东军没有实现的梦想,现在必须由他藤田实彦大佐来实现。
  第二件和日本人有关的大事,就是伪通化县日本人副县长河内亮等人被民主政府处决。
  1946年1月10日,通化民主政府逮捕了一批日本战犯之后,经过群众检举揭发和法律程序,决定处决一批负有血债、民愤极大的日本战犯。
  先处决了伪满辑安日本人副县长札谷、北总务科长、天内警务科长等人。然后,再于1月21日,在通化市南江沿处决了伪通化县日本人副县长河内亮和铁道警护队长石井等4人。
  战争之后,战胜者一方处决民愤极大的战犯,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伪通化县河内亮副县长等人的被处决,的确在通化市的日本人中间引起了不安和骚动,因为这毕竟是日本战败后第一次让通化的日本人目睹了自己的官员被公开处决。
  虽然为了安抚日本人通化专员公署日侨管理委员会曾经于1946年1月23日在通化剧场召开了日本人大会,但是,一些日本关东军中的军国主义复兴分子仍然坚持敌对立场,利用河内亮副县长被处决事件煽动民族对立情绪,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加紧勾结——1946年1月21日,通化的日本关东军和国民党党部举行了第二次联席会议……
  16 第二次联席会议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与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代表的第二次联席会议,是在市区南关日本人开的信农洋行里举行的。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孙耕尧、郑乃樵、刘亦天、姜际隆;临江县国民党党部参加会议的有刘玉清和周洪汉。日本关东军方面的代表是阿布元、大政丰、近藤晴雄和小向,藤田大佐没有出席第二次联席会议。
  在第二次联席会议中,日本代表先提出了参加暴动的三个条件:1.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2.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业。3.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台湾籍。
  第一个条件不正常。战败之后一般日本人急切想返回日本,因为那里毕竟是自己的祖国,是自己的故乡,战败之民在那里生活会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所以,第一个条件不符合广大在通化日本人的愿望,只能是一些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的愿望。
  第三个条件也有些奇怪——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占领了,日本投降后,台湾理应回归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台湾籍的问题。在通化的这些日本人要求加入台湾籍,好像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似的。究其实质,还是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想借“台湾籍”的名义组成“台湾军”,进而达到在通化建立军国复兴基地的目的。
  通化县国民党党部方面痛快地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没想到,日本关东军方面又提出了第四个条件:“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国民党党部和日本关东军共同执掌政权。同时悬挂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和日本太阳旗。联合政府由孙耕尧掌管政务,由藤田实彦大佐掌管军事。”
  第四个条件是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这两者怎么可能成立联合政府?另外,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不是一般的小事,这等于在中国、在东北又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像这样事关国体的大事,别说一个小小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就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不敢贸然裁定。
  但是,那天会议的结果却是通化县国民党党部接受了日本关东军方面提出的第四个条件。在孙耕尧这些人看来,道理也许很简单:如果不答应日本关东军提出的第四个条件,谈判就会破裂,联合暴乱就会化为泡影,国民党就无法推翻通化的共产党政权。
  也许通化的国民党人并不这样简单,他们不过是在实施国民党传统的策略:先答应日本人的所有要求,哄他们参加暴乱,等利用他们的力量消灭了共产党迎来了中央军之后,再让中央军消灭日本关东军不迟。先让驴拉磨,然后再卸磨杀驴!
  第二次联席会议以国民党党部全部接受日本关东军提出的四个条件宣告结束。通化县国民党党部由姜际隆代表,日本关东军由大政丰代表,双方在日本人已经准备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并决定在第二天——即1946年1月22日,举行第三次联席会议,商讨举行暴乱的具体事宜……
  17 第三次联席会议
  1946年1月22日。通化县国民党党部骨干人员同日本关东军军官,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家里,举行了第三次联席会议。
  这次藤田实彦大佐出席了会议。
  会议仍由通化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孙耕尧主持。
  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和日本关东军第三次联席会议,是在前两次谈判成功建立政治联盟的基础上,具体商讨举行暴乱的有关军事事宜的一次会议。主要商讨三项事宜:成立武装暴动指挥机构;研究筹措武器配备;确定武装暴动中的进攻目标及战术安排。
  转自《新文化报》
11#作者:抗联老战士&&回复日期:
14:25:00  通化当年暴动后杀了很多日本人………………其实一点都不多,这些战犯一个都不应该活着回去。
12#作者:一江水_&&回复日期:
09:39:00  [第10节]
  &#9679;市内为电灯闪灭两次,最后完全熄灭为暴动开始信号。市郊以玉皇山顶点燃三堆狼烟为信号。口令:山和川。
  &#9632;吕明辉——关于暴动指挥机构:
  1.设武装暴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分别由孙耕尧主任委员,藤田实彦军事部长和姜基隆保安处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刘亦天担任。总指挥部设在南十字街公益涌油坊刘敬儒家。
  2.总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所和三个联络组。第一指挥所设在天主教堂附近的日本人栗林家,指挥官是藤田实彦和阿布元,联络组组长近藤晴雄;第二指挥所设在裕民街姜基隆家,指挥官为孙耕尧和姜基隆,联络组组长为刘子周、刘庆荣;第三指挥所设在南关区迟文玉家,指挥官为刘涤心、迟文玉,联络组组长为邵裕国。
  3.考虑到参加暴动的各类武装力量成份较复杂,决定成立“军事收编委员会”,负责组织收编在通化和通化外围的各类武装力量。所收编的日本关东军、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一律称“暂编东边地区部队”。任命近藤晴雄为“军事收编委员会”负责人。
  ——关于暴动中的进攻目标及行动方案,共分十路暴动队伍,攻占十个重要军政目标:
  第一路攻占安东省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即飞机楼。由佐藤队长率队主攻,与专署内应李之义等十几人联系,并扫荡附近一带,占领后加以警戒。
  第二路攻占通化市县政府、县大队和县法院。由小林队长(不是航空队的小林)率队主攻,与市县政府内应石史军、刘洪斌等十几人联系,并兼攻工科学校和住在东江春的特务连,同时以主力协助占领师道学校北侧高地。
  第三路攻占通化市县公安局。由中山菊松队长率队主攻,救出关在那里的满洲皇帝溥仪的皇后及皇弟溥杰的王妃嵯峨浩等皇室成员。
  第四路攻占通化支队司令部,这是通化共产党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是通化共产党武装力量最集中的地方。由寺田队长率队主攻,与内应分子李营长、张福临等数十人联系,同时占领龙泉旅馆北侧高地。
  第五路攻占转盘街附近的电报电话局,控制市内电话总机。这项任务也由中山菊松队长率队完成……
  18 暴乱计划
  第六路攻占电业局。也由中山菊松队长负责,控制全市的照明和动力;二道江发电厂也要由厂内留用的日本人起事,由原驻二道江、铁厂子、石人等地的矿区日军警备队做外围支援,保证二道江发电厂控制在手。
  第七路攻占航空总队和江南飞机场。由飞行队长小林狂介组织机场教导队一百多名日本军人,消灭驻机场附近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司令部、长恒公司、小庙沟飞机场之警戒部队,之后担任飞机场之防卫任务。出动战斗机两架在通化市区上空撒传单助威;出动高级教练机一架威胁炮击官道岭、大小石棚子、龙泉北侧高地、东南大营、新老通化车站及各战场突击队;另派一架九九练习机飞往二道江搜索石人方面情报,阻击柳河方面可能增援之共军。
  第八路攻占东北军政大学所属的炮兵学校。任命新仓教官为坦克车队长,率队夺取该校的坦克独立大队,指挥所有坦克投入战斗,其中派一辆坦克开到市中心转盘广场,控制龙泉街、转盘大街,从而控制全市的交通中枢,阻止交通要道,弹压所有互相支援的共产党部队。
  第九路攻占红十字医院。由柴田久院长负责组织医院工作人员暴动,消灭共产党驻医院的军代表和朝鲜义勇军警卫分队,消灭住院的八路军伤病员。然后迅速打扫战场,开设陆军医院,接治从各暴动战场上下来的日本关东军和国民党部队伤员。
  第十路攻占广播电台和通化日报社。由寺田队长率队完成,届时广播和发表暴动成功的消息、社论,向通化市民宣告通化市中、日联合政府成立。
  ——关于国民党组织配合作战:
  1.将发出指示,要求国民党地方党员与直接作战的各部队一致行动。
  2.要求地方国民党组织宣传班,行动开始时协助各部队作战,暴乱成功后,立即宣传中央军接收通化的消息,并下令给桓仁、柳河、梅河口等方面的八路军部队就地待命受降。
  ——关于暴动中的口令、信号和标志:
  1.市内为电灯闪灭两次,最后完全熄灭为暴动开始信号。2.市郊以玉皇山顶点燃三堆狼烟为信号。3.口令:山和川。4.暴动时武装人员一律佩戴特别的臂章,日本关东军佩戴“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国民党武装力量佩戴“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5.所占领的一切阵地,都要挂国民党党旗为标志。6.各战斗队都要带上手电,相遇时手电筒摇三圈,以证实是自己人。7.吹三声长笛为联络信号。8.参加武装暴动的飞机尾部要系红色布带,地面标志为红丁字形布。9.驶进市区的坦克和装甲车要插黄色三角旗,小旗上写“暂编东边地区部队”字样。10.各战斗指挥部、指挥所挂国民党党旗为标志……
  转自《新文化报》
13#作者:一江水_&&回复日期:
09:45:00  [第11节]
  19 外围内应
  ——关于兵力组织:
  1.市内主要是三千余名日本关东军军人,国民党组织人员、伪军警宪特及三青团骨干,以及二道江“台湾军”三十余人。
  2.外围援兵主要有桓仁地方武装二千余人;抚松温德喜部四百余人;三区小南岔日军二百余人;八区四方顶子日军四百余人;林子头潜伏日军三千余人;长白山区潜伏日军二千余人;三源浦潜伏日军一千五百余人;飞机场西南山日军海部队约有一千余人;临江、抚松、长白、辑安、安图等地的散股土匪、伪警察和伪军等三百余人,均由地方国民党组织负责组织起来待命。迟文玉、王桂馨负责组织通化附近的大庙沟、七道沟一带五百余名土匪武装和夹皮沟谢连长的地方团队二百余人。
  3.在共产党内部的内应分子有通化支队李营长为首的数十人,县大队李大队长为首的三百五十人,县政府警卫排石史军、李洪斌等十五人,行署警卫连李正义两个排,中昌区二中队李桂森班长等五十余人,市公安局文书董国祥以下十余人。
  兵力总计五万人,其中日军三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二万人,内应分子六百余人。
  ──关于武器配备:
  1.装甲武器:坦克车四辆,装备机关炮和机枪;2.飞机:战斗机两架,高级教练机一架,九九教练机一架,装备炸弹、机枪、机关炮、宣传品等;3.日军武器:装备有步枪、手枪、机枪、手榴弹、战刀、棍棒等;4.市县政府内应分子资助三十八条步枪,一挺机枪;5.中昌区赤川、小谷、绪方、小林狂介筹备四十支步枪;6.通化支队司令部内应分子提供勃朗宁手枪一支;7.县大队资助两挺机枪。
  ——关于暴动日期:
  根据辽宁省国民党党部李光忱主任的命令,暂时定为1月27日。
  20 磨刀霍霍
  通化的日本关东军与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并没有按计划于1946年1月27日举行暴乱。原因是藤田实彦认为暴乱的条件还是不成熟,山里的日军没有联系上,外援兵力不足;另外,筹备的武器也没有运到,进攻力量不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举行暴乱,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孙耕尧将这一改动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主任做了报告,李光忱强令:“没有外部援兵也要暴动!”于是,经过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再次协商,决定在1946年2月3日,即春节初二凌晨4时举行暴乱。
  关于武装暴乱的各种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举行大规模的武装暴乱,必须准备足够的资金和物资。除了动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事先支付的二十万元暴动经费之外,暴动指挥部还动员一些有钱的日本人捐款。
  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还征集了五十辆马车,做为暴动时的交通运输工具。同时,筹备了三千吨薪炭与大批食品,提供给日本关东军暴动部队。
  还有一些日本军人向暴动指挥部提供了埋在通化、临江、辑安和二道江一带的现金、武器、汽油和药品的情报,以便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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