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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日我国有近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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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甲寅年腊月初八)，我国有近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有近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一种解释是: 中共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对手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 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受害者进行任何赔偿。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迫害。据说是林彪等人所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邓小平曾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二、第三次青年危机
就业困难和精神郁闷是青年危机的通用关键词。第三次青年危机也不例外，而且深具时代特色。
在全面转入市场化进程后，并没有出现社会的混乱，政治摆脱了改革初期的动荡，经济上创出了中国奇迹，这给了决策者和人民以极大的信心，于是开始加速发展高等教育。1999年启动的全面扩招使得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每年不足百万迅速发展到超过600万。这不仅是意味着更多的青年成为大学生，而且意味着使得更多本来准备在社会体系的边缘中就业的青年，现在要期待进入更为中心的位置就业，要求更高的工资、福利和地位。以前的新青年或者知青很少是上过大学的，更遑论研究生教育，可是今天的青年危机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包括研究生的安身立命出现了困难。他们支付了更高而且极高的教育成本，习惯于更高水准的城市生活，期待工作后得到至少与做学生时差不多的生活来源，尽管他们的期望值是毫不过分的，却对整个社会系统的承受能力构成了巨大挑战。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保持持续高速，并且产业结构也能如期待的那样不断升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高的位置，那么，这样的扩招是一种先见之明。可是，我们在GDP和财政收入在连年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升级却受到了国际分工体系上游国家的强力打压。社会化就业的通道再次受阻。比如我们一致认为生命科学是21世纪的带头学科，生工产业也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产业，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事实，但这更像是美国的事实，而不是中国的事实，在中国，生工专业的学生就业很困难。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的极度困难，另一方面却是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与广大乡村的人力不足。这种反差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失算。
这种反差的背后不仅有国家的失算，还有国家的失误。更能创造就业的部门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地方和乡村的活力是如何衰退的？私营部门是如何萎缩和官僚化的？作为不可忽视因素，集权和垄断给一代年轻人的前途蒙上了阴影。
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需要实现的就业比之老青年更为社会化，那么，当代青年的就业更加不可能通过一种乡土的或者地方的方式来解决，必须依靠一种全局性的进步来解决。实际上，新一代年轻人不仅在故里失去了根基，而且正在关系网络里失去依凭，他们获得他人帮助的能力远不如前辈。形象地讲，是关系的纽带变细了，变弱了。本来，人格化的运作是国人穿越体制藩篱的传统功夫，现在这种功夫的威力减弱了。
当前处于危机的青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80后&或&90后&。当他们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孤身一人，较少有姐妹兄弟。当他们还没有上学时，常被家人当成宠物，肆意索取安慰和欢乐，很少关心他（她）的人格成长和基本教养，这使他们养成了很多让后来的单位领导和同事不欣赏的特点，通俗地讲，就是不太懂事，不会做人。这实际上使得他们很难得到他人真心的帮助，更多的时候，只能期待被人利用。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更高阶段的应试教育，这种教育几乎彻底剥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力，教育就是生产高分。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变成了巨型企业，一个年级动辄十几个班，一个班动辄60人以上，学生在校领导和老师眼里的地位无可避免地下降了。为了防止出问题，下课后不能随意走动，更不能自由进出校门。学生之间的人格化交往被集权化的时间控制和人身控制严重地削弱了。尽管升学率提高了，但学习却没有变得自由和快乐。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学阶段，却发现这里的师生关系还不如高中阶段，很少有老师能叫出全班学生的姓名。最熟悉的老师一定是辅导员而不可能是任何一位一线教学老师。老师们都忙于搞钱。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人格化联系空前地淡漠了。在高考以前，学校管得太严，在高考以后，老师放得太松。而且，这一代人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熟悉各种各样的现代信息技术。这占用了他们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应该被用来和同学一起打球、玩牌、喝酒、胡扯，应该用来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可惜他们太忙了。如果缺乏关于学校、老师和共同经历的美好记忆，他们毕业后聚会时的共同话题必定就减少了。这段最宝贵的青春，在物质上更昂贵了，却在精神上大大地贬值了，结果，一份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也被注水了。
即使80后、90后能够找到工作，并且月薪超过当地平均工资一倍，要想靠自己来买一套房子，建立家庭，也是极为困难的，纵然可以立业，却很难成家，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窘局。而且，他们还是税负和收入比最高的群体。这种危机对于女生尤为深重。聪明、勤奋、付出极大努力拿到学位，却难以过上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这不只是女生自己的问题，而是未来中国家庭的问题，是下一代的母亲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民族的问题。
三、走出危机？
第一次的青年危机的解除是一种全国战争的方式来转移的，第二次的青年危机才称得上是被有序地化解的。重读
第二类是放权，当时是一方面向基层放权，发展集体企业；另一方面向私人放权，允许发展个体经济。这个做法对于今天尤有启发。今天，经济领域里的集权行动力度太大。行政垄断发生在所有重要行业里，而且这种垄断从政府垄断演变成中央政府垄断。地方政府被逼入卖地为生的困境中，社会的活力能不受到影响吗？今天还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困难。这与前一方面也大有关系。比如，中储粮集团在国家最低收购价和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对很多粮食主产区的粮源形成了垄断格局，这对于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来说是很不利的，对于个体私营的粮食加工企业更是构成了沉重的打击。我们要建立统一大市场，也确实要加强经济领域里的管理，但是否一定就只能通过行政垄断，特别是中央集权式的行政垄断来解决问题？
第三类是减少城市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当时是提出了要固化户籍制度的要求，严控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今天没有必要固化户籍制度，在城市户籍不值钱的地方无所谓固化不固化；在城市户籍值钱的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极其固化。问题是，我们的大学扩招政策必须转变成适当缩招的政策。或者如果不在形式上缩招，也要减少高等教育文凭的发放量，把重心切实放到改善教育质量上来，提高文凭的含金量，真正让那些耗尽家财的读书人学有所值。这也必须是以放活高校为前提的。
&&&&&&&&&&&&&&&&&&&&&&&&&&&& 中国经济到底是如何运转的？
&&& 有一些创见可以帮助你理解其中的奥秘。比如：
中国的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其背后的事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老百姓喜欢储蓄，而来自于中国一些大企业的大量储蓄。
文章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雇佣着80%劳动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中国的金融服务基本上为四大银行主宰，而四大行是为大公司提供服务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一直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补贴了那些大公司。鉴于此，中国亟须建设一个小型的地方金融服务系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看云卷云舒
兀立在山前的空旷
纵然五百年的风雨
也打消不了你的倔强
低垂在黄土的水旁
纵然五百年的凝望
也看不清你的脸庞
一轮半开的月亮
将散落三千里之外的梦乡如此“智库”在解读知青上山下乡时的错误令人费解（一周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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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智库”在解读知青上山下乡时的错误令人费解（一周闲话）
6月19日我在《上海知青网》的微信公众号里看到一篇《各方面专家对知青运动的认识和分析》文章。这篇长达1万2千字的文章对于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提出了看法，并且对于上山下乡的历史进行了解读。我又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原文是《智库层析知青上山下乡历史》。
作为智库，刊发了这样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令人不解。暂不说对于这段历史如何看待，就说在文中30个“第一”、“最”的故事讲述上存在着不少错误。有些错误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我真的很怀疑这样的“智库”是真的还是假的？
1、为何把“知青”这个词戴到了毛岸英头上？
　　（原文）中国最早的知青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知青这个词汇出现的历史几乎与20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概念中的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四十年代。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来老爷为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批注）知青，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这里时间被朝前推移了二三十年。作者无非是想说明毛泽东是多么英明伟大，早就指出了这条“光辉道路”，而且身体力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不顾事实的瞎吹捧啊。如果用知识分子一词还说得过去，套用几十年以后出现的知青一词，想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你对于历史的无知。
2、最早的知青歌曲竟然用这首曲谱填词而成？
（原文）中国最早的知青歌曲是知青们用《大海航行靠舵手》曲谱填词形成的。
（批注）是哪一首歌曲用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谱填词形成的，作者没有任何讲述。知青在什么时间，填写了哪些词，反映了什么，为什么要选用这首曲谱等等，都不得而知。
作为一份智库的报告，怎么话说到一半就戈然而止了，这样的智库报告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
3、中国最早到国营农场落户的知青群体，为何在时间上提早了7年？
（原文）早在1961年，北京有55名学生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落户，当地人称为“北京55”。
（批注）我摘录刘晓航教授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的记载：“北京五十五”是以李镇江为代表的北京中学生，共计55人，平均年龄不到17岁。“北京五十五”最早的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以高中生为主，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他们中一些人都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1967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时，由林力口述，张进辉补充，张春荣执笔，在黄军包里找到的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在总理离开座位走出了会议厅时，他们立刻迎上去面对总理那疲惫而亲切的面孔，紧张的心情不能放松下来。林力向总理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学红卫兵，我们希望到南方去支边，开垦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总理看着他们，亲切地问：“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
“总理，我们都是毕业生，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那好，你们的报告我再详细看看。”总理把他们的报告揣进上衣口袋走了。
第二天上午，东城区红代会的电话机响了，一直守在电话机边等消息的王树理、苏北海、何龙江争抢着拿起话筒。电话是北京市革委会打来的，让他们到市革委会接待办公室去一趟。
一个中年女同志微笑着接待了他们，然后拿出一大张纸——正是他们昨日在人民大会堂呈送给总理的报告。报告上方是总理的笔迹:“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按照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北京市革委会立即与云南省联系，云南省很快来了人，带来意见。第一，欢迎北京青年去云南参加边疆建设；第二，为了安全。不宜去红河州的河口，建议去西双版纳；第三，人员最好不要多，50人左右为宜。消息已经传开，要去的人越来越多。李镇江、伍穗平等人5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根据云南省革委会农林小组为他们安排的行程，“北京五十五”于日启程，在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
这段历史怎么会提前到了1961年？
4、为什么要玩弄知青上山下乡的情感？
　　（原文）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号召。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在知识青年自发奔赴农村的形势下，颇会研究群众心态并能加以掌握的毛泽东主席终于在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一声号令，势如破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全国几乎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起来了，几乎作有的大中学生都受到了鼓舞。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一时间京津沪渝及各大中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闹潮。绝没有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
（批注）这里有两个错误。其一，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是1968年12月。那时绝非是文革“后期”。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其二，知青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没有“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所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都知道，这种“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到处存在。
吴道平先生的那篇《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南方报网）里有一段精彩的讲述：“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过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
除此之外，我们都经历了当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后站台上那突如其来的一片哭声。父母送子女，兄弟送姐妹，同学送朋友，离别的那一刻对于所有上山下乡的人都不会忘记。即使你是自愿的，在那一刻都不会是“口号不断，慷慨激昂”的。人之常情啊，除非你是没有一点人性的爬行动物！
5、写贵州知青生活的电视剧怎么成立中国第一部描写北大荒知青的电视剧？
（原文）《蹉跎岁月》是第一部描写京津沪大城市知青在北大荒囤垦戍边生活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也在全国引起轰动，在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中引起沧桑的回忆。
（批注）知青作家写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描写了一群上海知青于70年代到贵州偏远山区插队落户的故事，以柯碧舟和杜见春的命运遭际为主线，以柯碧舟与杜见春、邵玉蓉之间的感情纠葛为基本情节，记录了一代知识青年所度过的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蹉跎岁月”，展示了他们所走过的那条虽曲折坎坷、但奋进向前的道路。
在这里被曲解为是写北大荒知青的，真的无法理解如此低级的错误！
6、云南知青大返城怎么提前了一年？
　　（原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村人口大返城，惊动了中央政府。
1977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农村人口大返城，是由云南省农垦系统的四川与北京藉的知青掀起的。他们打着“还我青春”的大旗由西双版纳市至昆明，又从昆明闹到北京，终于惊动了中央政府。中央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政策，各地知青们被允许回到故乡城市。
（批注）这里讲的是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这段文字里错误百出！
第一，时间错误。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发生在1978年秋天。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由此引发了5万知青的罢工和北上请愿。作者说是1977年，不知出处何在？
第二，口号错误。云南知青当时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回家！口号目标明确，团结凝聚了5万知青齐心协力实现了回城的愿望。
第三，发起人错误。当时留在云南各个农场人数较多的是上海、重庆、成都知青。北京和昆明的知青只是极少数还留在农场。发起这场大返城风潮的主要是上海和重庆、成都的知青。
这段历史在刘晓航教授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有着详细的记载。作为智库的作者们难道连这样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
&&&&7、知青在国家和军队岗位上的最高职务是这些人？
（原文）中国知青回城后在国家和军队领导岗位上的最高职务者。知青进入各级领导岗位的不在少数，大多以处一级为多。曾轰动一时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上有人做过调查，北大荒知青中担任职务最高的“荒友”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等。目前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现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副政委，军衔为中将。
（批注）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了。怎么会看不到目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常委）中有知青经历的那几位？
8、为何前后矛盾？
（原文）知识青年回城风。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批注）前面在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上是1977年还是1978年上存在明显的错误。这里又一次讲到了这个事件。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对于1978年10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解读，作者回避了一个事实。就在这次会议上做作出了一个决定，遭到了还在农场的云南知青的愤慨和反对。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一节里是这样说的——
“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经出现之前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在各地兴起。”
杜洪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认为：“（知青工作会议）堵绝了相当一大批知青返城的路。……像这样的忽然‘解冻’忽然‘冻结’的情形已经反复过多次。……1978年底至1979年上半年，是知青们为返城而做出种种过激举动的最集中的时期。”
这是事实！
9、尊重历史，不曲解历史是讨论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基础。
（原文）近些年来，在对知青历史的评价研究中，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片面认识：一是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二是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三是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历史的、辩证的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以偏盖全的结论，或依据个人当今政治立场点评历史都是站不住脚的。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信仰纠葛产生社会多元，这本不是坏事，但曲解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
（批注）智库的作者们讲了这番话，没错！问题是自己做的如何？谁在“曲解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
上述这些明显历史常识错误，难道不会带来片面、“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
连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有点愧对“智库”两个字？
智库提到的三种片面的看法，认为原因主要是：“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那么，是不是说这些人该闭嘴了？只有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并且对知青问题不关切的人讲述的历史和看法才会得出准确的结论呢？例如，智库！
我看到这篇文章的开始有一个引言——
“智库首席专家杨志刚引言：不久前，智库应邀出席《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忆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梁保全香港历史及人文研究中心、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法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香港知青协会等主办。国内外学者五十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就中国知青运动的原因和历程等问题展开研讨。”
专家啊，学者啊，权威啊！是不是能够得出令知青们信服的结论呢？未必！
例如：“与会专家认为，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那么，这些“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在长达十多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里是不是存在？如果说存在，为什么不许说呢？即使是个别的现象，它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叙述了这些就会“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这种戴大帽子的说法令人憎恶！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存在着不同看法。究竟如何看，关键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假如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不讲真话，最终留给后人的是一段被曲解的历史。在貌似公正的面孔下，以一顶顶大帽子来阻止亲历者讲真话，最终一定是适得其反。
在仔细研读了智库的这篇报告以后，我发现作者在编写这样的报告过程中是很不严肃的。例如，在讲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青大返城被镇压”的时候，怎么会用“第一人称”的讲述。“我的朋友大头也受了处分，当然他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他常常对我述说那段激动人心的逃亡日子。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场失败的知青大逃亡只不过是一次历史预演，真正有声有色的回城大戏当在几年后隆重开幕。”
这样的问题在讲述李庆霖这个人物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在怀疑，这是一份严肃的智库报告吗？难道是东拼西凑起来糊弄我们的报告？这样的智库会不会是鱼龙混杂之类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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