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9-01-07 &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 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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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 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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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 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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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 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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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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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了中国2千年历史！至今儒家思想还在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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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儒学是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则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二者在同一个国度里先后居于主 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传统的思想文化，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发掘和批判继承儒学中的精华，包括道德价值、人文理想、民本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等等，都受到执政党和学术界的重视，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容相通问题。这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继续持一种二者不相容、不两立的观点，他们自称“儒家”或“新儒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非我族类、入主中国的外来文化，坚持“华夷之辨”的立场，明确提出了“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口号。他们的典型言论是“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还有人提出“鹊巢鸠占”说，意思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被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所以他们极力要恢复儒学在古代的那种“王官学”地位，希望重新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了，反映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已成为思想斗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不过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二者是可以并存、相容、互补的，特别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然就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异中之同”上。但具体观点差别也很大。肯定二者有相容性，还有一个以哪一种思想学说为主导的问题。
  有人明确提出了“儒体马用”论，用海外新儒家一个代表人物的话来说，就是儒学要取得“文法”的地位而不只是“词汇”。
  有人以儒学发展史来涵盖甚至代替整个中国思想史，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他们看来，儒学是“常理”、“常道”，是神圣天道的体现，其他思想学说都不过是它的一个分殊形态。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唯心主义思想史观，在今天仍有一定市场。
  在主张二者可以并存的学者中，还有人提出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这与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元化理论显然是不相应、不一致的。
  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容、相通、相结合的学者很多，有人还以“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但论证的角度各不相同。比如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就主要是从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思维方法方面去找二者的相似性、结合点；有的学者则主要是以中国古代“均贫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来接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就不能不重视儒学主张入世、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以人为本、重视经世济民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的学者则更加注重儒学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性的思想内容，认为这些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主要之点。我认为这些研究和探讨都是有意义的，前提是对儒学采取有“扬”有“弃”的分析态度，继承和发扬其中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那部分思想内容，而不是肯定儒学的整个思想体系。
  在讲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文章中，还有一种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和“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认为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有混淆二者界线之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相容相通之处，并不能否定二者各有其本质的规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界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马克思主义要是儒学化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面目。同样，儒学也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学是分析儒学、解构儒学，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同时也要批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大概不能把这叫做儒学马克思主义化。
  “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就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替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去找原因，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世异则道变，“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社会主义时代也不可能继续沿用封建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将其定位为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
  三、能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或者用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来提升甚至取代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思想界必须正视和严肃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中现实性最强的一个问题
  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已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也成了各种思潮争夺和曲解的对象。有人把它曲解为“民主社会主义”，已有不少文章进行辨析和批评；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而有关讨论和辨析的文章却很少，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礼记·礼运》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国历史上确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料，但这些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都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利用这些思想资料讲“儒家社会主义”的人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除了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考察的学术论析文章之外，大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可以将其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解释为儒家社会主义。其论证逻辑一般是：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这种论证在逻辑上的不周延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近现代走向视而不见，怎么能把“中国特色”讲清楚呢？
  二是自由左派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提出要“通三统”，即打通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和正义传统、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和自由传统，形成“新改革共识”；并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和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的“新改革共识”带有批评只强调市场、效率、自由和权利的“旧改革共识”的意义，所以要用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和儒家的“和谐”理念来补正；其整合三种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十七大讲的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有，“中华”这个概念本来包含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把它诠释为“明贵贱，别同异”、“严华夷之辨”的儒家，能够得到56个民族和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认同吗？
  三是大陆新儒家的“儒家社会主义”论。其代表人物在“政治儒学”中提出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的“王道政治”方案，并主张重建以儒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国家，他明确说这不是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又自称接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其中还有人写了“一论”、“二论”、“三论”儒家社会主义；另有人写了《从马克思到孔夫子：中国历史必然的选择》等文章，也自称“儒家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个外国人，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写了《中国的新儒家》一书，力挺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活动，称其为“左派儒学”。他在研究了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格局后做出了这样的政治预言：“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的标签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为“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大造舆论。
  上述三种“儒家社会主义”论中，在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种，与社会主义最不沾边的也是第三种，其现实目的和理论实质是什么，值得认真研究。从其代表人物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攻击，到他们提出“复古更化”的系列主张，包括在三院制中，“通儒院”议长要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由衍圣公指定的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等人士担任等听起来像是隔世之梦话，但又确实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儒士共同体专政”的重要内容，如果这就是所谓“儒家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很容易叫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评论：“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可笑的是还有人把它叫做“左派儒学”！
  目前全党全国都在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不仅要从正面认识它作为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实践运动的深刻意义，而且也要看到它在思想战线上遇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个是“民主社会主义”论，一个是“儒家社会主义”论。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共产党员，有责任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有力地回应这些挑战，捍卫党的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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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儒学是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则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二者在同一个国度里先后居于主 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传统的思想文化，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发掘和批判继承儒学中的精华，包括道德价值、人文理想、民本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等等，都受到执政党和学术界的重视，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容相通问题。这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继续持一种二者不相容、不两立的观点，他们自称“儒家”或“新儒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非我族类、入主中国的外来文化，坚持“华夷之辨”的立场，明确提出了“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口号。他们的典型言论是“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还有人提出“鹊巢鸠占”说，意思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被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所以他们极力要恢复儒学在古代的那种“王官学”地位，希望重新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了，反映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已成为思想斗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不过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二者是可以并存、相容、互补的，特别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然就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异中之同”上。但具体观点差别也很大。肯定二者有相容性，还有一个以哪一种思想学说为主导的问题。
有人明确提出了“儒体马用”论，用海外新儒家一个代表人物的话来说，就是儒学要取得“文法”的地位而不只是“词汇”。
有人以儒学发展史来涵盖甚至代替整个中国思想史，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他们看来，儒学是“常理”、“常道”，是神圣天道的体现，其他思想学说都不过是它的一个分殊形态。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唯心主义思想史观，在今天仍有一定市场。
在主张二者可以并存的学者中，还有人提出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这与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元化理论显然是不相应、不一致的。
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容、相通、相结合的学者很多，有人还以“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但论证的角度各不相同。比如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就主要是从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思维方法方面去找二者的相似性、结合点；有的学者则主要是以中国古代“均贫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来接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就不能不重视儒学主张入世、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以人为本、重视经世济民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的学者则更加注重儒学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性的思想内容，认为这些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主要之点。我认为这些研究和探讨都是有意义的，前提是对儒学采取有“扬”有“弃”的分析态度，继承和发扬其中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那部分思想内容，而不是肯定儒学的整个思想体系。
在讲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文章中，还有一种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和“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认为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有混淆二者界线之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相容相通之处，并不能否定二者各有其本质的规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界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马克思主义要是儒学化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面目。同样，儒学也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学是分析儒学、解构儒学，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同时也要批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大概不能把这叫做儒学马克思主义化。
“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就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替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去找原因，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世异则道变，“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社会主义时代也不可能继续沿用封建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将其定位为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
三、能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或者用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来提升甚至取代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思想界必须正视和严肃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中现实性最强的一个问题
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已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也成了各种思潮争夺和曲解的对象。有人把它曲解为“民主社会主义”，已有不少文章进行辨析和批评；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而有关讨论和辨析的文章却很少，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礼记·礼运》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国历史上确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料，但这些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都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利用这些思想资料讲“儒家社会主义”的人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除了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考察的学术论析文章之外，大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可以将其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解释为儒家社会主义。其论证逻辑一般是：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这种论证在逻辑上的不周延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近现代走向视而不见，怎么能把“中国特色”讲清楚呢？
二是自由左派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提出要“通三统”，即打通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和正义传统、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和自由传统，形成“新改革共识”；并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和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的“新改革共识”带有批评只强调市场、效率、自由和权利的“旧改革共识”的意义，所以要用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和儒家的“和谐”理念来补正；其整合三种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十七大讲的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有，“中华”这个概念本来包含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把它诠释为“明贵贱，别同异”、“严华夷之辨”的儒家，能够得到56个民族和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认同吗？
三是大陆新儒家的“儒家社会主义”论。其代表人物在“政治儒学”中提出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的“王道政治”方案，并主张重建以儒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国家，他明确说这不是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又自称接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其中还有人写了“一论”、“二论”、“三论”儒家社会主义；另有人写了《从马克思到孔夫子：中国历史必然的选择》等文章，也自称“儒家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个外国人，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写了《中国的新儒家》一书，力挺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活动，称其为“左派儒学”。他在研究了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格局后做出了这样的政治预言：“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的标签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为“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大造舆论。
上述三种“儒家社会主义”论中，在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种，与社会主义最不沾边的也是第三种，其现实目的和理论实质是什么，值得认真研究。从其代表人物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攻击，到他们提出“复古更化”的系列主张，包括在三院制中，“通儒院”议长要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由衍圣公指定的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等人士担任等听起来像是隔世之梦话，但又确实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儒士共同体专政”的重要内容，如果这就是所谓“儒家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很容易叫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评论：“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可笑的是还有人把它叫做“左派儒学”！
目前全党全国都在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不仅要从正面认识它作为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实践运动的深刻意义，而且也要看到它在思想战线上遇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个是“民主社会主义”论，一个是“儒家社会主义”论。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共产党员，有责任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有力地回应这些挑战，捍卫党的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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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儒学是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则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二者在同一个国度里先后居于主 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传统的思想文化，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发掘和批判继承儒学中的精华，包括道德价值、人文理想、民本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等等，都受到执政党和学术界的重视，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容相通问题。这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继续持一种二者不相容、不两立的观点，他们自称“儒家”或“新儒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非我族类、入主中国的外来文化，坚持“华夷之辨”的立场，明确提出了“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口号。他们的典型言论是“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还有人提出“鹊巢鸠占”说，意思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被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所以他们极力要恢复儒学在古代的那种“王官学”地位，希望重新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了，反映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已成为思想斗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不过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二者是可以并存、相容、互补的，特别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然就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异中之同”上。但具体观点差别也很大。肯定二者有相容性，还有一个以哪一种思想学说为主导的问题。
有人明确提出了“儒体马用”论，用海外新儒家一个代表人物的话来说，就是儒学要取得“文法”的地位而不只是“词汇”。
有人以儒学发展史来涵盖甚至代替整个中国思想史，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他们看来，儒学是“常理”、“常道”，是神圣天道的体现，其他思想学说都不过是它的一个分殊形态。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唯心主义思想史观，在今天仍有一定市场。
在主张二者可以并存的学者中，还有人提出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这与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元化理论显然是不相应、不一致的。
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容、相通、相结合的学者很多，有人还以“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但论证的角度各不相同。比如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就主要是从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思维方法方面去找二者的相似性、结合点；有的学者则主要是以中国古代“均贫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来接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就不能不重视儒学主张入世、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以人为本、重视经世济民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的学者则更加注重儒学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性的思想内容，认为这些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主要之点。我认为这些研究和探讨都是有意义的，前提是对儒学采取有“扬”有“弃”的分析态度，继承和发扬其中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那部分思想内容，而不是肯定儒学的整个思想体系。
在讲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文章中，还有一种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和“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认为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有混淆二者界线之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相容相通之处，并不能否定二者各有其本质的规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界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马克思主义要是儒学化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面目。同样，儒学也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学是分析儒学、解构儒学，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同时也要批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大概不能把这叫做儒学马克思主义化。
“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就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替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去找原因，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世异则道变，“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社会主义时代也不可能继续沿用封建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将其定位为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
三、能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或者用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来提升甚至取代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思想界必须正视和严肃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中现实性最强的一个问题
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已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也成了各种思潮争夺和曲解的对象。有人把它曲解为“民主社会主义”，已有不少文章进行辨析和批评；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而有关讨论和辨析的文章却很少，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礼记·礼运》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国历史上确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料，但这些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都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利用这些思想资料讲“儒家社会主义”的人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除了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考察的学术论析文章之外，大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可以将其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解释为儒家社会主义。其论证逻辑一般是：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这种论证在逻辑上的不周延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近现代走向视而不见，怎么能把“中国特色”讲清楚呢？
二是自由左派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提出要“通三统”，即打通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和正义传统、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和自由传统，形成“新改革共识”；并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和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的“新改革共识”带有批评只强调市场、效率、自由和权利的“旧改革共识”的意义，所以要用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和儒家的“和谐”理念来补正；其整合三种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十七大讲的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有，“中华”这个概念本来包含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把它诠释为“明贵贱，别同异”、“严华夷之辨”的儒家，能够得到56个民族和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认同吗？
三是大陆新儒家的“儒家社会主义”论。其代表人物在“政治儒学”中提出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的“王道政治”方案，并主张重建以儒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国家，他明确说这不是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又自称接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其中还有人写了“一论”、“二论”、“三论”儒家社会主义；另有人写了《从马克思到孔夫子：中国历史必然的选择》等文章，也自称“儒家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个外国人，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写了《中国的新儒家》一书，力挺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活动，称其为“左派儒学”。他在研究了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格局后做出了这样的政治预言：“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的标签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为“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大造舆论。
上述三种“儒家社会主义”论中，在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种，与社会主义最不沾边的也是第三种，其现实目的和理论实质是什么，值得认真研究。从其代表人物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攻击，到他们提出“复古更化”的系列主张，包括在三院制中，“通儒院”议长要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由衍圣公指定的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等人士担任等听起来像是隔世之梦话，但又确实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儒士共同体专政”的重要内容，如果这就是所谓“儒家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很容易叫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评论：“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可笑的是还有人把它叫做“左派儒学”！
目前全党全国都在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不仅要从正面认识它作为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实践运动的深刻意义，而且也要看到它在思想战线上遇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个是“民主社会主义”论，一个是“儒家社会主义”论。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共产党员，有责任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有力地回应这些挑战，捍卫党的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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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儒学是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则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二者在同一个国度里先后居于主 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传统的思想文化，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发掘和批判继承儒学中的精华，包括道德价值、人文理想、民本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等等，都受到执政党和学术界的重视，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容相通问题。这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继续持一种二者不相容、不两立的观点，他们自称“儒家”或“新儒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非我族类、入主中国的外来文化，坚持“华夷之辨”的立场，明确提出了“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口号。他们的典型言论是“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还有人提出“鹊巢鸠占”说，意思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被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所以他们极力要恢复儒学在古代的那种“王官学”地位，希望重新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了，反映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已成为思想斗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不过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二者是可以并存、相容、互补的，特别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然就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异中之同”上。但具体观点差别也很大。肯定二者有相容性，还有一个以哪一种思想学说为主导的问题。
有人明确提出了“儒体马用”论，用海外新儒家一个代表人物的话来说，就是儒学要取得“文法”的地位而不只是“词汇”。
有人以儒学发展史来涵盖甚至代替整个中国思想史，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他们看来，儒学是“常理”、“常道”，是神圣天道的体现，其他思想学说都不过是它的一个分殊形态。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唯心主义思想史观，在今天仍有一定市场。
在主张二者可以并存的学者中，还有人提出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这与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元化理论显然是不相应、不一致的。
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容、相通、相结合的学者很多，有人还以“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但论证的角度各不相同。比如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就主要是从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思维方法方面去找二者的相似性、结合点；有的学者则主要是以中国古代“均贫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来接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就不能不重视儒学主张入世、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以人为本、重视经世济民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的学者则更加注重儒学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性的思想内容，认为这些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主要之点。我认为这些研究和探讨都是有意义的，前提是对儒学采取有“扬”有“弃”的分析态度，继承和发扬其中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那部分思想内容，而不是肯定儒学的整个思想体系。
在讲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文章中，还有一种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和“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认为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有混淆二者界线之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相容相通之处，并不能否定二者各有其本质的规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界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马克思主义要是儒学化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面目。同样，儒学也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学是分析儒学、解构儒学，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同时也要批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大概不能把这叫做儒学马克思主义化。
“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就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替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去找原因，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世异则道变，“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社会主义时代也不可能继续沿用封建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将其定位为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
三、能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或者用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来提升甚至取代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思想界必须正视和严肃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中现实性最强的一个问题
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已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也成了各种思潮争夺和曲解的对象。有人把它曲解为“民主社会主义”，已有不少文章进行辨析和批评；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而有关讨论和辨析的文章却很少，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礼记·礼运》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国历史上确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料，但这些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都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利用这些思想资料讲“儒家社会主义”的人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除了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考察的学术论析文章之外，大